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梁生宝就从他们社副主任高增福怎样拆掉自已的草棚屋来添补修建饲养室不足的物料,饲养室怎样在男女社员热情劳动下三五天就完工了,一直讲到高增福和冯有万入党的那天晚上通夜在工地劳动的情景。生宝谈到他最亲近的两个伙伴的时候,语调和神态上似乎禁不住动了感情,显着他自己首先心里很激动。杨国华注意盯着,见他甚至于一点也不拘束了。简直不像在县委会议室全县的社主任们中间,倒像在蛤蟆滩铁锁王三院里的草棚屋办公室里。
杨国华很满意。梁生宝的发言表明他完全理解了杨国华报告的思想和观点。生宝说得更具体、更生动、更有说服力。他看见所有的社主任们都很感动。他转眼又看看刚才嗤笑梁生宝的那几个县干部,他们也在严肃地思索着什么了。杨国华想你们也许从这段话里懂了一点群众的力量有时候会是物质力量的道理吧?可借陶宽同志宁愿埋头在隔壁办公室里看文件,不原过来在这个会上听听这些人的声音。
“现时灯塔杜比我们穷,过几年,怕灯塔社比我们哪个社都要富哩。”王宗济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
叶正兴说:“一定!”
何守业说“就是这话!”
杨天福说:“用不了五年!”
杨国华自己当然也是这种看法。他笑着看了看梁生宝,他正在紧着他头上的包头巾。大约是被大家称赞得脸不知怎样表情,手也没处放吧,他拿这个不必要的动作掩饰自己的局促。杨国华亲切地看看生宝对大家说:
“那就要灯塔社干部们兢兢业业。可不敢犯大错误。常常因为自己某一方面好,就忽视别的方面差,以为自己什么都能行,什么都没问题,犯个大错误撂倒,就得些时间往起来爬哩。这可不是吓唬你呀!”杨国华最后一句话转向梁生宝说。
“明白,”梁生宝很理解地说,“杨书记!哪里还敢粗心大意呀!”
这样,他在发言结束以后却又接着谈起他社的草棚屋饲养室小、牲口多了气味不好,有些太老太弱的牲口已经比合槽时瘦了的问题。他谈到下堡五村的社外群众怎样议论这件事情,社员们对这件事情怎样感到不安。他又谈到他们怎样准备一方面勤起圈粪,使饲养室气味小些;另一方面打算在二月初八黄堡镇骡马大会上卖掉一些老弱牲口,买几头强壮性口,既减少了头数,又好使用。……
“现时贫雇农入社时带进来的这些老牛瘦驴,喂草时净是嘴,垫圈时净是腿,使用时没一点劲儿。”梁生宝最后形象地说。
扬国华听得津津有味,沉入了思索,甚至忘记了主持会议。
人同此心。所有其他的社主任们乱嘴纷纷地说:他们也有这个问题,也要这样办理。虽然他们的饲养室大些,情况比灯塔社好些,牲口还没明显地瘦哩;但贫雇农社员入社的牲口,却和灯塔社一样,都是些老牛瘦驴。
王宗济说:“我们大王村四个社,这回全村的贫雇农都入社了。有些贫雇农入社时连牲口也没,又交不起耕畜投资……”
杨国华连连地点着头,把这个实际问题记在他的笔记本本上。
何守业说:“大王村互助组办得最好,还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甭说了。没牲口、又没钱交耕畜投资的人家,比一般农户入社更心急。咱们怎么能把人家挡住呢?全是基本群众”
杨国华继续埋头往本本上记着,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叶正兴看看对面坐的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试探地说:
“能不能给刚办的农业社分一点牲畜贷款,扶持一下?要不,刚办起的农业社猛乍拿不出那么多钱,替最困难的社员抵垫。”
杨天福说:“这比一家一户好扶持。不要多,帮助一把就行了。我们也不能全靠贷款……”
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朝县委副书记笑着。杨国华往本本上记毕以后,独自轻轻地点着头,考虑着这个问题。他笑问梁生宝:
“你们那里贫雇农社员最多,你怎么反而不说话呀!”
梁生宝朝韩培生笑笑,然后坦白地说:“我从蛤蟆滩起身的时候,就有了这意思;可是进城以后,又打消了这念头。”
“为什么呢?”杨国华笑问,“是不是耍滑头,要钱的事让别人出头呢?”
“不是的,”生宝老老实实说,“是我们社的互助组底子差,刚办社头一回进城就要钱,更不合乎……”
“不合乎什么呀?”杨国华爱追根究底地问。
梁生宝看了看韩培生,鼓足了勇气说:“不合乎办社条件喀”
杨国华仰头哈哈笑了:这个年轻人心眼蛮多哩。看来,他已经从韩培生嘴里知道县上对试办灯塔社有怀疑吧?杨国华对社主任们提出的要求,不能当下作出答复。他只说大家把实际问题谈出来,很好;至于到底怎么办,要等县上研究以后再决定。他这样说的时候脑子里就有个很大的问号:陶宽同志对这个问题会持什么态度呢?
这一天休会以后,杨国华叫农村工作部长和农业局长留下来简单地征求了一下他们对农业社要求耕畜贷款的意见。他到家匆匆忙忙吃过晚饭,急速返回办公室,带上他的笔记本,就去找陶书记汇报。他不能在晚上的汇报会上谈这个问题,因为要是陶宽同志对这个问题持着和他相反的态度(他估计很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在那个场合,当着各区和县级部门领导同志的面,县委的两个书记争论起来多不好呢?不争论吧,这是对革命不忠诚、对人民不负责任。不管对不对,只看领导的意图办事,而实际违反党性——这和杨国华的精神根本不相容。因此他决定单独汇报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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