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一言难尽的外战

当草原势力统一之后，最好的战略自然是南下侵略中原，可他们早就被成化皇帝朱见深给打怕了，无论是王越还是汪直，都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所以在达延汗制订战略规划时，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向西扩张：那里有叛徒瓦剌，还有吐鲁番，我们可以一路杀向中亚，重走一遍成吉思汗当年走过的西征路，然后再挥师南下灭明。达延汗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这一建议似乎很有道理，但又有一些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他也说不上来，毕竟他亲政时间太短。

众说纷纭之际，少师托郭齐实古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先西后南的战略不可取，当年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西边的花剌子模刚扩张没多久，很多地区并未归心，被成吉思汗打了个时间差，而南边的金国和宋国对峙已久，也给了成吉思汗分化瓦解的机会。现在西边的吐鲁番成熟且强大，远胜当年的花剌子模，南边的大明更是武德充沛，绝非腐朽的金国和弱小的宋国可比，如果盲目地照搬照抄，很可能会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境地。

达延汗认为托郭齐实古锡的说法很有道理，于是问他该怎么办。托郭齐实古锡建议：“瓦剌势弱却依附于吐鲁番，暂时没必要搭理，我们现在处于两强的夹攻之下，应该拉拢一方联手打击另一方。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与吐鲁番取得联系，请他们出兵攻打哈密，然后从西北部蚕食大明，我们则从山西和辽东等地南下，让大明北方永无宁日。”

托郭齐实古锡的建议赢得了众人的认可，达延汗立刻照办。他派使团前往吐鲁番求见阿黑麻汗，希望他能够出兵攻打哈密，自己则南下攻打大明，为他分担压力。阿黑麻汗对这个建议非常感兴趣，但他之前与亦思马因缠斗了许久，而亦思马因又是从东蒙古草原过来的，所以心中难免有些疙瘩，于是不冷不热地对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大汗，吐鲁番有自己的计划，蒙古想怎么做自己去做就行了。”

使者回到草原后把相关情况备述了一遍，托郭齐实古锡认为：阿黑麻汗现在对我们不信任，那我们就率先出手，给他看看我们的诚意。于是从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开始，达延汗入寇大同，一旦被明军发现，便立刻假冒使团。这件事我在前文中简略提到过，或许有人会认为达延汗格局太小，整天净干些鸡鸣狗盗的腌臜事，可实际上这只是达延汗在向吐鲁番表示诚意。

蒙古出手了，阿黑麻汗心下稍安，觉得这个新可汗值得信任，于是在同年十一月再度出兵攻占哈密，并杀死了大明的第九任忠顺王罕慎。

蒙古和吐鲁番先后出手，朱祐樘立刻做出了反应，但他的反应绵软无力，无外乎警告加斥责，史书的说法是“薄其赏赐、拘其使臣、却其贡物、敕其悔罪”，翻译过来就是：降低了原本的赏赐数额、扣押了对方的使臣、拒收了对方的贡品，并发下敕令要求他们悔过。

至少从短期来看，朱祐樘的这一应对毫无作用，吐鲁番和蒙古该干吗还干吗，直到三年后的弘治四年（1491年），阿黑麻汗眼看在哈密已经捞不到什么好处了，这才将哈密的八座城池、忠顺王金印以及五百多名被俘的百姓还给大明，双方恢复友好往来。哈密重新回到大明手中后，朱祐樘任命安定王阿儿察的族人陕巴为第十任忠顺王。弘治六年（1493年），阿黑麻汗再次灭掉哈密，陕巴只当了两年忠顺王就被阿黑麻汗所俘虏。

按照约定，西北边打得热火朝天时达延汗应该大规模南侵才对，可他只是持续进行小规模骚扰，始终没有派兵南下，因为此时的达延汗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我在上一节结尾时说过，达延汗将所辖领土重新划分为左翼、右翼，其中左翼相对稳定，察哈尔部和喀尔喀部算是达延汗的基本盘，而少师托郭齐实古锡是朵颜部的重要人物，如果他俩能够和睦相处，整个左翼就大致安稳。但在达延汗亲政之后，托郭齐实古锡并没有选择放权，反而努力刷存在感，希望能从“少师”升级为“太师”。最初达延汗并未表态，后来不断有人站出来为托郭齐实古锡发声，认为他可以当太师。达延汗有些烦了，于是对众人说：“蒙古之所以会有那样一段混乱不堪的历史，都是太师作的孽，我决定废掉这个职位，谁也不要当。”

