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鲁迅全集》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它是一部传播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书，也是进入世界文学经典宝库的一部书。这是一部社会科学和文艺创作性质的读物，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论文中引用率也极高。
如果说，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有什么优点，那是因为此前的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辈们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智慧，每一版都是中国出版史上的辉煌一页。
1938年版：奠基之作，七次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世界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些书被称为“奇书”：有的是因为至今无人能懂，有的是因为内容深邃，有的是因为技巧卓越。我认为《鲁迅全集》也堪称一部奇书：不仅因为其思想艺术造诣，也因为参与编注的人数众多，注释的难度极大，收罗的作品最全，修订的时间几乎长达一个世纪。
鲁迅生前，即手书了“三十年集编目”两种。这“三十年”，是指1907年至1936年。这份书目，是许广平等编辑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基础。从那时至今，已有87年。而再次修订《鲁迅全集》的计划已在酝酿，准备2026年在鲁迅逝世90周年之际公开发行。一部在近一个世纪中不断完善的作家全集，在世界出版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鲁迅三十年集》的出版设想在鲁迅生前并未完成，直到1938年夏秋之季，20巨册600多万字的《鲁迅全集》才在沦陷后的上海出版。这项浩大艰巨的文化工程得到了上海地下党的大力支持。编书计划主要由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担任，参与人员见该书附录的《编校后记》。这是《鲁迅全集》的奠基之作，把鲁迅著译进行了第一次整理。缺陷是：一、内容不全。鲁迅书信来不及广泛征集，已有的鲁迅日记未能编入，集外文佚失的较多；二、翻译文字几乎占到了全集篇幅的一半，这既增加了出版成本，提高了书籍售价，而且译文跟创作毕竟不能混为一谈。从1939年至1973年，这套全集曾七次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58年版：首次为鲁迅作品添加了带权威性的注释
由于1938年版《鲁迅全集》存在上述不足，冯雪峰拟定了一个《关于鲁迅著作的编校注释和出版》计划，刊登于1951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他准备1952年完成全部编校注释工作。但这个版本的《鲁迅全集》（10卷本）直到1956年至1958年10月才由人民出版社分卷出齐，同时于1958年12月出齐了《鲁迅译文集》（10卷本）。
冯雪峰的设想之所以没有在原订的时间完成，是因为他对于这一工作的难度估计不足，人手又过于单薄。负责这一工作的鲁迅著作编刊社（后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鲁迅著作编辑室）只有七人。冯雪峰由于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又有其他兼职，无力参与大量的实际工作。负责行政事务并参与编辑工作的是中国第一部《鲁迅传》的作者王士菁。其他三位专家是《鲁迅事迹考》的作者林辰、鲁迅《集外集》的编者杨霁云、著名翻译家孙用。还有殷维汉和杨立平两位行政人员。1958年版《鲁迅全集》就是这个编制极小的鲁编室完成的，这本身就是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
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最大贡献，是首次为鲁迅作品添加了带权威性的注释。但由于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已经收集到的鲁迅书信1165封只收入了334封。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又加上了一条颠倒历史是非的注释。因此，在1966年之后自然不再继续印行。
1981年版：“红皮本”是这一版的雏形
1971年，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于当年7至8月召开。会议结束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立即着手编选一部《鲁迅杂文书信集》，并准备陆续出版《鲁迅创作选》，重印鲁迅著作单行本，并重新编注《鲁迅全集》。但工作过程中阻力重重。1975年10月28日，鲁迅之子周海婴就鲁迅研究和鲁迅著作出版问题上书毛泽东，毛泽东于当年11月1日批示“赞成”，编注一部新版《鲁迅全集》（即81年版）才提到了议事日程。这部全集的征求意见本被称为“红皮书”。
