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

实际上，这场叫作战争的东西带给我的个人体验，就像是在我清醒的那刻，一个梦所留给我的记忆，梦里有大海与雾气弥漫的小岛。一些事情感觉比较清晰，大概是因为自己的确亲身经历过，所以还尚带着一点儿余温。即便是最危险的事，如今也变得寻常无奇，直到每一天的流逝似乎不再有其他引人注意之处，只剩下与死神的恒久亲近。即便是这个念头，一开始虽然极为醒目，时间久了却也不免被抛在脑后，成为一种微不足道的常态。

——爱德华·穆斯利

1月1日 第三场华沙之战展开。最后俄国险胜。

1月 俄国与奥地利在加利西亚与喀尔巴阡山脉地区交战不休，并持续至4月。

1月4日 经过萨里卡米斯的大灾难之后，奥斯曼帝国中断了进军高加索地区的行动。

1月14日 英军部队入侵德属西南非。

2月3日 奥斯曼部队攻击苏伊士运河，但没有成功。

3月8日 英军进攻新沙佩勒的行动持续一个星期，但无甚斩获。

3月22日 加利西亚的普热梅希尔向围城的俄军投降。

4月25日 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上岸，目标在于打开博斯普鲁斯海峡。

4月 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展开大屠杀。

4月28日 德国与奥地利在东部合作展开一场成功的大规模进攻行动。

5月7日 美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沉。

5月23日 意大利对奥匈帝国宣战，并且入侵蒂罗尔与达尔马提亚。

6月23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展开初次进攻。收获不大。

7月9日 德属西南非投降。

7月15日 俄国在东部展开大规模撤退。

7月18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展开第二次进攻。无甚斩获。

8月5日 华沙被德军部队占领。

9月19日 德奥部队展开入侵塞尔维亚的行动。

9月25日 法国与英国在西部合作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收获不大。

9月26日 一支英军部队开始朝底格里斯河上游进军。

10月3日 一支英法部队在萨洛尼卡登陆，援助塞尔维亚。

10月9日 贝尔格莱德陷落。塞尔维亚开始崩解。

10月11日 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宣战，并且立刻展开侵略行动。

10月18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展开第三次进攻。毫无斩获。

11月10日 意大利在伊松佐河展开第四次进攻。小有斩获。

11月22日 泰西封战役。英军进军巴格达的行动中止。

12月5日 未能抵达巴格达的英军部队在库特阿马拉遭到围困。

12月10日 协约国开始从加里波利撤军。

1915年1月17日，星期日
理查德·施通普夫在黑尔戈兰岛外海刷洗“黑尔戈兰”号的甲板

一片寒冷的铅灰色海面。充满兴奋的期待已经消退，只剩下百无聊赖的乏味感。他们一场仗都没打过，甚至连敌人都没见到。在去年8月底的黑尔戈兰湾海战期间，他们虽然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响，却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其中。施通普夫认为那一天对于他和其他船员而言是“黑暗的一天”。他们最接近作战的一次，是在圣诞节当天听见英国飞艇的声音。由于“黑尔戈兰”号当时笼罩在雾里，所以那些英国飞艇没有攻击他们，但在较远处，一架飞艇对一艘巡洋舰与一艘货船投掷了炸弹，导致其中一艘起火燃烧。不过，施通普夫的战舰倒是朝着声音来处开了火——尽管是盲目开火，但却因这样而显得更加令人难忘。

“黑尔戈兰”号与德国公海舰队的其他船只并没有刻意回避敌人。由于英国海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此德国的海军战略乃是奠基于有选择地与英军交火。德国潜艇负责较为日常性的任务，阻挡运往不列颠群岛的补给品，借此逐渐削弱敌军的力量。不过，至今为止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海战，因为双方的海军将领都深深意识到他们有可能在一个下午就输掉这场战争。不过，德国却必须以其他成果掩饰自己在海上缺乏收获的景况。在战争开始之初，德国海军有不少轻舰队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海域，它们通常附属于当地的德国殖民地。这些神出鬼没的“海盗”很快就开始和巡视海域的英国舰队展开了令人深感兴奋的猫捉老鼠游戏。不过，德国公海舰队迄今为止一直都只限于在自家海域巡逻，以免祖国遭到敌人登陆。除此之外，就只是偶尔骚扰攻打一下英国北海沿岸而已。

自从圣诞节以来，“黑尔戈兰”号每隔一天就出外巡逻一次——这是一件很累人的工作，船员们在巡逻过程中通常没有多少睡眠时间。此外，这种工作也非常单调乏味。施通普夫在日记里写道：“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我如果把我每天的活动列出来，一定全部都是一样的内容。”

这一天，也同样充满了例行公事。

首先，施通普夫和其他水兵刷洗甲板，然后把所有的铜制配件擦得闪闪发亮。最后，他们又必须接受迂腐的制服检查。这种检查活动令施通普夫深感气愤。他在日记里写道：

由于羊毛短缺，我们已经很久没能更换船上的那些已磨损的装备了。但尽管如此，处长还是严格检查我们制服上是否有任何皱褶或污渍。不论我们怎么解释，他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烂借口！”老天为鉴，这类行为实在让我对海军深感厌恶。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再浪费这种力气了。幸好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我们这一个一样。

施通普夫只能默默接受这种“令人厌恶的服装仪容检查”，但他满心希望能够突然出现一架敌军飞机，“把一颗炸弹丢在这家伙头上”。可以让他自我安慰的是，他们今天下午就可以放假了。

接着却来了一道命令：“黑尔戈兰”号必须返回威廉港，进入干船坞。“该死！”他写道，“又毁掉了一个星期日。”这场战争仍然没有达到施通普夫的期望。他们浪费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处理水闸的问题。随着傍晚降临，他们决定不再继续前进，而是停靠于港口内过夜。

萨拉·麦克诺坦离开了她在比利时设置的食物救济站，途经加来返回伦敦。回到伦敦之后，她陷入了精神崩溃。这一天，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发现自己很难再适应日常琐事，看到别人仍然若无其事地驾车行驶在街道上，我会变得讶异不已。这种感觉就像是到过一个可怕的外星球之后，现在又回到了地球上一样。我回到我自己的屋子，屋里的气味让我觉得心旷神怡。在我的小图书室待着的那一两个小时，是我一天里最快乐的时间。有些人邀请我参加一些活动，可是我不想出门，而且天气也非常糟糕。

1915年1月22日，星期五
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见到一名面包学徒

时间很晚了。门铃响起，艾尔芙莉德打开门，发现面包店的学徒站在寒冬的黑夜里，脚下踩着木底鞋，身上穿着沾满了面粉的白色工作服。他举起一个盖起来的篮子，里面装着刚出炉的面包卷，还带有微微的热气。面包店通常都是每天早上递送新鲜面包，为什么会这个时间来？现在不是晚上吗？那名学徒咧嘴一笑，说：“现在不一样了。”他对艾尔芙莉德说，由于国家对面粉的使用颁发了新的限制令，所以他们现在不准在夜里做面包了。他对这点可是毫不难过——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在晚上睡觉了。他匆匆离开，一面走一面回头对她大声说：“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艾尔芙莉德的祖母认为这是好事——反正德国人本来就吃太多面包了。报纸上刊登了措辞严厉的警告，禁止民众把谷物当成牲畜饲料：“把玉米当成牲畜饲料是危害祖国的行为，将会因此受到处罚。”德国人民的营养结构即将出现大幅转变：与其借由吃肉这种迂回途径摄取热量，他们从此以后必须改食蔬菜这种较为直接的摄取方式。（比起将玉米转变为牲畜的肉，直接食用玉米所摄取的热量是前者的四倍。）自此以后，德国人的餐桌上将以蔬菜为主，而不再是肉类。这个地区虽有四分之三的人口都是农民，却不表示他们过的生活都一样。小农夫与农场工人已经开始感受到生活条件的下滑，但大农户仍然过得极为舒适。艾尔芙莉德听说过，尽管在种种禁令之下，有些大农户还是持续用玉米喂食马匹和牛只。这点从那些人的牲畜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牲畜都长得圆圆胖胖，毛皮也光滑明亮。

没错，大农户和地主还没感受到战争的影响：

他们每天早餐都吃美味的小麦粉面包，有时候面包里还加了葡萄干和杏仁。此外，还有鸡蛋、香肠、奶酪、熏火腿、熏鹅肉、各式各样的果酱以及其他种种东西。他们随时都有新鲜牛奶可以喝，也可以喝咖啡或茶。他们甚至还会在茶里添加一整匙的果酱。

不过，艾尔芙莉德这次对于大农户的生活方式所怀抱的不满与嫉妒却带有一丝良心不安。就某方面而言，她自己也做了危害祖国的行为：她非常喜爱马儿，有时候如果遇到马儿，就会偷偷把她应该自己吃的面包或苹果拿去喂它们。可是现在看得到的马匹已经不像战前那么多了：只要不是农业上直接需要使用的马，都被军方征用了。

1915年2月3日，星期三
米歇尔·科尔代在巴黎遇见一位战争英雄

又是一顿午餐。这顿午餐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无疑是皮埃尔·洛蒂——他是一名作家、探险家、旅行家，也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最古怪的人物则是一位西蒙中尉，他在入伍前原本在英国教法语，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工作者。至于他的翻译作品，这个嘛，西蒙曾把一本书从英文译为法文，那本书并没有大受欢迎，但内容确实谈及一位德国人（歌德）。这名中尉的文学资历虽然如此薄弱，却还是在这群人当中占了一席之地。他是参与过马恩河战役的退役军人，在那场战役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还伤了一条手臂。窗户外面可以见到笼罩于酷寒当中的巴黎。

马恩河战役带有一种特殊的光环，其中一个原因显而易见：看似无可抵挡的德军在这场战役中受到了阻挡，巴黎因此获救，法国也因此逃过战败的命运。（另一方面，马恩河战役的胜利也掩饰了一件真正令人深感失望的事情——法国在战争开打之初耗费巨资进军德属洛林，却以失败收场。）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马恩河战役的战场完全开放。战区通常严加封闭，平民不但不准进入，连要打电话进去都必须取得特殊许可。（即便是高级别的政治人物也难以造访前线，尽管他们非常热切地想要这么做，因为这样不但对自己的形象大为加分，也可让他们穿上特制的军服。白里安曾经一度走访前线，结果有人误以为他是这个造访团的司机。）然而，马恩河战役的发生地却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而且距离巴黎相当近。于是，这场战役的战场也就成了热门景点。许多人都到那里去翻找仍然散落于战场上的战斗残骸。他们搜集尖顶盔、军便帽、纽扣、弹壳、炮弹碎片与榴霰弹的弹片，带回家当作纪念品。至于无法或懒得自行走访战场的人，也可以在特定市场上买到真实的战争纪念品——一篮一篮地在卖，都是刚从现场捡回来的。

西蒙中尉开始叙述自己在那场战役中的经验，也谈及自己受伤的经过。令科尔代感到沮丧的是，围坐在桌旁的大多数人都开始分心，几乎没有人继续听他说话——战争英雄与充满戏剧性的战争故事已经供过于求了。他不禁想起一名双腿截肢的军官所说的话：“没错，现在我是英雄，可是一年以后，我就只不过是另一个残废而已。”

这时候的社会气氛还是不容许有人声称自己渴望和平。如果有人提出这种说法，一定会遭到别人的斥责：“可耻！”餐厅里再次座无虚席。

1915年2月6日，星期六
威廉·亨利·道金斯坐在金字塔旁写信给他母亲

“亲爱的母亲，”他写道，“可惜这星期因为没有邮船抵达，我们未能收到任何信件。”为身处埃及的澳大利亚部队递送信件的邮政服务非常不稳定。他和其他人在三周前收到了他们从去年11月就已经在等待的信件——一次送来了一百七十六袋的邮件。在那之前，什么都没有，然后却是一次突然送来一大堆，以致有些人根本来不及一一回信。现在，又是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道金斯倒是收到了家乡的消息。他知道他的家人一切都好，他妈妈带了那对双胞胎姐妹去看牙医，他想寄给一个女孩的花没有寄到，而且澳大利亚的物价上涨了。至于他自己呢，他也过得相当好。不过，他已开始对当前的情势以及埃及感到烦闷：无穷无尽的操练仍然持续，而且他们也遭遇了今年的第一场沙暴袭击。他们仍然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不晓得他们究竟会待在埃及还是继续前往欧洲。

战争缓缓逼近他们，但尚未进入视觉与听觉的范围内。才一个星期前，英军的侦察机发现奥斯曼部队在西奈沙漠中朝着苏伊士运河前进，而协约国等待已久的攻击行动则是发生于三天前。两个澳大利亚步兵营奉命前去援助当时岌岌可危的伊斯梅利亚，结果敌军很快就被击退了。道金斯和他的许多战友都对那些被派往运河的部队微感嫉妒，在他向他母亲提出的评论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到那种带有些微醋意的轻蔑语气：

运河那边有一点小冲突，不过您在家里无疑会得知所有的消息，说不定还会知道得比我们多。星期四对我们而言是个大日子，因为我们保卫运河的第一支部队在那一天出发了，包括第七营与第八营。威廉·汉密尔顿在第七营，我以前的长官麦尼可少校也在第七营。大家都非常羡慕他们，但我觉得他们在那里应该也没什么乐趣，因为等待那些没什么战斗力的土耳其人，实在是蛮无聊的事情。

他自己则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注在建造、拆除以及搬运浮桥上。不过，今天是假日，他和另一名军官骑马到古城孟菲斯的废墟去逛逛。令他最难忘的是两座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雕像。他在信中写道：“那两座雕像雕刻得非常精美，一定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不过，现在已是夜晚，他坐在自己的帐篷里：

等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夏天一定已经过了。在收获的季节之后，希望面粉和小麦的价格会下降一点儿。我觉得颇为疲累，所以就在这里停笔了。我爱你们，威廉敬上。向妹妹们献上我的吻。

1915年2月12日，星期五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莫斯科整理她的旅行箱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在莫斯科的私立军医院所待的六个月，为了取得护士证而勤奋用功的六个月（她在实务方面没有问题，困难的是必须以复杂的俄文陈述理论），还有在一座东正教教堂里举办的考试与毕业典礼（那个神父对她的名字发音不太准确，把她叫成了“芙萝朗兹”）。此外，她努力争取进入新成立的第10野战医院服务，由于她的前雇主——那位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再次出面，她终于如愿以偿。

法姆伯勒在日记里写道：

我离开这里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迫不及待想要赶紧出发，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医院也还没完全准备妥当。我的护士服、围裙和头纱都已经做好了，而且我还买了一件镶有法兰绒的黑色皮夹克。那件夹克搭配了一件冬天穿的厚羊皮背心，俄语称之为“dushegreychka”，意思是“温暖灵魂的衣服”。我听说我们的医院会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俄奥前线驻扎一段时间，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骑马，因为在那里只有靠着骑马才能建立直接通信：所以，我在旅行箱里添加了高筒靴与黑色皮马裤。

今天，苏瓦乌基又再次被德军占领。不过，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和她的家人这次却无法逃走，因为她的双胞胎儿子有一个得了斑疹伤寒，无法出行。她对先生斯坦尼斯劳的思念更甚以往。天气很冷，雪下得很厚。她写道：

我突然听到一阵骚动，接着看见镇上的一些坏分子四处劫掠，找寻食物，互相攻击、尖叫——真是可怕的景象。向来温顺卑微的犹太人，现在也变得趾高气扬了起来。他们高视阔步、抬头挺胸，看起来仿佛比原本高了不少。我好不容易才强迫自己离开阳台。我觉得我也控制不了自己，不断从阳台跑到孩子身边，又从孩子身边跑到阳台上。

到了十一点，街道上又再次安静下来。时候快到了。我看到第一个戴着尖顶盔的士兵出现在街角，步枪斜举——搜寻着狙击手！那个士兵走过转角之后，他的战友随即从后面跟上。接着，一名军官走过转角，就在我们家的窗户前面停下脚步。

1915年2月28日，星期日
勒内·阿诺在索姆河畔洞察了历史书写的逻辑

一个寒冷的春日早晨。太阳还没升起，但勒内·阿诺少尉已经醒来了。他在微亮的天光下如常在战壕里巡逻了一圈，并挨个儿地检阅了卫兵——他们都是每两小时轮一班。同时他也确认敌军没有任何动作。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天当中最适合发动突击的时间。不过，突击行动在索姆河上并不特别常见。

实际上，这是个颇为平静的战区，风险很小。德军的炮弹也许不时会从头上飞过，但不是什么杀伤力特别强大的武器——顶多是一枚77毫米口径野战炮的炮弹偶然地飞了过来，发出典型的“咻——砰”的声响。当然，狙击手是有的，他们静静等待着撂倒任何疏于防范的人。除此之外，穿越交通壕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那段战壕越过一座小山丘，其中有一小段缺乏掩蔽，正好在一挺德军机枪的射击范围内。他以前的战友就是在那里送了命，被那把机枪的子弹击中了头部。那也是阿诺第一次目睹人遭到射杀。他看着那具尸体被放在担架上抬走，头部与肩膀盖着一块防水布，身上的红色军服长裤遮掩在蓝色罩衫下。尽管阿诺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却不觉得特别心神不宁。“我生气蓬勃，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和他一样，就那么躺在担架上，散发出死人必然都有的那种漠不在乎的冷淡气息。”

