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九十八

○食货四

△盐法

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蒙古、新疆多产盐地，而内地十一区，尤有裨国计。十一区者：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

长芦旧有二十场，后裁为八，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旧有二十场，后分为九，及日本据金川滩地，乃存八场，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旧有十九场，后裁为八，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两淮旧有三十场，后裁为二十三，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三十二场，其地分隶浙江、江苏，行销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十六场，行销福建、浙江两省。

其在台湾者，尚有五场，行销本府，后入于日本。广东二十七场，行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七省。四川盐井产旺者，凡州县二十四，行销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六省。云南盐井最著者二十六，行销本省。

河东盐池分东、中、西三场，行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陕甘盐池最著者，曰花马大池，在甘肃灵州，行销陕西、甘肃两省。

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之盐出于海，四川、云南出于井，河东、陕甘出于池。其制法，海盐有煎、有曬，池盐皆曬，井盐皆煎。论质味，则海盐为佳，池盐、井盐次之。海盐之中，滩曬为佳，板曬次之，煎又次之。论成本，则曬为轻，煎之用荡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则工本愈重。此其大较也。

初，盐政属户部山东司。宣统二年，乃命户部尚书兼任督办盐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视。后裁归总督、巡抚管理。其专司曰都转运使司。无运司各省，或以盐法道、盐粮道、驿盐道、茶盐道兼理。

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后多剥削侵蚀之弊，康熙、乾隆间，革之而未能去。惟两淮以道光时陶澍变法，奏除引目，由户部宝泉局铸铜板印刷。

顺治三年，以淮、浙领引距京远，设都理引务官驻扬州，至七年裁。十五年，发引于运司，寻命运司仍委员赴部关领，票亦领于部。

商人之购盐也，必请运司支单，亦曰照单，曰限单，曰皮票，持此购于场。得盐则贮之官地，奉天谓之仓，长芦谓之坨。未检查者曰生盐，已检查者为熟盐，熟盐乃可发售。两淮总栈始由商主，后改官栈。四川以行销黔、滇者为边岸，本省及湖北为计岸，潼川州为潼岸。河东总岸立于咸丰初。其行陕西者，以三河口为之汇。

行河南者，以会兴镇为之汇。山西则蒲、解，于安邑运城立岸，而泽、潞等处亦分立焉。

大抵暢岸外有滞地，或展限，或减引，或停运，或用并引附销、统销、融销诸法。并引附销者，将积盐附入，三引销一引。又纳引半之课行一引之盐，纳三引之课行二引之盐是也。统销者，将积引统毁，其正杂钱粮令商人分年完缴。融销者，以暢岸济滞地是也。

凡引有大引，沿于明，多者二千数百斤。小引者，就明所行引剖一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馀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浙江于纲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与票之分，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后或售与承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道光十年，陶澍在两淮，以其抬价，奏请每引限给一钱二分，旋禁止。票无定域而亦有价。当道光、咸丰间，两淮每张仅银五百两。后官商竞买，逮光绪间，至万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广狭大小而定售额，票则同一行盐地，售额亦同。嘉庆以前，引多票少，后乃引少票多，盖法以时变如此。

若夫岁入，道光以前，惟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釐。盐课分二类：曰场课，曰引课。场课有滩课、灶课、锅课、井课之分。长芦有边布，福建有坵折。边布者，明时灶户按丁徵盐，商人纳粟于边，给银报支，是谓边盐。其有场远盐无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徵银三钱，是谓布盐。灶课向分地、丁为二。

但丁不尽有地。雍正间，用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言，将丁银摊入于地徵收，由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长芦边布之名犹仍旧。坵折者，盐田所纳钱粮，谓之折价。程所纳钱粮，谓之盐坵。其供应内府及京师、盛京各衙门之盐，康熙中悉裁，祗供内府、光禄寺二十万斤，折银解部充纳。引课有正课、包课、杂课。盐釐分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逮乎末造，加价之法兴，于是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埒。是以顺治初行盐百七十万引，徵课银五十六万两有奇。其后统一区夏，引日加而课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计七百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有奇。嘉庆五年，六百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有奇。光绪末，合课釐计共二千四百万有奇。宣统三年，度支部豫算，盐课岁入约四千五百万有奇。盖税以时增又如此。

顺治二年，谕各运司，盐自六月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徵收。旋蠲免明末新饷、练饷及杂项加派等银。十六年，户部议准各商盐船用火烙记船头，不许滥行封捉，其过关祗纳船料，如借端苛求，以枉法论。十七年，用两淮巡盐御史李赞元言，回空粮艘禁缉夹带私盐。康熙九年，两淮巡盐御史席特纳、徐旭龄言：“两淮积弊六大苦：一，输纳之苦；一，过桥之苦；一，过所之苦；一，开江之苦；一，关津之苦；一，口岸之苦。总计六者，岁费各数万斤，应请革除。又掣挚三大弊：一，加铊之弊；一，坐斤之弊；一，做斤改斤之弊。此三弊者，惟有严禁斤重一法，乞交部酌议。”定例，凡桥所掣挚，溢斤割没，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额。如夹带过多，掣官虚填太重者，商则计引科罪，官则计斤坐赃，庶掣挚公而国法信。上命勒石严禁，立于桥所及经过关津口岸。席特纳又陈：“自康熙七年，盐臣差遣稍迟，前任盐差于徵完本年课银外，又重徵新盐。盐尚未卖一引，而课已徵至二十馀万。此种金钱，追呼无措，非重利借债，即典鬻赴比，应请停止。”如所请行。十六年，用户科给事中余国柱言，命将商盐掣验每引加二十五斤，加课二钱五分，永远革除，著为例。二十年，命革除三籓横徵盐课。

自滇、黔告变，所在揭竿蜂起，盐无行销地，商皆裹足不前，至亦榛墟弥望，无所得售。计臣以军需所恃，督饷之檄，急如星火，商于是大困。时天下盐课两淮最多，困亦最甚，赖巡盐御史刘锡、魏双凤多方抚恤，输纳忘疲。至是海内殷富，淮南宁国、太平、池州等府，及两浙、山东、广东、福建，先后增引，利获三倍。

不特额外照旧行销，且原先呈课银，请将以前停引补还。四川经明季之乱，江、楚人民迁移其地，食盐日多，请引数倍于昔；所开之井，为滇、黔资，水陆无滞。而福建、广东、两浙招徠灶丁，垦复盐地、盐坵，报部升课者不绝。又两浙各场涨垦荡地二万二千七百馀亩，广东各埠每斤加七十斤，江西南、赣二府盐引，至三十六年，加斤配课亦如之。上以寰宇升平，免浙江加斤银之半，共三万一千三百八十馀万。三十八年南巡，复谕各盐差：“向因军需，于正额外更纳所私得赢馀，著将此项停罢。其两淮盐课，前曾加四十万，著减其半。”四十三年，用江南总督阿山言，革除两淮浮费数十万，勒石永禁。五十六年，长庐巡盐御史田文镜请将山东所裁盐引补足办课，经部议准。上以加引增课无益，不许。

先是顺治二年，世祖定巡视长芦、两淮、两浙、河东盐政，差监察御史各一，岁一更代。其山东盐务归长芦兼管，陕西归河东兼管。十年停，盐务专责成运司。

寻因运司权轻，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复停巡盐。明年，巡抚金世德以直隶事繁，请仍差御史。于是两淮、两浙、河东皆复旧制。既而两广、福建并设巡盐御史。五十九年，仍交督抚管理。

时盐课惟广东、云南常缺额，因康熙初粤商由里下报充，三年一换，名为排商，故弊端百出。嗣将排商费万馀两入正课，举报殷户以充场埠各长商，而场商赀薄，不能尽数收买，致场多卖私。五十七年裁场商，由运库筹帑本三十六万，分交场员收买。且置艚船给水脚，运向东关潮桥，存仓候配。埠商配盐，按包纳价，获有盈馀，名为场羡。其滷耗馀賸盐斤，乃配引外多收馀盐，发商行运。又有子盐、京羡、馀盐、羡银等名。后馀盐改引，将馀羡归入正额，而粤盐遂有办羡之事。后粤商倒歇至五十馀埠，滇盐由商认票办运，而地无舟车，全恃人力，煎无煤草，全恃木柴，故运费工本皆重，而盐课率以一分，又重于他省。富商弃之弗顾，强签乡人承充。

及倒罢末由追缴，乃责里中按户摊纳。迨乾隆时，一蹶不振，遂令历年督抚分偿。

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盐御史。时上于盐政颇加意。河东盐池形低，屡为山水灌入，向例修墙筑堰，皆派蒲、解十三州县之民应役。从巡盐御史硕色言，岁拨银六千两，以三千作岁修，三千贮运库备大修，民累始纾。又以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钜。欲缉场私，必恤灶而严其禁。

故于雍正二年两淮范堤决，沿海二十九场为潮淹，特发帑金以赈。五年，以淮商捐银建盐义仓积穀，谕更立数仓于近灶地，以备灶户缓急之需。此政之在于恤灶者。

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言：“两淮灶户烧盐，应令商人举幹练者数人，并设灶长巡役，查核盐数，输入商垣，以杜私卖。”两淮巡盐御史戴音保言：“场灶烧盐之具，深者盘，浅者钅敝，设有定数，而煎盐以一昼夜为火伏，并巡查息火后私烧。

近有灶户私置盐钅敝，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数。请饬盐官申严旧法。至淮南曬扫，惟有商人收买配运，酌加引课。”均命著为例。此所以严其禁也。

欲缉商私，必恤商而严其禁。故二年两淮各场，因灾灶盐不继，商本倍增，从巡盐御史噶尔泰言，令将本年成本之轻重，合远近脚价，酌量时值买卖。至食盐难销处，值有纲地行销不敷，亦准改拨。兵部尚书卢询请加引免课，以期减价敌私，命长芦、两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纳课银。此政之在于恤商者。十一年，从江南总督尹继善言，改设淮南巡道，督理扬州、通州等处盐务，并于仪徵之青山头立专营缉私。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来，膺盐差者，回京例有呈献，及上严禁，始各将所得报缴。独福建八万馀两为总督满保查出，于是裁撤盐官，盐商命各场由州县监管。嗣广东总督杨琳言：“地方官办课，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设铺分卖中饱，即发地里勒派。且恐赀本不足，挪动地丁钱粮。应将场商停设，发帑委官监收，埠商仍留运销纳课。”从之。

是时上于盐官量重李卫。卫在浙江可称者，莫如办帑盐。帑盐者，由松江、台州、温州三府场盐产旺，灶多漏私，卫请发帑银八万，交场员收买。复奏设玉环同知，使经理收盐事，而舟山内港内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长涂、平阳县界之肥艚，均委官管理收发。崇明场盐，令知县主之。所收帑盐，侭销本处鱼户、蜇户，渔盐亦准引商、帑商运往他处销售，各照科则纳课外，输经费银一二三钱不等，除归帑本经费，馀银作为盈馀。由是私净官暢，每年引不敷运，加领馀引十五万。凡商运馀引，引输租银四分，所完课银，与帑盐盈馀，并案题报，年约银十万馀。

自上清釐盐政，积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规，归入正项，上又有“耗羡入正额，恐正额外复有耗羡，商何以堪”之谕，盖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御史陈世倌言：“盐课引有定额，斤有定数。按引办课，未必果有奇赢，即获微利，何妨留与商人，裕其赀本。乃近年多有以随利归公者，考其实乃阴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归公，在商添一分之诛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题请者为急公，亦阴勒商总公派。及项无所出，非拖欠引纲，即暗增引斤，或高抬盐价，此国与民并受其弊者也。请嗣后祗按引办课，一切归公捐助等名，应永远停止。”上命庄亲王议。

寻覆如所请行。

时江西驿盐道沈起元与江南总督赵宏恩书，亦言“昔年陋规，非皆收纳，今以墨吏私赃作报部正款，在大员自无再收之理，而僚佐岂能别无交际？其为商累实甚”。

后有闻于高宗者，乃将两淮盐政公费、运使薪水，及云南黑、白、琅井规体银蠲除。

初，世宗从宏恩言，命给贫民循环号筹，听于四十斤内负贩度日。至乾隆初元，户部题准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少壮有残疾、妇女老而无依者，许于本县报明，给印烙腰牌木筹，日赴场买盐一次。既两淮巡盐御史尹会一、两广总督鄂弥达先后奏言：“奸民藉口贫苦，结党贩私，两查兵役，未便概撤。”后以贫民过多，停牌盐，每名日给钱十文至二十四文。

寻改浙江巡抚为总督，兼管盐政，谕酌定增斤改引法，将杭、嘉、绍三所引盐，照两淮旧额，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温、台例，改票引九万馀道，引给四百斤，均不加课，以期复旧。又谕裁云南赢馀，其价减至三两以下，广西仍减二釐，免徵两广盐课每千斤馀平银二十五两。三年，改浙督仍为巡抚，兼管盐政。六年，以淮南灶盐暑月多耗，命五六月每引加耗十五斤，七八月递减五斤。至十三年，淮北亦仿行。又命两淮于定额外，每引加给十斤。

十六年，以省方所至，谕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加十斤。先是雍正初，因长芦积欠甚多，每引加五十斤。嗣经部覆按所加斤折中核算，年应增课银八万六千馀两。高宗念商力艰难，命减半纳课。二十八年，裁运商支应。以云南巡抚刘藻言，加给黑、白两井薪本银。四十二年，以河东盐斤陆运亏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时价平销速，两淮请豫提下纲之引，岁入至五六百万。惟乘舆屡次游巡，天津为首驻跸地，芦商供亿浩繁，两淮无论矣。

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盐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深。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

五十一年，以两淮历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寻请嗣后每间一纲豫提一次。

上谕以正引暢销为主，无庸拘定年限。厥后惟五十七年及嘉庆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缴提引馀息银数逾十万，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恆、普福，运使卢见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赔。至四十七、四十九两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两有奇。后遇大经费，商人但藉输将之数，分限完纳，一二限后，率皆拖欠。

五十六年，江西巡抚姚棻奏：“建昌府界连闽省，路径较多，必添设缉私卡巡，始收实效。”上曰：“行盐分界，必使民食不至舍近求远、去贱就贵乃善。建昌既距福建为近，其价必轻，何以不就近行销？若酌改盐徵、盐课移彼地输纳，非惟便民，即私贩亦将不禁自止。”旋两江总督觉罗长麟、湖广总督毕沅等奏称：“小民惟利是图，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划归闽省，则私贩即可越至抚州，于全局所关不细。”乃命仍旧。既长麟奏请建昌设总店，属县设子店，分销课引，依闽省时价斤减二文以敌私，更于各要隘分巡严缉。得旨速行。

河东自十年众神保就现行贱价，定为长额，而商始困。后池盐收歉，借配芦、蒙、花马池各盐，又开运城西六十里之小池。时民食缺少，商倒无人承充，乃令退商举报短商，五年更换，富户因受累多规避。四十七年，巡抚农起奏准，仍定为长商，引地分三等配匀，复请加价二釐，试行三年再覈定。嗣经部议驳，得旨允行。

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冯光熊巡抚山西，调甘肃布政使蒋兆奎为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东运使入觐，帝问办潞盐之策，以课归地丁对。及光熊入京，命与军机大臣议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抚布政使郑源鹴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课归地丁，朕早虑及地方官曾受盐规，必持异议。今郑源鹴果然。伊调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销河东引地。倘从中阻挠，从重治罪。”八月，光熊言：“河东盐务积疲，惟有课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及关津阻留，未有不前者。

请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课额，在于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徵。”于是山西摊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二两、陕西摊十四万六千三十七两、河南摊八万六千六百三十三两各有奇，并议章程十：一，课银各解本省籓库，虽遇蠲免地丁之年，不得蠲免；一，部引停领，免纳纸硃银；一，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一，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一，移河东道驻运城，总管三场；一，盐池照旧岁修；一，三场仍立官秤牙行；一，课项内有并馀积馀等银，应分别摊免；一，运阜运储二仓穀石，应分别归并存借；一，盐政应支各款，各就近省籓库动支。从之。五十七年，上幸五台，光熊、兆奎奏言，自弛盐禁，民无摊课之苦，有食贱之利。而陕西巡抚秦宗恩、河南巡抚穆和蔺亦以盐充价减闻。上甚悦。甘肃盐课，雍正元年尝摊入地丁，九年复招商，至是仍行前法。而陕西汉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各属之食花马池盐者，亦一并摊入地丁焉。

嘉庆四年，命停各省盐政中秋节贡物。五年，以云南课额常亏，从巡抚初彭龄言，改为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其法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拘何井，销盐不拘何地，完课后听其所之。就诸井现煎实数，将定额匀算摊徵，有馀作为溢课，侭徵侭解。所有放票收课事宜，即归井员经理。至八年，著为定章。十年，谕两淮盐每引加十斤，不入成本，以补亏折。先是蒙古阿拉善王有吉兰泰盐池，向听民贩于托克托城办盐，分销山西食土盐各地，不准运赴下游。其后稽察渐懈，竟顺流而下，不独池盐为所占，且侵及长芦、两淮。十四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办奸民出贩，请饬阿拉善王将所留汉、回奸民献出。王惧，献盐池，命将其岁入银八千两如数赏给。

寻户部侍郎英和同山西、陕甘督抚会奏：“潞商赔累，缘以贱价定为常额。请照乾隆十年以前例，按本科价。其吉兰泰池，潞商力难兼顾，请另招他商。”十五年，以新商亏课，改官运。工部侍郎阮元言：“官运不难，难于官销。若亏课额，势必委之州县，非亏挪仓库，即勒派闾阎，是能销之弊更甚于不销。”于是部议吉兰泰引，请饬还阿拉善王，赏项停给。原定额引，改为潞盐，馀引名吉兰泰活引。

两广自康熙时发帑收盐，运销后乃收课。乾隆五十三年，总督孙士毅以商欠积至六十九万八千馀两，请停发帑本，令各出己赀，在省河设局经理。五十四年，新任总督福康安会同士毅筹定章程，并两粤百五十埠为一局，举十人为局商，外分子櫃六，责成局商按定额参以销地难易，运配各櫃，所有原设埠地，悉募运商，听各就近赴局及各櫃领销，交课后发盐二十九埠如旧。所谓改埠归纲也。行之二十馀年，局商以无应销之埠，歧视埠商。其始准局商捆运馀盐，弥补帑息。嗣乃不问正引完否，贪销馀盐，反碍正引。疲埠欠饷，辄用盐本垫解，久之亏益钜，虽局商认完后，埠商仍按引捐输，而此十人者已物故，家产荡然矣。嘉庆十一年，总督蒋攸銛以闻，乃裁局商，改公局为公所。择埠商六人经理六匮事，各有埠地，自顾己赀，不至滥用。且定三年更换，以免把持，谓之改纲归所。二十五年，命停两淮玉贡折价银。

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言，淮盐至楚岸，本无封轮之例，盐政全德始行之，请散卖为便。湖广总督陈若霖奏称积盐尚多，若全开售，恐疏销不及，盐行水贩压价赊欠。谕俟积盐售毕，再随到随卖。二年，两淮巡盐御史曾燠奏称轮规散后，争先跌价抢售，有亏商本。玉庭奏无其事。若霖言本年较前实溢销二十六万馀引。于是定议开轮。既，湖广总督李鸿宝又言抢售难免，八年复封轮。

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其在两淮，岁应行纲盐百六十馀万引。及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上召攸銛还京，以江苏巡抚陶澍代之。寻遣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往查。澍奏言：“其弊一由成本积渐成多，一由藉官行私过甚。惟有大减浮费，节止流摊，听商散售，庶销暢价平，私盐自靖。”命裁巡盐御史，归总督管理。自九年后，御史王赠芳、侍讲学士顾(纯)、光禄卿梁中靖皆请就场定税，太仆少卿卓秉恬又请仿王守仁赣关立厂抽税法。下澍议。澍商于运使俞德渊，以为难行。遂覆称：“课归场灶有三难。一由灶丁起课。淮南煎盐以钅敝，淮北曬盐以池，约徵银百馀两。灶皆贫民，若先课后盐，则力未逮；先盐后课，设遇产歉，必课宕丁逃。此灶丁起课之难行也。

一由垣商纳课。寓散于整，较为扼要。惟灶以己业而听命商人，情必不原。况商惟利是视，秤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灶不乐以盐归垣，商亦必无资完课。

