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贫寒,辞去9年体制内的工作,只求助人为乐。
为了写好这篇故事,我和自己对话了很久,那些尘封在记忆里的画面一遍遍被我调出来。
有人问我:“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
我怔住了,他们将来做什么,是我来决定的吗?如果孩子按照我的希望过一生,那么,他们的生命是自己的,还是我的?我忽然意识到,也许之前我的生命并不是我的。带着沉思,我回忆起我的前半生。
靠读书改变命运
1985年,我出生在河南周口黄泛区的一个农村,这是当年姥爷姥姥逃荒时落脚的地方,并生下了四个孩子。
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农村。要强的妈妈离开农村,到省会郑州去寻找出路,幸运的我跟着妈妈进了郑州。记得那时候的借读费就要好几千元,妈妈辛苦打工赚钱,也只能供养一个孩子在城市读书,所以弟弟妹妹只能在农村老家读书。
也许是因为见惯了人情冷暖和经历了一辈子的颠沛流离,也许是因为我刚上小学就取得了一点不错的成绩,姥爷特别希望我能在大城市站稳脚跟,所以,他临终前千叮万嘱,让妈妈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
班里的同学大多都是军区大院的子弟,他们有全套的机器猫,有菊花晶,有公主裙,有小皮鞋,有漂亮的书包和文具盒,还有很多新奇的我叫不上来名字的玩具。我只能远远地偷瞄他们相互分享新奇的东西,听到他们带着骄傲和自豪说,这是我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这是我妈妈去哪里旅游买的……我想看仔细,但也不敢凑上前去。
每个学期都要填学生表,其中一栏要填父母单位和家庭地址。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填,因为家里人没有固定工作,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门牌号。还有一栏身份,我要填上“借读生”。所以,每次填表的时候,我都把头埋得低低的,生怕被同学看到。
长辈们担心我与家庭条件差距如此之大的同学一起学习,会有心理压力,所以常常告诫我:“不需要和同学们比吃比穿,只比学习。”于是,我只能收回羡慕的目光,投向课本和作业,在学习中寻找自由自在的快乐。
多摆个小摊,就能多赚点学费
妈妈在郑州靠摆摊卖玉米为生。
每天凌晨不到2点,妈妈就骑自行车到十几公里外的市场去进货,挑选新鲜的玉米。大约四五点回到家,喊我起床,一起剥玉米、煮玉米,以赶上黄金的早餐时间。
中午放学,我就飞奔到妈妈的小摊上,换她回去休息一会儿。中午守着摊,能多卖十几个玉米,多赚十几元钱。
一个人守摊的时候,我真的是强装淡定。因为一来,要忍受来来往往的人异样的目光,也许他们在好奇,为什么这个孩子不去上学,要在大街上摆摊;二来,要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城管就来了。如果跑得慢,出摊的小车可能会被没收。
我一边守摊,一边在心里盼望着时间快点过。等上学的时间到了,妈妈来了,我就可以不用这么害怕了。
晚上放学后,自然也不是先回家,而是来妈妈的摊位上。不过,晚上是最放松的时候。旁边的小摊都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开始物物交易。我拿着煮玉米换来一碗粉浆面条、一串糖葫芦、一串烤鱿鱼……
为了做生意,我们住在最热闹的城中村。抬眼望去,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二七广场、亚细亚、郑州百货大楼尽收眼底;转进小巷,却是没有卫生间、采光极差的自建房,有两三层楼高的,有三四层楼高的,紧紧挨着,从窗户伸手出去,几乎可以摸到另一栋楼的外墙。
我们在一栋相对低矮的小楼的二层住了15年,里外两间,大约30平方米,有两个可以透气,但不透光的小窗户。我从来不敢奢望有个单独的房间,只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自己的床和书桌。但直到搬离小楼,我也没有实现拥有单独书桌的梦想。回到家,我只能趴在床上写作业。
每逢过年,我们就全家总动员,弟弟妹妹也加入了摆摊的行列。
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坐着看春晚,手里不停地打气球,编气球造型,还要剥玉米,几乎一夜不睡。大年初一一早,我们就会早早地出摊,抢占好位置。从初一到十五,我和弟弟妹妹从摆小摊上赚的钱,够我们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我从小练就一身本领,比如,可以把一个七八斤重的哈密瓜竖着削皮,插上一次性筷子,均匀地分成八九块;还会用一个长条的气球编出兔子耳朵;会削菠萝、会烤玉米、会调奶茶、会做龟苓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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