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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集团登场

朱棣之所以会设立内阁，除了能让他们为皇帝分担工作，还有一个原因是希望后世子孙在权力斗争时，不用像朱允炆那样和官僚集团正面对抗，有内阁从中缓和，可以吸引一部分火力。做完这件事后，朱棣又把宦官集团拉上了政治舞台。

朱棣在宫中设立内书堂，并派学识渊博的大学士教年幼的宦官读书、识字，待他们学业有成后，又逐步放权让他们熟悉、处理政务。比如司礼监秉笔太监就可以批阅奏章，因为用的是红墨，所以经秉笔太监批阅的奏章被称为“批红”，掌印太监再在“批红”的奏章上盖上审核通过的印章，该政策就可以直接交由六部正式施行了。

内阁设立初期，朝臣们没有反对，当朱棣开始启用宦官时，反对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更有甚者直接对朱棣进行人身攻击，认为他擅改朱元璋定下的制度，不忠不孝、祸国殃民。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认为宦官干政祸国殃民，非但不喜欢他们，还设立了一大堆禁令。朱元璋规定：宦官身为内臣，官职品级不能超过四品，月收入不能超过一石米，不能干预政事，也不能兼任朝臣的文武官衔，违者杀无赦。除此之外，朱元璋还禁止宦官读书认字，更不许他们与朝臣建立交情，只能在宫中干活。

众所周知，朱棣起兵的理由就是朱允炆任用奸臣、擅改祖制，所以在继位之后朱棣始终高举“先帝路线不可动摇”的大旗。在设立内阁时，朱棣尚且小心翼翼地避开朱元璋设置的禁区，可他为什么宁愿冒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风险，也要在任用宦官的问题上坚持己见呢？

史书给出的说法是报恩。在朱元璋执政期间，宦官的地位非常低，不但没有任何权势，当宫中一些大人物去世后，还会有一批宦官殉葬。广大宦官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可面对朱元璋这种强势皇帝，他们就算有再多的怨愤也只能藏在心中。

朱允炆继位后，宦官们本以为有了出头之日，可朱允炆所面临的局面过于复杂，他整天忙着处理官僚、士绅、功臣、藩王之间的争斗，根本顾不上理会宦官的处境，只是简单延续了朱元璋冷遇宦官的做法，这使得宦官们非常不满。反观北平府的宦官，他们始终受到朱棣的赏识与重用，更在靖难过程中为朱棣立下过汗马功劳，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郑和。

一方是对宦官爱答不理的朱允炆，另一方是喜欢破格提拔、重用宦官的朱棣，他们会选谁做主子呢？这种选择并不难，朱允炆身边的宦官们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到朱棣一边，据说“南京空虚，希望燕王赶紧南下”的消息就是他们传到北平的，他们希望朱棣早点得天下，好改善一下他们的艰难处境。朱棣非常感激那些帮助过他的宦官，这才有了不惜得罪朝臣也要任用宦官的事情。

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道理，但肯定不是主因。如果朱棣只是为了报恩，完全可以用赏赐金银或取消殉葬等方式来改善宦官的处境，没必要把他们弄到前台。话又说回来，朱棣并不是道德完人，恩将仇报这种事他干起来同样驾轻就熟。曹国公李景隆就是开城投降二人组之一，朱棣最初给了他高规格的封赏，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子太师，增加岁禄，位列群臣之首。仅过了不到两年，周王朱橚上疏揭发李景隆，说他在率军抓捕自己时曾纵兵抢劫百姓，并向自己索取贿赂。与此同时，出身于朱棣幕府的文武群臣一起上奏，弹劾李景隆招收亡命徒，图谋造反。

面对这些黑材料，朱棣却表现得非常宽容，他认为李景隆为国家立有大功，不可能干出谋反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至于其他小错误，就让它随风而去吧。可群臣不依不饶，继续揭发李景隆，并且查出了他和弟弟李增枝密谋造反的切实证据，朱棣这才“勃然大怒”，下令褫夺李景隆的爵位，将他与李增枝及其妻、子数十人一同软禁于家中，并抄没其家产。

