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出版之后，有读者来信说，不能理解为什么书中有些字的注音和常见工具书的标注不同。还有的读者表示，书中某几个字的注音是不是太较真了（比如“龟兹”“楞伽”之类的读音问题），似乎犯不着。对此我们感觉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

1.首先需要说明的一个很基本的常识是：对于古代汉语的字音和字义，使用工具书时我们应该尽量依靠《辞源》《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辞海》，而不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准。选择正确的工具书很重要，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时间与精力的浪费。所以这一次修订工作中新增加的注音，我们都尽可能遵守《辞源》《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辞海》等工具书并同时参考《现代汉语词典》。

2.大家当然都知道，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没有入声字了。一个汉字，在先秦怎么读，在唐代怎么读，在今天怎么读，发音往往是相当不同的。我们用今天的普通话读古代诗文，碰到平仄不对、韵脚不配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白居易的《和春深二十首》中就有：

何处春深好，春深渔父家。

松湾随棹月，桃浦落船花。

投饵移轻楫，牵轮转小车。

萧萧芦叶里，风起钓丝斜。

汉字读音大体上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汉代以前的读音被称为上古音，南北朝至唐代的读音被称为中古音，宋元明清的读音被称为近代音。汉字古音（这里说“古音”指的是“上古音”和“中古音”）怎么读，其实谁也说不太准。我们今天说某个字的古音用国际音标如何读，说的都只是推测出的“拟音”。

中国本土的训诂学，并不是真的知道从上古到唐代，那些字读什么。他们主要是利用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韵书，通过对文献的掌握来推论说，一千年前，两千年前，某几个字声母是一样的，而另几个字韵母相同。然后他们搞出一套理论来，说古音中某和某是同音字，或者古代的某字应该读如某某。

古代诗文的韵律是音韵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基石。比如，周代的《诗经》《周易》《庄子》等都是有韵律的。从清代开始，学者们就利用《诗经》的押韵特征成功地重建了上古音韵系统。

总体来说，这是一套“曲线救国”的方法，好像隔着布口袋摸猫：大小个头和多少能摸出来，但是终归不能确定猫的颜色。再加上韵书中往往还有方言的因素，有的韵书还有海量的错误（比如《佩文韵府》），所以中国本土音韵学结论的可靠性也始终是相对的。

20世纪30年代前后，王力教授将西方的语言学和中国本土音韵学方法结合，创立了他本人关于汉字古音的音韵学体系。其实做这种工作的人很多，比如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陆宗达，等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关于汉字古音的结论其实也大同小异。王力教授的音韵学系统是比较自洽的，他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古代汉语》《诗经韵读》《楚辞韵读》中都贯串了自己关于汉字古音体系的观点，《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当然也不例外。

在本书的非常用字的注音中，王力教授根据他本人的音韵学体系所提出的注音结果并不都和《辞源》相同，有些地方也和《现代汉语词典》等不同。这些与主流工具书注音不同的细节，是王力教授本人学术体系独特性的表达。所以凡是王力教授亲手写定的注音，我们都一仍王力旧稿，仅仅核查有无原始录排错误。

3.工具书也是由人所编写的产物。工具书有时候也有错误，或者工具书的条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修订工作中，面对新发现的《辞源》、《现代汉语辞典》等工具书中的问题，我们则努力按照王力教授的音韵学体系提出比较合理的拟音。

举例来说，“纚”字，《辞源》的注音是：“所绮切（《广韵》），上，纸韵，山”，《辞源》所给出的其中古拟音的汉语拼音为“shǐ”。这种类似于将“所”、“绮”二字现代发音的声母韵母直接反切拼出来的读音很明显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也与《辞源》中对屣、躧、縰、蹝诸字的注音完全不自洽。所以我们根据王力教授的音韵学体系将这个字中古拟音的汉语拼音拼为xǐ。这种例子不算太多，全书大概有十个。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说明。

4.对于一部分唐代的文字，我们脱离于传统的音韵学方法，也脱离于王力教授的音韵学体系，使用了更为特殊的注音方法。

唐代的中国，出现了大量汉译佛经。其中的地名、人名、专有名词以及密咒往往都是音译，用唐代的汉字读音直接译写。这些汉字音译（尤其是地名），如果对照梵文、巴利文、回鹘（hú）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乃至今天的英文，就可以得到相当准确的唐代读音。（比如“楞伽”对应的梵文是Lɑnkɑ，“龟兹”对应的吐火罗文是Kuchɑ。）传统音韵学的方法与之相比，反倒是刻舟求剑了。

中国本土音韵学，如果参照唐代梵文、巴利文等文献的音译，通过和梵文等拼音文字发音的相互比较，会得到比较有公信力的进展。这种梵汉对音的方法最早由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在1920年前后提出，中外都有人对此做过积极的探索，比如法国的马伯乐（Henri Maspéro），中国的汪荣宝、罗常培、俞敏。然而这实在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完成的。由于学习唐代中亚语言的艰苦，至今没有人系统地做这项工作。

5.汉语音韵学，细说起来篇幅极长。我们且不说王力教授如何将春秋的韵部分成二十九部，战国的韵部分成三十部，哪怕就只说近代音，明代的“耷”字读如“驴”，“夯”字读如“笨”，都已经远远超出了今天人民大众的常识。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这本基础读物中，我们不可能详细展开论述。有志的读者，可以研读王力教授的《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汉语诗律学》和《古代汉语》。

我们不想故弄玄虚，也希望可以为广大读者扫清阅读障碍，所以本书中我们使用汉语拼音注音，刻意没有使用语言学国际音标。

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