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办技工学校帮年轻人学“一技之长”

　　1905 年的上海，初夏的太阳已经有点晒人。十六铺码头的栈桥上，陈阿福扛着半人高的粮包，一步一挪地往船上送。肩膀上的粗布垫早就被汗水浸透，磨得皮肤又红又肿，稍微一动就疼得钻心。他才十七岁，从江苏乡下逃荒来上海，没读过书，除了卖力气啥也不会 —— 码头的活干一天算一天，遇到雨天没活干，就得饿肚子。
　　这天傍晚，陈阿福蹲在码头边啃干馒头，看见几个穿短褂的人围着一张红纸看，还时不时点头议论。他凑过去，听一个戴眼镜的先生念：“江南制造局招工，办技工学校，学铁匠、木匠、机修，管吃管住，毕业还能留局里当技工。” 陈阿福愣了愣，“技工学校” 是啥他不懂，但 “学手艺”“管吃管住”“当技工” 这几个词，像钩子一样勾住了他 —— 要是能学个手艺，总比天天扛包强吧？
　　他攥着手里的干馒头，犹豫了半天，还是跟着那几个人去了江南制造局。门口的差役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皱着眉想赶他走，幸好戴眼镜的先生拦了下来：“只要愿意学，不管出身，都能来试试。” 就这样，陈阿福成了江南制造局技工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不知道，自己赶上的，是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头一波浪潮 —— 这浪潮，要帮无数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靠 “一技之长” 活出不一样的日子。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人琢磨着办 “学手艺” 的学校了。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办工厂、造枪炮，可找来找去，没几个会摆弄机器的人。江南制造局刚办的时候，造枪炮的师傅都是从外国聘来的，工资高得吓人，还动不动就摆架子。李鸿章看着着急，跟曾国藩商量：“总不能一直靠外国人，得自己培养人，办个学堂，教年轻人学技术，以后工厂才能自己撑起来。”
　　于是在 1867 年，江南制造局就办了 “工艺学堂”，教天文、算学，还有机器制造的基础。可那时候的人，大多觉得 “读书做官” 才是正途，学手艺是 “下等人干的事”，学堂招了大半年，才招到几十个学生。而且课程太偏理论，学生学了半天，还是不会修机器、造零件，毕业出去也没人敢用。这学堂办了没几年，就不了了之了。
　　可到了陈阿福去的 1905 年，情况不一样了。这时候清朝已经搞 “新政”，鼓励办实业，工厂越开越多，纺织厂、机械厂、矿场，到处都缺会手艺的人。江南制造局的技工学校，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不搞虚的，上来就教实操。陈阿福学的是铁匠，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跟着师傅练抡铁锤 —— 一开始锤柄都握不稳，练了半个月，胳膊肿得像馒头，才慢慢能把铁块砸得有模有样。
　　学堂的课程也实在，上午学两个时辰的算术、机械原理，下午就泡在工场里。师傅都是厂里干了十几年的老技工，不怎么会讲大道理，但手上的活没话说。有次陈阿福学打齿轮，铁块烧得太硬，一锤下去崩了个豁口，他急得快哭了。师傅没骂他，只是拿起另一块铁，一边烧一边说：“火要烧到橘红色，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锤要砸在中心，力道得匀。” 说着就抡起锤，几下就打出个规整的齿轮。陈阿福看着师傅手上的老茧，突然明白：手艺这东西，不是靠说的，是靠练的。
　　在学堂里，陈阿福第一次吃上了饱饭 —— 每天两顿干饭，中午还有一碗菜汤，偶尔能见到点肉。他把省下的钱寄回乡下，给家里写信说：“我在上海学手艺，以后能当技工，不用再扛包了。” 家里回信说，乡亲们都羡慕，说他 “走了正路”。其实不光是他，学堂里的其他学生，大多是像他这样的穷小子，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小商贩，还有的是学徒，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学好手艺，以后能挺直腰杆过日子。
　　这时候，全国各地的技工学校也多了起来。天津的北洋工艺学堂，教纺织、染色；湖北的汉阳铁厂学堂，教采矿、冶金；广州的机器局学堂，教船舶修理。这些学堂有个共同点：不搞 “学而优则仕”，只教 “学以致用”。比如北洋工艺学堂的纺织科，学生要在厂里实习半年，从纺纱到织布，每一道工序都得会；汉阳铁厂学堂的学生，要下到矿井里，学看矿脉、用采矿机，手上、脸上经常沾得黑乎乎的，但没人抱怨 —— 大家都知道，这些 “苦”，是以后吃饭的本钱。
　　可还是有人不理解。有次陈阿福回家，村里的老秀才见了他，摇着头说：“好好的人，不去读书考功名，跑去学打铁，真是可惜了。” 陈阿福没反驳，只是把自己打的一把镰刀送给老秀才 —— 这镰刀又锋利又耐用，老秀才用了半年，再也没说过闲话。其实那时候的社会，对 “技工” 的看法正在慢慢变：以前觉得技工 “低人一等”，可眼看着工厂里的技工一个月能拿两三块银元，比乡下的秀才挣得还多，不少人开始琢磨：学手艺，好像也不是件丢人的事。
　　到了民国初年，职业教育更是火了起来。这时候出了个叫黄炎培的人，他本来是教书的，看到很多年轻人毕业就失业，要么只会背书，要么啥手艺没有，心里着急。他说：“教育要是不能让年轻人有饭吃，那就是白办。职业教育，就是要让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1917 年，黄炎培在上海办了 “中华职业学校”，这学校跟以前的技工学校不一样，不光教工业手艺，还教商业、农业 —— 有木工科、铁工科、纺织科，还有商科、农科。学校门口挂着一副对联：“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意思就是既要会想，也要会干。