此垣商纳课之亦难行也。一由场官收买。就各场产盐引额摊定课额照纳，似亦核实。

无如淮课为数甚钜，岂微员所能任？若听其侭收侭解，难保不匿报侵欺。此场官收税之亦难行也。”又言：“盐在场灶，每斤仅值钱一二文，若就而收税，则价随课长，争其利者必多。海滨民灶杂处，扫煎至易，将比户皆私，课且更绌。至设场抽税，或可试行一隅。若各省岂皆有隘可守？漏私必比场灶为甚。总之无官无私，必须无课无税。业经有课有税，即属有官有私。如谓归场灶或设盐厂，即可化枭为良，恐未能也。”上韪之。

明年，澍周历各场，拟行票盐法于淮北，奏定章程十条。一，由运司刷印三联票，一留为票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立限到岸，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到岸。

二，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合银六钱四分，加以诸杂费，为一两八钱八分。三，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请领。四，于各场適中地立局厂，以便灶户交盐，民贩纳税。五，民贩买盐出场，由卡员查验，然后分赴指销口岸。六，委员驻扎青口。七，严饬文武查拏匪棍。八，防河。九，定运商认销法，以保暢岸。十，裁陋规。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澍不为动，委员领运倡导。既而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转移佣值，全活无算。

是法成本既轻，盐质纯净，而售价又贱，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但所试行者，仅在湖运滞岸，皖之凤阳、怀远、凤台、灵壁、阜阳、颍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洲、盱眙、五河，豫之汝阳、正阳、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县、确山，与食岸在江苏境之山阳、清河、桃源、邳州、睢宁、宿迁、赣榆、沭阳、安东、海州三十一州县，而皖之寿州、定远、霍山、霍丘、六安，豫之信阳、罗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十一州县，皆昔所定为暢岸，尚仍旧法也。十三年，乃一律改票，惟前议科则较原额为减，复依原额引徵一两五分一釐，益以各费，定银二两五分一釐，永不议加。于是所未改者，惟例由江运之桐城、舒城、无为、合肥、庐江、巢县、滁州、来安，及由高邮湖运之天长九州县，以地与淮南相错，未宜招贩，启浸灌之端故也。

其立法在改道不改捆。盖淮北旧额未尝不轻，而由暢运至口岸，每引成本已达十馀两，价不偿本，故官不敌私。今票盐不由槓坝淮所旧道，而改从王营减坝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场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盐价钱粮外，止加运费一两，河湖船价一两，每引五两有奇，减于纲盐大半。其江运数万引亦仿此。自改章后，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百废俱兴，盖惟以轻课敌私，以暢销溢额，故以一纲行两纲之盐，即以一纲收两纲之课。时颇欲推行于淮南，不果。

及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馀号，损钱粮银本五百馀万，群商请退。于是总督陆建瀛从护理运使童濂言，请淮南改票法，较淮北为详。如运司书吏积弊，则改为领引纳课。设扬州总局办理。汉口匣费虽裁，而应酬仍多，则改为票盐运至九江，验票发贩，盐船经过桥关，有掣验规费，则改为坝掣后不过所掣，在龙江一关验票截角，馀皆停免。盐包出场至江口，其驳运船价及槓盐各人工勒索，则改为商自雇觅。凡省陋规岁数百万，又减去滞引三十万，年祗行百零九万引，每引正课一两七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釐，食岸正课同，杂费减半。其要尤在以带连之乙盐为新引之加斤。乙盐者，乙巳纲盐船遭火，而商已纳课，例得补运，故定为每运新盐一引，带乙盐二百斤，每引六百斤，出场至仪徵，改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既裁浮费，又多运盐二百斤，成本轻减过半。故开办数月，即全运一纲之引，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是年两淮实收银五百万两，虽两纲后复引滞课亏，则以起票自十引至千引不等，大贩为小贩跌价抢运所误。始澍行于淮北，亦自十引起。然淮北地隘，淮南则广，故利弊殊。又值粤乱起，鹺务全废，非无补救之方也。

其在长芦，乾隆以来，正杂课共徵七十馀万。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二文，谓之河工加价。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价，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八年，复将充公一文归商，然历年欠项已积至千数百万矣。时银价翔贵，商亏弥钜，于是又加价以调剂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议行减引并包法，盖芦盐三百斤成引，连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运筑包等费，历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筑九包，减引一成。二十一年，再减引二成，照前改筑。二十四年，又奏停额引十五万，减去课银六万馀两，而困仍莫苏。盖本因浮费重而欠课，因欠课多而增价，官盐价贵，私盐乘之，蓟、遵六属，枭贩与官为敌，而永平七属尤甚，不得已改为官办。二十八年，商倒引悬，河南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百馀万，未完积欠至二千馀万。命定郡王载铨、仓场总督季芝昌，会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究。每引因费重需成本五两有奇，乃就正课、帑利、杂款、积欠，釐为四类，其盐价每斤减制钱二文以敌私，斤重则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县陋规则严行裁汰。引地悬岸，则直隶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课后盐。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约每引摊算仅二两有奇。

其在山东，乾隆以来，引票正课徵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馀两，杂款共十万一千八百馀两。自嘉庆初帑息递增至二十一万馀两，较正课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价二文，每年应欠二十九万两，较正杂课又增一倍。十七年，复议加价一文，以半归商，半弥补商欠。而当年课项不能完，乃归次年带徵。带徵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递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将河工加价停徵，而积欠已五百三十馀万，然尚完课额。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议加价二文，奏明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然所完仅及半，正课反因之拖欠。至七年，全纲倾败，于是设法调剂，以积欠款为一案，俟堰工加价归商后，弥补帑本，酌留百二十九万生息，馀银二十七万。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缴，南运每引加二十五斤，北运加二十斤，其归补旧欠之半文加价，并归商以轻成本，免徵南运十三州县与票地临朐等六县堰工加价以敌私。而旧欠暨现年应交帑息犹不能完，于是将报拨之一文堰工加价悉数归商，并将一分帑息减三釐，此道光十五年也。

时银价日昂，亏折弥甚，迨临朐等九州县票商倒乏，因改官运。十七年，命盐务归巡抚管理，寻又议加二文。二十三年，停引票二成，以八成作总额，并停馀引。

二十七年，又议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一文。逾年，各岸竟倒悬二十馀处。时新旧积欠计八百馀万，而十五年后所欠正杂课又九十馀万，十九年后积欠八十馀万，二十七八年皆未奏销。于是定郡王等会同山东巡抚徐泽醇奏准将两年奏销免其造报，积引停运，积欠停徵。自二十九年始，改为先课后盐，除有商运州县外，皆改官运，无论官商，每引加七十斤，帑息每引减一钱，十八年二文加价亦减一文，以便民食。

其在浙江，自道光元年裁巡盐御史，以巡抚帅承瀛兼管盐政。承瀛疏言：“嘉庆十五年前，抚臣蒋攸銛清查浙江运库垫缺银数仅五十五万馀两，甫十载乃至百七十三万三百两。缘迩来引壅，旧纲未毕，新纲即开，套搭行销，不能以一纲之课归一纲之用。而每年奏销有定限，但完正课，即报全完，其带输之款及外用银，并未徵足，历次河饷又须拨解，是以不得不于徵存银内挪垫。而商捐用款，每遇交办公事，奸商复借名浮支。臣今饬运司遇支解银两，如本款无银即停给。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垫发内款，不准以内款垫给外款。”嗣后至六年，销数皆及额运，库存银百二十八万。自七年至十年复短销，仅存十一万。盖因巡抚程含章请加增馀价，盐贵引壅所致。迨十一年停止，销数遂至九成。二十九年，命芝昌往查，时又短销，仅至五六成。乃请将停歇各地招商承办，并酌加盐斤。

其在广东，所办羡银颇多。盖粤盐至西省，每包申出盐十馀斤，嗣又添买馀盐万包，发埠运销，按九折较羡，是为秤头盐羡，约二万七千馀两。庆远等五府苗疆食盐无引额，皆捆运馀盐，交近埠带销，为土司盐羡，约五千馀两。海船运盐，灶户补船户耗，官为收买，发商运销，是为花红盐羡，约四千馀两。粤省鼓铸，岁资滇铜十馀万斤，滇省广南府属岁资粤盐九万馀包，每年两省委员办运，至百色交换，谓之铜盐互易。又广州驻防食盐、育英堂盐，各数十包，皆取之馀盐，按包计羡，藉此充外支经费，故无杂课。正饷有部饭、平头、纸硃等银，又东省盐船所过抽税约四千馀，西省约四万馀，其帑息则八万馀。各项历年拖欠，初省河因损款多，致奏销迟缓。道光二十四年后，潮桥疲滞，甚于省河。然军兴糜烂，广西淮盐全弃于地，而粤课犹十得八九焉。

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产盐为旺，嘉定府之犍为、乐山、荣县，叙川府富顺次之。不数年，射洪、蓬溪厂反不如犍、乐、富、荣。方乾隆四十九年，各处盐井衰歇。有林俊者，官盐茶道，听民穿井不加课，蜀盐始盛。惟潼川难如初。

且产盐花多巴少，又煎盐用草工费，致欠课七万，始议与犍商合行，以十二年为限，期满归清积欠，因请续合十二年，及期满自办。甫一载即欠二万馀，于是复请续合。

至道光八年，三次期满，而其厂产盐愈少，每年仅完正课，不完羡截。羡即羡馀。

截者，于缴课截角时交纳也。时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什邡、射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仪陇、新宁、阆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阳、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铜梁、大足、定远、荣昌、隆昌三十一州县，因滷衰销滞，商倒岸悬，民在近厂买盐以食，正杂课银归入地丁摊徵。盖盐商奢侈，家产日衰，乃觅殷户出租于引商，名曰“号商”。所完课羡，须交引商封纳，引商往往挪用，且官复有与为弊者。至三十年，全纲颓废。会徐泽醇为总督，查积欠羡截银共二十三万七千馀两，未缴残引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张。于是酌拨代销，将号商姓名入册，责其自行封。时惟犍、富边商及成都、华阳计商稍殷实，销岸亦暢，馀皆疲滞，而潼商尤甚。乃撤出黔边所行水引，交犍、富两商承办。

其在云南，自改章后，私盐尤多，而诸井或常缺额，又在迤西、迤南。其东北隅食川盐，东南隅食粤盐，至难如期。道光六年，总督赵慎畛疏请就井稽盐多寡，定地行销。御史廖敦行又言分地行盐，不若广賝子井。上命新任总督阮元试行。其后诸大井淹废，犹赖子井挹注，乃复振云。

长芦于咸丰八年，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防津，奏准将道光二十八年减价二文起徵，名盐斤复价，得银十八万馀。时粤匪北犯，运道多阻，盐集濬县之道口镇，自道口南皆以贩运。运商省岸费，有馀利，而坐地引商，借官行私，所获尤厚。故同治五年，河南巡抚因河防，又议行销河南引盐，每斤再加二文，得八万两撤防。以七年荥阳大工耗帑百数十万，改为荥工加价。于是较道光末增款二十六万。山东因捻匪，不能南运。同治三年，积引百三十馀万，分八年带销，虽部议提拨道光十八年一文加价解充京饷，每年约加银七万，而正课未能全完。

河东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一文，较乾隆课额已增至十六万馀。十七年加入吉兰泰活引，又六万馀两。河东盐向侵淮岸，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票，反灌河东，而商力益困。乃将活引减半，河工加价减二成，既由招商变为举报，又变为签商，破产者众。咸丰二年，命户部侍郎王庆云往查。寻奏定留商行票，分立总岸，商运盐至，发贩行销，裁革州县陋规银二十七万馀两，运城商所摊公费七万馀两，并知池价踊贵，由坐商销乏，将畦地出租，坐食销价，夥租者按年轮曬，先曬者盗挖盐根，囤私肥己，故每名价至百二三十两。于是严禁，定白盐不得过六十两，青盐不得过四十两，泽、潞节省等银摊入通省引内，每引九分，另筹经费办公，每引七分，并酌加盐斤，计成本引仅一两六钱，商情悦服，原将活引之半及加价二成完纳。未几，殷商九十馀家，以急军需，共捐银三百万，给永免充商执照，改为民运民销。山西、陕西、河南为官运官销，删除河工活引节费名目，定每斤徵课银三釐五毫，每名合银百五两，较前增七万馀，此咸丰四年也。时长江梗阻，河东以侵淮纲大暢，先后加河南灵宝口岸引三百名。

山西岢岚等食土盐十三州县，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惟陕甘盐池旧辖于河东。

康熙二十八年，改令花马小池归甘肃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自咸丰五年，陕西巡抚王庆云议改课归地丁。庆云旋调山西。吴振棫之奏言：“陕民贫乏，若徵盐课，力实不遑，小民纳无盐之课，駔侩卖无课之盐，事殊欠允。请饬豫省改招为便。”

谕与庆云会商。寻改为官民并运。时库款支绌，部议令河东抽釐济饷。巡抚以难行，第于额引加引，每名各取羡馀，约加银五万。直隶总督因海防亦请加斤加价，庚申纲遂加引六百名，辛酉纲加五百名，共加银四十八万，然惟辛酉纲全完。旋值陕回乱，捻匪窜河南、陕西，销路骤塞，乃酌停加引。

两淮于咸丰三年，以江路不通，南盐无商收卖，私贩肆行，部议令就场徵税。

四年，复令拨盐引运赴琦善、向荣大营抵饷。怡良旋奏易引为斤，每百斤抽税钱三百，以二百四十文报拨，以六十文作外销经费。时湖广总督、江西巡抚皆以淮引不至，请借运川、粤盐分售于太湖南北，江西则食闽、浙、粤之盐。部议由官借运，不若化私为官，奏准川、粤盐入楚，商民均许贩鬻，惟择堵私隘口抽税，一税后给照放行。

北盐自军营提盐抵饷，遂为武人垄断。提督李世忠部下赴坝领盐，栈盐不足，辄下场自捆，夹私之弊，不可究诘。同治三年，御史刘毓槐疏请整顿。事下江督曾国籓。国籓疏论：“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二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釐，势不能骤绝。一在釐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徵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臣思办法不外疏销、轻本、保价、杜私四者。自邻盐侵占淮界，本轻利厚，淮盐难与之敌。查之既烦，堵且生变。计惟重税邻私，俾邻本重而淮本轻，庶邻盐化私为官，淮盐亦得进步。现已咨湖广、江西各督抚，将邻私釐金加抽，待至淮运日多，销路日暢，然后逐之而申其禁，此疏销之略也。近年楚西之盐，每引完釐在十五两以上。今改逢卡抽收为到岸销售后汇总完釐。前收十五两有奇，今楚岸祗十一两九钱八分，西岸九两四钱四分，皖省四两四钱。既减釐以便商，人先售而后纳，此轻本之略也。商贩求利，皆原价昂，然往往跌价抢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贩，但求卸物先销，不肯守日赔利。其后彼此争先，愈跌愈贱，虽欲挽回以保成本，不可得也。现于楚西各岸设督销局，盐运到岸，令商贩投局挂号，悬牌定价，挨次轮销，时而盐少，民无食贵之虞，时而销滞，商无亏本之虑，此保价之略也。盐法首重缉私。大夥私枭，不难捕拏，最易偷漏者，包内之重斤，船户之夹带。现改复道光三十年旧章，每引六百斤分八包，每包给滷耗七斤半，包索二斤半，共重八十六斤，刊发大票，随时添给，并于大盛关、大通、安庆等处验票截角，如有重斤夹带，即提盐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邻盐者，亦另给税单，苟无单贩私，即按律治罪，此杜私之略也。”

又论：“淮北盐务，有必须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漕臣以清淮设防，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缴不便，改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应完盐课及售出盐价，虽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锱铢而取之，琐屑而派之，殊非政体所宜。此须停止者一也。徐州本山东引地，前因捻氛，引未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田在田奏准散运北盐，画收东课，日久弊多，采买则私自赴场，售销则旁侵皖界。今东引业已通行，不能再讬借运虚名，贻侵销实患。此须停止者二也。北盐已改捆为净盐，未改为毛盐，皆须纳课方准出湖。近来私枭句串营弁，朋贩毛盐，堵之严，则营员出而包庇，缉之疏，则官引尽被占销。此须停止者三也。夫榷盐之法，革其弊而利自兴。臣所谓整理之方，盖亦就诸弊既去，因势利导耳。淮北纲引，前奏至戊午为止。今于五月接开己未新纲，惟兵燹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四十六万引。请先办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引收正课一两五分一釐，杂课二钱，又外办经费四钱，仓穀河费盐捕营各一分，他款一概删除。此现筹整理者一也。近来军饷赖盐釐接济，而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从前每包约完釐钱二千馀。今拟自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五百文，运赴上海，再于正阳关收五百文。他卡只准验票，不准重收。盖非减釐不足以轻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现筹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饷，向以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四成，滁州四成，安徽抚营二成。今临、滁两营已裁，而漕臣应量予拨济，嗣后仍应以十成分派，臣营五成，抚营四成，漕营一成。论兵数则小有裒益，论旧制则无甚更张。此现筹整理者三也。北盐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连滷耗重百十斤。近来栈盐出湖，皆在西坝改捆，大包重百三十斤，盐票不符。臣已严禁，并于例给大票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亦填明舱口清单，庶可杜避重就轻，不致以多报少。此现筹整理者四也。”均如所请行。

国籓更张盐法，与陶澍不同者，澍意在散轮，与玉庭、若霖同。国籓意在整轮，与全德、曾燠同。然玉庭、若霖筹办散轮，必前两月之轮卖毕，再开后两月续到之轮，未尝不以散寓整，澍实师其意。故国籓鉴于抢售之弊而主整轮，爰有总栈督销之设，一以保场价，一以保岸价。总栈初以仪徵未易修复，设于瓜洲，后岸为水齧而圮，复移仪徵。督销局鄂岸于汉口，湘岸于长沙，西岸于南昌，皖岸于大通。未几，国籓移督直隶，李鸿章继之。其所增捐，莫要于循环给运。其法以认引之事并归督销，俾商贩售出前档之盐，即接请后档之引。初行之淮南，后及于淮北。盖参纲法于票法之中，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商有世业，则官有责成，视以前验赀掣签流弊为少，自是历任循之。

至光绪五年而增引之说起。增引者，部咨淮北增额八万。时总督沈葆桢疏言：“近年盐商以票价昂，觊觎增引。历任盐臣精盐政者无过曾国籓，每审定一法，必举数十年之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盘计之。然淮北引额，仅定为二十九万有奇，岂置国计商情于不顾哉？盐政之坏，首由额浮于销，其始尚勉符奏销之限，久乃不可收拾。于是新陈套搭，未几而统销融销矣，又未几而带徵停运矣。惟额少则商少，商少则剔弊易，疏销亦易也。”八年，左宗棠督两江，乃请增引，淮北十六万，淮南鄂岸十一万、湘岸四万、皖岸四万二千馀。部议淮北照行，其鄂岸仅增三万、湘岸一万、皖岸一万七千馀。

及曾国荃涖任，复将淮北加引奏免。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款，祗百八十馀万，每引徵银一两馀。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籓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款遂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釐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

至南盐销数，向以鄂岸为多。及为川盐所据，同治七年，国籓请规复引地，部议令川盐停止行楚。湖广总督李瀚章疏言未可停，惟于沙市设局，以川八成、淮二成配销。后以包计，淮盐较川盐每包斤少，名二成实不及一成。十年，国籓复言：“川侵淮地，当使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川三。今楚督以鄂饷数钜，恐川盐不暢，入款骤减。臣所求者，淮盐得销行楚岸，则商气苏，原将应得釐银，多拨数成或全数归鄂。”命川、楚督抚会议。国籓等疏言以“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还淮南，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荆门州仍准川盐借销，湖南祗岳、常、澧三属行销川盐，岳州、常德亦应归淮，澧州暂销川盐”。经部议准。光绪二年，贵州肃清，御史周声澍疏陈川盐引地已复，请将湖南北各府州全归淮南。部议如所请。于是葆桢奏称湖北川釐，每年报部百五十馀万串，计合银不足九十万，请令淮商包完。然湖广督抚以川釐有定，虑包饷难凭，合辞袒川拒淮。至八年，宗棠复移文商榷，迄不果行。

