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起义初期明政府的对策和义军主力转入山西
第一节 杨鹤主抚政策的失败
当农民起义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耽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同时又幻想来年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起义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1]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2]不久，岳和声病死，胡廷宴罢斥;改以刘广生巡抚陕西，张梦鲸巡抚延绥。这时陕北的农民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
在如何处置业已揭竿而起的农民问题上，明朝廷和地方官员总的来说，都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就常常出现意见分歧。崇祯二年二月，明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朱由检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崇祯四年正月，他在疏中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行粮犒赏，所费不赀”，结果仍然是“诛不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取招抚的办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必需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度过难关。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他还指出，如果只是“空言”招抚，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那就是“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最后，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笔金钱，效果却不一样；“况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3]
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主张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帮助农民复业。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所以说“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钱用于军费，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剿局既不易结，后患也更加严重。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
杨鹤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皇帝也一度认可。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当中，朱由检就明确指示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刘嘉遇连忙答应道：“今正用抚。”[4]同月，朱由检在内外臣工的再三呼吁下，勉强拿出帑金十万两，派御史吴甡赍往陕西放赈[5]，“招抚流盗”。为此发布诏书说：
杨鹤的主张既经朝廷批准，就有恃无恐地在陕西大力推行。当时东路起义军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马守应、李自成、蝎子块等部，都已经渡河进入山西。留在陕西的主要是西路各支起义军，其中神一魁所部力量最大。崇祯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神一魁统众六、七万人包围庆阳府城，并且分遣部队攻克合水县城，活捉知县蒋应昌，一时声威大震。杨鹤当时手头没有多少兵马，只好委派宁州知州周日强等人前往招安。神一魁同意后，在三月初九日派孙继业、茹成名等大小头目六十余人，率众至宁州接受招安，同时送回合水知县蒋应昌和保安县印。杨鹤为了张扬其事，命周日强在城楼上安设龙亭，导引“受抚”头目在龙亭前跪拜，山呼万岁，然后到公署拜谒杨鹤，再一道前往关帝庙起誓。经过这么一番表演，算是达成了招安的协议。十六日，神一魁亲自赴宁州投见总督。杨鹤摆出一副恩威并用的架势，先数落神一魁犯有十项“罪行”，然后宣敕赦免，授予神一魁守备官职的箚付，散给降丁以饥民印票，勒令解散遣送回乡⑦。
这时，御史吴甡携带着朝廷颁发的十万两银子来到陕西，同府县官一道招抚放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流离在外的饥民纷纷回籍领取救济，不少起义军的首领也率部受抚。如点灯子受抚于清涧；满天星受抚后，杨鹤从他一万二千人的队伍中，选拔骁勇留在营中，其余解散回乡；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部，也一度受抚。除了进入山西的以外，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从吴甡依据亲身经历写出的记载中，可以窥见这种抚局的一点实际情况：
