近代传染病防治：接种疫苗、隔离病人应对鼠疫、天花

　　1900年的北京，入秋就冷得早，胡同里的槐树叶子落了一地，扫街的老张头裹紧了棉袄，却没像往常一样吆喝，只蹲在墙角，盯着地上的白灰圈叹气。那圈里是隔壁李家的小儿子，前几天还追着他要糖吃，这会已经烧得迷迷糊糊，脸上起满了红疹子——是天花，老北京人最怕的“痘症”。
　　那时候，遇上天花，老百姓要么求神拜佛，要么找“痘师”来“种痘”。所谓种痘，是把得过天花的人身上的痘浆，挑一点出来，在健康人胳膊上划个小口，让他轻微染病，盼着能扛过去。可这法子太险，十个人里总有两三个扛不住，反而送了命。李家就是怕这个，犹豫了两天，孩子的疹子已经冒白尖，痘师来了也摇头：“晚了，这痘发透了，只能听天由命。”
　　老张头看着李家媳妇哭天抢地，心里也发紧。他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的小女儿就是这么没的，那时候他也请了痘师，可痘浆刚种上，女儿就烧得直抽风，没撑过三天。那时候他就想，这世上就没个能安安稳稳防天花的法子吗？
　　还真有。这年冬天，通州的教堂里来了个英国医生，叫梅藤更，背着个黑皮箱子，里面装着小玻璃瓶，说是能“防痘”，不用挑痘浆，只用针管打一点“药”就行。消息传出来，老百姓都躲着走，说这是“洋鬼子的邪术”，打了会让人变“洋鬼子”。有个乡绅还带着人去教堂门口闹，说“咱们老祖宗的痘法用了几百年，哪用得着洋人的东西”。
　　梅藤更没急着辩解，只是在教堂门口摆了张桌子，每天给路过的人讲天花的厉害，还拿了两张图——一张是得过天花的人，脸上坑坑洼洼；一张是种过“洋痘”的人，皮肤光滑。有人好奇，问他“这药到底是啥？”梅藤更说：“是从牛身上取的痘浆，比人痘温和，种了之后顶多胳膊肿两天，不会送命。”
　　还是没人敢试。直到有天，一个叫王二的脚夫跑来找他。王二的媳妇刚生了娃，听说天花专找小孩，他急得睡不着觉，心想“反正老法子也危险，不如试试洋的”。梅藤更当场给王二的娃种了痘，只用针在胳膊上扎了一下，挤了点乳白色的药进去。过了几天，王二抱着娃来谢他，说娃除了胳膊肿了点，啥事儿没有，连发烧都没烧。
　　这事儿一传开，来种痘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梅藤更还教当地的中医配药，说种痘后要是发烧，喝几副清热的药就行。后来，官府也听说了，觉得这法子能少死人，就让梅藤更去各个县城推广。有个县令一开始还不乐意，说“洋人的东西进了我的地盘，老百姓该说我崇洋了”，可看着邻县种痘的地方，天花死的人比自己这少一半，也赶紧派人去请梅藤更。
　　这“洋痘”，就是后来咱们说的牛痘疫苗。它比人痘安全，效果还好，慢慢从通州传到北京，又传到天津、上海。到了1910年，全国已经有十几个城市能种牛痘，虽然还是有老百姓不信，但至少多了个能躲天花的法子。可谁也没想到，这年冬天，另一种更凶险的传染病，又从东北冒了出来——鼠疫。
　　1910年10月，黑龙江的满洲里，一个俄国人开的煤矿里，有两个矿工突然发烧、咳嗽，痰里带血，没两天就死了。一开始没人当回事，以为是普通的风寒，可没几天，矿上又死了十几个人，症状都一样。矿主怕影响生意，偷偷把尸体埋了，可还是没挡住——鼠疫像长了腿，顺着中东铁路，往哈尔滨跑。
　　到了11月，哈尔滨的傅家甸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街上的铺子关了大半，家家户户都插着柳条，说是能“驱邪”。有个药铺老板趁机卖“避瘟散”，几文钱一包的草药，炒到了一两银子，可买的人还是挤破头。更吓人的是，有些人家早上还好好的，晚上就全家病倒，第二天门就锁了，里面悄无声息——要么是都死了，要么是被邻居抬去乱葬岗了。
　　官府也慌了神。哈尔滨道台想派兵把傅家甸围起来，可士兵们听说里面有鼠疫，没人敢往前冲，有的还偷偷跑了。这时候，有人想起了伍连德——一个在英国学过医的中国人，刚在天津办了医学院，懂传染病。清廷赶紧发电报，让伍连德去哈尔滨，不管用啥法子，先把鼠疫按住。
　　伍连德到哈尔滨的时候，傅家甸的积雪已经没了脚踝，空气里都飘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他没先去官府，直接去了乱葬岗，扒开积雪，看了几具尸体——死者的肺部都烂了，嘴里还留着血。他又去看了几个病人，发现他们大多是矿工、铁路工人，都是住得挤、来往频繁的人。伍连德心里有了数：这鼠疫不是通过老鼠跳蚤传的，是通过飞沫传的，跟感冒一样，说话、咳嗽都能传染。
　　要防飞沫，就得戴口罩。伍连德找了家工厂，让工人用纱布和棉花做口罩——两层纱布中间夹一层棉花，绑在脸上，能挡住唾沫。他把这口罩叫“伍氏口罩”，让官府免费发给老百姓，还派人在街上教大家怎么戴。可一开始没人愿意戴，说“捂着嘴喘不过气”，还有人说“戴了就是承认自己有病”。伍连德没办法，只能带着医生和官员先戴，走在街上给老百姓示范：“你看，戴了这个，就不会把病传给家人了。”慢慢的，戴口罩的人才多了起来。