在战争爆发之初，阿诺就是属于满心欢腾的那一群。他刚满二十一岁，外表看起来却仿佛只有十六岁。他唯一害怕的就是战争会在他抵达前线之前结束：“要是没有体验到我这一代最重大的冒险，该是多么丢脸的事情！”

如果是缺乏经验的生手，可能会觉得黎明前这最后一小时的黑暗令人焦躁不安：

我在战壕边缘停下脚步，窥看那片无人地带，有时不免会把支撑着带刺铁丝网的桩柱误看成德军侦察兵蹲着准备向前冲的身影。我会盯着那些桩柱，仿佛看到它们在动，耳中也听见敌人的大衣拂在地面上的声音，听见他们的刺刀鞘咔咔作响……然后，我会转向正在站岗的卫兵，看到他那沉着镇定的模样，我的心绪也会跟着平静下来。只要他没看到任何东西，那么实际上就没有任何东西——那一切都只是我焦虑的幻觉而已。

接着，远方的地平线就会开始发白，鸟儿发出啁啾的鸣声，地形的轮廓也在灰白色的晨光下朦朦胧胧地显现出来。

他听见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然后两声，然后更多。不到一分钟，战壕四处都响起了此起彼落的枪声。阿诺匆匆赶回去，以便把还在睡觉的士兵叫醒。在掩体门口，他遇到正在向外冲的士兵，手中握着武器，一面跑一面忙着背上他们的背包。他看见敌军防线上方升起一枚红色信号弹。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是向德军炮兵发出的信号。那道信号立刻获得了响应：法军战壕的前方、上方与后方随即遭到一道弹幕的轰炸。战壕边缘映衬在爆炸的火光前，空中满是“炮弹划过空气以及爆炸开来的声响”。炸药的气味令人难以呼吸。

我心悸不已，我一定满脸苍白，而且也害怕得不停发抖。我点起一根烟，直觉认定抽烟能够平抚我的紧张情绪。我注意到士兵都蜷缩在狭窄的战壕底部，用背包挡在头上，等着炮击结束。

阿诺想到德军可能已经开始穿越无人地带了。他立即从那些躺在地上的士兵背上爬过去，前往战壕的一个转角处，因为他知道从那里能够望见敌军的防线。空中满是爆炸与尖啸的声响。他抵达那个转角处之后，随即全神贯注望着德军的方向：“我因为全心专注于我必须做的事而忘却了恐惧。”他紧盯着那片分隔法军与德军阵地的斜坡。毫无动静。

炮击逐渐减缓，最后终于停了下来。

尘埃落定之后，战场上又恢复一片寂静。各方的报告开始纷至沓来。他们隔壁的战壕段落里有两人丧命，他们右侧的连队损失了五名士兵。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阿诺逐渐了解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两个百无聊赖的卫兵为了自娱而对天空上的一群候鸟开枪——大概是一群麻鹬，正在飞往斯堪的纳维亚的筑巢地。其他卫兵听见枪声之后，以为有什么自己没看见的危险情况出现，于是纷纷跟着开枪。才一会儿的时间，这种因为恐慌而引起的开枪行为就传遍了整条战壕。听到这一连串突然响起的枪声，德军战壕里想必有人以为敌军发动了攻击，于是便通报炮兵展开炮击。

第二天就有了对这起事件的正式说法。他们在一份法国军方战报里读到：“在阿尔贝附近的贝库尔，一场德军的进攻行动被我方的火力彻底击溃。”阿诺本人的评语是：“历史就是这么写成的。”

在同一天，威廉·亨利·道金斯写信给他母亲：

我这周收到了您在1月26日写的信，而且这可能会是我在埃及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我们再过不久就要动身了。至于要去哪里，目前都没有人知道。第三旅、第三战地救护队、第一野战连与第四辎重兵团都在今天出发前往亚历山大港，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跟着出发。我猜我们的目的地是达达内尔海峡，但也有可能是法国、土耳其、叙利亚或黑山的任何一个地方。总之是要换个地方，而且我们总算有机会可以做些事情了。

1915年3月3日，星期三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沃姆扎遭遇暴风雪

冬季已近尾声，德军的2月攻势也是如此。尽管有气象学的定律以及战略家的计划，这两种现象却无法完全预测。所以，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军团既然在这时收到发动攻击的命令——这是最后一场攻击行动，也可能是倒数第二场，目的在于解决前线的一些小问题，或是消灭某个具有威胁性的敌军阵地，或是完成某一件实际上只有在参谋人员那比例尺为1:84 000的抽象地图上才看得见的任务——而与此同时，发生一场严重的暴风雪，似乎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对于波兰西北部而言，这个冬季在许多方面都可说是过得非常糟糕。兴登堡最近一次的攻击行动没有获得任何重大成效，而俄军在这个地区的阵线虽有不少些微的移动，但整体而言还是守住了阵地。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属于禁卫师，是一支精锐部队，经常必须扮演救火队的角色，四处驰援最危急的区域。不过，他倒是逃过了最猛烈的战斗。他一开始在华沙病倒，痊愈之后又只是一再搭着火车四处移动，原因是上头的将领一直拿不定主意究竟哪个地方最需要他那一师提供支援。“我们的行程一再变动，显示战争情势瞬息万变。”他们终于在沃姆扎下车，全师行军至地图上所画的一条线，位于车站西北方。“敌军一旦接近，这里就成了前线。”

冬天以及冬天的战役理当已经结束。现在只是为了争夺一些“地方利益”而已。俄军的攻击行动不允许受到暴风雪的延宕，于是依照计划展开。再一次，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又只是扮演旁观者的角色：他毕竟是个工兵，而当前的情势并没有他派得上用场的地方。他觉得最可怕的一点是，战争——更精确来说应该是军方将领——竟然如此顽强地拒绝向大自然的力量屈服：“在呼啸的寒风与漫天的大雪当中，炮兵从事准备工作所发出的声响以及大炮发出的闪光更加显得不祥。”人员的损失超乎寻常，即便就这场战争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原因是大多数伤兵都冻死在他们受伤的地点。至于少数在这天寒地冻之下还得以幸存下来的伤员，也经常不免遭受严重冻伤。医院里满满都是截肢伤员。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觉得不太舒服。主要是他已经开始对这种平静乏味的等待感到不耐烦。他觉得这种缺乏活动的消极状态令人深感沮丧。唯一能够打破单调的事情，就是傍晚或深夜偶尔会有一架德军飞机从上空飞过，抛下几颗炸弹。

1915年3月5日，星期五
萨拉·麦克诺坦在德帕内开设食物救济站

她回来了，但不是回到弗尔讷，因为现在那里太危险，太接近前线了。她原本服务的那座战地医院有一名护士在炮火中丧生，当初寄宿的那间房屋的窗户也因为隔壁屋子被炮弹击中而全被震破。所以，她现在身在德帕内——这里是英吉利海峡沿岸一座小小的海滨度假小镇，在冬天显得空空荡荡。砂质海岸旁有不少家高级旅馆，其中有些已经改装成军医院。在这里可以听得到前线的枪炮声。

除了回来之外，她还能做什么？以她深具责任感又坚持原则的个性，实在是别无其他选择。她在今年1月初返回伦敦，本来就只是打算回乡短暂休息一下而已。她刚从精神崩溃当中康复，稍事休息就经由加来回到了比利时。不过，她的健康状况着实不佳，在敦刻尔克一间空着没人住的公寓里卧床休养了一周以上。她仍然怀有疑虑，但只埋藏在自己心中。此外，她的爱国心丝毫没有消退——实际上，她的经验对她的爱国心只有更加强化的效果：“上天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充满了缺陷，但我深信英国人比起我所知道的其他民族都还要优越。”

她的疑虑主要在于战争，战争作为一种现象，一种工具。她之所以厌恶战争，不只是因为战争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也因为战争对她所造成的影响：“我觉得我内心有某种东西在这场战争中停滞不前，或者已经死去了。”尽管她对自己以及其他妇女所付出的努力深感自豪，却对女性在这场战争中的遭遇觉得不太自在。一个例子就是，许多妇女身穿那种丑陋粗糙的男式服装，仿佛这种打扮是自然现象。麦克诺坦无法接受这一点，她渴望美丽的服装，渴望良好的礼仪，渴望“美好的事物、音乐、花朵、精致的思想”。

麦克诺坦也发现工作变得愈来愈困难。随着前线的情势日益陷入停滞，众人也不再期望能够在短时间内打赢这场战争，于是原本那种缺乏规范、充满弹性的业余式工作环境也就逐渐被规范、架构、体系所取代。2月初的一个星期二，一名比利时军官现身在她设立食物救济站的火车站，把她们赶了出去，不准她们使用车站里那个小空间。（形式上来说，那座食物救济站现在已归比利时军方管辖，餐点由其他人烹煮，而且必须接受官方检查。）她在敦刻尔克，因为新规范甚至连一座特定的桥梁都不能通过。

她觉得自己不仅不受重视，付出的心力也没有获得感激。尽管这不是她的个性，她却觉得颇为自怜自艾。她一到德帕内就立刻病倒了，却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注意：“没有一个人来看我，我不禁希望自己是比利时难民，这样说不定还有人会稍微关注我。”

麦克诺坦在今天下午照常值班——就和其他厨房女仆一样。她的工作时间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必须负责供应晚餐，事后还要清洗碗盘。她深感烦闷。这一切和她在战前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现在，她完全没机会到新奇的地方去，也没有机会认识有趣的人。可是她不想放弃。她在日记里写道：

在我看来，放弃工作有点像是和丈夫离婚。这种行为感觉像是一种失败，也是半途而废。所以，不论丈夫或工作有多么乏味或令人厌倦，都不该随便放弃。

工作结束后，她到沙滩上散了一会儿步。她满心气恼。她那个外覆皮革的保温瓶不见了。当然，一定是被偷了。什么东西都会被偷。前线很安静。

1915年3月7日，星期日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在屈伊画了一头驴子的素描

随军神父在讲道中恭贺他们活在一个重大的时代。接着，他们高唱《上帝是我们的强大堡垒》，但跳过了第二段歌词，因为那段歌词可以解读为对武力怀有疑虑。过去这几个月有点儿古怪。战役极少发生，有也是在相当遥远的地方。在前线的这段时间，安德烈森只射出过三发子弹，而且他相当确定那三发子弹都打在他们阵地前方的防御工事上。有时候，在极度平静的情况下，他也会感受到一种奇特的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感迟早会影响所有参战人员，因为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真有一场战争正在发生。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平和与安静，所以他近来才会觉得（这主要是一种感觉），这整场战争正以某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迈向终结。无论如何，他经常幻想和平的降临。此外，安德烈森最近也做了不少令他印象深刻的梦：举例而言，他昨晚梦见自己穿着他最体面的服装走在伦敦的街道上，然后他又突然身在儿时的家里，并布置着晚餐餐桌。

鸟儿鸣唱，天空把蔚蓝色的温暖洒满这片大地，让满地的干枯黄褐开始蒙上一层新绿。春天已经降临了皮卡第。番红花盛开，树林里的紫罗兰与海芋都结了花苞，安德烈森也在一片新近的废墟里发现了圣诞玫瑰与雪花莲。这时候理当是春季播种的时节，但在此时此地不可能。安德烈森可以听见蒸汽动力脱谷机在村庄的后街小巷里运转发出的声响。不过，那部机器吐出的谷粒却不会为法国农民带来任何好处：他们甚至连犁自己的田地都不准许，而且这项禁令还是在他们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播种工作之后才发布的——所以，现在那些播下的种子已经对他们毫无用处了。

安德烈森为那些仍然留在邻近前线村庄里的法国平民深感难过。他们所吃的食物……

……非常单调。镇长给他们几个面包，和手推车的轮子差不多大小，由小麦与黑麦各占一半制成。他们通常就这么直接吃，偶尔搭配一小片肉或者一些炸马铃薯。除此之外，就只有牛奶、一些豆类与甜菜。

由于安德烈森本身出身于乡下，所以很能了解法国农民的担忧；他也对战争中那种满不在乎的浪费行为感到难以忍受。他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利用田野上那些未脱谷的麦秆铺床。在已经沦为一片废墟的拉西尼，有些街道也铺上厚厚一层未脱谷的燕麦，借以减弱马车车轮发出的噪音。

可能是因为自己出身乡下，安德烈森才会那么喜欢帕蒂斯特——一头饲养在屈伊一座农场里的小驴子。不过，他的情感并未获得回馈：那头畜牲只要看见有人靠近就会低声鸣叫，作势要踢对方。尽管如此，安德烈森却觉得这头驴子那种呆头呆脑而且天生懒散的模样带有一股无可抗拒的喜剧感。在今天这个星期日，他得空为那头站在场院上享受春日温暖阳光的驴子画了一幅小小的素描。他画好之后打算把这张素描寄回家。

那头驴子不是他在当地交到的唯一一个朋友。他在屈伊也结识了两名法国妇女，一个金发，一个黑发。她们是从邻近一座村庄逃到这里的难民，那里已是无人区。安德烈森之所以能和她们建立起友好关系，可能是因为他是丹麦人而不是德国人。那名黑发妇女有个十一岁的女儿，名叫苏丝，而且她把安德烈森称为“丹麦人克雷斯滕”。那名黑发妇女自从去年8月底以来就没有了她丈夫的消息。“她非常不开心。”

前几天，她们问我和平什么时候会降临，但我和她们一样毫无概念。我尽力安慰她们——她们为这一切的苦难而哭了起来。除此之外，你很少会看到她们流泪，尽管她们绝对有充分的理由天天以泪洗面。

安德烈森帮助那名黑发妇女写信给日内瓦的红十字会信息局，询问她先生的消息。他也送了苏丝一个洋娃娃，取名为洛特，于是苏丝很开心地将娃娃放在一个空雪茄盒里推来推去。他决定想办法帮她做个娃娃推车。

1915年3月12日，星期五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抵达埃尔祖鲁姆的驻防处所

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雪山跋涉。但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路上都没有看见树木，也没有鸟。他原本认为至少会有乌鸦、秃鹰或其他食腐鸟类，因为在这场行军之旅接近尾声之际，他看到了萨里卡米斯大灾难留下的残迹——数以千计的马与骆驼冻死在这里，遗骸遍地。“这儿绝对是个极为悲惨的地方，竟然连猛禽都不肯接近。”

不过，他毫不后悔。这正是他想要的。

战争在去年8月爆发之后，许多人为了参战，不惜历经迂回曲折的漫长旅程来到欧洲。拉斐尔·德·诺加莱斯的旅程也许不算太长，但无疑极为迂回曲折。如果说什么人有资格被称为“国际冒险家”，他无疑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委内瑞拉的一个古老家族，祖先中尽是征服者与海盗（他的祖父参与了委内瑞拉的独立战争），但他却是在德国长大并接受教育，而且满心渴望着不寻常的冒险。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不像当时许许多多的人那样受到国家主义的狂热或是半乌托邦精神的感染。此外，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也不再需要向自己或是别人证明什么。胆大包天、个性急躁又无忧无虑的他，已经过了好几年充满冒险的生活。他参加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在1902年的委内瑞拉革命当中因为站错队而在事后遭到放逐，也志愿参与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战场上受了伤），还到阿拉斯加淘过金（他自认为是费尔班克斯这座城市的创建者之一），并且在亚利桑那州当过牛仔。现在，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已经三十六岁，是个精力充沛、富有魅力、个性强悍、受过教育的男子。他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有着一张鹅蛋脸、一对大耳朵和一双眼距较窄的眼睛。就外表而言，德·诺加莱斯也许可以说是拉丁版的波洛——衣冠楚楚，短小精悍，还蓄有一道精心修剪过的小髭须。

他一得知战争爆发的消息，就立刻搭乘一艘邮船前往欧洲，打定主意要参与其中。那艘船名为“卡宴”号。旅程蜿蜒曲折，等他终于抵达加来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更是充满了戏剧性。街道上挤满了难民，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身上带着“少得可怜”的财物，因为他们都带不了多少东西。每隔一会儿，就有部队或者轰隆作响的大炮拖车经过，迫使众人紧贴在墙边让出道路。由相反方向而来的则是一部部车辆，满载着身穿各种不同制服的伤兵：“似乎有一场战役正在进行中，天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他特别记得两种声音：第一种是充满威胁性的嗡嗡声，来自于偶尔盘旋于上空的飞机——“像老鹰一样无情”；第二种则是数以千计的民众穿着木底鞋走在圆石街道上发出无止无尽的喀喀声。所有的旅馆都人满为患，以致德·诺加莱斯抵达欧洲的第一夜只好睡在一张扶手椅上。

他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育使他的立场偏向于同盟国，但因为他得知德军部队入侵了一个弱小的邻国，竟不惜“牺牲我个人的偏好，向英勇的小比利时提供我的服务”。不过，这点显然是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英勇的小比利时婉拒了他，于是他转而向法国当局毛遂自荐，但法国也拒绝让他进入正规军服役。然后，在伤心愤恨的情况下，他接受提议而将目标转向黑山。结果，他却因此在那里的一座山上被当成间谍而遭到逮捕。塞尔维亚与俄国当局虽然态度委婉，但也同样拒绝了他的志愿参战。他曾在保加利亚会面过的一名俄国外交官提议他到日本试试看，“说不定他们会……”这时候，德·诺加莱斯已深感恼怒与失望，差点在索非亚的俄国大使馆那座装潢华丽的厅堂里昏过去。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办。他不可能回家，却也不可能待在这里“无所事事，否则我一定会死在这里，如果不是饿死，也会无聊而死”。他在索非亚与土耳其大使的一场意外会面解决了他的问题：德·诺加莱斯决定到另一边参军。他在今年1月初加入土耳其的军队，三周后就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高加索前线了。