吴甡所说“道路皆怨”，当然是指家有余粮的富室。他的记载表明，在抚局羁縻下的起义农民，一方面对政府怀有希望；另一方面为了眼前不致饿死，又不得不四出打粮。主剿派人士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呼之为“官贼”，对招抚政策展开猛烈攻击。
杨鹤的抚局没有推行多久，就以失败告终。抚局的失败表现为两点：一是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二是在陕西的起义军出现所谓“旋抚旋叛”的问题。
关于起义农民“旋抚旋叛”的原因，本来是非常简单的。农民们的起义是由于天灾、人祸，衣食无着，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明廷虽然宣布了招抚政策，并没有解决农民们迫在眉睫的生活问题。史料记载，吴甡赍来的赈银十万两，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万两和粮食二万石，“所救不及十一”[9]，无异于杯水车薪。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的疏中说得很明白：“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沛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10]李继贞在这里给朱由检算了一笔账，指出朝廷发放的赈金远不足以解决农民的生活和安置问题。所以，他劝告皇帝要从大处着眼，不要顾惜内帑。这种话对于好货成癖的朱由检，是很难入耳的。饥民饥军既然无以为生，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一点，杨鹤本人又何尝不清楚。他在崇祯四年七月的奏疏中说：“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11]他费尽心机，勉强维持着对神一魁部的抚局。可是，从山西返回的点灯子、上天猴、浑天猴等部起义军，却在五月间一举攻破金锁关（在今陕西铜川市境），杀死都司王廉。七月二十九日，又有西路起义军中的李老豺、独行狼部攻占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12]。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鹤的抚局成了一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
主剿派的杀降，也是招抚政策破产的原因之一。有的起义农民在受抚以后，竟被官府设计诱杀。例如，王左挂在崇祯三年受抚于清涧地区，同年八月，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秘密策划，事先布置官军把王左挂、苗登云等九十八人全部杀害。又如崇祯四年四月，“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劳降人酒，降人入谢，伏兵斩三百二十人。”[13]农民们从一再受骗当中逐渐清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斗争下去才能死里求生。
朱由检原来以为只要颁发一纸赦书，略加赈济，就可以把起义农民遣散归里，依旧充当纳粮当差的“良民”。受抚者的“旋抚旋叛”，使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于是，他不顾自己曾经亲笔写下“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的批示[14]，一变而为主剿。四年五月，他在谈到李应期等诛杀受抚首领王左挂时，公然声称：‘贼势猖獗，招抚为非，杀之良是。“[15]接着便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身上。这年九月，朱由检下令说：
杨鹤的被罢官，标志着明廷在策略上，由以抚为主向以剿为主的转变。在明末官僚士绅的著述中，常有杨鹤主抚遗祸天下的说法。他们认为，“流寇”初起的时候力量并不大，只要调集官军一鼓而歼之，就可以把农民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只是由于杨鹤一意主抚，才使农民起义得以发展起来，以至于不可收拾。因此，在主剿派的心目中，杨鹤成了众矢之的，被视为罪魁祸首。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一、杨鹤并不是单纯主抚的，在任职期间他也曾多次组织官军对起义农民进行攻剿。只是由于精锐部队被调去京畿勤王，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才更多地采用招抚的办法。二、在明廷这个反动营垒中，杨鹤是比较能够正视现实的。他看到单纯军事追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张通过招抚安插的办法，使起义农民解散归农，本来是从反动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并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同情。然而，杨鹤的主张毕竟以他自己的被撤职、下狱、遣戍而宣告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农民的觉悟已经提高到不同明王朝妥协的程度，而是由于朱由检之流的鄙吝和短视。
