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美国技术和印度现代化

普拉卡什·库马尔

这台拖拉机来源于一个位于萨福克郡的英国公司——理查德·加勒特父子有限公司（Richard Garrett and Sons Limited）。这家公司通过其在加尔各答的代理商——伯恩公司，为这个殖民地供应农业机械。人们可能把这台拖拉机看成帝国或殖民地的机器。但是对于从这里推导的解释角度来说，关键是机器的基本异域性。Elizabeth M. Whitcombe，Agrarian Conditions in North Ind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大体上说，西部的“运河殖民地”受到了南亚历史学家更多的学术关注，他们考察了修建灌溉运河的技术环境背景和国家控制层面，以及围绕着殖民地灌溉网络而扩大的社区的形成。关于旁遮普及边境地区灌溉网络的殖民地性质，参见David Gilmartin，“Irrigation and the Baloch Frontier，” in Sufis，Sultans and Feudal Orders，ed. Mansura Haidar （New Delhi：Manohar，2004），331-389；David Gilmartin，“The Irrigating Public：The State and Local Management in Colonial Irrigation，” in State，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outh Asia，ed. Stig Toft Madsen （London：Curzon Press，1999），236-265。关于环境的含义，参见David Gilmartin，“Models of the Hydraulic Environment：Colonial Irrigation，State Power and Community in the Indus Basin，” in Nature，Culture and Imperialism：Essay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sia，ed. David Arnold and Ram Guha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210-236。关于灌溉工程师所做的工作，参见David Gilmartin，“Scientific Empire and Imperial Science：Colonialism and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the Indus Bas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nd channels appears in Daniel Haines，Building the Empire，Building the Nation：Development，Legitimacy and Hydro-politics in Sindh，1919-1960 （Karac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亦参见David Gilmartin，Blood and Water：The Indus River Basin in Modern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个印度地主锡达尔·约根德拉·辛格（Sridar Jogendra Singh）买了一台英国制造的25匹马力拖拉机，运到了他在凯里的大片田地里。在那个时代，这一举措是个非凡的举动，似乎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考虑，因为辛格毕竟是一个印度地主，不是一个来自欧洲的典型的富裕庄园主兼投资者；众所周知，后者为他们在殖民地的种植园进口昂贵的机器。
当辛格的拖拉机开向阿格拉和乌德联省凯里地区的艾拉庄园时，殖民地的农业部鼓励他在该省继续前进。确实，农业部的最高官员曾驱车赶到凯里，希望记录下这次行动的详情，以评估拖拉机对殖民地农业的实用性。这个地区有几片该省的丰产田地，农业部已经投资修建了灌溉渠道网络，邀请人们来此地区定居。约根德拉·辛格的渴望，正好与这个殖民地国家扩大应纳税耕地的动机不谋而合。

B. C. Burt，“Steam Ploughing Experiments in the Aira Estate，Kheri，United Provinces，”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India 9（1914）：1-6；Sirdar Jogendra Singh，“Experiments in Steam-Ploughing，”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India 13（1918）：47-53.
辛格是一个富裕的农民，继承了12000亩的大片田地。他把田地的大部分租给佃户耕种，但是还有很大部分没有人耕种，他希望这些地方也种上庄稼。但是，这一部分土地每年都被当地河流泛滥的洪水淹没。洪水留下了肥沃的冲积土，加上常年没有得到耕种，现在土地被浓密的杂草（坎斯草和班苏拉草）覆盖。由于土地面积广大，杂草生命力顽强，人工清除费时费力，不要几年也要几个月，使用拖拉机则是明智之举。

Singh，“Experiments in Steam-Ploughing，” 49；Burt，“Steam Ploughing Experiments in the Aira Estate.”关于殖民地自由主义及其在印度农村的作用，参见Andrew Sartori，Liberalism in Empire：An Alternative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96-129。
有趣的是，辛格这个善良的地主，把自己将艾格庄园改造成耕作区的计划，看成了对那些可能要来此谋生的佃农的慷慨之举。作为一个富裕的地主，他写道，致力于改善这个地区极端贫困的佃农的生活是他的“责任”。“真是遗憾，乌德乡村以及联合省其他地方的劳动阶层，年复一年的缺食少穿……走进联合省的任何一个村子，你会立即被那些饱尝山珍海味的富人和那些勉强维持生存的穷人在体格上的对比所震惊。婆罗门、军官还有牛倌人高马大、体格强壮，而贫穷的乡村苦力则骨瘦如柴。”
辛格想用他的田地来安置这些“贫穷的乡村苦力”，通过灵活地使用拖拉机，让他们获得雇用。在此过程中，把他们转变为交租的农民，变为殖民地国家在法律和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实施的税收措施的对象。