达延汗的这个说法还真有些道理，自瓦剌的也先被杀、鞑靼复兴以来，他们的历任太师分别是孛来、毛里孩、癿加思兰和亦思马因，全都是标准的乱臣贼子。但当时谁都知道，托郭齐实古锡的目标就是成为太师，达延汗此时说这种话托郭齐实古锡会怎么想呢？

除了托郭齐实古锡的麻烦，右翼的问题也很多。鄂尔多斯部算是达延汗的死忠，但蒙郭勒津部是满都海在和乌讷博罗特分道扬镳之后打下来的，后来一直让他们当炮灰，因此这个部落始终对达延汗有怨气，具体点说是对满都海有怨气，但满都海是达延汗的妻子，他自然要接下这段恩怨。最大的麻烦来自永谢布部，他们一直都是由历任太师所掌握的精锐，亦思马因在干掉癿加思兰后也曾获得过永谢布部的效忠。达延汗干掉亦思马因之后永谢布部并未向他效忠，而是从内部推选出一位名叫亦不剌的新领袖，据说此人是故瓦剌太师也先的后裔。达延汗见永谢布部不愿意投降，便准备给他们扣上“亦思马因残部”的帽子，然后率军灭掉他们。亦不剌深知达延汗势大，不能与之硬拼，于是便假意臣服，总算是避免了这场灭顶之灾。

内部有了托郭齐实古锡和亦不剌这两个不安定因素，再加上达延汗年少，威望不高，所以他根本不敢放手南侵大明，只能每年维持一定规模的入寇，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拉选票，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由于这段历史和大明的关联不大，而蒙古史书对于年份的记载也不详细，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得知达延汗为了解决这两个不安定因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我们目前所能确定的是：至少在弘治五年（1492年），托郭齐实古锡这个名字已经从史书中消失了，而朵颜部则成了达延汗的死忠；亦不剌的名字虽然没有消失，但也不太活跃了，应该是在遭受连番打击之后选择了蛰伏。

暂时压制了内部反对派之后，达延汗便增加了对大明的入寇次数，搞得大明烦不胜烦。弘治六年（1493年）二月，御史李善上奏朱祐樘，希望朝廷修筑辽东边境墙。李善在奏疏中说：“由于滨河的存在，辽东地区的防御难题一直存在。夏天的时候水浅，敌人骑着马蹚水就能过河；冬天的时候水面结冰，敌人走在冰上如履平地。南边有辽河，这条河更大更深，所以夏天不太浅，冬天也不容易结冰。如果敌人攻打辽东，我们在南边的军队反而不好救援。以前有一条老路可以从广宁直达开平，臣建议重修这条老路，再把边境墙建起来。这样一来，辽东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朱祐樘一直想找到一劳永逸的办法，听了李善的建议后他非常开心，于是立刻下令施行。

事实证明，光修边境墙还不够。弘治七年（1494年）十一月，兵部尚书马文升提议：“近年来边境地区多次遭蒙古袭击，损失惨重，具体原因是烽火台相隔太远。应该加大烽火台的密度，同时加派人员看守，保证在发现敌情后烽火台可以在第一时间被点亮。与此同时，还要围绕着新修的烽火台建立新堡垒，将一应生活物资储备在内，士兵们就不会因为外出挑水砍柴而被敌人伏击。”朱祐樘觉得这个办法也很好，于是听从马文升的建议，边境地区开始大修大建。

从弘治六年到弘治七年这段时间，我们虽然无法得知达延汗的具体行动，但根据大明的反应来看，边境问题显然已经处于“愈演愈烈”的阶段，大明连打都不敢打，只想着把自己打造成一只坚不可摧的乌龟，让蒙古无处下口。这种想法非常荒谬，就在弘治八年（1495年）正月，达延汗眼看在东边打不开缺口，于是转而从河套地区下手，大举入寇凉州，领头者是达延汗本人，还有在史书中出场次数不多的亦不剌，以及蒙郭勒津部的新领袖火筛。

