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流河给予我最初的精神浸润无疑是深刻的，它称得上是我内心深处一条波涛涌动和水声变幻的大河，是我回望家乡及往事不可避开的源头之一。时隔多年之后，我写了一篇万余字的散文《溯源追昔北流河》，除对北流河的渊源变迁作出纵横深入的梳理外，还深情回忆了我少年时期与这条河流的接触与感受，等同于以文字的方式从古到今、从头到尾穿行了一趟北流河。如同完成了一项人生的使命，文章写好后，我特地交给北流河的发源地——北流市主办的刊物《北流文艺》刊出。
就我个人写作而言，高中期间无疑是重要的起步期，那时我对文学的兴趣接近痴狂，自发创作了大批诗文，并且不断投稿，频繁与外界联络，信件多得连镇上邮政所的工作人员都对我有印象。那个时期，我分别在县、市、区（自治区）的报刊《紫藤》《桂东报》《南国诗报》《广西文学》等发表了文学作品，不时令人羡慕地收到样刊和稿费。当然也由此造成了学业的荒废，我的学习成绩除语文外一塌糊涂，糟糕到其他任课老师几乎对我不管不问了。高中毕业高考，尽管我在全校考生中考了倒数第二，但我在那所高中的知名度可能比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都要高。至今，我依然保留着一本笔记本，里面抄录了我高中时期写的几十首诗，由备注可知其中有十几首在各种报刊发表过。此外，我还保留着高中时用过的书包，书包上面有我当时用钢笔写上去的徐志摩的一句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人的一生首先是从名字开始的，那是他契入这个世界的符号。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取名安石榴，正是在刚上高中的时候，那时我蓄意要取一个笔名，自然而然联想到出生的村庄，起初我只是直接取名“石榴”，随后偶然看到有介绍说石榴又叫安石榴，相传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安息国（今伊朗境内）带回榴的种子，后来不知为何“安息”竟被误读成了“安石”，而“榴”也变成了“石榴”。另一说法是张骞从西域的安国、石国带回榴的种子，故称“安石榴”。总之今天所说的“石榴”其实原本叫做“榴”，而全称“安石榴”却鲜为人知。我被“安”这个字轻易吸引住了，遂正式把笔名定为“安石榴”。石榴村赋予了我契入文学世界的一个符号，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名字，这个名字在我离开家乡之后逐渐取代了我的原名，很多人也理所当然地误将“安”视为我的姓氏。
两广，沿一道河流往返
珠江的上游是西江，西江的上游便是我的家乡——藤县。在我少年时期的意识中，西江就是一条代表着出走和远方的漫漫水道，水流的方向就是我追寻的去向，后来命运果然安排我顺着这条水道来回奔走。从步入青年时期至今，我的人生轨迹，大抵就是由广西到广东，三十余载驻留往返，其间虽然有着短暂的偏离，然而命运终究将我拉回这一轨道。这些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自称是“两广人”，并请人刻了一枚“两广闲人”的印章，事实上这一自诩并无半点夸张。
1993年春夏之交，我在南宁做了一年多临时工之后，决定放弃省城而“落广”谋生。在我们家乡，到广东打工称为“落广”，一个“落”字，已显现潮流方向。我首先将深圳确定为奔赴去处，之所以如此选择，乃是因为这年春节和村里的小伙伴们聊天，听他们大肆渲染自己在深圳那边的打工收入，居然比我在南宁要多出两倍以上。犹记得临行前，我曾做过一个大雾弥漫、水光汹涌的梦，或许这只是其时不谙世事的我潜意识中对未明前程的一种渴望或忧虑，但没想到就在去往广东途中似乎有所印证。那时从梧州通往广东的321国道还需要盘山越岭，路程艰险，而西江水道水流壮阔，梧州到广州、虎门的客运轮船还在正常通航。我选择了乘船顺流而下的行走方式，傍晚时分从梧州上船，次日凌晨，船到顺德容奇，遭受了罕见大雾，轮船在缓慢探行一阵后终于放弃航行，不得不在江心停泊了一夜。我从轮船底层的三等舱往外望去，目睹浓雾中汹涌的江水在面前奔腾翻滚，清楚地回忆起不久前的梦境，不由得内心戚然不安。
若干年后，当我以诗歌的方式回望家乡来路，不自觉地写下“通往异乡的道路是一条河流”这样的句子，不由得蓦然省悟，原来我离乡的最初行程，不过是选择了沿一条河流出走，我不过是这条河流上一叶不断打转的船只，追逐着生命中空茫涌现的波涛！在大山里出生成长的经历，很早就给予我这样的认知，只有流水才能自行冲破重重阻隔，一往无前。在不同时期，我曾写过两首题为《西江水道》的诗，前一首是组诗《还乡》中的第一首，我由西江水道而写到梧州、藤县、石榴村，这是我由广东一路还乡的落点；后一首写于2023年初夏，正值我奔赴广东三十周年，此时我已清晰意识到这条水道于我的特别意义，自然而然地写下这些句子：“每一段水道都别具意义/标注家乡、出生和成长/更多的含义语焉不详”“流水从不停歇，又不止是流动/我顺着河流的方向出走/背负沿岸越来越多的地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江上的客运轮船逐渐消失，西江不知何时也丧失了原有的波澜壮阔，一度陷入枯竭干涸。