　　光戴口罩还不够，得把病人隔离开。伍连德找道台要了几间空房子，改成“隔离医院”，把病人分着放——轻的放一间，重的放一间，接触过病人的人也单独关起来，不许出门。可老百姓哪肯去隔离医院，说那是“关大牢”，有家人被带走，还哭闹着要去抢人。伍连德只能让士兵在隔离医院门口守着，又找了当地的乡绅，让他们去劝老百姓：“隔离不是害你们，是救你们，要是一家人都染了病，谁来照顾孩子？”
　　最难的是处理尸体。那时候哈尔滨已经死了几千人，尸体堆在乱葬岗，有的冻在雪地里，有的已经开始腐烂，鼠疫菌在尸体里繁殖，越堆越危险。伍连德想把尸体烧了，可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烧尸体是对死者的不敬。道台不敢拍板，说“这事儿得朝廷同意”。伍连德赶紧给北京发电报，说“不烧尸体，鼠疫永远好不了”。清廷犹豫了三天，最后还是同意了。
　　烧尸体那天，傅家甸的老百姓都站在远处看。几十具尸体被抬到空地上，浇上煤油，一把火点着，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有人哭，有人骂，可看着火越烧越旺，也没人敢上前。烧完之后，伍连德又让人把乱葬岗的雪挖开，撒上石灰，彻底消毒。
　　就这么着，戴口罩、隔离、烧尸体，三个法子一起用，到了1911年3月，哈尔滨的鼠疫终于控制住了——每天新增的病人从几百个降到了零。伍连德又把这法子推广到东北其他地方，没几个月，整个东北的鼠疫都平息了。这是中国第一次用科学的法子防治大规模传染病，伍连德也成了老百姓眼里的“救命大夫”，有人还给他立了长生牌，说“是伍大夫救了咱们东北人”。
　　鼠疫刚过，大家又想起了天花。这时候，牛痘疫苗已经比以前方便多了——以前得用玻璃瓶装，靠冰块保温，运到偏远地方就坏了；现在有了“冻干疫苗”，用锡管装着，不用冷藏，能运到乡下。民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防疫处”，让医生背着疫苗，走村串户去种痘。
　　有个叫丁福保的医生，在江苏推广种痘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固执的老太太。老太太说“我孙子不种痘，我当年就是种痘差点死了”。丁福保没跟她争，只是把自己胳膊上的种痘疤痕给她看：“您看，我这就是种的洋痘，几十年了，啥事儿没有。您孙子要是种了，以后就不怕天花了。”老太太还是不信，直到邻居家的孩子种了痘，后来村里闹天花，那孩子真的没事，她才抱着孙子来找丁福保：“大夫，您快给我孙子种痘，我以前是老糊涂了。”
　　到了1929年，全国大部分城市都能免费种牛痘，农村也有流动的种痘队。那时候，街上已经很少能看到脸上有天花疤痕的人了。有人问丁福保：“这牛痘能把天花赶跑吗？”丁福保说：“只要人人都种痘，总有一天，天花就再也不敢来了。”
　　他这话还真说对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更是把种牛痘当成大事，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组织大家种痘，连偏远的山区都没落下。1961年，中国最后一个天花病人在云南被治好，从那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天花病例。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这其中，有中国几十年推广牛痘疫苗的功劳。
　　回头看这几十年的传染病防治，不管是天花还是鼠疫，最管用的法子其实就两个：一个是接种疫苗，从源头防住；一个是隔离病人，切断传播。这法子看着简单，可在当年，要推行开来，比打仗还难——得跟旧观念斗，跟恐慌斗，还得跟有限的条件斗。可就是凭着医生们的坚持，官府的支持，还有老百姓慢慢的理解，这些法子才扎下了根，救了无数人的命。
　　就像1900年北京胡同里的老张头，他没等到天花被消灭的那天，可他要是知道，后来的孩子不用再怕天花，不用再受种人痘的罪，肯定会笑着说：“当年那洋大夫的法子，还真管用。”而1911年哈尔滨的老百姓，要是知道他们经历的鼠疫防治，后来成了中国防疫的样板，遇到传染病的时候，大家都会戴口罩、搞隔离，也会觉得，当年那场辛苦没白费。
　　传染病从来没离开过人类，可人类也从来没怕过。从牛痘疫苗到伍氏口罩，从隔离医院到全民防疫，每一次防治传染病的斗争，都是一次经验的积累，一次观念的进步。现在我们遇到传染病，知道要打疫苗、戴口罩、少聚集，这些习惯，其实都是从当年那些故事里来的——是无数医生、官员、老百姓一起，用汗水和智慧，给我们留下的“防疫规矩”。
　　这些规矩，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可就是靠着这些规矩，我们一次次挡住了传染病的进攻，保护了自己和家人。就像当年伍连德在哈尔滨说的：“防疫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所有人的事。只要大家都守规矩，再厉害的传染病，也能打败。”这话，到现在还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