30多年来南亚学术界一直批判西方社会思想，确定了印度次大陆独特的“底层”阶级意识，并使用这一概括性术语来确认被压迫和被剥夺者的历史经验。参见Rosalind O'Hanlon，“Recovering the Subject：Subaltern Studies and Histories of Resistance in Colonial South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no. 1（1988）：189-224，quotation on 190；Gyan Prakaxh，“Writing Post-Orientalist Histories of the Third World：Perspectives from Indian Historiograph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no. 2（Apr. 1990）：383-408；Gyan Prakash，“Can the ‘Subaltern’ Ride？ A Reply to O'Hanlon and Washbrook，”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4，no. 1（1992）：168-184；Gyan Prakash，“Orientalism Now，” History and Theory 34，no. 3（Oct. 1995）：199-212。正如由底层学者和后殖民主义者表达的关切成了南亚历史学的主流，历史学家们一直喜欢用两个独特的方法来考察底层人民的立场，某些人主张底层意识的完全自治，特别是面对面（vis-à-vis）的现代化，而有些人则谈论更多的互动主义的“场所”，在此，现代化的定向是有“底层人”参与的。关于相关的理论和经验问题的讨论，参见Akhil Gupta，Postcolonial Developments：Agri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关于严格按照后殖民模式的泰米尔纳德邦的卡拉尔社区的农业变化史，参见Anand Pandian，Crooked Stalks：Cultivating Virtue in South Indi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潘迪安（Pandian）不是用“发展”的框架，而是通过卡拉尔社区的“修养的美德”来研究农业，这种美德吸收了殖民的遗产以及泰米尔的美德、自治和社区生活的观念。换句话说，潘迪安表明，卡拉尔社区“发展”的观念和实践的历史，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殖民主义或发展的外部话语的国际化。还可参见吉安·普拉卡什讨论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的重要著作：Gyan Prakash，Another Reason：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正是通过诸如约根德拉·辛格留下的文本，农业土地上的赤贫者，即所谓的“乡村苦力”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吸引我们去分析外国机器的重要性和对他们来说是有条件的现代化。这些劳动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和殖民地社会的下层人（subordinate）或“底层人”（subaltern）重合，南亚人认为这些人被遗忘在民族、阶级和文明的技术视野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恢复这些底层人的“特殊形式的主体性、经验和能动作用”的任务，就一直是从事底层研究学者的研究项目。在后殖民批评的影响下，南亚人表达了他们对诸如“现代化”的普遍性感到的不安。
本章根据这种不安，质疑技术知识跨国流动研究中的某些假设。南亚人所做的精细的工作，突显了（作为一个和假定永不停止“进步”的技术交织在一起的、永恒的、永远有效的范畴的）现代化和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本章中，作者要在三个特殊时期的现代化冲动中分析这种关联性：殖民时期、长老会时期和赠地时期。在此过程中，本章突出展现了在特定历史时刻中起作用的几个关于普遍性的社会局限：殖民国家希望带来生产变化的技术想象的局限；美国长老会求助于“人”（human）的价值把印度的“穷人”转变为从事生产的小农的局限；以及美国农学家推广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集约化运动模式的局限。现代化主义者的强烈愿望本身就为发现盲点提供了线索。在其他时间里，这些角色偶尔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机器和知识的跨国流动，通过彰显这些人的主体性而获得权威。本章质疑这个过程的可靠性。如果不质疑这类跨国过程的陷阱，就会使得我们和现代化主义者一样犯同样的健忘症。因此，考虑到南亚历史学中表达的关切，本章开启了南亚学者和专门研究知识跨国流动的历史学家的对话。

美国技术与南亚殖民地

Sanjay Subrahmanyam，“Connected Histories：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1，no. 3（1997）：735-762；Sanjay Subrahmenyam，Explorations in Connected History：From the Tagus to the Ganges（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David Ludden，“Why Area Studies？，” in Localizing Knowled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Recasting the Area Studies Debate，ed. Ali Mirsepassi，Amrita Basu，and Frederick Weaver （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3），131-136.姆里纳利尼·辛哈（Mrinalini Sinha）的著作强调了在研究殖民话语中，帝国含义和全球含义都有其必要性。参见Mrinalini Sinha，Specters of Mother India：The Global Restructuring of an Empir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Mrinalini Sinha，“Premonitions of the Past，” presidential address，Journal of Asiaan Studies 74，no. 4（Nov. 2015）：821-841。学者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殖民环境的“外部性”上。参见Sugata Bose and Kris Manjapra，eds.，Cosmopolitan Thought Zones：South Asia and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Ideas（New York：Palgrave，2010）；Sugata Bose，A hundred Horizons：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最近的著作通过聚焦于大流动和网络，强调了南亚历史和远方世界的联系。参见Pedro machado，Ocean of Trade：South Asia Merchants，Africa and the Indian Ocean，c. 1750-18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Sana Aiyar，Indians in Kenya：The Politics of Diaspor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Johan Mathew，Margins of the Market：Trafficking and Capitalism across the Arabian Se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
南亚殖民地的历史学家通常都聚焦在“殖民地—民族”复合体的局部地点上。然而，南亚主义者（South Asianists）并没有忽略跨区域现象。人们可能会说，在南亚殖民地历史中，经常作为参照物的远离殖民地的大都市或帝国，使得这种“殖民地”研究本身就是跨国的。南亚主义者很早就注意到了需要把南亚历史和遥远之地的历史相联系，在更为宽广的范围撰写历史。
戴维·卢登（David Ludden）为专注范围问题的南亚学者非常好地总结了这种全球转向的意义。他重新强调了区域研究学者们提供的这类对地方层面精细分析的必要性，也注意到了需要考虑“全球和相互性”，以及“地方和多重性”。
卢登只是表达了南亚的一种主流趋势，即在分析地方殖民的趋势时，不仅涉及帝国，而且涉及跨国的因素。

学者们已经表明，美国现代化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周期化是可能的。一条史学轨道以社会科学中的观念融合为中心，这反映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现代化“理论”的出现及其后来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另一条轨道——交替周期化，建立在把现代化的出现看成可追溯到新政时代之子的一种“意识形态”。把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看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的观点出现在Michael Latham，The Right Kind of Revolution：Modernization，Development，and U.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David Ekbleadh，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Daniel Immerwahr，“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US Foreign Relations，” Passport 43（Sept. 2012）：22-25；Nils Gilman，Mandarins of the Future：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
聚焦美国—南亚联系以及有意把印度次大陆殖民的现代性和美国的现代化合并在一起，是为了改变南亚历史学把区域研究的焦点放在殖民地—民族中心轴上的做法。
显然，印度在20世纪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因美国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存在而变得复杂。在殖民时期这种存在非常有限，但在后殖民时期却变得尤为突出。通过聚焦于上面勾勒过的三个“时期”，本章突出展现了这些努力和殖民关系以及后殖民发展体制之间的纠缠。在我的分析中，偶尔会使用“技术”（technic）一词，旨在扰乱现代化的叙事，达到被现代化取代的视角和世界观，防止持续使用使我们陷入用现代化的语言来分析“前现代”的“科技”（technology）一词。使用术语“科技”使得我们看到了参与、借用和抵制的过程；对“技术”一词的使用指向现代主体的形成并争取到他们的赞同。它丰富了我们的分析，强调了现代化对殖民地和民族主义精英们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具体地说，我提请注意两件事：第一，美国技术对一般的殖民“改良”计划而言的外在性，因而也是对必须花费在加速其进入殖民地的额外努力而言的外在性；第二，20世纪50年代，面对政治上的左翼（共产党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中的社会主义左派）指责其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指控，尼赫鲁（Nehru）政府为了在印度培育美国技术而采取的微妙策略。这一额外努力表明，现代化的吸引力在日益增强。