现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已在他们身后，他们正骑马经过要塞外围的防御性小型堡垒群。天空一片阴灰，“像一座铅灰色的拱顶笼罩着这片了无生气的荒芜大地”。他们四处都可以看见刚挖掘的战壕——还是说那是万人冢？他看见冷冻的尸体，也看见狗儿争食着那些尸体。（后来他们才发现当时有一场斑疹伤寒正在肆虐。）部队进入了埃尔祖鲁姆。这座城镇看起来不怎么振奋人心，狭窄的街道上也满是积雪。不过，尽管天气寒冷，镇上仍然一片繁忙景象，市集上的商人一排排盘腿坐着，身穿毛皮大衣，抽着他们“从不离口的水烟袋”；还有驻防要塞里成群来来去去的士兵、挑夫与满载物资的车队。这里是第三军的总部，或者说是他们仅存的势力范围。

下午，德·诺加莱斯向要塞的上校指挥官报到。

由于严寒与大雪，战争已经陷入了停滞。经过去年年底那场付出惨痛代价的败仗之后——原本的15万大军只有1.8万人生还，也没有人打算立刻再冒险发动另一场冬季战役。即便是对自己意外获得一场大胜而洋洋得意的俄军，也只是在他们位于克普吕克伊正对面的那座固若金汤的山上阵地静静观察等待着。

远方偶尔会传来俄军大炮的声响。那种空洞的隆隆声透过四周的山坡传来，爆炸声有时候也会在亚拉腊山上引发雪崩：“一团团体积巨大的白色冰雪从一座座山脊和峭壁上滑落而下，在阿拉斯河寂静的河岸上发出轰然巨响。”

1915年3月18日，星期四
帕尔·凯莱门在喀尔巴阡山脉上环顾着一间空教室

他那天晚上在山隘上受的伤实际上并不严重，所以现在又回到了前线。不过，他伤后曾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医院里暂住，接着又休养了一段时间，在匈牙利边境的小镇马吉塔负责料理补充的马匹。那里有一群受到严密保护的中产阶级女孩，他和其中一个身材高瘦的少女展开了一段恋情，但最后无疾而终。

喀尔巴阡山脉各个山隘中的部队仍然不断地向前推进，接着又不断地后撤，如此反复，令人厌倦，而且毫无成果。近几个月来，敌对的双方都各自攻下了一些地盘，同时也损失了大量兵力，寒冷、疾病以及食物短缺往往是罪魁祸首。凯莱门闻过这些地区散发出来的恶臭，眼看着陈旧的尸体逐渐解冻，新鲜的尸体又不停增添。现在已不再有人谈及战争迅速终结的可能性了。

凯莱门的部队现在负责前线后方的工作，在泥泞湿滑的道路上，他们扮演着增援警察的角色，保护以及协助那些排长队领取粮食的人。这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且很安全。此外，他也没有返回前线的强烈渴望。他和他手下的轻骑兵经常借宿在匈牙利村庄空无一人的学校里。比如今天他就待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他在日记里写道：

荒废的学校教室里铺着稻草，变成了肮脏的马厩。书桌犹如恐惧的牲畜四散于一旁，或者堆栈在一起，或者七零八落地四处散布，墨水瓶则像是从假日服装上扯下的纽扣一样，犹如垃圾般掉落在角落或窗台上。

墙上挂着国歌的歌词与乐谱，还有欧洲地图。黑板正面朝下摆在讲桌上。书柜里散落着习字簿、课本、滑石笔和粉笔。全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东西，却颇为赏心悦目，至少在我呼吸了几个小时的恶臭空气之后是如此。我在这些小学课本里看到一些简单的词语：地球、水、空气、匈牙利、形容词、名词、上帝，我竟得以重获了内心的平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犹如一艘失去了舵的走私货船，迷失于不知名的海域上，摇摇摆摆，飘来荡去。

1915年4月3日，星期六
哈维·库欣在巴黎的一所军医院里列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病例

灰色、黑色和红色。他眼里尽是这三种颜色。两天前，他和其他人从奥尔良车站搭乘公交车，跨过河流，经过协和广场，来到位于讷伊的这所医院。他以充满好奇，甚至可说是饥渴的眼光望着这座城市的街道。灰色是军车的颜色，不论是运兵车、救护车还是装甲车；黑色是服丧者衣着的颜色——“只要不是穿军服的人，似乎都身穿黑衣”；红色是士兵长裤以及医院与救护车上的十字图案的颜色。他名叫哈维·库欣，是一名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医生，到法国来研究战伤外科学。再过几天，他就要满四十六岁了。

今天，库欣在巴黎的巴斯德中学。这里现在被称为“美国战地医院”，是战争爆发之初，由一群住在法国的美国居民成立的一所私人军医院，资金来自于募款。这所军医院的工作人员主要都来自美国——各大学医学院的志愿者，到这里服务三个月。有些人纯粹是出于理想而来，其他人则是像库欣一样，来这里主要是出于职业兴趣，因为这里有治疗各种伤势的机会，其中许多伤情是在中立国家，例如在不受国际政治影响的美国不太可能见到的。哈维·库欣是一名脑外科医生，而且成就杰出，他希望通过在战时法国的观察学习，能收获大量临床经验。至于战争本身，他则是尚未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身为通情达理又受过教育的人，他对于那些有关德国正在犯下恐怖罪行的夸张传言都抱持着一种略带莞尔的怀疑态度。他认为自己能够看穿那些空洞的悲情。哈维·库欣身材瘦小，肤色白皙。他的目光锐利，微眯着眼，一张小嘴总是紧抿着：他看起来像是个习于独断专行的人。

昨天是耶稣受难节，也是他到医院正式工作的第一天，而他对自己在这里的工作内容已经有了些概念。他已见过伤员，大多数都拖着残缺的身体，安静地忍受着伤口的感染，而愈合往往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从他们的伤口里取出的杂物不只有子弹与炮弹碎片，还有医护人员称之为“次等弹丸”的东西——布料、石头、木头碎片、弹壳、装备碎片，甚至是别人的尸体碎屑。他已经见过某些最糟糕的问题。首先，许多士兵的脚都深感酸痛，而且冻成了青色，几乎无法活动，似乎是成天站在冰冷的泥水中造成的。其次，有不少人为了逃避上战场而装病，另外有些人则是因为羞愧或虚荣心而夸大自己的病情。再次，还有所谓的“纪念品手术”。也就是有些人受伤之后，留在体内的弹片虽然对身体无害，却还是不惜冒着危险开刀取出，部分原因是伤员自己想要将取出的子弹或炮弹碎片当成战利品，以便炫耀给别人看。库欣不禁摇了摇头。

今天是复活节前日。这几天来，寒冷晴朗的春季天气已经转变为连绵不断的降雨。

库欣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巡视半满的病房，列出就神经学而言最值得注意的病例。由于这里没几个头部受到严重伤害的伤员，所以他也把各种神经损伤包含进去。这里的伤员几乎全都来自东南区前线，所以绝大多数都是法国士兵，还有几个来自殖民地的黑人士兵（他听说德国人不俘虏黑人，但他对这项说法的真实性存疑），以及少数的英国士兵（他们通常很快就转到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医院或者被送回国）。他的清单终于列完了，内容如下：

十一份上肢受伤的病例，伤势从臂神经丛受伤至手部的轻伤都有，其中五份是脊肌瘫痪，并伴有肱骨复杂性骨折。

两份腿部神经损伤的病例，由陶尔开刀并且缝合。

三份面神经麻痹病例。其中一份病例是脸颊刺入一片和手掌一样大的炮弹碎片，伤员充满自豪地展示给我看——他展示的是那片弹片。

一份颈交感神经麻痹病例，子弹射入了该名伤员张开的口中。

两份脊椎骨折病例，其中一人处于濒死状态，另一人正在康复中。一枚炮弹落在他驻扎处附近的战壕爆炸，结果支撑战壕的一根横梁塌了下来，压在他身上。

只有一份头部重伤的病例，伤员名叫让·波尼西纳，五天前在孚日受伤，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被送到医院来。

一名护理员在午餐时间告诉库欣，几天前他看见一个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失去双腿的退伍军人拄着拐杖立正，就为了对一个比他小了四十五岁的人致敬。对方是个在当前的战争中同样失去了双腿的伤员。库欣在下午走访了牙科部门，对于目前开发的那种精妙又有效率的新方法深感惊艳。“他们竟然能够在伤员大半个脸庞都被轰掉的情况下对齐他的下巴与牙齿，实在非常了不起。”

1915年4月9日，星期五
安格斯·布坎南在滑铁卢车站等候火车

又下了一天的雨。在黄昏降临伦敦之际，这座城市显得异常灰暗潮湿。他从下午六点就在7号站台上等候，却到现在都还没看见他们的火车。有很多人站在那里。站台上满是候车的乘客，不但有身穿卡其色制服的军人，也有许多平民——都是来滑铁卢为亲友送别。天气虽然不好，但站台上的气氛却相当轻松愉快，一群群的人站在一起，一面等待一面聊天。如果有人对于火车误点感到不耐烦，至少没有表现出来。

站台上的这些军人是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这支志愿部队的主要成员，正要踏上前往东非的漫长旅程。他们早已知道非洲那个地区的环境对于欧洲部队而言颇为艰困，但这里大多数的军人都已经受过炎热的气候与复杂的地形的考验。这支“老拓荒者军团”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包括香港、中国、锡兰、马六甲、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与埃及；营里不但有前极地探险家，也有前牛仔。战争爆发之时，布坎南本身正在加拿大北方的偏远荒野，全心贯注于搜集北极动植物。他在去年10月底才得知战争的消息，于是随即出发南下，在圣诞节前后才抵达一处人烟密集的地方。但他没有停留，只是一心想要赶去参军。

布坎南的连队由经验丰富的猎人弗雷德里克·考特尼·塞卢斯所领导，他因出版过两本讲述非洲的热门书籍而知名。塞卢斯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家：无畏、乐观、残酷、天真、强悍，又充满好奇心。他蓄有一丛白色短须，虽已六十四岁，行动却像三十岁一样便捷。（这个营的年龄上限相当宽松，高达四十八岁，但其中许多成员的年纪都更大，而且明显在自己的年龄上说了谎——当时的参军热情仍然如此浓厚。）

这个营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光环，这是由一群经过特别挑选的冒险家所组成的精英部队。站台上有些人甚至擅自离弃自己的部队而加入了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此外，这是英国远征军当中唯一一支未接受任何军事训练的部队，这点即足以令人不言而喻：军方认为这群人已拥有丰富经验，因此根本不需再加以训练——实际上，对这群绅士冒险家施加训练简直是侮辱他们。因此，今天夜晚的空气中会弥漫着一股“浪漫气息”，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支部队的大多数成员都互不相识，而且这些独树一格的人士也都不太习惯看到自己通常极为鲜明的个人特色被掩盖于制服之下。他们非常热切地想要互相认识。安格斯·布坎南现年二十八岁，是个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兼动物学家，对鸟类特别感兴趣。他打算利用空闲时间搜集东非的动植物标本。

时间慢慢过去。站台上的人群仍持续发出谈笑声。不过，到了晚上十一点，家人与朋友已开始对等待感到厌倦，逐渐三三两两地怀着低落的情绪离去。到了凌晨一点之后，站台上就只剩下身穿制服的军人了。火车驶入车站，于是他们纷纷上了车。就在火车开动之前，警察突然冒了出来，开始搜查车厢里是否有逃兵，但那些人全都事先接到警告，所以立刻从火车的另一侧爬了出去，一直躲到警察离去为止。

凌晨两点，火车驶出滑铁卢车站，目的地是普利茅斯，运兵船“纽拉利亚”号在那里等候着他们。那艘船将载运他们一路前往东非。

1915年4月中旬某一天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苏瓦乌基看见一名士兵在吃橙子

橙子事件对她的心情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点不免有些令人意外，毕竟她早已见过了那么多的事物。不过，她近几个月的遭遇也许能够解释她的反应——每个人的忍耐都有其限度。她不断忙着一件接一件的事情，不只是因为她真心想要帮忙，也是刻意借此抑制内心的恐慌：“我忙得没有一刻空闲，否则我一定会疯掉！”

自从德军二度占领苏瓦乌基以来，至今已经过了整整两个月。劳拉和她的子女就这么被困在属于敌军这一侧的前线。

最糟的事情是斑疹伤寒。当初在敌军进袭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无法逃亡，就是因为五岁的双胞胎兄弟当中有一人罹患了斑疹伤寒，而且另一名兄弟也在不久之后受到感染。劳拉差点失去了他们两个：

我像机器一样——夜不能寐地照料我的小病儿——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可怜——我心爱的儿子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他们从未停止说话——只是声音变得愈来愈虚弱——每一夜都是与死神的抗战。

在这些充满了焦虑的观察与等待的漫长日夜里，劳拉有一天无意间瞥见“一个疯狂、苍白而陌生的妇女”，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看见的是自己，是墙上镜子里的倒影。经过三个星期的奋斗，那对双胞胎兄弟终于在不抱期望的情况下逐渐康复，结果她六岁大的女儿却又染上了同样的病，于是所有的担忧以及令人精疲力竭的焦虑又再度展开。

不过，现在积雪已逐渐消融。春天降临了。

粮食短缺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折磨。她在战争爆发之初囤积的存粮已几乎没了，大部分不是被德军士兵窃走，就是被他们的军官没收充公。唯一剩下的只有一大堆面粉、一些果酱、马卡龙（又大又硬）、茶叶和少数几颗精心藏匿的马铃薯。（她有个藏匿粮食的地方没有被德国人发现——一张沙发的内部。）所幸她还有一点儿钱，但尽管如此，她和她的仆人却不一定买得到东西。买东西必须靠运气，有时候买得到黑面包，有时候买不到；有时候买得到牛奶，有时候也买不到。木柴更是偶尔才买得到，所以屋子里经常冷得令人难以忍受。马铃薯与鸡蛋都已涨到了天价。

她买到五只活鸡的那天是充满喜悦的一天。现在，那五只鸡被关在原本的图书室里，不是栖息在肮脏的书架上，就是搔抓着地板，书本下尽是它们的排泄物。不过，劳拉已经不在乎了。书对她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书仿佛属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消失于去年8月的世界。

在劳拉眼中，这些问题始源于两大灾祸：一是这整个的战争，一是德军的占领。他们一家人随时都处于紧急状态下，他们的私生活就和他们的行动能力一样备受约束。德军士兵随时可以闯入他们家中，声称自己前来执行某项任务，摆出一副威吓或霸道的模样。此外，由于他们的宅第高大宏伟，因此对德军军官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不是想到这里住宿，就是想把这里当成举办宴会的场所。屋里有个房间被改装成临时斑疹伤寒医院，其他部分则被德军指挥部征用。劳拉和她的子女以及仆人只能住在两间逼仄的房间里，而且严禁进入房子里德军设置有电话总机与电报的地方。现在，屋子里有一团团的电话线通向屋外，屋顶上也架着一根高高的天线。

这座城镇也改变了。街道清理工作已经彻底停摆，到处都是垃圾与污秽。街道上满是废弃的家具以及其他物品。前线咫尺之遥，因此他们随时都听得到炮响。道路上来来去去的都是德军的补给马车与汽车，有时候德军步兵也会行军而过，每次几乎总是唱着歌。她对他们的歌声深感憎恶。

劳拉忍不住痛恨德国人。他们是她的敌人，而且还占据了她的家，导致她的生活充满黑暗与焦虑。不过，德国人并非全都一模一样，其中有些人颇具同情心，甚至对他们伸出了热心的援手。不过，他们许多人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副高傲、优越、自信甚至偶尔残暴的姿态。她曾经好几次见过俄国战俘遭到虐待。德国的宣传声称他们要解救俄国人民，让平民百姓摆脱俄国政府的桎梏，但这些宣传没什么效果，顶多只有当地的犹太人也许稍微听得进去，因为德军的占领似乎让他们得以摆脱旧政权的专制统治与根深蒂固的反犹太态度。她在德军占领部队当中见到的这种一会儿热心一会儿残暴的行为，就某种程度而言其实反映了德国官方的政策。当前的这种混乱状态虽是由战争造成的，德国人却以其高傲心态将这种现象解读为东欧既有的气质，是当地多种民族及语言混杂一气所造成的结果。因此，东部战线的最高指挥部推行了一项充满野心而且包罗广泛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对占领地区取得完全控制，另一方面在于拯救当地居民摆脱他们的劣根性，方法是为他们灌输德国人的纪律、秩序和文化。

炮声在远处隆隆作响，劳拉和其他人都满心希望俄军能够击退德军，前来解救他们。（他们通常分辨得出德俄双方的炮声，因为俄军发射大炮都有一种特殊的节奏：一——二——三——四——停顿，一——二——三——四——停顿。）

她经常幻想自己的丈夫斯坦尼斯劳就在俄军战线那边，距离他们相当近，说不定只有十公里而已，而且德军阵线一旦被击破，他就会再次站在她面前。不过，她大部分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和她的子女困在一种荒谬的而且毫无慰藉的悬宕状态之中。纽约距离她非常非常遥远。孩子们有达西——他们的那条小白狗——可以陪着玩耍。

