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国安部官员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和我的朋友属于三角形的第一个边,而线民属于第二个边的话,那么那些官员就为第三边了。在国家安全部内工作是什么滋味?他们如何成为国家安全部官员的?他们在调查我的时候,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他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
这个任务不简单。有部分官员对历史学家或记者开口说话,如显然已经非常衰老的梅尔克,在狱中接受了《明镜周刊》的专访,马可·沃尔夫成为电视脱口秀的宠儿,有一些名气较小的人物联合组成了一个“内线委员会”,探索他们所工作的部门历史,并展现出至今为止部外人士所没有的洞察力。另外,他们也加入国安部受害者的研讨会,参与这一个混合了团体治疗与口述历史的奇怪组合。其中有一个团体定期聚会达数年之久,主持人为东柏林的一名神父,乌里希·施勒特尔(Ulrich Schröter)。大部分前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在东德瓦解后便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找到了有兴趣的新工作。施勒特尔神父告诉我,有一个人成为丧礼的主持人,经常有旧同僚去世而需要他的服务。
我很快发现,那些愿意开口的人都是外国情报组也就是HVA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外国所做的间谍工作,其实就像其他国家的“正常”情报员会从事的工作,因此他们不太觉得或根本不觉得羞耻。例如,内线委员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冈·哈特曼有一天提议,在卡尔-马克思大道旁边的施特肯酒吧见面。那里离我与丽丝·菲尔比共同饮茶的地方不远。当我抵达时,他告诉我那是所有间谍喜欢碰头的地方之一。哈特曼酒不离手,讲话相当轻率,他的工作是管理其他的情报员,经常用假身份出差至西德,与他小心翼翼称之为“伙伴”的人见面。他的最佳“伙伴”,是波恩的一名资深政府官员。就是那种六八世代的人,你知道……
出这些秘密任务时,难道他不害怕随时会被抓而长期被关在监狱中吗?
第一次当然会害怕,但是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他说。其实非常、非常容易。德国人在德国,很不容易被人察觉。而且他因为父母出生于曼海姆,因此原本口音就接近西德。
我发现他在态度上有一种淡淡哀愁,与西德社会民主党人士的独特风格几乎完全一样。是身份掩护还是他的真实面貌,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身体健壮的克劳斯·艾克纳为国家安全部的资深官员,专门主动从事反情报工作,如侦察另外一边的间谍的工作,等等。而克雷奇将军管理的主部门第二处,虽然同样从事反情报工作,但是他的工作重心放在防御外国间谍进入东德刺探国内情报上。德国情报系统与英国有一点很不相同的地方,德文对上述两项工作都有特定的词汇:“反间谍”(Gegenspionage)指对外侦测,“间谍特工”(Spionageabwehr)指对内侦测。不过根据专家评估,两者之间的工作重叠情形严重。
艾克纳对西方情报工作有深入的研究。他说国安部已经完全渗透进入西德的外国情报组织之中:“我们知道所有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情。”而他对英国秘密情报局(SIS,也就是俗称的MI6)评价极高,认为他们的工作“品质极高”,功劳应该归于少数“非常绅士”的情报员。他有一次有机会比对一名英国的SIS官员和同样做他工作的东德情报员在从事同一项工作时的成绩,发现虽然两人同在外交官的身份掩护下工作,但是英国人所写的报告竟然比东德的要好上一大截。英国人观察敏锐,下笔微妙,有洞察力,对观察对象有兴趣,而东德的间谍则失落于共产主义思考的陈腔滥调中。不行,他无法告诉我如何取得那份英国报告的。
坐在他狭窄的高楼公寓中,前HVA头目维尔纳·格罗斯曼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如何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销毁他们的档案。当抗议者冲进国家安全部后,他们关闭大型碎纸机,改用小型的个人碎纸机,“就像那台一般大小”,他随手指着薄帘后的一台机器说。碎纸机,小小的秘密吞噬者,静静地蹲坐在房间一角,就好像老兵在墙上挂着一把老来复枪一样,随时提醒着他过去那一段较欢乐的时光。
格罗斯曼是从马可·沃尔夫手上接下工作的,而沃尔夫则是HVA,也就是所谓的启蒙部的开山祖师,非常受敬重。他身材高挑,衣着整齐,外表非常体面。走在马路上,沃尔夫宛如国王一般,抬头挺胸,偶然尊贵而疏远地与路人点头为礼。当我们快要抵达东柏林的中心点,也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铜像时——当时虽然还竖立于东德时代的原地,但是谁知道还能够存在多久?我问他东西德在秘密情报搜集手法上有何不同。“我想,应该完全没有。”他毫不犹疑地对我说。如果有的话,分别应该在于欧洲与其他地方之间的不同。不论东西欧,他说,到1980年代时,搜集情报的手法已经相当“文明”,相较之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以色列的摩萨德(Mossad)和其他国家的情报组织在中东地区,手段便显得相当拙劣。
间谍工作有何贡献?
