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上一章的末尾，当我在写海涅把那位天主教牧师比做一家大商行的雇员，把那位新教牧师比做独自经营的零售商时，我就意识到了一种抑制，这种抑制欲诱使我不做这种类比。我对自己说，在我的读者中，很可能有一些人不但笃信宗教，而且尊崇其政府首脑和助手。这些读者很可能会对这个类比感到愤慨，并因此感情冲动，进而使我们对究竟是类比在自己的描述中就具有了诙谐的外表，还是需要添加其他东西才成为诙谐的这一问题失去了兴趣。运用其他类比，比如上面谈到的那个某哲学遍洒宜人月光的类比，则不必担心它们会对我的某些读者起干扰作用。甚至最虔诚的人也会保持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就能对我们的问题做出判断。

通过听者对诙谐所做的不同反应，就很容易推测出诙谐的特点。有时诙谐是为诙谐而诙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有时却的确服务于一种目的，即它是有倾向性的。只有具备一种目的[117]的诙谐，才有可能惹怒那些不想听它的人。

费舍尔把没有倾向性的诙谐称为“抽象性”诙谐。而我更喜欢把它们叫做“单纯性”（innocent）诙谐。

由于我们已根据诙谐技巧所涉及的材料把诙谐分为“言语诙谐”（verbal jokes）和“概念诙谐”（conceptual jokes），现在，我们就有义务来考查刚才提到的那种分类和我们现在提出的这种新的分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另一方面是抽象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它们之间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诙谐产物的分类法。也许有些人已经认为单纯的诙谐主要是言语诙谐，而概念诙谐的更为复杂的技巧绝大多数是为明确的目的服务的。然而，有很多单纯性诙谐是通过文字游戏和语音的类似性而起作用的，恰如单纯性诙谐利用概念诙谐的所有手段一样。就其技巧而论，要证明倾向性诙谐只不过是言语诙谐，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譬如，那些“玩弄”专有名词的诙谐往往带有一种侮辱和伤害性目的，不用说，它们也属于言语诙谐。但是绝大多数单纯性诙谐都是言语诙谐。比如，最近极为流行的互换叠韵，[118]其技巧就是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变更，通过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而表现出来的：

Und weil er Geld in Menge hatte，

lag stets er in der hängematte.

［因为他有很多钱，

所以他总是躺在吊床上。］

我们希望没有人会怀疑，从这些毫不装腔作势的韵律中获得的快乐，正好具有我们认为是诙谐的那种性质。

在我们已熟悉的利希腾贝格的类比中，抽象的抑或单纯的概念诙谐的精彩案例比比皆是。我再补充几例：

“They had sent a small octavo volume to Göttingen，and had got back something that was a quarto in body and soul”

“他们已把一个小小的八开本寄到了哥廷根，并收到了一个从头到脚一点不差的四开本。”

“In order to erect this building properly，it is above all necessary that good foundations shall be laid；and I know of none firmer than if，upon every course of masonry pro，one promptly lays a course contra”

“要建造好这座楼房，人们首先必须打好地基。而且我知道最坚固的方法就是铺好前一层之后立刻铺上后一层。”

“One person procreates a thought，a second carries it to be baptized，a third begets children by it，a fourth visits it on its deathbed and a fifth buries it”（Analogy with unification）

“第一个人产生一种思想，第二个人给它施洗礼，第三个人用它生孩子，第四个人在它临终时去看望它，第五个人埋葬它。”（“统一性”的类比）

“他不仅不相信鬼，而且也不怕鬼。”这个例子中的诙谐完全在于这种荒诞的表征形式。这种表征形式把通常认为不太重要的部分放在比较的位置上，而把以为更重要的成分放在了肯定的位置上。假如剥去这个诙谐的伪装，其含义就是：“用我们的理智来消除我们对鬼的恐惧，要比出现这种恐惧时才去保护自己不受其恐吓容易得多。”不过，这种释义就不再是一个诙谐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极不为人注意的心理学的发现。莱辛在下述这句众所周知的话里也表达了这种发现：

“并非所有嘲笑其枷锁的人都是自由的。”

我想借此机会来澄清一个可能导致某种误解的问题。因为“单纯的”抑或“抽象的”诙谐非但不是说它们的“浅薄的”或者“空洞乏味的”，相反，恰恰说明它和待会儿将要讨论的“倾向性”诙谐刚好相反。就像前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单纯性诙谐——即一个没有倾向性的诙谐——也可能有很丰富的内容，同时它也可能插入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诙谐的意旨与诙谐无关。在此，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安排用诙谐表达了思想。无疑，正如钟表制造商竭力搜罗极有价值的样品一样，诙谐中也常发生这种情况：诙谐方法中的最杰出成就被用来作为反映最根本意旨的思想的外表。

倘若我们现在严格地将概念诙谐的思想意旨与外表区分开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中到底哪一个可能会阐明我们在诙谐判断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因为它令人惊异地证明了，诙谐的乐趣取决于这一诙谐的内容及其作用的组合印象，同时它还说明我们很可能会受这两个因素之一的欺骗，从而对另一个因素一无所知。只有对该诙谐进行还原，才能使我们了解这个错误的判断。

另外，对言语诙谐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听到“经验就在于经历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时，我们常常感到迷茫，并且认为我们已掌握了一条新的真理。片刻之后，我们才会认识到这个伪装下面的陈词滥调：“受伤使人明智。”（逆境是智慧之母，［费舍，1889，第59页］）这个极为贴切的说法仅仅使用了“经验”一词来给“经历”下定义的诙谐把我们欺骗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这个句子的实质。还有利希腾贝格关于“一月份”的统一性的诙谐，它只不过表达了某个我们早已熟知了的事实而已——即和别的祝愿一样，新年的祝愿极少实现。

在许多类似的例子中，情况莫不如此。

我们发现别的诙谐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在这些诙谐中，正是思想上的那些恰当而正确的东西吸引着我们，因而我们把谚语俗话都叫做精彩的诙谐——但在这些诙谐中，其思想才是最卓越的，而其作用则常常是软弱无力的。正是在利希腾贝格的诙谐中，思想内容往往要比诙谐的外表更有价值，但极不公正的是，我们却常常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所以，关于“真理的火炬”这个评论很难说就是一个诙谐类比。不过，由于它如此恰当，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坚持说，这个句子是一个极好的诙谐。

利希腾贝格的诙谐首先是因其思想内容及它们确定无疑地击中要害而著称的。歌德说这位作家诙谐而俏皮的思想里肯定隐匿着许多问题。他的这种说法非常正确；也许这样说可能更正确一点：

它们触及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如，他曾以开玩笑的方式说，他通读了《荷马史诗》，以至于他总是把德语单词“angenommen”（假定的）读成“Agamemnon”（阿伽门农）——这句话中所用的技巧是“荒诞”加上“语音的类似性”——这样，利希腾贝格发现的只不过是误读的秘密。[119]

下面这个技巧可能令我们大为不满的诙谐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令他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会有两个洞正好开在猫的双眼所在的那两片皮毛里。”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愚蠢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这句简单的话里隐藏着动物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的目的论问题。眼皮裂缝恰好开在显示角膜的地方，这一现象决不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除非进化论能给我们阐释这种偶合现象。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即一句诙谐的话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个整体印象，而单凭这种印象我们是无法把思想内容所起的作用和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区分开来的，或许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重要且与此类似的现象［参见第135页］。

（二）

从理论上来阐释诙谐的性质，单纯性诙谐对我们来说肯定要比倾向性诙谐有价值得多。浅显诙谐比深奥诙谐也更有价值。单纯的和浅显的诙谐可能会以最纯正的形式向我们提出诙谐问题，因为有了这些诙谐，我们不仅能避免自己被其目的弄糊涂，而且也能避免其合理的含义把我们的判断引入歧途。通过使用这种材料，我们的发现就能得到新的发展。

我来挑选一个可能是言语诙谐中最单纯的例子：

“一个女孩正在梳妆打扮，这时有人向她禀报来访者已到，她抱怨道：‘当一个人在anziehend[120]时却不能让别人看到，真是太遗憾了！’（克勒保罗，1890）”然而，对于我是否有权把这个诙谐称为无倾向性诙谐（nontendentious jokes），我仍不能肯定。我再选一个十分简单而且也不致遭到反对的事例。

我曾应邀出席一次宴会。宴会结束时，端上来一种名叫“Roulard”[121]的甜点心。制作这种点心，厨师必须有高超的技巧；故一位客人问道：“它是自制的吗？”“呵，是的，”主人答道，它是“home-roulard”[122]［“自制的肉卷”，亦是“地方自治”（homerule）的谐音］。

这一次我们将不去研究该诙谐的技巧；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即兴编出来的笑话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开心，而且也使我们大笑不止。和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一样，在这一例子中，听者的快乐感不可能从诙谐的目的或者思想内容中产生；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快乐感与诙谐的技巧联系起来。我们早些时候已描述过的那些诙谐技巧方法——诸如凝缩、移置、间接表征等等——都有一种使听者产生快乐感的能力，尽管现在我们无法看出它们是怎样获得这种能力的。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就获得了阐明诙谐的第二个论点。第一个论点主张，诙谐的特点取决于其表达方式。假如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第二个论点实际上什么新东西也没告诉我们。它仅仅分离出一个我们前面早就注意到的事实。我们还会记得，在还原诙谐时（亦即，用另一表达方式来取代该诙谐的表达方式，同时谨慎地保留其原意），我们不仅会使它们失去其诙谐特性，而且也会使其丧失使我们大笑的能力，即丧失带给我们快乐的能力。

现在，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论点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哲学权威们的看法。

那些认为诙谐是喜剧的一部分，并且把喜剧放在美学领域里进行探讨的哲学家们，常常通过下述条件来界定一个美学观点：我们并不试图从这些对象中得到什么或者用它们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也不需要这些对象来满足我们的主要的生命需求，但只要这些对象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只要该观点本身有乐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种乐趣，这种思维模式是纯美学性的。它完全依赖于它自己，其目的也只是它自身而已，而且它也不能实现生活中的其他目的。”（费舍，1889，第20页）［参阅前面第10页以下］其实，我们根本不想反驳费舍的这种观点。也许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把他的思想转换成我们的表达方式——不过，我们仍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诙谐活动说成是无所指或无目的的，因为它有在听者身上引起快乐这毋庸置疑的目的。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毫无目的地干任何事情。倘若此刻我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心理结构来达到某种我们必需的满足，我们就会准许它为快乐服务，同时我们也会想方设法从其本身的活动中获取快乐。我认为，这正是影响所有审美思维的一个普遍条件。

然而，由于我对美学所知甚少，所以我无法详细说明这种理论。不过，至于诙谐，基于前面所注意到的两个事实，我可以断言，无论它是否有思想，都是一种旨在从心理过程中获得快乐的活动。毋庸置疑，还有其他的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只不过它们或许在从心理活动领域中设法得到快乐这个方面互不相同。抑或它们在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上各有不同。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明确这一点；但我们仍坚持认为，我们已把部分地受节省倾向控制的诙谐技巧和快乐的产生联系起来了。

但是，在我们试图解开诙谐工作的技巧方法是怎样在听者身上产生快乐这个谜之前，我们得先回忆一下这个事实，即为了更简单明了的缘故，我们一直都把倾向性诙谐完全置于一边了。不过，我们还是得把诙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诙谐是如何为其目的服务的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首先，经过观察，我们已得知，在研究诙谐乐趣的起源时，我们再也不能把倾向性诙谐束之高阁了。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效果通常是温和型的；一般地说它在听者身上所取得的全部效果，也只是一种明显的满足感和一阵淡淡的笑声。从几个适当的例子中，我们就已看出，这种效果的一部分可能是由诙谐的思想内容而引起的。倾向性诙谐常常能使人忍俊不禁，而无倾向性的诙谐却很难做到这一点。[123]由于这两种诙谐的技巧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由于其目的的缘故，倾向性诙谐必须有快乐的根源供其使用，而单纯性诙谐则得不到这种根源。

现在来评述诙谐的目的就是轻而易举的了。假如诙谐本身不是一种目的一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单纯性诙谐，那么，它就仅仅为两种本身可以归纳为一类的目的服务。它要么是（服务于攻击、讽刺或者防御的）敌意诙谐（hostile joke），要么是（服务于显示性欲的）淫秽诙谐（obscence joke）。不过，我们必须事先重申一下，诙谐的技巧种类一不论它是言语诙谐，还是概念诙谐——都与这两种目的无关。

与此相比，要说明诙谐是如何为这两种目的服务这个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这项研究中，我想首先论述裸露诙谐（exposing jokes）而不是敌意诙谐。的确，极少有人认为裸露诙谐值得研究，仿佛人们对裸露诙谐本身的反感情绪已经转移到了对其进行讨论这方面来了。但我们决不允许自己因此而张皇失措，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接触到一个边缘诙谐的例子，它有可能帮助我们澄清一些疑难问题。

我们都知道“猥亵语”（smut）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通过言语有意识地突出性事实和性关系。然而，这个定义和别的定义一样也并不令人满意。尽管有了这个定义后，一次关于性器官解剖学或生殖生理学（physiology of procreation）的演讲就根本无须与猥亵语联系起来了。

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更有关的事实，即猥亵语常常是针对这样一个人的，他对别人有性刺激，听了这些猥亵语后，人们预料，他就能意识到说话人的性兴奋，与此同时，自己也产生了性兴奋。