朱由检的为人，颇有点乃祖万历皇帝朱翊钧之风。史家说他“言脧削则喜，请兵食则怒”[17]，“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18]，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在农民已经被迫拿起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他不仅没有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加紧了压榨。崇祯二年七月，户部左侍郎李成名眼见催征饷银实在难以足额，建议以九分为率，朱由检却仍坚持按十分通解[19]。三年九月，巡按御史李应期要求豁免陕西一省的欠赋，朱由检拖到这年年底，才勉强答应免去崇祯元年和二年积欠在民的税额，当年的欠税仍不准免[20]。四年二月，户部无钱发兵饷，向皇帝乞讨内帑，朱由检也一口拒绝[21]。特别是在崇祯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他又发布了全国增派辽饷的诏令：
同月，户部管理新饷的右侍郎周士朴报告说，加派和杂项两种赋税，经过多次催促，各地仍然没有解运到部。要求严诘各省巡抚和巡按御史，限部文到达三天之内，开列拖欠官员职名具奏。朱由检立即同意由“户部勒限各抚按查拖欠根因，一一指名纠参，以凭惩处；如过限不参，一体重治。”[23]为了防止官官相护，他在次年九月，特别派了一个“有心计”的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设署建牙，以总督体统行事[24]。四年十二月，朱由检见考选官员中，不少人在任职期间没有征足钱粮，大发雷霆，把户部尚书毕自严关进监狱。廷臣上疏营救，他痛加训斥。“自是考选，唯论钱粮，不及抚字，士风一变。”[25]
明廷一面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企图运用招抚的手法瓦解农民起义；一面又凶残暴戾地加紧向农民追逼赋税。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充分暴露了朱由检等人的伪善嘴脸。当时奉命前往陕西赈济灾民的御史吴甡就说过：“是时州县官仍行催科，死逃徭粮，皆责见在户代纳，流离载道。”[26]
饥民们拿着受抚时发给的“免死票”回到家乡，等待他们的依旧是饥饿和官府的追呼敲朴，除了重新组织起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吴甡在奏疏中说：“延长长川、安定、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州皆其原籍，解散者一二，啸聚者千百。乡村打粮日无宁刻，士民称为官贼。人人恨招抚矣。”[27]这指的是那些士绅豪族，他们的见解同朱由检倒是一致的：农民们如果不“安分守己”地死于饥寒或官府的枷责，那就动用武力加以剿灭。总之，为了他们的享乐和安宁，农民们不应当有活路。
第二节 起义军在山西的发展
陕西农民起义之后不久，就开始小规模地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初是倏来忽去，后来由于山西地方当局借口“防盗”，下令闭粜，禁止把粮食运进有起义农民活动的灾荒地区。这样，陕西起义农民强行渡河入晋就不断增加。
起义军大规模地进入山西是在崇祯三年。从这年二月开始，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攻克了蒲县。然后分兵两路：东路沿赵城，洪洞、汾州，霍州一线；西路沿石楼、永和、吉州、隰县一线活动[28]。十月二十八日，由于饥民的内应，起义军占领了晋西北重要城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29]。由于明政府改变了以抚为主的政策，调集大军由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指挥，加紧了对陕西农民军的追剿。在军事上受到压力的各部起义军，陆续转移到黄河以东。因此，从崇祯四年到六年，起义军活动的重心是在山西境内。除了早先入晋的几支起义军外，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都先后进入山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王嘉胤部。
起义军的大举入晋，使明政府山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一面调派兵员堵剿，一面指责陕西当局“以邻为壑”，没有将起义军就地歼灭。然而，严酷的阶级对立在山西也同样存在。来自陕西的义军不过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而已。起义军所到之处，得到了山西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大批破产农民涌进了起义队伍；有的州县农民也自发地举行起义。崇祯四年三月，太仆寺卿郑宗周上言：
另一位明朝官僚则说：“沁（阳）之南暨邑（指阳城县）东西，贼建号树帜者不一而足，或以万计，或数千。既揭竿，胁从者且十五六。至若上党（今长治）、汾水亦不啻几过。”[31]崇祯三年底，一位山西乡绅就指出：“始之寇晋者，秦人也；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据此，他提出“欲除晋之盗，莫先欲抚晋之贫民。”[32]只知道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的明政府，根本不愿救济贫民，山西的农民起义日益扩展就是很自然的了。
崇祯四年五月，王嘉胤的队伍进展到晋东南的沁水、阳城一带。明政府虽然派了悍将曹文诏部尾随追击，却因为“贼势甚众，不能取胜。”[33]军事上既然无能为力，官军就转而采取阴谋手段。曹文诏听说部下士卒张立位的姐姐是王嘉胤的妻子，就亲自秘密找张立位谈话，布置他诈降充当内应。王嘉胤在裙带关系面前丧失警惕，竟把这个内奸当作亲信，任用为帐前指挥。六月初二日，张立位同他的姐姐和王嘉胤的部将王国忠串通一气，用酒把王嘉胤灌醉刺死[34]。随即放火为号，同曹文诏部官军里应外合，直扑起义军营垒。起义军大乱，遭到严重损失。王嘉胤手下的右丞白玉柱投降。左丞紫金梁（即王自用）领着余众逃出，会合山西境内的他部义军，声势复振。