也许就是这整个荒谬的情势导致她对那颗橙子产生了这么强烈的反应。她在街道上看见一个寻常的士兵拿着一颗看起来汁水饱满的橙子，举到嘴边咬了一口。她惊骇地盯着他看。她几乎愿意不惜一切和那个士兵换取那颗橙子，把那颗橙子带回家给孩子吃。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最令她感到愤恨不平的是那个士兵的姿态——他吃那颗橙子的模样是那么邋遢。那人大口咬着那颗美丽、圆润、带有异国色彩又充满光泽的橙子，“仿佛那是在苏瓦乌基每天都吃得到的东西”。

风从西方吹来，劳拉在空气中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那是去年冬季的死者被人草草埋葬之后所散发出来的尸臭。据传那样的尸体多达好几万具。

1915年4月15日，星期四
威利·科庞在德帕内市郊看见一架齐柏林飞艇

飞艇巨大的椭圆形机身以宏伟的姿态几乎悄无声息地在夜空中飞行而过。那是一幅可怕但令人难忘的景象，几乎令人不禁心生敬仰。那虽是敌军的飞艇，但这点在当下并不重要。单是看着那架飞艇飞过，就重新激起了威利·科庞从小就想要成为飞行员的渴望——说来奇怪，这位比利时榴弹兵当初也就是在此地第一次感受到这股渴望，现在，他几乎就站在曾经欲望升起的地方，看见那架德国齐柏林飞艇越过德帕内，飞往了英吉利海峡的方向。

当时他才五岁，在沙丘之间看着他的第一个风筝飘在风中。事后，他觉得那个纸做的风筝“具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以一种难以抗拒又无可解释的方式吸引着我飞向那无尽的苍穹”。风筝的细线在风中拉紧，发出了歌唱般的声音，令他不禁因为兴奋而颤抖——但也带有些微的恐惧。

威利·科庞是比利时陆军部队里的一名士兵，在去年8月德军入侵之后，比利时目前已损失了大半的军力。德军踏上了这个中立国的国土，这也正是英国参战的借口。现在，他所身处的地方，是比利时国内尚未被德军占领的区域，这里遍布战壕，该区域从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尼乌波特一路延伸至法国边界的伊普尔与梅西讷。他的父母与兄弟姐妹都在前线另一侧的布鲁塞尔。动员令在去年8月发布之后，他被分派到第二手榴弹兵团第三营第三连，兵籍号码为49800。接着，他们便一直待在动员区域。他觉得这种无所事事的等待极为“难受”，以致“终于宣战之后，不禁让人松了一口气”。

祖国遭遇外侮，家乡被他人霸占，这无疑就是最深刻的动员令。德军在去年8月犯下的暴行（迪南、昂代讷与塔米讷的屠杀事件以及鲁汶的劫掠，等等），虽然一再被协约国大肆宣传，而且内容被大量加油添醋，以致原本的暴行逐渐被掩盖于一团受到高度渲染的陈腔滥调之下，但科庞对那些事件却根本连提都不提。也许他和许多人一样，都认为那些暴行只不过是政府因宣传需要而捏造出来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更加具体的个人苦难早已取代了那些二手传播的恐怖故事。或者刺激冒险对于他来说已经胜过一切。毕竟，他才二十二岁而已。

不过，他确实对德国人心怀敌意，也对他们深感痛恨。后来，他回想起德帕内市郊的那架齐柏林飞艇，声称他“向来对于自己没有机会执行轰炸国内敌军的任务深感懊悔”。不过，在这个四月的傍晚，在他望着那架齐柏林飞艇消失于外海上空之际，他心中怀有的却不是这样的想法。在这个时候，那架飞艇上的人员不是他憎恨的对象，而是他羡慕的对象。他望着那架飞艇没入暮色，心中不禁想着：“要是能够在那上面，感觉一定很棒。”

实际上，科庞已经提出转调空军的申请。那是今年1月时的事情了。他到现在还没收到回音。

等到两架比利时军机嗡嗡嗡地飞来找寻那个庞然大物时，那架齐柏林飞艇早已消失于黑暗当中。科庞注意到那两架飞机是“老式的双翼机，在战争中没什么用处”。他猜想空军派出那两架飞机只是为了鼓舞士气，做做样子——毕竟，他们总得做些什么嘛。此外，至今也还没有一个飞行员击落过齐柏林飞艇。齐柏林飞艇仍然带有一种坚不可摧的科技光环以及残暴骇人的气势。这就是德军使用飞艇的原因，尽管飞艇面对防空炮火毫无抵御之力，而且也极易受到风与天气的影响。但飞艇令人恐惧。飞艇是第一件恐怖武器。

科庞看见的没入英吉利海峡上空的那架齐柏林飞艇，是这天夜里前往英国东南部执行攻击任务的三架飞艇中的一架。L7号飞越诺里奇地区沿岸上空，却没有找到任何值得攻击的目标。L5号在博克上尉的指挥下担任攻击先锋，并且在亨汉姆庄园、绍斯沃尔德与洛斯托夫特投下炸弹，却什么都没有击中。

那三架飞艇当中唯一对英国造成损害的一架是冯·巴特勒少校指挥的L6号。这架飞艇飞抵伦敦东北岸，但由于当时仍然严禁攻击英国首都，因此冯·巴特勒便在莫尔登与海布里奇上空投掷了五枚炸弹与三十枚燃烧弹。然后，便回头往海外飞去。

他的攻击行动毁损了一栋房屋，并且导致一名女孩受伤。

1915年4月16日，星期五
威廉·亨利·道金斯在利姆诺斯岛的港口写信给他母亲

他们终于上路了，目的地也总算确认无疑——达达内尔海峡。自从2月以来，关于这项行动的谣言就一直流传不休。当时他们收到消息，得知协约国战舰针对奥斯曼帝国防守达达内尔海峡的炮台发动了攻击，不过显然没有获得什么成果。协约国在一个月前又发动了同样的攻击行动，结果还是缺乏成效。早在3月底，道金斯所在的旅，就有相当大一部分兵力被送上了横越地中海的舰船，前往了爱琴海北部的利姆诺斯岛。他自己暂时还是待在开罗市郊的大帐篷里。不过，他清楚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他在先前一封家书中写道：“传言说我们将会与法国人、俄国人、巴尔干人与英国人组成一支巨大的军队，首先制服土耳其，然后再进军奥地利。”

事情也真该有些进展了。这几个月以来的无所事事——如果操练可以算是无所事事的话——已对部队的士气，尤其是纪律，造成了负面影响。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军官愈来愈无礼，而且各个国籍的士兵在开罗的表现也都愈来愈没有纪律。这种现象在两个星期前的耶稣受难节臻于高峰，在开罗的红灯区爆发了暴动。有些人认为开罗是全世界最为罪恶的城市，满是妓院与赌场，不论是毒品还是裸体舞者，各种声色娱乐都应有尽有。此外，在供需法则的作用下，这些产业更是随着数以万计兜里揣着钱的年轻士兵的突然涌入而大幅增长。造成暴动的原因，一方面是士兵纪律的废弛，另一方面是部队与当地居民的摩擦愈来愈激烈。

于是，在耶稣受难节当天，数以百计的士兵——主要是澳大利亚人与新西兰人——开始在红灯区的一条街上大闹。在一时毫无羁束的疯狂当中，他们砸毁了酒吧与妓院，将家具丢到街上放火焚烧。随着愈来愈多士兵加入他们的行列，这群暴乱者的声势愈来愈庞大。宪兵出面干预，他们却朝宪兵丢掷玻璃瓶进行攻击，于是宪兵开枪镇压，射伤了四名士兵。英军召集部队持着刺刀前往现场，结果武器却遭卸除，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步枪被焚毁。以骑兵镇压暴动的尝试也没有成功。不过，暴动终究还是渐渐平息了。道金斯到过现场，协助驻守一条街道上的一处路障。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一座军营餐厅和一座军营电影院被愤怒的暴动部队放火烧毁。

一个星期前，道金斯的部队接到了离开埃及的命令。亚历山大的港口满是运兵船。两天后，他们在利姆诺斯岛上岸。那座岛太小，不足以容纳他们所有人，所以有许多士兵都待在船上。今天，威廉·亨利·道金斯在利姆诺斯岛港口里的“默斯霍布勒”号运兵船上写信给他母亲：

这里有些古色古香的风车，用来辗磨谷物。那些风车都是高大的石砌建筑，有着很大的风车叶片。这个地方很干净，这里的人也是——谢天谢地，和开罗真是一大对比。这里的一切都覆盖着青草，草原也非常漂亮，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与雏菊。我们昨天全部上了岸，主要是为了让连队运动一下，顺便到岛上观光一番。这里的人和其他地方一样，都使尽浑身解数要赚士兵的钱。这里没有大型商店，所以我们四处走了走。有个人手臂下夹着一块圆形奶酪，另一人有一串无花果，还有一人的口袋里满是坚果，又有一人抱着一包饼干，每个人都想把东西卖给别人。我们玩得很开心。

道金斯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再次动身，也知道他和他的连队届时所负责的任务：供应全旅的用水。“默斯霍布勒”号载运了许多水泵、水管、钻头、工具及挖掘装备。另一方面，有一艘船则是为了执行特种作战任务而正在改装，比如那艘船的船头两侧被切割出了巨大的登陆门。他们收到了目的地的地图。那里被称为加里波利，是一座狭长的半岛，把守着马尔马拉海的门户。不过，他完全没有在信中提到这些，而是这么结束了这封信：

我想不到其他消息，所以就在这里停笔了。我爱你们大家。爱您的儿子威廉敬上。向妹妹们献上我的吻。

1915年4月25日，星期日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目睹凡城两座最神圣的建筑物遭到摧毁

黎明。刚醒来的他，躺在有如美梦的绒毛被与浅绿色丝毯当中。他所在的房间也装潢得与这张豪华舒适的床相得益彰：天花板上吊着一盏阿拉伯灯，铜制骨架镶嵌着不同颜色的水晶；地板上铺着手编地毯，还有一座展示架，摆着由大马士革钢制成的装饰性武器。此外，还有以塞夫尔瓷制成的珍贵雕像。从散落于一张小桌子上的眼线笔与红色口红，他看得出这原本是个女人的房间。

土耳其的大炮在远方开始怒吼起来。一门门大炮陆续开火，刺耳的炮响相互叠合，形成一团愈来愈厚重的噪音，直到最后混杂成一团一成不变的熟悉声响：爆炸声、破裂声、重击声、隆隆声、轰鸣声、枪声与痛苦的尖叫声。

一会儿之后，他骑马出发了。今天上午，他要去侦察东防区。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身在凡城的郊区，这是一座古老的亚美尼亚城市，位于奥斯曼帝国一个东北省份内，距离波斯很近，而且俄国边界就在正北方不到一百五十公里处。城里发生了一场暴动，德·诺加莱斯所属的部队奉派前去镇压。

情势相当复杂。亚美尼亚暴乱者占据了这个城市的老城墙围绕的市区以及市郊埃克斯丹。土耳其总督的部队占有城市旁一座峭壁上的堡垒以及周围的区域。北方某处有一支俄国军团，目前被困在科图尔代佩的险要山隘，但至少就理论上而言，距离这里只有一天的路程。双方的情绪都不断摆荡于希望与绝望、恐慌与自信之间。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别无选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撑到那支俄国军团抵达；而他们的敌人则知道自己必须在俄军出现之前打赢这场战役，否则俄军一旦抵达，双方就会立刻攻守易势。

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战役会出现某些特别残暴的现象的原因。双方对敌人都格杀勿论。德·诺加莱斯在凡城的这段期间，只近距离见过三个活生生的亚美尼亚人：一名服务生、一名翻译和一个在井里被发现的人——那个人不晓得为什么远离他自己的同胞，在井里躲了九天。这个人遭受讯问，也被给了点饮食，等到他康复了一点儿之后，便随即遭到射杀，“不再有任何客套”。这场战役中之所以会有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一部分也是因为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非正规军、狂热分子、志愿军人，以及突然间获得武器的平民百姓，他们得以对过往的各种不公不义寻求报复，同时也遏止未来可能再加诸他们身上的不公——不论这样的不公是真实现象，还是仅存在于他们的想象当中。德·诺加莱斯指挥的部队包括库尔德族战士、当地的警察、土耳其的预备军官、索卡西亚族非正规军以及不折不扣的盗匪。

这场战争提供了借口，制造了谣言，阻断了新闻的传播，简化了思考方式，也正常化了暴力行为。目前有五个营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加入了俄军，还有人致力于煽动民众起义，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由亚美尼亚反抗分子组成的小型武装团体四处进行破坏与攻击行动。另一方面，自从1914年年底以来，就一再有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借此作为对反抗分子的报复以及对其他亚美尼亚人的警告，同时也是对奥斯曼帝国在前线惨败的一种复仇。或者，也可能只是因为这些人是可以被屠杀的。发动了最近的一场屠杀之后，当地土耳其指挥官那种顽固愚蠢的犬儒态度，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暴动，而这些暴力行动的本意恰恰在于自卫。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已经听闻了一些谣言，也亲耳聆听了当地人的担忧并且亲眼看到了证据（难民、烧毁的教堂，还有路旁成堆的亚美尼亚人尸体，其中许多都残缺不全）。在前往凡城途中的一座小镇里，他看见一群暴民追捕杀害了镇上所有的亚美尼亚人——只有七个人因为他拔枪干预而被救了下来。这件事令他深感不快。凡城的状况则又是另一回事了，而且形势简明。他是奥斯曼军队的军官，职责是镇压武装暴动，而且动作要快，要赶在科图尔代佩的俄军大举压境之前完成。不过，德·诺加莱斯其实并不喜欢亚美尼亚人：他虽然赞赏他们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却觉得他们整体上是个狡猾、贪婪又忘恩负义的民族。（他对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也同样没什么好感。另一方面，他则是相当喜欢土耳其人，认为土耳其人是“东方绅士”。此外，他也尊敬库尔德族人，尽管他觉得他们并不可靠：他称他们为“一个年轻而且精力充沛的民族”。）

控制凡城的任务并不容易。亚美尼亚人心知这场战役的胜败攸关他们的性命，因此以孤注一掷的疯狂勇气固守着这座城市。另一方面，德·诺加莱斯的部队里有许多志愿兵都缺乏纪律和经验，又过于顽固任性，因此就一定程度上而言，在真正的战斗中根本派不上用场。更糟的是，凡城的旧城区简直是一片迷宫，充斥着市集、狭窄巷道与泥墙房屋，不但难以深入，也无法侦察。因此，拿下这座城市的重任主要都交给了奥斯曼炮兵。那些大炮其实多是古董——都是发射圆形炮弹的古老前膛炮。不过，德·诺加莱斯发现这些简陋的炮弹对于城里那些房屋的破坏效果反倒胜过现代炮弹，因为现代炮弹的冲力太大，只会直接射穿泥墙。

他们就以这种方式闯入了凡城迷宫般的街道与巷弄，一区一区地前进，一栋房屋接着一栋房屋地搜查，“头发烧焦，脸上满是黑灰，耳朵也都快被身畔的机枪与步枪声响给震聋了”。每当有一栋房屋被炸成废墟，守在里面的亚美尼亚人也丧生之后，他们就会对瓦砾堆放火，避免亚美尼亚人在天黑之后借着夜色的掩护回来。他们放火冒出的浓烟，日日夜夜都弥漫于城市上空。

德·诺加莱斯在东防区骑马前进的途中，发现了一门野战炮被埋在一栋刚倒塌的建筑物底下。他跳下马，拔出佩枪，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救回了那门炮。他身边的一个下士被子弹击中了脸。

一个小时后，他已身在堡垒的胸墙上。透过望远镜，他观看着己方的军队针对城市外围一座亚美尼亚武装村落发动攻击。站在他身边的是该省总督杰夫代特贝伊，一位四十几岁的绅士，喜欢谈论文学，穿着打扮全然依照巴黎的最新时尚，晚上享用丰盛的晚餐之时，还喜欢打上白色领带，并且在纽扣孔里插一朵鲜花。换句话说，从外表看来他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不过，由于他和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关系紧密，行事又残酷无情，因此他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他代表了这个新世纪的一种新式人物：巧嘴滑舌、思想顽固，他们衣着光鲜地坐在办公桌前就完成了一场屠杀行为。德·诺加莱斯站在那名总督身旁，看着部队攻打村庄的过程。他目睹三百名库尔德族骑兵截断了亚美尼亚人的逃亡路径。他目睹库尔德族人用刀宰杀幸存者。突然间，子弹划过德·诺加莱斯与总督身边的空气。那是几个爬上旧城区的圣保罗大教堂顶端的亚美尼亚人所开的枪。至今为止，交战双方都对那个古老的礼拜场所心怀敬重，但现在总督却在惊吓之余立刻下令将那座大教堂夷为平地。部队随即奉命行事，他们以圆形炮弹轰击了长达两个小时，那高高耸立的古老圆顶才终于崩塌下来。这时候，已经有几个亚美尼亚狙击手爬上了大清真寺的尖塔。这一次，总督不禁有所犹豫，没有立刻下令开火。不过，德·诺加莱斯倒是毫不迟疑，只对他说：“战争就是战争。”