另一个听到淫言秽语的人也许不会产生性兴奋，其反应可能是羞涩抑或难堪。这种现象只不过是反对这种兴奋的一种反应，也是对这种刺激的一种间接承诺。其实，猥亵语起初是针对女性的，类似于试图勾引。倘若男人们中有一个喜欢说或听淫语，这种由于社会抑制而不能实现的原始环境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听了猥亵语就发笑的人，其笑声仿佛表明他就是性攻击活动的旁观者。组成猥亵语内容的性题材不仅包含了男女各自特有的东西，而且也包括了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东西，它还和引起羞涩的一切事物有联系一就是说，它甚至还包括整个排泄领域。然而，这是与厕所想象有关的儿童时代的性领域。故可以说，在这种想象中，性欲的东西与排泄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毫无差别。[124]在神经症心理学（psychology of neuroses）的整个领域内，性欲仍把排泄包括在内。从老年人和婴儿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淫语就像是它所针对的那个异性的裸露状态。通过说出那些猥亵话，被攻击者被迫想象出这些话中所谈到的那部分肉体或性行为的某个程序，并向她表明，攻击者本人也在想象着同样的事。

毋庸置疑，想亲眼看见所显示出来的性的东西而产生的那种乐趣正是淫语的原始动机。

假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一些基本事实，将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问题。想看看男女特有的暴露在外的性器官，正是我们力比多的原始成分之一。这种力比多本身可能早已取代了早些时候的某个欲望，并且又恢复了在设想中去接触性器官的那个原始欲望。在这里，像经常发生的一样，这种想看见的欲望已取代了想接触的欲望。[125]我们发现，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看和触的力比多都以两种形式存在着：主动的和被动的，雄性的和雌性的；并且根据性欲特征所占的优势比例，总有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在少儿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自我暴露的癖好。如果这种癖好没有被消灭或压制在萌芽之中，它就会发展成一种裸露癖（exhibitionism），一种在男人们中常见的性变态行为。女人身上被动的裸露癖常常被一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性羞怯反应掩饰着。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女人们的穿着打扮上看出这种裸露癖的痕迹。至于灵活多变的习俗及环境是如何允许女人们仍旧保留着那一点裸露癖这个问题，我只需做点暗示即可。

男人身上的裸露趋向，大多是作为力比多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着的，而且它还用来引起性行为。假如这种冲动在第一次与女人接触时就想表现出来，那么它就必须通过说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向女人表白自己；其二，通过说话所唤起的那种想象，能够使女性置于一种与自己相对应的兴奋状态中，同时也能唤醒女性身上那种被动的裸露欲。虽然这种求爱语言还不是猥亵的，但却可以发展成为猥亵语。倘若女人很快表示愿意，淫秽语言的寿命就很短暂；

因为它很快就被性行为所取代。相反，如果女人表现的不是这种快速顺从而是防御反应，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引起性兴奋的言语就变成了作为它自身目的的猥亵语。由于受到阻挡的性攻击不能付诸行动，所以它就只能停留在性兴奋的召唤阶段，并从女人身上的性兴奋表示中获得快感。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种攻击性和别的任何受到阻碍的性冲动一样无疑都在改变着自己的特性。它变得明显地带有敌意和残酷，同时竭尽全力用性本能的那些施虐狂（sadism）成分来反对这种障碍。

因此，女人的不顺从就构成了猥亵语发展的第一个条件。诚然，这种不屈服似乎仅仅意味着稍微延迟，却并不表明进一步的努力会徒劳无益。对女人来说，这种抵抗的理想环境就是同时有另一个男人——一个第三者——在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表现出即刻顺从。因此，这个第三者很快就成了猥亵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一开始，女人的存在就是不容忽视的，在乡下人中或在比较简陋的客栈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女招待或女掌柜一出现，猥亵语就源源不断。只有在一个较高级的社会场合，才会出现正好相反的情况，在这种场合，女人一出现，男人们的猥亵谈话就会戛然而止。而他们则往往保留那种他们认为会使女人脸红的谈话，直到他们“孤居独处”时为止。所以，旁观者，亦即现在的听者就渐渐取代了作为猥亵对象的女人的位置。而且由于这个变化，我们很快就可以猜测出诙谐的特征了。

从这个观点起，我们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到两个因素上：第一，第三者，即听者所起的作用。第二，限制猥亵语题材的条件。

一般说来，倾向性诙谐需要三个人在场：除了诙谐的制作者外，还必须有充当敌意或性攻击对象的第二者和使产生快乐这一诙谐目的得以实现的第三者。我们以后会研究这种事态的更深层次的理由的；不过，目前我们必须先定位这样一个事实，即因某一诙谐而发笑并能欣赏其快乐效果的不是该诙谐的创造者，而是那个无所事事的听者。在讲猥亵语的情况下，三人处在相同的关系中。因此，其发展过程可以表述为：一旦第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力比多冲动由于该女人的不顺从受到阻碍，他便立即对这第二个人产生一种敌意态度，同时，他把最初介入的第三者当成他的同盟。通过第一个人的淫言秽语，该女人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第三者面前。而现在作为听者的第三者，由于自己的力比多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满足，而被第一个人收买了。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普通人中这种猥亵交流是如此普遍地流行，并能确定无疑地引起他们快乐的心境。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涉及到如此之多的有倾向性诙谐的特点的复杂程序中，没有任何概括诙谐特征的正式要求是由猥亵本身所构成，赤裸裸的猥亵语的说出既给第一个人带来了快乐，又使第三者开怀大笑。

只有当我们进入一个由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们组成的社会时，诙谐的正规化条件才会起作用。

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淫言秽语才会变成诙谐，而且也只有当它具有诙谐的特点时，它才能为社会所容忍。它最常使用的技巧是隐喻——即通过某个微不足道的东西，某个无关的东西来取代，这样就能够使听者在想象中重建一幅完美而直观的淫秽图像。以淫秽语的形式直接提供的东西和它在听者头脑中势必引起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越大，这个诙谐就越精彩，而且它为上流社会的人们所接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除了使用粗俗的抑或优雅的隐喻外，具有诙谐特点的猥亵语也使用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的所有其他方法，这一点极易用事例加以证明。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理解诙谐在为其目的服务时的所作所为了。尽管障碍重重，但诙谐还是有可能让一种本能（无论是淫秽的，还是敌意的）得到满足。它们设法绕过这种障碍，而且以那种方式从该障碍一直无法涉及到的根源中诱导出快乐。这种挡道的障碍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女人所受到的那种更高级的教育及良好的教养。正是这种良好的教育和教养相应地使她无法忍受赤裸裸的性行为。一开始就在想象中出现的女人后来仍被认为就在眼前，或者说她对男人所起的威胁作用的影响甚至在她不在场时依然存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有教养的男人是怎样受到一群地位低下的姑娘们的引诱，从而把淫秽诙谐变成了露骨的淫词秽语。

我们常常把那种使女人，同时在较小程度上也使男人很难抑或不可能欣赏赤裸裸的淫秽的那种力量称为“压抑”；同时我们还从这种压抑中认识到同样的心理过程。在严重的病例中，这一心理过程总是使所有的冲动情结（complexes of impulses）及其派生物都远离意识，阻止意识的产生，结果成为我们常说的引起精神神经症的主要因素。我们相信，文明和较高的教育对压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一种遗传天性而发展起来的）心理组织也经历了某种变化，其结果就是，我们曾经觉得令人愉快的东西，现在却变得无法忍受了，而且它还遭到了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的拒绝。但是，由于文明的压抑活动的影响，许多原始的乐趣都被稽查作用抛弃了，并且永远丧失了。但对于人的精神来说，要摒弃所有这些乐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发现，倾向性诙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废除摒弃行为、并使我们重新得到那些已经丧失了的乐趣的手段。当我们因一则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时，我们所笑的东西与那些无教养的人听到一个粗俗淫秽的笑话而笑的东西完全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快乐的根源完全一样。

然而，这种粗俗的猥亵语不能使我们发笑，相反，它会使我们感到难堪，抑或令我们作呕。只有在诙谐的帮助下，我们才会发笑。

这样，我们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的东西［第96页］现在似乎已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与所有的快乐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其技巧的单纯性诙谐相比，有倾向性的诙谐更能通达其他各种快乐根源。我们还可重申，凭直觉，我们根本不可能区分在倾向性诙谐中，哪一部分快乐来自其技巧，哪一部分来自其目的。因此，严格说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126]在所有淫秽诙谐里，我们常常会做出对某些诙谐的“好处”大加赞赏的错误判断，而诙谐的优劣与否则常常取决于正常的决定因素。其实，这些诙谐的技巧通常都很拙劣，但是它们引人发笑的作用却非常巨大。

（三）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诙谐在服务于敌意目的时所起的作用是否与此相同。

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代起，如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起，我们对自己同类的敌意冲动就像我们的性冲动一样，一直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和同样与日俱增的压抑。然而，我们尚未进步到能够爱我们的敌人，或者说尚未进步到右脸挨打后又把左脸伸过去的程度。此外，所有限制主动仇恨的道德规范至今都清楚地说明，它们本来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氏族社会而制定的。只要我们仍认为自己是某个族类的成员，那么在与外来民族接触时，我们就会准许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忘掉这些限制。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我们在控制敌意冲动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利希腾贝格在讲下面这句话时措词极为严厉，他说，“在现在人们说‘请原谅’的场合里，过去人们都要给对方一个耳光。”法律所不容许的野蛮的敌意已为口头谩骂所取代；同时对人类种种冲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更好地了解——通过始终如一地坚持“理解一切，原谅一切”——越来越剥夺了对妨碍我们行为的同伴感到气愤、愤慨的能力。在儿童时代，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强烈的敌意的遗传气质，但后来高级的个人文明教育我们说骂人是可耻的；甚至在格斗仍然允许的场合里，那些可以用作格斗的种种手段亦明显地受到了限制。既然我们不得不放弃用行动来表达敌意——受到其兴趣旨在保护人安全的冷漠的第三者的阻碍——恰如性攻击案例中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发展了一种其目的在于把这个第三者争取过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新的谩骂技巧。通过对敌人的蔑视、贬低、鄙视或愚弄，我们借助于第三者，即那位没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极大乐趣的旁观者的捧腹大笑，直接从我们敌人的失败中获得了乐趣。

接下来我们准备弄清楚诙谐在敌意的攻击性中所起的作用。诙谐允许我们使用那些由于重重阻碍我们公开或有意地说出来的东西，而使我们的敌人滑稽可笑。换言之，诙谐会规避种种限制并开放那些变得难以企及的快乐资源。此外，听者由于得到极大的快乐而毫不犹豫地袒护我们。

恰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如果单纯性诙谐迷住了我们的心窍，我们就会过高地估计那句以诙谐形式表达出来的话的要旨。“随我欢心，偏袒其笑”，这个德国成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前一章里N先生的诙谐，其性质全都是侮辱性的。N先生似乎想要大声疾呼：“农业部长本人就是头公牛！”“别跟我提起×××！他虚荣心极强！”“我所读过的文章没有比这位历史学家所写的‘拿破仑在奥地利’更枯燥乏味的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不可能以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便求助于诙谐，诙谐保证使他的观点为听者欣然接受。但假使作者用的是一种非诙谐的方式，那么尽管他讲的是真理，听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那个关于“红头发傻小子”的诙谐是极有启发意义的诙谐，也许称得上是所有诙谐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诙谐。但该诙谐中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纵声大笑，并使我们的兴趣从这样做是否会对这位可怜的作者太不公平这个问题上转移开去？当然就是诙谐形式——亦即这个诙谐本身；

但是听了这个诙谐后，我们又为何而笑？毫无疑问，我们是笑那个被介绍给我们的“红头发傻小子”，特别是笑他长着一头红发。诚然，有教养的人早已改掉了取笑他人生理缺陷的毛病，况且他们也并不把长着一头红发看成是可笑的生理缺陷。但是毫无疑问，学校男生及普通人仍这样认为——甚至市政和国会代表中持这种看法的也不乏其人。N先生用最巧妙的方式，使成年人和对生理缺陷很敏感的人都能像男学生一样取笑历史学家X先生的红头发。当然，这并非N先生的本意；但令人怀疑的是，开玩笑的人是否一定要知道他所开玩笑的确切意图。

倘若在这些事例中，诙谐帮助避开了的那个攻击性的障碍是一种内部障碍一种对辱骂的审美抵抗——在其他事例中，这种障碍就有可能是外部障碍。下述事例的情形就是如此。殿下问那个酷似自己的陌生人：“你母亲曾在王宫里干过活儿吗？”他的确得到了一个机敏的回答：“没有，但我父亲在那里干过。”这样回答，被问者肯定会击败这个胆敢用隐喻来卑鄙地暗示他所爱戴的母亲的轻浮发问者。但这个无礼的人是殿下，他不仅不会被击败，甚至也不会感到耻辱，除非某个人想豁出命来进行报复。相反，如果不这样回答，陌生人就只能默默地忍受这种侮辱。但幸运的是，诙谐给他指出了报复这种侮辱而又不危及个人安全的方法，即采用“统一性”这种技巧，把该隐喻反过来用在攻击者身上。此例中的诙谐印象完全是由其目的决定的。所以在这个诙谐的反击的作用下，我们往往会忘记攻击者所提的问题本身就具备了那种使用隐喻技巧的诙谐的特点。

通过外部环境来阻止谩骂或侮辱性的反驳，这种情况是如此常见，以至于人们特别喜欢用倾向性诙谐来攻击抑或批评那些自称为权威的显贵们。因此，诙谐便代表着对这种权威的反叛并逃避其压力的手段。同时，这个因素也具有漫画的魅力：即使它十分蹩脚，我们也会因它而笑，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认为反叛权威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美德。

假如我们记住了这个事实，即倾向性诙谐非常适合于攻击那些常常有内部抑制和外部环境保护他们不受直接诋毁的头头们及有尊严、有势力的达官显贵们，我们就会形成一种特别的印象，似乎某些类型的诙谐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些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我现在指的就是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其中有几个我们在研究概念诙谐的种种技巧时已经谈过了。

在诸如此类的例子中，比如在下述事例中：“她还很聋呢！”和“谁会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

