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思与延伸

一、理论与实践贡献

本书在理论上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补充了当前研究中所缺失的、对博物馆特殊媒介属性的分析。虽然博物馆的传播研究早已将博物馆界定为媒介，并提出“媒介化”是当前博物馆发展进程中最核心的特征，却从未从媒介本体的角度对其进行属性界定。正如传播学研究始终将媒介形态的特殊性作为探究传播规律的起点，深入分析博物馆的媒介属性是开展博物馆传播研究与实践的前提。

本书从传播偏倚理论视角切入，分析了博物馆作为传播媒介的时空属性。从时间维度来看，博物馆承载记忆与传承文明，是偏倚时间的媒介，媒介文本具有较大时间跨度，文本是模糊的、碎片化的。从空间的维度来看，参观博物馆是建立一套三维的形象体系，过程中伴随大量他人在场，其本身作为城市文化符号，帮助人们重获数字时代逐渐丧失的、对地方独特性的感知。

第二，把前沿的传播理论与创新的博物馆传播实践做整合分析。具体而言，本书探讨了认知传播理论与场景理论在博物馆实践中运用的可能性，并用实际的博物馆案例来论述前沿理论进展在传播实践中的实现路径与指导意义。

第三，本书从社会经济、人格倾向、价值认同、心理需求、行为模式、交往互动和参观效果等多个方面对参观者进行了描摹和分析，并将参观者分类，探讨他们不同的行为模式和参观效果。以此回应了博物馆学学者所呼吁的——对参观者的关注不能停留在表面，应该深入挖掘他们内在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从而透彻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并在传播实践中探索如何满足需求和引导行为。

实践价值与理论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更强调研究发现的可操作性。本书选取了多个国内外博物馆的传播实践作为案例分析，并结合了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力求将博物馆的传播实践与参观者的体验整合起来，既呈现出创新传播实践中的实现路径，也提供了受众的视角，对实践做出反馈与评价。

二、研究的不足

选择博物馆传播这一相对宏大的议题，便只能在限定的框架内尝试取一个很小的“切片”来透视。即使做了限定，仍有许多力不从心之处。以下主要从概念、框架选择与取样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题目中的三个关键概念“记忆”“创造力”“场域”，都有丰富的内涵与宽泛的外延，特别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灵活性与开放性都很强的构念，三者都属于研究者所说的“触发式概念”——启发性很强，因此很难搞清楚边界。结合博物馆这一研究对象，三个核心词的所指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每一种解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

例如，博物馆作为一个集合性存在，承载着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集体记忆，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但具体到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这一说法就不完全适用。欧洲有许多非常小众的博物馆，很难说集体记忆与这些博物馆有什么必然联系。此外，即便不是这些小型的博物馆，很多艺术博物馆，特别是先锋的、抽象艺术博物馆，也很难归属到集体记忆的范畴。因此，本书也从自然的记忆、社会的记忆和情感的记忆，来解读自然科技类、人文历史类与艺术类的博物馆。由于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分析博物馆传播的共性问题，就没有从博物馆类型的角度再进行区别。

此外，场域视角是本书试图提出的创新性的分析框架。“场域”虽借用自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但本书中的“场域视角”采用了全然不同的分析维度。尽管如此，本书应该能跳出前人的理论与概念，尝试提出更具有原创性的思考。

第二，从研究框架的选择上，记忆、创造力与传播场域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是唯一的。博物馆的传播场域可以促使记忆向创造力转化，创造力也可以作用于传播场域，让博物馆承载的记忆更好地传播与传承。这两个研究框架并不是对立的，只是侧重点有所区别。本书选择了后者为分析框架，以期在传播的问题上做聚焦的分析。

第三，对参观者的研究，取样的便利性也带来局限性。开展研究期间笔者在欧洲访学，研究中涉及参观完博物馆之后的效果评价，需要确保参观者在参观后的短时间内填答问卷，才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出于样本可获取性的考虑，笔者选择了欧洲人群，并设计了英语问卷。研究过程中虽然可能获取一部分中国人样本，又可能引入别的混淆因素。此外，博物馆在欧洲与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参观者对博物馆的观念、参观博物馆的习惯等都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贸然将两类人群混在一起，也会引起歧义。本书并未涉及中欧参观者的比较分析，综合多重考虑，只获取了欧洲样本。因此，基于当前样本得出的分析结论，只能做有限定的推广。

最后，由于笔者缺乏博物馆的相关实践经验，对博物馆实际的工作和业务认识不足，因此对核心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虽然笔者希望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弥补，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依靠系统的学习和切身实践才能显著地深化对研究问题的分析。

三、延伸与结语

博物馆作为承载记忆、传承文明、维系社会的时间维度，参观者通过对记忆载体的解读，确认共享价值观念、建构集体认同，因而博物馆是社会整合的强大力量。在时空视角的启示下，人们忍不住思考，博物馆作为具有特殊空间属性的媒介，是否蕴含着维系空间的可能。当然，这里的空间不是英尼斯笔下“帝国”的概念，帝国是排他的，而这里所说的空间维系，恰恰是一个“共同体”的概念。

2017年春节伊始，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也谈到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探索“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时，习近平（2017）认为，首先得弄清楚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

以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为依托的媒体，在回答我们“现在在哪里”这个问题上，是非常积极的，然而，这些答案强调“冲突”多于“合作”，强调“分歧”多于“共识”，强调“竞争”多于“共赢”。在《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馆长麦格雷戈（2014）反复提及这样一种观点：

不论是广播还是电视里的新闻，都很容易让我们觉得，世界上有很多敌对与相互竞争的文明。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提醒自己，人类的共性不仅仅是一种启蒙式的梦想，而且在基因和文化上也都是事实。

关于“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博物馆作为承载社会记忆的媒介，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著名史学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在《人类的故事》当中说过，历史是“时光老人”在过去年代的无数领域中构建起来的“经验之塔”，要爬上一座古老的建筑的顶端来窥视人类文明世界的全貌绝非一件容易的事，而博物馆就是打开经验之塔那扇门的钥匙（房龙等，2004）。

走进博物馆便打开了不同文明经验之塔的大门。只有相互理解才能相互借鉴；只有理解不同文明的内核，才能真正把握分歧与冲突的根源，选择正确的沟通与协作方式。

世界上数万座博物馆，已为人类建构了多重维度和多种价值的文化参照，构成文明对话的基础，是相互借鉴的文明传播场域。在未来，博物馆应该成为全世界所有文化与文明的共享空间，参观者在对文化的注视和记忆中相遇、碰撞，各种文明在其中能充分展示自身的异质性，甚至是不协调性，在这个过程相互联系、共同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