Michel Foucault，“Governmentality，” in 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ed. Graham Burchell，Collin Gordon，and Peter Mill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87-194；David Scott，“Colonial Governmentality，” Social Text 43（Autumn 1995）：191-220.普拉卡什把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技术观念用作纳入作为资源的所有存在的框架（Prakash，Another Reason，159-60）。Partha Chatterjee，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34；亦参见他的“Two Poets and Death：On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y in the Non-Christian World，” in Questions of Modernity，ed. Timothy Mitchell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35-48.
在此需要补充几句来澄清这个理论上的借鉴。喜欢用术语“技术”来指称人工物的偏好，使得我们能够释放福柯式的控制人口生物力量的概念的解释潜力；用（和科技形成对比的）技术来构建人工物，为接触不同类型的殖民国家索赔要求提供了途径。
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是以系统综合的方式使用“技术”并将其普及于南亚研究的第一人。在他的翻译中，科技是外在的具体的东西，而对比之下的技术，则是某种在人类意识和经验中流淌的东西。使用“技术”术语意味着忽略了自然、人类（包括国家）和技术力量之间的障碍。
这种表述类似于帕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使用“国家的政府化”（governmentalization）这一概念，它为理解晚期福柯传统中权力研究的 “微观力量”的运用提供了帮助。查特吉用这个概念来探索为什么“一个政权不是通过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而是通过声称为人民谋福利来确保其合法性”
。这种概念的内涵正好以几种方式和本书中提出的论点相吻合并且丰富了后者。它强调了技术和知识跨越国境的流动，突显了这些隐含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知识所施展的魅力，而且，它提醒我们注意在印度和美国的由官方和非官方角色推动的改造项目中，“当地”对许多地点的抵制。

进入殖民地的拖拉机和脱粒机

maund，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及某些中东国家使用的一种重量单位。Singh，“Experiments in Steam-Ploughing，” 50.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对话者约根德拉·辛格身上；把加勒特拖拉机运到凯里并非易事，辛格清楚地预见到了这些困难。凯里是连卡查路（Kacharoad，泥泞土路）都不通的地方，离最近的邮局也有9英里远。辛格知道，运送100莫恩德
的谷子到区总部也要花16卢比，这是一笔非常昂贵的代价。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把一台大型机器一直运到凯里是一个艰巨无比的任务。但是约根德拉·辛格意志坚定。他接受了政府农业工程师的建议，选出了最能满足其需要的适当型号的拖拉机，再从当地的代理商——加尔各答的伯恩斯公司购买了拖拉机并把它装上火车。他在拉希姆布尔把拖拉机缷下来，接着开始了21英里的艰苦旅程，整整花了1个半月才走完。在软土和小溪里行进时，辛格甚至一度把拖拉机拆开装到小船上渡过深溪，然后到溪对岸由公司的机械师重新组装起来。一天晚上，这个庞然大物终于到达艾拉，“后面跟着大量[好奇的]村民”
。

使拖拉机适应坚硬土地的任务是可怕的，但是无论是什么，这个农民企业家和殖民地支持者都做好了应付的准备（图4.1）。最大的障碍来自车轮，它深陷在殖民政府灌溉部门修建的水渠周边的软土之中。辛格重整土地，使得这块有着许多长条矩形耕地的25英亩土地只有一边有水渠流过，这样拖拉机就总是可以在另一边干硬的道路上行驶。

图4.1 凯里地区使用的蒸汽拖拉机和犁。

来源：B. C. Burt，“Steam Ploughing Experiments in the Aira Estate，Kheri，United Provinces，”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India 9 （1914）：1-6，pl. 1，facing p.2.

这正是后殖民历史学家提出的观点，即现代化的项目没有，也不可能和底层阶级的主体性及利益联系在一起。
有趣的是，在约根德拉·辛格同情的表述中短暂出现的“乡村苦力”，在他关于凯里的拖拉机耕种益处的殖民话语的叙述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辛格诚恳地以“那些在此上帝的世界里如此不协调的人们”的名义开始了拖拉机计划。但是底层人似乎只是偶遇了他的关键时刻，随后便从约根德拉·辛格的计算中被抹去了。监督凯里耕作的殖民地代表伯特得出了为其目的所需要的结论，他权威地宣布，根据凯里做出的计算，“利用拖拉机清理杂草丛生的土地，[用拖拉机]开垦处女地是合算的”，费用比手工挖地要低廉得多。他对继续发展的中肯建议是，40匹马力的拖拉机比现在使用的拖拉机能更好地满足清除杂草的需要；换句话说，马力更大的拖拉机效率更高。官员们也没有做出把“乡村苦力”放在心上的明确的计算。

H. C. Young and B. C. Burt，“Experiments with a Light Motor Tractor in the Oel Estate，Kheri，”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India 9（1920）：375-380.
说到更重要的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年里，这个殖民国家的农业部做出了明确的努力：在平整土地、收割和脱粒时推广使用较大型的机器。像凯里地区适宜使用拖拉机，因为它们有许多可耕种的荒地。正如报告中所说，凯里有着“超过本村现有人口用普通方式种植的生产潜能”。农业官员竭其所能来证明这种做法的可行性，他们坚持认为，这种做法将能收回垦荒的工作成本。以后几年，来自这块土地的租金就成了起初在拖拉机上的投资的部分利润。但是任何以为大地主会欣然接受这种垦荒的期望，都遭遇到了殖民者自己引进的、弱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部路障。官员们承认，即使未来几年的租金能得到保证，但期待许多人会做出初始投资仍然“希望渺茫”，因此，他们认为，应该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必须继续为垦荒做出努力。

S. Milligan，“Reaping Machines for Wheat in the Punjab，”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India 3（1908）：327-332.
国家官员们对在能确保灌溉的生产地区，特别是在旁遮普省和联合省中心圈的运河殖民地区采用收割机、脱粒机更为乐观。畜力收割机在运河殖民地区非常适用，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得到了大力推广。
官员们常常抱怨土地规模太小，这样的土地结构阻碍了采纳有用的机器。但是收割机体积小，易于从一块田地移到另一块田地，一头小公牛就能轻松地拉动，容易受到农民的欢迎。在此官员们也强调了把机器承包给别人来收回购买和运营成本的好处。从收割中解放的劳力可以用于收集和捆扎机器收割的庄稼。

