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院里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推开门进来了高大个子韩培生和敦敦个子牛刚。留着头发的两个人都不戴帽子,带着一股冷空气进门,就用手解各自包耳朵的围巾。王亚梅挪动板凳让出地方,魏奋把卢支书接待客人的另一条板凳也拿来放在火盆旁边,但两个人不忙坐,先争着谈叙灯塔社的热烈情景。
“啊呀!”韩培生说,“你们可没看见,好戏在后头哩。到吃晚饭的时候,两队饲养室槽前头可站满了女社员。她们做好饭,才有工夫来看看新合槽的牛、马、驴和骡子吃草。女人们刚刚回家吃饭去了,娃儿们可端着碗来,站在槽前边吃饭。小家伙们手拿着筷子指着说:他家的驴,你家的牛,而今都是咱社里的了。大人和小娃们都对刚刚成了集体的牲口那么有感情。”
“群众的热情真正叫人感动,”牛刚接着说,“你们知道吗?梁生宝和高增福,今晚上都要和饲养员一块睡觉。两个生产队长冯有万和杨大海也争着要在饲养室睡。可是,他们争不过主任。两个主任都是光棍汉……”
说得大伙都嘻哈哈笑了起来。
当五个人说笑着重新在火盆周围坐好的时候,杨国华仔细看看新来的两个工作组成员——黄堡区公所的生产助理员牛刚和准备将来做灯塔社的驻社干部韩培生。杨国华听魏奋说过,牛刚这回帮助灯塔社抓生产和订生产计划,韩培生则分管建社的“四评”(评土地、劳力、牲畜和农具),并且帮助小会计欢喜建账。杨国华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多么琐碎、繁重,现在他们的情绪是这样愉快兴奋,这使他十分高兴。他问他们:
“你们两位说,端着碗在饲养室吃饭的娃们长成小伙子的时候,咱们能把现在的老牛和毛驴换成拖拉机吗?
韩培生说:“有这样好的群众,有党的正确领导,大约二三十年的时间,可以办到!”
牛刚甚至于认为不需要二十年。杨国华拍着这位敦敦个子穿黑棉袄的肩膀,笑着说:
“同志!你可要分清楚啊!在一部分先进地方,譬如说试办社,那可能要快些。但是在整个农村用机器代替牲口,这可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大事啊!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起这个变化,这是人类历史的大事!”
杨国华转向初次参加创办农业社的两个县干部,要他们充分认识这个工作的艰巨性,说:
“需要我们大胆而又谨慎,做几十年实际工作,来改变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准备好今后大部分时间下乡吧!”
说得魏奋和王亚梅都认真地思索起来。杨国华看手表时,已经九点过了。他叫他们抓紧谈具体问题吧。
魏奋叫熟悉蛤蟆滩情况的韩培生先谈谈一队社员白占魁最近令人怀疑的异常表现。为了要使县委副书记重视这个前国民党兵痞的流氓破坏性,工作组长要韩培生从头至尾叙述一遍白占魁许多不正当的表现——这个抗日战争初期驻在黄堡镇的前国民党军大车连的副班长,是怎样在部队开拔的时候来到蛤蟆滩,和不正道的妇女李翠娥过在一起的;土地改革的时候,白占魁又怎样表现出来一种疯狂的积极性,动手就打地主和富农;复查土改的时候,这个家伙怎样要求把富农姚士杰和富裕中农郭世富统统划成地主,想要分掉他们的土地和浮财……等等。
“这不是故意破坏吗?”杨国华听得生气。
“不是,杨书记。”韩培生说,“这人就是这个思想。这就是他的本性。他可是真积极,不是假装的。他防地主转移财产,自动站岗放哨。开会时打锣叫人,他可吃苦耐劳,手冻烂了,不去黄堡上药包扎,豁出命来干呢。”
“他是为什么?”杨国华奇怪得很。
韩培生笑着说:“他就是一个心思,想当干部。这回没当上干部,下回来了新的工作,他还要拼一回命。他不死心,也不泄气……”
“他给谁说出过这个意思吗?”杨国华问。
“没,”韩培生说,“这全都是从他前后的行动里表现出来。这回的表现最明显。”
于是,韩培生就从白占魁参加梁生宝互助组说起。白占魁对他在别人纷纷退组,梁生宝互助组正闹垮台危机的时候要求入组,特别自豪。他经常对人说庄稼人目光短浅,似乎他这个前国民党兵痞倒是有远见的。他人组以后,在劳动方面又很卖力气。他最听梁生宝的话,叫白占魁干什么,比谁都积极。对高增福虽然有意见,他也不顶撞,表现得相当克制。办社的时候,白占魁那个热心,就是贫雇农也比不上。任老四卖了小黑牛,建社委员会考虑到他家贫,没有让他把全部价款交社里做耕畜投资。白占魁没养牲口,自动卖了肥猪,所得价款一分不留,大喊大叫地如数交给社里。在打破地界,挖通水渠的那天,别人都穿着鞋袜站在渠沿上做活,只有白占魁脱了鞋袜,严冬腊月,赤脚站在水渠里挖泥。挖完了,他的两只脚已经通红,浑身还直打哆嗦……
“有这个必要吗?”杨国华笑问。
“要是有这个必要,还说啥呢?”韩培生轻视地说。
王亚梅特别厌恶白占魁,说:“样样事比别人做得过头.处处要突出自己口。”
“反正只要白占魁在场,他就要引人注意,表示他最革命。”牛刚补充说。
杨国华考虑到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觉得这家伙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群众对他的态度怎样呢?魏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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