介绍人就被当做头脑简单和粗心大意的人而备受嘲笑。他们完全变成了喜剧人物，因为正如例子中所表明的那样，事情的真相从他们的嘴里自动地跑了出来。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倾向性诙谐的性质，以及这些故事所带给我们的极大乐趣，与这些诙谐所嘲笑的那些人的悲惨境遇相符合吗？

它们是诙谐的劲敌吗？为了抨击某些更重要的东西，诙谐就把婚姻介绍人摆在一个更显眼的位置，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这难道不是正如谚语所说的，意在赶骡，却把鞭子抽在鞍垫上吗？要想否认这种观点的确是不可能的。

虽然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趣闻轶事的阐释还可以继续下去，但在我看来，继续下去却毫无必要。

只要把这些轶事当做Schwanke［滑稽故事］来看待，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也就能够否认它们的诙谐特征了。不过，这些诙谐也可能具有这种主观决定因素。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以后还要对此加以研究［第五章］。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想当然的东西才是诙谐。我认为是诙谐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只不过是滑稽故事而已。但假使一个诙谐允许这种怀疑，其原因只可能是它有一个幌子（facade），在我们的例子中正好就是那个滑稽的幌子。在这个幌子下，有的人会满足于一瞥，而另一个人则试图明察秋毫。而且，我们还隐约觉得，此幌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研究者眼花缭乱，因此这些故事里肯定还有一些隐秘的东西。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这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全是诙谐的话，那么它们肯定就是比较好的诙谐，因为在幌子的影响下，它们不仅能够隐瞒住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还能隐瞒住某些想说而又不准许说的话。但是，对这些轶事的进一步阐释不仅会暴露出那些隐蔽部分，而且还会揭露出这些打着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正是倾向性诙谐，所以，对它们的进一步阐释将如下述：任何由于疏忽而失口说出事实真相的人，事实上都很乐意把自己从这种因假话而造成的思想压力中解脱出来。

这是一种正确而又意义深远的心理学洞见。假如心里不愿意，没有人会允许自己被在这些情况下使真相原形毕露的自动现象所征服。[127]这样一来，婚姻介绍人就从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转化成了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因为他利用第一次机会就把事实的最后一点真相大声讲了出来，所以他最终卸下了那个因说谎话而背上的思想包袱，此刻他该是多么高兴啊！因此，他一旦看到大势已去，即这位未来的新娘不会令这位年轻人满意，他马上高兴地把年轻人不曾注意的这位姑娘的另一个缺点兜售出来。也可以说，为了对聘用他的人表示轻蔑，他就趁机提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一细节问题的理由：“我问你——谁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现在，该故事中所有的嘲笑奚落都逆转到该处几乎没有提及的姑娘的父母身上去了。他们认为为了给女儿找个丈夫，这种欺骗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同时它还暗示着那些靠这种手段结婚的姑娘们的不幸处境，也影射着以此方式订婚的一种不光彩的行为。而借介绍人之口来表达这种批评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最熟悉这些谩骂；但他又绝对不能把这些谩骂大声说出来，因为他的生活还得靠这些人来维持呢。在产生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故事的大众心理（popular mind）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冲突；因为它明白，由于某些撮合婚姻的方法，神圣的姻缘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研究诙谐的技巧时所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在诙谐中，胡说常常取代了诙谐背后那种思想上的嘲弄和批评。（在这方面，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碰巧与梦的工作所起的作用雷同。）而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里的嘲弄和批评并不是针对那个在前面的例子中充当替罪羊的婚姻介绍人的。它们是通过另一类诙谐来说明的，相反，其中的婚姻介绍人被描述成了一位能言善辩的上层人物，其实，这些嘲弄与批评都是一些打着逻辑幌子而不是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它们是诡辩的概念诙谐。在其中的一个诙谐里，介绍人通过说明新娘的跛足至少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不幸”来搪塞她的缺陷，进而狡辩说，娶另一个两条腿都健康完好的女人将永远处于可能摔断一条腿的危险之中，接踵而来的是疾病、痛苦和医疗费。

如果娶了这个已经跛了脚的女人，就可以避免所有这一切麻烦。在另一个轶事里，介绍人机敏到能用极为合理的证据来反驳求婚者对新娘的全部异议，只有在谈到新娘的最后一个缺点——驼背——这个叫他无法辩驳的缺点时，他才辩解说：“可你还想要什么呢？难道她不能有一点缺点吗？”似乎求婚者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异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要挑出这两个例子中论据的弱点其实并不难，而且我们在研究其技巧时已经这样做了。但现在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倘若介绍人说的话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样是很合乎逻辑的，但经过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种表面上合乎逻辑其实只是一种伪装而已。这时，诙谐中的事实真相就必定会使人判定介绍人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这种思想不敢冒昧地以严肃的口吻宣布介绍人是对的，于是就以诙谐这种外表取而代之。

但是，正如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俏皮话往往暴露出它的严肃性。如果我们假定，所有表面上合乎逻辑的轶事实际上都指的是它们所主张的东西，即使在这些主张是故意错误地诱导出来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会出差错了。正是为了隐蔽地表现事实真相而使用诡辩法，才使它获得了诙谐的特征。因此，这种诙谐主要取决于其目的。这两个趣闻轶事想表明的是，当求婚者如此孜孜不倦地搜集新娘的那些转瞬即逝的优点，而同时却忘记了他必须准备娶一个有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人做妻子时，实际上他就把自己搞得十分可笑了。而另一方面，那种可以与一个多少有点美中不足的女人凑合结婚的美德——互相爱慕和为了爱情而全然不顾——在整个轶事中根本没有提及。

在这些介绍人都恰如其分地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的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求婚者的嘲笑，这一点在别的例子中描述得更为清楚。这些故事越简单，它们所包含的技巧就越少；也可以说，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边缘诙谐的事例。由于其技巧的缘故，它们除了都构建了一个诙谐的幌子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不过，由于它们的目的相同，也由于它们都隐藏在幌子之后，这样它们已产生了诙谐所能产生的全部作用。此外，技巧方法的不足也已清楚地阐明：“如果这些诙谐不想使其作用受到影响，它们就得使用这种与诙谐技巧类似的‘行话’（dialect）这一因素。”

下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凭借着倾向性诙谐的全部力量，抹掉了那种技巧上的全部痕迹。

婚姻介绍人问：“你对你的新娘有何要求？”——回答是：“她必须漂亮，必须有钱，而且还得有教养。”“好极了，”——介绍人回答说，“但我认为你的要求须由三个介绍人来满足。”

在此，这种斥责不再作为一个诙谐而体现出|来，而是直接指向求婚者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过的事例中，伪装的攻击一直都是针对着这些人的——在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诙谐里，它所针对的是与安排婚姻有关的所有各方——新郎、新娘及其父母。但诙谐的攻击对象同样可能是机构、能够操纵这些机构、道德或宗教教义以及人生观的人。这些人如此受人尊重，以至于仅有在诙谐的面具及掩藏诙谐真相的条件下才会遭到拒绝。尽管这些倾向性诙谐所表现的主题可能极少，但其形式和外表（envelope）却多种多样。我相信，我们将会很恰当地给这类倾向性诙谐取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但只有等到我们分析了几个这种例子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取什么名字最为恰当。

我想起了那个吃“鲑鱼炒蛋黄”而又一文不名的美食家［第49页以下］和那个经常喝酒的

教书匠的故事［第52页］。现在，我将继续阐释这些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是诡辩的移置式诙谐（sophistical displacement jokes）。我们后来才知道，如果这个故事的幌子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想活动就会严肃地宣布“那个人是对的”，可是，由于一个相反的矛盾，这种思想却不敢宣布这一事实，除了在那个极容易证明他是错误的这一点以外。所选择的这个“点”正是在他的正误之间的一种适当的妥协；的确，这种选择不是一种结论，但它与我们身上的冲突相符。这两个趣闻轶事都是谈论吃喝的。它们说：“是的，那个人是对的。人生在世，没有比享乐更重要的了，但一个人怎样享乐，却或多或少地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骤然一听，这种说法极不道德，而且也的确如此。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与主张生活无常和赤裸裸地摒弃道德的诗人们的“及时行乐”并无多大区别。假如我们对“鲑鱼炒蛋黄”这个诙谐中的那个人是对的这种想法感到反感，那也只是因为这种享乐是最低级的，在我们看来，不享受这种乐趣似乎也是过得去的。而事实真相正是通过这种看法才得以说明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时刻，即一方面承认这种生活哲理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斥责我们的道德规范只知道向我们索取却不偿还给我们任何东西。既然我们已不再相信来世的承诺，亦即，不再相信以前所抛弃的东西在来世都将得到满意的报偿——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把抛弃看做信仰的标志，那也还是会有极少数虔诚的信徒的——所以，“及时行乐”就成了一条严肃的劝诫。我将非常高兴地推迟享受那些使人满意的东西：但我怎能知道我明天是否仍活在这个世上呢？“Di doman’non c’e certezza。”[128]

我非常乐意宣布放弃所有为社会所禁止的满足方式，但我能肯定社会为我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即使在延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来报偿我的摒弃吗？诙谐窃窃私语说的话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与严厉而又无情的道德一样，人类的希望和愿望有权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用既具说服力又能鼓舞人心的措辞来特别强调，这种道德不过是极少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立即满足自己愿望的、有钱有势的人制定的、一项自私的规章制度。只要医术还不能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只要社会的种种安排还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快乐，我们内心反抗道德要求的呼声就永远不可能被镇压下去。每一个诚实的人最终都会承认这一点，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是如此。关于这一冲突的结论，只有在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理解道路之后，才有可能得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须能够与他人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这样才能战胜自己生命的短暂；每个人都不能非法地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应当使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只有如此多的未满足的需要继续存在，才能产生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但并非所有个人要求都能够以这种方式得以推迟和转移给他人，所以，还没有一个解决这种冲突的确切方法。现在，我们知道了怎样给我们刚才阐释过的那些诙谐命名了，它们是愤世嫉俗的诙谐（cynical jokes），而且它们所掩饰的也是愤世嫉俗。

在愤世嫉俗的诙谐惯常攻击的种种制度中，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更为重要，或者说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受到了道德法规的更严密的保护，但同时也是婚姻制度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攻击。因此，绝大多数愤世嫉俗的诙谐都是针对它的。这类诙谐与性自由一样也没有个人要求，而且文明对任何地方施加的压制都没有对性领域所施加的压制严厉。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种种目的——这便是“卡尼沃尔王子集锦簿里［第78页］提到的一个条目”。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迟早会去乘出租车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该例子中的复杂技巧：它是一个令人困惑而且显然是不可能的明喻。不过，我们现在能看出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诙谐；更明确地讲，它是一个隐喻（出租车就是公共交通工具）；由于其强有力的技巧方法，它还是一个增加了晦涩难懂性的省略。此明喻可以这样理解：

男人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不受性色的诱惑。但结果是婚姻却不能满足婚后那种更强烈的欲求。这犹如一个人带着一把伞以使自己不淋雨，然而他还是被雨淋湿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必须四处寻找更好的保护；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寻找为钱卖身的女人。现在，这个诙谐几乎全部被一种愤世嫉俗取代了。人们不敢大声而又公开地讲婚姻不是打算满足男人性欲的一种安排，除非他是一个酷爱真理、热衷改革的克里斯蒂安·马·厄棱费尔似的人物。[129]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尽管它绕了许多弯子，但还是把这种思想表述出来了。

当蓄意的反抗性批评是针对对象本人时，或更审慎地讲，是针对人们感兴趣的人，即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对像自己的民族）时，就会出现一种对倾向性诙谐特别有利的情况。作为一个决定因素的自我批评的产生，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许多最贴切的诙谐（我们已经列举了许多这样的实例）都生长在犹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块土壤上。它们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故事，而且针对的是犹太人的特点。由非犹太人创造的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几乎全都是残忍的滑稽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由于外国人把犹太人看成是滑稽对象，从而使诙谐变得毫无必要。由犹太人自己创造的犹太人的诙谐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既知道自己真正的缺点，也知道缺点与他们的良好素质之间的关系，而且正是对象本人批评的那些东西产生了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这种因素通常很难获得）［参见第140页以下］。顺便提一下，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许多别的民族也这么喜欢拿本民族的特征取乐。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还可以选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轶事为例。在这个故事里，那位火车上的犹太人一发现走进他的包厢的新来者是自己的同教者时，就马上摒弃了所有得体的行为举止。

我们已经很熟悉，这种轶事证明，某些事情是通过细节进行说明，通过琐碎事情进行表述的。其实，它想要表现那种不承认主仆之分的犹太人的民主思维模式，但不幸的是，这样做的同时也扰乱了戒律和合作。

另一组特别有趣的诙谐描述的是贫富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主人公是“Schnorrer［乞丐］”和仁爱的户主或男爵。

一天，一位经常在每个星期天到同一家餐厅做客的乞丐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年轻人一进门就准备在餐桌旁就座。“这是谁？”主人问道。“他上周就成了我的女婿，”乞丐回答道，“同时我已答应供他一年的伙食。”

这些故事的目的往往是相同的；而在下面这个故事中，目的表现得最清楚：

“乞丐恳求男爵给他一些钱去奥斯坦德；他的医生曾建议他洗海水浴来治病。男爵认为奥斯坦德是一个特别费钱的去处；而换一个便宜一点的地方照样能治他的病。但这个乞丐竟用下面的话拒绝了这个建议：‘男爵先生，为了我的健康，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太费钱的东西。’这是一个绝妙的移置式诙谐，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这类诙谐的典范。[130]显然男爵是想省钱，而乞丐对男爵的回敬仿佛男爵的钱就是他自己的钱似的，因而他认为，与自己的健康相比，男爵的钱就是次要的了。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因这个无理要求而捧腹大笑。但这些诙谐几乎都有一个使人产生误解的假面具，隐藏在其背后的事实真相是，按照犹太人的神圣法令，这个想把男爵的钱当做自己的钱的乞丐，实际上完全有权犯这样的错误。由这个诙谐引起的愤慨理所当然就指向了那个连虔诚的人都觉得难以忍受的法律了。”

