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廷十面张网和增兵增饷
明末农民战争史
第一节 明廷十面张网和增兵增饷
作者:顾诚  |  字数:4617  |  更新时间:2023-12-08 07:58:28

  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的被俘,只是当时农民军中最强的一支遭到重大挫折。就明末农民战争的全局来说,仍然在继续高涨。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宁夏,甘肃;张献忠、革·左五营、罗汝才、刘国能、李万庆等大部起义军则驰骋于河南、湖广、安徽的广大地区。起义军行如飙风,使明政府地方当局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处处陷于被动状态。朱由检感到需要挑选一个有反革命才能和魄力的官员担任兵部尚书,统筹军务,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他根据素来的观察,选中了原宣大总督杨嗣昌。当时,杨嗣昌因为父亲杨鹤病死,正丁优在家。朱由检用人心急,特旨“夺情”,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到达北京。陛见时,他摆出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侃侃而谈,仿佛他一上任就能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杨嗣昌为人机警圆滑,深得事君之道。他善于揣测朱由检的意图,奏对时多方迎合。朱由检听得十分入耳,每次接见都谈得很久,对杨嗣昌的建议言听计从,连声说道:“恨用卿晚”。

  杨嗣昌上任以后,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制定战略;二是议兵议饷;三是推荐人材。

  在战略方面,杨嗣昌对明廷面临的军事形势作了一个全盘的分析。在兵员和财力都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究竟以对付关外的满洲贵族进犯为主,还是以镇压中原的农民起义为主?杨嗣昌主张集中兵力打垮农民军,即所谓“安内方可攘外”。他在崇祯十年四月初二日的《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说:

  “窃臣犬马弩钝,加以草木幽忧,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叠奉明旨星趋,首以安边荡寇勉臣料理。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内方可攘外。何也?窃以天下大势譬之人身,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为重。边烽讧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诚不可缓图,而深者尤不可忽视也。诚使腹心乂安,脏腑无恙,则内输精血,外运肢骸,以仰戴元首而护卫风寒于肩臂之外,夫复何忧?今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肤革,于以戴元首而卫肩臂,岂不可为慄慄危惧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这个奏疏的中心意思,是认定农民起义是腹心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杨嗣昌反复陈言,主张把军事重点放在镇压农民起义上面。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他建议集中兵力、财力对农民起义军展开大规模的围剿。为此,他提出了“张十面之网”的反革命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个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

  从表面上看,杨嗣昌“张十面之网”的军事部署似乎非常严密,象某些封建史家评述的那样,大有“滴水不漏”之势。实际上这种计划完全是纸上谈兵。起义军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实力和作战经验都已大大提高,杨嗣昌规划的“十面张网”根本不是什么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一旦义军在任何方向上破网而出,“滴水不漏”就必然变成决堤洪流。所以,这个部署不过是杨嗣昌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罢了。

  议兵议饷。杨嗣昌为了实现一举荡平的美梦,建议增兵十二万,具体方案是: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各坚守不动;陕西三边总督官兵三万,总理军门官兵三万,作为追剿起义军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一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一万五千。兵增加了,饷自然也得随着增加。按杨嗣昌计算,十二万官兵中,步兵七万四千名,每名每天发给饷银五分,一年共需银一百三十三万二千两;马兵三万六千名,每名每天支饷银、草料银一钱,一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两项合计共需银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两。后来经过户部尚书程国祥计算,这个饷额只够供十一万名兵员之用,还需增加一万名官兵的饷银十八万两,总计筹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

  在明末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要筹集这样一笔庞大的军饷,办法只有让皇帝、亲王、勋戚和大官僚地主拿出银子来。然而地主阶级贪婪吝啬的本性决定了此路不通。朱由检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对大臣时说道:“去岁谕令勋威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朱由检在指责勋戚乡绅时,颇有点旁观者清的味道,可是一谈到自己的内帑就暴露了他同样财迷心窍。他说:“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