“就这样，”德·诺加莱斯告诉我们，“凡城里两座最大的圣殿就在一天里双双遭到摧毁。这两座圣殿在过去将近九百年间一直是名气远播的历史名胜。”

这天也是威廉·亨利·道金斯在加里波利上岸的日子。

他凌晨三点半就醒了过来，洗了个热水澡。船上的灯都熄灭了，船正朝着东北方前进。他们在太阳探出海平面之际下锚。周围满是其他船只的影子，前方则是加里波利半岛的长形轮廓——看起来有如水彩画般的模糊形状。吃完早餐之后，他们便准备下船。这时候，战舰上的大炮开始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道金斯与他的部下先转驳到一艘驱逐舰上，来到距离海岸较近的地方，然后再搭上由汽艇拖行的木制登陆艇。

海浪，黎明的天空，撼动天地的爆炸声。他看到他的一个部下成了第一名伤员。他看见榴霰弹爆炸之后洒下的子弹打在水面上，形成千百个小喷泉。他看见海岸逐渐接近。他跳下船，发现海水深及大腿。他听见海岸上那座陡坡上方传来步枪声。这是一片岩岸。

早上八点，他所有的部下都已站在岸上，刺刀也已就位。道金斯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在海滩上等待了一个小时左右。将军和参谋人员从我们身旁经过。将军看起来心情相当愉快，这是个好征兆。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连队的其他人都上岸了。接着，我和一支巡逻队沿着海滩往南找水。我们在一间土耳其小屋附近找到了一个小池子，那间小屋旁四处散落着住户的财物。我们爬过一座高坡，又下到一条深沟里，但我们后方的步兵高喊着要我们回去。我们派出一支队伍在那间小屋旁挖井，另外一支队伍在同一座山谷中挖一口管井，还有一支队伍则是负责改善海滩上的一个小水源。划过我们头顶的子弹纷纷落在小屋附近的深沟里。前方高地上的步兵不断惊慌地大喊着说我们遭到了攻击。这还用说吗？

敌军的攻势持续不休。道金斯和他的部下趁着一波波榴霰弹之间的空档来回奔波，挖掘、钻孔、铺设水管。他有两个部下受了伤，一人伤在手肘，一人伤在肩膀。一枚榴霰弹的雷管击中他的靴子，但没有伤到他。当天晚上，他听见海岸后方的高地上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真是美妙的声音”：那是土耳其部队的反攻。这一整天不断有伤兵从高地上被送回来。他看见一名显然因为遭到炮火惊吓而头脑不清的上校，竟然下令对己方部队占据的高地开火。道金斯帮忙从一艘运输驳船上卸下弹药。

他在晚上九点左右“精疲力竭”地睡着了，但一个小时后就被一个少校叫醒，那个少校对他说目前情势非常危急。在接下来的一整夜里，道金斯一再帮忙为前线遭到猛烈炮火攻击的步兵提供增援与弹药。双方的交火持续了一整夜。道金斯在凌晨三点半左右再次躺下休息。

1915年4月27日，星期二
卡夫卡和妹妹前往布达佩斯

火车包厢里坐满了人。他仔细打量一个个上下车的旅客。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男子“什么都知道，对什么都有意见，习惯旅行，身材高挑，金黄色胡须，两腿交叉”；一个来自布拉格日日科夫城区的年轻女孩“贫血，什么话都不说，身体发育不完全”；一位波兰中尉和他的女朋友“在窗户边交头接耳。她面色苍白，一点儿都不年轻了，双颊凹陷，手经常放在被裙子包得又小又紧的屁股上，烟抽得很凶”；两个匈牙利犹太人，其中一人的肩膀“像枕头一般，让另一个人靠着睡”；一位匈牙利军官“熟睡着，脸孔空洞而丑陋，嘴巴张开，鼻子很有喜感”。

列车驶过之处，尽是一片春景。弗朗茨·卡夫卡和妹妹爱莉一起前往布达佩斯，拜访刚到那里的妹夫（通常，他部署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军团中）。卡夫卡此行是充当护花使者以提供协助。包厢内又坐进了一个人：一位壮硕、多话、来自德累斯顿的大婶，脸长得神似俾斯麦，正勤奋地阅读报纸。［当天的报纸标题：“俄属波兰即将出现重大攻势”；“维也纳市政府将为穷困的居民采购马铃薯”；“布科维纳发生激战”；“英国十万名邮局职员威胁罢工”；“德军在伊普尔运河展开攻势”，“悲剧性的自杀行为”。今日部队的官方伤病人员名单（第389期）共51页，姓名以双字段编排，采用细字印刷。］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这位大婶：

心直口快。正是我觉得最不喜欢的。我总是安静，无话可说；在我的思绪中，战争根本掀不起丝毫波澜，在这群人中，更是不值一提。

最近这几个月里，情况不怎么好。写作或多或少陷入停顿；更糟的是，他被迫搬到朗格巷16号的二手出租房内，隔音糟透了。（对声音极为敏感的他，为此使用欧帕克蜡丸耳塞，这种耳塞把蜡用羊毛包覆起来，是有附着性的小东西，然而帮助有限。）与菲丽丝·鲍尔的重新联系让他们于今年1月底在边境小镇博登巴赫有次不太愉快的重逢。他大量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战争步步逼进。有时，他甚至认真考虑志愿从军算了。

火车走走停停。卡夫卡继续保持安全距离，打量站台上与刚上车的旅客。他们不断收到自相矛盾的、因为“禁止民用交通”而关闭路线的通告，以及各种改道与误点的信息。

窗外就是蒂萨河与博德罗格河，河水洋溢着春之生命力。滨水的美景，野鸭。种植着用来做多凯酒的葡萄的山坡。接近布达佩斯，犁得平整的田野中间，突然出现半圆状的堡垒、缠着铁丝网的拒马、细心挖掘的战壕，都已颇为成形。

他们到了。旅馆肮脏又破旧。床头小桌上还有前一晚房客留下的烟灰，也没铺上新床单。卡夫卡拜会过两个不同的政府机关，想取得搭乘军用火车的通行证，不过未能如愿。这和他出示的身份证件脱不了关系，他沮丧地回到旅馆。

车站周围的房子就如一个村子，有个乱糟糟没人管理的广场。这里有科苏特的雕像，放着吉卜赛音乐的咖啡馆，糖果店，一家雅致的鞋店，卖报的小贩尖声叫卖《东方报》。一名独臂士兵装腔作势，昂首阔步地走着；一张描绘德军胜利的破旧、粗糙的宣传海报。在二十四小时内，我每次经过该处，总有一堆人驻足观望这张海报。符合波普尔说的情况。郊外倒比较干净。夜晚的咖啡厅，只有平民还会来光顾；他们是乌依海依的居民，都只是平凡人，看起来却像是外来的异族。他们有点儿怀疑，倒不是因为战争本身，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战争。一位随军牧师独自坐着，读着报。今早，那位年轻、俊美的德军士兵来到民宿。他点了好多东西，吸着一根厚重的雪茄，随后奋笔疾书。他的眼神犀利、严厉，却还带着青少年的稚气；宽阔、四方的脸庞，胡须刮得很干净。随后，背着行囊，继续上路。

1915年5月1日，星期六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戈尔利采听见前线失守

对那数百万人而言，在火车站道别其实是最美妙的经验；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也是唯一美妙的经验。在莫斯科的亚历山大车站，站台上挤满了人。他们同唱俄国国歌，高呼祝福与鼓励的话语，互相拥抱也互道珍重，并且分发了花朵与巧克力。然后，火车便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里喷着黑烟开动，从一只只挥动的手与一张张充满了希望与疑虑的脸庞前面滑过。她也感到“一股狂野的兴奋蹿烧于我体内；我们出发了，向前线出发！我开心得说不出话来”。

她和她的部队驻扎在戈尔利采——这是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的一座贫穷的乡下小镇，被俄军占领已有六个月之久。戈尔利采距离前线非常近。奥地利的大炮每天都以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轰击着这座小镇，仿佛这是一种原则，而不是什么有计划的攻击行动。他们的炮火所击中的对象，大多数都同样是维也纳那位皇帝的子民，但他们似乎不太在乎。大教堂的高塔从中间裂成两半，许多房屋也都成了废墟。这座城镇在战前原有一万两千名居民，现在却只剩下尚未逃离的几千人，而且这些人白天都躲在家中的阁楼里。直到目前为止，法姆伯勒与战地医院的其他人员都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安抚平民的事情上，主要就是发放粮食。缺粮情形非常严重。大地已经覆上了一层新绿。

第10野战医院的人员分为三组。其中有两组是“紧急行动分队”，可以被迅速派往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这两个小组各自都有一名军官、一名士官、两名医生、一名医务助理、四名男护士、四名女护士、三十名救护人员、二十几部两轮救护马车，马车的防水布篷上漆有红色十字图案，还配有相应数量的车夫与马夫。剩下的一组便作为医院的大本营，这里收容伤员的空间比较多，也是各种补给品的贮存处，而且运输装备也比较多，其中以两辆汽车最引人注意。芙萝伦丝属于其中一支紧急行动分队。他们在一栋弃置的空房子里建了一所临时医院，并将屋子刷洗干净并且粉刷一新，然后设置了手术室与药房。

如同先前提过的，戈尔利采位于前线，就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山脚下，因此每天都有炮弹从天而降。尽管如此，这个区域却已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平静状态，因此这里的俄军也相当懒散懈怠。任何人只要上到前线，都不免会注意到这一点。这里不像西部战线的其他地方那样设有坚固厚实的防御工事，战壕都只是草草挖掘而成的浅沟，与其说是战壕，反倒更像是排水沟，而且也只有几股带刺铁丝充当防护设施。不可讳言，冬季要在这样的地面上挖掘战壕是相当困难的，即便现在地面都已解冻，挖掘工作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懒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铲子的数量不够。

俄国炮兵极少响应奥地利的轰击，据说是因为缺乏弹药，但后方其实囤积了许多炮弹。这些物品都由身穿军服的官僚控制，而他们偏偏就宁可把弹药留着不用，等待着更大的事情发生。俄国军方计划在更南方发动新攻势，在喀尔巴阡山脉上那些著名隘口的方向（“通往匈牙利的门户！”），尽管那里仍然弥漫着尸臭，到处都是冬季那些伤亡惨重又毫无收获的战役所留下的尸体。把资源投注在那里会比较有价值。问题在于实际情况或许并不如此：最近几天，一股焦虑的情绪已在驻扎于戈尔利采的俄军部队当中扩散开来，传言称与他们对峙的奥地利部队已获得德军步兵与重型火炮的增援。

在今天这个星期六，芙萝伦丝和医院里的其他人都在天亮前就被密集的炮声吵醒了。

她慌乱地滚下床，所幸她上床睡觉之前没有换下外衣。所有人——也许除了俄国第三军指挥官拉德科·迪米特里耶夫以外——早就都已猜测到恐怕会有什么状况发生。随着他们周围的俄国大炮开始开火，强度大小不一的爆炸声变得愈来愈频繁。榴霰弹爆炸之后洒下的子弹哗啦啦地落在街道与屋顶上。

透过不停震动的窗户，芙萝伦丝可以看见各种光线映照着仍然黑暗的天空。她可以看见炮口发出的明亮闪光以及炮弹爆炸时较为微弱的光芒。她看见探照灯的光束，还有照明弹发出的五颜六色的光芒，以及大火燎原时那无声的光亮。他们蹲伏在室内。墙壁与地板都不断震动。

接着，伤员开始涌了进来：

一开始我们还应付得了，后来就应接不暇了。成千成百的伤员不停从各方涌入；有些还能走路，有些则是趴在地上努力爬行。

在这么急迫的状况下，医院人员唯一能做的就是狠心筛选伤员。只要是自己站得起来的伤员就得不到帮助，医院人员请他们自己想办法到基地单位去，然后就把他们送了出去。无法行走的伤员非常多，全都一排排地躺在室外露天的地面上，他们先给伤员止痛剂，然后再处理伤口。“伤员的呻吟声和尖叫声惨不忍闻。”芙萝伦丝和其他人尽力帮助那些伤员，尽管他们觉得这一切根本都是徒劳，因为那些残破的躯体无穷无尽地不停涌入。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其中偶尔会有一段比较长的静默。

天色逐渐转暗，傍晚降临了。

在尖叫与哀号声当中，只见朦胧的身影在远方刺眼光芒的照映下不停到处奔忙。

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芙萝伦丝和她的同事听到了一种先前没听过的可怕声响：一阵撼动大地的怒吼，犹如瀑布的轰然巨响。这是九百门以上不同口径的大炮全部一起开火所发出的声音——也就是说前线每隔五十米就有一门大炮。几秒钟后，来自各个角落的金属爆裂声形成一道厚重的音幕，嘈杂的噪音愈来愈强烈，犹如某种自然力量一样旋绕不休。

这股炮火对俄军前线造成的轰击，具有一种不同以往而且令人厌恶的规律性。德语里有专门称呼这种炮击方式的用语“Glocke”，意为“钟”；英语中称之为“creeping barrage”，意即“徐进弹幕射击”。这场炮火之舞沿着俄军的前线与交通壕前后左右不停摇摆。这种炮击方式与奥地利炮兵那种偶尔随性开个几炮的做法相当不一样，比昨天那阵猛烈的炮击还要令人难以忍受。这是一种科学性的炮击方式，借由精密计算让炮火产生最大效果。这是他们没有见过的新手法。

他们听到了“撤退”的呼声——一开始还难以置信。

接着，他们看见满身泥污而且一脸疲惫的士兵列成歪歪扭扭的漫长队伍从他们身旁经过。然后，他们接到了立刻撤退的命令，要求他们抛下所有设备与伤员。抛下伤员？没错，抛下伤员。“快！快！……德军就在城镇外面了！”

芙萝伦丝抓起她的外套与背包，冲出屋外。伤员纷纷大叫、祈祷、咒骂以及哀求护士“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抛下他们”。有人抓住了芙萝伦丝的裙摆。她把那只手甩开，然后和其他人一起跑上崎岖不平的道路。这是个炎热晴朗的春日，但天色还是受到了烟雾的掩蔽。城镇外围的储油槽已经起火燃烧，汽油味的黑烟在空中缭绕。

1915年5月12日，星期三
威廉·亨利·道金斯丧生于加里波利

我们也许不免纳闷，让他最忙乎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是岸边的苦力活，还是他的牙痛。最有可能是前者。道金斯确实很尽职，而且目标明确。不过，从他找医生的情形来看，他的牙痛必然一直持续不断，不时隐隐作痛，引他分心。而他在这些日子里的体验，必然也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一方面是史诗般波澜壮阔，另一方面却又一如既往地私密而琐碎，而夹在这两者之间的则是一片空洞：他可能很快就与日常的平凡琐事脱节了，例如今天是星期几这种事。

他们于两个星期前登陆，之后这里的天气就一直相当好，尽管夜里颇为寒冷。不过，两天前却开始下起了毛毛雨，而且现在仍然下个不停。大量的人员与牲畜不断往返于海岸与陡峭山丘上的战壕之间，在泥泞的地面上踏出了一条条小径。不过，深谷里那些湿滑的黏土令行走着实变得艰难。威廉·亨利·道金斯和他的下士睡在岸边那片斜坡上的一道崖缝中，除了开口处有所遮蔽之外，崖缝内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几天前被海水冲上岸的老旧扶手椅。道金斯有时候会坐在那张椅子上下达命令。今天早上，他一醒来就发现外面下着大雨。

所有人都可以看见这场庞大的行动已然陷入停滞。

协约国其实只在两个地点建立了真正的桥头堡：一处是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最南端，另一处则是在这里，加里波利西侧的伽巴帖培。不过，道金斯和其他人却没有在正确的地方上岸，而是在预定地点以北大约一英里处。从某一角度看，这样的结果其实颇为幸运，因为奥斯曼部队在那个地方的防卫力量异常薄弱，毕竟那里的地势非常险恶，守军由此认定协约国应该不可能会在那里登陆。于是，进攻部队得以在不遭受惨重伤亡的情况下上岸。不过，他们上岸之后，却必须费尽力气穿越那些有如迷宫般的地形，包括长满了灌木丛的陡峭深谷以及岸边的峭壁。等到被慌忙派出的土耳其步兵抵达这里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连队已经朝着内陆推进了二十几公里的距离。然而，他们却在那里停了下来，讽刺地反映出西部战线的停滞状态。正如法国与比利时的情形，双方先是以极快的速度互相攻击，最后才在精疲力竭之余意识到对手不可能退却。接着，双方便就此展开艰苦沉闷的战壕战。

其中一部分的艰苦工作是维修保养以及供应粮食与水。高层人员对这些事情其实事先考虑过：他们知道水源会是个问题，尤其这时已近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所以，他们登陆的时候带着许多驳船，上面装满了从利姆诺斯岛带来的水，足以在工兵凿出水井之前应付士兵的需求。道金斯与他的部下动作很快，随即挖出了几口井，并且为牲畜与人员设立了取水站。

但水量毕竟不够充足。举例而言，淡水不足以供应士兵盥洗，所以他们只能到海里洗澡。不过，他们不能用海水刷牙，因为沿岸的海水中到处漂浮着牲畜的尸体以及停泊于外海的船只所排出的秽物。他们遭遇的其中一项问题，就是水泵通往取水站的水管经常断裂——不是被炮弹击中，就是因为粗心的士兵任由推车或大炮辗过水管——以致一再损失大量的淡水。因此，道金斯与他的部下花了不少时间忙着将水管埋得更深一点儿。