这事儿不用分析就知道是朱棣在打击、报复李景隆，为自己的亲弟弟周王出气，也没人敢说他忘恩负义。如果有哪位宦官敢埋怨朱棣，他的下场肯定比李景隆更惨。

既然报恩不是主因，那朱棣为什么要把宦官弄到前台呢？主要是因为朱棣在构建权力格局的过程中遇到了困扰。朱元璋真刀真枪打出一个大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完全可以不要任何助手，独自面对一切问题，对于白手起家的马上皇帝而言，还有什么能比打天下更难呢？可朱元璋的子孙们并没有这种机会，即使有这种机会，也未必有这种能力。一个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且毫无威望和执政经验的皇帝，他拿什么跟朝堂上那帮官僚斗呢？拿什么和久在边疆的藩王斗呢？

朱元璋禁止宦官干政的举动注定是徒劳的，宦官集团必然会在某个时间节点重登历史舞台。如果有其他选择，我相信没有哪个皇帝会让宦官出来干政，可如果没有其他选择，皇帝不用宦官又能用谁呢？宦官从小陪伴皇帝一起长大，他们天然就有一种亲近的关系，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度更高，他们也最适合成为皇帝手中的刀，帮助皇帝披荆斩棘。

什么样的人才会选择做宦官呢？自然是那些敌对势力的俘虏和平民百姓的孩子，有钱有势又不曾违法的家庭决不会舍得让自己的宝贝儿子去跳这个火坑。这些俘虏或平民子弟自幼年便已入宫，与宫外的生活早已一刀两断，就算有些宦官在长大之后受到了皇帝的重用，他们的家人因此受惠，这些家人也不会认为那位宦官的出现是光宗耀祖。他毕竟是一个身有残缺的宦官，家里出现这样的人物只会令祖先蒙羞，所以宦官的家人虽然会欲拒还迎地拿好处，心里却依然会鄙夷他们。

宦官身有残缺，皇帝不必担心他们会为后人的荣华富贵而培养势力，有些宦官喜欢收养义子，但这种不以血缘为纽带的势力很容易烟消云散。还有些宦官会接受同族侄子的过继，可他们对这些后人的感情也非常有限，因为宦官大多不是自愿入宫的，而是被亲人送进皇宫的，这对宦官而言，岂不是推他们进火坑？当宦官功成名就之后，又会怎么看待那些当年推他们进火坑的亲人呢？

当宦官出现在朝堂上时，朝臣们或许会在表面上对他们客客气气，但内心深处同样瞧不起他们。朝臣们都是通过科举录取的天之骄子，宦官却是通过净身的方式抄近道，这就像在高考过程中，有人愿意献祭自己二、三十年的寿命获得翻书抄答案的资格一样，通过正规渠道录取的学生怎么可能瞧得起他们呢？

皇帝还在时，他所任用的宦官自然可以权势滔天，可当这位皇帝离世或被人赶下台后，他所任用的宦官就会立刻失势——因为新皇帝也会有自己亲近的宦官，前朝的宦官只得靠边站，甚至还有被清算的风险。基于这种原因，宦官必须忠诚于提拔他们的皇帝，否则祸福难料。当然，唐朝的宦官是个例外，因为唐朝的宦官有调动禁军的权力，这属于特例。

了解完上述客观事实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宦官由于身份特殊，天生就是做“孤臣”的料，他们和皇帝一样，都是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最适合抱团取暖。官僚集团是怎么摆弄朱允炆的，功臣集团是怎么支持藩王搞分裂的，朱棣对此一清二楚。如果不想办法限制这些利益集团，他可以起兵造反，后世的其他王爷难道就不会有类似的想法吗？基于这种需求，才有了朱棣设立内阁、启用宦官的事。

提起明朝的宦官，大家想到的基本都是王振、汪直、刘瑾和魏忠贤等人，因为他们都是盖棺论定的反面人物，这使得绝大多数人对宦官集团的印象极差。作为大明第一位任用宦官的皇帝，朱棣手下的宦官表现得怎么样呢？

宦官郑和是云南昆阳州人（今云南省昆明市），在上一本书中我讲过，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派傅友德、沐英和蓝玉统帅三十万大军收复云南，郑和就是在那场战斗中被明军所掳，并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被送入皇宫服役。这则史实告诉我们，郑和本该是大明的仇人，可他却选择放下仇恨，难能可贵。

洪武十八年（1385年），傅友德和蓝玉奉调镇守北平，郑和也跟着来到北平，并被调入燕王府服侍朱棣，朱棣起兵靖难之后，郑和也跟着军队一起行动。郑和本来不姓郑，因为在靖难过程中（据说是郑村坝之战，存疑）立有战功，被朱棣赐姓为郑，史称“三保太监”。