另一则轶事是：

“在一个有钱人家的楼梯间，一个正上楼的乞丐遇到了一个同行，后者劝他不要再往前走。‘今天别上去了’，这位同行说，‘男爵今天情绪不好，至多只会给每个人一弗罗林。’——‘我还是要上去，’第一个乞丐回答说，‘为什么我该给他一弗罗林呢？他给了我什么东西吗？’”

这个诙谐运用了荒谬技巧，因为它让这个乞丐声称，正当他准备向男爵索取赠品时，男爵却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不过，这种荒谬只是表面上的，这位有钱人什么也没有给他。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法律强制他给乞丐布施，而且严格说来，他应该感谢这个乞丐为他提供了一个行善的机会。可见，普通的中产阶级关于善举的观点和宗教关于它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下面这个故事则是公开反对宗教观点的：由于深深地被一乞丐的悲惨遭遇所打动，男爵只好按铃叫仆人：“把他给我撵走了！他把我的心伤透了。”其目的的公开暴露又一次构成了一个边缘的诙谐例子。只有把问题放在单个事例中来考虑，最后的这些故事才不同于已不再是诙谐的抱怨：“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做一个有钱的人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处，别人的痛苦使他不能享受自己的幸福。”

从技巧上来讲，同样属于边缘诙谐例子的其他故事也证明一种极度悲观的愤世嫉俗。比如：

“一个耳朵背的人找医生看病，医生正确地诊断说：病人可能是因为白兰地喝得太多，所以耳朵聋了。他劝病人戒酒，病人答应遵循医嘱。过了一些时候，医生在街上碰到了他并大声询问他的病情。‘谢谢您，’他答道，‘大夫，您不必这样大声讲话了。我已经戒酒了，所以我能听得很清楚。’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又碰面了，这次大夫用一般声调询问他的病情，但注意到病人根本就听不清他的话，‘啊！你在讲什么？’——‘在我看来，你似乎又在喝白兰地了，’大夫贴着病人的耳朵大声喊道，‘这就是你的耳朵又聋的原因。’‘算你说对了，’聋子回答道，‘我又喝上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只要我不喝酒，我就能听见。但我听到的没有一件比白兰地好。’”从技术上讲，该诙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客观教训：叙述过程中的方言抑或技巧对引起哄堂大笑是不可或缺的。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悲伤的问题：这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难道不对吗？

正是由于这些悲观的故事不言自明地提到了犹太人各种各样毫无希望解脱的痛苦，所以我必须把它们归人倾向性诙谐一类。

其他诙谐同样具有愤世嫉俗性质，但不仅是关于犹太人的趣闻轶事的，这些诙谐攻击宗教的信条，甚至也攻击对上帝的信仰。其技巧在于把幻想与现实相提并论的错误思维（也可以认为是移置）的那个关于“法学博士的心灵感应”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诙谐或批评性的诙谐。该诙谐的矛头不仅指向奇迹创造者，而且也指向相信奇迹这件事本身。据说，海涅在弥留之际讲了一个亵渎上帝的笑话。当一个好心的牧师提醒他上帝会饶恕他的罪孽并给他希望时，海涅答道：“Bien sur qu’il me pardonnera：c’est son métier”（“他当然会饶恕我：那是他的职业。”）这是一个诽谤性的比较（从技术上讲，其价值与隐喻的价值类似），因为职业或行业（m’etier）是工人或医生所从事的一并且他只有一种职业。不过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其目的，它想说的不是别的，而是：“当然啰，他会饶恕我的，他就是干那一行的，那就是我请他来的唯一原因（正如人们请大夫或律师一样）。”所以，当这位生命垂危的人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创造了上帝，并且赋予了他力量，以便时机一到就可以利用他。只是在他湮灭之前，这个假想出来的人（the created being）才表明自己就是造物主。

（四）

除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三种倾向性诙谐——裸露的或淫秽的诙谐，攻击的（敌意的）诙谐，愤世嫉俗的（批评性的、亵渎上帝的）诙谐——我想再加上第四种、也是最不常见的一种，其性质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阐明：

“两个犹太人在加利西亚火车站的一列火车上邂逅了。‘你去哪里？’一个人问。‘去克拉科夫，’另一个人回答。‘你真会说谎啊！’第一位生气地叫道。‘如果你说去克拉科夫，实际上你是想让我相信你是去莱姆堡。不过，我知道你实际上是要去克拉科夫。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上面这个给人一种过于难以捉摸的印象的精彩故事，显然是用荒谬技巧来表达的。第二个犹太人因说谎而受责备，只是因为他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地——克拉科夫。不过，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强有力的荒谬技巧方法是与另一种技巧即相反表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按照第一个犹太人的无矛盾的说法，第二个犹太人讲实话时就是在说谎，而且是用谎话来说实话。不过，该诙谐更重要的实质应该在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事实真相这个问题。此外，它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同时也在利用我们最普通的概念之一的不肯定性大做文章。倘若我们只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来描述它，而不考虑我们的听者怎样去理解我们说的话，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吗？或者说这就是诡辩的真相吗？难道事实真相不就在于把听者考虑进来并如实地向他描绘我们的所见所闻吗？我认为这类诙谐完全不同于那些处于特殊地位的其他诙谐。它们所攻击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我们的知识本身，即我们的理论财富之一的这种肯定性。因此，给这类诙谐取名为“怀疑性”（sceptical）诙谐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五）

在我们讨论各种诙谐的目的过程中，或许我们已经阐明了不少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获得了许多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启示。但本章研究的结果和前一章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由诙谐产生的快乐一方面取决于其技巧，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其目的，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诙谐中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根源，在什么共同的观点下面才能联合起来呢？

一、快乐机制与诙谐的心理起因

（一）

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所提供的特殊的快乐根源，所以，现在又可以从这种确定的知识开始我们的研究了。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被引入歧途，从而把我们从所说的思想内容中获得的欢乐与从诙谐中诱导出来的乐趣本身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也知晓，快乐本身实际上还具有两种根源——诙谐的技巧和诙谐的目的。然而，我们现在想发现的是快乐是怎样从这些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它是怎样从使人快乐的作用这种机制中产生出来的。

我想，我们在倾向性诙谐中比在单纯性诙谐中更容易找到我们想要的解释。因此，我们将从前者人手来进行分析。

在倾向性诙谐中，快乐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满足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显然是快乐的一个根源，这点无须进一步加以评说。但诙谐导致这种满足的方式与某些特殊的条件有关，从这些条件里，我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在此必须区分两种情况。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是目的的满足受到了诙谐所避开的那种外部的阻碍而不易实现。

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情况，譬如，殿下询问那个正与之交谈的人，他母亲是否曾在王宫里干过活时所得到的回答，以及当那两个有钱的无赖让那位评论家看他们的肖像时，评论家的回答：“救世主在哪儿？”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前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打算用一个侮辱来回答另一个侮辱；

而在后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想用一个侮辱来取代所需要做出的评价。在这两个例子中，目的都受到了纯外部因素——侮辱所针对的那些人的强大地位的阻碍。然而，我们也许觉得奇怪，因为不管这两个诙谐及与之相似的倾向性诙谐如何使我们感到满足，它们却总是不能产生使人大笑的强烈效果。

但是，如果在直接实现这种目的的过程中没有外部障碍而只有内部障碍。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内部冲动妨碍着目的，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按我们的猜测，这个条件在N先生的诙谐中，即在那个想痛痛快快大骂一顿的强烈欲望被高度发达的美学文化所抑制的诙谐中似乎得到了满足。

借助于一个诙谐，这个特别情况下的内部抵抗就被克服了，抑制也被解除了。通过这种方法，正如在外部障碍的实例中一样，目的的满足就会成为可能，而且目的的压制及这种压制所引起的“心理积郁”（psychical damming-up）[131]就会得以避免。如果到了那个程度，快乐产生的机制在这两种情况下就会完全一样了。

不过，谈到这里，我们感到我们应当更进一步研究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下心理情境之间的差别，因为我们隐约觉得，内部障碍的排除很可能对快乐有巨大的影响。但我建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应适可而止，暂时满足于确立对我们来说仍是本质性的东西，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后一种情况下（一种业已存在的抑制已被解除，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则避免了一种新的抑制的形成）如果情况属实，当我们断定，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psychical expenditure）[132]时，我们就会不假思索，不会过多地依赖于思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使用倾向性诙谐的两种情况都能产生快乐，那么就可以这样设想，这种快乐的产生与所节省的精神消耗相对应。

这样，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我们在讨论言语诙谐的技巧时第一次遇到的节省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这一问题了。不过，尽管我们在前面例子中碰到节省时，它的意思是使用尽可能少的语词或尽量使用同样的语词，但现在我们对从综合性心理消耗这个要广泛得多的意义上来说的一种节省产生了怀疑。同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仔细地了解“心理消耗”这个迄今仍很费解的概念，我们就能更透彻地了解诙谐的基本性质。

我们承认，在研究倾向性诙谐的快乐机制的过程中，仍有一些无法驱散的迷雾。这些迷雾是对我们试图在未阐明比较简单的问题之前就阐明更复杂的问题，或在未阐释单纯性诙谐前就想阐释倾向性诙谐的一种适当惩罚。我们还注意到，抑制或压制消耗的节省（economy in expenditure on inhibition or suppression）似乎是倾向性诙谐的快乐效果的秘密。现在我们转向研究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机制。

在分析了那些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判断会被其内容和目的所扰乱的单纯性诙谐的一些适当例子之后，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诙谐技巧本身就是快乐的根源；现在我们将尽力去发现，那种快乐是否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节省上去。在这样的一组诙谐（文字游戏）中，其技巧就是把我们的心理态度集中在语词的语音上，而不是集中在词义上，也就是说，使（听觉的）语词表现（word-presentation）本身来取代由于它与事物表现（thing-presentation）的关系而产生的含义。[133]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做可以大大减轻心理工作的负担，在严肃地使用语词时，我们只有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克制自己不去利用这个方便的程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维活动的变态（pathological states of thought-activity）是如何突出语词的语音，而不是语词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把心理消耗集中到某一点上的可能性或许会受到限制，而且这类病人在他们的言谈中经常是按照语词表现的“外部”联想（external assciations）而不是“内部”联想（internal associations）进行思维的。我们也注意到，那些仍然习惯于把语词看成事物[134]的儿童往往认为，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语词背后都有相同的含义——这就是使成年人发笑的许多错误的根源。所以，如果我们在通过使用同样或类似的语词把诙谐从一个概念范围转到另一个无关的概念范围时，能够体验到一种明显的快乐（如在“自制的肉卷”的诙谐中［第94页］从厨房转到政治），我们就可以正确推论出，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这种源于“短路”（short-circuit）所产生的诙谐快乐越大，通过同一语词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组概念就越不相同——它们相距越远，诙谐的技巧方法在思想系列中所产生的节省就越大。我们或许还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诙谐还使用了一种严肃思维避而不用的把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方法。[135]

诙谐运用的第二组技巧方法——统一性、语音的类似性、多重运用、熟悉词组的变更、引语的暗示——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点，即当我们想找到某些新事物时，总是在那里重新发现一些熟悉的事物。重新发现熟悉的事物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们仍然不难把这种愉快看成是节省产生的快乐，因此，完全可以把它归结为心理消耗的节省。

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再认”（recongnition）可以产生快乐，这种现象是人们普遍承认的。格罗斯（Groos，1899，第153页）写道：“再认总是和快乐感密切相关的，除非它被搞得太机械化了（如，衣着方面……）。甚至连浮士德在一段毛骨悚然的经历之后重新进入他的书房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宁静的舒适感，也伴随着一种再认的快乐（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场）……倘若这种再认行为能够常常产生快乐，我们便可以认为，为了这种能力的缘故，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发挥这种能力——即，在戏剧中去试验此能力。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已把再认中的快乐看做是艺术乐趣的基础。但不容争辩的是，即使这个原理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也绝对不应忽视。

格罗斯接着讨论了游戏（games），其特点是用在道路上设置障碍的方法来增加再认的乐趣——也就是说，通过产生一种被再认活动抛弃了的“心理积郁”的方法。不过，他的解释企图放弃下述假设，即诸如此类的再认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在研究了这些游戏之后，他把与这些游戏有关的再认乐趣都归因于力量的乐趣，亦即归因于对某一困难的克服上。但我认为，这后一种因素是次要的，并且我还发现没有必要违背这种更简单的观点：再认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即通过解除心理消耗——而且建立在这种快乐之上的游戏利用了心理积郁的机制，也只是为了增加这种快乐的程度。

人们也普遍承认，韵脚、头韵、叠句甚至诗句中常出现的重复类似的词语声音的其他形式，都使用了同一快乐来源——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力量感”（senee of power）在这些技巧中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就表明，这些技巧与诙谐事例中的“多重运用”的作用非常一致。

考虑到再认与回忆（remembering）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做出在回忆中也有一种乐趣一即回忆活动本身也伴有一种与此类似起源的乐趣——这种假设并不是轻率鲁莽的。格罗斯似乎并不反对这种假设，可他又从“力量感”中获得了回忆的乐趣，而且他把几乎所有游戏中的快乐的主要原因都归因于这种“力量感”（据我看，这是错误的）。