帮助维持欧洲的和平。两边都知道自己无法在对方事前不知晓的情况下发动攻击。尤其,间谍的存在,大大地降低了核战争的可能性。冷战,他说,并不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前几天才对他说的,是一场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战争。他还记得在柏林危机与古巴危机时,整晚熬夜,尝试“透过我们的资料来源”搜集情报。他当时衷心地觉得,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沃尔夫的确如其他人所说的,英俊聪明、风趣智慧、文质彬彬、非常迷人。看到他以后,我不禁自问: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待在国家安全部那个窟窿中,忍受那些不入流的人?这就好像希特勒的军备部长施佩尔一样。但是马可·沃尔夫,就等于东德的施佩尔,仍然在等待着他的姬达·谢利尼[1]出现。谢利尼逐渐地、痛苦地让施佩尔体认到他必须为第三帝国的所有恐怖罪行,包括犹太人大屠杀,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而沃尔夫至今还没有承认,他必须为东德的国内镇压行为所造成的恐怖负起该负的责任。当然,比起大屠杀,东德镇压的恐怖罪行规模要小得多,但是他仍然告诉自己,那“不是好事”。
他号称,他在管理属下部门时,所用的手法和其他国安部部门大不相同。其他人大致也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他说正如有人说德国是一个“利基社会”(niche society)[2]一般,HVA便是他在这个社会中的利基——好一个利基!事实上,他的工作与国内镇压体系完全密合为一体,两者在无数的个案中合作无间——从我的档案中便可充分证明这一点。他挂着“国家安全部次长”的官衔,从年头到年尾,与梅尔克合作无间。
那些以侦察自己人为业的间谍开口谈论自己工作的意愿,相较之下,比从事海外谍报工作的人要低得多。不过有少数几个参与了施勒特尔神父的讨论团体,例如前国安部最恶名昭彰的XX处柏林组组长库尔特·蔡泽维斯,便是该团体的基本会员,定期参加聚会。他原来的工作为监视、控制柏林的异议分子、文化圈、教会和大学,而我当时就读的柏林洪堡大学便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是最典型的政治秘密警察。所以,维尔纳邀请蔡泽维斯到潘科教区与我们见面。
见面以后,我发现蔡泽维斯其实是个个子矮小、满头银发的人,小小的蓝灰色眼睛,配在红通通的脸庞上。当天他穿着棕色的跑鞋、灰色的长裤,运动上衣上面大字写着:“下一代”。他生于1937年,早年时,父亲曾经参军。母亲虽然穷困,但是含辛茹苦——而且笃信共产主义。新政权成立后,他被送进了党办的寄宿学校。然后,在已当上党书记的母亲的建议下,他进入了国家安全部。接下来的三十年,在柏林参与国家安全工作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在矮小的身材下,蔡泽维斯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可忽视的存在感。他说,在所谓的“红色星期”中,他到柏林洪堡大学去做政治演讲时,学生都说他比次长讲得要好。如今,他最想要强调的,便是他自有一套高尚行为与道德标准。他热爱家庭。他一直对妻子十分忠实,而她也对他很忠诚。他们一家人居住在国安部职员社区内,孩子的教养很好,除了美国人登陆月球的那一次以外,他们家从来都不看西方电视节目。