长芦自顺治初祗徵课二十万二千有奇。十二年，按明制查出宁饷酬商滴珠缺额等款，照旧徵解。康熙中，复增课增引，遂至四十二万六千有奇。乾隆季年，以逐年误课，参革者众，于是众商公议，完课外每引捐银二钱，以备弥补，名为参课。

迨道光末，课额愈重，岸悬愈多，于是又添悬岸课，每引交银四分，而仍不足。至是国籓督直，疏言：“认商既交寄库银千馀两，宜与保商以三年定限，凡欠在限内，于本商追缴二成，其一成纲总与出结之散商分赔，过限即无涉，以免畏避。”从之。

是时盐臣自国籓、鸿章、葆桢外，惟宗棠及丁宝桢以能名。同治初，宗棠抚浙，疏言：“自金陵陷，淮盐侵灌杭、嘉、松三所，惟绍所勉力搘柱。后行盐地多不守，浙省亦陷。及浙东克复，始饬绍兴暂办票盐，省城及嘉、湖继定，而旧商力难运销，请将四所通改票盐，并设局稽查销数。”经部议准。十年，御史奇臣奏言：“浙东府局，于商贩盐至，辄低其价，以便盐行收买，旋复高其价，以便转售，利归中饱。

应请裁撤。”部议敕下巡抚杨昌濬查覆。寻覆称：“两浙本先课后盐。自改票运，因商力薄，仅完半课，其半课俟销后补完。拟撤盐行，仍留府局，督催后半课银。”

报可。

福建当乾隆时，西路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属十五州县，东路福宁府属五州县，南路闽侯二县，归商办，号“商帮”。南路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属二十一州县，由官办，号“官帮”，亦谓之“县澳官帮”，包与商办，名“朴户”。嗣后匀配西路各商代销，于是有“代额”之名。商帮以课轻，乐于承运，而本课转拖欠。嘉庆初，乃行带徵与减引法。旋革除代额，久之倒罢相继。道光元年，乃改签商。时旧欠皆价新商，加以场务废弛，官居省城，听海船装盐，私相买卖，谓之“便海”，流弊滋多。至二十九年复倒罢，乃改官运，而承办者以运本半入囊橐。

盖闽省行盐，乾隆时用团秤，每百斤折申砝秤百六十斤，以三十斤抵偿折耗。嘉庆中，改用部砝秤，又不给耗盐，其担引折篷引每百斤仅给四十二斤，令作百斤售卖，而完代额百斤之课，是以亏折日甚。其后法愈变愈坏。同治四年，宗棠为闽督，乃请改票运，饬各场官住场。西路以引商为票商，县澳以朴户为贩户，用盐道票代引，名曰“贩单”。西路以三十引起票，东南两路及县澳以百引起票，盖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东南路并县澳每引百斤故也。裁杂课，令正课一两加耗一钱，于领票时交纳。外抽釐五钱，于行盐各地设局抽收。计西路每引徵银四两五钱零，东南路及县澳四钱四分零。后以西路课重，奏减每课一两随徵釐四钱。凡旧欠各款豁免。帑息既免，帑本则责令陆续归还。是年徵课耗釐银四十万馀，带收旧欠课十九万馀，即以四十万定为正额。行之数年，商情大欢，私贩敛迹。

陕西花马池盐课，向由布政使收纳。及同治十二年，宗棠为陕甘总督，因西陲用兵，改课为釐，在定边设局抽收，名曰花定盐釐。于是陕西盐利归于甘省。

初川盐以滇、黔为边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宁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怀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运商困敝，所恃以暢销者，惟济楚一策。及淮南规复引地，滞引积至八万有奇，积欠羡截百数十万金。光绪初，宝桢督川，定官运商销，先从事黔岸，筹章程十五条：曰裁减浮费，曰清釐积引，曰酌核代销，曰局运商销，曰兼办计岸，曰引归局配，曰展限奏销，曰严定交盘，曰慎重出纳，曰认真黔釐，曰实给船价，曰删减引底引底者，运商向于坐商租引配盐，引给银二十馀两，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引费，及官吏委员提课规费，商局公费，馀数二两，分交各坐商。至是历年羡截，运商已缴，本应全革。惟因年久，姑准存一两，曰添置办票，曰酌留津贴，曰酌给奖叙。设总局于泸州，四岸各设分局，檄道员唐炯为督办。其后接办滇岸，川盐行滇，祗昭通、东川两府有张窝、南广两局，谓之大滇边、小滇边。其办理较黔岸为难者，滇自有盐，侵越最易。宝桢筹堵遏法，至五年乃开运。

自官运商销，计本年边计各额引全数销清外，复带销积引万馀，所收税羡截釐及各杂款又百馀万，而奸民不便。会上遣恩承、童华查办他岸，至川，富顺富绅王余照假灶户具词呈控，请改官督商销。有旨垂询。宝桢奏言：“官督商销，利归官与商，官运官销，权全归官，流弊皆大。惟官运商销，官商可相箝制。”既而控案讯明，奏请拏办。迨光绪末，各计岸亦多改官运焉。

此外如奉天由纳税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无课者百七十馀年。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准行榷釐法，每盐一榷东钱千，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请加作二千四百文。八年，将军崇绮再请加二千四百文，名四八盐釐，是为练兵之款。

十七年，户部筹饷加二千四百文，名二四盐釐，是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将军依克唐阿加千二百文，名一二盐釐，是为兴学之款。此三项总称八四盐釐。二十八年，将军增祺又奏设督销局，每斤加榷制钱四，谓之加价，以为官本。然原议由官设局收买，置仓运售，名为督销，实则官运也。值日、俄战起，亦未实行。三十二年，将军赵尔巽请裁督销之名，在奉天立官盐总局，吉林、黑龙江立分局，听商就滩纳税运销。三十三年，东三省设行省，总督徐世昌又改官盐总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于是吉林、黑龙江始实行官运。初岁徵课银二十四万或四十万，及尔巽至，满百万，其后至百四十万。

蒙古盐向归籓部经理。其行销陕、甘者，以阿拉善旗吉兰泰池盐为大宗，俗谓之红盐。道光以前，听民运销。咸丰八年，始招商承运，每百斤收银八两。同治间，遭回乱，商困课逋，经宗棠改课为釐，斤加制钱五。其在山西者，亦红盐最多。嘉庆初，阿拉善王献吉兰泰池，由官招商办运，将口外各，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属，向食土盐州县，划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废除。凡入口者，由杀虎口徵税，每斤一分五釐。其外尚有三种：曰鄂尔多斯旗盐，曰苏尼特旗盐，俗谓之白盐，曰乌珠穆沁旗盐，谓之青盐。初照老少盐例，于口内行销。嘉庆末纳税。至光绪时，皆改用抽釐法。

其在直隶者，则青盐、白盐，光绪二十八年察哈尔都统奏请抽釐，每斤制钱四，约年得银十二万有奇。明年，热河都统亦照抽，每斤五文。是年直督又请在张家口设督销局，在口外设厂收盐，招商承办，每千斤包纳课银二两，约年得三万有奇。

三十三年，热河亦设局，每百斤徵银四钱。宣统元年，减为二钱五分，约年得六万有奇。

新疆向听民掣销。光绪三十四年后，始于精河盐池徵税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徵五千一百两，鄯善徵二千四百两，馀仍无税。

初，盐釐创于两淮南北，数皆重。自国籓整顿，乃稍减。继以规复淮纲，又议重抽川釐。咸丰五年，定花盐每引万斤抽釐八两，嗣因商贩私加至万七千斤，川督骆秉章请就所加斤按引加抽十七两，共正釐二十五两。后各省皆加。及光绪时行铜圆，盐价已暗增，而釐金外更议加价。

其事起雍正时。盖长芦盐价，自康熙二十七年定每斤银一分四毫至一分二釐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盐御史郑禅宝疏称“商课用银，民间买盐用钱。康熙时，银一两换制钱千四五百，每盐一斤，钱十六文。今每两合钱二千，而盐价如故，亦有减至十三四文者，以钱易银，不敷原数。应请部臣会同督臣详议”。至十年，题准每斤加银一釐。乾隆后推行他省，然其意在恤商而已。嘉庆五年，长芦巡盐御史观豫因川、楚未靖，奏请加价济用。仁宗谕曰：“以饷需扰及闾阎，朕不为也。今计食盐者每日止一二文，若增价则人人受累。且私贩必因盐价过昂而起。”已而以河工需费，道光后犹多。至光绪二年，办西徵粮台，户部侍郎袁保恆奏请各省一体加二文，以两江总督沈葆桢力争乃寝。

嗣是新政举行，罔不取诸盐利。如二十年因日本构衅设防，部咨各省每斤加收二文。二十七年因筹还赔款，加四文。三十四年，因抵补药税，又加四文，半抵补练兵经费，半归产盐省分拨用，其最著者也。时疆吏集商会议，佥以滞销为忧，而势不能已，自是所入较道光前又增数倍。然长芦经拳匪之扰，商本损失，至借洋款。

山东引票各地，自同治六年酌归官办，弊窦殊多。河东仍归官民并运，而不能暢销。

福建之票运、四川之官运皆然。广东潮桥，旧由官运，至时与六櫃统归商办，成效亦寡。云南子井，存者寥寥。而淮、浙衰敝尤甚。

宣统元年，度支部尚书载泽疏言：“淮南因海势东迁，滷气渐淡，石港、刘庄等场产盐既少，金沙场且不出盐。若淮北三场，离海近，滷气尚厚，惟丽盐出于砖池，例须按池定引。近则砖池以外，广开池基，甚至新基已增，旧滩未划，致产额益无限制。而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铺池，北商尤以为不便。两浙产盐之旺，首推馀姚、岱山，次则松江之袁浦、青村、横浦等场，皆板曬之盐也。而杭、嘉、宁、绍所属煎盐各场，滷料亦购自馀姚。近年滷贵薪昂，成本加重，商家既舍煎而取曬，灶户亦废灶而停煎。煎数日微，故龙头、长亭、长林等场久缺，而注重转在馀、岱。

馀姚海滩距场远，岱山孤悬海外，向不设场，虽经立局建廒，而官收有限，私曬无穷。此产盐各处之情形也。淮、浙行盐，各有引地，而豫之西平、遂平，久成废岸，湘之衡、永、宝三府及靖州，本淮界而销粤盐，鄂之安、襄、郧、荆、宜五府及荆门州，本淮界而销川盐，浙之温、台、宁、处等处，祗抽釐尚未行引。就目前情形论之，淮北以三贩转运，于岸情每多隔膜，故票贩不问关销，豫贩又多归怨湖贩，此其病在商情之不相联，而各省抽税，势亦足以病商。淮南有四岸督销，权等运司，故运司不能制督销，分销亦不尽受辖于督销，此其病在官权之不相统，而商情涣散，势亦足以自病。浙场距场近者，有肩引、住引之分。距场远者，有纲地、引地之别。

加以官办商包，其法不一，纷纭破碎，节节补苴。至捆盐出场，沿途局卡之留难，船户之夹带，则皆不免。此销盐各处之情形也。淮盐行于苏、皖，与浙盐、东盐引界邻；行于豫岸，与东盐、芦盐引界邻；行于西岸，与浙、闽、粤盐引界邻；行于湘、鄂两岸，与川盐、鄂盐引界邻。而鄂之襄、樊，又为芦私、潞私所灌，湘之衡、永、宝，又为粤私所占，两浙引地，苏、皖、西三岸皆与淮邻，即本省之温、台等处，亦为闽私所侵，此皆犬牙相错，时起争端。近年京汉铁路通车，贯豫省而下，淮、芦之争更烈。将来津浦、粤汉等路告成，淮界且四面皆敌，然此犹言邻私也。

尤甚者，皖、豫同为淮界，而皖之颍州与汝、光界壤，则以加价轻而及豫岸，台、处同为浙境，而处之缙云为台商承办，则又以包釐微而侵及处郡。江西建昌久为废岸，近设官运局以图规复，而贬价敌私。抚州已虞倒灌，上海租界向为私薮，近设事务所以筹官销，而越界行运，苏属时有责言，是以淮侵淮、以浙侵浙也。大抵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固未易遏，所恃惟缉私严耳。然弁勇窳败，不能制枭贩，而转扰平民。地方官亦以纲法久废，不负责成，意存膜视。此又引界毗连各处之情形也。

近来筹款，以盐为大宗，而淮、浙居天下中心，关于全局尤重。为整顿计，非事权统一不可。拟请将盐务归臣部总理，其产盐省分，督抚作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分，均兼会办盐政大臣衔。”制曰可。其言南商铺池者，盖光绪三十三年，淮南因盐不敷销，于淮北埒子口苇荡左营增铺新池，谓之济南盐池。三十四年，北商称有碍旧池销路，经江督张人骏令按淮南缺额，以十万引为率。三贩转运者，淮北票盐，旧由票贩自垣运至西坝，售于湖贩，再由湖贩运至正阳关，按轮售于岸贩也。

载泽既受督办盐政大臣之命，乃设盐政处，按各区分为八，先筹淮北。章程四：曰规复西遂废岸，曰撤退淮边芦店，曰体恤路捐商累，曰包缴豫省釐价。咨商河南巡抚吴重熹，惟末条坚持仍旧。载泽又奏定于西坝设盐釐总局，临淮关设掣验局，馀局卡悉裁，三贩统改岸贩，准自赴总局完纳釐金加价，定每引为银币二元二角，折收库平银一两六钱零，均一次收清。至土销引地，酌减银币四角，折收一两二钱，较原额少三成。此二年七月事也。

直隶张家口外收蒙盐各场，向由商包办，宣统元年，改为公司。至是复改设官栈，以各州县为引岸，由商包引，每年二万，徵银十五万七千。四川归丁各地票运，咸丰后增至六十八州县，官运常为所碍。至是奏查井灶就现有者为额，严禁偷卖，以杜票私。三年，以大清银行款七百万、直隶银行款六十万为芦商偿外债，收引地三十六归官办，设局天津。其永平七属，道光间由州县办课。光绪二十九年，改设官运局。至是与新河、平乡二县无商认办者，统归津局经理。

初与各国通商，违禁货物，不许出入口，盐其一也。乃奉天之大连、旅顺，吉林之长春，有日本盐；吉林之珲春、延吉有朝鲜盐；黑龙江之满洲里、黑河，吉林之东宁，有俄罗斯盐；广西之镇南关，云南之蒙自，有法兰西盐；香港、澳门所在侵灌。至山东胶州湾租借于德，而侵即墨盐场；奉天辽东半岛租借于俄，又转于日，而占金州盐滩；与复州之交流、凤鸣两岛，有包购馀盐、派员缉私两议。后缉私策行，购盐不果。广东广州湾租借于法，吴川之茂珲场为所占，每运盐至香港及越南销售，以入内地，实皆败乱盐法。治鹺政者当有以善其后云。

志九十九

○食货五

△钱法茶法矿政

钱法太祖初铸“天命通宝”钱，别以满、汉文为二品，满文一品钱质较汉文一品为大。天聪因之。世祖定鼎燕京，大开铸局，始定一品。于户部置宝泉局，工部置宝源局。“顺治通宝”钱，定制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钱千为万，二千串为一卯，年铸三十卯。每钱重一钱。二年，增重二分，定钱七枚准银一分，旧钱倍之。民间颇病钱贵，已更定十枚准一分。各省、镇遵式开铸，先后开山西、陕西、密云、蓟、宣、大同、延绥、临清、盛京、江西、河南、浙江、福建、山东、湖广及荆州、常德、江宁三府铸局。五年，停盛京、延绥二局。六年，移大同局于阳和。七年，开襄阳、郧阳二府铸局。八年，停各府、镇铸。十年，复开密云、蓟、宣、阳和、临清铸局。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

是年廷议疏通钱法，以八年增重一钱二分五釐为定式，幕左汉文“一釐”二字，右宝泉铸一字曰“户”，宝源曰“工”，各省、镇并铸开局地名一字，如太原增“原”字、宣府增“宣”字之类，钱千准银一两，定为画一通行之制。禁私局，犯者以枉法赃论。时官钱壅滞，通以敛散法，酌定京、外局钱，配搭俸饷。钱粮旧制徵银七钱三，皆著为令。而直省局钱不精，私铸乘之，卒壅不行，悉罢铸，专任宝泉、宝源，精造一钱四分重钱，幕用满文，俾私铸艰于作伪。现行钱限三月销毁。

更定私铸律，为首及匠人罪斩决，财产没官，为从及知情买使，总甲十家长知情不首，地方官知情，分别坐斩绞，告奸赏银五十两。

十七年，复直省铸，令准重钱式，幕兼用满、汉文。康熙元年，铸纪元钱，后凡嗣位改元，皆铸如例。高宗内禅，铸乾隆钱十二，嘉庆钱十八，非常例也。自改铸一钱四分钱，奸民辄私销，乃定律罪之比私铸。遂禁造铜器，为私销也。十八年，申严其禁，军器、乐器之属，许造用五斤以下者。时重钱销益少，直苦昂。二十三年，允钱法侍郎陈廷敬纠复一钱旧制。久之，钱贵如故，乃申定钱直禁，银一两易钱毋得不足一千，然钱直终不能平。季年银一两易钱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乃发五城平粜钱易银以平其价。

自旧钱申禁，而闽地僻远，犹杂制钱行之。二十四年，巡抚金鋐以为言，学士徐乾学疏称：“自古皆古今钱相兼行使，听从民便。”因历数历代旧事，谓“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隋销古钱，明天启后尽括古钱充铸，钱之变也。且钱法敝，可资古钱以澄汰，故易代仍听流通。矧闽处岭外，宜听民行使”。上韪其言，尽宽旧钱废钱之禁。是年定旗籍私铸私销罪如律。四十一年，以循旧制改轻钱，私铸复起，廷臣请罢小制钱，仍铸一钱四分重钱，新旧钱暂兼行，新钱千准银一两，旧钱准七钱。诏从之。然私铸竟不能止。

四十五年，山东请铸大钱。会获得常山私铸，上以私铸不尽大钱，必多私销，宜先收后禁，乃令钱粮银一两折收二千文，钱尽，折收铜器。户部以新钱不敷，请展至五年后毁旧铸。越二年，襄阳私铸钱潜贮漕艘入京，大理卿塔进泰奉命会查，疏请严禁收毁，再犯私铸私贩罪如律，船户运弁罪同私铸，地方官知情，斩决，没其家；失察，夺职。法益加严。

官局用铜，自四十四年兼采滇产。雍正元年，巡抚杨名时请岁运滇铜入京。廷议即山铸钱为便，因开云南大理、霑益四局，铸运京钱，幕文曰“云泉”。上以钱为国宝，更名“宝云”，并令直省局钱，幕首“宝”字，次省名，纯满文。其后运京钱时铸时罢。

乾隆二年，以钱价久不平，饬大兴、宛平置钱行官牙以平钱价。上念私销害尤甚，益厉行铜器禁。官非三品以上不听用，旧有铜器限三年内输官，逾限以私藏禁物论，已禁仍造，罪比盗铸为从。遂通令禁造铜器。寻益严限制，惟一品始听用，馀悉禁之，藏匿私用，皆以违禁论。十二年，上以钱重则私销，轻则私铸，令复一钱二分旧制。十三年，定翦钱边律罪为绞监候。先是尚书海望以铜禁病民，疏陈四弊，高宗然之，遂罢禁铜收铜令。

复以京师钱价昂，银一两仅易八百文，诏发工部节慎库钱平价。御史陶正靖疏陈钱价不平，弊由经纪蠹害钱法，遽命革除之。浙江布政使张若震言钱贵弊在私毁。

如使配合铜铅，参入点锡，铸成青钱，则销者无利。试之验，因采其议，铸与黄钱兼行。定私铸铅钱禁，为首及匠人绞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减一等。申严贩运及囤积制钱之禁，凡积钱至百千以上，以违例论。上谕廷臣曰：“今之言禁者，亦第补偏救弊，非能正本清源也。物之定直以银不以钱，而官民乃皆便钱不便银，趋利之徒，以使低昂为得计，何轻重之倒置也？嗣是宜重用银，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间总置货物，皆以银。”