另一种至今尚未提到的诙谐中的技巧根源也依赖于“对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我指的是“时事性”（topicality）这个因素。这个因素给许多诙谐提供了丰富的乐趣来源，同时也解释了诙谐史话中的几种特殊现象。现在有一些与这个条件毫不相干的诙谐。如果写的是一部关于诙谐的专著，我们就得几乎全部使用这种事例。但我们不能忘记，与这些经久不衰的诙谐相比，其他诙谐或许更能使我们开怀大笑。而现在要应用这些诙谐将是很困难的，因为还需要对它们作系统的评注，而且即使这样，恐怕也很难达到先前的效果。后来的这些诙谐包含着对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人和事的暗喻，而这些人和事又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并且使人们的兴趣有增无减。然而，在人们的这种兴趣停止以后，在被讨论的事情得以解决以后，这些诙谐就丧失了它们的一部分令人愉快的效果，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效果。譬如，我那位友好的主人在把端上来的甜点心叫做“Home-Roulard”时所说的那个笑话，现在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当时“Home Rule”（地方自治）问题继续作为各日报政治专栏的头条标题时那样好了。如果现在我想评价一下该笑话的优点，我就会把这些优点全部归因于这个事实：由于思考时没有兜圈子，仅一个词就使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联想到了遥远的政治领域。但是在当时，我的叙述就会截然不同，我就会说这个词把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引到了与此领域无关的但肯定会引起我们兴趣的政治领域，因为我们一直都关心政治。另一个笑话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位姑娘使我想起了德勒福斯（Dreyfus），军队并不相信她的贞洁。”虽然其技巧方法必定在不断地变化，但该笑话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由这种比较以及“贞洁”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所引起的困惑无法弥补这个事实：当时提到的那个由于富有刺激性而将全部精力贯注于某一事件的隐喻现在使人想起的却是一个已得到了解决的问题。

下述的是一个人们仍感兴趣的诙谐：“路易斯王妃到哥达的火葬场问Verbrennung（火葬）要花多少钱。管理员答道：通常是5000马克。不过，我们只收3000马克，因为你已经durchgebrannt（字面意义：‘被烧过’；俚语意思‘私奔过’）一次了。”这样的诙谐现在听起来很精彩；但不久，我们对它的评价就会每况愈下；再过一段时间，尽管它仍是一个很不错的文字游戏但最终还是会完全衰亡，因为在解释路易斯王妃是谁以及她durchgebrannt[136]的意义时，不做系统的评注就重复这个笑话将是不可能的。

因此，许多流行的诙谐都有一定的寿命：它们的生命都要经过一个从兴盛到衰退的过程，然后就彻底地湮没了。人们感到的那种从它们的思维过程中获取乐趣的需要，将会继续产生基于当时时代新兴趣的新的诙谐。然而，这些成为当时热门话题的诙谐的生命力不是它们自己的；而是用隐喻的方法从别的兴趣中借用过来的。这些兴趣的湮没也决定着这些诙谐的命运。这个弥补了诙谐本身固有资源不足的时事性因素就是快乐的根源，尽管这种快乐极为短暂，但量却特别大。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快乐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简单地等同起来。这种快乐感兴趣的是某一范畴特别熟悉的事物，另外，该范畴必须是新颖的、最近的，而且必须是尚未被人们遗忘的。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自己对最新情况特别偏爱。[137]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人们关于最新情况的联想受到了某种特别快乐的奖励和促进。

费希纳特别承认，实际上只有在有思想联系（thought-connection）的领域中而不是在题材（subject-matter）领域中的重复现象的统一性，才是诙谐乐趣的一种来源。他说（费希纳，1897，第17章）：“在我看来，多重性的一致连接原则在我们目前所考虑的这个领域里起着主要的作用。不过，为了使从这些事例中获得的乐趣及其独特特性能够超越其阈限，它还需辅助的决定作用的支持。”[138]

在所有这些重复同样的联结，重复同样的语言材料以及重新发现熟悉事物或新近情况的事例中，要避免从心理消耗的节省中获得在这些事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快乐似乎是不可能的——假如这种方法既能卓有成效地解释那些细节，也能取得新的一般原则。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还必须搞清楚，这种节省产生的方式和“心理消耗”一词的含义。

对于大部分概念诙谐来说，其中包括错误思维、移置、荒诞、对立物的表征等等的第三组诙谐技巧，乍一看似乎具有某种很特别的印象，而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或者与用语词联想（word-associations）取代对象联想（object association）这些技巧无关。然而，在这里，要使心理消耗的节省或减少这一理论发挥作用其实并不难。

毫无疑问，背离我们已开始研究的某种思想路线比坚持这种思想要更容易和更方便些，所以许多不同的东西混合起来比把它们进行对比更容易和方便一些，而特别方便的是承认为逻辑所不容许的各种有效的推理方法。最后，在词语或思想的联结过程中，不考虑这种条件也应该有意义。

所有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而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诙谐技巧却正巧能说明这一点。不过，诙谐工作的这种行为提供了一种乐趣来源的假设，则会令我们感到奇怪，因为除了诙谐之外，我们在所有这些思想活动中只能体验到一些不愉快的防御感（defensive feelings）。

我们简称为“胡说的快乐”（pleasure in nonsense）的那种现象深藏于严肃的生活之中，现在却已经退缩到快要消泯的程度了。为了说明它，我们必须研究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这种快乐仍然清晰可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再次变得显而易见：我所指的是正在学习的儿童的行为和由于中毒而处于转变了的心理状态下的成年人的行为。

儿童在学习使用母语的词汇时，显然从“用文字游戏做实验”中得到了明显的快乐［格罗斯语（第121页）］。为了从语词中获得节奏或押韵这种令人愉快的效果，他把语词联在一起而不管它们应该有意义这个条件。渐渐地，人们就禁止他获得这种乐趣，只准许他把这些语词进行有意义的组合。但是，尽管如此，在他年龄更大一点时，他仍会企图忽视使用词语时后天习得的种种限制。他会对语词做些小小的扩充而使其大为逊色，并会通过某些使用法［如重叠或震颤语言（Zittersprache）］[139]而使其形式发生改变，或在游戏伙伴中建立一种暗语。人们甚至可以在某些种类的心理疾病的患者中重新发现这些企图。

不管导致儿童开始这些游戏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在他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仍会沉迷于这些游戏，同时也深知其中的荒诞，此外，他们还能从这种理智所禁止的刺激中找到乐趣。

现在，他们通过游戏便能够从批评性理智（critical reason）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不过，在训练儿童进行逻辑思维和区分现实中真实与虚假的东西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种种限制力量仍很强大；

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逻辑和现实的强迫行为的反抗就是深入而持久的。甚至连想象活动这样的现象也属于这个（反抗的）范畴。在童年后期和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学习期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批评的力量正变得如此强大，以致“被解放了的胡说”（liberated nonsense）之中的快乐很少敢于直接表现自己。人们不敢说任何荒诞的话。但我认为，男孩子们喜欢做一些荒唐可笑抑或愚蠢之事这种典型的倾向似乎就是胡说快乐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病理学案例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这种趋向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又能控制男生的谈话和回答。而在一些患神经症的高中男生的案例中，我确信，在导致他们的无能方面，他们因说废话而获得快乐的潜意识工作方式与他们的确实无知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大学生们也没有停止过反对逻辑和现实中的这些强迫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支配越来越难以忍受，而且不受限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学生们的“恶作剧”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反应的表现。

因为人是一种“永不疲倦的寻乐者”——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欢快的词句——而且要他放弃他所享受过的快乐是极其困难的。比如，和Bierschwefel[140]时的快乐的胡说一样，学生们千方百计地挽救被学校教育越来越多地剥夺了的思想自由所产生的乐趣。的确，甚至很久以后，当这些老校友们在学术会上重逢而感到自己又回到学生时代时，尤其在散会以后，他们还会再次阅读“Kneipzeitung”，[141]这种“Kneipzeitung”会使他们把话题由新的发现转向胡说，从而对于新加在他们身上的智力抑制提供了一种补偿。

Bierschwefel和Kneipzeitung证明了这样一个压抑着胡说中的快乐的批评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借助于毒物的帮助，即使想暂时把这种批评抛开也是不可能的。情绪上的变化是酒精在人类身上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这种“毒物”并非所有的人都不可缺少的原因。这种快乐的情绪，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在中毒以后产生的，都能减弱抑制力，即对它们的批评，而且还能够使处于重压下的快乐根源再次变得易于获得。观察诙谐的标准是怎样随情绪高涨而下降是极有启发性的，因为高涨的情绪经常取代诙谐，正如诙谐必须尽力取代高涨的情绪一样，在高涨的情绪里，在其他方面备受抑制的快乐的种种可能性——胡说的快乐——就会出现：“Mitwenig Witz und viel Behagen”[142]在酒精的影响下，成年人又变成了孩子，他在置逻辑的强迫作用于不顾而任其思维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

我希望，我现在也已经阐明了诙谐的荒谬技巧是快乐的一种根源这一问题。毋庸赘言，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抑或来自批评的强迫作用的减轻。

倘若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三组不同的诙谐技巧，我们就会发现，当恢复昔日的自由的卸掉智力培养这副重担时，我们就可以把第一组和第三组诙谐技巧——用语词联想替代事物联想及荒诞的使用——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可以与构成第二组技巧的节省进行对照的心理解脱（psychical reliefs）。减轻业已存在的心理消耗和节省将要付出的心理消耗是获得所有诙谐技巧，同时获得这些技巧中的全部乐趣的两个原则。这两种技巧以及获得快乐的两种方式——无论怎样大体上——都与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之间的差异相一致。

（二）

前面的讨论已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深入了解了我们将要更仔细考查的诙谐的发展或心理起因。

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的预备阶段，一旦它们发展成为倾向性诙谐，就很有可能揭示出诙谐的不同特点之间的新关系。在诙谐产生之前，就存在着我们可以称之为“游戏”（play）或“俏皮话”（jest）的这种东西。

“游戏”——就让我们保留这个称谓吧——出现在孩子们学习使用词汇和运用思维的时候。

这种游戏也许服从的是强迫儿童实践其能力的本能之一。［格罗斯语（1899）］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儿童可以体验到那些由相似物的重复、熟悉事物的再发现，语音的类似性等手段所产生的快乐效果。这些效果可以理解为出乎意料的心理消耗的节省。[143]因此毫不奇怪，这些令人愉快的效果促使儿童进行游戏，并使他们继续这种游戏而置词语意思和句子的连贯性于不顾。这样，由节省中某些令人愉快的效果所诱发的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就成了诙谐的第一阶段。

这种游戏被应该称作批评性功能或理智这一因素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扼制住了。这样，游戏就成了毫无意义的抑或实际上很荒诞的东西而遭到人们的拒绝；同时因批评之故，游戏的产生也不再成为可能。现在除了在偶然情况下之外，人们已不再有可能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等等之中得到乐趣，除非成长中的个体碰巧感受到了那种像儿童的欢乐情绪一样解除了批评性抑制的快乐情绪。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去进行过去那种使人快乐的游戏。但由于人们既不愿意等待去从过去的游戏中获得快乐，又不愿放弃他很熟悉的乐趣，所以，他们便四处寻找使自己不依赖于这种快乐情绪的方法。诙谐的进一步发展都是在下述两种尝试的指导下进行的：一种是尽力避开批评；另一种是为快乐情绪寻找一个替代物。

这样就产生了诙谐的第二个预备阶段——俏皮话。现在的问题是，要延长从游戏中获得的快乐，不过，同时也要压制由不允许快乐情绪出现的批评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一种方法：即语词的毫无意义的组合和思想的荒谬集中必须要有意义。为了找到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词语和思想群，诙谐工作的全部聪明才智都被调动起来了。俏皮话使用了诙谐的全部技巧方法；而且，语言的使用也没有把俏皮话和诙谐明确区别开来。俏皮话和诙谐的区别在于：逃脱了批评的那句话的意义没有必要是有价值的、新颖的，或者甚至是好的；只需要允许它能用这种方式被表达出来，即使它说的话是不寻常的、多余的或无用的，也未尝不可。俏皮话最显著的特点是把被批评所禁止的东西变成可能获得的那种满足。

比如，当施莱尔马赫把Eifersucht（忌妒）解释为mit Eifer sucht（急切寻求）Leiden schaff（引起痛苦）的东西的那种Leidenschaft（情感）时，他只不过是在讲俏皮话而已。18世纪[144]在哥廷根教授物理（且爱讲笑话）的卡斯特纳教授，在讲课时间一名叫Kriegk（克里克）的学生年龄多大了，学生回答说：“30岁。”卡斯特纳随即大声说道：“啊！这么说我有幸见到30岁的战争（Krieg）。（克莱因保罗，1890）”这也仅仅是一个俏皮话。当有人问伟大的罗基坦斯基[145]他的四个儿子从事什么职业时，他正是用俏皮话回答了问话者提出的问题：“两个heilen［heal］（治病）和两个heulen［howl］（嚎叫）（两个医生，两个歌唱家）。”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因而也是无可指责的；可它给括号里语词的表达并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显然，只是因为这种统一性和两个语词之间类似的语音可以产生乐趣，它才采用了另一种形式。