是的,他承认,国家安全部内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例如,梅尔克所喜爱的国安部“活力柏林”足球队内便充满了贪污腐败之事。但是他与那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很反对足球。”他认真地表态。而且,他部门里面的人一直在谈论着,如何安排一次交通意外事故之类的事,“除掉”异议教士赖纳·埃佩尔曼(Rainer Eppelmann)。但是,那类事他从不参与。还有一次,大伙儿在讨论如何去找一个女孩子,设法将性病传染给罗伯特·哈弗曼时,他也没动任何声色。
不,不,他绝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是,有一次——只有一次——他做了一件坏事。有一次他们潜入一个人的公寓,发现里面有很多,用他的话来说,“漂亮的模型小车”。(维尔纳告诉我,所有东德人都随西方语言,称呼那种车为“火柴盒小汽车”,只有蔡泽维斯仍在自我检查机制下,不愿意使用西方式语汇。)搜索小组的其他人也都在顺手牵羊,他忍不住,便塞了两个进口袋。事后,那件事被人发现,他必须自白。“我真是感到羞耻。”他说。
他离开以后,维尔纳和我互望一眼,相对摇摇头,然后便轻轻地笑了起来。因为,如果不如此,我们或许会哭出来。这个人,就坐在我们眼前的那一张椅子上,明明就是小官僚执行者的罪恶代表。然而,他却是一个顾家好男人,自豪于自己的刚正不阿,忠诚不贰,中规中矩——一切被认为与“纳粹主义”合作的“第二层次美德”(也是普鲁士协会想要恢复的)。他甚至到今天还无法承认,他忠诚服务的机构结构性、系统性地做错了事情,只会坐在那里懊恼曾经偷窃过一两部火柴盒小汽车。
至于专门管理我个案的主部门第二处,我从专家口中得知,在1970至1980年代,从一个大约只有200人的小型反情报组织,一直成长,到1989年时,光在总部便有1400名专职工作人员。在我的档案最后面出现的克雷奇将军,从1976年便主持主部门第二处。他不但成了梅尔克的左右手,而且非常专业,无论在自己的职位或在办公室政治上都相当无情。1987年,他成为国家安全部内所有“反情报”活动的总负责人后,更大力扩张自己部门的工作范围,以将所有与西方维持均势下所产生的新挑战都包括进去,他们不但监视西方间谍,而且也监视一般西方外交官、西方记者、西方学者、西方艺术家,西方所有可能会颠覆共产主义制度的人。
不幸的是,第二组的前工作者特别不愿意开口。“反情报组织出来的人嘴巴尤其紧。”哈特曼先生抱歉地解释道。内线委员会可以给我的帮助有限,我必须独自在这方面奋斗。起初,我只找到一些参与了我的个案的工作者的姓、他们的位阶、所属的单位,如文特少尉为主管官员,黎瑟少校为科长,考尔富斯和弗里茨为处长,克雷奇将军则为老板。然后,非常帮忙的高克机构替我找到了他们的人事资料卡,使得我所搜集到的名单不只有姓也有了名,而且我还知道了他们的出生日期,并看到一张旧式护照大小的照片。随后,我更发现了他们的人事档案,知道了他们详细的家庭背景,进入机构工作的原委,职业记录上的奖惩记录,等等。逐渐地,像侦探一般,我在心中建立起他们的图像,并开始在真实世界上追查他们。
[1] 姬达·谢利尼(Gitta Sereny,1921—2012),匈牙利出生的英国传记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她的写作主要集中在大屠杀和受虐待的儿童。著有《德国创伤》(The German Trauma)等。
[2] Niche一词来源于法语。法国人信奉天主教,在建造房屋时,常常在外墙上凿出一个不大的神龛,以供放圣母玛利亚。它虽然小,但边界清晰,洞里乾坤,因而后来被用来形容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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