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博物馆的空间特性

一、参观博物馆：建构立体有深度的空间形象体系

博物馆的传播过程与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常见的大众媒体传播过程最大的差异在于“空间性”。如果观众只是为了阅读讲解文字和听解说，那么大可不必到博物馆去，博物馆的展示空间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在博物馆的空间行走，获得一种形象体系，才是参观的本质。形象体系的一切内容都将转化为空间的表达形式，空间的广延性，深度感的、三维的，博物馆并不是“站着的书”（严建强，2009）。一般的大众媒介，传播内容与传播的空间场所几乎是完全无关的，电影、电视虽然要在一定的空间——如电影在电影院中完成传播过程，但就传播内容和内容所承载的意义而言，本质与空间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从受众本身的身体参与来看，常见的大众媒体无需人们身体力行地参与，通常是坐着就可以完成。而在博物馆，人们需要在展馆中行走、站立、再行走、再站立的交互中完成。学者讨论的“博物馆疲劳”（museum fatigue）与空间特性有关。例如，参观者肌肉的疲劳就是博物馆的空间特性以及因此产生的传播方式造成的。这种消费方式使得博物馆成为“以身为媒”的传播空间，这一特性吸引了研究者从身体卷入的角度开展了一系列与“身体转向”有关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范式，如“具身认知”（沈忱，2018；王思怡，2016a；周婧景，2017）。这些新的研究方面是此前的传统大众研究中尚未充分讨论的。

传播的空间特征显著地影响参观者对媒介文本的消费过程。大众媒介是“去空间的”，参观者通常只能遵循传播者的叙述方式，因而消费方式是被限定的，是线性的。博物馆中参观者随空间运动选择媒介文本，策展人无法完全控制参观者从哪里进入，选择哪些文本，因而，消费过程是主观的、跳跃的、非线性的。

正如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观点，空间是运动能力给予的（space is given by the ability to move），因而人体验到的空间感是伴随移动的发生而产生的（Tuan, 1978）。

空间的运动和占领，决定了媒介文本获取的数量和内容，也影响着媒介的叙事方式。博物馆是开放的，参观者可以以任何方式解读博物馆叙事。即使博物馆已经确立了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参观者还是可以直接忽视掉，按照自己偏好的方式采撷要点、重构故事。这样的传播方式导致策展人对叙事的把控能力不强，参观者对传播内容和传播进程把握的主动性较强，然而，这也导致参观者自我构建的叙事框架是支离破碎、不连贯的。

而传统大众媒体的媒介文本有自身从一而终的叙事框架，特别是报纸、电视和电影，叙事方式是线性的或者多条故事线相互交织的。从进入传播文本的方式来看，参观者会跟着作者创作的叙事框架，自身对已有叙事框架的重构和改写余地不大。空间性使得传播过程有“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指的是参观者与展品之间的距离，必要的距离对审美体验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针对艺术作品而言，空间带来的距离感尤为重要。只有和艺术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参观者才能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去吸收、判断、反思，才能产生深层的审美体验。

二、博物馆中他人在场：共在与泛在

博物馆空间中的另一大特性是，个体参观的同时会伴随着他人在场。从参观者访问博物馆主观动机来看，社交本身就是参观博物馆的目的之一。基于博物馆受众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当大的一部分参观者倾向于把博物馆当作社交空间，并喜欢与同行的亲友（甚至是陌生人）讨论他们欣赏展品的思考和体验（Tate et al., 2014）。