这是个寻常的早晨，尽管天色阴灰又下着雨。道金斯如常集合了他的部队，向各组人员分派了他们当天的任务。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继续将水管埋入地下。这种工作没什么荣耀，也不可能登上报章杂志，但毕竟还是不可或缺。连队中有些最会惹事的家伙正好在他的排里。不过，由于他们面临的情势相当严峻，再加上道金斯的领导气质，特别是他对属下的真心关怀，因此这些满腹牢骚又好逸恶劳的士兵都收起了任性，而与这位性情温和的年轻上尉建立起同舟共济的团结关系。

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天色还很早。

雨下个不停。

今天早晨，其中一组人员必须到一个异常危险的地段施工，而那个地段也很轻易会被看见：长度差不多只有一百米左右，地面上散落着三十几具被土耳其炮弹击毙的骡子尸体。不过，那里已经挖出了战壕——是趁着夜间挖成的。现在，他们只需在那里铺设水管，把两边的管子接起来就行了。战场上仍然一片平静。土耳其炮兵部队寂然无声。唯一令人不愉快的是那些动物死尸，腹部都高高隆起，而且伸着僵直的腿。那些尸体有的在战壕边，有的在战壕上方，有的甚至掉落在战壕里。到这里出勤的七名士兵全身都沾满了血污。道金斯也是。时间是九点四十五分。

接着，他们听见了炮弹破空飞来的尖啸声。

那是这天上午发射的第一颗炮弹。啸声愈来愈大，接着是一阵猛烈刺耳的爆炸声。炮弹就在那七个蹲伏于战壕里的士兵以及他们的水管上方爆炸，但那是一枚榴霰弹，没有伤及他们。散射而出的子弹纷纷往前飞了十五米左右的距离。其中一个名叫莫里的士兵转过头，正好看见威廉·亨利·道金斯瘫倒在地上，显然受了重伤——他瘫倒下来的姿态不受寻常的身体反射动作所控制，而纯粹是地心引力造成的结果。

他们冲向他。道金斯的头部、喉咙与胸部都遭子弹击中。他们将他从潮湿的地面上拉起来，把他安放在一个遮蔽处。另一枚炮弹在他们身后爆炸，发出短促强烈的撞击声。他们把他放了下来。血水和雨水混杂在一起。他没有说话，就这么在他们面前死了。

这一天，萨拉·麦克诺坦在她的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前几天，我听到几个女士勉强讨论着道德问题，谈话的嗓音洪亮而直率。对我来说，她们简直就是女性的先驱！在这战争期间，在满是男人和烟酒的室内，身穿灯笼裤的女性竟然讨论着这种事情？我知道我必须“长大”，可是这样也未免太过头了吧！

美丽的女人和放荡的女人都应该被关起来。让男人怀着清明的良心去面见上帝吧。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免死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至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不为他们提供诱惑。死亡与毁灭、恐怖的景象与美妙的英勇精神，看起来都如此近在眼前又如此崇高；然后，我们却又在自己身边发现邪恶的行为。

1915年5月第二周某一天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苏瓦乌基看见一名战俘找到一片面包

劳拉听到一个德国护士大叫着要某个人立刻停下来。叫嚷声持续不断，于是劳拉前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名俄军战俘翻找着一堆恶臭的医院垃圾，对于那个护士的斥骂声充耳不闻，继续翻找着他想要的东西。

劳拉的大宅邸有一部分已经被改建为一座临时医院，用于收治镇上所有罹患斑疹伤寒的平民病患。她自己也经常过去帮忙。屋外的斑疹伤寒警告牌为这栋房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就像她自己身上的俄国红十字会护士服装也为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对于女性而言，独自走在满是军人的街道上是种不太愉快的经验，尤其是军人喝醉酒的情形愈来愈常见。）在这身制服的屏障下，她开始为那些被留在镇上充当劳动力的俄军战俘提供食物。除了其他各种工作之外，这些挨饿的战俘也挖出了去年秋天那场战斗之后埋在她家花园里的十四具士兵尸体。

俄军战俘受到的待遇让她深感气愤。他们营养不良，满身脏污，衣服破烂，饱受寄生虫之苦，经常生病，居住环境恶劣，受到的对待也非常糟糕。比起身上的脏污、伤口以及破烂的衣服，更糟的一点也许是他们几乎全都已身心俱疲，不但丧失了所有的希望，而且在逆来顺受地默默承担一切苦难之余，也开始逐渐丧失了人性。他们已沦为畜牲，甚至是物品。劳拉对此深感震惊，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尽量帮忙。

那个德国护士仍然不停斥骂，而那个俄军战俘也还是不停翻找。接着，他找到了一个东西。劳拉看见了他找到的东西——一片肮脏干硬的面包。那个战俘得意扬扬地举起那片面包向他的同伴炫耀，然后开始吃了起来。那个德国护士看到感觉很不适。他怎么可以吃那种东西？他难道不晓得那片面包吃了会对身体有害，甚至可能要了他的命吗？那个人继续咀嚼着他找到的面包。

劳拉也感觉相当不适，并转向了那个德国护士。她难道不能拿些像样的东西给那个人吃吗？那个护士犹豫不决，不确定自己究竟敢不敢这么做。一名身穿制服的德国医务助理听到了她们的讨论，于是出面干预——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带着一大碗冒着热气的浓汤回来，汤里还浮着几块肉。那个俄军战俘狼吞虎咽地把那碗汤灌了下去。

三个小时后，他死了。

他的胃显然承受不了突然涌入的大量食物。

1915年5月14日，星期五
奥利芙·金在特鲁瓦刷洗地板

这是个寒冷风大的日子。但可以说是个调剂，因为最近这一阵子都一直是温暖舒适的天气。他们甚至得以在邻近的一片松林里露天睡觉，躺在还没有使用过的担架上。不过，他们之所以喜欢睡在户外，不是因为温暖的天气，而是因为他们占用的那栋庄园别墅——香特露庄园——不但屋里没有家具，而且颇为肮脏。除此之外，他们大多数的医疗设备也都出了问题。由于没有帐篷，也没有像样的厨房，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收容任何伤员。不过，这座庄园的位置倒是相当好：虽然就在道路旁，却有一座美丽的果园和菜园，附近还有一片迷人的树林。

一如往常，奥利芙·金一大早就起床了。到了八点十五分，她已坐在救护车驾驶座上，准备动身去寻找可供这个地方使用的长凳与桌子。陪伴她的是她的一位上司，运输主管哈利太太。奥利芙·金，二十九岁，澳大利亚人，出生于悉尼，父亲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她是深受父亲钟爱的女儿，尤其是因为她的母亲在她十五岁那年就去世了。）

她的成长过程与接受的教育都相当传统，毕业于德累斯顿，课程包括音乐以及绘制瓷器。不过，她自此之后的人生却一点儿都不传统。她的内心存在着两股互相拉扯的力量，一方面对结婚生子怀有正常而天真的渴望，另一方面却又拥有精力充沛而且躁动不安的天性。她在战前的几年间游历甚广，走访了亚洲、美洲与欧洲——尽管身边总是陪着一位女伴。她攀登过墨西哥市东南方海拔5 452米的烟峰火山，是全世界第三个完成此壮举的女性，也是第一个冒险进入其火山口的女性。不过，她总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什么东西。她在1913年写的一首诗里，这么祈求上帝：“赐给我一份哀伤……唤醒我沉睡中的灵魂。”她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战争带来的信息就是改变。

因此，在冒险精神与强烈爱国心的驱使下，金在战争爆发之后不久随即设法参与其中，而不只是袖手旁观。她采取了1914年当时唯一可让女性参与这场战争的途径：医疗服务。她没有受训成为护士，而是选择担任对于女性而言相当不寻常的驾驶员，由此大概也能够看出她的个性。她驾驶的是阿尔达车厂所生产的一辆大型救护车，是她用父亲的钱买下来的。在这个时候，驾驶汽车仍是一项非常罕见的技能，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

金现在服务的机构是苏格兰妇女医院，成立于1914年秋季，是当时受到热情驱使而成立的许多私人医疗机构之一。不过，这个机构颇为特殊，因为其创立者是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人士，而且机构里的人员也清一色都是女性。

这个早上金驾驶的是她自己的救护车。车号9862，但她总是称之为“埃拉”（Ella），是英语“大象”（Elephant）的简称。这辆救护车体积很大，相当于一辆小型巴士，足以载运多达十六名乘客。车尾特制的装卸区非常沉重，因此金驾驶“埃拉”的时速极少能够超过四十五公里。

她们在十点半左右回来。在另一名驾驶员威尔金森太太的帮忙下，金卸下了她们找到的长凳与桌子，竖立在菜园里，然后金与威尔金森太太换下身上的衣服，开始刷洗库房，这里将用作驾驶员的宿舍。她们两人用了几桶水，以刷子与海绵不断努力刷洗，直到地板完全清洗干净为止。她们还想重贴这间库房的壁纸，但这项工作得等以后再说了。

晚餐吃的是芦笋，不但味道鲜美、价格便宜，而且是当季的菜肴。一如往常，她们用餐的时候都会有人观看。由于餐厅的窗户正对道路，因此好奇的路人都会透过窗户看着这群奇怪的妇女：她们不但自愿前来为战事贡献一己之力，而且完全没有男人帮忙。用完餐后，她和其他几个人回房写信，因为邮件明天一早就要送出去。金在信里对她妹妹写道：

我认为战争再没几个月就会结束了。幸好那该死的毒气攻击手段没有成功，我相信这项失败对德国一定是一大打击。那些新的防毒面具这么有效，是不是很棒的事情呢？感谢上帝。希望上帝能够让那些残忍的毒气弹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爆炸，毒死五十万个德国佬，为我们那些遭到残杀的可怜士兵报仇。我也希望上帝能够降下大火或洪水，摧毁德国所有的弹药工厂。

金在她刚刷洗干净的房间里写下这段文字，斜倚在一张暂时充当床铺的不太牢固的担架上。除此之外，房间里唯一的东西就是一张椅子和一部发条留声机。至于那个有着大理石壁炉架的开放式壁炉，则是她们丢弃烟蒂、火柴和其他垃圾的地方。她很喜欢这个房间的壁纸——壁纸上有着褐色的鹦鹉栖息在玫瑰丛里吃着坚果的图案。她又冷又困。属于她的真正的战争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开始？

1915年5月26日，星期三
帕尔·凯莱门在格列博夫卡买了四条白面包

俄军真的撤退了。他在过去几天骑马经过一处接一处受损严重的地点，并且看到撤退的敌军留下的所有物品——包括沿路的垃圾以及丧命与濒死的士兵，还有新设立的路标，上面以西里尔字母标示着不知所云的地名。（这条道路在一年前通往的地方叫兰堡，现在改名利沃夫，不久之后又会被改回兰堡。）

凯莱门对于再次展开行军没有意见，对于俄国侵略军被驱退更是没有意见。不过，在戈尔利采取得重大突破的消息却没有在部队里引起预期的欢欣喜庆。“大家都麻痹了，”他在日记里写道，“对于永无止境的紧张情势已经疲乏了。”

他们从昨天起就待在格列博夫卡这座小镇。他和其他轻骑兵一同骑马进入这座小镇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令他大感震惊：首先是有一栋房屋的窗户完全没有缺损，而且他还看见窗户里面挂着白色蕾丝窗帘；接着是一个年轻的波兰女子——他对于年轻女子总是特别在意——夹杂在一群士兵与俄军战俘之间一同移动。那个女子戴着白色手套。那双白色手套和那些蕾丝窗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个充斥着脏污与泥泞的世界里，他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忘不了那纯净无瑕的白。

今天，他听说有人在卖白面包。他已对军方配发的面包厌倦至极，因为那些面包不是太软烂就是已经放得干硬。于是，他去买了四大条面包，并且在日记里写道：

我切开一条面包，还带有微温。浓烈的香气充溢了我的鼻腔。我以近乎景仰的姿态慢慢咬了一口，想要尽力品尝清楚这面包的味道，心中想着这和我在战前习惯吃的白面包是一样的。

我集中心思吃着，可是我的味蕾完全认不出这种味道。于是，这条白面包在我口中就像是我从来没吃过的食物一样，其名号和口味都是我以前不曾知晓的。

后来，我理解到这条面包和家乡的面包其实一样。改变了的是我。战争为我以前视为理所当然的这种白面包赋予了陌生的口味。

这段期间，罗伯特·穆齐尔一直待在南蒂罗尔。意大利已对外宣战，意大利部队也已越过边界。穆齐尔在日记中写道：

战争。山巅之上。峡谷宁静如昔，仿佛夏季时节的健行。在哨兵构成的安全链后方，你可以一如观光客般自在游走。

远处，双方用重型火炮互相轰击。间隔二十秒，三十秒，甚至更久。仿佛小孩从远处朝对方丢石头。即使不确定能成功，他们还是受不了诱惑，总想再多丢一颗。

炮弹落在韦泽纳隘口后方的深谷，窜起的烟雾又黑又丑陋，好像民宅失火一样，整整持续了几分钟。

我为拉瓦罗内四周山景的可怜景象，深感同情。

1915年5月27日，星期四
萨拉·麦克诺坦待在德帕内的日子即将结束

她受够了，再过一周她就要回英国了，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回来。麦克诺坦和许多人一样，都被战争初始的那一波热情冲昏了头脑，但后来随着情势的反转以及失望的不断累积，她自感精力逐渐枯竭。她倦了。不只是身体的疲倦，而是心灵的厌倦。她对苦难感到厌倦，对危险感到厌倦，对持续不断的口角感到厌倦，对那些琐碎而且难以理解的规则感到厌倦，她真的倦了。

她仍然在车站的食物救济站工作，善尽自己的职责，但是内心却没有任何喜悦。她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配发热汤、咖啡、面包和果酱，也发糖。至少寒冷阴暗又寂寞的冬天已经过去了，但太阳再度露脸也有其缺点，因为站台上很热，而且空气中的气味也变得难闻许多。有热心人士送了她一辆汽车，但那辆车已经坏了。

当然，这仍然是一场对抗邪恶的战争。她对这一点没有任何怀疑。（实际上，她内心的这种感觉在春季期间只有得到增强，原因是她听闻了客轮遭到击沉的消息，也初次目睹了德军毒气攻击的受害者。）此外，她也仍然坚定认为这场战争的重点在于义务与原则以及英国的荣誉。可是，这场战争到底会持续多久？

庞大的军费支出无疑有一天会终结这场战争。我们每天花费两百万英镑，法国一定不比我们少，德国说不定更多，奥地利与俄国更是远多于此。如此做法，不过就是为了让士兵待在一点儿都不舒适的露天坟墓里，为了把高爆弹射上天空，但常常又什么都打不到。

麦克诺坦努力思索这个问题。在这个月初，一名志愿士兵私下对她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受伤，“以便光荣返乡”。她也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思考了一番，结果认定她可以在后方从事宣传工作，以便发挥更大的功用。她正在写一本小书，以阐述她的经验。（毋庸讳言，书中内容多少对事实有些更动。她采取了坦率却又微带幽默的语调，而且仔细去除了文字里所有的疑虑和牢骚。她已经为这项出版计划找了一家出版商。）她也有意实现自己的巡回演说计划，向兵工厂的工人发表演说。

她努力想要为没有意义的牺牲是否也有可能崇高这个难题找出答案——甚或这种牺牲会不会因为缺乏意义而更加崇高。她听说过有些炮兵奉命回去取一门炮，据说他们的士官对他们说：“我们会送命，可是那不重要。”他们的长官更是“重重地”答道：“没错，那不重要。”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她。她在日记里写道：

“那不重要”——什么事情都不重要。我有点儿怕回伦敦，因为在那里，各种事情可能又会开始显得重要，于是我又会因此受到束缚。我们的士兵在这里笑着赴死，原因是死并不重要。我的同胞怀有一种自豪的谦逊情操，至今仍然很少有人理解。这是育幼院与公学教育造成的结果。在这些机构里，人都不能太看重自己，所以自己一旦死了，也“不重要”。上天保佑那些孩子们！但愿他们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对他们而言，人生已经结束了。我们甚至无法确知他们是不是还有来世。可是我知道他们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我不确定人格是否能够永存。我关心这一点，但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的是：借着这些简单、光荣而且毫无埋怨的牺牲，他们因此达到了某种更崇高、更纯净也更光辉灿烂的境界。我们因此多多少少得以摆脱那些愚蠢、烦乱、累赘而且令人鄙夷的事物所造成的沉重负担。这些英雄确实会“升华”，而我们也随着他们而“升华”。

春天来得有些迟，但现在总算已完全降临，带来了“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绿”。不过，紫丁香与温暖的海风让她更想家了。这里的日子还剩下一周。

1915年6月6日，星期日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从位于努瓦永的一家医院撤离

救他一命的或许是运气，又或许是命运的一点小转变。在5月初的一个黑夜里，安德烈森跌入一条狭窄的战壕而导致右腿脚踝上方骨折。自此之后，他大部分的时间就都待在医院里，躺在一间原本是剧场的大病房内，由亲切的法国修女照料。他觉得很烦闷，因为他没什么书可以看，也对贫乏的餐点深感厌烦——因为上头认为病患所需的食物没有前线的士兵那么多——不过他还是颇为满足。医生说他至少要休养六个星期。要是运气好一点儿，他说不定可以拖到7月再返回前线，而且搞不好那时候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虽然可能性不大，可是搞不好真的会这样。