  皇帝带头叫穷,勋戚和乡绅也抗拒不捐,增加的兵饷就只有全部压到髓乾血尽的贫苦农民身上了。杨嗣昌的建议,这二百八十万两银子的主要来源是按田亩加派。在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据卢象升的建议,凡缴纳地亩粮税在五两以上的加征若干。这种方法称之为因粮,其特点是由纳税粮多的地主承担加派。尽管它归根结底还是落到佃种地主土地的农民身上,但一般农民缴纳税粮不可能达到五两以上,也就不在加派之列。卢象升的建议多少考虑到了当时农民的实际状况。他明白,农民们之所以纷纷起义是因为无以为生,再要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银钱,势必驱使更多的人参加起义。杨嗣昌作为官僚地主的代言人,坚决反对这种“分别贫富”的“因粮输饷”,主张不再区分税粮多少,按田亩一体加征。他说:“因粮输饷,前此卢象升奏行一年,不能应手。良由宦室富民从来飞洒、诡寄,以避大户差徭,如今欲分贫富,其事甚难,只分得个巧拙而已。”崇祯帝急于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只要能拿到养兵的银子就不计后果,立即同意杨嗣昌的建议,一律按亩均输。这就是许多史籍上语焉不详的“改因粮为均输”的内容。

  崇祯十年闰四月,朱由检正式下诏加征剿饷。诏书说:

  “流寇蔓延既久,生民涂炭已极。不集兵会剿,贼不能速除;不多措钱粮,兵不能大举。帑部匮诎,设处无方。廷议改因粮为均输,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筹思再四,万非得已。……今责成所在抚按,大张榜示,备述朝廷为民除残、多方轸恤至意。遍集官吏,严行戒饬,递布乡村,详加劝谕,使远迩尽知,贫富均纳,果能遵行无扰,自然好义乐输,剿功告成,一体叙录。”

  加饷二百八十万两,“改因粮为均输”,无异是朱由检、杨嗣昌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饮鸩止渴。在朝廷讨论增兵加饷的时候,杨嗣昌就说过:“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西七、八千里,止有州县城池尚在,其余村落残破难堪。臣昨从湖广荆州·襄阳二府、河南南阳·开封二府过来,亲见地方数百里无一茎青草,人民相食,至不忍言。”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实行这种方针的结果,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至起义军一边,直接导致了崇祯十三年以后农民起义的大发展。

  除了加派以外,杨嗣昌还建议查核“溢地”,说是农民开垦的田地超出了原先的田亩数额,查出之后计亩征税对于解决增饷也不无小补。在当时大面积土地抛荒的情况下,提什么清查“溢地”,简直是痴人说梦。它无非是为了避免大地主增加负担而巧立名目,加紧对贫苦农民搜括的又一法罢了。户部尚书程国祥迎合朱由检和杨嗣昌的意图,别出心裁地引唐代为例,建议税房间架,向城市居民征收门面税。朝廷据此发布诏令说:“暂借民间房租一年”。规定不论大、小户,一律按门面征收税银一钱。有的地方官趁火打劫,自行规定“每门面之内有房一间即税银一钱。”北京城里的小户人家怨声鼎沸,象明世宗时百姓把皇帝的年号嘉靖呼为“家净”一样,他们也“呼崇祯为重征”,借以发泄对朝廷苛捐杂税的不满。