我想，我们现在终于清楚地看见了我们的研究道路。尽管，由于还原法的运用去掉了诙谐技巧并使诙谐的特点和乐趣也丧失殆尽，我们在研究诙谐技巧时受到了诙谐技巧不仅为诙谐所专有，亦为诙谐实质所依赖这一事实的妨碍。现在我们看到，那些被我们说成是诙谐技巧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特定意义上继续如此称呼它们——更确切地说是诙谐带来乐趣的资源所在；同时，我们还感到，为同一目的从同一资源中引出的其他程序并无丝毫令人奇特之处。作为诙谐特点的那个特殊技巧存在于他们的程序中，这些程序旨在保护运用这些产生乐趣的方法时免遭足以毁掉乐趣的各种批评所导致的拒绝。关于这一程序，我们一般没什么可多说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诙谐工作通过选择言语材料和选择允许昔日的文字游戏（play with word）和思想游戏（play in thought）能经得起批评考验的概念情境（conceptual situations）来表述自己；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用最巧妙的方法来使用词汇的每一特性和思想序列的每一组合。以后，我们将可能会通过一个独特的特性来描述诙谐工作（joke-work）；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马上解释怎样才能做出有利于诙谐的选择。诙谐具有保护形成乐趣的语词和思想序列不受批评的目的和功能——这已被人们看做是评价俏皮话的一个主要特征。从一开始，诙谐的功能就是解除内部抑制，并使那些由于抑制已经变得难以触及的乐趣来源恢复其生产能力。我们将发现，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这是诙谐的一贯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给“胡说的意义”［参见导言］这个权威们认为对认识诙谐和解释诙谐的快乐效果有很大意义的因素做恰当评说了。确定诙谐性质的过程中，我们曾建立过两个牢固的观点——诙谐继续进行快乐游戏的目的，和它保护这种目的不受理智的批评所做的努力——完全清楚地阐明了为何每个诙谐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是无意义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则一定是有意义的，抑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那是诙谐工作的问题；但如果它没有成功，那它只不过是作为“胡说”而遭到拒绝。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必要从由于诙谐的既有意义又无意义而引起的［无论是直接引起的，还是通过“困惑与启示”这条途径而引起的（第12页以下）］情感冲突中获取诙谐的快乐效果。我们也毫无必要深究；乐趣怎样才能“认为它是无意义的”和“认识到它是有意义的”这种变换中产生出来这一问题。诙谐的心理起因（psychogenesis）已经告诉我们，诙谐乐趣是由文字游戏抑或胡言乱语而引起的，同时诙谐的意义仅在于保护这种乐趣不受批评的压制。

在俏皮话中就已经用这种方式解释了诙谐的基本特征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研究俏皮话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它们怎样在倾向性诙谐中达到最高点这一问题。当俏皮话给我们提供乐趣时，它就会促进这一目的；而当它的表达并非完全无意义或无内容之时，它就心满意足了。倘若俏皮话所表述的是具有实质性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它就变成了诙谐。这样，即使是在最质朴的形式下也值得我们感兴趣的那种思想，就获得了一种本身就能给我们提供快乐的形式。[146]我们必须假定，这样的一种联合肯定不会是偶然产生的；我们必须尽力去发现作为这种诙谐的结构基础的意向（intention）。我们早些时候进行过的一次（附带性的）观察将会把我们引上正确轨道。我们在上文中就已经说过，一个好的诙谐绝对会使我们形成一种整体的快乐印象，而我们却不能马上判断出快乐的哪一部分来自诙谐形式，哪一部分来自其恰当的思想内容。我们总是在这种区分上出错。有时我们因为欣赏诙谐所包含的思想而过高地评价其优点；相反，有时我们又由于该诙谐外表给我们极大快乐而过高估计其思想的价值。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快乐，也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假定我们判断中的这种不肯定性的确存在，那么，在这个词的恰当意义上说，它确确实实提供了诙谐形成的动机。思想企图把自己隐藏在诙谐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注意它，它也才因此而变得更加重要、更有价值，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这种隐藏可以把我们的批评能力弄得神魂颠倒、晕头转向。我们倾向于把由诙谐形式所产生的快乐归因于它的思想；

而且我们也不再去查找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才使我们快乐，并且因而损坏一个快乐来源了。

然而，倘若诙谐使我们发笑，那么它同时也会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对批评最为不利的意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被迫产生一种很早以前游戏就能产生的情绪，并且诙谐就会尽可能地去取代它。尽管我们一直坚持，这些诙谐可以被称为单纯性的而不是倾向性的诙谐，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严格说来，只有俏皮话才是没有倾向性的——即是说，只有它才为产生快乐这个目的服务。因为即使诙谐所包括的思想没有任何倾向性，因而它只在理论上为智力兴趣服务，然而诙谐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毫无倾向的。诙谐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着重强调这个目的并保护它不受批评来促进这种思想。这样，通过坚决反对某种抑制的和约束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现在的批评性判断，它们又一次暴露出自己的本性。

初次使用那些不仅仅只产生快乐的诙谐为对它们的进一步运用指明了方向。现在，人们已把诙谐看做是一种有力量的心理因素：如果把它放到天平的这一侧或那一侧，其重量就显而易见了。人们用诙谐为心理生活的主要目的和本能服务。无倾向性的原始诙谐起初就是游戏，后来人们才把它与目的间接联系起来，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任何东西最终都离不开这些目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诙谐在服务于裸露目的、敌意目的、愤世嫉俗的目的和怀疑目的时所取得的成就。在起源于猥亵语的淫秽诙谐中，诙谐通过那些使女人因为第三者在场而感到羞辱的言语而给第三者带来极大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打算干扰性场面的第三者变为同盟者。在攻击性目的中，诙谐用同一方法把原来漠不关心的听者变成了共同仇恨者或共同鄙视者，而且通过这种方法纠集起一伙反对者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在第一种情况下，诙谐用它所提供的额外乐趣克服了羞怯和体面这些抑制。在第二种情况下，诙谐摧毁了那种否则就会对辩论横加干涉的批判性判断。在为愤世嫉俗的怀疑目的服务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下，诙谐一方面加强这种议点；另一方面则采用一种新的攻击手段，把听者已经相信的对种种制度和真理的尊严击得粉碎。如果辩论想把听者的批评拉到自己一边，诙谐就会设法把该批评排除掉。毋庸置疑，诙谐选择了在心理学上更为有效的方法。

在概述倾向性诙谐的成就时，更容易看出的是，大多数的显著成就都是通过诙谐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作用而臆断出来的。可是，更重要的是，理解诙谐在自己的创造者的头脑中，或用唯一正确的方法来说，在自己的想象者头脑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出过，——现在我们借此机会再重复一遍——我们应该尽力研究涉及到两个人之间的区分的诙谐的心理现象，目前我们可以暂时假定，诙谐在听者身上引起的心理过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该诙谐的创造者心理过程的模仿。

听者将要克服的外部障碍与诙谐创造者的内部抑制相对应，而且诙谐的创造者至少有想抑制外部障碍的期望。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分明还存在着在倾向性诙谐中已经被克服了的内部障碍。例如，在N先生的诙谐中，我们可以假定，诙谐不仅使听者能通过侮辱而欣赏攻击性的乐趣，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使他产生诙谐。在各种不同的内在抑制或压制中，有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的影响最为深远，我们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其功能在于防止冲动，并防止冲动的结果进入意识。我们将会知道，倾向性的诙谐甚至能够把快乐从那些已经遭受过压抑的来源中解放出来。假如可以用上述方法把对外部障碍的克服追溯到内部抑制和压抑的克服上，我们就可以说，倾向性诙谐比诙谐的其他任何发展阶段都更加清楚地表明：诙谐工作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去除抑制将快乐解放出来。

诙谐要么通过为被压制的冲动提供帮助而加强它所服务的目的，要么全身心地为这些被压抑的目的服务。

我们或许可以承认，这就是倾向性的诙谐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倾向性诙谐是以什么方法运用这些成就的。它们的力量在于从文字游戏和被解放了的胡说的那些来源中获得大量快乐；但如果我们想要根据那些从没有倾向性的俏皮话中获得的印象来判断，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这种快乐的力量大得足以去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抑制和压抑。事实上，我们这里所处理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力量的作用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释放问题。现在我并不打算讲我在理解这个情形时所走过的漫长的弯路，相反，我将尽力对这一情形作一个简短的综合性说明。

费希纳（1887，第1卷，第5章）已经提出了“美学辅助或美学增强的原则”。他是这样说的：“那些单个的见效甚微的快乐的决定因素，在彼此间不发生抵触的合作状态下所产生的快乐结果，比这些决定因素在各自孤立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快乐价值不但要大，而且要大得多，或者说其效果比各个效果的总和大抑或大得多。的确，只要这些决定因素联合起来，它们就可以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效果，并能越过快乐的阈限而自由地流淌，而单个决定因素由于力不从心，却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与其他因素相比，它们必须在产生快乐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出处同上，第51页，斜体字是费希纳的原话。）

我认为，诙谐的主题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验证这条在其他许多美学结构中可以说明此原则正确性的机会，但是，我们已经从诙谐那里学到了一些至少已经很接近这条原则的东西，即在好几个产生乐趣因素的合作中，我们根本无法给每个因素分派实际上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效果［见第94页］。然而，我们可以改变在这条“辅助原则”中所假设的情况，同时对于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则可以提出许多值得回答的问题。如果在某种合作状态中快乐的决定因素与不愉快的决定因素同时出现，通常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种结果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该结果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呢？

在这些可能性中，倾向性诙谐属于一种特殊情况。有一种冲动或欲望总是在尽力把乐趣从某种特殊的根源中解放出来。假使不限制其活动，它肯定能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正好与之相反的冲动，它总在竭力反对——抑制或压制着乐趣的产生。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种起压制作用的冲动流必须比被压制的冲动流稍强一些，但被压制的冲动流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遭到任何破坏。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出现了另一种通过同一过程但从其他的根源中把快乐释放出来的冲动，其意义与被压制的冲动极为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比起这个纲要性的讨论，下述实例将会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假设，这里有一种想侮辱某个人的冲动；但它却遭到了礼貌或审美文化的强烈反对，以至于这种侮辱无法产生，譬如，如果由于情感状态抑或情绪的某种改变，侮辱能够脱口而出，那么，这种由侮辱性目的而引起的突破就会使人感到很不愉快。于是，这种侮辱就等于没有发生。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假定这里还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我们能从为了侮辱而使用的语言和思想材料中产生出很好的诙谐——亦即快乐可以从未受到同一压制的阻碍的其他根源中解放出来。但是，快乐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此刻仍不会出现，除非这种侮辱得到允许可以产生；一旦这种侮辱得以产生，它就与快乐的重新释放融为一体了。倾向性诙谐的经验表明，在这些情况下，被压抑的目的在诙谐乐趣的帮助下就能得到足够的力量来克服抑制，否则这种抑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之所以会有侮辱，是因为只有这样，诙谐才能产生。但如此得到的乐趣并不单单是由诙谐所产生的：这种乐趣无比强大。实际上，它比由诙谐引起的快乐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个迄今为止被压制着的目的已经成功地冲破了一切禁忌，或许丝毫未损。正是在此情况下，倾向性诙谐最能使人们捧腹大笑[147]。

研究人们发笑的种种决定性因素，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诙谐以及受压制时所发生的情况。［参见第145页以下］但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出，倾向性诙谐是这种“辅助原则”的一种特例，产生乐趣的某种可能性总是在另一种乐趣的可能性受到妨碍时意外产生的，以致它使后者本身不能单独产生任何乐趣，其结果是这种乐趣的产生比意外产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可以说，它的作用犹如一种“激励的额外津贴”（incentive bonus），用少量乐趣的帮助，即可得到大量的而且是几乎不能企及的乐趣。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一原则是与适用于心理生活中许多大相径庭的活动领域中的那种安排相关联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有助于释放大量快乐的快乐称为“前期快乐”（fore-pleasure），也可以把这种原则称为“前期快乐原则”（fore-pleasure principle）。[148]

现在我们可以说明倾向性诙谐的操作方式的公式了。它们尽力为倾向性诙谐的目的服务，以便通过使用诙谐中获得的快乐作为一个前期快乐，通过解除压制和压抑从而产生新的快乐。倘若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诙谐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说，诙谐自始至终保持着其基本性质。它以游戏为开端，目的是从语词和思想的自由使用中得到乐趣。一旦理智的增强（the strengthening of reasoning）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和荒谬的思想游戏，它马上就变成了俏皮话，以便它能够保留这些快乐资源，同时也便于自己能够从胡说的解放中得到新的快乐。同时，从诙谐本身来讲，它仍是一个无倾向性的诙谐，它帮助那些思想并加强它们的力量以反对批评判断的指责。

此时“混合着各种快乐根源的原理”仍是一个对诙谐有用的过程。最后它又帮助那些正在与压制作斗争的主要目的，以便通过“前期快乐原则”[149]来解除其内在抑制。理智、批评性判断和压制——这些都是该诙谐接连不断要反对的力量；而且它还坚定不移地坚持原来的那些言语快乐的资源，并从俏皮话阶段开始，通过解除压制来给自己开辟新的乐趣来源。所以，诙谐所产生的快乐，无论是游戏中的快乐还是解除抑制而产生的快乐，只要这种观点并不与快乐的基本性质相悖，并能证明自己在其他领域里同样富有成效，那么随时都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节省上去。[150]

二、诙谐的动机——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诙谐

我们现在似乎毫无必要再谈论诙谐的动机了，因为获得快乐这一目的应当被看做是诙谐工作足够的动机。但一方面我们不能排除别的动机也参与了诙谐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考虑到某些众所周知的经验，我们必须提出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这个普遍问题。

有两个事实特别促使我们这样做。虽然诙谐工作是从心理过程中得到快乐的一种绝妙方法，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样能使用这一方法，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诙谐。一般说来，只有极少数人能制造大量的诙谐；而且他们都以“机智”（Witz）[151]著称。在原来的心理“官能”领域里，“机智”似乎在这一方面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同时它仿佛完全不依赖于诸如智力、想象力和记忆等其他技能就能出现。所以，在这些“机智的”人们身上，必须假定有一种特殊的遗传素质或者有一种允许或喜爱诙谐工作的心理的决定因素。

我担心我们不会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间或从理解某一诙谐开始，再成功地发展到了解诙谐创造者内心的主观决定因素。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开始用来研究诙谐技巧的诙谐事例，才会使我们窥到它的主观决定因素。我这里指的是海涅的那个曾经引起海曼斯和李普斯注意的诙谐。