史籍记载紫金梁会合的起义军一共有三十六营，众号二十万。这三十六营的首领人物，各种文献记载详略不等。其间也有传闻失实的地方。为了使读者对在山西活动的起义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里举出当时山西一个乡绅的记载供参考：
这里需要指出三点：一是各种史籍的作者，对当时农民军的内部组织情况不一定了解得那么清楚，难免发生错误；二是起义军的行动经常在变化，有的队伍时而在山西，时而又返回陕西，更增加了记叙的困难；三是说以紫金梁王自用为首，其实他当时只是各部起义军一种松散联盟的盟主，各部首领的独立性是非常大的。
明政府在确立以剿为主的方针以后，三边总督洪承畴加紧了对农民军的镇压。这时，满洲贵族入侵畿辅地区的军队早已饱掠而还，明廷可以腾出手来了。陕西总兵王承恩、甘肃总兵杨嘉谟等部勤王兵，先后被调回陕参加追剿。官军齐集陕西，农民军就转入山西。洪承畴一面派出官军追剿留在陕西的起义军，一面抽调兵马尾随入晋，配合山西官军夹剿。崇祯四年七月，点灯子赵胜在陕西连续遭到官军的追击，立脚不住，被迫转入山西。洪承畴和部将曹文诏、艾万年追过黄河。九月十八日，赵胜部在晋西石楼县遭到官军的夜袭。由于变生意外，赵胜在匆忙中“裸身提刀欲战”，被官军砍死。[36]
赵胜部虽然遭到挫折，起义军在山西境内却仍然发展很快。各部分头作战，流动不居，使官军疲于奔命。是时，山西的起义军主要活动于三个地区，一是平阳（今晋南临汾一带），一是泽、潞（今晋东南晋城、长治一带），一是汾、太、沁、辽（今晋中地区）。明廷命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平阳，统部将白安、虎大威、李卑、贺人龙、左良玉等士卒八千人，负责今晋南、晋东南四十一州县的追剿事宜；山西巡抚许鼎臣驻汾州（今汾阳），统领张应昌、苟伏威、史记、颇希牧、艾万年等部士卒七千人，镇压今晋中地区的义军。由于防区过广，起义军又好比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官军的追剿很少收到预期的效果。
到崇祯五年，李自成在山西境内的各支起义军中已经崭露头角，成了重要的首领之一。这年八月，山东道御史刘令誉上言：
同年七月，“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紫金梁（王自用）、翻山鹞（高杰）等寇掠蒲县。攻城三昼夜，不克。是夜，贼令精锐三百人袭大宁，三更城陷。八月，自大宁袭隰州，守备高逸开北门遁去。知州杨玮拒守，射伤贼甚多．中流矢坠东城下。贼住城中三日”[38]。攻克隰州、大宁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王自用等部在内，史籍记载有分歧[39]；但李自成当时已经是一位重要首领则是可以肯定的。
这年秋冬，起义军向东发展，转战于沁水、阳城、高平、陵川、潞安、长子等地，先后攻克了寿阳、泽州（今晋城）。九月间，李自成等部从晋城南面两省交界处的大口攻入河南。十四日，攻克修武[40]，兵锋直逼怀庆府城。河南乡绅张惶失措，联名上疏请救。朝廷急调昌平镇副总兵左良玉，带领二千多名官军赶赴怀庆。十二月，明宣大总督张宗衡所部官军，尾追紫金梁、邢红狼等部经阳城、泽州、高平、长子，屯留等县境。紫金梁等率部转入山区，官军因连日追剿业已困惫不堪。这时，李自成同八金刚、过天星带领的一路起义军已经由河南修武、怀庆地区北入山西，出现在武乡县境，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五鼓，一举攻克辽州（今左权县）。
李自成等部的攻克辽州，使明宣大总督张宗衡和总兵尤世禄大出意料。尤世禄在塘报中说：“职所尾之贼系紫金梁等，而闯将等系西河之贼，不知何故放松，令其蹂躏东向。惟恐有破巢覆卵之患，于是不暇顾所尾之贼，急拟走辽州应援，以全疆土。”[41]尤世禄被迫放弃对紫金梁等部的追剿，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赶到辽州城下。经过两天的围攻，起义军据城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尤世禄和他的儿子副将尤人龙都被射伤。后来，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为了避免据守孤城为官军围歼，决定夺门而出，且战且走地摆脱了官军的追击。辽州之战是起义军进入山西以后，同官军展开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虽然打乱了明政府的追剿计划，使紫金梁等部得以顺利转移，但是李自成等人的一度据守辽州城是不策略的，光是在突围时，起义军战士就牺牲了一千三百人[42]。
第三节 陕西起义军的坚持斗争
在大部分起义军渡河进入山西以后，陕西的农民起义并没有消沉下去，有好几支起义军仍然在当地坚持斗争。崇祯四年九月，神一魁重新起义，占领了宁塞县城。不久发生内乱，神一魁被部将黄友才等杀死。十一月，谭雄部起义军两次攻入安塞县。明陕西总督洪承畴派副总兵曹文诏围攻宁塞的黄友才部，自己带着副总兵李卑会合总兵王承恩往攻安塞。这时，一座城、一朵云、薛红旗等率起义军三千多人，从鱼河川（在榆林县境）出发，突然进抵安定城下。“城中贫民恨富人”，为之内应，起义军遂克安定[43]。明总兵王承恩到达安塞后，诱杀谭雄等五人[44]，移兵进攻安定，起义军被迫撤走。与此同时，混天猴部义军攻克甘泉县，夺得饷银十万八千两，处死知县郭永图。河西兵备道张允登也被击毙[45]。接着，这支起义军又攻克葭州，兵备道郭景嵩毙命。陕西总督洪承畴急忙檄调曹文诏、张全昌部合剿。五年正月，混天猴派部卒伪装米商进入宜君县，乘夜里应外合夺取了县城。接着又占领了保安、合水二县。