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上以民间杂用吴三桂“利用”、“洪化”、“昭武”诸伪钱，第听自检出，官为易之以充铸，旧钱仍听行使。二十四年，回部平，颁式于叶尔羌，铸“乾隆通宝”，枚重二钱，幕铸叶尔羌名，左满文，右回文，用红铜，并毁旧普尔钱充铸。越二年，阿克苏请铸，如叶尔羌例。复允西藏开铸银钱，重一钱与五分二种，文曰“乾隆宝藏”，幕用唐古忒字，边郭识年分。以上二类钱，第行之回、藏，内地不用。二十九年，令回部铸钱，永用乾隆年号。

时至中叶，钱直昂，直省皆增炉广铸，价暂趋于平。会铜运迟滞，市侩居奇增直，害钱法，通饬督抚毋得轻请停炉减卯。季年私铸益多，四川、云、贵为渊薮，流布及江、浙。云、贵官钱亦以不善罢铸。又自律严私铸，常宽之以收毁，莠民恃以行诈，私钱日出不穷。五十七年，湖广总督毕沅请收买毋立限。上谓湖北乃私铸总汇，不图禁绝而预思所以卸过，命严稽私贩，仍予宽限二年。五十九年，以官私钱错出，钱贱，乃暂罢直省铸，私钱通限一年收缴，而吏胥缘为奸。嘉庆元年，复直省铸。至十年，直省未尽复卯，钱复贵，通饬各督抚按卯鼓铸。然嗣是局私私铸相踵起，京局钱至轮郭肉好糢糊脆薄，“宝苏”铸中杂沙子，掷地即碎，而贵州、湖广私铸盛行，江苏官局私局秘匿。至道光间，闽、广杂行“光中”、“景中”、“景兴”、“嘉隆”诸夷钱，奸民利之，辄从仿造。贵阳大定官局亦别铸底大钱，钱法自是益坏。

时华洋互市，以货易银，番船冒禁，岁漏出以千万计，御史黄中模、章沅咸以为言。而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各种番银，亦潜输内地以规利，自闽、广通行至黄河以南。而洋商复挟至各省海口，阳置货而阴市银，至洋银日多，纹银日少而贵。上患之，命粤督申严禁约，然所禁不及洋银，仿铸之广板、福板、杭板、吴庄、行庄，耗华银如故。御史黄爵滋请并禁使出洋，更立专条，议从重科。

十七年，诏沿江沿海督抚、海关监督，饬属严稽偷漏，定功过，行赏罚，而海内银卒耗竭，每两易钱常至二千。廷臣谋所以重钱以杀银之势，而议格不行。

先是道光中叶，银外泄而贵，朝野皆欲行大钱以救之。广西巡抚梁章钜疏言其利。文宗即位，四川学政何绍基力请行大钱以复古救时。上意初不谓然，卒与官票、宝钞行焉。钞尝行于顺治八年，岁造十二万八千有奇。十年而罢。嘉庆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行钞。咸丰二年，福建巡抚王懿德亦以为请。廷议以窒碍难行，卻之。

是时银亏钱匮重，而军需河饷糜帑二千数百万，筹国计者，率以行官票请。次年，命户部集议。惠亲等请饬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票钞制以皮纸，额题“户部官票”，左满、右汉，皆双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

凡原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

边文龙。钞额题“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边文如票。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净铜铸造，色紫；当百、当五十、当十，铜铅配铸，色黄。百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幕满文局名。四年，以乏铜，兼铸当五铁钱及制钱。已而更铸铅制钱。乾隆间，京局用铜，滇、洋兼资，后专行滇运。时以道梗铜滞，故权宜出此。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票钞亦准是互相抵，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款，亦准五成，京、外应放库款如之。大钱上下通行如票钞，抵银如制钱之数，输官以三成，铁钱通用如大钱。阻挠罪以违制，伪造钞票斩监候，私铸加严。通饬京、外设置官钱局。寻以直省延不奉行，嗣后议于各府置钞局，发大钱于行店，俾钱钞通融互易以便民，丁粮搭收票钞，零星小户银钞尾零，搭交铜铁大钱，皆先从直隶、山东实行。官吏折勒骫法，商民交易不平价，从严处治。七年，令顺天直隶各属钱粮，自本年上忙始，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交，一切用项，亦按成搭放。寻从户部议，自本年下忙始，直隶照银七票三徵收，大钱三成即纳在钞票三成内，交票交钱听便。

然钞法初行，始而军饷，继而河工，搭放皆称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收五成，以款多抵拨既艰，搭放遂不复肯搭收。民间得钞，积为无用，京师持钞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货，持向官号商铺，所得皆四项大钱，不便用，故钞行而中外兵民病之。

其后京师以官号七折钱发钞，直益低落，至减发亦穷应付，钞遂不能行矣。大钱当千、当五百，以折当过重最先废，当百、当五十继废，铁钱以私票梗之而亦废，乃专行当十钱。盗铸丛起，死罪日报而不为止。局钱亦渐恶，杂私铸中不复辨，奸商因之折减挑剔，任意低昂。商贩患得大钱，皆裹足，三成搭收，徒张文告，屡禁罔效。法弊而挠法者多，固未有济也。当十钱行独久，然一钱当制钱二，出国门即不通行。咸丰之季，铜苦乏，申禁铜、收铜令。同治初，铸钱所资，惟商铜、废铜，当十钱减从三钱二分。光绪九年，复减为二钱六分。

时孝钦显皇后锐意欲复制，下廷臣议，以滇铜运不如额，姑市洋铜，交机器局试铸。户部奏称机器局铸钱并京局开炉之不便，懿旨罪其委卸，卒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天津行之，重准一钱，遂赏唐炯巡抚衔，专督云南铜政。十四年，广东试铸机器钱，以重库平七分识于幕。二十四年，命直省铸八分钱。而京师以制钱少，行当十钱如故。三十二年，铸铜币当十钱，民不乐用，于是创铸银、铜圆，设置银行，思划一币制，与东西洋各国相抗衡。

初，洋商麕集粤东，西班牙、英吉利银钱大输入，总督林则徐谋自铸图抵制，以不適用而罢。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国币相灌输。光绪十四年，张之洞督粤，始用机器如式试铸，李鸿章继任续成之，文曰“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幕绞龙。并铸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釐、七分二釐、三分六釐四种小银圆。中国自行银钱自此始。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以次开铸。寻以广东、湖北、江西所铸最称便用，许以应解京饷拨充铸本。直省未开铸者，饬从附铸。京、外收放库款，准搭三成。因命刘坤一、张之洞、陶模筹议三局造铸事宜。已复由户部核定，七省所铸规模成色苦参差，不利通行。会造币总厂成，拟撤其三，而留江南、直隶、广东为分厂。初铸准重墨圆，议者颇非之。之洞始于湖北试行一两银币。

户部亦以中国立算，夙准两钱分釐，因定主币为库平一两，而以五钱、一钱小银币暨铜圆、制钱辅助之，令总分厂如式造行。

铜元铸始闽、广，江苏继之。时京局停铸，命各运数十万入京，由户部发行备用。沿江、沿海省分，并饬筹款附铸。而直省陆续开铸，造币总厂反后成。总厂拟铸之币凡三品：曰金，曰银，曰铜。最先铸铜币。自当制钱二十降至当二，自重四钱降而四分，凡四种，文视直省小异大同。直省曰“光绪元宝”，总厂初同直省，嗣定曰“大清铜币”，皆识某所造，幕皆龙文，紫铜铸，直省间亦用黄铜。凡私造铜币、伪造纸币，罪视制钱加等。初铸铜元，为补制钱之不足，旋艳其馀利，新政饷需皆取给焉，竞铸争售，乃至不能敷铸本。两江总督周馥首疏其弊，户部为立法限制之。继与政务处上补救八事。旋以开铸者多至十七省，省至二三局，恐终难言画一，乃令山东归并直隶，湖北归并湖南，江南、安徽归并江宁，浙江归并福建，广西归并广东，合奉天、河南、四川、云贵为九厂，由部派员会办，遣大臣周历察核，与户部筹定会办事宜。顾铜元以积贱，当十钱仅能及半数，民私局私颇丛奸弊。

应准银者，铜元折合，类致亏损，物价翔贵，民生日益凋敝。省与省复相轧，至不相流通。山东巡抚袁树勋继陈十害。时总厂初铸铜币，尚留宝泉铸六分制钱。广东请改铸一文钱，由总厂颁式通行。三十四年，命各铜元厂加铸一文新钱，如铜圆式，盖存一文旧制，藉为铜圆补救也。

自大理少卿盛宣怀奏设通商银行，议者以东西洋各国皆有国立银行，能持国内外财政，二十九年，允户部请，设置官银行，以部专其名，纠合官商资本四百万，通用国币、发行纸币、官款公债皆主之。寻为发行纸币，并开纸、印刷二厂。会户部改度支，更银行名曰“大清”，设正副监督各一，造币总厂亦如之。银行内并附设储蓄银行。画一币制，载入各国新定商约。部议宜先审定银币，试行效，则积金铸币三品之制，可使同条共贯。第计元计两，尚持两端。德宗下其事于督抚。適有以实行商约速定币制请者，下政务处核议，各督抚亦先后议上。主两者至十一省，主圆者仅八省。度支部前亦颁布用两，遂定一两为主币。复由部设币制调查局，而审慎于铸造推行、画一成色分量之间。至宣统二年，仍前定名曰“圆”，银币一圆为主币，五角、二角五、一角三种，镍币五分一种，铜币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种，为辅币。银币重七钱二分，馀递降。并撤直隶银铜造币厂，而留汉口、广东、成都、云南四厂。前所铸大小银元，暂照市价行使，将来由总厂银行收换改铸。

三品之制，首金，次银。光绪中叶，英金磅岁腾长，每磅自华银四两一钱六分五釐增至八两有奇。御史王鹏运、通政司参议杨宜治尝建议积金仿铸。三十年，户部疏请备造币之用，纳官者皆准金。出使大臣汪大燮极言用金之利。孙宝琦则请对内用银，对外必预计用金。廷臣之论国币者，亦以不臻至用金，币制不为完善，皆请速定用本位金，卒未能实行云。

茶法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徵课；曰贡茶，则上用也。

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纳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籍州县者。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茶园户经纪者。户部宝泉局铸刷引由，备书例款，直省预期请领，年办年销。茶百斤为一引，不及百斤谓之畸零，另给护帖。行过残引皆缴部。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兴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

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寻改差部员，又令甘肃巡抚兼辖，后归陕甘总督管理。四川设盐茶道。江西设茶引批验大使，隶江宁府。

岁徵之课，江苏发引江宁批发所及荆溪县属张渚、湖汊两巡检司。安徽发引潜山、太湖、歙、休宁、黟、宣城、宁国、太平、贵池、青阳、铜陵、建德、芜湖、六安、霍山、广德、建平十七州县。江西发引徽商及各州县小贩。此三省税课，均于经过各关按则徵收。浙江由布政使委员给商，每引徵银一钱，北新关徵税银二分九釐二毫八丝，汇入关税报解。又每岁办上用及陵寝内廷黄茶共百一十馀篓，由办引委员于所收茶引买价内办解。湖北由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州县领引，发种茶园户经纪坐销。建始县给商行销。坐销者每引徵银一两，行销者徵税二钱五分，课一钱二分五釐，共额徵税课银二百三十两有奇。行茶到关，仍行报税。湖南发善化、湘阴、浏阳、湘潭、益阳、攸、安化、邵阳、新化、武冈、巴陵、平江、临湘、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十七州县行户，共徵税银二百四十两。

陕、甘发西宁、甘州、庄浪三茶司，而西安、凤翔、汉中、同州、榆林、延安、宁夏七府及神木亦分销焉。每引纳官茶五十斤，馀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每百斤为十篦，每篦二封，共徵本色茶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篦。改折之年，每封徵折银三钱。

其原不交茶者，则徵价银共五千七百三十两有奇。亦有不设引，止于本地行销者，由各园户纳课，共徵银五百三十两有奇。四川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而边引又分三道，其行销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者，曰西路边引；行销邛州者，曰邛州边引。皆纳课税，共课银万四千三百四十两，税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两，各有奇。云南徵税银九百六十两。贵州课税银六十馀两。凡请引于部，例收纸价，每道以三釐三毫为率。盛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广西均不颁引，故无课。惟茶商到境，由经过关口输税，或略收落地税，附关税造销，或汇入杂税报部。此嘉庆前行茶事例也。

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此三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商亦麕集焉。盖茶之性喜燠恶寒，喜湿恶燥，又必避慓烈之风，最適于中国。泰西商务虽盛，然非其土所宜，不能不仰给于我国，用此骎骎遍及全球矣。

其业此者，有总商，有散商。领引后，行销各有定域。亦有兼行票法者，如四川自乾隆五十二年开办堰工茶票后，名目甚繁，然第行于产多或销暢之区，非遍及各州县也。惟甘商旧分东、西二櫃，东櫃多籍隶山西、陕西，西櫃则回民充之。自咸丰中回匪滋事，继以盗贼充斥，两櫃均无人承课。总督左宗棠勘定全省，乃奏定章程，以票代引。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櫃。时领票止八百馀张。嗣定为三年一案，领票准加不准减。计自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逐案加增。三十年，又于湖票外更行销伊、塔之晋票。迄于宣统二年，茶务日盛。

茶之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徵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馀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即陕、甘、四川号为边引，亦不满十万金。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釐，光绪十二年，福建册报至十九万馀两，他省款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豫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馀万而已。

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二年，差御史辖五茶马司。时商人多越境私贩，番族利其值贱，趋之若鹜。兼番僧驰驿往来，夹带私茶出关，吏不能诘。户部奏言：“陕西以茶易马，明有照给金牌勘合之例。

今可勿用，但定价值。至番僧所至，如官吏纵容收买私茶，听巡按御史参究。”茶马御史廖攀龙又言：“茶马旧额万一千八十八匹，崇祯三年增解二千匹，请永行蠲免。”并从之。四年，命巡视茶马满、汉御史各一，直隶河宝营地当张家口之西，明时鄂尔多斯部落曾于此交易茶马，旋封闭。至是，户部差理事官履勘，以状闻。

谕仍准互市。七年，以甘肃旧例，大引篦茶，官商均分，小引纳税三分入官，七分给商。谕嗣后各引均由部发，照大引例，以为中马之用。又旧例大引附六十篦，小引附六十七斤。定为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听商自卖。

十三年，以甘肃所中之马既足，命陈茶变价充饷。十四年，复以广宁、开成、黑水、安定、清安、万安、武安七监马蕃，命私马私茶没入变价。原留中马支用者，悉改折充饷。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七年，裁茶马御史，归甘肃巡抚管理。

十九年，以军需急，加福建茶课银三百五十九两，至二十六年豁免，并除湖广新增茶税银。时四川产茶多，其用渐广，户部议增引，迄康熙末，天全土司、雅州、邛、荣经、名山、新繁、大邑、灌县并有所增。

二十四年，刑科给事中裘元佩言洮、岷诸处额茶三十馀万篦，可中马万匹。陈茶每年带销，又可中数万匹。请遣员专管。三十六年，遂差部员督理茶马事务。四十年，以陕西私茶充斥，令严查往来民人，凡携带私茶十斤以下勿问，其驮载十斤以上无官引者论罪。四十四年，以奸商恃有前例，皆分带零运，私贩转多，饬照旧缉捕，停差部员，仍归甘肃巡抚兼理。自康熙三十二年，因西宁五司所存茶篦年久浥烂，经部议准变卖。后又以兰州无马可中，将甘州旧积之茶，在五镇俸饷内，银七茶三，按成搭放。寻又定西宁等处停止易马，每新茶一篦折银四钱，陈茶折六钱，充饷。至六十一年，复增西宁、庄浪、岷州、河州茶引，各处所存旧茶，悉令变卖。

雍正三年，遂议自康熙六十一年始，五年内全徵本色，五年后即将旧茶变卖。

嗣是出陈易新，总以五年为率。四年，定陕西行茶，改令产茶地方官给发船票，照商人引目茶数开明，如于部引外搭行印票，及附茶不遵定额者，照私盐律论，查验失察故纵，均加处分。八年，命陕西商运官茶，于旧例每百斤准附带十四斤外，再加耗茶十四斤。又谕：“四川茶税皆论园论树，夫树有大小，园有宽狭，岂能一致？

若据以为额，未得其平。应照斤两收纳，著该抚详议。”寻议：“旧例每斤徵课二釐五毫，今但徵四丝九忽有奇，前后悬绝，应酌减其半，无论边、土、腹引，俱纳银一釐二毫五丝。”时川茶行销，引尚不敷，于是复增，各府、州、县再行给发。

九年，命西宁五司复行中马法。十年，又命中马应见发茶。时安徽亦增引，照四川例，以馀引暂存司库，遇不敷时，配给行运。十三年，复停甘肃中马。始定云南茶法，以七斤为一筒，三十二筒为一引，照例收税。

乾隆元年，令甘肃官茶改徵折色，每篦输银五钱。时西宁五司陈茶充牣，令每封减价二钱，刻期变卖。二年，以江西南昌等三十二州县地不产茶，四川成都、彭、灌等县滞销，其引或停或减，并豁除课银。七年，免甘肃地震处之课，乃命西宁五司徵本色。八年，免四川天全所欠乾隆七年前之羡馀截角，成都、彭、灌等县之未完银两。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言：“西宁、河州、庄浪三司，番、民错处，惟茶是赖。迩年以粮易茶，计用茶六万五千五百馀封，易杂粮三万八千一百馀石，请著为例。”报可。十三年，定甘肃应徵茶封，每年收二成本色、八成折色，并申明水陆各路运商验引截角法，推行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贵州。二十四年，从甘肃巡抚吴达善言，命西宁五司茶封，照康熙三十七年例，搭放各营俸饷。二十五年，吴达善又言：“甘省茶课向为中马设。今其制已停，在甘、庄二司地处冲衢，西河二司附近青海，犹有销路，惟洮司偏僻，商销茶斤，历年俱改别司售卖，而交官茶封，仍归洮库，往往积至数十万封，始请疏销。应将洮司额颁茶引，改归甘、庄二司给商徵课，俟洮司库贮搭饷完日，即行裁汰。”

二十七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复条上疏销事宜四：“一，官茶应改徵折价也。查甘肃库贮官茶，向例如存积过多，改徵折色。今五司库内，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已存百五十馀万封。经前抚臣吴达善奏准每封作价三钱，搭放兵饷，已搭放四十馀万封。在市肆官茶日多，非十年之久，不能全数疏销。且每年商人又增配二十四万封，商茶既多，官茶益滞。莫若将商交二成官茶五万四千馀封，照例每封徵折价三钱，俟陈茶销售将完，再徵本色。一，商茶应准减配也。查甘肃茶法，商人每引交茶五十斤，无论本折，即系额课。外有充公银三万九千馀两，亦系按年交纳，无殊正供。至商人自卖茶封，每引止应配正茶五十斤，连附茶共配售三十馀万封，商人即以配售之茶纳课。经吴达善奏准增配以纾商力，并无课项。第茶封既增，又有搭放兵饷之官茶，势致愈积愈多，难免停本亏折。今商人原每引止五封，内应减无课茶十五万八千三百十六封，共止配茶四十万九千四百四十封，二成本色茶封既议改徵折价，无庸配运。一，陈积茶封应召商减售也。查各司俱有陈茶，而洮司为多。

现每封四钱发售，商民裹足。请仍照原议，每封定价三钱，召商变卖。一，内地、新疆应一体搭放也。查乾隆二十四年吴达善奏准满、汉各营以茶封搭饷。至新疆茶斤，向资内地。今官茶以沿途站车輓运，无庸脚费，其自肃州运至各处，将脚价摊入茶本之内，较之买自商贾，尚多减省。”疏入，议行。

二十九年，裁甘肃巡抚，茶务归陕甘总督兼理。三十四年，以甘省库贮官茶渐少，复徵本色一成。三十六年，又以伊犁等处安插投诚土尔扈特等众，赏给茶封，仍议照旧徵收二成。三十八年，四川总督刘秉恬奏准三杂谷等处土司买茶，以千斤为率，使仅敷自食，不能私行转售。四川设边引，商人纳税领运于松潘等处销售，无论土司蛮商，俱准赴边起票贩运。嘉庆七年，以陕西神木官销茶引久经拨归甘省商销，令豁除旧存羡馀名目。四川教匪滋扰，蠲除大宁、广元、太平、通江、南江五州县茶税。十年，复免大宁、太平、通江、巫山四县税课。十七年，以甘肃库茶充羡，定商纳官茶，全徵折色。二十二年，谕：“闽、皖、浙商人贩运武夷、松罗茶赴粤销售，向由内河行走，近多由海道贩运，夹带违禁货物私卖。饬令茶商仍由内河行走，永禁出洋贩运，违者治罪、茶入官。”