事件的起因是亦卜刺命人入河套地区放牧，与大明百姓发生冲突，在杀伤多人之后蒙古牧民撤退，数日后又来。朱祐樘对东线不太注重，但对西线却非常在意，于是立刻严令边军戒备。当蒙古牧民再度进入河套地区放牧之后，朱祐樘连发两道敕令，命蒙古不得再挑起事端，否则后果自负。亦卜刺将相关情况汇报给达延汗，经过一番考虑，达延汗决定亲自率军南下，试探一下大明军队的实力。

得知达延汗大军出动后，朱祐樘立刻任命右都御史刘宁为总兵官，率边军三万御敌。刘宁的水平怎么样呢？恐怕不怎么样，当他率军来到河套地区之后居然立刻安营扎寨，美其名曰“稳扎稳打”。实际上刘宁的确做到了“稳扎”，却从来没想过“稳打”，他命人将百姓聚集在一起，然后任由蒙古骑兵肆虐，简单说就是摆了个乌龟阵，你跑到我嘴边我就试着咬你一口，咬不到我也不着急，反正你也不敢绕道孤军深入。

这就是官僚当道的最大弊端，他们奉潜规则为圭臬，事事强调安全第一。如果战事风平浪静，那么刘宁完全可以在事后妙笔生花，将自己的英明神武和敌军的闻风丧胆刻画得栩栩如生，蒙古每次入寇都会携带大量牧民，只要能想办法杀伤一些，就可以炮制出一场“大胜”。可刘宁万万没想到，蒙古这回不是入寇，而是入侵，领头者是他们的首领达延汗。

达延汗不是第一次面对明军，但他是第一次面对这么怂的明军：我都杀到大明领土了，你居然还在自己的地盘上玩防守反击？而且看样子还是主动防守，消极反击。这种水平的庸才竟然也能成为一军之统帅？看来大明真是无人可用了。

当然了，刘宁龟缩死守，达延汗在短期内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于是他命令亦卜刺和火筛率军打头阵。接到命令后，亦卜刺和火筛在心中暗骂：“好事没我们的份，冲锋当炮灰都是我们的活，有你这样当大汗的吗？”骂归骂，命令却不敢不听，于是二人只得亲自带领精锐冲锋，力求能减少一些损伤。

可出乎亦卜刺和火筛预料的是，这支明军看起来非常好欺负，骑兵都快冲到面前了，他们还死守着阵型一动不动。按说只有名将才能带出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强军”，可近距离一观察，不少明军早已吓得瑟瑟发抖，这哪是什么强军啊，分明就是一群胆小鬼。冲杀了一日，明军有多少损伤我们不知道，蒙古军这边则是三人被杀，五十多人被俘。好在亦卜刺和火筛眼看暂时也冲不破明军的防御，自然也没兴趣继续打下去，于是下令收兵。到了晚上，二人再度组织攻势，然而并没有什么收获，第二天，明军这边左参将杨玉率军来援，达延汗命令撤军。

战果一出来，刘宁兴奋了，他立刻开始为自己邀功，在奏疏中将蒙古人吹嘘得如同天神下凡，自己率领三万大军浴血奋战，最终夺得三个首级！不对，这么写太少了，干脆夸张一点，就写“斩首六十余、俘虏近百”。捷报传至北京，朱祐樘大为开心，立刻下令嘉奖刘宁。可当刘宁回到北京之后，却有人弹劾他伪造军功、欺君罔上，左参将杨玉就是证人，刘宁非常郁闷，当场痛骂杨玉不择手段陷害自己，以后全军上下都将视他为仇人。朱祐樘本想将刘宁流放边疆，但马文升为他求情，于是只将他罢官放回原籍，这事就算结束了。