卧病在床的这段时间里，安德烈森一如以往，对于战争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做了许多幻想，另外也幻想了和平以及和平一旦降临之后可能发生的状况。意大利在5月向同盟国宣战；英军在佛兰德斯发动攻势，法军也在阿拉斯发动了顽强的攻势；异常激烈的战斗已经延伸到满是弹坑的洛雷托高地；目前流传的谣言称美国以及几个巴尔干国家也将在不久之后加入反对德国的阵营。可是许多德国人在面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威胁时依然怀有自信，这让安德烈森颇感讶异：他们都说这些现象也许会拉长战争的时间，但德国终究还是会获得胜利。就安德烈森自身而言，他希望各大政治势力的消长——不论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想象中的——将会带来和平。他知道自己在和平一旦降临之后要做些什么。在1914年8月之前，他曾在温丁当了整整六个月的教师，他在战后也打算重回教席，继续从事大众教育，和年轻人待在一起。他还梦想自己盖一栋小房屋，和“多萝西娅阿姨的鸡舍差不多大小，但里面和外面都打造得非常浪漫”。

不过，鲁瓦周围的情势在近几天来已变得相当危急，这座城镇距离他的军团所驻守的前线只有十公里左右。他们日夜都听得到炮火声，而且据说法国步兵已经突破了德军阵线。幸好他不必参与那场战役，谢天谢地。而且还不只如此：由于医院很快就必须腾出病床收治大量新近受伤的士兵，因此所有康复中的病患都必须撤离——传言说是送回德国。

他原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星期日几乎整天都躺在一棵梨树下的嫩绿草地上，温暖的空气中隐隐传来远方的炮火声。傍晚时分，他又去听了一场教会音乐会。直到他跛着脚回到医院之后，才听说了这些事情。安德烈森立刻开始打包他的东西。回德国！他的武器和各种军事装备都堆成一堆，私人物品则堆成另一堆。他们被一一点名，领取旅行文件，然后每个人都在胸口黏上一张硬纸板小标签——上面列有姓名、所属单位、伤势，等等。他们在晚上十一点收到了出发令。

他们爬上汽车，五人一辆车，然后车子便驶入了夏日的夜晚。他们在途中看见几个高级军官站在路边眺望着远方那条被炮火的光芒、探照灯以及缓缓落下的信号弹所照亮的地平线。不过，这一切对他而言已经都不重要了。

我们全都要回德国去了，我实在无法形容我内心的欣喜。远离战场，远离那些炮弹。不久之后，我们就再也听不到大炮的声音了。我们穿越富饶的乡间，经过微笑的村庄。我的心里满是喜悦、星期日的平静以及悦耳的钟声。回家，我们回家了。

他们预计在绍尼中转，然后接下来的旅程都将在火车上度过。他们在一座大公园里集合，一名医生对所有人再度进行了一次检查。轮到安德烈森的时候，那名医生看了看他的文件，然后把他胸口的硬纸板标签撕了下来。安德烈森的旅程到此为止了。那名医生认为安德烈森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再过几天就可以返回前线。

安德烈森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一切突然变成了“一片黑暗”。

他终于回到公园的时候，看见其他人都已排成队伍。有几个人在叫他。他的名字被点到了——他终究还是可以回德国！安德烈森刚加入队伍当中，随即就被发现他胸口上没有那张标签。于是，他又再次被赶出了那群人的队伍：“再见了，离开的旅程！再见了，家乡！我又要回到战场上了！”

1915年6月11日，星期五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听闻德军渡过桑河的消息

这是他们待在莫沃迪屈的第三个星期。戈尔利采陷落之后的第一次仓皇撤退已被人忘却，不管怎么说是几乎被人忘却吧。自从5月初那些坏日子以来，第三军已经损失了竟20万人——其中14万人是被敌军俘虏的。不过，现在第三军已在宽广的桑河沿岸占据了一块新的且显然相当坚固的阵地。增援部队也总算来了。此外，他们也接到了最高层下达的命令：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阻挡德军与奥军的进攻！不能再撤退了！于是，河流沿岸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都发动了不少小规模的攻击行动。一天晚上，芙萝伦丝第一次看见大批身穿灰色制服的德军战俘；他们在月光下迈着步子，头上戴着标志性的尖顶盔，骑着马的哥萨克部队在旁戒护。传言称敌军遭遇了重大损失。现在有了新的希望。

芙萝伦丝所在的地方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这点无疑强化了她认为危机大概已经结束的感觉。她有许多时间做其他事情，例如到河边洗东西、庆祝意大利参战，或是庆祝她自己的命名日。她还花了许多时间在寂静翠绿的树林里漫步，摘采初夏盛开的花朵。除了普通的斑疹伤寒以及霍乱病例之外，这里的情况平静得让有些护士心生不耐，甚至有意请调其他单位，好让自己能够多做出一点儿贡献。他们的主管努力安抚他们，暗示说他们的分队反正不久就要移驻其他地方，也许到兰堡的第八军，甚至是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前线传来了大家渴望的好消息：传言土耳其战线后方发生士兵哗变，俄军部队受此鼓舞已开始南移，并跨过了奥斯曼帝国的边界。）

现在是下午三点，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已经工作了一天，正坐在她的帐篷外休息。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平静。她看见四名护理员抬出了几具尸体，准备埋在附近一片原野上的临时公墓里。一对鹳鸟在一座农场的茅草屋顶上筑了巢，她听得见它们拍动翅膀的声音。来自另一个紧急行动分队的一名男子走了过来，递给她一封信，请她转交给他们分队的医生。她随口问了问对方的分队目前状况如何。那个人“努力克制着激动的情绪”对她说，那天上午有榴霰弹的子弹落在了他们附近，所以他们已经在准备迁移。德军已经渡过了桑河！

这条消息令她惊恐，但她对消息的真实性还是心存怀疑。尽管她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猛烈的炮火声，但是在晚餐时间问及旁人时，她发现他们也都和她一样抱持怀疑态度。晚餐过后，她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面仍然残留着热气。在那里她遇见了另外一名护士安娜，结果安娜有气无力地证实了这个消息。德军渡过桑河的传言是真的：

据说他们蜂拥而来，根本阻挡不了。我们有人，但却没有武器。据说有些军团甚至连一发子弹都没有，只有几座炮台能够持续开火。

安娜接着说：“我们的士兵一定会惨遭屠戮，而且从这里进入俄国只需一天的时间。”一旦想象到俄国遭到侵略而且被夷为平地的景象，她就觉得自己实在难以承受。她瘫倒在床上，以手臂掩住脸庞嚎哭了起来。芙萝伦丝笨拙地安抚她：“‘安娜，’我说，‘别哭了，这可不是你的本性呀。’”安娜移开手臂，怒目瞪视着芙萝伦丝：“‘本性！’她驳斥道，‘什么是本性？’”接着，她又激动地说：“‘允许这种巨大的灾难发生，难道是上帝的本性吗？在这样的屠杀当中，人不但会丧失自己的本性，连灵魂也会跟着死去！’”然后，她又继续哭了起来。芙萝伦丝没有再说话，“我没有再试着安慰她，我找不出话可以安慰她。”

消息最终正式得到确认，其实就是一道预备离开的命令。他们开始打包物品，一大群伤兵却突然涌了进来：

我们一看到他们，就知道最糟的状况发生了。他们看起来茫然恍惚，焦虑令他们忘记了肉体的疼痛，而且他们的眼神，让人不禁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黑暗降临了。远方的炮火声逐渐平息，终至静寂。一批大炮被运至邻近的一片原野上，准备开火。芙萝伦丝与其他人在夜晚的薄雾中拆掉了帐篷。接着，他们听见路上传来嘈杂的声响。芙萝伦丝循声走去，看见了一群骑兵，是哥萨克部队。一个农场的小男孩低头跑远，消失在了树林的方向。她听到尖叫与混乱的声响：哥萨克部队正有条不紊地一一搜查每一座农场，带走了他们能带得走的所有牲畜与家禽——猪、牛还有鸡。他们还把农场里的男人聚集在一起，并捆绑了起来。芙萝伦丝看见几个哥萨克士兵将一个年轻男子按在地上，旁边的一名女子尖声大叫起来。

接着，哥萨克部队就带着他们抢来的人畜离开了。妇女的尖叫声仍然持续不断。后来，芙萝伦丝随着她的医疗队坐上早已超载的马车在暗夜里出发了，那些妇女依然在号哭着。

这是个美丽晴朗、满天星斗的夜晚。

这天，罗伯特·穆齐尔前往博尔扎诺，再次和妻子玛尔塔见面。他在日记中写道：

前往车站途中，我的马就累了。这意味着，我晚上必须坐带着梯子的消防马车到特伦托。同行的是位来自拉瓦罗内的救火员，他告诉我当地军心依然振奋！他表示，只有步枪兵才会敌我不分乱开枪。

他们从山峰的轮廓中打出探照灯光，它们本身就像狂想、迷幻下的产物，仿佛一头缓缓爬行的大蜗牛，从巨兽的胁腹部冒出，四处巡逻着。在某处休息了一段时间后，精神抖擞地举起尾部，照亮云端。火车里，即使二等车厢的格局，看起来都极尽豪奢之能事。文化记忆被唤醒了。

终于抵达一片漆黑的博尔扎诺。车站的服务领班引导我到达推荐的旅馆。

1915年6月15日，星期二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霍格等待天亮

这是个闷热无风的日子。他们全副武装，还得走十二公里才能到达攻击地点。一开始，他们还拖着步子，行走在波珀灵厄通往伊普尔的拥挤道路上，一切尚显得相当容易。他们四周满是其他大大小小的部队，和他们一样徒步行军，还有“马拉的炮车，骡子拉的炮车，无穷无尽的弹药运输队，攻城加农炮与榴弹炮，一排排的卡车，骑着摩托车的传令兵”。他们意识到自己即将参与一场重大攻击行动，因为他们还看见了已做好战斗准备的骑兵。那些骑兵将在德军阵线上选择一个突破口长驱直入，就此打破战争的僵滞状态——只见他们手持军刀，美丽的三角旗在空中飞扬，真是英姿飒爽。

这是艾尔弗雷德·波拉德首次参与攻击行动。他满腔热血，实际上几乎可说是开心不已。几个月来的挫折与失望终于到头。直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的发展并不如他的预期。他得了黄疸病，还被人怀疑是装病而逃避责任。（他！他怎么可能装病？）他当过一名军官的勤务兵，也当过伙房兵。他爱上的那个女孩根本不怎么写信给他。他幻想中的战争场面尚未出现——更遑论他梦想中的英勇表现。不过，现在他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

随着他们逐渐接近前线，他的战友们也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变化。他非常明白这种现象：

离开前线的时候，由于每一步都离子弹与炮弹愈来愈远，因此部队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大家唱着歌，说着笑话，四周满是笑声。但开赴前线就是非常不一样的状况了。士兵一派严肃，交谈都只有三言两语；大家很少开口，大部分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有些人会刻意说笑，想借此展现自己的胆识，或者其实是避免自己胡思乱想；其他人则会为相对软弱的战友打气；只有少数人能够泰然自若。

在到达传说中的“地狱火角落”之前，他们接到了临时改道的命令，转而进入一片被太阳晒得温热的原野。战火离他们尚远，但有一枚炮弹突然从蓝天上呼啸着落下爆炸，他们那一营的副官还被震下了马。该来的终于要来了。队伍变得非常安静。“我们即将走入未知。所有人都不敢确定自己能否在未来的考验中存活下来。”

最后，他们在原野上停下了脚步，且必须在那里等到傍晚。等待期间，战地厨房马车开了过来，为士兵发放热茶。发放完之后，那些厨房马车就立刻退回安全地带。波拉德看着那些马车消失在远方，不禁纳闷他有多少战友宁愿和那些伙房兵一起退出危险之外。接着，他又转念一想，说不定有些离开的人却在心中暗自羡慕着他们这些开赴前线的人。

太阳下山之后，他们继续出发。他们排成单人纵列，在阴暗的天色下沿着一条铁轨摸索前进。攻击地点的战壕是新挖的，又浅又窄。他们必须待在那里，“成群挤在一起，简直就像沙丁鱼”，而且必须全副武装，所以只能以别扭难受的姿势坐着。他们一面抽烟，一面聊天。战壕里架着简陋的梯子——只有三个梯级。尽管日出之前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而且睡眠才是战争中的士兵唯一可靠的福祉，但波拉德却根本睡不着：

我很不舒服，也太过兴奋。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爬出战壕第一次参与攻击行动了。我感觉不到恐惧，甚至连紧张也没有，只是迫不及待想要让战斗赶快开始。漫漫长夜似乎没有尽头。黎明到底还会不会来？

在发动攻击的前一小时，波拉德被派至前进线，他将作为第一波攻击行动的传令兵。他深感满意。这项任务可能会增加他受伤或送命的风险，他丝毫不在意，但绝不是因为他无知。（3月，就在后来被称为新沙佩勒之役的那场战役中，英军遭遇惨败，他曾在近距离绝望地眼睁睁看着一支攻击部队陷入德军马克沁机枪的交叉火力下，几乎全数遭到歼灭。）他之所以会如此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主要是他那孩子气的天真个性作祟：他觉得死神只会眷顾别人，断不会挑中他的。此外，上头也保证会为他们这次的攻击行动配备大量火炮——不像3月的那场战役，当时英军差不多只算是象征性地开过炮而已。而且，他目前的职责也意味着他未来将有更多机会做他一直想做的事——举起武器：“要是幸运的话，说不定我可以用刺刀刺死德国佬。”

大炮开始密集开火：“砰！砰！砰！砰！砰！咻！咻！咻！咻！轰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不久之后，炮声震天，无论如何大叫也无法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必须凑到对方耳边嘶吼才行。等到飞起的泥土不时掉落在他头上，波拉德才意识到德军已开始回击。士兵们开始检查他们的装备，他们的指挥官在震耳欲聋的声响中回过头来微微一笑，用嘴型对他们说：“还有一分钟。”他们全部站了起来。短短的梯子已经纷纷就位，士兵也都背上了带刺刀的步枪，一一站在这些梯子前，一只脚踩在最低的梯级上。指挥官把手往下一挥，下达了出发的信号，然后自己先爬了上去。波拉德紧跟在他身后。

这场攻击行动成功了，但损失惨重。

1915年6月18日，星期五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目睹锡尔特的大屠杀

他们来得太晚了，而他对此深感庆幸。不远处是一派田园风光。成群的奶牛与水牛在绿色的草原上静静地吃着草。青色的天空下，还有几头单峰骆驼在一处泉水旁休息。锡尔特是一座平静的小镇：一栋栋长条形的白色房屋错落地聚在一起，其间还耸立着六座细细尖尖的清真寺塔，“犹如大理石针”。

他们再往前骑了一段距离。

就在这时，拉斐尔·德·诺加莱斯的目光落在了那座高地上。

那天早上，他部队里的两名土耳其军官直言不讳地说（实际上，还有点儿扬扬得意的），比特利斯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完成，现在他们只需等到上头下令，就可以在锡尔特大开杀戒了。所以，如果他想要目睹屠杀景象，他们就得快点儿赶路。

不过，他们并没有及时赶到。

那座高地就位于主干道旁，上面覆盖着……不晓得什么东西。不久之后，他看见了那是些东西。山坡上……

……布满了数以千计衣不蔽体的死尸，血流遍地，成堆累积，肢体扭曲，仿佛完成着死后的拥抱。父亲、兄弟、儿子与孙子都躺在地上，有的被子弹打中，有的被弯刀砍死。有些受害者的心脏还没停止跳动，鲜血仍然不断从被割断的喉咙里涌出。成群的秃鹰栖息在尸体堆上，啄出死尸或濒死者的眼珠——他们僵直的眼神透露着他们的恐惧以及无可言喻的痛苦——而食腐的狗儿则撕咬着那些仍在搏动的内脏。

山坡上累积的尸体一直延伸至道路上。为了前行，他们只好让马跃过那些“堆积如山的尸体”。震惊之余，德·诺加莱斯骑马进入了锡尔特，只见警察与穆斯林居民忙着洗劫基督徒的住宅。他见到了当地的当权者，包括亲自领导这场屠杀的镇上警察主管。德·诺加莱斯再次确认，此地十二岁以上的男性基督徒全数被害，这一次并非如过去一般算是自发性事件，而是由最高层精心谋划的一场行动。

当夜，他被安排在一栋已被洗劫过的房子里。现在，德·诺加莱斯已知道这场屠杀不再只是以亚美尼亚人为对象，也针对其他基督徒群体。实际上，这栋房屋就属于一个叙利亚基督徒家庭所有。屋子里的物品已被洗劫一空，只剩几张破椅子，而且除了一本英语辞典和隐藏在角落里的一小张圣母玛利亚画像之外，这栋屋子里已完全看不见原主人留下的痕迹。地板和墙壁上都是血污。