道光三年，谕：“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经户部议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砖茶不得侵越新疆各城售卖。兹将军果勒丰阿等奏，此项砖茶，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纳税而来，已六十馀年，未便遽行禁止。惟新疆既为官茶引地，商茶究有碍官引，令嗣后商民每年驮载砖茶一千馀箱，前赴古城，仍照例给票，无许往他处售卖。”六年，谕：“前因新疆各城运茶，前将军等请给引招商纳课。兹据庆祥等奏称，各城无殷实之户，若遽令承充官商，必致运课两误。著北路商民专运售杂茶，并在古城设局抽税，即以所收银抵兰州茶商课。俟试行三年，再行定额。至附茶仍由甘商运销。”八年，钦差大臣那彦成言：“甘肃官茶，年例应出关二十馀万封。近来行销至四五十万封，皆以无引私茶影射，价复递加，每附茶一封，售银七八两至十馀两不等。请嗣后每封定价，阿克苏不得过四两，喀什噶尔不得过五两，并于嘉峪关外及阿克苏等处设局稽查。”诏如所请。九年，命甘肃茶务责成镇迪道总司稽查，奇台县就近经管。

咸丰三年，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闽省商茶设关徵税。五年，福建巡抚吕佺孙复言：“闽茶向不颁给执照，徵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督臣讷尔经额以闽商贩运，官私莫辨，议由产茶之崇安县给照，经过关隘，验税放行。嗣因产茶不止一处，商人散赴各县购买，绕道出贩，复经抚臣王懿德奏请，自咸丰三年为始，凡出茶之沙、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概就地徵收茶税，由各县给照贩运，先后下部议准。前岁因粤匪窜扰，江、楚茶贩不前，暂弛海禁，各路茶贩，遂运茶至省，不从各关经过，不特本省减税，即浙、粤、江西亦形短绌。臣履任后，遍询茶商获利，较前不啻倍蓰。商利益厚，正赋转亏。现粤匪未平，军需孔急，众商身拥厚赀，什一取盈，初无所损。且徵诸贩客，不致扰累贫民，完自华商，无虑纠缠洋税，以天地自然之利，为国家维正之供，迥非加增田赋者比。但闽茶不止数县，必在附省扼要处所设关增卡，给印照以凭查核。连界各省，亦应一体设立，俾免趋避。请自咸丰五年始，凡贩运茶斤，概行徵税，所收专款，留支本省兵饷。

惟创行伊始，多寡未能预定，俟行一二年后，再行比较定额。”自此闽税始密。然至十年，犹未报部，经部饬催，乃按期奏报。六年，允伊犁将军扎拉芬泰请，伊犁产茶，设局徵税，充伊犁兵饷之用。十一年，广东巡抚觉罗耆龄奏请抽收落地茶税。

同治元年，饬下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各督抚，详查本省产茶及设茶庄处所，妥议章程具奏。二年，两江总督曾国籓疏，略言：“江西自咸丰九年，定章分别茶釐、茶捐。每百斤除境内抽釐银二钱，出境又抽一钱五分有零外，向于产茶及设立茶庄处所劝办茶捐，每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填给收单，准照筹饷事例汇齐请奖。臣仍照旧章办理。本年据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详，请遵照户部奏准，饬将盐、茶、竹、木四项统徵关税，已于三月起徵。江西茶叶运至九江，有华商、洋商之分。洋商既完子口半税，固不抽釐，华商既纳浔关正税，亦未便再令完釐。臣即照部章，于义宁州开办落地税。惟原奏内大箱净茶科则稍重，分别核减。参酌茶捐向章，每百斤，义宁州等处徵一两四钱，河口镇徵一两二钱五分，概充臣营军饷，由臣刊发税单护票，委员经收。或业户自行完纳，或茶庄代为完税领单，至发贩时，统由茶庄缴销税单。华商换给护票，洋商即凭运照，贩至各处销售。除华商完纳九江关税、洋商完纳子口半税外，经过江西、安徽各釐卡，验明放行。如此办理，与户部原奏、总理衙门条约，一一符合。税单虽系茶庄经手，税银实为业户所出。洋商不得藉口于子口半税，而禁中国之业户不完中国之地税。华商既免逢卡抽釐，亦不至纷纷私买运照，冒充洋商。”得旨允行。

五年，户部奏准甘省引滞课悬，暂于陕西省城设官茶总店，潼关、商州、汉中设分店。商贩无引之茶，到陕呈报。上色茶百斤收课银一两，中色六钱，下色四钱。

所收解甘弥补欠课。七年，议准归化城商人贩茶至恰克图，假道俄边，前赴西洋各国通商，请领部照，比照张家口减半，令交银二十五两，每票不得过万二千斤。十一年，议准甘省积欠旧课，仍追旧商。召募之新商试新课。其杂课、养廉、充公、官礼四项缓徵。十三年，议准甘省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贩，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其杂课归并釐税项下徵收。各项名色概予删除。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三两外，于行销地各完釐税，每引以一两数钱为度，多不过二两。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局卡加完釐一次，以示区别。

光绪十年，户部统筹财政，于茶法略言：“据总理衙门单开，光绪八、九等年出口茶数多至万九千馀万斤。查道光年间英国所收茶税，约每百斤收银五十两，而我之出口税仅纳二两五钱，不及十一。拟照甘肃茶封之例，每五十斤就园户徵银三钱。增课既多，洋人无所藉口。或照宁夏、延、榆、绥等处茶引每道徵银三两九钱之例，于产茶处所设局验茶，发给部颁茶照，每照百斤，徵银三两九钱，经过内地关卡，另纳釐税，验照盖戳放行，不准重衤复影射。所有茶照，按年豫行赴督请领，原照一年后作废。或于产茶处所验茶发给部照，既完课三两，再倍收银三两九钱，前后共徵七两八钱，一切杂费均予豁除。惟于各海关及边卡，凡应纳洋税，仍照向章完纳。若在内地行销贩运，无论经过何省何处釐卡关榷，均免再徵。则改釐为课，改散为总，既便稽查，复免侵渔。惟园户及贩商若何防其走漏，应令各省参酌定章，覆奏办理。”

十二年，以山西商人在理籓院领票，诡称运销蒙古地方，实私贩湖茶，侵销新疆南北两路。一票数年，循环转运，往往逃釐漏税。经部奏准，嗣后领票，讠主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欲办官茶，即赴甘肃领票缴课完釐。倘复运销私茶，查出没官。

是时泰西诸国嗜茶者众，日本、印度、意大利艳其利厚，虽天时地质逊于我国，然精心讲求种植之法，所产遂多。盖印度种茶，在道光十四年，至光绪三年乃大盛。

锡兰、意大利其继起者也。法兰西既得越南，亦令种茶，有东山、建吉、富华诸园。

美利坚于咸丰八年购吾国茶秧万株，发给农民，其后愈购愈多，岁发茶秧至十二万株，足供其国之用。故我国光绪十年以前输出之数甚钜，未几渐为所夺。印度茶往英国者，岁约七十三万二千石，价约二千四万两。吾国茶往者八十九万八千石，价约千八百六十八万两。印度茶少于华，而价反多。迨二十二年我国运往，乃止二十一万九千四百馀石而已。日本之茶，多售于美国，亦有运至我国者。光绪十三年，我茶往日本者万二千馀石，而彼茶进口万六千馀石。其专尚华茶取用宏多者惟俄。

盖自哈萨克、浩罕诸部新属于彼，地加广，人加众，需物加多，而茶尤为所赖。光绪七年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而往来益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之一。十三年，并杂货计，出口价九百二万两有奇，而进口价仅十一万八千馀两，凡输自我者八百九十万两。然十二年茶少价多，十三年茶多价少，华商已有受困之势，厥后亦兼购于他国，用此华茶之利骤减。盖我国自昔视茶为农家馀事，惟以隙地营之，又采摘不时，焙制无术，其为他人所倾，势所必至。

三十三年，茶叶公会以状陈于度支部，税务司亦以茶税减少为言，于是命筹整理之策。宣统初，农工商部遂有酌免税釐之议。汉口、福州皆自外国购入制茶机器，且由印度聘熟练教师。江西巡抚又筹款贷与茶户。自是销入欧洲及北阿非利加洲者乃稍暢旺。

夫吾国茶质本胜诸国，往往涩味中含有香气，能使舌本回甘，泰西人名曰“胆念”，他国所产鲜能及此。故日本虽有茶，必购于我，荷兰使臣克罗伯亦言爪哇、印度、锡兰茶皆不如华茶远甚。然则奖励保护，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是不能不有望于今之言商务者。

矿政清初鉴于明代竞言矿利，中使四出，暴敛病民，于是听民采取，输税于官，皆有常率。若有碍禁山风水，民田庐墓，及聚众扰民，或岁歉穀踊，辄用封禁。

世祖初开山东临朐、招远银矿，顺治八年罢之。十四年，开古北、喜峰等口铁矿。康熙间，遣官监采山西应州、陕西临潼、山东莱阳银矿。二十二年，悉行停止。

并谕开矿无益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均不准行。世宗即位，群臣多言矿利。粤督孔毓珣、粤抚杨文乾、湘抚布兰泰、广西提督田畯、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四川提督黄廷桂相继疏请开矿，均不准行，或严旨切责。十三年，粤督鄂弥达请开惠、潮、韶、肇等府矿，下九卿议行。上以妨本务停止。盖粤东山多田少，而矿产最繁，土民习于攻采。矿峒所在，千百为群，往往聚众私掘，啸聚剽掠。故其时矿东开矿，较他省尤为厉禁。

乾隆二年，谕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其金银矿悉行封闭。先是，五年允鲁抚硃定元请，开章丘、淄川、泰安、新泰、莱芜、肥城、宁阳、滕、峄、泗水、兰山、剡城、费、莒、蒙阴、益都、临朐、博山、莱阳、海阳各州县煤矿，而藁城知县高崶请自备赀开峄、滕、费、淄、沂、平阴、泰安银铜铅矿则禁之。然贵州思安之天庆寺、镇远之中峰岭，陕西之哈布塔海哈拉山，甘肃之扎马图、敦煌、沙洲南北山，伊犁之皮里沁山、古内、双树子，乌鲁木齐之迪化、奎腾河、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条金沟各金矿，贵州法都、平远、达摩山，云南三嘉、丽江之回龙、昭通之乐马各银矿，相继开采。嘉庆四年，给事中明绳奏言民人潘世恩、苏廷禄请开直隶邢台银矿。上谓：“国家经费自有正供，潘世恩、苏廷禄觊觎矿利，敢藉纳课为词，实属不安本分。”命押递回籍，明绳下部议。六年，保宁以请开塔尔巴哈台金矿，明安以请开平泉州铜矿，均奉旨申饬。

道光初年，封禁甘肃金厂、直隶银厂。盖其时岁入有常，不轻言利。惟云南之南安、石羊、临安、个旧银厂，岁课银五万八千馀两；其馀金矿岁至数十两，银矿岁至数千两而止。又旋开旋停，兴废不常，赋入亦鲜。铜铅利关鼓铸，开采者多邀允准，间有蠲除课税者。广东自康熙五十四年封禁矿山，至乾隆初年，英德、阳春、归善、永安、曲江、大埔、博罗等县，广州、肇庆两府，铜铅矿均行开采。百馀年来，云、贵、两湖、两粤、四川、陕西、江西、直隶报开铜铅矿以百数十计，而云南铜矿尤甲各行省。盖鼓铸铅铜并重，而铜尤重。秦、鄂、蜀、桂、黔、赣皆产铜，而滇最饶。

滇铜自康熙四十四年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雍正初，岁出铜八九十万，不数年，且二三百万，岁供本路鼓铸。及运湖广、江西，仅百万有奇。乾隆初，岁发铜本银百万两，四五年间，岁出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户、工两局，暨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岁需九百馀万，悉取给焉。矿厂以汤丹、碌碌、大水、茂麓、狮子山、大功为最，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馀。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正厂峒老砂竭，辄开子厂以补其额。故滇省铜政，累叶程功，非他项矿产可比。

道光二十四年，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省，除现在开采外，如尚有他矿原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二十八年，复诏“四川、云、贵、两广、江西各督抚，于所属境内确切查勘，广为晓谕。其馀各省督抚，亦著留心访查，酌量开采，不准讬词观望。至官办、民办、商办，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朝廷不为遥制”。一时矿禁大弛。咸丰二年，以宽筹军饷，招商开采热河、新疆及各省金银诸矿。三年，诏曰：“开采矿产，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地，较之一切权宜弊政，无伤体制，有裨民生。当此军饷浩繁，左藏支绌，各督抚务当权衡缓急，于矿苗丰旺之区，奏明试办。”时军兴饷乏，当时开采者，仅新疆噶尔，蒙古达拉图、噶顺、红花沟之金矿，直隶珠窝山、遍山线、室沟、土槽子、锡蜡片、牛圈子沟，蒙古哈勒津、罗圈沟、库察山、长杭沟之银矿，新疆迪化、罗布淖尔、三个山之铜锡矿数处。同治七年，吉林请开火石岭子等处煤矿，以伏莽未靖，格部议不果行。十三年，以滇矿经兵燹久废，谕饬开办，从滇督岑毓英请也。

是年海防议起，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采煤铁以济军需，上允其请，命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光绪八年，两江总督左宗棠亦言北洋筹办防务，制造船砲，及各省机器轮船所需煤铁，最为大宗，请开办江苏利国驿煤铁。报闻。嗣是以次修筑铁路，煤铁益为当务之急。于是煤矿则吉林大石头顶子、乱泥沟、半拉窝、鸡沟、二道河、陶家屯、石牌岭，黑龙江太平山、察汉敖拉卡伦，直隶开平、唐山，内丘县之上坪、永固、磁窑沟、南阳寨，临城县之冈头、石固、胶泥沟、杨家沟、新庄、竹壁、牟村、焦村，宣化府之鸡鸣、玉带、八宝寺山，阜平县炭灰铺村，曲阳县白石沟、野北村，张家口海拉坎山、马连圪达，宛平县青龙涧、碑碣子，承德府榆树沟，奉天海龙府远来、义和、进宝、玉盛、永顺、永益、万利、人和、同德、顺发，锦州府大窑沟，锦西砀石沟，本溪县王干沟，兴京蜜蜂沟，辽阳州窑子峪，江西萍乡、永新、馀干，山东峄县，安徽贵池、广德、繁昌、东流、泾县，湖北荆门，河南禹州，山西平定、凤台，浙江桐庐、馀杭，江苏上元、句容，湖南湘乡、祁阳，广西富川、贺县、奉议、恩阳、南宁、那坡，陕西白水、澄城、同官、宜君、邠州、陇州、淳化。铁矿则直隶迁安县、灤州，湖北大冶，广西永宁州，江西永新县，云南开、广两府，贵州青谿，皆先后开采，而秦、晋商民零星开采，尤难悉数。

二十二年，诏开办各省金银矿厂。自光绪初年，开直隶窑沟银矿，甘肃西宁、甘、凉，黑龙江漠河观音山、奇乾河各金矿外无闻焉。自明令颁行而后，金矿则直隶之平泉州属转山子，建昌县属金厂沟，抚宁县属双山子，泺平县属宽沟，丰宁县大营子、西碾子沟，翁牛特旗之红花沟、水泉沟、拐棒沟，而迁安县所产尤旺。奉天之凤凰、安东、辽阳、通化、宽甸、怀仁、铁岭、开原、通化、海城、锦县，蒙古之贺连沟、大小槽、碾沟、除虎沟、硃家沟、板桥子、珠尔琥珠、克勒司、布恭、特勒基、哈拉格囊图、奎腾河、图什业图汗，四川之冕沟，湖南之平江，浙江之诸暨，黑龙江之黑河，新疆之和阗、焉耆。银矿则四川之天全、卢山、大穴山头，皆报明开采。

而铜、锡、铅、锑、石油、硫磺、雄黄等矿，亦接踵而起。铜则云南迤东汤丹、茂麓正厂六，子厂十一。迤西回龙、得宝正厂八，子厂九。楚雄永北及云武所属万宝、双龙，又永安顺宁、临安、开化、曲靖各厂，均招商承采。而江西赣州，陕西镇安，湖南绥宁，新疆拜城、库车亦有铜厂。锡则广东儋州，广西南丹土州、富川、贺县。铅则湖南常宁、湘乡、临武，四川会理，浙江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太平。锑则湖南益阳、邵阳、新化、沅陵、慈利、湘乡、祁阳、新安、溆浦，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广东曲江、防城、乳源，广西南太、泗镇、陵阳都。石油则陕西延长，甘肃玉门，新疆库尔喀喇乌苏。硫磺则山西阳曲，奉天辽阳、锦州。雄黄则湖南慈利。或官办，或商办，或官商合办。或用土法，或用西法。

九年，诏各省煤矿招商集股举办。自是云南、四川均设招商及矿务局，贵州设矿务公商局，山西设矿务公司。粤东琼州之铜矿，浙江宁波之铅矿，皆率招商集股开办。开办历数十年，惟开平、萍乡之煤，大冶之铁，规模宏远。次则平江之金，益阳之锑，常宁之铅，犹为民利。漠河金矿所产虽富，岁解部银仅二十万两。滇铜自十三年命唐蜅督办，岁运京铜不过百馀万，各省鼓铸，犹以重直购洋铜。铁产为汉阳厂鍊钢造轨，略供轮路之需。粤、桂、晋出铁虽饶，以提鍊不精，国内制造，仍多购自英厂。

二十四年，诏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以王文韶、张廕桓主之。奏定章程二十二，准华商办矿，假贷洋款，及华洋合股，设立公司。自是江西萍乡煤矿则借德款，湖北大冶铁矿则借日本款，浙江宝昌公司则借义款，直隶临城煤矿则借比款。当其议定合同，于抵押息金外，辄须延聘矿师，甚者涉及用人管理。至直隶井陉、安徽宣城煤矿，山西盂平、泽、潞、平阳，四川江北煤铁矿，新疆塔城，直隶霍家地、厂子沟金矿，广西上思，贵州正安铅铁，福建邵武、建宁、汀州，直隶八道河，奉天尾明山，及吉林新旧矿，均华洋合办，一经订约，时生轇轕。若福公司之于晋矿，其尤甚者也。二十四年，河南豫丰公司以其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各矿之权，山西商务局以其专办盂平、泽、潞、平阳煤铁各矿之权，同时让与办理。一公司垄断两省矿务，更议修铁道自晋讫汴，因矿及路，利权损失，争持三年，始允合办。汴既侵攘华官主权，晋复干涉人民开采。全晋绅民，坚持废约。迟之又久，始以银二百七十馀万赎回。他如陕西延长，四川富顺、巴、万石油矿，湖南常宁龙王山，湖北兴国龙角山矿，均因商民私相授受，酿成交涉。

自议订胶济、东清路约，附路十三里内华人无开矿权。而开平煤矿，漠河观音山金矿，复因内乱为外人所侵占。开平煤矿，自光绪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官商之力，经营二十年，效力大著。二十六年，拳匪乱后，洋员德璀琳因督办张翼委其保护，与矿师胡华私立卖约，而张翼亦即签押移交，转以加招洋股中外合办奏闻。由是而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各矿，秦皇岛口岸地亩附属之承平、建平、永平金银矿，悉操于英公司。严诏责令收回，赴英控诉，卒未就绪。三十四年，筹办灤州煤矿，英公司阻挠之。乃劫为营业联合之法，合设开灤总局。观音山金矿，亦因拳乱为俄人占据。三十二年，始以俄银万二千卢布赎回。

