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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临别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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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门外汉
      靓号:888
      创始人
      朋友送别,劝我把去国杂感写出来,寄回发表。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不过题目太大了。为今日中国之民,离今日中国之境,应当有多少感想齐攒心头?不过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千绪万端,何从讲起?言简意赅,亦难完作。只是题目虽大,也有许多不便讲与不容讲的。周作人先生所谓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第三句话说也无用(札中语)。我们可说的还是关于文学思想的方面。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个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既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要人民共负救国之责,便须与人民共谋救亡之策。处于今日廿世纪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话,总是不适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廿世纪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愿。今日救国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国之兴奋,戛戛乎其难矣。事至今日,大家岂复有什么意见,谁能负起救亡大策,谁便是我们的领袖,谁不能负这责任而误国,谁便须滚蛋。此后今日之中国是存是亡之责,与其政府独负,不如与民共负,后来国家荣盛,才能与民同乐而不一人独乐。除去直接叛变政府推翻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当尊重些。这也是我不谈政治而终于谈政治之一句赠言。
      ㈠文学——提倡幽默,本不必大惊小怪,然偏有惊之怪之者。不过平心而论,有因幽默而惊疑怪诧之人,便可证明幽默确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为文学之一要素,与悲壮、激昂等同为中外名著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没有不承认的。中国幽默文学是否稍有可观,成败自不必以眼前论之,但根本上反对幽默,或谓因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总难免中道统遗毒之嫌。由道统遗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觉须赶速作破坏工作,揭穿虚伪的严肃文体,而易以较诚恳、较自然、较近情、较亲切的文风。我是赞成诚恳而反对严肃的。主张严肃之人,大概在家做父亲,也不肯和儿子说两句笑话。在诚恳、亲切、自然、近情的文风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犹如改训话为谈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国文章向来是训话式的,非谈心式的,所以其虚伪定然与要人训话相同。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变铺张为亲切,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较诚实而已。
      提倡性灵,纯然是文学创作心理上及技巧上问题,除非有人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敢言作家桎梏性灵,专学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袭依傍,便可为文,本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辩。我们今日白话已得文体之解放,却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来虽是那末的新,想后仍是那末的旧。西方近代文学,无疑的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为特色,与古典文学区别。所谓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较得尽量而无顾忌的发挥出来。再推而广之,不论时代古今,凡著作中个人思感主张偏见愈发挥的,愈与近代散文接近,个人思感愈贫乏的,愈不成文学。即以此可为古今文学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黄河平常一个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济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较有文学价值,而“再斯可矣”又比“为政以德”较有文学价值,因为三思常人所赞成,孔子独反对之,到底是孔子比较有个人之思感。我们此后重评中国古人写作,也只好以此为标准。
      总而言之,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性灵二字虽是旧词,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着重性灵为一切文学解放基本之论。有人反对这种解放,那是道统未除,流毒未尽。性灵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情而已。两者在西洋文学,都是老生常谈,极寻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难,三十年后人见之,当引为奇谈。但是我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
      ㈡思想——中国今日举国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夸大狂,或忧郁狂,看来看去都不像大国风度,早失了心气和平事理通达的中国文化精神。更可虑的,是失了自信力。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也都因国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旧交汇,青黄不接所致。总而言之,乱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个而论,思想之健全,总不至如此乱嚷乱喊,稍有自信,也不至如此。拿这种态度来对付非常局面,如何了得。于此不能不提出这思想通达心气和平的老话来说。孟子言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能达斯能勇。对付非常时期,诚然非坚毅不可,但坚毅既非暴虎冯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观人暴虎,唱唱两声“坚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来,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国人必由历史之回顾,对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认识,然后对中国之将来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乐观。号为“革命”、“前进”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说他落伍,一味抹杀中国旧文学,否认中国祖宗,我认为只是弱者之装腔;而军阀贪官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一味复古,也只是黠者之丑态。在这种各走极端,无理的急进与无理的复古,都已各暴露中国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态度之遗失。无论维新与复古,这样的国是不能存在的。中国文化精神别的不讲,宽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同在北大讲学,因此今人叹北京大学之伟大,便只是这个宽大自由道理。中国古代称颂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说“政简刑轻”,使人人得安居乐业,也便是自由宽大之意。大国风度是如此的。中国要大家活下去,还得来这种宽大的精神。硁硁小人就是小人不宽大之意。无论哪一党派要负起救国责任,当留此宽大二字,否则一时炙手可热,日久必无成就。
      关于思想,更有一端为我所最愁虑者,就是统制思想。不要以为德国俄国实行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我们便应该赶时髦也来统制思想。统制思想之祸莫甚于八股,而依我的定义,凡统制思想都可名之为八股。八股驱天下士人而置之笼中,流毒千余年(包括一切科学),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于千余年后,闻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后,复欲以新八股自茧茧人,真可谓见道不明信道不笃了。统制思想政策行后,其效果亦必同于旧八股,一国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在这普遍的沉寂中,自有读书干禄之徒,为讨政治饭碗,受你笼络,亦自有一二宁舍富贵不肯干禄之生终笼络不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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