R. Shearer，“Steam Threshing in India，”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India 2（1907）：246-251.B. C. Burt，“Some Experiments with Steam Threshing Machinery at Cawnpore，”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India 8（1913）：346-354.
殖民地官员特别喜欢在麦子（北方省份的主要冬季作物）生产区引进蒸汽脱粒机。
几家收割的庄稼可以运送到某个中心地去脱粒，从而绕开了土地规模小的“问题”。此外，不再用牲畜来脱粒（让它们用脚踩），蒸汽脱粒机的使用解放了牲畜，以便于用其平整土地来种植季风季节（kharif）的作物。在这个国家的卡恩波雷农场进行的试验表明，普萨8号小麦用蒸汽机脱粒是“一个可行的建议”，这个建议使人们相信，这一创新如果被广泛采用，就可能打破依赖牲畜来脱粒，却导致不能种植下一季作物的恶性循环。

Burt，“Steam Ploughing Experiments in the Aira Estate”；H. R. Stewart and D. P. Johnston，“Tractor Cultivation at Lyallpur，Punjab，”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India 18（1923）：23-39，at 23. 最近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农业停滞的争论，参见Tirthankar Roy，“Roots of Interwar Crisis in Interwar India：Retrieving a Narra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1，no. 52（Dec. 30，2006-Jan. 5，2007）：5389-5400。
在战间期的年月里，对于在殖民地加大力推广拖拉机、收割机和脱粒机及其配套设备有了更大的需求。其中某些原因是受到战争导致的食品短缺和生产成本提高的刺激，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日益意识到了农业的停滞。这种停滞发生在由可耕地扩大带来的农业产出几十年的增长之后。在一战之前的岁月里，利用现有手段不可能轻易地扩大农业，只有加大引入全新的投入，如灌溉和技术，才可能实质性地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凯里从事蒸汽耕作的伯特注意到，近来越来越多的印度地主找到农业部要求用拖拉机帮他们清理土地。印度地主非常愿意为每英亩土地的蒸汽耕种支付固定的费用。在1923年的一篇文章里，莱亚尔普尔农业学院的农业教授斯图尔德（H. R. Stewart）和殖民地官员约翰斯顿（D. P. Johnston）注意到，“战争以来，用机械手段……种植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农学家们的注意”。这个意识使得斯图尔德和约翰斯顿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不同类型的拖拉机在此殖民地的实用性，以及它们被用于不同地方和不同的农业作业的可持续性。

Sam Higginbottom，The Gospel and the Plow（New York：Macmillan，1921），61-62.D. P. Johnston，“Tractor Implements Tried at the Lyallpur Experimental Farm，”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India 25（1930）：317-320.
这种通过采用机器及其配套设备走向机械化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使用英国和美国公司生产的拖拉机以及由这些公司生产的配套设备得到了普及。传教士萨姆·希金博顿（Sam Higginbottom）提到了在阿拉哈巴德使用“我们美国的泰坦拖拉机，后面拖了三个犁”清理杂草丛生的土地。他提到的是芝加哥万国联合收割机公司在1915年推出的著名型号，这种拖拉机没几年就出现在这片殖民地上。
不久，人们不再延续以前的用拖拉机清理土地的惯例，拖拉机——毫无疑问是在特定地区精选的几个例子——被用于实际耕作。1920年，政府在莱亚尔普尔的农场开始使用拖拉机耕作。1930年，旁遮普农业部的约翰斯顿也许可以声称，在过去10年里对拖拉机配套设备的使用，带来了关于那些工具的“丰富的”知识。他的观察特别适合运河殖民地区。
约翰斯顿也提供了有关英国公司和美国公司制造的机器在印度殖民地日益增长和广泛流行的信息（图4.2）。

图4.2 英国和美国在印度制造的拖拉机配件。

来源：D. P. Johnston，“Tractor Implements Tried at the Lyallpur Experimental Farm，”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India 25 （1930）：317-320，at 317.

传教士与印度农业技术

Higginbott，The Gospel and the Plow，124；Sam Higginbottom，Farmer：An autobiograph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9），102. 关于希金博顿对阿拉哈巴德农业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的贡献的最详细描述出现在Gary Hess，Sam Higginbottom of Allahavad：The Pioneer of Point Four to India（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67）。
伴随着1912年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发起的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图4.3）的建立，印度殖民地的技术发展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美国时期。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的创立根源于一个日益蓬勃的全球农业传教运动。后者的核心是这样的信念：传播福音的任务必须源自改良农业和群众福利的基础，而这里所说的群众中的大多数是贫穷的农学家。正是这种信念使得俄亥俄州的本地人——萨姆·希金博顿从一个纯粹的“福音传教士”转变为一个印度的“传教士农民”。
1903年第一次来到印度的希金博顿创建了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45年退休。在印度独立前两年，希金博顿让出了他在学院的院长职位回到美国。这个学院在印度独立后仍在美国传教士的控制下继续开展工作。

图4.3 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

来源：Frank H. Shuman，Extension for the People of India（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7），1.

当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发展成了一个教学学院、一个示范农场和一个农具制造中心时，它在小范围内开创了殖民地农业改良的独特路径。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起初被批准为从事中等教育的学校，随后在1932年成为附属于阿拉哈巴德大学的学位授予学院，并逐渐发展出农学、农业推广、畜牧业和家庭经济学四个独立的院系；学院开设了制造小型农具的教学计划，并在1942年开设了农业工程学学位课程，此举为南亚首创。学院的农业工程师在周边地区开辟了42英亩的“自然浇灌”实验农场。1954年，该学院把农具制造厂移交给了专门从事工具制造、销售的独立实体——农业发展学会。

Hess，Sam Higginbottom of Allahavad，62-65.
主要由一波又一波受过农业训练的美国传教士组成的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是一个进口美国技术和理念的渠道。学院的美国教职员成功地绕过了殖民地机构，和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如著名的甘地（Mohandas K. Gandhi）建立了联系。阿拉哈巴德的传教士显然从与殖民国家官员稍微不同的立场来处理农业问题。他们视所有这些问题，包括印度农村贫民问题，都是由同一位上帝审判的，因而本身是“可改进的”。阿拉哈巴德的传教士的目标显然也不同于甘地的计划。萨姆·希金博顿第一次遇见莫罕达斯·甘地是1916年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就职典礼上，之后他和甘地保持了持久的通信。甘地对希金博顿的乡村改良计划印象深刻。但在优先性上他不同于希金博顿。对甘地来说，乡村工业的发展作为农业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棉布的纺织）是甘地计划的基础。但是对希金博顿来说，农业的改良是优先的，这个目标本身需要新的技术和观念。虽然甘地和希金博顿仍然相互尊重，但甘地后来认为在外国政府领导下，真正的乡村改良是不可能的。自由是任何实质性的乡村改良计划的先决条件，它需要只有民族政府才能召集的广泛的资源和政治参与。