这个时候，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刘道江）、可天飞等部也在甘肃庆阳、环县一带重新起义，四出攻击，一时活跃得很。崇祯四年十二月，黄友才和刘五、郝临庵、可天飞等部围攻环县，明署县印同知赵应兰惊惶无措，自缢身死。洪承畴调甘肃总兵杨嘉谟、宁夏总兵贺虎臣来救。黄友才被官军火铳击死，可天飞和郝临庵率领部众撤往甘肃环县以北，地名东川、西川的高山深涧地带。崇祯五年二月，可天飞、郝临庵又围攻庆阳府城。洪承畴派临洮总兵曹文诏领兵来救。三月十三日，曹文诏和甘肃总兵杨嘉谟，同起义军作战于西壕，起义军大败，牺牲了一千多人[46]。四月，不沾泥张存孟在西川设立十七哨六十四寨，领兵进攻米脂、葭州。明延绥巡抚张福臻、陕西总兵王承恩等统马、步兵三千与洪承畴会合，向起义军发起猛攻。不沾泥战败，和刘民悦一起被官军俘斩于绥德。七月，混天猴也被明军马科部击杀于延水关。
官军依仗优势兵力，屡次击败留在陕西的起义军。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练国事、巡按御史金兰等即抓紧时机，部署对起义军设在铁角城一带的基地（今甘肃环县北）进行围剿。铁角城山高沟深，形势险要，历来是官府统治薄弱的地方。郝临庵、可天飞等部长期在这里“分地耕牧”[47]，“为持久计”[48]。崇祯五年八月，洪承畴一面调集大军进剿，一面派出间谍“借招抚为名，前赴各贼营，授以密计，与以重赏，潜行反间，令其以贼杀贼。”[49]农民军势不能敌，一些动摇分子纷纷投降。其中如白广恩率部投降后，立即充当了明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领着官军直奔起义军首领可天飞（何崇谓）的营地何家老寨，可天飞不幸阵亡。叛徒白广恩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换得了自己的加官晋级，后来一直升到总兵，明亡前夕朱由检还授予他荡寇将军的称号。十月，新任延绥巡抚陈奇瑜派总兵王承恩，往剿一座城、薛红旗部起义军。一座城被叛徒乔六郎所杀，薛红旗和一字王（拓先灵）也在骨都寺为明靖边兵备道戴君恩击杀。十一月，曹文诏等部官军追剿郝临庵、独行狼部于陕西耀州锥子山，起义军败北，撤入凤凰山。监军道樊一蘅见山险难攻，派间谍进入起义军中，引诱不稳定分子杀害郝临庵、独行狼，拿着他们的首级向官军投降。这时，洪承畴以为大势已定，就食言自肥，从投降人员中拉出四百名所谓“狰狞慓悍者”惨加杀害，充分暴露了反动统治者的阴险狡猾[50]。至此，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各支起义军，基本被明政府血腥镇压下去。据明巡按御史范复粹崇祯六年的奏报，陕西起义军在作战中被杀的有三万六千六百多人。至于一般群众遭到官军杀戮蹂躏的更是不计其数。
陕西的农民起义一时沉寂了下去，而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却越战越强。他们象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入明帝国的腹心地区，把农民革命逐渐推向高潮。
第四节 起义军的诈降和突破黄河天险
陕西的起义农民被淹没在血泊中后，明廷即着手加强山西的围剿力量。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51]。明廷对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很大希望。朱由检亲自批准给他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52]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统治者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为了对付鏖集山西的官军，起义军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区）、真定（今正定）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给事中孟国祚上言说：
为了堵御起义军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官军作战中，起义军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54]河南的乡绅们向朝廷请求，由陕西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起义军的围剿。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可是，这时朱由检还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没有同意。他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派太监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这件事进一步暴露了朱由检独夫民贼的反动本质。他的统治越是不稳，就越不相信人。在他看来，太监是自己身边的亲信，派到军中充当耳目，可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实际上，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气，互为表里了。以惩治阉党而一度博得好评的朱由检，在失望之余，终于走上了万历、天启两朝重用宦官的老路。
起义军在畿南地区同官军作战互有胜负。由于当时起义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起义军就转入太行山区。明潞王分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他眼看农民军在豫北的力量越来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请求朝廷“早行剪薙，毋轻视贼。”[55]朱由检特命倪宠、王朴任总兵，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统京营兵六千往豫北征讨义军。官军倚仗优势兵力，逐渐把起义军主力压缩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明政府以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义军消灭在这里。