随着国道改道和高速公路开通，及至2014年底南广高速铁路通车，西江作为两广之间的交通线路似乎已局限于零星的货船。事实上我也唯有初涉广东的那一次乘船顺流而下，此后每次跨越两广都是从陆地迂回行走，由国道到高速公路，由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321国道肇庆到梧州路段，大多依傍着西江，沿途风景美不胜收，而从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上坐车经过，一路上则极少看得到西江的身影。然而不能不说，地面上的道路方向，也就是河流的方向，只不过是削减了河流的曲折盘绕，而起点或终点殊途同归。
在我内心深处，始终将还乡之路当作一条时空苍茫的水道，它与我的人生去向息息相关，是生命和现实投射或束缚于我身上一道松弛又无法松开的绳索。在我不同时期的诗文中，这一长期潜伏的情结若隐若现，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献给石榴村的歌谣》《还乡》《西江水道》等诗作，更深的牵挂表现在我写于2000年前后的一篇小说《逆水》，小说中虚构了一位漂泊多年已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家乡又在何处的人，独自驾着一条小船逆水而上寻找家乡，他只记得家乡在河流的上游……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已由当年那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成为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年轻时候的归去或可仅仅为了思念，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还乡就有了更多的承载，这些承载中可能思念是最轻的。三十余年间，我大多数的还乡之行，不言而喻便是由广东到广西，具体来说更多时候是由广州到梧州或藤县，不变的终点是石榴村。即使在我旅居北京的那几年，也是取道广州回去，因为广州距梧州不足三百公里路程，比南宁至梧州还要近一些。所以，无论我去到什么地方，大抵都是沿着西江水道的方向穿行，离乡是起程，还乡是终程。当然，2019年之后，随着位于藤县境内的梧州西江机场开通，从两广之外的不少城市到梧州，完全可以撇开地面和水面了。
今天的藤县，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高铁站和机场、又有着跨省高速公路及内河港口的县份，在交通方面可谓水陆空一应俱全了。然而，作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土生土长的藤县人，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层层叠叠的大山和纵横交错的河流，更有着少年时期出走的艰难和精神的窒息。事实上，在我长大离开之前，对县城及其他乡镇仍然知之甚少，我没有在县城读书或居留的往事，像外乡人一样，我至今对县城的了解尚属于道听途说。只记得年少时看到过的县城犹如一个半岛状的城池，楼房和街道沿江岸排布，层叠而至半山，浔江和绣江（北流河）一南一北两面环绕，在前方交汇而去。如今，我记忆中的县城已成为寥落的老城，称为河西，而隔着绣江的河东已发展为县城繁华中心，另有一座跨江大桥连通浔江北岸的新城区。
我对县城最为难忘的一段回忆，属于最早结交的诗友戈鱼，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南方偏远小城，戈鱼成为我诗歌唯一同伴。其时他也初中毕业没几年，顶替父职在县城一个工厂做机修工人，自发写诗，曾在当时的《诗歌报》《诗神》等刊物发表过诗作，并与国内各地诗友有着较多书信往来，也是广西具有影响力的民间诗报《扬子鳄》《自行车》的早期参与者。只是，随着后来的结婚、生子、下岗，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诗人戈鱼被世俗和现实绊倒了，竟至在藤县那个方寸之隅渐渐消失。
与戈鱼的结识，打开了我诗歌写作初期的蒙昧，我从他那里最先接触到现代主义诗歌作品，观念意识骤然发生变化。那时我每到县城，仅有的去处就是他在东山脚下的工厂宿舍，现今那一片厂区早已荡然无存。2001年岁末，我从广州返回石榴村，在县城等候转车到镇上的间隙，一股强烈的思念促使我直奔戈鱼以前的工厂宿舍，在那个熟悉的门口，我目睹一派萧索无人的景象，那里似乎弃置已久了，据说工厂早就倒闭，人员散尽。我默默地在荒凉中坐了一会，眼前又浮现出当年与戈鱼一起饮酒谈诗的场景，倍感黯然神伤。