在许多方面，阿拉哈巴德的传教士们也是美国杰弗逊式自耕农——自力更生的共和理想的倡导者。最重要的是，这也反映在他们对“小农”利益的维护上。传教士们想象中的理想的农民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农具，和家人耕作在自己的田地上的农民。在此想象的基础上，美国人批评了阿拉哈巴德附近村庄的印度农民的习俗。尽管是通过暗指“人的”问题，从普遍性而不是偶然性角度推断，传教士想象中的典型小农，和从经济边缘化及缺乏“基督教的”节俭方面来看伤了元气的印度“他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样的想象来自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把农民的贫穷归结为他们自己的劳动观念，这常常为殖民国家的任何不法行为开脱，并通过“自助”文化，把改善的责任推给农民。

Higginbottom，The Gospel and the Plow，13-14，31，51.
这种倡导“小农”的特别倾向，在阿拉哈巴德的传教士们努力发展并偏爱农业机械化的计划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萨姆·希金博顿最早的著作中就提到了印度农村的居民，特别是联省农民的贫穷和文盲。希金博顿写道，联合省中一户佃农的平均田产是3.5英亩，而一个地主的平均田产是4.5英亩。大多数佃农拥有“很少的资金，非常少的农具和完全不够的食物和衣物”。正是这个阶层的农业工作者必然成为传教士发起的阿拉哈巴德改良计划的目标。这样做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中心机构训练最好的、最聪明的农民，然后让受过训练的农民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子当中[并影响其他人]”。希金博顿也概述了他的目标是鼓励采用适合印度条件的更好的机械耕作方法。

Mason Vaugh，“An Agricultural Engineer as a Missionary，” record 3130，undated，typed，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hereafter MHS），Columbia.
没有人能比密苏里州的本地人、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的农业工程师梅森·沃夫（Mason Vaugh）更能代表“小农机械化”的精神。梅森·沃夫出生在密苏里的法明顿，在密苏里的农业学院上大学，1921年获得农业工程学位。同年，他向长老会海外传道部申请成为一名农业传教士，被指派到印度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工作。同年，他到达阿拉哈巴德，并在此学院连续工作到1958年。

Mason Vaugh，“Recent Activities and Interests，” record 3130，undated，typed，MHS.
梅森·沃夫在阿拉哈巴德的两个主要责任是教授农业工程课程和管理学院里专门制造简单农具的工厂。在学院的工厂里，沃夫协助研发了三种犁（沙巴什、哇—哇、优皮一号）。农具制造计划非常成功，引起了省农业部的关注。从1938年到1939年，沃夫签约研发的农具通过政府所有的农场，被用于阿格拉和乌德联省全省。1943年，农业部部长请他为整个联省研发“改良的”农具。
除了农具计划外，20世纪40年代接下来的两个发展也和此处论证有关：一个是1942年在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启动了农业工程学位项目；一个是在1944年建立了自然浇灌的实验农场，由农业工程系负责。这个农场从事农具和栽培技术的试验，沃夫常常称农场应用的这种方法为“文化实践”，它不使用人工控制的灌溉而是依靠自然雨水。

用“需要”作为比喻来定义科学和技术的实践受到达娜·西蒙斯（Dana Simmons）关于法国历史的著作的影响。参见Dana Simmons，Vital Minimum：Need，Science，and Politics in Modern Fra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Mason Vaugh，“A New Experimental Farm，” Allahabad Farmer 19，no. 3（May 1945）：1-6，quotations on 1，6.
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的计划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它们通过着眼于小农的“需要”而相互联系。
自然灌溉的实验农场正是以小农的名义确定的。小农中的大多数通常不能利用人工灌溉的资源。1945年，印度大约有15%的耕地是用水渠和管井灌溉的；另有15%是用原始的形式，如井、水塘和泛滥的运河灌溉的；剩下70%耕地完全依靠雨水灌溉。为了适应大多数小农，自然灌溉农场的支持者们断言，农业实验必然和大多数人的需求一致。在此争论中，这些美国倡导者也增加了对殖民地农业部的批评。他们说，农业部“在制造或推荐任何用具时，都倾向于简单地假设灌溉的便利……忽视了那些缺乏灌溉设施的农民的困难”。与此相反，他们说阿拉哈巴德实验农场的努力是要研发出一种栽培方式，“使得小农，特别是那些没有灌溉设施的小农，最充分地利用时间，从其努力中获得最大收益”。

Mason Vaugh，“Mechanization for the Small Farmer，” speech given at the Eighth Pacific Science Conference，Manila，Philippines，Nov. 14-28，1953，C 26939，folder 140，Mason Vaugh Papers，MHS.
阿拉哈巴德计划也涉及提倡一种特殊形式的机械化，这种提倡的描述中又一次提到了“小农”角色。1953年，梅森·沃夫在菲律宾马尼拉提交的一篇题为“为小农的机械化”（“Mechanization for the Small Farmer”）的论文里，讨论了他所认为适于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农业的机械化类型，建议不要使农场作业（如耕地、耙地、播种、除草）机械化。考虑到小农家小业小，缺乏资金，以及这种机械化导致的劳力过剩，沃夫明确地表达了他反对任何追求农场作业机械化的努力，因为其既不合理也不实际。此外，这样的措施会导致社会组织的崩坏。沃夫和他在阿拉哈巴德的同伴们阐述了简单“改良的”农具和使用畜力以及畜力机械的相关性。但是，区别于“农场作业”，沃夫表达了他对“谷场”作业的发动机驱动这一机械化的赞同。这些作业可以在乡村场地或任何其他中心地进行。后一建议让人想起了以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聚焦于殖民地范式中的脱粒机的例子。

Mason Vaugh，“The Co-operative Farm：Is It the Solution of India's Agricultural Problem？，” Allahabad Farmer 20，no. 3（May 1946）：1-4.
在有关的第三领域，阿拉哈巴德中的持不同意见者也大胆地反对“合作农场”的想法，这种想法在殖民地范式以及民族主义的视野里受到普遍的欢迎。这种合作计划包含这样的观念：为了在农业机械的作业中产生规模经济，要把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力集中起来。阿拉哈巴德的这群人反对任何这类要改变土地结构和耕种作业经营模式的动议。沃夫谈到了反对涉及合作耕种和联合机械化的方式。在他自己的计算基础上，他得出了以下结论：在合作农场引进拖拉机是“不经济的建议”。他把这种方式的支持者称为“充满幻想的改革者”，并且指出这种计划在此基础上不可行，不会带来产量的增长。他也暗示了把种植者和资源集中起来的障碍。