崇祯六年五月，起义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病死了[56]。王自用在王嘉胤牺牲以后，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推为盟主。后由于明官僚施展离间计，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领人物之间有了隔阂。据某些史籍记载，他本人也曾发生过动摇，有接受明政府招安的企图[57]。尽管如此，王自用在当时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明河北兵备道曹应秋就说过：“惟紫金梁死，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此贼似能统领诸贼也。此贼死后，众贼各自为队，时分时合。”[58]这说明王自用的病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起义军处境的困难。
崇祯六年冬，明政府调来的官军云集于晋、冀、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由于当时主要的战场已经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军称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余名；山西、河北和京营客兵达一万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诏等所统陕西兵，参加围剿的官军总数当在三万以上[59]。起义军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粮食给养都极感困难，面临着被官军围歼的危险。于是，起义军首领们竭力谋求摆脱困境的办法。十一月，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李自成）等，向京营总兵王朴伪称愿意接受招安，“叩首言：我等皆良民，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归降，押还故土复业。”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不知是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顿时弭平大患，同意接受投降。十九日，起义军首领人物贺双全、张妙手等十二人，亲至河南彰德府武安县（今属河北省）面见王朴、杨进朝、卢九德以及兵备道常道立，表示接受招安的“诚意”。杨进朝等信以为真，马上向朝廷奏报，同时停止了对起义军的进剿。据史籍记载，当时在武安开报的诈降起义军首领名单为：
起义军以伪降为掩护，麻痹了明朝当事的文武官员，向官军士兵和地方百姓购买裘、靴等衣物，积极准备渡河而南。二十四日，天气骤寒，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的一段黄河封冻成桥。起义军乘官军不备，用门板铺在冰上再加一层土，分三路驰马而过，到达河南渑池县境的马蹄窝、野猪鼻。明河南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猝迎战，被起义军击毙。起义军主力就这样一举突破了黄河天险，把明政府调来的重兵甩在后面[61]。从此，农民军在更广阔的地面上往来驰骋，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怀宗崇祯实录》卷一。
[2]《国榷》卷九○。
[3]《崇祯长编》卷四二。兵部职方司李继贞也有类似主张，他在崇祯三年十月上疏请赈延绥说：“皇上以数万金钱而活数十万生灵，福泽其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尝（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金钱也，利莫大焉。”见《延绥纪略》卷一。
[4]《国榷》卷九一。杨鹤在《微臣负不白之冤事题本》中说：“伏覩皇上召对计吏，临御平台，圣谕有言：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三页。
[5]《崇祯长编》卷四二载：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帝以延镇岁祲民饥，命户，兵二部发银十万两，遣御史吴甡前往赈济。仍令府州县有司设法凑济，以杜乱源。”《崇祯实录》说这十万两银子出自户部和工部。其他史籍都只说是发帑金，没有指出是部帑，还是属于皇帝的内帑。
[6]《国榷》卷九一。杨鹤在崇祯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题本中引用这个诏书的文字略有不同：“朝廷轸念饥贫，特行赈赍。嗟尔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为？即有已被胁从，误投贼党，若肯归正，便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十一页。
[7]参看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之末，《先大父抚贼之谤》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绥寇纪略》卷一引新任陕西巡按御史吴甡疏说：“督臣杨鹤以本年三月移镇宁州，招抚一魁，安插宁塞者四千有奇。尚有未尽余党如郝临庵、刘六等众不下数万。”《国榷》卷九一，引总兵杜文焕言亦云：杨鹤“力主款，且出示曰：一魁就款，已题宁塞安插……。”看来，神一魁部跟着受抚的只是一部分，也没有都解散回乡。
