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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 · 第 2 / 6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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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

  九歌

  九歌

  【题解】

  《九歌》是一组祭祀神祇的乐歌,原本在楚国民间流传,后经屈原加工改写而具有了新的体制特点与精神面貌。《九歌》共有十一篇,“九”字为虚指还是实指?如果是实指,如何使总题与篇目相符?这是古今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文选五臣注》中张铣主张虚指,他认为:“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朱熹《楚辞集注》则采取存疑的做法,认为:“篇名《九歌》而实十有一章,盖不可晓。旧以九为阳数者,尤为衍说。或疑犹有虞、夏《九歌》之遗声,亦不可考。今姑阙之,以俟知者,然非义之所急也。”他批评了张铣的看法,但并未自出新解。自明朝以来,主张实指的学者增多,汪瑗、林云铭、胡文英等人都有论及。其中,汪瑗率先提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其《楚辞蒙引》认为:“(《九歌》)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乱辞也。《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谓之一篇,如禹、汤、文武谓之三王,而文武固可为一人也。《东皇太一》也,《云中君》也,《湘君》也,《湘夫人》也,二《司命》也,《东君》也,《河伯》也,《山鬼》也,《国殇》也,非九而何?”总之,如何将十一篇中某些篇目进行合理归并,成为论说的重心所在。近代以来,上述“循名责实”的意识渐趋淡化,如陆侃如认为:“《九歌》是楚国民间祭歌,共十一篇,前十篇每一篇祭一个神,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这既是对汪瑗等人观点的继承,又不再主使《九歌》篇目与总题相符强作解人。现在一般认为,《九歌》前五篇《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为祭祀天神之歌,其演唱形式由饰为天神的主巫与代表世人的群巫共同参与、轮流演唱。但《东皇太一》中,主巫只出现于祭坛,并不演唱;后四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为祭祀地祇之歌,以饰为地祇的主巫独唱独舞,没有群巫歌舞穿插其中;《国殇》为祭祀楚国阵亡将士的哀歌,因对祭祀对象的敬重,与祭神相似,也由主巫与群巫轮流对唱;最后一篇《礼魂》为送魂曲,表明祭礼结束。“天神”、“地祇”、“人鬼”的体制安排,体现了《九歌》的完整性及系统性特点。姜亮夫认为东君与云中君、大司命与少司命、湘君与湘夫人、河伯与山鬼是四对配偶神。

  王逸《楚辞章句》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肯定了《九歌》为屈原吸纳楚风遗俗而作。朱熹《楚辞集注》进一步提出,《九歌》是屈原在既有的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润饰而成的,似乎更加符合屈子创作的原貌。品味歌中情感,多委婉多情,基于悲欢离合的爱恋之情,而辞句甚为典雅清丽,正是文学家与民间大胆抒情歌曲的优秀结合。不管《九歌》是否为屈原被流放之后的作品,将其拿来与屈原的政治遭际相比附固然有相通之处,但处处皆求于此,就脱离了《九歌》作为乐神祀曲的实际,而后者才是我们今天进行欣赏评价的出发点。

  以往的《九歌》研究多从政治、神话等角度进行阐释,包括上面提及的几个研究流派多不能出此范围。姜亮夫从《九歌》的宗教色彩出发,认为它与《离骚》有一共同的情怀,即“宗教情感”;至于在这种情感的处理方面则略有不同,《离骚》侧重理想化之描写,而《九歌》则侧重写实化之描写:“离骚等十三篇,与九歌十一篇,有一相同之情怀,曰‘宗教情感’。离骚十三篇所最景仰之情,为远游帝宫,西涉昆仑,寄意圣贤,匹偶圣姬,就重华而陈辞,依彭咸以为仪,求宓妃之所在,望瑶台之偃蹇,胥是也。而九歌之咏十神,天地、日月、山川、人先、鬼伯、国殇,无一非宗教之所崇祀。其所仰之神异,而其情则类也。虽然,其处理方法,则两者实大异:十三篇之所神祀者,以思想、情愫之景仰之主,从理智分析,得其美蔽善恶之辨。而自理想中结构一别然之宇宙,与个人修姱自洁之理想相结合,而欲归依与影从;或个人情思无法处理之时,欲依神圣为自解之计。自神化中有个人理性存在,为高度之自觉感。至九歌十一篇,则全部为神鬼事迹之描写,其写情处,亦纯从神鬼自身事象上立意,或借其神威灵感,以赞叹欣赏之,或借神鬼夫妇燕昵之情,以歌咏之;即有所寓寄,亦仅能于同底窥测一二,非十三篇之直述冀望感念者之可比。故九歌宗教感情之处理,乃写实化之描写也;十三篇宗教情感之处理,乃理想化之描写也。”(详见《重订屈原赋校注》页167、168)。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九歌》中所体现出的宗教情绪既不是迷狂畏惧的,也不是轻佻玩亵的——无论是《云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的告白,还是《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篇什中的质朴真挚的情感,均表明了楚民与众神之间亲和、挚密的依恋关系,通过向赋予了平等人格的神的自由对话来实现祈愿、祝福等仪式过程。总之,孕育产生《九歌》的楚地民间具有的质朴、热情、重祀等特点,亦赋予了《九歌》欢腾的场面、华美的器饰、缠绵的情怀、虔敬的祷祝等等艺术美感和人文特质,读者可从中找到诗意的憩园。

  关于《九歌》的创作时间,王逸认为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当时屈原“怀忧若苦,愁思沸郁”,故通过制作祭神乐歌,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仅供祭祀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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