不要把“进步”农民的概念和进步时代的美国农村概念混为一谈。农村生活运动是进步时代的一项改革努力，它以非常局限的方式看待农村人，主要将他们看成是弱势的和落后的。而“进步”农民这一概念在赠地大学的研究及其延伸发展的“农业院系”和美国农业部内部，仍然活跃。我把这一见解归功于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萨莉·麦克默里（Sally McMurry）的谈话。
在此把焦点集中在三番五次出现在阿拉哈巴德模式里的，或者在他们建议一种适合“小农”需要的系统时想象的“进步农民”的形象上是谨慎的。这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美国农业的典型的农民形象。
这些观念看到的是从事“科学耕种”和爱好创新的农民。根据这种观点，在现代经济中，和进步主义者相反，传统主义者是心胸狭窄走向失败的人。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观念非常执着于土地所有权和“独立”的家庭农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资本主义倾向，因而和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计划保持一致。

Vaugh，“The Co-operative Farm，” 3.
因此，这是非常有趣的，20世纪40年代沃夫把他对合作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引进拖拉机的计划的最严厉的批评建立在这样的预期上，即它们会导致“家庭农场”的毁灭。据他所说，农业毕竟有两个严肃的目标：“提高生产和发展人格，获得最大可能的人类幸福。”他论证说，这两个目标“只有通过作为每个单元的家庭农场（无论大小）持续在家庭手中，并在家庭的完全控制之下，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由家庭运作”才可能确保。
这一“进步农民”的原型，明确地出现在后来对阿拉哈巴德农具研发计划的逻辑，以及对阿拉哈巴德自己的自然灌溉农场的栽培技术的解释当中。再次引用梅森·沃夫的话，阿拉哈巴德实验“是为了模拟进步农民的条件……期望仅仅使用更好的农具和与之相连的更好的栽培技术来改良他的土地”。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和实践的世界，面对着印度后独立时期的农业新时代，它瞬间失去了基础。正如从阿拉哈巴德的传教士们的实验向下一阶段创新的转化，现代化容纳了几种不同的技术。

赠地时期美国与印度农业现代化

政府赠与大学土地，以开设农业机械类的课程为条件。赠地大学是在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s[1862年和1890年]）下建立的，由1914年的史密斯-利弗法案下的“合作扩展计划”首先开始并发展的地方。这个所谓的扩展计划，在20世纪的前25年里，在赠地大学和美国农业部之间的机构合作联系的支持下，逐渐成熟。
当美国的赠地
机构开始涉足印度农业现代化规划时，“赠地时期”悄然而至。
这一交集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印度独立之后，直到1971—1972年达到一个明显的截点，这时，由于对美国在印巴战争中支持巴基斯坦不满，印度政府突然中断了和美国人继续合作的计划。但是，在此之前，美国赠地大学参与了印度农业大学及其研究项目的发展。此外，美国的大学教师（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以中央政府顾问的角色出现：作为全国和地区项目的计划者，作为社区发展项目中乡村层面工作者的顶层培训者，作为就具体问题提供意见或从事有影响研究的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专家（图4.4）。印度政府所有层面的官员都积极地寻求他们的意见。对支持这种机构联系的推动最早来自1950年福特基金会的请求，随后美国国务院对建立这种联系做出了具体的推动。1952年在“第4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指导下，美国和印度签署了更为具体的技术合作协议。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源源不断的美国大学教师和联邦机构工作人员访问印度，伴随着印度农学教师和农业技术人员的反向流动。印度这些人员在美国的赠地大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完成正式学位或修读短期进修课程。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的技术官僚在去殖民化时代，解决察觉到的印度农业缺乏现代化的问题的开端。

图4.4 舒曼太太（Mrs. Shuman）和弗兰克·舒曼（Frank Shuman）。弗兰克·舒曼是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农学家，是在福特基金和美国国务院计划资助下，最早被派往印度的美国大学院系专家组成员之一。他在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工作。舒曼坚持认为印度土壤氮元素缺乏；他因为不断地解释植物中的“氮饥渴”迹象，在阿拉哈巴德周边村民中赢得了赞誉。在这个地区待了4年之后，当他在阿拉哈巴德踏上列车转道去美国时，一群村民给他戴上一个花环，上面写着“Nitrogen Zindabad”，意思是“氮元素万岁”。

来源：Frank H. Shuman，Extension for the People of India（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7），23.

Michael Asas，Dominance by Design：Technological Imperatives and America's Civilizing Mission（Cambridge，MA：MIT Press，2006）；Nick Cullather，The Hungry World：America's Cold War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n Asi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关于“第4点计划”的早期开始和初步形成，参见Stephen Macekura，“The Point Four Program and the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8，no. 1（Spring 2013）：127-160。RG 286，Records of th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redecessor Agencies，India Brach，1951-54，box 1，multiple folders，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College Park，MD.
二战后，在美国对技术作为社会改良工具的无比信任的出现，为和印度建立机构联系提供了基础。
1949年，杜鲁门总统宣布的技术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第4点计划”，首先开启了出口农业理念和专业技术的可能性。
1952年，在“第4点计划”的指导下，最早一笔大额款项——5300万美元流入印度。第二年援助的总额下降为4500万美元，1954年又急剧上升到2亿3150万美元。随后这种上升趋势一直保持了几年。
此外，1951年后，美国国务院利用大学协议计划，开发了大学的教师资源并把他们部署在印度（以及其他后殖民国家）。