[8]吴甡：《忆记》卷一。
[9]《绥寇纪略》卷一。
[10]同上。
[11]《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九页。
[12]吴甡：《忆记》中说，他当时正奉命巡方至距中部县四十里的地方，“忽有难民奔窜而来，言中部昨夜已为红狼等贼所陷”。这里说李老豺、独行狼攻占中部，是根据《杨鹤对诏狱供状》。
[13]《绥寇纪略》卷一。
[14]《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十三页。[15]《国榷》卷九一；《平寇志》卷一。
[16]《杨文弱先生集》卷四。
[17]《怀陵流寇始终录》自序。
[1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八。
[19]《国榷》卷九○。
[2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三。
[21]同上书卷四。
[22]《崇祯长编》卷四一。
[23]同上。
[24]到崇祯六年，张彝宪上言：“天下逋赋至一千七百余万，请遣科、道官督征。”朱由检大怒，责成各省抚、按回奏。给事中范淑泰疏言：“民贫盗起，逋赋难以督追。”他置之不理。见《明史》卷二六七，《范淑泰传》；《明通鉴》卷八二、八三。
[2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国榷》卷九一。李清《三垣笔记》说：“上初即位，便严于钱粮，部议知府非完钱粮不得升司道，推、知（指府推官，知县）非完钱粮不得与考选。于是松江方郡伯（即知府）岳贡、苏州陈郡伯洪谧，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
[26]吴甡：《忆记》。崇祯四年五月吏科给事中邓英上言：“今海内民穷已极，物力几何？有额编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杂项，有见征又有带征。顷者催使四出，追呼遍野，敲朴淋漓，民间鬻子析骨之惨，种种不忍见闻。……如臣乡近来追征之苦．鸡犬皆惊。闻有负瓦、揭木、弃室家而群聚为盗者，有越狱大盗肆行劫夺，捕官不敢问、有司莫以告者。诸如此类，尽足干和。秦、晋流寇可为近鉴。”见《崇祯长编》卷四六。
[2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延长长川”四字在《国榷》卷九一内写作延川。
[28]《平寇志》卷一，《国榷》卷九一等书说，起义军进入山西后，“贼首自号横天一字王”。这个说法常见于史学论著。其实，正确的写法应是横天王、一字王，这两个人也并不是入晋各部起义军的共同首领。
[2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顺治七年《河曲县志》亦载：“乱民王可贵引贼入，城遂陷，时十月二十八日也。”
[30]《崇祯长编》卷四四。
[31]张慎言：《冀南道兵备副使王公平冠碑》，引自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三○，《艺文》。
[32]王臣直：《存恤良民以辑流寇议》，引自康熙九年《绛州志》卷四，《艺文》。
[33]乾隆四十八年《府谷县志》卷四，《人物》。
[34]见上引书；又见道光《榆林府志》卷三二，《人物志•近代忠节分编》。按：王嘉胤牺牲事，《平寇志》卷一作“六月癸巳朔，曹文诏击斩王嘉胤于阳城”；《绥寇纪略》卷一作“六月初二日，王嘉允在阳城南山夜饮，醉虐其下，左右杀之，以其首献”，都没有提到张立位、王国忠同谋作乱事。据崇祯五年冬，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的题本，总兵曹文诏下有实授守备王国忠，千把总名单中有张立位。这就证实了《府谷县志》的记载，王国忠、张立位因刺杀王嘉胤有功于明王朝，被赏给低级官职。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八，《祥异附兵燹》载：“崇祯四年，河曲贼王加印由沁水入阳城山中，其党张登喜斩其首以降”，也不够准确。
[35]张道濬：《兵燹琐记》。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所记与此相同，当即本此。《平寇志》卷一仅记首领十四位，下云“分为三十六营”；十四人中有十一人与上列名单相同，其他三人是显道神（高加讨）、乡里人（刘浩然）、活地里（当系活地草贺宗汉）。据后来任山西巡抚的吴甡奏疏，这三人确实长期留在山西，直到被明政府所剿灭。又，《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引曹应秋的说法，当时“自秦渡河而东”的起义军首领“共二十四家，贼众共一万四千”，王嘉胤被害后“有众十六万”。曹应秋开列的二十四位首领同《兵燹琐记》相校也有差异。
[36]《绥寇纪略》卷一。《平寇志》卷一和《国榷》卷九一，都说赵胜是被俘后遭杀害。张道濬《从戎始末》却有不同说法：他率领家丁随同山西官军“游击王尚义、汾州营游击刘光祚兵，六月十六日与贼战于临县之三教村。余家丁张三皋先入，斩贼首点灯子，贼遂披靡。众狃胜纷逐，贪不知止。贼反戈乘之，我兵覆。刘光祚仅以身免，余家丁死于阵者亦十一人。贼张而东……。”
[37]《崇祯长编》卷六二。
[38]康熙四十八年《隰州志》卷二二，《兵防•附历代兵氛》。
[39]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记，“是夏，山西贼混天王等破隰州”，时间和义军首领均与《隰州志》不合。
[40]《国榷》卷九二记，是日“李自成陷修武县，杀知县刘凤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记：“紫金梁、老回回、蝎子块、八爪龙等，以党二万掠清化（清化镇在怀庆府境）。己酉（即十四日）攻修武，城卑，积薪竟上，屠之，知县刘凤翔逃去……。”