“……我和萨洛蒙·罗特希尔德并肩而坐，他完全把我当同等的人看待——相当地famillionairely。”（《卢卡浴场》）

海涅借一个喜剧性人物赫希·海厄辛斯——汉堡的彩票掮客、爆米花制造商、职业的估价员、贵族克里斯托福瑞·岗普利内（原名岗普尔）男爵的贴身男仆之口说出了这段话。很明显，诗人在创作该诙谐时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因为他让赫希·海厄辛斯大吹牛皮，并且通过他的嘴说出了这些最有趣、最坦率的话；甚至让他展现了桑丘·潘沙[152]的实践哲学。可惜，对戏剧创作毫无兴趣的海涅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讨人喜欢的人物。只在少数章节中，诗人本人才在没有伪装的情况下，借赫希·海厄辛斯的嘴讲话。毫无疑问，这个人物只不过是自我嘲弄而已。赫希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叫原来的名字，而改名为“海厄辛斯”的原因：“因为在我的印章上，已有了一个字母‘H’，所以我无需再另刻一个‘H’字母了。”但是海涅出于同一用词节省的目的，在受洗礼时，[153]把自己的名字“Harry”改成了“Heinrich”。任何熟悉诗人传记的人都会记得，在汉堡（这个地名再一次使我们把它与赫希·海厄辛斯这个人物联系起来），海涅也有一位名叫赫希·海厄辛斯的叔叔。作为这个家族中最富有的人，他对海涅的一生影响很大。如老罗特希尔德非常famillionairely对待赫希的一样，他的这位叔叔也叫萨洛蒙。如果我们把在赫希·海厄辛斯嘴里仅仅是句俏皮话的这句话，认为是他的侄子哈里·海恩里奇说的，那么立即展示出一个极度辛酸的背景。毕竟，他也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同时我们也知道他非常想和这位叔叔的一个女儿结婚；但是他的表妹拒绝了他的求婚，而且他的叔叔也总是视他为穷亲戚，对他相当地familionairely。他在汉堡的那些有钱的老表们还从未正眼看过他。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嫁进海涅家族的老姑妈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当她年轻漂亮时，在一次家宴上，她发现坐在自己身旁的是一个令人讨厌、而且其他人也都鄙视的人。她自己也觉得毫无理由要对他亲近友好些。只是在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那位不拘小节，为大家所忽视了的堂兄弟就是诗人海恩里奇·海涅。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在他的青年时代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海涅忍受了阔亲戚们的许多冷遇。

“familionairely”这个诙谐正是从这种主观情绪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

人们或许会猜想，在这个伟大的嘲弄者的其他诙谐中也有类似的主观决定因素；但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另一个例子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因此，要想对这些个人决定因素的性质进行更明确的解释并非易事。的确，大体说来，我们一开始就无意于给每一个诙谐的起源都规定如此复杂的决定因素。而且其他名流们创作的诙谐也很难被我们的考察所触及。事实上，我们的印象是：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与神经症疾患的主观决定因素并非没有关系——比如，当我们了解到，利希腾贝格是一个有种种怪癖的严重疑病（hypochondriasis）患者时，情况就是如此。

绝大多数诙谐，特别是那些新产生的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有关的诙谐，都是在不知作者姓名的情况下流传开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些诙谐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人创造的。如果医生有机会结识这些尽管在其他方面并不很出色、但只有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却以诙谐闻名而且被公认是创造了许多绝妙的诙谐的人之一，那么他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此人是一个分裂人格者（disunited personality），并有神经紊乱的倾向。不过，由于文字证据不足，我们当然要阻止我们确立这个假设，这种精神神经症的素质是否是诙谐形成的一个常见的或必要的主观条件。

许多有关犹太人的诙谐更能清楚明白地说明这一点。恰如我已提到的那样，这些诙谐通常都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而来源不同的许多关于他们的趣闻轶事很少超出滑稽故事或辛辣嘲弄这一水平。决定他们亲自参与诙谐的东西与海涅的“famillionairely”诙谐一例中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其含义似乎在于这个事实：诙谐的创造者发现很难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抑或攻击，因此，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迂回的途径。

决定或偏爱诙谐工作的其他主观决定因素，则非常明显。产生单纯性诙谐的动机力量往往是显示一个人的聪明，表现自己的一种强烈冲动——一种与性领域里的露阴癖几近相同的本能。

存在着许多其压制均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中的遗传这一事实，这为有倾向性诙谐的产生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因此，一个人性欲结构中的某些单个成分可能表现为诙谐建构的动机。所以，一切淫秽诙谐都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在这些诙谐创造者身上隐匿着一种裸露癖的倾向；他们的性欲里明显存在着强烈的施虐狂成分，但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抑制的人们，才最富有攻击性的有倾向性的诙谐。

使研究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成为必要的第二个事实是，没有人满足于仅自己讲诙谐。把诙谐讲给他人听的这种冲动与诙谐工作密不可分。实际上，这种冲动非常强烈，以致它常常无视重重疑虑而成功地传达了诙谐。在滑稽当中，虽然也给人带来乐趣，但要求却不是强制的。如果一个人碰巧看到了某个滑稽性的东西，他也可以独自欣赏它，然而，诙谐却必须传达。显然，当一个人想起一个诙谐时，构造诙谐的心理过程似乎并没有结束：这里还存在着某个东西，它试图通过传达这个观念来结束建构该诙谐的这个未知的过程。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推测出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传达诙谐的这种冲动。但在诙谐中，我们却能看出它的另一个区别于滑稽的特性。倘若看到了某个很滑稽的东西，我自己就会因为它而开怀大笑。不过，如果我把它传达给另一个人而使他发笑，那我也会感到高兴。事实的确如此。

但我却不会因我自己想起、自己创造的诙谐而发笑，尽管该诙谐肯定会给我明显的乐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想传达该诙谐的这种需要，以某种方式与由此产生的笑有关。这种笑没有在我身上出现，但在别人身上却是相当明显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诙谐而发笑呢？另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让我们首先考虑后一个问题。在喜剧中，通常涉及到两个人：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一个我可以在其身上发现某种滑稽东西的人。如果无生命的事物对我来说似乎是滑稽的，那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拟人化的缘故。这个滑稽过程就因为这两个人——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而得到了满足。除此之外，第三者也可以参与进来，但他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的诙谐，一开始并没有人充当对象，但在俏皮话的预备阶段，假如它成功地保护了游戏和胡说免遭理智的反对，那么它就需要另一个人来传达其结果。可是，诙谐中的第二个人并不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相对应，而是和第三者，即滑稽中的“另一个”人相对应。在俏皮话中，诙谐工作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似乎是由另一个人来决定的，仿佛自我不敢确信自己在这个观点上所作的判断是否正确，单纯性诙谐，即那些用来加强一种思想的诙谐，也需要另一个人来检验它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假如诙谐已经开始为暴露目的或敌意目的服务，正如在喜剧中那样，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心理过程，不过第三者在此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诙谐的这种心理过程是在第一个人（自我）和第三者（局外人）之间完成的，不像在喜剧中那样是在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之间完成的。

也是在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诙谐遇到了可能会使产生快乐的兴奋这个目的无法达到的种种主观决定因素。恰似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俏皮话的成功在于听者的耳朵，而绝不是说者的舌头……

一个思想严肃的人，不大会证实俏皮话曾成功地帮助他获得过言语方面的快乐这一事实。作为俏皮话的第三者，他本人必须是快乐的或至少是处在一种冷漠的情感状态。虽然在单纯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中均存在着同一种障碍，但在后者中，还有一个与诙谐正在尽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障碍。

倘若所暴露的是第三者非常尊敬的亲戚，那么，他不可能因听了一个极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在一群牧师和教长面前，没有人敢冒昧地把海涅的那个比喻讲出来，即把天主教和新教牧师比做是零售商和经营批发贸易的雇员。如果听众有“我”的反对者的忠实朋友，那么“我”用来攻击他的最诙谐的痛骂就不会被认为是诙谐，而会被看成是辱骂，而且在听众的头脑中，这些最诙谐的痛骂所产生的将不是乐趣，而是愤怒。某种程度的善意或保持中立地位，即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反对诙谐目的的情感因素，是第三者参与完成整个诙谐过程必须具备的条件。

只要诙谐操作过程中没有这些障碍，就会出现一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现象：诙谐产生的快乐在第三者身上要比在诙谐创作者身上更为明显。我们必须满足于说更明显，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往往会问，听者所获得的快乐是否并不比诙谐创造者所获得的快乐更“强烈”，这自然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缺乏测量和比较手段。但我们还发现，通常在第一个人以一种紧张严肃的神态讲完诙谐之后，听者常用哗然大笑来证明他的快乐。倘若我重复一个我曾听到过的诙谐，要是我不想破坏其效果的话，我就得在行为举止方面跟原来说诙谐话的人一模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从因诙谐而笑这个因素中给建构诙谐的心理过程下一个结论。

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已经提出过和发表过的关于笑的性质的文章都考虑进来。这很可能是由于李博（Ribot）的一位学生迪加（Dogas）在为其《笑的心理学》（1902，第1页）一书作序时说的一段话，而使我们不敢这样去做。他写道：“Il n’est pas de fait plus banal et plus ètudié que le rire；il n’en est pas qui ait eu le don d’exciter davantage la curiosité du vulgaire et celle des philosophes；il n’en est pas sur lequel on ait receuilli plus d’observations et bati plus de theories，et avec cela il n’en est pas qui demeure plus inexpiqué.On serait tenté de dire avec les sceptiques qu’il faut être content de rire et de ne pas chercher à savoir pourquoi on rit，d’autant que peut-être la réflexion tue le rire，et qu’il serait alors contra dictoire qu’elle en découvrät les causes”。[154]

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种与我们的思想路线绝妙一致的笑的机制的观点。我记得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笑的生理学》（1860）

一文中曾试图对此观点加以解释。据斯宾塞说，笑是一种心理兴奋的释放现象，同时也是这种兴奋的心理运用突然遇到一种障碍的证明。他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以笑告终的心理状态。“只有当意识不知不觉由大事转向小事时——只有还存在着我们称之为下降的不协调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发笑。”[155]

从某种极其类似的意义上讲，法国作家们（比如，迪加）把笑说成是一种“放松”，即一种紧张感松弛的现象。所以，在我看来，培因（Bain，1865，第250页）提出的那个准则——“笑是紧张感的一种解除”——比某些权威们的观点更接近于斯宾塞的观点。

然而，我们觉得有必要修正斯宾塞的这种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给其观点中的某些思想下一个更为确切的定义，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它们。我们应该说，如果先前为特殊精神道路的贯注所运用的那些心理能量的配额变得毫无用处，以致于它可以自由地释放时，笑才会出现。我们都知道，做出这种假设会招致什么样的“憎恶的面孔”；但为了捍卫自己，我们将冒险引用李普斯的专著《滑稽与幽默》（1898，第71页）中的一句很贴切的话，从该书中我们可以得到除滑稽和幽默以外的许多问题的启示。他说：“最后，特殊的心理学问题总是不偏不倚地引导我们深入到心理学中去，因此，从根本上说，人们不能孤立地处理任何心理学问题。”自从我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对心理病理学中的事实加以整理时起，就已习惯于使用“心理能量”、“释放”这些术语，以及把心理能量当做一种数量来处理。在《释梦》（1900a）里，我曾试图（和李普斯一样）证实“心理上真正有效的”（really psychically elective）东西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心理过程，而不是意识的内容。[156]只有当我谈到“心理途径的贯注”（“cathexis of psychicalpaths”）时，我似乎才开始背离李普斯所通常使用的那些类比。我的经验是，心理能量可以沿着某些联想途径进行移置，以及心理过程的种种痕迹不仅是坚不可摧的，而且还是持久的，这些经验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我可以采用某种类似的方法来描绘那些未知的东西。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现在并不是想公开声明，细胞和神经纤维或者目前已有了自己地位的神经系统就是这些心理途径[157]，即使这些途径可以用至今仍无法说明的某种方式以神经系统的有机元素来表示。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在笑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允许迄今为止用于贯注的心理能量自由释放的种种条件。但是，由于笑——的确，不是所有的笑，但诙谐的笑却是肯定的——是一种快乐的象征，所以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快乐与先前所存在着的贯注的解除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发现诙谐的听者发笑，而诙谐的创造者却不能发笑，这就一定表明，在听者身上，贯注消耗皆已解除和释放；而在诙谐建构过程中，无论是解除还是可能的释放都存在着种种障碍。人们只能通过强调这个事实，即听者只用了极少的消耗就使自己获得了诙谐快乐，才能更恰当地描述听者，亦即诙谐的第三者的心理过程。人们或许会说，该诙谐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他所听到的诙谐的词语必定会使他产生一种想法或一连串的思想，而巨大的内部抑制却反对他建构这种想法或这一连串思想。为了使该想法或思想能够像第一个人身上那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他可能已经做过了一番努力；或者说这样做时，他可能已经至少使用了与这种想法的抑制（inhibition）、压制（suppression）抑或压抑（repression）的力量相一致的精神消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节省了许多心理消耗。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们应当说他的快乐与他的节省相称。对笑的机制的深入了解导致我们更想说：由于依靠听觉而提出了那种被禁止的观点，故用于抑制的贯注能量（cathectic energy）现在突然变得多余，并得到了解除，因此，现在它很乐意被笑释放出来。从本质上讲，以上两种论述殊途同归，因为被节省的消耗恰好与现在多余的抑制相对应。但是，后一种论述更富于启发性，因为它准许我们说，诙谐的听者是用通过抑制贯注的解除而变得自由的有限的心理能量来发笑的。我们可以说，他用笑消耗掉了这些心理能量。

