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宝明白,他的话,显然正对了县委副书记的心思。他十分欣慰。整党学习总算没有白熬了夜。
杨书记站了起来,使劲把纸烟头丢进痰盂里去。然后,他兴奋地又在砖脚地走了一个来回。他紧张地思索着。生宝和区委书记的眼睛,跟着杨书记的高大个子移动。生宝心中思思量——这个陕北人,好像县城里并没有他温柔的李英兰同志,和可亲可爱的娃子们。他好像一个光身汉,骑个自行车,满县里跑。为了人民的事情,他操这么大的心,费这么多思索。生宝在心里叮咛他自己:要好好向杨书记学习哩!
杨书记坐回原位上来了。旅行中风尘仆仆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苦笑和惋惜混合的表情。
“佐民!”杨书记亲切地叫区委书记的名字,感慨地说,“你注意到了没有!一个工厂里的工人,一个连队里的战士,一个村子里的干部,他们一心一意为我们的事业奋斗,他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和马克思、列宁相通了。他们心里想的,正是毛主席要说的和要写的话。你说对不对?”
“就是的。是这样。”王佐民非常兴奋地看看生宝。
杨书记不看生宝。他很严肃,继续说:
“相反的,有些指导斗争的同志,不论什么新的事情,他们都要先从字面上咬一咬,嚼一嚼。硬是不到群众里头去请教!他们本意很拥护党的政策,咬嚼的结果,违反了党的政策,弄得来十分可笑!有些地方在错误地批判贫农组哩,认为互助组里只有贫农,没有中农是一种偏向,应当大力纠正。他们认为:应当把贫农和中农搭配在一块组织,才合乎团结的政策。三官庙区有个石桥村,石桥村有个贫农任明亮,任明亮联络起四户贫农,组织起一个土地集中互助组。……”
“土地集中?……”王佐民奇怪地问。
“土地集中!”杨书记说。“他们要叫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区委不让嘛。他们说,不让就不叫吧,自己只有四户,仍然叫互助组算了。不!后来区委连土地集中也不让,说怕弄乱,影响不好!你看怪不怪,不让贫农闹革命!要闹,非得和中农一块不可!中农眼时又不闹!你说怎整?”
“俺黄堡区眼时还没这号现象。”王佐民自慰地说。
“要所有的同志,在思想上扭过弯儿来,还得一个时期啊。什么事情,都要有个过程啊。多少年的民主革命嘛,现在换了任务了。旧脑筋,新任务,这是个矛盾。”杨书记筹思着说。
“是的,”王佐民说,“这是农村工作干部的普遍现象。今年是个新旧任务交接时期问题特别突出。”
“青黄不接!”
“就是的。”王佐民以下级对上级的谦恭态度说,“在干部思想上,的确是这样子。虽然经过了整党教育,普遍的情况还是把互助合作,和一般的行政任务,并列起来着待哩。其他任务一繁忙,就把这个任务挤开了。因为这是长期任务,没限时间喀……”
“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光荣的任务!是不是?”
“可不是!有些乡干部也学会了这一套。”王佐民笑着。
“这一套调子简单!”杨书记笑一笑,说,“什么生动具体的事情,拿这套调子一讲,就完了。”
杨书记很生气。生宝很同情杨书记,他领教过一些干部中的书生作风,他也很不满意。
生宝注意盯着,区委书记在乡下跑得很粗糙的大脸盘上,表现出十分敬佩杨书记的神气。生宝看得出王书记从上级领导同志的一段话里,一定受到了什么启发吧?你看!不会吸烟的王书记,手摸着脸,想了想,又用请示的口气说了:
“杨书记,下面还有这样的情况:基层千部虽然在整党中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可是对互助合作是个大革命,眼时还认识不够。所以在实际工作中间,方式方法简单化,不从思想上教育。譬如有个别乡长,在群众会上竟然这样讲话:‘没有共产党,你们怎能分到地嘛?共产党号召互助合作,你们对互助组不热心,还闹自发!把良心拿出来!……”
说得杨书记和生宝大笑起来。生宝知道下堡乡的乡长樊富泰,就是这个神气。生宝亲耳听见樊乡长这样讲过话。
王书记激愤地说:“这号干部真没出息!他们不思量我们党的一切号召,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除过群众的利益,并没有我们党自己单另的一种利益。所以我们党提出的一切号召,土改也好,互助合作也好,都要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搞。要群众觉悟,这当然要麻烦啦。要做许多教育工作啦。没出息的干部,不爱做教育工作,就向群众讨账。我给你分了地,你还不响应我的号召吗?杨书记,你看庸俗不庸俗,他们根本不考虑:我们党的工作基础,永远是群众的觉悟,不是群众的感恩!”
“不光要做教育工作!”杨书记不仅同意区委书记的意见,而且更进一步发挥说,“在互助合作这方面,还要做出榜样来,叫群众看一看哩。有一部分先进群众,讲道理,可以接受,可是大部分庄稼人要看事实哩!这个和土改不同,你说得天花乱坠,他要看是不是多打粮食,是不是增加收人。”
县委副书记说的比区委书记更加深刻、更加透彻。生宝听了,觉得从心里往外舒服。他努力从这两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学点道理。他竭力使自己不插话,不岔开他们的话头。他恨自己不多识字,不能像区乡干部那样,往本本上记两位书记讲的话。他常常苦于自己不懂很多道理。他很后悔没有把冯有万领来,让他也听听革命道理。懂得这些道理,干起来人心里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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