[41]《崇祯存实疏钞》卷七下。又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八五页。
[42]这是根据张宗衡转报的总兵尤世禄塘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说：“六年癸酉春正月癸巳朔，辽州贼闻官兵至，舍去，各将入城屠居民报功。李卑独否，晋人称之。贼又掠榆社、和顺、寿阳、榆次、平定，大原大震。”按照这一记载，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并没有据守辽州，而是听说官军到来就主动向北面转移了；尤世禄所报“斩级一千三百颗，皆是陕级”，是官兵入城后屠杀居民冒功请赏。但尤世禄塘报中说，官军到达辽州城下时，起义军奋起抵抗，“矢石往下射打如雨，职复传令自副参而下，不用命者立斩，……职乃身先将士，临城射打竟日，被矢中伤职右腹下，入骨断筋，已成废人。……职子副将尤人龙脚面亦被轻伤……”云云，似乎也未必全属虚诳。又监视大监刘允中在重占辽州之前，写的题本内也有：“所幸官兵疾至，围敌于城”一语。看来李自成等部占领辽州后曾经遭到官军包围，大概属实。乾隆六年《沁州志》记载：“崇祯五年冬，闯贼李自成侄一只虎李过，破辽州及傍郡县，士民无不望风投顺。”（卷六，《忠烈》，《赵克宽传》）辽州战役是李自成亲自指挥的，但这条材料强调了李过的作用，是目前所知李过早期活动的罕见记录。
[43]此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国榷》卷九一记攻取安定县城的，是来自鱼河川的“不沾泥张存孟等三千余人。”
[44]此据《国榷》卷九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作“王承恩等击斩谭雄等五百余级，安塞平。”
[4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云：“降丁白柳溪乃上天猴之党，杨鹤处之鄜州。是夜，与刘民悦等袭甘泉。劫河西道张允登所解饷银十万两。允登战死，把总杨勋堕城逃，杀知县郭永图。”据洪承畴题本，“上年冬月，甘泉杀官劫银逆贼大头白柳溪，已于今五年七月十六日曹总兵于虎儿凹大战斩首讫。”上文又云，参与其事的尚有“逆贼大头目石耀宇”。见《崇祯存实疏钞》卷五下。
[4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绥寇纪略》卷一云：“五年三月十一日于西濠大战，……拨其三屯，斩首千级。”《平寇志》卷一，把作战地点写作“西澳”，又说宁夏总兵贺虎臣也参加了围剿。《国榷》卷九二写作“西隩”。据洪承畴题本，应作西壕。
[47]《绥寇纪略》卷一。
[48]《平寇志》卷一。
[49]兵部尚书张凤翼崇祯五年十二月题本，见《崇祯存实疏钞》卷五下。
[50]见《绥寇纪略》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
[51]《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五六页。
[52]同上书第五九页。按，所谓“秦晋诸将”，山西将领自不待言，秦将是指在这以前奉调入晋助剿的延绥镇将领李卑、艾万年、贺人龙等人。
[53]《绥寇纪略》卷一。
[54]《国榷》卷九二。
[55]《绥寇纪略》卷一。
[56]关于王自用之死。各种史籍的记载很不一致。康熙五十年《武安县志》卷十五《人物•王士仪传》云：“崇祯七年，流贼自山右入武安管头川镇放火屠杀，势如鼎沸。知县张国柱飞报兵巡杨道台，委(河北兵巡营守备王)士仪领兵一百五十名，扼贼于县西之小店村。士仪奋勇弯弓射中贼帅紫金梁，贯脑而死。贼众震怒，蜂丛潮涌。士仪力不能支，遂遇害，阵亡兵丁一百四十六人，止四人生还。事闻，以礼葬死所，从亡兵丁亦埋左右，张令勒石以记。”这里，时间肯定有误。《绥寇纪略》卷一载，崇祯六年“五月，邓玘击贼于济源之善阳山，射紫金梁殪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众散他部以去。”《国榷》卷九二记，六年九月，明总兵张应昌于河北平山县，“获贼魁张有义，即一盏灯也。始知渠帅紫金梁五月死。”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记于崇祯六年四月，“紫金梁死于济源，其党归闯将(即李自成)。后左良玉擒一贼目，言是病死，诸贼厚葬之山中。当时诸将妄言死于箭铳。”又，《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载兵部为类报山西捷音事题本中说，崇祯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都司贺人龙夜袭起义军于翼城县官庄屯，“紫金梁臂中四箭，喉下中一镞”，“重伤而逃”。
[57]见张道濬所著《从戎始末》和《兵燹琐记》。《怀陵流寇始终录》、《平寇志》等书也采用了张道濬的记载。
[5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59]这里是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的记载作出的统计。但该书说“其主客兵二万二千余”，同各部兵相加数不符，疑有误。
[6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61]起义军渡过黄河的日期，《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绥寇纪略》等书，均载于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苗胙土《解鞍小录•畿南御寇摘抄》所记为“癸酉仲冬廿六日，黄河冰冻成桥，顷刻贼渡数万”，较诸书所载时日晚两天。郑廉《豫变纪略》卷一记，是年“冬十月，黄河结冰坚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渡河”当是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