“红皮本”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雏形。因为封面均为红色，故简称为“红皮本”。选择红色为底色，是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印记。“文革”时期教学科研都要跟工农兵相结合，叫“掺砂子”，编著《鲁迅全集》亦然。虽然实际执笔者主要是一些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师，还有不少部队、工厂和农村的工农兵理论组成员。至于成员的具体人数，只能用浩浩荡荡来形容，没有任何人能统计得一清二楚。这在世界出版史上，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壮举。
“红皮本”鲁迅著作单行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各篇首页之下有题解，篇尾有注释。所谓“题解”就是说明各篇发表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惯常写法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通过什么表现了什么。赞成这种做法的代表人物是李何林。他认为“题解”能产生普及鲁迅作品的社会效益，鲁迅研究者有义务帮助一般读者读懂鲁迅。但撰写“题解”后来碰到了瓶颈，比如讨论《二心集·唐朝的钉梢》一文时，有人认为是在借唐代张泌《浣溪沙》词讽刺十里洋场上海的社会恶习，有人认为是在影射国民党特务秘密跟踪革命者，还有人认为是在讽刺“新月派”文人追随国民党政权，各方相持不一，无人拍板。这时胡乔木表示，每篇都做题解会将鲁迅作品的丰富内涵简单化、模式化，不利于读者进行开放式的阅读。大多人接受了胡乔木的意见。
参加“红皮本”编注工作的人员虽然数不胜数，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定稿工作依靠的还是少数人。主力是以王仰晨为主任、李文兵为副主任的鲁迅著作编辑室成员，还有从各地借调的学者、教授，如朱正、包子衍、应锦襄、陈琼芝、蒋锡金等。何启治写过一篇《播鲁迅精神之火——记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这里所说的新版即1981年版。
1981年版《鲁迅全集》计16分册（不包括译文），跟1958年版相比，增收了佚文55篇，共收鲁迅书信1456件（包括致国外人士的信及残缺件），还增补了序跋，达到了“收集比较完备，校勘比较精确，注释比较详尽”的学术要求——其中注释由5800余条、约54万字增至 23400条、共187万字。据《全集》领导小组成员秦牧说，该版首印数是36000套，而每一种单行大抵是20000册。后来《鲁迅全集》多次重印，据说共印了16万套。
2005年版：注释比较客观公正，显得更加学术化
用三个“比较”概括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特色，既肯定了成就，又承认还有提升质量的空间。1995年9月8日和2001年6月12日，我在鲁迅著作出版座谈会上两次坦陈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需要再次修订的理由，其中特别强调了修订注释的必要性：
“注释的目的主要是让读者了解鲁迅著作的本义，并不需要离开文本发表注释者本人的价值判断——那是研究者的任务。研究者在自己的论著中，尽可以对鲁迅著作各抒己见，而不必强求一律。如果我们片面强调给《鲁迅全集》中涉及的人物作盖棺定论，就很难保证注文的全面、准确、客观、公正。”
“我想，前些年，《鲁迅全集》的注释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成了一个不仅涉及中国文学史，而且涉及中国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涉及80年党史，以致关系到文艺界团结、政治思想战线稳定的这样一个重大而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鲁迅全集》的注释提出了过多过苛的要求。”
“我想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要给《鲁迅全集》的注释‘减负’，要明确我们注释的目的主要是扫除阅读鲁迅文本的知识障碍，而不是要对鲁迅著作中涉及的数百起历史事件、4100多位历史人物一一做出全面评价。那不仅不是注《鲁迅全集》应当承担的任务，也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任务。”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建议，主要是借鉴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重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时的做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所以，2005年版《鲁迅全集》有关注释跟1981年版比较起来，比较客观公正，显得更加学术化，更具工具性。这个版本增补了鲁迅24篇佚文、18封佚信、1500多条注释，校订了1000多处讹误。
文字校勘方面的问题最复杂
当然，人无完人，书无完书。2005年版《鲁迅全集》还有加工修订的必要，我认为主要应该在注释和校勘上再下工夫。就内容而言，可以增补的应该不多。2022年年底推出的《鲁迅手稿全集》有一个“杂编”部分，篇幅很大，影印了鲁迅的听课笔记、课堂讲义、信封请柬之类，凡鲁迅手迹几乎收罗殆尽，但有些并不能独立成文，所以大多不必收进全集。
注释是《鲁迅全集》的华彩部分。现在各种鲁迅选本出版不计其数，因为鲁迅作品已进入公版领域，但一般选本都没有注释。《鲁迅全集》的注释还是要依仗跨界专家，包括现代文学、古典文学、文字学、外国文学的专家以及杂家再作加工。
