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陶!”杨国华胳膊挟着笔记本,在会议室隔壁陶书记办公室窗外喊叫,精神上准备着一场看来不可避免的辩论。
咦!屋里答应的不是熟悉的陶宽同志文静缓慢的声调,而是他的爱人王亚梅活泼爽朗的女声。
“老杨吗?请进来吧!”
杨国华揭起棉布门帘,王亚梅已经从屋里开了门,满面令人愉快的笑容。“老陶吃过晚饭,出去散步,一会儿就回来。”
“嘿!我赶了个紧,还是没赶上这老兄。”杨国华笑着说,看见办公桌上左右两边照例厚厚地堆着两摞文件;按习惯,左边是待阅的,那右边的上面一定批了“陶阅”。杨国华登时感到他的这个上级坐办公室,也不简单;要是换了自己在这个座位上,光批阅文件就拿不下来。
王亚梅问:“有急事和老陶商量吗?我叫公务员叫他去。”
“不,”杨国华忙阻止说,“老陶有胃病哩,整坐一天,饭后遛个弯儿,让他去吧。我知道他走不远。”
既然已经进屋来了,即使不必要从礼貌上考虑,仅仅表示两个领导人之间同志关系是很正常的,杨国华也只好坐下等陶书记回来。他走到北墙窗下,在一个沙发里坐下来。他把笔记本放在沙发中间的矮茶几上,然后转身从他坐的沙发右边的报纸架上取下一份用中间锯开的细木棍夹着的外地报纸。随意地翻一翻,浏览着大标题。
王亚梅给他取来了烟,又泡了茶。都放在他跟前的矮茶几上以后,这位热情的女同志踱到通卧室的侧门旁边,在靠墙摆得高茶几跟前的木椅上坐下来陪副书记。
“老杨,梁生宝有了对象,你知道吗?”王亚梅欣喜地问。
“听说有了,”杨国华高兴的目光离开了报纸,望着笑眯眯的王亚梅,“听说也是个互助合作积极分子,这次代表会来了。你见过这个姑娘吗?”
“不是姑娘。老杨!”王亚梅忍不住笑副书记不知底细。
“怎么?”杨国华迷惑地问,“那天汇报会上碰见王佐民,他告诉我这个事儿。我问他对象是哪里的,他说是峪口区竹园村的姑娘……”
“嘿嘿,他没给你说全面,是峪口区竹园村的姑娘,可曾经是窦堡区范村的媳妇来,离婚以后回了娘家的。”王亚梅说,把她所知道的女方同什么人,为什么和怎样离婚的情形,当做等人的时候的闲话,简短地说了一下。
杨国华听得蛮有兴趣,笑说:“女同志对这号事注意得细心……”
“才不是呢!老杨!”王亚梅非常直爽地反驳,“要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梁生宝,人家说他的对象,我连一句也没兴趣听哩。你笑什么?实在是关心。我头一回到蛤蟆滩,生宝的童养媳妇还活着。我这回到蛤蟆滩,可怜的病包媳妇已经不在世了,听说生宝和官渠岸的徐改霞两个有过意思,后来没成功,姑娘进工厂去了。建社工作组的同志对生宝的婚姻问题都很担心:快三十岁的人了,很难找到个合适的对象。现在他母亲在着还好,将来难免影响他在社里工作。所以听说他有对象了,我就打听了个仔细。今天下午,我还故意去参加峪口区竹园乡的小组讨论,看了看她本人呢……”王亚梅说着,高兴得笑眯了眼睛。
“怎么样呢?”杨国华问,心里很赞赏王亚梅的热情;她关心生宝完全是从革命工作出发,并非对这号事特别有兴趣。
“挺好!”王亚梅谈起生宝的对象给她的印象,“身体特别棒,一看就是好劳动妇女的样子。人又开通又大方,一点也没婆婆妈妈气。老扬,我还听了她发言哩,挺会用脑子。讲话很清楚、很流利,简直不像是南山根儿农村来的……”
“啊啊!这么说,真是难得。”杨国华更加高兴,吸着一支烟说,“那么就叫梁生宝抓紧嘛!”
“已经面谈过两回了,还保密哩,后来公开了。“王亚梅正说着,陶书记在门外咳嗽了一声。她从高茶几旁的木椅上站起来,对进了门的丈夫说:“老杨等你商量事情哩……”
“噢,什么事情?”陶书记刚从外面进了晚上生着炉火的房子,一只手摘下黑呢制帽,笑问从沙发里站起来的副书记。
杨国华手里拿着报纸说:“给你汇报个情况……”
“不能在汇报会上讲吗?”陶书记问,把呢制帽挂在衣架上。
“需要研究一下,作个决定。”
“那好嘛。我们抓紧谈。”陶书记穿一身蓝咔叽布棉衣的高大身子,在矮茶几另一边的沙发里坐下来了。
王亚梅进侧门到卧室里取了点什么东西,出来打了个招呼,就回她自己工作的青年团县委去了。杨国华把报纸放回报架上以后,就坐下来开始翻他的笔记本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农业社主任会议的一般情况,杨国华就不在这里谈了。他只把社主任们谈到耕畜问题的内容归纳起来,比较系统地说明由于初次办社,社员们绝大多数是贫雇农,而一般贫雇农,就是土改后养得起牲口的,多半也是老、弱、残、次。这种情况使这回试办的农业社都喊叫畜力很弱、很不足。他又引用了社主任们所谈的具体事例说明:有些老弱牲口在小农户手里倒也罢了,牵到农业社的大糟上以后,经营管理既棘手,使役又不顶用……
“所以社主任们都想把最弱的一部分牲口卖掉,另买一些强壮的牲口。这样做对农业社是有利的。”杨国华十分自信地汇报着,闪闪的目光不时地看着陶书记戴着近视眼镜的脸。
“很好嘛!这有什么问题呢?”陶书记很赞成地笑着,划根火柴点着了纸烟,然后又笑着,显得很容易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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