到了弘治十年（1497年），达延汗再度率军袭扰延绥、甘肃和宁夏，朱祐樘经过两年前的那场闹剧后也不太敢随意选帅了，于是问马文升谁能统兵御敌。马文升琢磨了一下对朱祐樘说：“臣观满朝文武，只有王越可担此任。”朱祐樘听到王越这个名字后面部表情非常奇怪，老王的确功勋卓著，但他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了，还能上马打仗吗？马文升得知朱祐樘的顾虑后劝道：“统兵元帅主要是运筹帷幄，资历越老经验越多，王越非常适合。”这帮官僚很精明，通过上次的战斗来看，刘宁虽然没用，但他手上有实打实的三万大军，就这也没能击败达延汗，可见其强势，这个统兵元帅之职就是个烫手山芋，推荐谁都会得罪人。既然必须得罪人，不如直接得罪王越，反正这个家伙一向自命清高，他也不太会在意这种事。

自汪直被调往南京之后，王越也受到连累被罢官。直到弘治七年（1494年），六十八岁的王越才获得平反，朱祐樘给了他一个职级，方便他领退休金。弘治九年（1496年），吐鲁番和蒙古联手攻打大明周边，当时就有人建议把王越召回，但有不少人表示反对，认为王越是“阉党遗丑”，不可重用。但到了弘治十年（1497年），大明实在是有些顶不住了，于是只得捏着鼻子把王越请了回来。王越对这帮官僚没什么好感，但此刻国难当头，什么好感恶感都先放到一边，想办法退敌再说。

王越复出之后，朱祐樘加封其为太子太保，总督甘肃和凉州军务，并兼任两地巡抚。王越认为甘肃和凉州久遭边患，军无战心，应该调延绥和宁夏两地精兵参战，否则绝难取胜。朱祐樘认为王越的建议非常有道理，于是将延绥和宁夏的军政大权也一并交给了他。

总督四地兵马的王越有了底气，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六月主动出击，率六千精兵突袭贺兰山。此时的贺兰山由亦卜刺驻守，当他得知王越来袭之后，立刻写信报告达延汗：“制造红盐池血案的那个刽子手又来了，这次我定要为满都鲁汗报仇雪恨！”达延汗接到来信后立刻率军亲往贺兰山支援，誓要亲手斩杀王越。

弘治十一年七月，王越兵分三路，延绥副总兵和都指挥同知朱瑾从南路上山，都指挥使张安及监枪右监丞郝善从北路上山，王越本人与宁夏镇守太监张僴、都督同知李俊从中路上山，又将后勤补给部队与当地卫所士兵分为南北两个岗哨，随时准备上山接应。就在王越等人刚离开没多久，一支蒙古骑兵准备摸黑偷袭，南北岗哨发现后主动出击，斩首二十余，抢下了开门红。

当王越得知山下出现敌军后，立刻命令北路军返程，张安率军回到山下后与两个岗哨的军队合并，然后率军追击那支败逃的骑兵，途中遇到了另一支骑兵。这支骑兵人数略多，所以张安并未主动出击，而是命令全军就地驻守，蒙古骑兵眼见明军驻守，便打算利用冲击力将其冲散，可张安统兵有方，蒙古骑兵冲来冲去发现收效甚微，于是便有了撤军之心。张安抓住机会，立刻命令全军突击，蒙古骑兵猝不及防，又被杀了十余人。

此后两日张安反复与这支蒙古骑兵交锋，均获得了胜利。此时王越成功击败亦卜刺并占领贺兰山的消息传来，山下这股骑兵也开始撤退。达延汗行至半道得知贺兰山丢失，心里别提有多气了。可是气归气，现在蒙古地利已失，再去找王越的麻烦恐怕不太合适，达延汗只好鸣金收兵。这一仗被后世称为“贺兰山大捷”。

捷报传至北京，朱祐樘加封王越为太子太傅。就在王越准备班师回朝时，朝堂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深受朱祐樘宠信的宦官李广自杀身亡。

朱祐樘刚登基时，一帮官僚虚张声势把他给唬住了，可过了几年，朱祐樘发现这帮家伙是“银样镴枪头”，所以也不太尊重他们了，开始向他爹朱见深学习，恢复了传奉官和皇庄制度，同时重用宦官。在朱祐樘重用的宦官之中，李广因善于制作符录和祈祷祭祀而倍受宠信。