二十八年，外务部改定矿章，凡华洋商人得一体承办矿务，惟必禀部批准，乃为允行之据。是年皖抚聂缉椝许英人凯约翰承办歙、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矿产，嗣以专办铜陵之铜官山，订约定期百年，占地三十八万四千馀亩。皖中绅民合力争之，始以银四十万两赎回自办。法人弥乐石亦于是年以勘办全滇矿务请于滇督及外务部，皆拒之，仍获澂江、临安、开化、云南、楚雄、元江、永北等府、、州矿权以去。继是英商立乐德以合办东、昭两府金银矿不获，遂援弥乐石例，索广南、曲靖、丽江、大理、顺宁、普洱、永昌七府矿，亦坚拒未允。一时举国上下，咸以保全矿产为言。由是蜀设保富公司，华洋承办川省矿务，购地转租事宜属之。闽设商政局，旋奏设矿务总公司，凡请办各矿场，查核准驳之权属之。山西保晋公司，安徽矿务总局，类能集合殷富，鸠赀开办。湘、鄂则于所属矿地勘明圈购，以杜私售。

二十五年，江南筹办农工矿路各学堂，两湖复筹设高等矿业学堂。三十一年，商部以洋商私占矿地矿山，疏请申明约章，以维权限。寻奏设各省矿政调查局，以勘明全国矿产、严禁私卖为先务。鄂督张之洞条上矿务正章七十四，附章七十三。

盖自二十四年以来，矿章屡易，每因矿务龃，洋商辄引为口实。二十九年，商约大臣吕海寰与各国议订商约，许以开采矿产之利，但必须遵守中国矿章。而中国矿章，则比较各国通行者为之准则，特诏张之洞拟定。乃取英、美、德、法、比利时、西班牙矿章参互考证，区别地面地腹，釐定矿界矿税，分晰地股银股，暨华洋商，限制至周；尤注重于中国主权，华民生计，地方治理。阅数年乃成，下部议行，中国矿章始具云。

志一百

○食货六

△征榷会计

征榷清兴，首除烦苛，设关处所，多仍明制。自海禁开，常关外始建洋关，而釐局之设，洋药之徵，亦相继而起。三者皆前代所无，兹列著于篇。至印花税、烟酒加徵，均试行旋罢，不具载。

常关。顺治初，定各省关税，专差户部司员督徵。左、右两翼，张家口税，差满官督徵。时京师初定，免各关徵税一年，并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嗣浙、闽以次荡平，复禁革明末加增税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三年，革明末加增太平府姑溪桥米税、金柱山商税。四年，定户、工各关，兼差满洲、汉军、汉官。八年，减定关差员数，并停止关差议叙。九年，并西新关、江宁仓为一差，停独石口差。严关差留用、保家委官之禁。凡额设巡拦，各制号衣、腰牌。

十年，令各关刊示定则，设櫃收税，不得勒扣火耗、需索陋规，并禁关役包揽报单。十一年，用给事中杜笃祜言，清釐关弊四事：一，裁吏役；一，查税累；一，关差回避本藉；一，批文核对限期。十六年，移潘桃口于永平，移古北口于密云，并设关徵木植税，十分取二。十七年，裁永平、密云新关，归并古北口兼督管理。

十八年，定各口木植什一而税。停临清砖差。其板闸税交北河分司徵收。

康熙元年，移设河西务于天津，更名天津关。更定各关兼差满、汉官笔帖式各一，由六部咨送轮掣，停蒙古、汉军差。其张家、杀虎二口，专差满、蒙官。二年，定盘诘漕船，止于仪真、瓜州、淮安、济宁、天津五关。免外国货物入崇文门税。

四年，严禁各关违例徵收，永免溢额议叙之例。五年，命各关税均交地方官管理。

于是崇文门归治中，天津归天津道，龙泉等归井陉道，紫荆归直隶守道，临清归东昌道，挖运归通蓟道，居庸归昌密道，西新归镇江道，芜湖归池太道，扬州归驿传道，浒墅归苏昌道，淮安归淮海道，北新归浙江布政使，荆归荆州同知，九江归九江道，赣归吉南赣道，太平桥归南雄知府，遇仙桥、浛光厂归韶州知府，各稽徵税课。又裁古北口差归密云县管理，惟两翼、张家口、杀虎口如故。只差户部司员，申令直省关刊示税则。罢崇文门出京货物税。

八年，临清仓归并临清关。以给事中苏拜言“地方官兼关税，事务繁多，且恐畏惧上司，希图足额，派累商民”，复定税额较多之浒墅、芜湖、北新、九江、淮安、太平桥、扬州、赣、西新、临清、天津、凤阳仓，仍差部员督徵，馀如故。是年定关差缺出，以六部俸深司员轮掣，其差过之员，不准重差。又定关差考覈法：欠税不足半分者罚俸；半分至四分，分别降调；五分以上革职。旋又定不及半分者降留，全完者纪录。凡部差官员，不令督抚管辖。

九年，定淮安关兼辖淮安仓及工部清江厂，两翼专差满官笔帖式。十年，裁西新户关归并龙江工关，裁芜湖工关归并芜湖户关，各兼理。既而改凤阳仓归凤阳知府，正阳归通判，临淮交大使徵收，停差部员。十七年，裁北河分司，临清闸税归济宁道兼管。十九年，开山东海禁，令查船户匿税。差满部员督收潼关、山海关税课，潼关兼辖大庆关、龙驹寨税务。二十一年，移九江关驻湖口，停潼关、山海关部员差，仍归地方官管理。凤阳仍差六部满员。二十三年，更定各关轮差各部院司员例。

是时始开江、浙、闽、广海禁，于云山、宁波、漳州、澳门设四海关，关设监督，满、汉各一笔帖式，期年而代。定海税则例，免海口内桥津地方抽税，分设西新、龙江二关课税专官。二十四年，西新仍归户部。免外国贡船税，减洋船丈抽例十之三。二十五年，定州县海船隐匿处分。时海禁初开，沿海渔船，州县既徵渔课，海关复税梁头，民甚苦之。上用福建巡抚张仲举言，定渔船五尺以上，梁头税统归地方官徵收。先是康熙四年罢抽税溢额议叙例。至十四年，又定溢额多寡，分别加级升用。及是，上以苛取累商，复停止溢额议叙。二十六年，浒墅监督桑额徵收溢额二万一千有奇，上以扰累闾阎，罪之。永减闽海税额六千四百两有奇。二十八年，蠲沿海鱼虾船及民间日用物糊口贸易之税，著为令。先是沙沟于二十六年归并淮关，其朦胧、轧东、岔河等处悉免稽查。至是以沙沟系朦胧、轧东总汇，不宜再增一税，将朦胧归海关，轧东归淮关，沙沟免税。复归并西新户关于龙江工关。

三十三年，仍差部员督收山海关税，张家口税归宣化府兼收。三十四年，分设浙海关署于宁波、定海，令监督往来巡视。三十五年，定洋海商船往天津运米至奉天者，但收货物正税。三十六年，严关差官自京私带年满旧役谋占总科库头之禁。

三十七年，永减粤海关额税三万二百两有奇。三十八年，上恐各关差苛取瘠商，停罢额外盈馀银。设河宝营，差满官督收大青山木税。四十年，裁陕西三原县商税，归潼关、龙驹寨、大庆关兼收。裁通会河分司，通州木厂归通永道管理。四十一年，大青木税归并杀虎口兼辖。

四十六年，以金州、牛庄交山海关监督巡察越关漏税。设渝关于重庆，归川东道徵收木税。四十七年，仍差工部司员督收荆关税。五十三年，以临清关税缺额，改归巡抚监收。未几，凤阳、天津、杭州、荆州、江海、浙海、淮安、板闸及淮关，先后改交各巡抚监收。停瓜州税，裁税课大使。定台湾收泊江、浙等省商船，经过厦门就验者不重徵。福建糖船至厦门者，赴关纳税，其往江、浙贸易者免徵。设横城税口，归山海关监督监收，增税千两，作为定额。六十一年，禁各番部落夹带硝磺军器出边，其进口税许从轻减。

雍正元年，移湖口关于九江，并设大孤塘分口。裁淮安、北新、凤阳、天津、临清、江海、浙海、荆州各关加增赢馀银。严禁各省关及崇文门胥役分外苛求。是年定各关税务俱交地方官管理，惟崇文门仍差内务府官；山海关、两翼，古北、潘桃、杀虎三口，暨打箭炉，仍差部员。盛京呼尔哈河木税，亦交将军、府尹委沿河官徵收。明年，淮安仍差部员，浒墅改归苏州织造，凤凰城中江税，派盛京部员各督收。河西务运粮船料，改于通州徵收。三年，以暹罗进献稻种果树等物，免回空压载货物税。禁边关城门索取蒙古贡物税，其假名匿税者罪之。五年，宿迁关归并淮关徵收，由徬税交地方官管理。河宝营木税，由杀虎口监督徵收。奉天牛马税，改差部院司员。

六年，更定临清关米麦杂粮船税。定各关税则。龙江、西新二关，交江宁织造兼管。永免暹罗米税。七年，夔州关改委专员督收。南北二新关交杭州织造兼收。

移荆州之徐关于田家洲，更名田关。江苏庙湾税归淮关兼管。定闽海关减折船税丈尺例。裁古北口监督，交密云县徵收。以潼关商税浮于部例，相安已久，照现徵之数，著为令。移潘桃口正关于潘家、桃林二分口徵收。八年，减各关馀平银之半，革除天津戥耗例外徵收。定落地税搜求溢额议处例。严黄金出洋之禁。十年，设交城县水泉滩木厂，武元城设立税口徵收。十一年，改天津关归长芦盐政管理。十三年，设居庸关税课大使，定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给商印票，兼满、汉、蒙三体文字。山东海口各州、县、卫设两联印票，填註客商年貌籍贯、船只字号、梁头丈尺、豆石数目、出口年月，分给商船，回日查销。

乾隆元年，革除龙江、西新二关衙规票银。初，外洋夹板船到粤，起其砲位，候交易事毕给还。其税法每船按梁头徵银二千两左右，货税照则徵收。革除额税外另徵置货银加一缴送税。定闽省渔船税，分上、中、下三则起科，除额外重徵。定各省税课则例颁行。定九江、赣州二关三联税单例，一给商人，一交抚署，一存税署。准张家口、居庸关收取车驮货物过税饭钱，以资养赡。禁偷运米穀接济外洋，分别拟罪有差。免沿海采捕鱼虾单桅船税。二年，定米穀税，凡遇地方旱涝，米穀船到即放行，俟成熟后照旧徵收。永停徵广东开建、恩平二县米船税。三年，裁浒墅关之转水、柏渎二口，改瓜州由闸税归两淮盐政。九江差内务府司员，芜湖、凤阳派部员，各管理监督。四年，定归化城木税额，归杀虎口徵收。五年，复差部员监督荆关。用御史陆尹耀言，严捏名讨关之禁。

六年，复定考覈关税赢馀例，清查外省私增口岸。免领帑采铜锡铅及米穀税，仍徵船料，惟黄豆非麦秫比，虽歉岁照常徵收。改宿迁之丰、沛、萧、砀四县陆税，仍交各县分徵。永禁龙江关木税飞量法。定各关赢馀，比较上年数目考核，著为令。

七年，永免直省关豆米额税。复设通州分司之黄村，临清关之德州、魏家湾、尖冢、樊口等口岸。免徵临清关船料。以扬州关归两江总督遴员徵收。停止闽海关之南山边口徵税，专司稽查。八年，定官运米穀免徵船料。九年，严蒙古来京漏税，及为奸商私运货物之禁。

十年，交阯乱平，复开徵云南马臼税。禁止宿迁关通船一载收税例，改按担数徵收。定一官兼管两关，其徵额有此赢彼绌者，准其抵补；再有短歉，仍著追赔。

移福建诏安之雅溪税馆于悬钟，以闽省旧有子头船包揽走私，永禁制造。十三年，复徵米豆税。十四年，定各关赢馀，以雍正十三年为准，短少者按分数分别议处，罚俸降调有差。十五年，移福建宁德县税口于酒屿。十七年，改渝关木税归并夔关徵收，十八年，移厦门查税之玉洲馆驻石美，凤阳关查税之濉阳口驻虹县，改虹县徵税之青阳镇驻濉河口。二十年，移淮南关之流均口驻泾河。

二十二年，增定浙、闽二海关税则，照粤海关例。寻又申禁洋船不准收泊浙海，有驶至者，乃令回粤贸易纳税。二十四年，定叶尔羌、喀什噶尔牲畜税二十取一，缎布皮张税十之一，自外番贩入者倍徵，严丝斤出洋之禁。二十五年，始派员徵收多伦诺尔皮张等税，并设盛京拉林、阿勒楚喀税局，派员徵收，如宁古塔、伯都讷例。革除粤海关陋规银，归公造报。二十六年，设淮安关石税口，又设归化城总税局，并绥远、归化、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西包头、昆都仑、八十家子等口，差蒙古笔帖式二员，分督徵收牲畜税。

二十七年，以龙江、淮安二关归两江总督，浒墅归江苏巡抚，各稽查严禁榷关漏税积弊，并定漏税罚数。江苏巡抚陈宏谋条上浒墅关四弊：一，铺户代客完税，包揽居奇，仍令商人自行完纳，按簿亲填；一，货船抵关，签验纳税，给票后始准过关，以杜偷越；一，官员遴委佐杂官，半年而代；一，督抚与监督原相助为理，所徵数目，应令监督按月知会督抚，再于年满奏报时统咨知会。从之。是年弛丝斤出洋之禁，仍示限制。定崇文门、两翼税差期满，由部开列满、蒙大学士、尚书、都统、侍郎、副都统等职名，请简更代，遂为永制。二十八年，画一天津各口税则。

定商贩山东豆石由海运浙，照运赴江南例输税。张家口出口铁器，照杀虎口例纳税。

革除芜湖关之户、工帮贴饭费，江海关之驳票给单挂号、油烛饭费、看验舱钱文、扬关由闸之给串钱。

二十九年，更定临清关船只补税例。定外番商货至回部贸易者，三十抽一，皮货二十抽一；回商往外番贸易，二十抽一，皮货十之一；其牲畜货物不及抽分之数，视所值折算。三十年，更定吉林等处税额，裁潘桃口监督税归张家口徵收，所属六小口，改归通永道管理。明年，复改潘桃口税归多伦诺尔同知徵收。设局大河口，差理籓院司员督收归化城税。既而改归山西巡抚遴员徵收。岫岩城属之鲍家马头等七口岸海船商税，归山海关监督设局徵收。三十三年，定山海关、张家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多伦诺尔交直隶总督，杀虎口、归化城交山西巡抚，盛京牛马税、中江税交盛京户部侍郎，坐粮交仓场侍郎，打箭炉交四川总督，荆关交湖广总督，均兼管稽差。各监督有侵蚀、情弊、参处后不能完项者，即令兼管之员代赔。三十四年，准九江关正税一两加平馀一分，以供饭食费需之用。停洋船入口夹带硫磺之禁，著为令。三十五年，裁浔、梧二厂公费归入正税。

三十八年，裁多伦诺尔监督，归多伦诺尔同知管理。移由闸、南坝税口于中闸。

四十年，封闭广西由村溢口，禁内地商民越关交易。四十一年，改通州分司及河西务计价科税为计数科税，并革除张家湾油面等出店进店税。改定打箭炉商货按数徵税例。明年，定打箭炉税差，照山海关例，于宗人府及部院司员内选派。四十五年，停荆关、打箭炉司员差，交各督抚遴员管理。四十六年，裁荆关监督养廉银，于荆宜施道、荆州知府遴派一员监收。四十九年，定粤海关珍珠宝石概不徵税，著为令。

五十一年，裁荆州之郝关及郝支关，另设口于越市，更名越关。移杨关于调贤口，更名调关。定除暹罗贡使船外，其带货私船，照例徵收。

五十二年，定各关预期请领收税册档，及请领迟延，擅用本关簿册参处例。以安南奉贡请封，弛水口等关之禁。越四年，缅甸效顺，亦准开关通市，于永昌、腾越、顺宁收徵出口税，杉木笼、暮福、南河口徵收入口税。以福建五虎门与台弯淡水八里岔设口开渡，由闽安镇徵收进口税，南台口徵收出口税。货物进口，复运往他处，限一月内免重徵；若逾限出口，或限内移货别船，均徵出口税。

五十七年，定粤海关到关船货，责成督抚查明，按月册咨。一年期满，与监督清册覈对不符，参办。五十八年，定西洋除贡船外，别项商船不得免徵。以杭州织造改归盐政，南北二新关交巡抚管理。开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徵。时英吉利货船求往江、浙宁波、珠山及天津、广东等处收泊交易，上不许，仍令照例于澳门互市，向粤海关纳税，并徵船料。

嘉庆二年，并左、右翼为一差。越二年，复简派二员。定辰关、渝关、潘家口、通永道、古北口五处各关例。是年命覈减各关赢馀额数，于是定户关之坐粮六千两，天津二万，临清一万一千，江海四万二千，浒墅二十三万五千，淮安十一万一千，海关庙湾口二千二百，扬州六万八千，西新二万九千，九江三十四万七千八百，赣关三万八千，闽海十一万三千，浙海三万九千，北新六万五千，武昌一万二千，夔关十一万，粤海八十五万五千五百，太平七万五千五百，梧州七千五百，浔州五千二百，归化城一千六百，山海关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杀虎口一万五千四百十四，张家口四万五百六十一，打箭炉侭收侭解；工关之辰关三千八百两，宿迁七千八百，芜湖四万七千，龙江五万五千，荆关一万三千，通永道三千九百；闸、南新、渝三关，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竹木税向无赢馀，无庸更议。

五年，议准回空漕船于六十石例额外夹带二十石，均免输税。严禁崇文门、卢沟桥及各省关役讹索行旅。以辰州知府李大(隆)接管税额外赢馀万两有奇，下部议叙。六年，定盛京牛马税差，于盛京五部侍郎内简派。定打箭炉正税额二万两。

革除闽海徵收二八添平银。七年，改密云县徵收古北口木税为侭收侭解，并缴销原额监督关防。九年，复增定各关赢馀额数，浙海四万四千，西新三万三千，九江三十六万七千，浒墅二十五万，淮安十三万一千。十一年，定辰关岁徵加一耗银二千七百七十馀两。十五年，定崇文门(艹浸)税则例。令营汛官分查崇文门私放私收冒充白役之弊。二十二年，饬各海关查禁例不出洋之货。

道光元年，裁浙江盐政，改设杭州织造，兼管南北新关税务。三年，饬各省关整顿奸蠹包揽、书吏徇纵等积弊，严各关员例外横徵及粮船夹带偷漏之禁。定多伦诺尔木税。更定浙海关税则。九年，申定回疆税课三十抽一。时英吉利大班等以洋行闭歇，拖欠货银，商船停泊外洋，延不进口。每言在粤海关年纳税银六七十万，以为居奇。上曰：“洋商私带鸦片入口，偷买纹银出洋，得不偿失。倘故刁难，即不准开舱。少此一国货税，所损几何！至请分别商船大小纳饷，尚可变通。”

十年，定各关盈馀银以六成为额内，四成为额外，覈其溢额绌额分别功过例。

先是御史许乃济言崇文门税局需索，曾令巡视五城御史随时稽查。至是，御史晋昌复言巡役勒索，胥吏卖放，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专司稽查，一年而代。十一年，减浒墅盈馀二万两，淮安二万一千两。定赔缴短徵关税，按数多寡分别限期久暂例。

命广东严缉快蟹船为洋商运私偷税。十二年，停止白铅出洋。十三年，革除各关标礼并查船谢仪，及地棍报单等名目。以霍罕悔罪输诚，复准入卡贸易，并免税课。

十四年，严禁各关家丁需索卖放，及书役盘踞、地棍包揽之弊。又查禁粤商增收洋商私税。定贡物到京，崇文门免税验放。

十七年，严禁纹银出洋。查办粤省匪艇及窑口走私漏税。十九年，设韶州、东江二关，归南韶连道管理。二十一年，移设荆州正关于柳家集，更名柳关，并改支关为柳支关。二十四年，免暹罗接正贡使船货税。二十五年，裁龙江关查验木植税局。

咸丰二年，查禁沿海各关走私积弊。三年，以捻匪扰江南，浒墅、淮安、芜湖、凤阳等关，纷请侭徵侭收，漫无限制，令仍遵定额照常徵收。六年，定打箭炉税额二万两。八年，定盛京盈馀税以钱抵银，及渔船、大小牛船交纳船规例。九年，设山东烟台税局。十年，以士子会试入京，照例验放，严禁崇文门巡役讹诈。更定奉天海口税则，增收黄豆、豆饼、包头、油篓四税，加赢馀八万两。又定各关监督未及一年离任者，交后任接徵，扣足一年分晰汇报例。革除北新关南北二口货税过关五日十日之限。是年，俄罗斯于黑龙江互市免税课。