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通常不需要他人参与。例如读书、看报纸，都是独自完成的。即使在阅读完成之后与他人进行内容和观点的分享讨论，主要的传播过程是基本由自己完成，是观点的摄入、理解、反思和内化的过程，属于人内传播的范畴。观看电视和电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了社交的属性，如看电视通常发生在客厅或卧室里，一家人一起观看电视节目，通常包含家人间的意见交流与感情沟通，但具体到观看电视或电影作品本身，人内的传播始终是占主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物馆参观行为由于发生在空间场域之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博物馆空间中的他人在场和与之相关的社交行为会显著地改变传播过程。首先，他人的在场构成传播行为发生的背景，作为背景的他人会影响到个体的参观行为，例如，他人在行走过程中驻足，长时间对某件展品凝视，可能会潜在地影响其他参观主体也好奇地凑上前去。当越来越多的参观者聚集在同一件展品之前，参观主体便很难不对那件被广泛关注的展品产生好奇。他人就某件展品发生的讨论，也会进入参观主体的耳中，影响着主体对展品的理解。

有时，很大规模数量的参观者对某一些展品抱有很浓厚的兴趣，使得博物馆工作人员不得不就此做出回应。作为卢浮宫三大镇馆之宝之首的《蒙娜丽莎》，参观它的人络绎不绝。许多参观者一踏进卢浮宫就迫不及待地找寻它的位置，于是管理人员在大门口和展厅内多处位置都设置了指示牌，使得参观者在大部分的位置都能立刻找到通往《蒙娜丽莎》的道路。笔者在参观卢浮宫时，原本无意去看《蒙娜丽莎》，却挡不住大批追随《蒙娜丽莎》而去的其他参观者的干扰，最终在参观者大部队的带领之下，来到了挂有《蒙娜丽莎》的展厅。因而，即使是面对展厅中的陌生人，并且没有发生会话，个人的行为仍然会受到他人在场的干扰。

其次，参观者如果不是独自前往博物馆进行特定目的的参观和学习，通常会有同伴相随，参观行为往往是探索性的、随意的。加之展品本身所包含的信息是专业的、模糊的，特别是具有较大历史跨度的，参观者与同伴互相讨论成为信息获取最为普遍的方式。他人在场引发了内容丰富的会话与多种社会互动，在有的博物馆中，与他人的会话是参观的主要形式。

博物馆学学者沈辛成（2017）介绍过他本人参观过的美国纽约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这是一家“没有展品的博物馆”，参观方式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览一栋看似普通的住宅，这栋住宅曾经在1863—1935年间容纳过20多个国家的移民家庭。走览完成之后，工作人员还会组织参观者们聚在一起会谈。会谈持续几分钟到数小时，结束之后大家各奔东西，但在会谈的时间里，参与者会在历史与当下的时空隧道中相遇，被同一段历史、同一群人的命运所牵动。博物馆参观构成了不同主体互动建构、共享意义的传播空间。

最后，空间中他人的在场，并非一定是真实的共在，技术的发展使得“泛在”成为可能。通过泛在，参观者之间实现了跨时空的信息交流和文化共享。凯文·凯利在《科技如何演化》中谈到过“泛在”（ubiquitous）的概念，用以描述科技在人们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状态。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重新定义了博物馆的空间在场，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泛在——通过虚拟现实的方式，参观者得以足不出户地进入博物馆空间，并且能够虚拟地感知到他人的存在，这种虚拟在场的方式，是真实在场的参观者感知不到的。

然而依托数字技术，无论是真实在场还是虚拟在场的参观者，都可以“感知到对方的存在”，并且能够相互交流。交流可以在数字平台上展开。例如，“接入应用程序”（The Access App）是博物馆展品文本解说的工具包，它采用集思广益的方式汇集参观者对展品个性化的描述。这些描述与对应展品的物理位置相匹配，下一位参观者开启程序时，能自动识别所在位置，播放先前参观者录入的解读。参观者之间通过软件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文化体验得以通过空间“泛在”的方式，在参观者之间共享。

三、博物馆是城市第三空间

博物馆之所以是城市的第三空间，是把博物馆空间属性放在它与城市的关系中来考量。既往研究中对于第三空间及其可能的载体，例如，探讨图书馆作为城市的第三空间，推动了对图书馆研究的“空间转向”（段小虎等，2013；闫小斌等，2016）。然而，博物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学界尚未开始进行充分探讨。