假如制造诙谐的那个人不能发笑，正如在我们刚才说过的那样，这就表明，在诙谐创造者身上发生的东西与在第三者身上发生的东西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要么在于解除抑制贯注，要么在于释放抑制贯注的这种可能性上。但是，就像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这两种情况的前一种与目前所谈的情况不符。第一个人身上的抑制的能量贯注必须解除，否则，诙谐就不会产生，因为诙谐的形成正是为了克服那种阻力。同时，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感受到这种诙谐快乐，事实上，我们只能在抑制解除时才能得到这种快乐。此外还有第二种情况，亦即，尽管第一个人感到了快乐，但他还不能发笑，因为释放的可能性被扰乱了。释放可能性的这种阻碍是产生笑的一个必要前提，它能从马上就可以适用于某个其他的内在心理应用的、被释放了的贯注的心理能量中产生。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这的确是个好现象；而且我们也会马上对它产生兴趣。但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导致同样结果的条件。极有可能的是，尽管解除了的能量贯注抑制，但能够被展现出来的能量还是不能被释放出来。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诙谐工作实际上是以一种必须与某种限量的新的心理消耗相对应的方式进行的。这样，第一个人自己就产生了一种解除抑制的力量，同时这种力量无疑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甚至在倾向性诙谐中，这也会引起相当大的快乐，因为诙谐工作本身获得的前期快乐又会进一步解除抑制；但是诙谐工作的消耗却被从来自于抑制的解除所得到的快乐中扣除掉了——这种消耗与诙谐的听者所避免的消耗是一模一样的。我刚才说过的话，可由下述观察事实加以证实：一旦要求第三者把消耗花在与诙谐有联系的智力工作上，那么即使在他身上，该诙谐也会丧失令人发笑的这种作用。诙谐的隐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省略掉的东西也必须很容易就能补上。一旦有意识的智力兴趣苏醒过来，该诙谐的作用就不可能产生。这就是诙谐和谜语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总的来看，诙谐工作期间的心理丛（psychical constellation）可能对已获得的能量的自由释放不利。然而，我们现在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够更成功地阐明我们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第三者何以发笑成功，但并不能说明另一个方面——即为什么第一个人不发笑。

然而，假若我们执意接受关于笑的决定因素以及在第三者身上产生的心理过程这些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我们业已掌握、但尚未理解的许多独特性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倘若要将第三者身上的能够释放的贯注的心理能量释放出来，使之成为起促进作用的东西，那么还有几个必须满足抑或值得拥有的条件：（1）必须保证第三者确确实实在做这种贯注的心理消耗。（2）当贯注的心理消耗获得自由时，有必要防止它去发现某个其他的心理应用，而不去为动作的释放出力。（3）如果第三者身上打算被解放出来的贯注事先得到了加强，并且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必然是这种能量获得自由的一个有利条件。诙谐工作的某些特殊方法通常都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些特殊方法作为次要的或辅助的技巧归到一起：

A.这些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阐明了作为诙谐听者的第三者必须具备的资格之一，就是要具备诙谐工作在第一人身上已经克服掉的那种相同的内部抑制，他必须与第一个人保持心理状态上的和谐一致。对猥亵语很敏感的人不可能从妙趣横生的裸露诙谐中得到任何乐趣。那些以侮辱别人而恣意取乐的没有教养的人也不会理解N先生的攻击。所以，每个诙谐都要求有自己的听众，为同一个诙谐而纵声大笑，正好说明这些人在心理上是绝对一致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更准确地猜测出第三者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地步了。通常，第三者必须在自己身上建立起那种第一个人的诙谐已经克服了的同样的抑制，以便他一听到这个诙谐，这种抑制的准备状态就会强迫或自动地觉醒过来。我必须把它看做是一种与军事动员相类似的真正消耗。而且就在同一时刻，它就被确认为多余的或过迟的，因此，它常常还在萌生状态时（in statu nascendi）就被笑释放出来了。[158]

B.使自由释放成为可能的第二个条件——阻止被释放的能量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使用——似乎比第一个条件要重要得多。当诙谐中所表达的那些思想使听者产生种种非常激动人心的想法时，此条件从理论上解释了诙谐作用的这种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诙谐的目的与控制听者的那个思维领域是相符还是相悖，这个问题，将决定他是否仍注意诙谐的过程。然而，具有更大理论意义的是一组辅助诙谐技巧。它们的目的显然是想把听者的注意力从诙谐过程中引开，以便使该过程可以自动地向前发展。我之所以慎重地使用“自动地”这个词，而不是“无意识地”，是因为对后者的描述很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这只不过是一个在人们听到诙谐时，阻止日益增长的注意贯注（cathexis of attention），使之不去注意心理过程的问题，而且通过使用这些辅助技巧，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设想，正是注意贯注在监督和重新使用被释放的贯注的心理能量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似乎很不容易避免在内心应用这些早已变得多余的贯注，因为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总习惯于通过释放，在不失去贯注的心理能量的情况下，把这些贯注从一条途径移置到另一条途径上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诙谐使用了下列方法。首先，它们尽量使其表达简洁，目的是给注意力暴露较少的攻击点。其次，它们严格按照简明易懂的条件办事［见前文第150页］；

因为一旦它们呼唤要在两个不同的思维途径之间有一个进行选择的智力工作，那就会由于不可避免的思维消耗和注意力唤醒而危及到诙谐的效果。除此之外，诙谐还通过在诙谐的表达方式中增添某些可以引起听者注意的东西，以便在此期间，抑制的贯注及其释放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解放出来。这个目的可以通过省略诙谐中的用词来达到，而且诙谐还促使我们去填补这些空白，这样我们就会成功地不去注意诙谐的过程了。在此，事实上那些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谜语技巧也常被用来为诙谐工作服务。特别是我们在某些倾向性诙谐中发现［第105页以下］，那些被用做幌子的东西在这方面效果更佳。那些诡辩的幌子通过采取分配任务的方式从而成功地达到了吸引注意力的目的。当我们还在纳闷这个答案还有什么不妥之处时，我们就已经在笑了；我们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问被吸引过去了，同时获得了解放的抑制贯注也就成功地释放出来了。那些打着滑稽幌子的诙谐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诙谐中，滑稽对诙谐技巧也起了辅助作用。滑稽的幌子用多种方式来提高诙谐的效果；它不仅通过吸引注意力来使诙谐过程的自动性成为可能，而且还通过把滑稽的释放先发送出来以促进诙谐的释放。在此，滑稽所起的作用与行贿的前期快乐所起的作用十分相似。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某些诙谐完全放弃那些普通的诙谐方法所产生的前期快乐，而只把滑稽用做前期快乐了。在诙谐技巧本身之中，特别是移置作用和荒诞表现，除了它们的其他限制性条件之外，它们也常常导致对诙谐过程的自动性过程极为有利的注意力的分散。[159]

我们已经做过这样的猜测，而且我们以后将会看得更清楚，在分散注意力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在诙谐听者身上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过程的特征。[160]关于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了解许多其他的东西。首先，尽管通过分析研究我们能够发现笑的原因，但是我们很少知道在诙谐中我们笑的是什么。这种笑实际上是我们通过疏远自己有意识的注意而使之成为可能的自动过程的结果。其次，我们也能够理解诙谐的特点就是，只有当它们新奇时，只有当它们使听者感到诧异时，它们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作用到听者身上。诙谐的这个特点（它决定了诙谐是短命的，并促使人们不断去创造新的诙谐），显然应归功于下述事实：正是这个使人诧异抑或出人意料的性质暗示着它只能成功一次。当我们重复诙谐时，唤醒了的记忆就会把注意力引回到首次听到这个诙谐时的情境中去。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人们为什么总想把曾经听到过的诙谐告诉给还没有听到过它的人。因为他或许能够从这个诙谐给新的听者留下的印象中，重新获得由于缺乏新奇感而早已消失了的那部分乐趣。而且很可能还是一种类似的动机驱使该诙谐的创作者第一次把他的诙谐讲给他人听。

C.在第三个条件里，我将提出旨在增加获得释放的分量和因而将会增加诙谐效果的诙谐工作的一些辅助性技巧方法。不过，这次我不是把它们作为必要的条件，而是作为对诙谐过程起促进作用的东西才提出来的。的确，这些技巧主要也是用来引起人们对诙谐的注意的，但它们又通过既吸引注意力又抑制其活动来减弱这种效果。引起兴趣和产生困惑的一切事物都在这两方面发生作用——胡说和矛盾说法尤其如此，而且最典型的是“观念的对比”（contrast of ideas）。

一些权威人士曾认为“观念的对比”是诙谐的基本特征，但我认为，它只是加强诙谐效果的一种手段。所有使人感到迷茫的东西都在听者身上唤起一种李普斯称之为“精神郁积”的能量分布状态。同时毫无疑问，他还可正确地假设，这种释放力量的大小是随着先前郁积量的多少而发生变化的。确实，虽然李普斯的解释并未专指诙谐，而是泛指滑稽；但是，我们仍可以认为，诙谐中的这种抑制贯注的释放很可能也是借助郁积的增高这种手段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增加的。

现在，我们开始明白，诙谐的目的总的说来是由两种目的决定的——第一种目的是使在第一个人身上建构诙谐成为可能。第二种目的是保证诙谐在第三个人身上尽可能产生最大的令人愉快的效果。诙谐的这一类似于杰纳斯[161]的双面特征，保护着他们的原有快乐领域不受批判性理智的攻击，与前期快乐机制一起同属于这些目的的第一种；而本章所列举的那些条件所引起的诙谐技巧的更复杂之处，其产生则看在诙谐的第三者的面上。这样，诙谐本身就是一个同时为两个主子服务的两面派无赖。诙谐中一切旨在获得快乐的东西都是眼睛盯着第三者而累积起来的，仿佛第一个人身上那许多不可克服的内在抑制使他无法获取快乐似的。因此，我们就有这样一种印象，第三者对于诙谐的完成是多么的不可或缺。但是，尽管我们已经能够很好地洞悉第三者身上这种过程的性质，但第一个人身上与之相对应的过程似乎仍很模糊，令人费解。在我们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中［第143～144页］，“为什么我们不能因我们自己讲的诙谐而笑”和“为什么我们总想把自己的诙谐讲给别人听”，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无法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只能猜测在这两个有待解释的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我们之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诙谐讲给他人听，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因它们而发笑。从我们对第三者身上存在着的获得快乐和释放快乐的种种条件的洞见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在第一个人身上，释放的条件是不充足的，另外，获得快乐的那些条件也并未完全实现。情况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通过对发笑者的印象这种间接途径，获得我们自己不能笑的笑声，并以此来弥补我们的快乐，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正如迪加所说的，我们笑了，仿佛笑“par ricochet”（弹回来）了一样。笑是心理状态中极富感染力的表达方式之一。

当我把笑话讲给另一个人听而使他大笑时，其实我也在利用他使我自己发笑；实际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讲笑话的人开始时表情很严肃，后来也随听者一块儿温和地笑了起来。因此，把我的诙谐讲给别人听，便可以达到几个目的，首先，它可以从客观上肯定诙谐工作已获得了成功；其次，通过另一个人对我的反应，它可以满足我自己的快乐。最后——如果一个人重复的不是他自己引起的诙谐——它就可以弥补由于该诙谐缺乏新奇感而失去的乐趣。

在总结关于诙谐的心理过程的这些讨论时，就它们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作用而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节省这个因素。从我们第一次解释诙谐技巧时起，我们一直把它视为达到诙谐的心理学观点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然而我们却早已抛弃了这个最明显，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节省的观点。总的说来，节省只是一个避免心理消耗的问题，例如，它包括最大限度地限制语词的使用和思想序列的建立。即使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一再告诫自己简洁或精练都不足以制造诙谐。诙谐的简洁是一种特殊的简洁——“诙谐的”简洁。的确，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所所产生的原有快乐，只不过是从消耗的节省中获得的；但随着游戏发展成诙谐，节省的倾向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目标，因为不管是使用同一语词还是避免用新的方法把观点联合起来，都可能会有所矛盾，但当和我们花在智力活动上的巨大消耗相比较时，它却算不了什么。或许我可以冒昧地把这种心理节省和一个贸易公司之间做一个比较。只要后者的交易额很小，那么其良策就是压低消耗，并且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费用。于是，节省就会步消耗之后尘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后来，营业额增加了，管理费用的代价就会降低；此时，如果交易额和利润能得到足够的增加，消耗总数的增加就无关紧要了。减缩管理费用将显得过于保守，而且对公司也极为不利。不过，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消耗巨大，那就没有什么节省的余地了，这种想法也不对。因此，一个管理者心里总想节约开支，这种想法最终导致将会在各种具体的事务上节省开支。假如一件工作能够以比以前更小的代价做完，不管节省的钱和总消耗比较起来如何微乎其微，他也会感到心满意足。在复杂纷繁的精神事务（psychical business）中，细节方面的节省以一种极其类似的形式也保留着一种快乐的根源，我们可以从日常发生的事情中看出这一点。一个过去常用煤气灯照明而现在改用电灯照明的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他开灯时，他都会体验到一种明显的快乐；只要此时此刻他还记得为了点燃煤气灯而必须完成的那些复杂的工作，他就会感受到这种乐趣。同样，由诙谐所产生的心理抑制中消耗的节省——与我们的心理消耗的总量相比尽管微不足道——仍给我们保留着一种快乐根源，因为我们节省了一种我们常常习惯于花费掉的、而且这一次也准备好要花费掉的独特的消耗。这个消耗因素正是人们为了使自己准确无误地处于最突出的地位而期待和准备的那个因素。

我们刚才考虑过的那种局部性节省，肯定会给我们带来瞬间的快乐；但只要此时此刻所节省的东西能够应用于另一个场合，它就不会产生一种持久性解脱。只有在能够避免这种处理方法应用于其他场合时，这种特定的节省才能转换成一般的心理消耗的解脱。这样，由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诙谐的心理过程，解脱因素就取代了节省，显然是前者给了我们更大的快乐感，第一个人身上的诙谐过程通过解除抑制和减少局部消耗来产生快乐；不过，直到通过最初介入的第三者从中撮合，直到它通过释放而得到普遍的解脱，这种快乐才会停止。

第三章 理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