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呀!杨书记嘛,你啥时来?”
县委副书记从屋子后窗前的一张木椅子里站了起来。他带着喜出望外的笑容,大踏步走到门边,用左手握住生宝的右手,把右手搭在生宝的白小衫肩膀上,老大哥对小兄弟似的亲热地说:
“我们正商量到你们蛤蟆滩去呢。”
“那么咱们一块走嘛!”容光闪闪的生宝高兴极了。
杨书记说:“你来啦,我们就不去了。县委上打电话,叫我今天回县哩。我忙着哩。……”
三十岁上下的县委副书记两只炯炯的眼睛,发射着智慧的光芒,赏识地盯着这个包头巾的年轻庄稼人,直盯得生宝怪不好意思起来了。生宝从正月里在县委同陶、杨二位书记谈话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一种感觉:似乎他这个莽莽撞撞的年轻庄稼汉,对党实现一个伟大的计划,有些用处。在当时,这种感觉还是模糊的,不敢肯定的;现在杨书记对他的这份亲热,这份喜欢,这份信任,就使他确信他感觉对了。
当杨书记左手握着他的右手,右手搭在他肩膀上的这一时间,生宝心中感到相当的不安。党是不是把他看得太高了呢?他是不是真的对党改造农民有很大的用处呢?他当然希望能实现他的豪言壮语。但愿他能兢兢业业,不要让党错宠爱了他吧!他的心情有点紧张,他感到担子的重量。但是这位相当活跃的陕北老同志,却拍拍生宝的肩膀,笑眯了眼问:
“怎么着哩?小光棍汉!寻下个对象哩没?”
“还没……”生宝怪不自然,他想起了刚才和改霞的决裂。
县委副书记大不称心地说:
“怎么扭扭怩怩?这么棒的小伙子,中共预备党员,寻个对象有什么难哩?又不要花钱?”杨书记转向区委书记问,“还要花钱吗?经过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还要花钱吗?”
区委王书记带着下级的谦逊,笑说:
“不要花钱,恐怕要花些时间。”
“对!”生宝得到了启发,“着重是忙得顾不上……”
“把它当成副业嘛!不要专门谈恋爱嘛!哎哎,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刻板吧!我说可以公私兼顾,你说呢?佐民同志?”
杨书记和区委王佐民书记,两人笑得呵呵的。生宝紧张的心情,被县委副书记这一番笑谈,一下子冲得烟消云散了。同志间政治上的关系和劳动人中间感情上的关系,竟融合得这样自然呀!生宝这个刚人党的年轻庄稼人,不禁深有感触。他觉得同志感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而庄稼人之间的感情,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不常常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庸俗人情吗?邻居间在利害一致的时候,相好得那么俗不堪言;一旦错收了一颗鸡蛋,拌几句嘴,就该别扭多少日子了。
点着杨书记招待的一支纸烟以后,极端兴奋的生宝并顾不得吸。他庄稼人拿惯旱烟锅的手,笨拙地拿着冒烟的纸烟,坐在杨书记旁边的一个小凳上,只顾向前倾着茁壮的身子,眼睛专注地望着穿一身灰制服的县委副书记。这位杨书记外表很像下堡小学的体育教员:高大、结实,留着很精神的小平头,脸上带着一种健康的粗糙,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旷野里长大的劳动人,不像是房子里长大的知识分子那么纤细、白净和文雅。生宝看着看着,动了感情。他那么亲切地问:
“杨书记,你比正月里我在县上见你时,精神!”
杨书记说:“是吗?也许是这么个事情。我是个贱皮,宜跑!一下乡,能吃能睡。一个月不下乡,就萎靡不振,这塔也疼,那塔也疼。……”
“这是长期做农村工作的习惯。”区委书记王佐民尊敬地评论。
生宝曾经从区委书记嘴里听到过这位杨书记的一些身世。父亲是一九三五年安塞战役倒下去的英雄,母亲被凶恶的地主领着残酷的敌人,捉住凌迟死了。革命家的儿子靠同志们的抚育长大起来,在延安上保育小学。边区中学毕业以后,烈士的遗孤,从乡文书一直工作到担任区委书记的职务。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本县的时候,他是县委宣传部长;现在,杨书记分工专管互助合作。……
生宝在县里几次开会,听过许多负责干部的讲话。有生动、简明的报告,的确也有冗长、枯燥,使人睡觉的报告。但听杨书记讲话,不是听报告,而是一种很好的享受——浅显、通俗、深刻、简短、有风趣。生宝觉得,有些陕北老同志夹杂关中口音讲话,很难听,倒不如本本色色陕北话顺耳;而杨书记因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经常在农村跑,他虽是陕北口音,却用当地庄稼人的语言讲话。这使他到处都容易和庄稼人亲近。生宝在大会场听他的报告,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他希望再听两个钟头或者四个钟头,但杨书记已经笑眯眯地把纸单单,装进衣服兜里去了。生宝向窦堡区大王村王宗济农业合作社应战以后,区委书记陪同他到杨书记办公室里,去过一回,这使得现在碰到一块的这三个积极活动的共产党人,成了老朋友了。
杨书记坐在椅子里,用食指扣着纸烟上的烟灰,笑问生宝:
“今春上,农村的自发势力很嚣张。你的互助组怎样?挺得住吗?”
生宝心里感佩地想:“啊啊!党里头就这么知疼知热吗?农村党员遇到困难,县委马上就觉着哩!他咽了嘴里的唾液,豪迈地说:
“挺得住,杨书记!使上吃奶的劲儿,拿肩膀也要把他们挺住!他们张狂,是临时性儿。他们不耐久,咱们耐久!……”
杨书记非常高兴地对区委书记笑说:
“他说的耐久不耐久这个话,倒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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