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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庆历二年(1042)知贡举。卒谥“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本义》《新五代史》等,又与宋祁等合纂《新唐书》。《宋史》《宋史新编》《东都事略》《名臣碑传琬琰集》《皇宋书录》等有传。宋人胡珂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清人华孳亨有《增订欧阳文忠公年谱》。

《六一诗话》一卷二十八条,《郡斋读书志》著录于子部小说类,作《欧公诗话》;《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集部文史类,《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是书不载于集中,为其晚年“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之作。但亦包括嘉祐五年(1060)所作之《杂书》一卷九条。原书只称《诗话》,后人称引时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

《六一诗话》一书开文人诗话之风,前此论诗之作多重品评、格例、作法或本事,是书问世,始立“诗话”之名,且兼收并蓄,内容丰富,形式活竣,创立了一种漫谈性的论诗体例。其开拓之功,不可泯灭。

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人物,他提倡“足道充文”,反对晚唐以来绮丽、晦涩的文风。在文道关系上,他既不同于宋初柳开等人的文道混一,也不同于其后道学家的重道轻文,而以道为本,以文为末,但又不轻文。他看到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主张以道定文。

欧阳修用现实中的事物来说明古道,在文学上倾向于现实主义。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他指出:“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

欧阳修的诗论影响到宋代诗风。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穷而后工”论,继承和发展了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涉及到作家的生活道路与创作的关系,同他的“事信言文”说是一致的。

欧阳修能文能诗,深知创作甘苦,所以他的意见不同于道学家空疏之论,而认为“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因此,他强调思想内容的艺术表现力,力图创造一种格高而又简淡的诗风。这在《六一诗话》中通过对梅尧臣、苏舜钦诗的评论可以见出。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谈为意。”所谓“笔力豪隽”和“覃思精微”,包括诗人的认识水平和表现能力,这两个方面是不能割裂的。书中引梅尧臣语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意新语工”,形隶鲜明而又含意隽永,这是欧阳修所称美的诗之极致。

《六一诗话》主张诗人应对于所要再现的情境具有真切感受,这样才能曲尽其妙。《诗话》中称道孟郊《谢人惠炭诗》云:“暖得曲身成直身”,认为“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从《朝饥诗》“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联想到贾岛“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诗话》还肯定王建《宫词》,认为此诗所写史传所不载曲唐代宫禁中事,有一定史料价值。至于“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这类诗,语虽浅近,却反映两京实事,也是可取的。由此看来,欧阳修论诗,不仅具有诗文家的求美精神,且有史学家的求真态度。

此书还认为诗的题材应当多样化,不能只局限于“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俗套,但也不能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

《六一诗话》所论,同有抵牾之处,如一方面感慨晚唐诗人已没有盛唐李白、杜甫那样的豪放风格,一方面却又肯定他们“务以精意为高”的专事雕琢倾向;一方面称许陈从易的诗多类白乐天,一方面又不满意效仿乐天诗的语涉浅俗,认为写诗不能“语多得于容易”;一方面不满西昆体的浮艳诗风,一方面又赞赏钱惟演、刘筠的诗作,并把西昆体的“语僻难晓”解释为“学者之弊”,曲意开脱。这种矛盾,反映出欧阳修试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诗歌创作既要有思想内容,又必须注意艺术表现。这样才能避免白乐天的浅俗,克服西昆体的浮艳;才能创造出既富于思想内容,艺术上又很精到的诗歌。宋代的特殊诗风,同欧阳修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的启迪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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