  关于用人,杨嗣昌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在疏中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值得注意的是,杨嗣昌同熊文灿过去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真切的了解。那么,他为什么这样斩钉截铁地断言,负责中原“平寇”事宜的总理一职非熊莫属呢?原来其中另有文章。熊文灿本是个大言无实的人,自诩知兵,在福建巡抚任内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升为两广总督,以后又平定了“海盗”刘香,颇得朝廷赏识。两广物产丰盈,又是对外贸易的门户,各种奇珍异宝、新巧物事都从这里流入中原。熊文灿深悉宦途奥妙,经常收罗财宝献给朝廷里的权贵,希望长期保住两广总督这个肥缺。崇祯帝生性多疑,他对刘香的下落和熊文灿的为人都不大放心,于是派出一名亲信太监借口前往广西采办药材,实际上是来广东密访。熊文灿不了解朱由检的真实意图,单凭这位太监是皇帝的亲信,又施展出他那套笼络手段,送上大批财货,大排宴席“留饮十日”,弄得这位太监乐不可支。一天喝酒的时候,太监谈到“中原寇乱”,不胜感慨地说“无人为朝廷尽力”。熊文灿多喝了几杯酒,一时忘乎所以,拍着桌子骂道:“此行间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贼至是乎!”太监见熊文灿义形于色,当即站了起来推心置腹地说:“某非往广西采办者也,衔上旨观公。公信有当世具,非公不足了此事。某请覆命,召且旦暮至,公宜思办寇速装。”熊文灿大出意料,自悔失言,乃转而摆出客观上有“五难四不可”,说自己虽有能耐也无可奈何。太监笑道:“此数事某见上立请之,若主上通行无所吝者,即公亦不得谢矣。”熊文灿没得推托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太监回朝后,果然在朱由检面前把熊文灿的才器和抱负吹嘘一番。朱由检信以为真,准备任命熊文灿为总理。杨嗣昌探得朱由检的意图所在,就上章荐举。

  为了保证新加剿饷真正拿到手,杨嗣昌建议在户部内添设总督省直剿饷侍郎一人,推荐傅淑训担任,“得自用吏分部郡县,不及额者以乏军兴论。”

  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策划,到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兵、饷事宜都已就绪,正式上疏请求皇帝下达总围剿令。他神气活现地写道:

  “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磋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除凤、泗、承天祖陵所在理应防守外,确确以河南、陕西为杀贼之地。然陕西有闯、过等贼大夥盘桓,未能剿绝,不当驱关东之贼与之合势也。臣之愚计,要使陕抚断商、洛,郧抚断郧、襄,楚抚断德、黄,皖抚断英、六,凤抚断颍、亳,而应抚之兵仍堵潜、太,江抚之兵急堵梅、济,东抚之兵直堵徐、宿,晋抚之兵横截陕、灵,保抚之兵飞渡延、津一带。然后总理提边兵,监臣提禁旅,豫抚提左(良玉)、陈(永福)等兵,同心并力,合剿中原,为不尽不休之势。倘闯、过大贼透出关东,则秦督提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诸帅之兵与之俱出。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间耳。……断断乎可三月而平贼也。”

  这个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朱由检批准后正式下达。

  杨嗣昌入主中枢以来,明朝廷的反革命部署是迫使农民拿出钱来养兵,凭借日益庞大的军事机器去屠杀起来反抗的农民,竭力挽救摇摇欲坠的地主阶级统治。杨嗣昌等人所采取的措施,在一个短时间内确实起了强心针的作用,使明王朝这个病入膏肓的患者,在临近灭亡之时出现了一阵回光返照。这既表现在崇祯十一年至十二年初,明政府的加紧剿杀取得了某些成效,也表现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一些不坚定分子见官军来势凶猛,便误以为明廷的力量不可低估,甚至在这种假象面前迷失了方向,滑入了妥协投降的歧途。

按“键盘左键←”返回上一章   按“键盘右键→”进入下一章   按“空格键”向下滚动

目录

目录共1章·本卷共750
第一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共7章·本卷共15142
第二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共4章·本卷共8892
第三章 起义初期明政府的对策和义军主力转入山西共4章·本卷共12028
第四章 起义中期的千里转战共7章·本卷共15429
第五章 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低潮共4章·本卷共11481
第六章 张献忠、罗汝才重举义旗和杨嗣昌督师的惨败共6章·本卷共9946
第七章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共8章·本卷共21230
第八章 李自成起义军南下湖广和襄阳政权的建立共3章·本卷共9821
第九章 张献忠起义军的进军湖广、江西共4章·本卷共7912
第十章 孙传庭部的覆灭和李自成西安建国共8章·本卷共18810
第十一章 明廷在覆灭前的挣扎共4章·本卷共6671
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关之战共4章·本卷共19027
第十三章 大顺政权的失败共6章·本卷共13991
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共4章·本卷共15670
第十五章 弘光政权的覆亡和南方的阶级斗争形势共4章·本卷共12504
附录共4章·本卷共26920

设置

阅读背景
字体大小
A-
14
A+
页面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