这么多年来，我不知有过多少次还乡之行，多数时候都乏善可陈，但不能不说每次都会涌出或轻或重的波澜，尤其是父母相继病重到去世的那几次返回，我的内心充满凄怆，一路的行程也无比灰暗，仿佛在返回遭受浩劫后的家乡。母亲病逝于2009年岁末，在她去世一个月之后，我写下了一首诗《母亲睡着了》，其中好几处提及我长年在外对母亲造成的伤痛：“母亲病了很久，从我离开家乡/她就开始把病传染给身体”“在这个冬日，离春节还有十三天/她厌倦了新年/我不是节庆/但回家可能是一个节日/却没能再和母亲一起度过”“在我道路开始的地方/她入土为安/我不是花朵/但可能是一棵青草/却没能茂盛在母亲的坟茔”。
在很多人看来，越是离乡日久，还乡就越是显得郑重或隆重，不是有一个成语叫“衣锦还乡”嘛！我却从来喜欢不事声张的还乡，事实上也没什么可以声张的。二三十年来，我并未积攒到世俗眼中的功名财富，也依然孑然一身，除了成为一个不被乡亲所知或许也不可理解的诗人，我算得上一无所成，尽管我自己对此越来越不以为忤。我更在意的是，这些年来，我所返回的家乡，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家乡。以石榴村为例，越来越显得衰败和寂寥，亲人离散，风土变异，这些并非不可接受，令我难以释怀的是不仅村庄房屋景象寥落，就连山川河流也一派萎靡，最讶异的是人烟声息的隐匿。我宁愿认为这是自己对村庄的背叛，而不愿相信是村庄和土地失去了秩序，或许也丢失了伦理。自然不再是乡村的启蒙、教育及恩典，而可能是一种相互的嫌弃、冲突与排拒……
三十余年间，我仅有过四次算得上并不孤单且有些动静的还乡。第一次是2004年秋天，我回石榴村给母亲过生日，东荡子（已故）、汪成武、何炯平三位朋友跟我一起从广州返回，其时广州到梧州的高速公路尚未全线通车，通往石榴村的乡村公路也尚未开通，我们辗转坐了几次客车，然后在南梧公路后段搭乘摩托车翻越一座山岭才进入石榴村。
第二次是2010年清明节前夕，深圳电视台一个摄制组趁我回乡祭祖的时机，一路跟拍我的还乡路途，用镜头记录我出生成长的村庄。那次陪同我回来的还有梦亦非，其时通往石榴村的泥路刚刚拓宽到可通小型汽车。随后，我又同摄制组一起返回深圳，补拍了一些我在这座城市活动的镜头并做了一个访谈。这些素材，后来制作成了一集二十五分钟的纪录片，作为“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系列纪录片《追梦——一个城市的心灵史》的一个单元。
第三次是2011年入夏，由《诗歌与人》诗刊策划的“诗人出生地之旅”走进石榴村。我们一行人，包括黄礼孩、世宾、黄金明、余丛、莱耳、吕布布、王连权等十位朋友，临近中午从广州开车出发，黄昏时分抵达石榴村。当车在我小学就读的学校操场上停好后，我第一件事是带他们参观我的小学教室，那时这个复式小学已停办了好多年，教室早就残破不堪。当夜，大家在我家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晚宴，饮了好几斤本地的米酒，席间有几人一时兴起到菜地摘菜现炒，后来又在漆黑中跑到山坡上围坐聊天。由于离县城较远，他们只好在我家中将就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我带着他们进山，一一指认我小时候亲近过的山川草木。下午到县城，县文联安排带我们游览了东坡亭、龙母庙等当地胜迹，晚上又与藤县的文学作者举行了一个交流会。随后，我和黄金明各自写了一篇万余字的文章，记述了此行的过程及见闻感受，黄礼孩也写了一首送给我及石榴村的诗。
2023年4月，“藤县首届乡村音乐诗歌节”期间，两广诗人和藤县作者、读者于濛江镇举行读书会
第四次是2023年农历三月三期间，正值广西特有的盛大节庆，我受藤县方面的邀请，帮忙策划了“藤县首届乡村音乐诗歌节”。实际上这个音乐诗歌节做成了一个“两广诗会”，广西、广东的二十多位诗人、艺术家相聚藤县，广西诗人包括刘春、黄芳、庞白、黄土路、宋先周、吉小吉等，广东诗人包括黄礼孩、梦亦非、谢湘南、阮雪芳、曾欣兰、洪永争、汪能平、嘉励、杨莲等，并包括我和羽微微、苏文健三个真正具有“两广”身份的诗人，又包括游坚、卜军、粥样、仲思、牧言等多位专程从广州过来演出的艺术家，以及数十位藤县当地的文学作者。为期两天的活动，我们在濛江镇江边一艘由旧轮船改成的水上舞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音乐诗歌晚会，同时与藤县的作者、读者举行了一场读书会，又游览了泗洲岛、袁崇焕故里新马村等地点，几乎每位参与的诗人都专门为藤县创作了诗歌。
“两广诗会”曾经是我数度有过的想法，我曾设想过邀请广东、广西的诗友们，从南宁出发，乘坐轮船一路开往广州，来一次由邕江、西江到珠江的诗歌行旅，沿途选择一些地点下船与当地诗歌作者交流，这绝对是一场诗歌的梦幻长旅，可惜长久以来只能止于想象，当然以我的能力也实属难以企及。这一次于藤县的“两广诗会”，虽然与设想有着很大差距，也算是一小部分夙愿达成吧。
【作者简介：安石榴，20世纪70年代初生于广西藤县石榴村，80年代末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90年代初到广东谋生，2005年通过人才引进落户广州。现居广州、佛山两城之间，创立南风台文艺空间。已出版诗歌、散文、评论、非虚构等各类作品集近二十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