“第三空间”（third space）是一个有丰富含义的概念，学者对这一概念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最早谈及“第三空间”的是城市社会学家奥尔登伯格（Oldenberg, 1999），他提出酒吧、咖啡店等城市公众聚集的非正式场所可称为“第三空间”，这些空间对城市人的公共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第一空间的家庭和第二空间的工作场所之外，彰显城市核心活力的第三空间，可称为“社会的起居室”（the living room of society）。

爱德华·苏贾在其“空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中阐明了他对“第三空间”的构想。引述此书中文版译者陆扬的说法，苏贾提出的第三空间，既是生活空间，又是想象空间（苏贾，2005）。还有其他学者认为，第一空间指的是具有具体物质形态的物理空间，第二空间指的是思维构念的精神空间（黄继刚，2009）。因而第三空间既是物理实体，又是思想容器，在社会学意义上可以把这样的空间称为“第三空间”。

此外，在全球传播领域，巴巴（Bhabha）建构了文化上的“第三空间”的概念，这里的“第三”强调的是打破传统二元论当中对某个事物的特定含义，描述处于临界和模糊的空间，因而，“第三空间”是一个动态的话语场（史安斌，2004）。

将博物馆视为“第三空间”，在上述三个含义上都能找到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视角。从博物馆与城市的关系切入，奥尔登伯格和苏贾关于第三空间的阐述对本书更具有启示。尽管他们对于“第三空间”的逻辑边界是完全不同的，但在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人创造了城市空间，而城市空间同样具有生命，城市空间决定了我们能干什么，会想什么，以及和谁待在一起。

第三空间与前两个空间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公共性与开放性。与第一空间相比，人们从家庭角色和工作任务中脱离出来，人们在第三空间中的聚集是自愿的、非正式的，共处在放松又熟悉的文化氛围中，更容易与其他社会成员产生相互联系的认同感。与第二空间相比，它又是公共的、开放性的，消除了职场空间中的等级意识，成员之间是平等而自由的，从而能促进社会整体的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物馆的空间比博物馆场馆本身更重要，是城市社交、情感沟通和智识发展的场所，是给人们生活带来活力与意义的社会文化中心。

站在城市的角度来看，博物馆的空间属性具有新的内涵，它既是物理的实践空间，又是精神的构想空间，承载着促进城市居民平等交流、汇聚城市精神、促进智识动态发展的功能。把握博物馆之于城市的“空间意义”，是认识博物馆媒介属性的关键一环。

四、博物馆与地方感（Sense of Place）

博物馆作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与当地人对城市的感知、外来者对城市的感知有密切的关系。学者用“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这个概念来描述个体对某个地方在认知和情感方面的总体感受。地方感看似是一个人文地理学或心理学的概念，其实它与媒介形态变化带来的社会变迁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梅罗维茨所撰写的传播学经典著作 No Sense of Place（Meyrowitz, 1985），被译为《消失的地域》。有传播学学者提出：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这样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更为贴切的翻译是《缺失的地方感》（袁艳，2006）。因为梅罗维茨在这本书中阐明的主要观点是：新媒体重新定义了人们关于地点和位置的概念，使得人们的个体经验和特定的物理空间概念分离开来。他认为，电子媒介摧毁了我们的“本土意识”（sense of location），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很相似，一个地方独特的、无法替代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如果正确的翻译是“缺失的地方感”，那“地方感”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地方感的缺失意味着什么呢？博物馆的“空间特性”与地方感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地方感是在空间感的基础上产生的。确切而言，地方感是人们通过身体（body）在空间中的运动形成“空间感”，再由心性（mind）的加工形成个体生命与地方之间关系的感受（Tuan, 1978；王健等，2016）。从空间到地方，是个体给空间下定义（definition）并赋予意义（meaning）的过程。