关于美国国务院和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意识形态的集中分析，参见Inderjeet Parmar，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The Ford，Carnegie，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关于福特基金会在印度的工作，参见“Foundations in the field：The Ford Foundation New Delhi Off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Knowledge，1951-1970，” in 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the Co-production of World Ord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d. John Krige and HelkeRaish （Gö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2012），232-260。“Programmers in India Receiving Assistance from the Ford Foundation，”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India，” folder “US Projects in Indea，1952-53，” Special Collections，University of Illinoie at Urbana_Champaign.
美国的基金会和国务院合作，实施了印度农业和农村振兴计划。
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也做出努力和印度的机构及决策者们建立长期的联系。根据福特基金会的倡议，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结成“姐妹学校”，制订了教师交流，派遣美国农学家、推广专家和家政学、畜牧业专家到阿拉巴哈德的长期计划。
后来，赠地大学对印度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多。在1955年到1972年之间，国际合作署（即后来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扩大了与印度农业的交流计划。印度被划分为5个区域，5所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堪萨斯州立大学[后来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替代]、俄亥俄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和田纳西大学——分别和不同区域的农业大学联系。国务院和各大学签署了协议，从这些大学派遣“技术人员”到印度去仿效美国赠地大学的模式建立起科研、教学和推广。当这个计划在1971—1972年结束时，在印度总共有48所农业大学、学院和研究所成为这种“美国参与计划”的合作者（图4.5）。

图4.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师在普纳。

来源：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University Archives，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Colleg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Records，India Project：Reports and Pictures，undated，box 119 AX/CATO/PSUA/07199.

P. C. Joshi，“Nehru Mortgates India to America，” India Today，June 1952，22-28，at 26，available at the P. C. Joshi Archives in New Delhi.O. P. Sangal，“Our Community Projects，” India Today，June 1952，13-18，available at the P. C. Joshi Archives in New Delhi.J. C. Kumarappa，“Community Projects，” India Today，Sept. 1952，14，22，available at the P. C. Joshi Archives in New Delhi.
和以前一样，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出的“现代化”的处方是多种多样的，关于它们的功效，在美国人和印度人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印度这一端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生效的，而且是在远离了美国这一端假定的条件下实施的。在印度议会制度的框架内，左翼政党激烈地批评了美国的技术援助。当前美国援助的许多框架中被误认为“冷战”政治的东西，在强调国家最需要维持其主权的新独立的印度，被几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批评为“英美帝国主义”的翻版。1952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乔希（P. C. Jochi）在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官方刊物《今日印度》（India Today）上撰文，怒斥尼赫鲁政府和美国签订技术合作协议，指责尼赫鲁“出卖印度主权——至少是在经济事务中——给美帝国主义者”。他警告说，印度正处于“变成另一个菲律宾”的危险，呼吁媒体和其他民主分子起来反抗“英美帝国主义者的阴谋”。
当尼赫鲁政府开启了美国技术专家帮助社区发展的规划时，《今日印度》解释说，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要为美国资本打开印度经济的大门。
甚至甘地的亲密伙伴库马拉帕（J. C. Kumarappa）也在印度开启其社区规划方面，把印度和美国的伙伴关系描述为“是和任何有自尊的独立国家不相称的”。库马拉帕也批评这个规划回避了关键的土地改革问题。
最起码的是，这些来自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尼赫鲁自己的国会党的左翼民主派的批评，对尼赫鲁政府有了影响，缓和了尼赫鲁领导下实施的规划的性质。

Kristi Ahlberg，Transplanting the Great Society：Lyndon Johnson and Food for Peace（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8），106-146.
因此，印度的“赠地现代化”展现出道路多样化的迹象。印度独立后中央集权主义者对乡村发展的倡议，大致上以两种并行的努力为标志：一种追求农村增长模式；另一种直接追求总产量提高的生产目标。在印度实行赠地计划的教师支持每一方的都有。前者来自1952年开始的社区发展规划，涉及合作农业和联合农业的实验，其范围包括在乡村层面建立“规划”，特别是通过地方政府主动地参与其中。后者来自从“种植更多粮食计划”（Grow More Food Program）到“综合地区计划”（Integrated Area Program）的化肥进口计划和综合地区计划，并且最终在1964年到1966年间以新农业政策（New Agricultural Policy）的面目出现。在后一时间框架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采取了利用粮食援助、逼迫印度走向新农业政策的策略。
印度的长期赠地计划，通过在其展开工作的所有5个地区开始新的农业生产项目来响应这些提高产量的新策略。

Letter from M. G. Kamath，editor，Indian Farming，to Mason Vaugh，Jan. 2，1958；copy of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editor，Dec. 24，1957；letter from mason Vaugh to M. G. Kamath，undated；all in folder 16，3130，Mason Vaugh Papers，MHS.Letter from Vaugh to M. G. Kamath，undated but probably following the Jan. 1958 letter by Kamath to him，folder 16，3130，mason Vaugh Papers，MHS.
有一个明显的迹象：印度的美国赠地计划工作者，在农业集约化的做法方面是分裂的。1957年梅森·沃夫和一群美国提倡者发生了争论，后者主要在印度极力推广使用化肥。沃夫在印度农业研究会的主要刊物《印度农业》（India Farming）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提高农业产量的简单办法”（“Simple Ways to Raise Farm Production”）。这篇文章有可能是由印度最近开启的“一揽子计划”引发的。这个计划确定了几个地区，通过向农民提供信贷和保证最低购买价格来达到以集中的方式使用化肥、灌溉和良种的目的。显然，沃夫在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强调使用化肥。此时在印度使用化肥的势头很猛，而沃夫没有提到化肥，这引来了印度肥料协会首席农学家的反驳，最后导致印度农业研究会给沃夫正式发函，询问他是否愿意做出回应，就使用化肥澄清他的立场。
沃夫回复说，他没有提到化肥是“有意的”。他解释道，在印度的经验“导致……[他]非常不赞同许多化肥提倡者以及似乎是政府政策的某些方面”。他接触到的农民告诉他，使用化肥可以迅速提高产量，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却会导致产量下降。沃夫猜测，这可能是由于对印度的土壤条件缺乏充分的了解以及不恰当使用化肥造成的。确实，他相信，持续使用化肥导致土壤中的有机物减少，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他不是反对使用化肥本身，而是觉得“没有必要的相关措施”而广泛地使用化肥是错误的；而且他甚至暗示道，是“既得利益”在促进化肥在印度的使用。

Ford Foundation，Report on India's Food Crisis and Steps to Meet It（New Delhi：Government if India，Ministr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1959）.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更为广泛的计划中，沃夫的声音是孤单的，因为印度政府正在迅速地走向农业集约化。1959年福特基金会的一份有影响的报告提到，在提高产量的基本任务方面，以前许多通过“社区发展”做出的官方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它焦虑地指出印度不乐观的粮食形势并建议立即采取措施来提高总产量。看来印度政府的措施和这些建议是非常一致的。