文字校勘方面的问题最复杂。我认为，校勘的任务是恢复文本的历史原生态。如果用当今的出版规范去改动历史经典，那就会破坏了经典。朱正先生说，“孙用《〈鲁迅全集〉校读记》的校勘成果也没有全部采用。”孙先生这本书是我的案头书，经常用，但记得他是用初刊本跟集印本进行对校。这工作非常细致。问题是初印刊本不一定是善本，孙先生个人又无力找全鲁迅作品的所有版本，鲁迅作品再版时作者本人也有改动，如《〈呐喊〉正误》。鲁迅作品版本繁多，很难一一确定善本，汇校又几无可能。我凭一己之力校读过几遍，发现不同异文之间，优劣之分明显的比较少，大多是处于两可之间。如果择善而从，不同校勘者必然会见仁见智。
《全集》不是译文集，但其中也有译文，这主要是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这部分约有十万字，先后经过林霖等多人译为中文。但日本学者如藤井省三等认为，这部分译文错误很多，需要重译。题目和处理方式也需要斟酌，我支持这个意见。
从2005年到现在有19年了，又发现2005年版的文本和注释中仍有少量讹误，也发现了约十来件佚文书信。2005年版日文书信的译文，我请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看过，他说错误不少。这是从译者吴元坎开始一直留下来的。本着有错即改、精益求精的态度，进一步修订《鲁迅全集》是必要的。如果能搞出一个更加完善的2026年版，那将是对鲁迅逝世90周年的一个献礼，也是再创出版史上的又一辉煌。
进一步修订《鲁迅全集》是必要的
修订2005年版《鲁迅全集》应秉持什么原则呢？我想提出“精准修订”四个字。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不宜作颠覆性的变动。以当下的人力、物力，大施刀斧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必要。作家个人著作的汇集其实有不同的编法，各有特点。以作品创作和发表的时间为序编排叫编年体；也可以按体裁编排，如小说集、诗歌集、杂文集等；还可以按内容编排，叫类编。《鲁迅全集》从一开始就是基本上按鲁迅生前自编文集分卷。比如1938年版第一卷收录顺序是《坟》《呐喊》《野草》，1958年版第一卷顺序是《呐喊》《坟》《热风》，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顺序是《坟》《热风》《呐喊》，其实《坟》所收文章的时间跨度有19年。而《鲁迅三十年集》打头的则是《会稽郡故书杂集》。这样编排，也打乱了自编文集出版时间的顺序。
鉴于这种历史状况，我建议这次修订仍以鲁迅自编文集的出版时间为序编排，再补充集外佚文、书信、日记等。如果按当下的文体概念调整，势必会造成新的混乱。鲁迅的作品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探索期，带有鲜明的实验性，更何况鲁迅所说的广义杂文本身就是各类文体的杂集，并不是狭义的时评短论。文艺理论应该说明复杂的创作现象，而不能让前人的创作实际削足适履地去套入后人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次修订不要大动，只宜微调。
我所说的微调，自然包括增补内容、修订注释和校勘文字三个方面。吸取过去的教训，增补佚文要特别慎重。1946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这种辑佚工作当然价值可贵。但书中收录了《百草书屋札记》和《艺文杂话》，这两篇文章是许广平提供的，而将这两文寄给许广平的那位“热心读者”正是文痞史天行（即史济行）。这本书印刷八次，共12500册，产生了不良影响。1952年3月出版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共收佚文104篇，冯雪峰同年3月12日致王士菁的信中写道：“《补遗续编》粗粗翻了一遍，错误和不妥的地方，的确太多了。我同意你们所指出的三个方面，但错误则自然还有很多未指出的。”可见雪峰对收录佚文的标准很严。
《鲁迅全集》传承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最后想说的是：现在思想领域在弘扬种种精神，我认为《鲁迅全集》实际上传承了一种精神，这就是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无私奉献精神。一般读者在阅读《鲁迅全集》时，谁能知道哪卷哪篇是哪位学者编注的呢？《鲁迅全集》的编著者实际上又得到了多少报酬呢？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冯雪峰、孙用、林辰、杨霁云、王士菁、王仰晨这些前辈，想起了陈琼芝、包子衍、马蹄疾、颜雄、应锦襄、蒋锡金、陈早春这些老师和朋友。
2005年版《鲁迅全集》最终定稿时，正赶上了2002年11月至2004年6月发生的非典大流行。那时，郭娟、王海波、王丽梅等编辑都是小朋友，但也有了孩子，估计需要接送。我们每天喝一瓶同仁堂防非典的药水，始终坚持工作。街上救护车经过时撕心裂肺地尖叫着。我那时心想，郭娟她们不会惦记家人和孩子吗？
我又想起了临终前的林辰先生。他低声对我说：“漱渝，我寂寞！”我还想起了王仰晨，他长期在膝上盖一条毛毯，伏案工作，密密麻麻地校改《全集》的稿件。
我还想起了为注释鲁迅日记不断抽烟长期熬夜的朋友包子衍。他得了骨癌，骨瘦如柴，站立时腿骨就会咔咔咔地折断。
我还想起了马蹄疾，他参与注释了全集，又参与编撰了《鲁迅大辞典》。当时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条件，大家心里都明白。他快断气时还不到60岁，为了拖到满60岁的那个时辰，他硬撑着，让家人反复播放那首流行歌曲《昨夜星辰》。
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说：“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有这种无私奉献精神的人，都是“中国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