同治二年，免巴尔楚克过税，加徵叶尔羌正税。三年，设福建台南之打狗口海关，归巡抚管理。暂停北新关徵税。四年，暂停龙江、西新关、浒墅三关徵税。湖北新关竹木税，遴本省道府一员督徵。先是粤海关额徵，常洋不分。至是，定货由华船装运者为常税，额徵五万六千五百馀两，赢馀十万两；再有赢馀，侭徵侭解。

是年裁革太平关文武各署规费，并饬粤海关严查各口偷漏隐匿。裁山海关监督，改设奉锦山海关道稽徵。七年，定太平关归南韶连道专管，其四分厂委员，仍由巡抚遴派。八年，申定贡物解京，崇文门放行，毋许留难勒索。十一年，停江苏淮关传办活计。

光绪二年，复开芜湖、凤阳两关。三年，严定考核各关章程。四年，定辉发、穆钦等处及宁古塔、三姓税务，均由吉林将军委员徵收。山西交城县木税，由知县设口于武元城故交村徵收。八年，定芜湖关税额十三万六千馀两。九年，中江税务改归东边道徵收。十三年，改广东黄江厂税委员专管，裁厂书、签子、官房、总散房名目，并革除额外加平、办用官钱、釐头、船钱、墟艇钱、黑钱、包揽钱七项陋规，榜示通衢。定梧、浔二厂赢馀六万两。改沪尾、打狗两关归台湾巡抚监督。二十五年，敕各将军、督抚综核各关卡陋规中饱之数，酌量归公，勒限禀报。三十四年，减崇文门华商税为值百抽三，如洋商税例；免日食蔬菜等物税。宣统元年，设立吉林省税务处，分设稽徵、庶务、支应、核销四所，所有捐税各局、所、公司概行裁撤归并。更定四川常关徵收章程及办事规则。

洋关之设，自五口通商始。前此虽有洋商来粤贸易，惟遵章向常关纳税而已。

道光十九年，有趸船缴烟之役。是秋各商船来粤者，皆为英兵船所阻，不得入口。

粤海税课，以洋货为大宗，至是徵收短绌。二十二年秋，英人要求通商口岸，允于沿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开埠通商。明年，定洋货税则值百徵五，先于广州、上海开市。洋货进口，按则输纳。后由华商运入内地，所过税关，只照估价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

二十四年，定法商条约：一，允法人赴五口通商船只，不得进别口及沿海岸私行交易，违者货没官；一，法商出入五口，照则输货税船钞外，不再收别项规费；一，商船进口，二日不缴船牌货单，由领事照会海关者，每逾一日罚洋五十元，但不得过二百元，倘未领海关牌照，擅自开舱卸货，罚银五百元，货并没官；一，船进口未卸货，在二日内可往别口，即在彼口纳税；一，船进口二日外全完船钞，百五十噸以上噸纳银五钱，以下噸纳一钱；一，估价之货有损坏者，得核减税银；一，船进口按卸货之多寡输纳，馀货如带往别口卸卖，即在彼口输税。二十五年，定比利时商约，照章纳税输钞。二十七年，定瑞典那威商约，税钞亦如之。

咸丰四年，设江海关于上海。八年，复定英约：一，牛庄、台湾、登州、潮州、琼州等口，均准开埠通商；一，值百抽五之货，多有价值渐减者，应将旧则重修，此次新定税则，如欲重修，以十年为限，须先六月知照，否则照前章完纳，复俟十年；一，子口税按值百抽二五，如原一次输纳，洋货在进口、土货在经过第一关纳税给票后，他口不再徵；一，英船纳钞给照后，四月内不重徵；一，货船进口二日，即全纳钞；一，英商自用艇，如带例应纳税之货，每四月纳钞一次；一，商货纳税后，改运他口，系原包，免重徵。是年，允法商于潮州、琼州、台湾之淡水、登州、江宁通市，纳税输钞均同有约国。

九年，设粤海关于广州。允俄人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口通商，税则视各国例。定美约亦如之，并允于潮州、台湾两口开市，照新章完纳税钞。十年，设潮海关于汕头。允英人于汉口、九江通商。以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帮司各口税务。设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十一年，设浙海关，归宁绍台道监督，津海关归通商大臣统辖。并设闽海、镇江、九江三关。定各国洋税自上年八月始，每三月结报一次，四结奏销一次。英、美二国于九江、汉口开埠，俄亦于汉口通商，于是定长江及各口通商章程。洋货入江，于上海纳正税及子口税；土货出口，纳出口税；复进口时，完一正税，准扣二成；若完半税，不扣二成，再入内地，仍照纳税釐。又定德商约，其税约与英同。

同治元年，设厦门关。以五口商务归通商大臣兼理。二年，设东海、台南、淡水三关。免英租界洋货釐金，并准添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口岸，其沿江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均准英轮船暂时停泊，用民船上下货物。

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外，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又英商自置土货，非运出海口，不得援子口半税例。是年定丹麦及荷兰商约，输纳税钞如英例。三年，设山海关于牛庄。定日斯巴尼亚税则，视咸丰八年各国例。明年，定比约，税钞亦如之。

又改定法船钞章程：凡商船进口已纳税，往他口，并往来安南之法国各埠，与附近之日本码头，由海关给照，逾四月再纳钞。初粤海关税常、洋不分，至是始定由洋船装运者为洋税。五年，定义商约税钞，商船入口漏捏者，罚船主五百两，馀如法约。

八年，定奥商税钞，均视义约。又定俄商约：一，边界百里内及往蒙古各盟贸易者，不纳税；一，俄商运货至天津，纳进口税减三之一，其酌留张家口之货纳正税，如再运赴通州、天津，不再徵，并将张家口多纳之一分补还；一，由天津运俄货至各口，须补足减一之税，他口不再徵，如由他口复入内地，另纳子口半税；一，运土货及洋货由水路进口，纳税视各国例；一，在天津、通州运土货由陆路返国，照例纳正税，不再徵，沿途不得销卖；一，在津运复进口土货由陆返国，纳税后，限一年起运，不再徵，并给还复进口税，沿途不得销卖；一，在津或他口运别国货由陆返国，已交正税子税，不再徵，如只交正税，应补交子税；一，议定税章，试行五年，限满欲修改，先六月照会。九年，设江汉关。裁三口通商大臣，东海、山海二关均归直隶总督统辖，另设津海关道，监督新、钞两关。

光绪三年，设芜湖、宜昌二关，归徽宁池太广道、荆宜施道各监督；琼海、北海二关，归粤海关兼理。又设瓯海关于温州。六年，续定德商约：一，中国允除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前已添开岸并沿江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前已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又允德船于吴淞口停泊，上下货物；一，夹板进口，停泊十四日，应纳减半之钞；一，船货报关有漏捏，应罚船主，不得过五百两；一，德商运土煤出口，噸纳正税三钱；一，无照冒充引水者，罚银不得过百两；一，船只损坏，准在各口修理，饰词偷漏，罚倍图免噸钞之数；一，中船挂德旗而德人知情，与德船挂中旗而货主知情，货均没官。是年定美商约，税钞视各国例。

七年，设嘉峪关，归安肃道监督。改定俄陆路商约：一，俄货至嘉峪关，照天津关例，纳三分减一之税，再运内地，纳税亦视天津例；一，货至天津与原照不符者，没官，查仅绕越避查验者，罚令完一正税；一，在通州运土货回国，完出口正税，在张家口运回，暨在内地运土货至通州、张家口回国者，均纳子口税，沿途不得售卖。馀同前约。

十二年，复定法商约：一，中国准于北圻界择开两处通商，设关徵税；一，洋货入云南、广西两边关，纳减半正税三之一；一，洋货入此关纳税，转往彼关者，三十六月内不再徵，如转入各口，另纳正税，土货在此关纳税复转彼关，只徵复进口税，如转入各口，另徵正税，入内地仍纳子口税；一，进出口货到关逾十八时不报验，日罚五十两，惟不得过二百两，报有漏捏，货并没官。馀同前约。十三年，允法人于广西之龙州、云南之蒙自及蛮耗，开埠通商，并减洋货进口税十之三，出口税十之四。寻改蛮耗为河内，并添云南之思茅口岸。由通商各口运土货前往四口时，徵出口十成正税，到四口照十分减四徵复进口半税。又定葡约，其税钞及罚例均视上年法约。是年设拱北关于澳门，九龙关于香港，由粤海关监督。改台南、淡水两税归台湾巡抚监督。十五年，设镇南、蒙自二关。十六年，设重庆关。

二十年，开西藏之亚东关，允英通商。除禁运货物外，自开关日始，免进口税五年。限满再定税章照纳。又允由蛮允、盏西两路贩运各货，限六年内减进口税十之四。二十一年，设思茅关及猛烈、易武二分关，归思茅同知兼理。

二十二年，定日本商约：一，进出口货视各国例，只输进口或出口税；一，已进口货再运各口，不论货主及运货系何国人及何国船，所有钞税釐金杂派各项一概豁免；一，运货入内地，再纳子口税，系免税者，按值百抽二五；一，出口土货，完正税子税后，限十二月运往外国，如系禁运出外洋之物，出口时只完正税；一，洋货已完进口税，三年内复运出口，不再徵；一，船钞视各国例。是年设杭州、苏州及沙市三关。明年，设梧州、三水二关，并甘竹、江门二分关。改定英人长江通商章程：一，在长江贸易轮船，由上海税务司给专照，年换一次，或在汉口及宜昌换领亦可，船钞在给照之关交纳，违者照罚，再犯缴销专照；一，撤销出口正税复进口半税同时完纳之例，有专照江轮，出口及复进口税照各口例，在装货起货之口分次完纳，至装货拨货卸货，亦如各口例。

二十四年，设岳州关及江海之吴淞分关。明年，设胶州关。与德会定徵税办法：一，青海设关，应拣派德人充税务司；一，海运进口之货不徵税，若胶州界口运赴内地，徵进口税，惟无海关准单不准出胶州界；一，土货陆运入租界，再水运他口，徵出口税，惟租界内产土货并土产，及海运入口之物料制成各货，出口时不徵；一，土货进口复运内地，照约纳税；一，土货纳出口税，复运他口纳半税。又定韩暨墨国税钞及各费，悉视海关例。是年设金陵关。又设福海关于三澳。二十六年，设腾越关及蛮允、弄璋二分关。二十七年，定常关距口岸在五十里内，税由洋关兼徵。

二十八年，设秦皇岛分关。

先是商约大臣盛宣怀、聂缉椝等言，税务司赫德筹拟洋货进口税，援照洋药税釐并徵之法，核估时值，按正税子口税七二五，统加釐金一倍，为值百抽十五，由海关并徵，以免各处釐局留难纷杂，货可暢销，洋商或可允从。并拟出口土货向完半税者，改完釐金，以抵洋货釐捐改归海关并徵之数，于各省釐金亦无所损。上以此事利害出入关系甚大，下南北洋大臣、各督抚参酌各省情形，妥议具陈。至是，始与英定裁釐加税之约：一，约款照行时，中国允除现有各常关外，向设各釐卡及抽类似釐捐之关，概行裁撤；一，英国允于进口洋货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加一额外倍半之税，以抵撤釐金子口税及各项税捐，至土货出口税总数，不得逾值百抽七五之数；一，现有常关仍旧存留，其有海关而无常关，及沿海沿边非通商口岸处，均可添设常关，如新开口岸应设海关者，可并设常关；一，民帆各船运货所纳出入口税，不得少于轮船进口正税及添加税之总数，土货运出至第一常关，照海关例徵出口加税，给照单，限一年内无论经何关出口，不再徵，如运出各租界外销售，应纳销场税；一，土货运出，除正税外，加徵半税，以为裁撤釐捐之抵补，至丝斤出口正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数；一，向不出洋之货，于销售处徵销场税，凡民船运至口岸之土货将销售本地者，无论货主何国，均徵销场税，惟不在租界内徵收；一，华洋各商在内地用机器纺织之纱布，只纳出场税，馀概豁免，凡机器织成类似之洋货视此，惟汉阳大冶铁厂，及国有免税各厂，与后设之制造局、船澳等厂所出物件，不在此例。寻与美、日、大西洋各国均定此约，卒以事费调查，迄未能实行也。

二十九年，与俄协定北满税关试办章程：一，铁路运货减三之一纳税，指定界限，按车站大小，四面各距十里或五里三里不等，如运出指定界限外，应补足正税，并照运货入内地章程办理；一，铁路运货减价，此中俄特约，除俄货外，各国货经东省铁路运入者准此；一，章程税项有应更改者，俟一年再商定。又定通商进口善后章程：一，进口洋货税则不载者，照值百抽五例，按市价估货，以市平合足关平，并扣除使费，方为货物实价；一，货未报关已售于华商，即视合同价值之总数为市价；一，由海关估定之价与该商不合，即由海关与该商本国领事，并领袖领事，各派一人公同断定，若查出该商所报每百少至二十四两，按估定价值徵正税，并按所报应完之正税罚缴四倍；一，洋船专载免税之米粮等仍税钞。是年设澳门分关。

三十年，与德会定青岛设关徵税办法，附件一。无论华洋轮船，行驶内港，应领关牌，一年而易。初次纳牌费十两，换领只纳二两，每四年纳钞一次。明年，与德修改青岛徵税办法：一，改青岛口岸，概行免税，惟择定税界内一区为无税地，馀均起徵；一，无税区外制成各货，出口纳税，不得逾运原料应完之税数。改三水之江门为正关。三十三年，设南宁、大连二关，又设安东关及大东沟分关。三十四年，设滨江关及满洲里、绥芬河二分关。宣统元年，设瑷珲、三姓二分关。二年，设珲春关及延吉分关。三年，更定东海关各口税则为值百抽二五，再收一二五内地捐，所有规费概行裁免。

自光绪二十二年裁撤台南、淡水、汉城各关外，为关二十七。宣统三年，续增南宁、梧州、三水、岳州、福海、吴淞、金陵、胶海、腾越、江门、安东、大东沟、大连、滨江、满洲里、绥芬河、瑷珲、三姓、珲春、延吉等，为关四十七。

先是土药各税列入进口。同治十二年始列专款，合计洋关岁徵各税。咸丰末年，只四百九十馀万。同治末年，增至千一百四十馀万。光绪十三年，兼徵洋药釐金，增为二千五十馀万。三十四年，增至三千二百九十馀万。宣统末年，都三千六百十七万有奇，为岁入大宗云。

釐金抽捐，创始扬州一隅，后遂推行全国。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釐捐。是年苏、常叠陷，丁、漕无收，乃设釐局于上海，藉资接济；又设江北釐捐，归大营粮台经理。五年，江西设六十五局卡，湖北设四百八十馀局卡，湖南亦设城内外总分各局，江苏扬、常、镇各府属添设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营、荷花池五局。御史宗稷辰言：“大江南北设卡过多，收捐太杂。”

刑部左侍郎罗惇衍亦言：“泰州仙女庙釐局官绅弁兵，刁难勒索。”上令酌量裁并，严禁查办。

六年，盛京抽收商货及粮石捐，值百取一，吉林亦如之。乌鲁木齐之吐鲁番亦抽收棉花釐金。七年，设湖北釐金总局。八年，定豫省釐捐除水烟、药材、茶叶外，馀概不抽收，并裁撤陕州、荆子关及沿河各局卡。是年福建、广西均设局卡，抽收货釐。九年，登、莱、青三府属海口设局抽釐。山西设筹饷局，收行商药税及百货釐捐，于各隘口设七总卡及各分卡。十年，以张家口办理釐金不善，激成事变，文武各员俱获严谴。两江总督曾国籓以湘军援鄂，请于长沙设东征局，克复一处，即酌添局卡，以济军储。凡货物皆于本省釐金外加抽半釐。允之。是时江北八里铺及广东韶关、肇庆府俱设局卡抽釐。十一年，改山西行商药釐为税。安徽抽收釐金，设立正卡，省局所属四，皖南及淮北局属各三，并设分卡分巡五十九。贵州亦设货釐局于川、楚邻近之区。时各省釐局过多，上恐有累商民，命除各省通衢要口外，其馀局卡概行裁撤。

同治元年，以广东官绅办理釐捐，营私病民，特命三品京堂晏端书驻扎韶关，督办广东釐金。四川总督骆秉章亦以粤省釐捐积弊为言。上诫端书以“釐捐原出于不得已，总期有益军饷。无戾民情”。御史丁绍周言：“釐捐各委员徒事中饱，民怨沸腾。”命裁革各委员，统归地方官管理。其通都大邑釐捐事繁，著派道府等官办理，并照部章分晰开载，榜示通衢。是年设江宁大胜关釐卡。河南禹州、陕州暨河内县、清化镇均设药材釐金分局，禹州并抽收百货。移设衢州府牙釐总局于浙江省城。除杭州、金华、严州三府外，馀八府均设分局分卡。设周口、三河尖两釐税局。

二年，帮办扬州军务汉军统领富明阿言：“里下河一带，南北粮台设立捐卡百馀处。有一处而设数卡，一卡而分数局。每月局用少者二百金，多者至千馀金。委员既繁，局费尤滥。”上以江北如此，他省可知，严饬各督抚归并裁革，遴委贤能地方官经理。寻湖北巡抚严树森言：“胡林翼创办湖北釐金，仿刘晏用士类不用吏胥之法，历久著有成效。若改归地方官，诸多窒碍。”并胪陈八弊，请仍旧章。又言：“湖北釐金年收百三十四万，全赖分设小局，稽查偷漏，大局之徵收始旺，零卡势难议裁。且以一省之财力，协济数省军饷，多藉资釐金，轻议更张，恐入款顿减。”均允之。是年江北设釐捐总局，裁并各卡，留存大胜关等二十六卡。江苏亦设牙釐捐总局，裁并各卡，留存苏城等十四卡。浙江定百货釐捐值百抽九，浙东两起两验，间卡抽收，货值千文，起卡抽三十，验卡减半，捐足两起两验不重徵。浙西则一起一验，由第一卡并徵，馀皆验放。

三年，直隶设天津双庙卡。淮南亦设卡抽收邻私釐金。浙江定丝斤捐。河南以捻匪肆扰，停止禹州釐捐，寻复之。时湖广总督官文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甘、云、贵、广西等省釐金不多，军务告竣，即可议撤。其馀东南各省釐金，不可骤裁，留作善后之费。”曾国籓则以江宁克复，请停广东釐金。上恐饷项不继，未之许也。四年，撤湖南东征局，改江北总局为金陵釐捐总局。福建设税釐总局，徵收百货及茶釐。六年，湖北裁存釐局分卡八十六。湖南合并分局，统名釐金盐茶总局。七年，定釐金报部，照两淮盐釐排式，年分两次。时军务渐平，督抚、台谏屡以裁撤釐金为言。上饬各省酌留大宗，裁去零星分局。于是湖北又裁去五十四局卡，浙江裁并十六卡。

八年，甘肃开百货及盐茶釐捐。定广东省城及佛山、江门、陈村各繁盛处所，补抽百货坐釐，由商承办。九年，广西减釐，改徵西税。十年，用御史黄槐森言，禁革广东釐局帮费名目，并裁汰吏胥。直隶改天津府捐输义馆为百货釐捐局，设东河、西河、南河、海河四分卡，并于东关设洋药釐捐局。十三年，停止山海关之临榆县釐局。云南省城设牙釐总局，各府属设分局二十三，及各井盐釐局。

光绪元年，浙江复裁并十四卡，存留六十五卡。免湖北米穀釐金。二年，安徽规复，芜湖、凤阳两关分别裁撤釐卡，永免湖南境内运售米穀釐金，贩运出境者，仍于首卡完釐一次。三年，山西大祲，商货滞销，裁并各路添设之分卡。吉林于双城堡、农安城抽收七釐货捐。四年，贵州货釐减收二成五。七年，给事中刘瑞祺言釐捐无裨国计，饬各督抚酌量截留。山西以釐金减收，复设各分卡。八年，江、扬裁撤分卡一、巡卡二，沪釐局裁并布货捐局，闽、广三帮杂货捐局暨东沟四釐卡，并撤古山、水桥巡卡。明年，沪局又裁东沟、大泾两巡卡。十年，陕西裁留二十八卡。十三年，贵州增设二十五分局。先是各省局卡林立，扰民病商，屡经奉饬裁并，而江西一省尚多至七十馀局。御史郑思贺又以为言，核实删减。