Letter from Vaugh to G. Wallace Giles，July 25，1960，folder 10，3130，Mason Vaugh Papers，MHS.Ford Foundation letter from New Delhi office to Vaugh，Mar. 24，1962，folder 10，3130. Mason Vaugh Papers，MHS.Letter from Vaugh to James A. Bassalman，may 13，1964，folder 5，3130，Mason Vaugh Papers，MHS. 特别是，考虑到沃格相信小农具和畜力在农场的效用，沃格和贾尔斯的差距是可以理解的。贾尔斯是重型机械农业机械化的强烈支持者。他在1967年写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在世界许多地方一直被那些赞成农业机械化的人们引用。G. W. Giles，“Agricultural Power and Equipment，” in The World Food Problems，vol. 3，A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Advisory Committee （Washington，DC：Superintendent of Document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 175-216.
可以这样说，为了简单化，印度正沿着福特基金会建议的提高农业产量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是以机械化、灌溉、化肥和支持价格为基础的，因此梅森·沃夫成了这种安排的局外人。越来越明显，他和福特基金会日益疏远。人们只能想象他在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本身也日渐孤立，这个学院早在1950年就开始接受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起初，福特基金会在阿拉哈巴德是用于推广活动的实验和教学的。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福特基金会在印度农业方面转向了生产主义策略。其在阿拉哈巴德的倡议开始侵入梅森·沃夫非常珍爱的领域——农具领域。为了给属于集约农业区域规划内的乡村提供农具，基金会开始扶持阿拉哈巴德的农业发展协会，这个协会是沃夫1954年在阿拉哈巴德农业学院帮助创立的一个独立的农具制造分公司。沃夫没有隐藏他的难过。1960年7月他写信给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一个农业工程师华莱士·贾尔斯（G. Wallace Giles），后者最近接受了福特基金会顾问的职位并且即将启程去印度参与“一揽子计划”。沃夫对这位奉命来监管这个协会的新来者说得很清楚，“我并不总是同意他们所做的一切”
。他告诉贾尔斯和基金会，他不喜欢这协会正在进行的农具发展方式，他的意见却被断然拒绝。
这只是加剧了他与贾尔斯的分歧，贾尔斯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赞成发展中国家农业机械化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当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刊物的编辑邀请沃夫来评审一篇贾尔斯提交的论文时，他的回信近乎蔑视。他拒绝了审稿要求并向编辑指出，自己“非常不赞同这篇论文的几乎每一段落”，“完全怀疑其发表的价值”
。

印度农业与科技跨国流动

Timothy Mitchell，Rule of Experts：Egypt，Techno-politics，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233；Partha Chatterjee，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200-219.
有三种分析模式可以用于分析印度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对外国专家以及他们对技术和管理规则的垄断的研究是第一种模式。
讨论了美国国际发展机构20世纪中期在埃及所做的工作后，米切尔解释说，发展话语抹去并隐藏了支持此话语的政治。为了回应帕塔·查特吉对印度各邦规划研究的阐述，米切尔坚持认为，发展话语实际上是在“自我欺骗”，因为发展对象部分地就是由话语构成的。换句话说，发展对象不是“外在于”话语的。但是，在分别涉及埃及和印度的地方“邦”和邦的形成过程方面，两者的方式（米切尔为一方，查特吉为另一方）还是有些差异。在相较于米切尔而言的更大的讨论范围内，查特吉标出了印度各邦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对发展项目规划的重要性。在查特吉的分析中，现代化项目的内在差异及政策的内在变化都包含在对规划的政治分析中。也许这就是查特吉构架的用于探索印度现代化经验的一个主要弱点，在某种意义上它掩盖了政治角度的内在差异和变化。

Francine Frankel，India's Political Economy，1947-2004：The Gradual Revolu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rep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Francine Frankel，India's Green Revolution：Economic Gains and Political Cos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Atul Kohli，The State and Poverty in India：The Politics of Refo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Ashutosh Varshney，“Ideas，Interest and Institutions in Policy Change：Transformation of India's Agricultural Strategy in the Mid-1960s，” Policy Sciences 22，nos. 3/4（1989）：289-323.
第二批学者参照周围的阶级及种姓群体来看待独立后印度的农业规划。这些学者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农业规划被某些特殊群体盗用来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些研究中的压倒性结论是，强大的种姓群体和阶级划分挫败了农业发展者的规划，确保了被压迫阶级的大多数人仍然被排除在这类政策的积极影响之外。

第三条史学轨道认为，印度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本身就是复杂的，因为现代化及其发展的基本工具是在资本的逻辑内运行的。底层人的生活及意识和资本的逻辑是不相通的。

Daniel Immerwahr，“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U.S. Foreign relations，” Passpor t 43（Sept. 2012）：24.Arjun Appadurai，“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 in Counterwork，ed. R. Fardon （London：Routledge，1995），204-225.
农业现代化是异质性的，有着各种各样的经验，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殖民地农业的彻底地修正主义的历史不仅需要超越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关系记录，也要超越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的解释。关注地方邦形成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力量是受欢迎的。与此同时，关注地方叙事可以为我们迄今已知的故事增添细节。实地专家的叙述，伴随着那些叙述中东拉西扯的断裂，可以为我们了解非精英们的经验以进入更为丰富的农业规划历史提供入口。这样的关注（如果有的话），为我们理解和欣赏使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农业加速转向高度机械化模式的力量做好了准备。这种模式被称为“绿色革命”。从绿色革命的时代回望过去，人们很容易陷入某种“发展”或“现代化”的同质观点。
或者人们可以关注多种不同的技术和技术政治：如从国外进口大型机器，通过在本地制造和销售改良农具实现机械化，以及把农业工程建成为运用“第4点计划”暗示的和福特基金会鼓励的富有“高”科技含量和资源密集型方法的领域。这些技术政治中的每一种选择，都表达了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它中止了特定形式的社会关系，包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宣传，从事着与邦、邦的形成及资本主义不同的工作。把这些针对农业“问题”的、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法”放入分析的核心，吸引着我们关注农业现代化的跨国经验及其涉及的不同的冲突力量，关注知识和权力关系的不同表达方式。对印度农业现代化的全面研究要求我们不仅要把南亚看成冷战的目的地，还要看成区域构造、后殖民群岛、地点（locality）和现场（locale）。
对处理全球维度和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问题持开放态度，要求我们同时看到回溯至印度殖民时期的地方性和多样性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