弘治十一年初，李广习惯性地装神弄鬼，建议朱祐樘在万岁山上修建一座毓秀亭以供神仙休憩。七月，也就是王越打出“贺兰山大捷”的同时，朱祐樘的小女儿去世，清宁宫还发生了火灾。当时就有传言说就是因为李广建议皇帝陛下修建毓秀亭才导致了这些惨祸发生。周太皇太后（朱祐樘的奶奶）非常恼怒地说：“李广整天不干正事，就知道撺掇皇帝搞歪门邪道，这才引来了灾祸！”李广得知此事后畏罪自尽。

李广之死有许多内幕，其中不仅包含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的争斗，更有后宫各大势力之间的博弈，但这与王越无关。可就是有人嫉妒王越，非说王越和李广之间有不清不楚的关系，李广能惹出这么多祸事都与王越有关。或许是担心这种说辞没有可信度，于是另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随即传出：王越之所以会授意李广蛊惑圣听，是因为他想把汪直给请回来，然后变本加厉地祸害朝堂！

消息传开后满朝哗然，吏部员外郎张彩因此愤而弃官以示对王越的抗议，朱祐樘本来不信，可他也知道王越与汪直关系好，于是便派人对王越说：“先帝（朱见深）临终前告诉我汪直是奸臣，我只是担心你难过，所以没把这事告诉你。”朱祐樘这话说得毫无道理，以朱见深对汪直的信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退一万步讲，就算朱见深真说过这样的话，又关王越什么事呢？老王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要拖着老迈的身躯出征，替你们朱家抵御外敌，结果没落着什么好，反而还要受各种诋毁，哪有这么办事的？王越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数日之后病倒，数月之后便病逝了，享年七十三岁，大明中期最优秀的将领就此陨落。

俗话说“人死债消”，可王越死后朝臣们对他的攻讦仍未停止，不少人联名上疏要求详细核查贺兰山之战的具体过程，他们怀疑王越并未取胜，只是通过杀良冒功的手法混了些人头来交差。也正是基于这些乱七八糟的原因，史学界对贺兰山之战的战果始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甚至无法得知王越攻山的具体收获，还有比这更混账的事吗？

弘治十三年（1500年），蒙郭勒津部的火筛率部入侵大同，明军只敢固守却不敢出城迎敌，火筛劫掠数日而还。朱祐樘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将大同军政长官尽数革职。这样做有用吗？没有。同年五月，火筛再度入寇大同，游击将军王杲率军反击，结果被火筛打得大败而逃。战报传至北京后，朱祐樘任命保国公朱永之子朱晖为总兵官，宦官苗逵为监军，统兵十万驰援大同。当朱晖和苗逵率军赶到后火筛已经撤退。大军此次北伐的唯一战果是一支斥候小队抓住了一个蒙古骑兵小队的尾巴，杀了三名骑兵。这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功劳，可朱祐樘却如获至宝，大肆褒奖了朱晖和苗逵，并开始逐级封赏，前前后后获得封赏的人数将近一万。杀了三个人，一万人受赏，朱祐樘之所以会办出这种荒唐事，主要还是因为急于造星：成化年间的“王越-汪直”搭档过于成功，所以朱祐樘总想造出一对可与前人相比的新搭档。“苗逵深受自己宠信，朱晖更是名将之后，自己对他们加以重赏，他们能否为我大明撑起一片天呢？”

朱祐樘显然是想多了，苗逵没有汪直的胆魄，朱晖比起王越更是天差地远，这两人如果按照正常轨迹慢慢历练，或许还能有不错的成就，但朱祐樘这手“揠苗助长”直接把这两人的心气给打散了。这么丢人的战绩却受到了如此高的封赏，说出去多羞耻啊。