第二，地方感往往与价值感紧密相连。在《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一书当中，这样写道，“空虚（empty）、拥挤（crowed）、疏离（alienated）、认同（identified）、亲切（kind）、权力（power）、美感（beautudy）、神圣（sacred）、神秘（mysterious）都属于地方感的范畴”（Tuan, 1978）。从空间感和地方感的对比中，更容易理解地方感的内涵：如果说空间感是偏向自然的，那么地方感就是偏向文化的；如果说空间感给人以“自由感”，那么地方感给人以“安全感”；如果空间感是“去价值化的”，那么地方感就是“附带价值的”（王健等，2016）。宋秀葵（2014）解读段义孚的思想后，把“地方感”提炼为“具有既定价值的安全中心”，并提出：凡是能满足人心理或精神需求，使人感受到价值的存在之处都是地方，这类地方不仅仅是城镇、社区和住所。作为历史和集体记忆的承载容器，博物馆显然更具有丰富的内在价值。

在与环境心理学有关的测量文献中，笔者找到了更具有操作性的描述，它包含三个层面，分别是对这个地方的基本知识（knowledge of this place），对这个地方产生的归属感（belong to this place），以及对这个地方的依恋感（attach to this place）（Jorgensen et al., 2001）。

梅罗维茨言说的“缺失的地方感”，是主体对地方以及地方边界、地方特色失去感知，也是与特定地方情感的断裂、依恋的消解。闵冬潮（2008）认为这种趋势会让生活在某一特定空间中的我们对这个空间视而不见，丧失对不同空间多样性与差异性的重视与认知。

而重获地方感的必经之路就是对特定地域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知识的重新关注。地方感是人们通过自我感官技能对环境产生知觉和经验，然后对环境做出评价，继而依据所评价的价值观对环境做出回应。地方感并不是凭空得到的，而是产生于人与时空、地方的互动关系里。地方感是一种个体化的体验，每个人选择的空间不同、感知到的事物不同，评价出的价值也会有不同。

博物馆，特别是地方的博物馆，或者是带有明显地方、城市、区域和国家认同的博物馆，是重获地方感的历史场所，从地方感的三个维度上看，对于地方的相关知识，以及在了解的基础上与这个地方产生情感联结，都可以通过走进博物馆获取，给人一种来自本土的、生活的、厚实的渊源感。例如，有学者指出，博物馆能帮助人们理解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公众既是博物馆的参观者也是参与者，博物馆帮助公众与城市建立起新型的、紧凑的关系（单霁翔，2011）。

“以时间消灭空间”是媒介技术发展对传播时空改变的经典论述。空间处在被消灭、被忽视的边缘化位置，被简单地看作社会活动的舞台，并不具有生命力。空间与时间一样，都是考察媒介现象和传播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坐标。忽视空间，就使得传播学研究丧失了对空间互动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把握。在经典传播主流研究范式中，空间是缺席的，对空间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袁艳，2006）。

按照不同的感知维度，空间被分为实在空间（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关系空间）或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实在空间（自然空间）指的是具体的、有形的、能被感官直接感知的空间；虚拟空间（社会空间）指的是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李彬等，2012）。

我们谈博物馆的空间特性，涉及博物馆作为物理空间的自然实在属性——这个层面的空间性，影响的是信息的传播方式，传播依靠的中间介质、传播的过程、传播实现的场所以及传播的表达过程。同时，这一空间属性也与参观者的传播体验、参与传播的感官、卷入传播的认知和情感情绪反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物理属性、自然空间的关注属于对博物馆空间性的第一个层面的探讨。

第二个层面，指的是对传播空间的意义生产和生产机制的解读和探讨，关乎传播空间的社会属性，即传播空间如何影响人们的交往方式、沟通方式，进而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方式。在第二个层面的基础上，我们把讨论的空间主体进行了一些拓展，把由媒介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改变拓展到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空间，如何成为奥尔登伯格所说的“第三空间”——城市的起居室，进而探讨博物馆如何利用其地域特色，帮助人们找回“缺失的地方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