二十三年，户部疏言：“各省釐局中饱，弊在承办之员不肯和盘托出。各省例不应支而非得已者，辄于釐税收款提留济用，所谓外销者也。院司类有存案，原非自谋肥己。然既有外销之事，即有匿报之款，否则从何罗掘？无惑乎人言藉藉，佥谓各省实收之数，竟数倍报部之数。现在中饱之弊，已谕饬各将军、督抚认真整顿，自不至仍前泄沓。惟外销之数若不和盘托出，臣部总握度支，岁入岁出，终于无可句稽。即外销款目不能骤议全裁，亦宜咨报臣部，权衡缓急，内外一气，共济时艰。

拟准将外销最要之款，切实声明，量予留支，使无窘公用。此后再有隐匿，甚或巧立名目，谬称入不敷出，则典守之官，不能辞咎。”上下大学士及廷臣议。越二年，上从诸臣议，饬各将军、督抚详细稽核，究竟裁去陋规中饱之数若干，酌量提归公用之数若干，勒限奏明。其外销款项，应准胪列报部，以昭核实。所有水陆总分各局卡，应如何因地制宜，官绅并委，著体察情形办理。

二十九年，江西巡抚柯逢时言：“江西釐局积弊过深，改办统捐，凡纳捐货物，黏贴印花，概不重徵。”报闻。宣统元年，四川以实行禁烟，筹抵土药各税釐，加倍徵收肉釐，允之。二年，贵州三江釐局改办木植统捐局。陕西百货釐捐亦改照统税办法，减为二十七局。

洋药。道光初，英吉利大舶终岁停泊零丁洋、大屿山等处，名曰趸船，凡贩鸦片烟至粤者，先剥赴趸船，然后入口。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议定价值，同至夷船兑价给单，即雇快艇至趸船，凭单取土。其快艇名快蟹，械砲毕具，行驶如飞，兵船追捕不及。灌输内地，愈禁愈多。各项货物，亦多从趸船私售。纹银之出洋，关税之偷漏，率由于此。叠经谕饬驱逐严拿，而趸船停泊、快蟹递私如故。

十八年，鸿胪卿黄爵滋言：“自烟土入中国，粤奸商句通巡海弁兵，运银出洋，运土入口。查道光初年，岁漏银数百万；十四年以前，岁漏二千馀万；近年岁漏三千馀万。此外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年复一年，伊于胡底。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实力查禁，宜加重罪名。”上韪其言，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明年，截获趸船烟土二万八百八十馀箱，焚之。时定禁烟章程，凡开设窑口及烟馆，与兴贩吸食，无论华洋，均拟极刑。

咸丰七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始有军需紧要，暂时从权，量予抽捐之请。朝旨允行。八年，与法定约。向来洋药不准通商，现稍宽其禁，听商贸易。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只在口销售，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准华商运往内地，法商不得护送。

嗣与各国定约皆如之。九年，上以洋药未定税前，地方官多有私收情弊，现既议定税章，自应一律遵办。上海为各商荟萃之区，尤宜及早奉行，不得以多报少，藉肥私囊。两江总督何桂清请减轻洋药税，下廷议。寻议：“洋药税则，各省关均照办，江苏何得独异？所徵税银，每三月报解，不准留支。至洋药釐捐，与关税有别，原定银二十两，毋庸再加十两，惟不得以洋税抵作釐捐。”允之。云贵总督张亮基言滇省向无洋药，上命先将所产土药分别徵收税釐，不得以洋药混土药。

十一年，上海新行洋药税章程，而普鲁斯领事密迪乐以洋商既定进口税，重徵华商，有碍洋商贸易。上曰：“洋商进口，华商出口，两税各不相碍。”不允其请。

时税务司赫德言：“洋药抽税，今昔情形不同，收税愈重，则走漏愈甚。”上以其言可采，下所司酌议施行。

光绪初元，广东招商包收洋药捐，年认交四十二万元，五年限满，每年递增二万元。二年，与英定约，洋药入口，由官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照则纳税；并令购者输纳例税，以防偷漏：其数由各省酌定。六年，广东新商接办洋药捐，年认交九十万元，仍五年为限。

七年，大学士左宗棠言：“禁食鸦片，宜先增税。洋药百斤，拟徵税釐百五十两。土药价低，准依洋药推算。”上命将军、督抚及海关监督各就情形妥议以闻。

寻直隶总督李鸿章言：“洋药既难骤禁，只可先加税釐。烟价增，则吸者渐减，未始非徐禁示罚之意。惟釐税太重，恐偷漏愈多，亦须通盘筹计。查洋药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后分运各口，奸商即于该港私相授受。检阅贸易总册，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到港洋药，每年八万四千至九万六千馀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只六万五千至七万一千馀箱。五年到港十万七千馀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只八万六千馀箱，年计私销二万数千箱。加捐易办，偷漏难防。拟于洋药每百正税三十两外，加徵八十两，统计釐税百一十两。土药不论价之高下，每百徵四十两。”帝用其议。又以洋药来自英商，命出使大臣曾纪泽与英确商。至九年，始如前议定约，并在进口时输纳。

十年，定不分洋土药，给华商行坐部票例。其行票每限十斤，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另纳税釐。无票，货没官。其行店坐票，无论资本大小，年捐二十两，换票一次。无票不得售卖。十一年，定洋药入口，由官验明封存，俟每箱百斤，完纳正税三十两、釐金八十两，方允出运。十三年，与葡定议，在澳门协助中国徵收运往各口之洋药税釐，一如英香港办法。

二十八年，定洋药税釐并徵，仍照现行约章，嗣后应以釐金作为加税。又定英商莫啡鸦之禁。其为医药用者，进口仍照则纳税，俟领海关专单，方准起岸，违者没官。是年裁浙江洋药釐金局，归海关釐税并徵。三十二年，德宗锐意图强，命限十年将洋药一律革除净尽。又以鸦片为生民之害，禁吸尤必禁种，为清源办法，务令递年减种，统限十年将洋土药尽绝根株。是年开广西巡抚柯逢时缺，赏侍郎衔，督办各省土药统税，设总局于湖北，各省并设分局。逾年，以洋土两药税釐为岁入钜款，既严行禁断，应预筹的款以资抵补。初定莫啡鸦进口每两徵税三两，至是以既准医药需用，减轻照百货例，值百徵五。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言：“各省土药减收，业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山西土药统税分局先后裁撤。其两湖、陕、甘、两粤，略有收数，自应及时收束。惟税局之应否裁撤，以有无税项为断，而统税之应否停徵，以有无产土为衡。”

于是分遣司员，派赴各省调查。明年，又奏言：“现在拟裁土药统税分局，尚未据各省议定办法，派员接收。而洋药进口，已与英定约，税釐并徵，每百两增收二百五十两，土药亦须同时比例加税。查土药价值不及洋药三分之二。以徵为禁，税则无妨略重，即照洋药税推算，定土药百斤加徵二百三十两。凡未禁运及本产本销地方，即按新章徵收。”从之。时与英议定，禁烟递减，已满三年，如于未满之七年期内，土药禁绝，则洋药亦禁进口。以洋药加税实行，停止各项捐收。

会计顺治初，既除明季三饷，南服诸省尚未底定，岁入本少，而频年用兵，经营四方，供亿不赀，岁出尤钜。至九年，海宇粗定，岁入则地丁等款徵银二千一百二十六万两有奇，盐课徵银二百一十二万两有奇，关税等银一百馀万两，米、麦、豆之徵本色者五百六十二万石有奇。岁出则诸路兵饷需千三百馀万两，王公官俸各费需二百馀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等款三百馀万两。其后兵饷增至二千四百万两，地丁亦至二千五百馀万两。

康熙之初，三籓叛逆，岁入地丁等款，自二千六百馀万减至二千一百馀万。二十一年，三籓削平，岁入地丁等银复至二千六百三十四万两有奇，盐课银亦至二百七十六万两有奇，关税等银二百馀万两，米、麦、豆之徵本色者为六百三十四万石有奇。雍正初年，整理度支，收入颇增。

至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地丁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馀万两有奇，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馀万，是为岁入四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外销之生息、摊捐诸款不与焉。

岁出为满、汉兵饷一千七百馀万两，王公百官俸九十馀万两，外籓王公俸十二万两有奇，文职养廉三百四十七万两有奇，武职养廉八十万两有奇，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十四万两有奇，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籓院祭祀、宾客备用银五十六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银十二万两有奇，织造银十四万两有奇，宝泉、宝源局工料银十万两有奇，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银八万两有奇，京师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八万两有奇，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馀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六百馀万两，岁不全支，更定漕船岁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是为岁出三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宗室年俸津贴、漕运旗丁诸费之无定额者，各省之外销者不与焉。

自是至道光之季，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用，及历次事例之开，盐商等报效修河工料之摊徵，凡为不时之入与供不时之出者，为数均钜。然例定之岁入岁出，仍守乾隆之旧。是以乾隆五十六年，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银四千十三万两，岁出银三千五百十万两。道光二十二年，岁入银三千七百十四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均有奇。咸丰初年，粤匪骤起，捻、回继之，国用大绌。迄于同治，岁入之项，转以釐金洋税大宗，岁出之项，又以善后筹防为钜款。

光绪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奏：“旧入之款，如地丁杂税、盐务杂款等，共四千万，今止入二千七八百万。新入之款，如洋税一千二百万，盐釐三百万。旧出款，如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四千万，今止支二千四五百万。新有出款，如西征、津防两军约一千万，各省防军约一千万。”

十七年，户部奏更定岁出岁入，以光绪七年一年岁出入详细册底为据。言：“臣部为钱粮总汇之区，从前出入均有定额。入款不过地丁、关税、盐课、耗羡数端，出款不过京饷、兵饷、存留、协拨数事，最为简括。乃自军兴以来，出入难依定制。入款如扣成、减平、提解、退回等项，皆系入自出款之中。出款如拨补、筹还、移解、留备等项，又皆出归入款之内。汇核良非易易。此次所办册籍，以地丁、杂赋、地租、粮折、漕折、漕项、耗羡、盐课、常税、生息等十项为常例徵收，以釐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等四项为新增徵收，以续完、捐输、完缴、节扣等四项为本年收款。除去蠲缓未完各数，通计实入共收银八千二百三十四万九千一百九十八两，是为银收。以陵寝供应、交进银、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廪膳、赏恤、修缮、河工、采办、办漕、织造、公廉、杂支等十七项为常例开支，以营勇饷需、关局、洋款、还借息款等四项为新增开支，以补发旧欠，豫行支给两项为补支豫支，以批解在京各衙门银两一项为批解支款。除去欠发未报各数，通计实出共支银七千八百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是为银支。原奏并及钱收、粮收、钱支、粮支，实为明覈。今按十七年岁入岁出之籍，入项为地丁二千三百六十六万六千九百一十一两，杂赋二百八十一万有一百四十四两，租息十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两，粮折四百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八两，耗羡三百万四千八百八十七两，盐课七百四十二万七千六百有五两，常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两，釐金一千六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一两，洋税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节扣二百九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四两，续完七百十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四两，捐缴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两，均有奇。统为岁入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两有奇。出项为陵寝供应等款十三万五百五十九两，交进十八万两，祭祀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三两，仪宪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两，俸食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两，科场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饷乾二千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两，驿站一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有九两，廪膳十一万二千有二十九两，赏恤五十二万五千二百十六两，修缮二百二十万九千七百四十八两，采办四百有三万三千九百有三两，织造一百有三万四千九百十五两，公廉四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两，杂支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两，勇饷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十三两，关局经费三百十四万四千六百十六两，洋款三百八十六万一千五十一两，补支一千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两，豫支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七十三两，解京各衙门饭食经费各项支款三百四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统为岁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

再三年为甲午，朝鲜役起，军用浩繁，息借洋款、商款。及和议既定，又借俄、法、英、德之款付日本赔款，增摊各省关银一千二百万两，益以汇丰、克萨、华商各款本息，及新增宋庆等军饷，共八百万。盖岁出之增于前者二千万。迨于庚子，复酿兵祸。辛丑约成，遂有四万五千万之钜，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万两有奇。二十九年，以练新军，复摊各省练兵经费，而各省以创练新军，办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筹之款。奉天一省警费至三百馀万两。湖北一省拨提地丁钱价充学费者六十万两。

捐例停于二十七年，以练兵复开，至三十二年复停。

庚子以后新增之徵收者，大端为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徵收丁漕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之类；盐捐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税、行盐口捐之类；官捐如官员报效、酌提丁漕盈馀、酌提优缺盈馀之类；加釐加税如菸酒土药之加釐税、百货税之改统捐、税契加徵之类；杂捐如彩票捐、房铺捐、渔户捐、乐户捐之类；节省如裁节绿营俸饷、节省河工经费、核扣驿站经费、节省各署局经费之类；实业如铁路、电局、邮政收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工厂商局馀利之类。出款自赔款、练兵费、学、警、司法诸费外，各官署新增费亦为大端。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岁入为类八：曰田赋，经常四千六百十六万四千七百有九两，临时一百九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皆有奇。曰盐茶课税，经常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曰洋关税，经常三千五百十三万九千九百十七两。曰常关税，经常六百九十九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临时八千五百二十四两。曰正杂各税，经常二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曰釐捐，经常四千三百十八万七千九百七两。曰官业收入，经常四千六百六十万八百九十九两。曰杂收入，经常一千九百十九万四千一百有一两，临时一千六百有五万六百四十八两。

附列者为类二：曰捐输，五百六十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三两。曰公债，三百五十六万两。皆临时岁入。岁出为类十八：曰行政，经常二千六百六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两，临时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四两。曰交涉，经常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一百有三十两，临时六十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曰民政，经常四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两，临时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一两。曰财政，经常一千七百九十万三千五百四十五两，临时二百八十七万七千九百有四两。曰洋关经费，经常五百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七两，临时九千一百六十三两。曰常关经费，经常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二两。曰典礼，经常七十四万五千七百五十九两，临时五万四千有三十七两。

曰教育，经常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十六两，临时一百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两。曰司法，经常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九两，临时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两。曰军政，经常八千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十一两，临时一千四百万有五百四十六两。

曰实业，经常一百六十万三千八百三十五两。曰交通，经常四千七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两，临时七百有八十万四千九百有八两。曰工程，经常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二四百两，临时二百有二万二千有六十四两。曰官业支出，经常五百六十万四百三十五两。曰各省应解赔款、洋款，三千九百有十二万九百二十二两。曰洋关应解赔款、洋款，一千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七两。曰常关应解赔款、洋款，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两。曰边防经费，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有八两。附列者为类一：曰归还公债，四百七十七万二千六百十三两。统为岁入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两有奇。岁出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有奇。十二月，资政院覈覆，于岁入有增加，于岁出有减削。次年即值变更国体，故有预算而无决算。盖自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即奏准令京师各衙署及各省实报岁入岁出，又于各省设财政监理官以督之。凡昔日外销之款项，与夫杂捐陋规之类，及新定之教育、司法、实业、军政、外债诸费，皆列于簿书期会，故较顺治、康熙之出入多至十倍。兹录之以见一代财政之盈亏焉。

其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钜者，乾隆初次金川之役，二千馀万两。准回之役，三千三百馀万两。缅甸之役，九百馀万两。二次金川之役，七千馀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馀万两。嘉庆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红苗之役，湖南一省请销一千有九十万。洋匪之役，广东一省请销三百万两。道光初次回疆之役，一千一百馀万两。二次回疆之役，七百三十万两。英人之役，一千数百万两。咸丰初年粤匪之役，二千七百万，其后江南大营月需五十万两，徽宁防营月需三十万两，则一年亦千万。湖北供东征之需者，岁四百馀万，湖南亦不赀。而北路及西南各省用兵之费不与焉。同治中，曾国籓奏湘军四案、五案，合之剿捻军需，共请销三千馀万两。李鸿章奏苏沪一案、二案，合之淮军西征两案，共请销一千七百馀万两。左宗棠奏西征两案，共请销四千八百二十馀万两。此外若福建援浙军需，合之本省及台湾军需，截至三年六月，已逾六百万两。四川、湖南援黔军需，岁约四百万两，积五年二千万两。云南自同治二年至同治十二年，请销军需一千四百六十馀万两。而甘肃官绅商民集捐银粮供军需者，五千馀万两，再加各省广中额学额计之，当不下数万万。光绪中，惟中法之役用三千馀万两。若西征之饷，海防之饷，则已入年例岁出，不衤复列。

河工，自康熙中即趋重南河。十六年大修之工，用银二百五十万两。原估六百万两，迨萧家渡之工，用银一百二十万两。自乾隆十八年，以南河高邮、邵伯、车逻坝之决，拨银二百万两。四十四年，仪封决河之塞，拨银五百六十万两。四十七年，兰阳决河之塞，自例需工料外，加价至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两。浙江海塘之修，则拨银六百馀万两。荆州江堤之修，则拨银二百万两。大率兴一次大工，多者千馀万，少亦数百万。嘉庆中，如衡工加价至七百三十万两。十年至十五年，南河年例岁修抢修及另案专案各工，共用银四千有九十九万两，而马家港大工不与。二十年睢工之成，加价至三百馀万两。道光中，东河、南河于年例岁修外，另案工程，东河率拨一百五十馀万两，南河率拨二百七十馀万两。逾十年则四千馀万。六年，拨南河王营开坝及堰、盱大堤银，合为五百一十七万两。二十一年，东河祥工拨银五百五十万两。二十二年，南河扬工拨六百万两。二十三年，东河牟工拨五百十八万两，后又有加。咸丰初，丰工亦拨四百万两以上。同治中，山东有侯工、贾庄各工，用款二百馀万两。光绪十三年，河南郑州大工，请拨一千二百万两。其后山东时有河溢，然用款不及道光之什一。

赈务，康熙中，赈陕西之灾，用银至五百馀万两。乾隆七年，江苏、安徽夏秋大水，抚恤、正赈、加赈，江苏给被灾军民等米共一百五十六万石有奇，银五百五万两有奇。安徽给被灾军民等米八十三万石有奇，银二百三十三万两有奇。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穀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此其最钜者。其后直隶、山东、江苏、河南、湖北、甘肃诸省之灾，发帑截漕及资于捐输者，不可胜举。嘉庆初，山东曹、单等县灾，赈银米合计三四百万两。六年，以直隶水灾，拨赈银一百万两，截漕米六十万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诸省之因灾赈恤者，节次糜帑，均不下数十百万。资于捐输者，如十九年江苏、安徽之灾，至二三百万两。

道光十一年，拨江苏赈需银一百馀万两。二十七年，赈河南灾银一百馀万两。二十八年，赈河北灾银一百三十八万两。二十九年，拨江苏等四省赈灾银一百万两。而安徽、浙江之截留办赈者，皆近百万，江苏一省则一百四十馀万，此外尚多，而官绅商民捐输者尚不与。光绪初，山西、河南、陕西之灾，拨帑截漕为数均钜，合官赈、义赈及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郑州河决，赈需河南用银二百五十馀万两。

时各省有水旱之灾，辄请开赈捐。直隶自十六年之水至二十一年海啸之灾，用银七百馀万两。山东自十一年后，频年河溢，至二十五年，用银七百馀万两。江苏自十五年之水至二十四年淮、徐、海之灾，用银五百馀万两。二十七年秦、晋之灾，则开实官捐以济之，为数至七百六十万两有奇。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

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馀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馀两。

清代田赋徵粮之数，乾隆三十一年，为八百三十一万七千七百石有奇。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自岁漕京师外，留充本省经费。

直隶、奉天、山西、陕西、甘肃、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则全充本省经费。光绪十年，新疆改行省，岁徵粮二十七万一千石有奇，亦全充本省经费。

吉林、黑龙江之徵米者亦如之。各省驻防旗营官兵、绿营兵丁皆支月米。凡留充本省经费者，大率供旗绿营月支米豆之需，有馀则报粜易银候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