　　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早上要做 “晨操”，不是普通的做操，是练木工、铁工的基本功，比如刨木头、拧螺丝；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带学生去工厂参观，让他们看机器怎么转，布料怎么织；毕业的时候，学校还会帮学生找工作 —— 纺织科的学生，大多能进上海的永安纱厂、申新纱厂；铁工科的学生，能进造船厂、机械厂。
　　有个叫李梅的女生，家里是开小杂货铺的，父母本来想让她嫁人，她却偷偷报考了中华职业学校的纺织科。一开始家里反对，说 “女孩子学织布，像什么样子”，可李梅坚持要去。在学校里，她学得特别认真，别人练织布机练一个时辰，她练两个时辰，手上磨出了茧子也不在乎。毕业的时候，她因为技术好，被永安纱厂聘为技术员，一个月能拿四块银元，比她父亲开杂货铺挣得还多。她父母后来逢人就说：“没想到学手艺，女孩子也能有出息。”
　　那时候的职业学校，还有个特点：不看身份，谁都能来。不管是农民的孩子，还是商人的孩子，只要愿意学，都能报名。有个叫王大山的学生，以前是给人拉黄包车的，听说中华职业学校招生，就凑钱报了名。他白天上课，晚上还去拉车挣钱，虽然累，但学得特别刻苦。毕业的时候，他进了上海造船厂，学修船的发动机，没几年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还带了几个徒弟。他常跟徒弟说：“我以前拉车，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有活干；现在学了手艺，心里踏实，这就是职业教育的好。”
　　到了抗战时期，职业教育又有了新的用处。那时候很多工厂从沿海迁到内地，急需技术工人造枪炮、修机器。重庆、昆明、西安这些地方，办起了不少 “战时技工学校”，专门培养军工、机械、电讯人才。这些学校条件很苦，没有像样的工场，就用简陋的工具代替；没有足够的教材，老师就自己编；学生们住在茅草屋里，冬天冷得睡不着，夏天蚊子咬得满腿包，但没人叫苦 —— 大家都知道，自己学的手艺，能帮着打鬼子，能保家卫国。
　　昆明有个 “兵工技工学校”，学生们学的是造手榴弹、修步枪。有次厂里的机器坏了，外国工程师修了两天没修好，几个学生跟着师傅一起琢磨，用自己学的知识，居然把机器修好了。外国工程师惊讶地说：“没想到中国的年轻技工这么厉害！” 学生们听了，心里都特别骄傲 —— 他们知道，自己的手艺，不光能吃饭，还能为国家出力。
　　抗战胜利后，职业教育继续发展。南京、北平、广州这些大城市，都办了专门的职业学校，有的叫 “高级技工学校”，有的叫 “工业职业学校”。课程也更细了，有教汽车修理的，有教无线电的，还有教会计、秘书的 —— 不光是工业，商业、服务业也开始需要有专业技能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更是迎来了大发展。那时候国家要搞工业化，建工厂、修铁路、造汽车，急需大量技术工人。政府在全国各地办了几百所技工学校，比如长春的 “第一汽车制造厂技工学校”，专门为一汽培养汽车工人；沈阳的 “机床厂技工学校”，培养机床操作工人。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能进国营工厂，成为 “正式工人”，有稳定的工资，还有福利，在当时是很让人羡慕的。
　　就像当年的陈阿福，他在江南制造局技工学校毕业后，成了厂里的铁匠，后来又学了机器修理，慢慢成了技术骨干。他的儿子，也进了技工学校，学的是汽车修理，后来在上海的汽车厂工作。陈阿福老了的时候，看着儿子手上的工具，笑着说：“我那时候学手艺，是为了不饿肚子；现在你们学手艺，是为了造更好的东西，这就是进步啊。”
　　其实这么多年来，职业教育的核心一直没变 —— 帮年轻人学 “一技之长”，让他们有能力养活自己，有能力为社会做事。从清末的技工学校，到民国的职业学校，再到现在的职业技术学院，不管名字怎么变，不管教的手艺怎么更新，这个核心一直都在。
　　以前有人觉得，职业教育是 “次等教育”，只有成绩不好的人才去学。可实际上，职业教育救了很多人的命，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就像陈阿福，要是没去技工学校，可能一辈子都在码头扛包；像李梅，要是没学纺织，可能早就嫁人生子，一辈子围着灶台转；像抗战时期的那些学生，要是没学军工技术，可能就没法为国家出力。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手艺不是 “下等” 的，靠手艺吃饭，靠手艺做事，一样能活得有尊严，一样能有出息。
　　现在的职业教育，教的手艺更先进了，有教机器人操作的，有教无人机驾驶的，有教新能源汽车修理的，还有教电子商务、幼儿保育的。但不管教什么，本质上还是当年黄炎培说的 “双手万能，手脑并用”—— 既要会想，也要会干；既要学技术，也要学做人。
　　回头看一百多年前的那些技工学校，条件简陋，设备短缺，甚至连教材都不全。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学校，像种子一样，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技术工人。他们造机器、织布料、修汽车、建铁路，用自己的手艺，撑起了中国的工业发展，撑起了无数家庭的希望。
　　就像 1905 年上海的那个夏天，陈阿福攥着干馒头，走进江南制造局的大门时，他不会想到，自己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成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一个小小缩影。这个缩影告诉我们：教育不只是为了考大学、当白领，更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靠自己的双手，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职业教育的故事，还在继续。现在还有很多像陈阿福、李梅这样的年轻人，走进职业学校，学习手艺，为自己的未来打拼。他们的故事，和一百多年前的那些故事一样，都在证明：一技之长，能安身立命；职业教育，能点亮人生。这，就是职业教育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