建文四年（1402年）十一月，郑和以宦官的身份受命祭祀朱棣的乳母冯氏。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郑和刊印《佛说摩利支天经》，并请姚广孝撰写题记，这说明郑和与姚广孝关系密切。再加上郑和下东洋和下西洋，无不表明郑和是朱棣身边的大红人，同时也为大明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宦官王景弘是福建漳平人，他的发家史与郑和大同小异，也是随朱棣一同起兵靖难，在战争中立有功勋，受到朱棣的褒奖后又成为郑和的副手，随郑和一同下西洋。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出面与各国国王交涉，充当好人的一般是郑和，而“下狠手，打黑枪”充当恶人的则是王景弘，两人配合默契，化解了数次危机。

在第一次下西洋途径麻喏巴歇国（今印尼爪哇东部）时，该国分裂成两派正在内战，当大明的船队出现后，西边那派居然暗杀了一位大明的海员，并嫁祸给东边那派。郑、王二人都是宫斗老手，这点鬼把戏哪骗得了他们，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西边那派的领袖派使者向郑和请罪，郑和表示自己并未放在心上，王景弘则顺势索要了一部分当地的特产，并要求两派同时向大明称臣。

在第二次下西洋时，大明船队经过古里国（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一带），郑和代表大明册封当地的一位首领为古里王，王景弘则暗示古里王：我们大明对你这么好，你该怎么报答我们？后来古里王命人竖起一块石碑，在上面刻下了此次事件的全过程，表示愿意永世臣服于大明。

在第三次下西洋时，大明船队途经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一带），郑和亲自册立满剌加国王，并震慑了长期与之敌对的暹罗。王景弘则再度化身“搜刮狂魔”，大明船队离岸时，船上几乎载满了沉香等名贵物品。

宦官侯显生于洮州，也是朱棣手下年龄最大的宦官之一，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我们也能看到他的身影，但侯显最大的成就并不在此。

侯显是藏族人，他与郑和一样，做出了相同的选择，那就是帮助大明缓解矛盾，为民族融合做出了极大贡献。

亦失哈是海西女真族人，当朱棣决定在特林设立奴儿干都司时，他被任命为钦差太监，率领官军千余人，乘坐大船二十五艘，护送康旺等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前去赴任并巡视所辖卫所。从永乐十七年（1419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亦失哈每年都会前往奴儿干都司一带巡视，后又先后担任开原镇守使和辽东镇守使，虽然后来因“土木堡之战”而屡遭弹劾，但他长期服务于边疆地区，默默无闻地为稳固大明边疆做着贡献。

宦官刘永诚是直隶大名府人，也是明初著名的宦官战将，曾数次随朱棣北伐，到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刘永诚又在平定汉王谋反的过程中立有大功。刘永诚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和宪宗六位皇帝，为大明服务七十余年。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刘永诚赞不绝口，认为他是所有宦官的典范。

上述五位宦官都是朱棣执政期间的社稷栋梁之材，但在朱棣所任用的宦官中，也有一些拖后腿的。宦官马骐也是随朱棣一同起兵靖难的人，朱棣登基之后，认为马骐聪明伶俐，于是任命他为监军并兼任采办使，协助交趾总兵官张辅和交趾布政使黄福一同管理当地。

马骐为人贪婪，总喜欢搜刮民脂民膏，所使用的方法也比较下三烂，张辅看不下去了，于是向朱棣打报告，希望能换个人担任监军。马骐得知此事后立刻反咬一口，说张辅在交趾训练当地土人，有割据交趾、自立为帝的打算。黄福同样看不惯马骐，认为他的行为过于激进，很容易导致当地发生民变，也希望朱棣把他给换了。马骐仗着朱棣的宠信，又污蔑黄福也有造反的打算，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从朱棣时代起，影响大明二百余年的内阁和宦官相继走到前台。至此，由朱元璋定下“数据化”基调，再由朱棣定下执行方法的封建君主专制体系彻底成型，内阁大学士有决策权，太监有否决权，六部有执行权。内阁首辅和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朱棣之后的皇帝逐渐退居幕后，却依然遥控着局势，虽然他们始终都会受到各大利益集团的掣肘，但没有一个是傀儡皇帝，这个体系的厉害程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