从弘治十三年一直到弘治十八年，火筛每年都要入寇好几次甚至十几次，把大明当成了自家后院。明军除了固守待援根本无计可施，朱祐樘遍观朝野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担当重任的统帅。这其中固然有官僚集团排挤打压将才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这个皇帝魄力不足，眼光有限。达延汗时期的蒙古确实强大，但内部始终有掣肘，无论是亦不剌还是火筛，都与达延汗有着重重矛盾，如果利用得当，大明完全有机会战而胜之。要知道，即使是在全盛时期，亦不剌和火筛的可用之兵都不曾超过一万。只不过朱祐樘根本不懂这些，官僚们或许擅长在背后捅刀子，却绝不擅长在艰难恶劣的环境中战胜强敌。大明在朱见深执政时期武德充沛，却在朱祐樘执政时期沦落到此等地步，实在是一种悲哀。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朱祐樘病逝于乾清宫，享年三十六岁，死因据说是庸医用错了药，在朱祐樘病逝的三天之后，四名相关医务人员被逮捕下狱，随后尽数处死。

受一些爆款历史读物的影响，许多人对朱祐樘吹捧不已，认为他是让大明中兴的伟大君主，可在我看来，朱祐樘完全当得起“史盲鉴定器”的称号：要是有人吹嘘自己精通明史，你完全可以问问他如何看待朱祐樘这个人，如果他一通猛吹，那没跑了，这位肯定只读过通俗读物。但凡读过哪怕一位史学界专家关于朱祐樘的著作或评价，他都会对朱祐樘产生反感，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位自称精通明史的人只愿站在官僚集团的角度看问题。

朱祐樘的身后名非常有意思，明清时期的史料对他大加赞赏，可脱离这两个时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对朱祐樘的评价都不高，这是唯一一个被后世学者集体翻案的奇葩皇帝。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弘治皇帝（朱祐樘）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传统的历史家一致恭维他为好皇帝，既明智而又体贴人情，可是他们翻阅全部记录之后，看不出此人有何值得夸异之处，看来也不过是一位胆怯而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风云际会一朝得为天子，被安排成为一个业已整体化之文官集团名义上的首长，在位十八年。”

著名明史学家方志远说：“实际上，孝宗（朱祐樘）不仅为文臣摆布，更受内臣摆布，从其种种行事来看，应该是个智商较低或者相对弱智的皇帝。”

《剑桥明代中国史》的评价是：“他既不能向国家展示一种开阔的前景，也不能给它提供雄才大略的领导，对他感恩戴德的官僚们掩盖了他的一些错误。被他宠爱的张皇后是一个愚蠢和爱提要求的妇女，易犯小错误，而这些小错误也包括搜刮贵重物品，轻信花言巧语的和尚道士的教义，以及对她家族，特别是她那两个极为贪财的兄弟无限溺爱。前一个皇帝统治期间新出现的行政弊病，在他的后期又任其重新出现。”

很多人喜欢说朱祐樘的“弘治中兴”，可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词，《国榷》和《明史》的说法都是“成弘中兴”。

在关于朱祐樘的篇章中我加入了许多西域和蒙古的内容，除了因为这些内容的确很重要，还因为朱祐樘实在是没什么可写的。所谓的“中兴之君”居然连可供吹捧的具体事例都难以找到，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国家富强之时出现一位平庸的守成之君，玩玩小资情调，搞搞风花雪月，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朱祐樘恰好遇到了蒙古达延汗崛起，他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地压制这个生死大敌，如果朱祐樘能做好这一点，那么其他事情办得差一些也没关系，可他偏偏做不好这件事，还把烂摊子扔给他的儿子朱厚照来收拾，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获得“中兴之主”的评价呢？

或许有人会说：“朱祐樘在对外作战方面不行，但内政总还是可以的吧？”事实上，就连内政他也做不好。朱见深去世时全国流民数量大约只有几千户，可当朱祐樘去世时全国流民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一万户，对于这样一位皇帝，我实在是找不到任何可以夸赞他的地方。

很多人对官僚的认识就是“坐机关、打官腔”，不相信真有颠倒黑白的事情发生，可只要看看朱祁镇和朱祁钰这对兄弟的所作所为，再看看朱见深和朱祐樘这对父子的身后评价，大家应该就能对官僚集团颠倒黑白的本事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