后来，他和一群彬彬有礼、谈吐高雅的军官一同坐在营区餐厅外，但那骇人的情景仍然持续。他深感惊恐，但什么也没做。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装出一副会意的模样。一群暴民从他们身前走过，拖着几个儿童和一个老人的尸体，那些死尸的头颅松垮垮地在街道的圆石上弹跳着。周围的人群则纷纷对着那些尸体吐口水或者怒声咒骂。德·诺加莱斯还看到一群警察领着一个相貌可敬的长者：

从他身上的黑色长袍与紫色无边帽，可明显看出他是个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主教。鲜血从他的前额沿着脸颊流下，看起来有如殉教者的猩红色泪水。他在走过我们面前之时，盯着我看了长长的一眼，仿佛看得出我也是基督徒。不过，他继续向前走，走向那座可怕的高地。

日落时分，拉斐尔·德·诺加莱斯骑马离开了锡尔特，陪伴他的阿尔巴尼亚勤务兵名叫塔辛，身材高大壮硕，另外还有七名骑警。德·诺加莱斯为自己的性命感到担忧。有谣言说上头想要处死他，也有人对他的忠诚度提出质疑。他们一路往南，穿过了没有道路的乡野。他想去阿勒颇。他打算在那里向奥斯曼军方申请退役。

1915年6月22日，星期二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苏瓦乌基听到德军攻陷兰堡后的庆祝声

一个夏日傍晚，劳拉在屋子里为孩子洗澡。一座教堂的吊钟响了起来，接着另一座吊钟也响了，随即又是两声、三声，然后更多更多的钟响了。听起来仿佛苏瓦乌基所有的教堂都敲起了钟，温暖的空气中久久回荡着不绝的和谐颤动的钟声。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如往常，他们对于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对他们而言，战争不是一件惹人注意的事，而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现状。不过，这并不表示那些战役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劳拉和她身边的人都祈祷盼望着俄军能够突破敌军阵线，回来解放他们。不过，他们近来听到远处的战斗声响愈来愈明显，然后又逐渐减弱，终至消逝不闻。传闻称德军打了不少胜仗。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仍然怀抱着一丝希望。钟声响起之后，劳拉的第一个念头是俄军终于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因此德国人才会赶紧敲钟通知苏瓦乌基城内以及周围的部队，警告他们正在被俄军包围。她的一个女性友人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兴奋不已又充满期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劳拉把孩子们送上床之后，就开始问她的朋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们走到阳台上，俯瞰底下的街道。她们看见德军部队在傍晚的阳光下欢庆歌唱，便随即感到一阵失望：“我们从希望的云端重重跌了下来，因为期待破灭而满心沉重，以致我根本无心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到底是什么事？

一名德国医院助理看见她站在阳台上，兴奋地对她大喊：“兰堡已经被攻下来了！”

那座自去年9月就被俄军占据的奥匈帝国城市，如今已经被德军夺了回来。这是同盟国的一大胜利，几乎足以抹除奥匈帝国去年在加利西亚惨败的记忆——但也只是几乎而已。不过，这则消息对于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个人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兰堡正是她的先生斯坦尼斯劳的驻处，而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焦虑与未知折磨着她。斯坦尼斯劳还活着吗？他会不会被俘？他是不是逃走了？“钟声喧嚣不止——我觉得自己被钟声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1915年7月4日，星期日
罗伯特·穆齐尔听见维雷那山上的炮击声

夏日凌晨，大约三点半的时候，旭日尚未真正东升，但天际已一片光亮。他看着旁边草地上的牲口正醒来：“它们以舒适的姿势躺卧。显然这就是牛儿们清晨的生活。”远处不断传来炮击声。

罗伯特·穆齐尔现在身处地势高耸的阿夏戈高原，距离前线只有一点五公里远。现在，他有了新职称：国防军第一六九营营长副官。今年1月下旬，他被免除连长职务；上级长官认为他消极、笨手笨脚、玩忽职守，总之就是无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降级可耻之至，穆齐尔的父母都是上流的布尔乔亚阶级，两人对此备感震惊，深以为耻。不过他本人倒是处之泰然。众所皆知，他根本无法胜任自己的职务；他对降级一事的反应是解脱。现在，他有了较多私人时间。

此外，战争也为他那干枯的心灵带来些许灵感，不过主要还是美感印象。与所有战事都保持着安全距离的穆齐尔，其实过得相当惬意。他还找了个情妇，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名叫玛格达莲娜·伦齐的未婚农家女。他根据她家奶牛的名字，调情似的唤她“葛莉贾”（Grigia），意思是灰色。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许多有妇之夫被征召入伍，穆齐尔这种军阶的军官逃离婚姻的管控，上妓院或找民女寻欢，并不是多么罕见的现象。同时，他更确信自己是深爱妻子的；她是崇高、高贵的，他以一种神圣的、准宗教式的形式展现对她的爱情，并给了自己对其自己女人尽情“发泄淫欲”的充分理由。双重道德标准并不会使他困扰，反而是用意之一呢。

这几天来，意大利部队一直持续着大规模攻势。最惨烈的战事还在远方的伊松佐河延烧，但阿夏戈高原一带也燃起了战火。关于这一切，穆齐尔这个级别的军官所能见到的，就是一场炮击：

我看到以口径30.5厘米的迫击炮对维雷那山防御工事进行的炮击。炮弹所及之处，可见一片垂直升起的烟尘，顶部就像石松树的树冠。很模糊的感觉，就像在观看飞靶射击一样。而苏加纳峡谷下方或战壕内的意大利部队巡逻队，或是每天运送军需品到戈柏镇的火车，看起来也是一样模糊。

在奥地利部队防御工事周边，上一次炮击留下的弹坑如鼹鼠地洞般鲜明。

一支意大利重炮连正努力使用榴霰弹找出我方迫击炮的位置。除了空中云状的烟尘，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云状的烟雾闪闪发亮。

夏日美好的天气持续着。当天稍晚，部队在野外举行了布道会：“货箱上摆着圣者的画像以及两根蜡烛。上校大概觉得这一幕有令人动容的美，就顺便照了张照片。”

再过五天，穆齐尔又可以休假离营了。他和妻子会在博尔扎诺的皇冠饭店见面。

1915年7月14日，星期三
米歇尔·科尔代在巴黎庆祝法国国庆节

这是个乌云密布的夏日，太阳只偶尔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米歇尔·科尔代在日记里写道：

一群静默无声的人。受伤的士兵，其中有些还截了肢，休假的士兵穿着被太阳晒得褪色的长大衣。前来募款的人占了人数的一半，他们标榜着各自的慈善目标，劝说民众踊跃捐款。一支支部队在军乐队伴奏声中大踏步前进；别忘了，这些人都正要上前线去杀人。

他在戴高乐广场看见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乘坐一辆敞篷车抵达现场。德尔卡塞大概是促成意大利参战最有力的推手，他显然期待着群众对他发出欢呼。不过，为数庞大的人群仍是一片静默。科尔代认为这样的静默是对战争的一种无意识抗议，但他同时也不禁猜想，要是我方有值得夸耀的胜利成果，群众想必是会热烈欢庆的。（商务部的一名助理在不久之前发现，部里的作战图上标示前线的小旗子都已经结了蜘蛛网。）《马赛曲》的乐声响了起来，悲痛降临于每个人身上，所有人纷纷脱下帽子。头顶的天空传来嗡嗡的飞机声。

总统庞加莱开始演讲。他再次发表了一场强硬、煽情又充满了陈词滥调的演说，宣称法国将会“奋战到底”。庞加莱的言辞拙劣是出了名的。他在今年5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内容了无新意而导致有些人以为那是一场恶搞。不过，结果证明那篇文章的确是出自他的手笔。总统指出这场战争的终极目标，就是“粉碎德国的妄自尊大所带来的这场梦魇”。科尔代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单方面和平可能会造成严重恶果。果真如此，他就迫使我们国家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战争，恐怕后果将是致命性的”。

这一刻，即便身在巴黎，战争也几乎触手可及。

1915年7月29日，星期四
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听着夜里的歌声

四周一片黑暗，空气相当温暖。这是个夏日的深夜。她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醒来，也许是因为明亮的月光。天气炎热，她只好睡在阳台上的一张躺椅上。四周一片寂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她唯一听到的，就是客厅里的老爷钟发出的那令人心安的嘀嗒声。突然间，艾尔芙莉德听到了歌声，虽然相当微弱，曲调却很悠扬，歌声来自旁边的火车站。她竖起耳朵，依然认不得这旋律，于是注意聆听歌词。她听到愈来愈多人加入颂唱，歌声也因此愈来愈清晰：“上帝的计划早已确定，人必须和自己最心爱的对象别离。”

夜空晴朗，星斗漫天，歌声愈来愈大，愈来愈洪亮，也愈来愈清晰，而她的心情则愈来愈低落。我们总是不愿告别童年，却又不得不一步一步走远。这一刻，艾尔芙莉德已有了这样的感悟，这种感悟对一个孩子所造成的影响力将是一生的，成人也总是为此感叹不已。她在躺椅上蜷起身子，哭了起来：

那些军人为什么在半夜唱歌？而且唱的还是这首歌？这首歌不是军歌。唱歌的人真的是军人吗？说不定是有一列火车抵达了我们的小镇，车上载运着阵亡士兵的棺材，说不定他们所抛下的母亲、父亲、妻子、孩子和女友也在车上，他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流着眼泪？

接着，她听到祖母的卧房传来声音——擤鼻涕的声音。艾尔芙莉德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进祖母的房间，恳求道：“我可不可以爬上床和您待一会儿？”祖母本不太愿意，但还是掀起被子，说：“过来吧。”她依偎在祖母身边，把头靠在祖母的胸前啜泣。祖母的额头抵在艾尔芙莉德的头发上，艾尔芙莉德感觉得到她也在哭。

她们两人都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哭，没有说什么理由，也没有问对方。

1915年7月底某一天
罗伯特·穆齐尔在帕拉伊欣赏留声机播放的音乐

穆齐尔驻扎在小山村帕拉伊的管区牧师寓所内，旁边的校舍已变成军方的储藏室。他的情妇玛格达莲娜·伦齐和那头灰色奶牛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民宅内。这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于是全村的男人都被召集起来去修路了。像玛格达莲娜这样的农妇也被招揽去，在蜿蜒小径之间负责补给物资。她们背上扛着军火、粮食、带刺铁丝网和其他所需的物品，送往驻扎在山巅上的奥地利部队。这场战争的能量与波及程度如此庞大，以致这与世隔绝的小山村连基本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

先前在阿夏戈高原进行的战事现已进入对峙状态，甚至停滞下来，前线几乎没有明显的动静。炮声已远去。远处，位于伊松佐河一带的意大利部队还极其残酷地持续攻击，但除了数以万计的死者，并未换来任何实质战果。到现在为止，穆齐尔并未真正参与任何一场战役。

他在后方的帕拉伊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担任营长的副官。他的时间多到足以骑着小马“皮皮”到处乱转，还能仔细研究农妇们（在他看来古怪又深富异国情调）的生活习惯。穆齐尔来自上流社会，是高贵的都市人，他对自己所见的景象感到既困惑又好奇。

今晚，他显然是被整个情况的荒谬给吓到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苍蝇之死：世界大战。留声机已经播放了许多个夜晚。“罗莎，我们要去罗兹，罗兹，罗兹！”还有“到我充满爱意的香闺来”。偶尔有捷克民谣、莱奥·斯莱扎克与恩里柯·卡鲁索的歌声穿插其间。头脑迷失在一片歌舞与伤悲之中。天花板上悬挂着许多长长的捕蝇纸，一只苍蝇从其中一张捕蝇纸上掉下来，仰面朝天，躺在打蜡桌布上的一小块圆锥形光线里。旁边是一个高脚玻璃杯，插满小小的玫瑰。它想站起身来，然而小小的六只脚却不时交叠在一起，指着正上方。它渐渐停止挣扎，孑然一身死去。另一只苍蝇冲上前，随后又远离。

1915年8月7日，星期六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华沙东北方某处稍事休息

他的连队在昨天离开了华沙。尽管他们必须走靠近河边的街道，而那里直接暴露于德军机枪火力之下，但他们没有损失任何人员。德军不愿伤及平民，于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雇用了民间的出租马车来伪装他们自己的货车，想借此瞒过敌人。今天情势很平静，因此他们好好利用了这个机会……

……好好休息，检查我们的阵地，盘点我们的物资。参谋人员告诉我们，敌人已经在好几个地点渡过了维斯瓦河，但至今为止还没有进犯我们的部队，只在附近出现过一支小型骑兵巡逻队。另一方面，就战略上而言，我们似乎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因为在我们两翼的两个军都比我们先撤退了。

1915年8月8日，星期日
温琴佐·达奎拉在皮亚琴察被人嘲笑

煤烟的味道，炙人的太阳，灰尘。火车靠站，却没有人来迎接他们。城镇里似乎空无一人，大多数人都待在室内，躲避那可怕的高温。他们必须自己找路，穿越令人窒息的狭窄巷道，去军队营区申请入伍。

他深感失望，受理人员不热情也就算了，竟然连一点点感激之情都没有流露出来。达奎拉他们可是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横渡了德军潜艇出没的大西洋，到这里来“为伟大的意大利祖国”奉献生命的！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他一早就躲在门厅里，等到他父亲出门之后，才偷偷溜出纽约的家，出发去港口，搭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不只是他，他只是五百名左右打算入伍的意裔美国人中的一员。船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聪明人和笨蛋、体弱者和壮汉全部混杂在一起。这里有各行各业的人：专业医生和江湖郎中、律师与讼棍、工人和游手好闲的懒虫、冒险家与流浪汉”。他也惊讶地注意到，许多人还热情地自备了武器，比如短剑、小型自动手枪以及枪管被锯短了的霰弹枪。他迫不及待地在前甲板上走来走去，等待船上的雾号响起，宣告起航，好就此展开冒险之旅。温琴佐·达奎拉有着一头浓密的深色卷发、一张率真的脸庞，还有挺直的鼻子和小巧的嘴巴。在他人眼中，他是一个优柔寡断、有点儿害羞的男孩。

在那不勒斯的地中海艳阳下离船上岸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望。他原以为意大利民众会热情地欢迎他们，会有“热情的欢呼、挥舞的旗子、激情演奏的乐队，美丽的那不勒斯少女洒着花瓣”。结果他们却被草草赶进一间燠热的海关大厅，等了半天之后，才有一个头戴巴拿马帽、身穿浅色西装的律师站上一只行李箱，向他们发表了一段致辞。这就是全部。除此之外，似乎根本没有人把他们当一回事。

后来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他的一些文件在繁杂的行政流程中被搞丢了，以致军方一开始拒绝了他的入伍申请。现在，他不是唯一一个想要临阵退缩的人，到这时船上的不少人已经有了其他想法，寻思着要么不告而别，要么打包返回纽约。达奎拉还没失望到这种程度，他仍然满心好奇，“想要看看真实的战争究竟是怎样的”。（尽管他暗自盼望在他抵达前线之前战争就能结束，这样他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带着英雄身份回国。）

经过几个星期的等待，就在达奎拉差不多准备放弃的时候，他先前遗失的文件终于又找到了。经过匆忙的体检，他终于加入了步兵部队，搭上火车前往皮亚琴察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火车在途中短暂停靠于一座小车站时，他看见一具简单的棺木被卸到站台上，里头装着一名士兵的尸体。其他志愿兵却一边喝着酒，一边唱着下流小调。

位于皮亚琴察的第二十五军团军营里几乎空无一人。后来，他们总算看见了几个正在休息的身穿制服的军人，达奎拉和其他志愿兵上前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语气中想必带着些许自豪，结果那些军人却爆笑起来，颇有讽意。他们觉得，这些家伙竟然宁可放弃地球另一端的平静生活，自愿搅进“这片旧世界陷入的疯狂混乱”里，实在令人不解——不对，根本就是笨——不对，应该说是疯了。他们连番取笑着这群新来的士兵，骂他们是“笨蛋”“笨驴”“呆子”。这些身穿制服的军人可是想尽一切办法在逃离前线，爬出战壕。对他们来说，这些新来的志愿兵们一点儿都不值得欢迎：这些人的到来只会延长这场不义的战争——以及所有的苦难。

此时，达奎拉深感幻灭。连番的失望动摇了他的热情，他本就是一个易受别人影响的人。“自命不凡的泡沫终于开始破灭了。”他和在船上新认识的朋友弗兰克一起回到镇上，弗兰克是一个天真开朗的年轻人。达奎拉到一家理发店刮了胡子。他们在傍晚回到营区，一名士官迎接了他们。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当晚他睡在一间大房间里，他的床垫里塞满干草。

1915年8月9日，星期一
卡夫卡写信给未婚妻菲丽丝·鲍尔

对战争的感受愈来愈深刻了。现在，连布拉格的居民与弗朗茨·卡夫卡都感受到了。粮价翻涨了一倍，家族经营的石棉工厂由于原料短缺，不得不再度停工；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大解脱，但在劳保局的工作负担却大幅增加了。他们必须负责为日益增加的部队伤病与残障人员安排服务。由于这是全新的工作领域，完全缺乏操作程序及组织，因此必须从头开始。卡夫卡费尽全力想达成目标，同时还必须为数以千计来自加利西亚的犹太裔难民提供协助。他的好友马克斯·布洛德也来帮忙。卡夫卡参与了为青少年举办的文学讲座，觉得饶有兴趣。（听众中，还有位名叫范妮·瑞斯的年轻女孩，来自俄军占领下的兰堡。卡夫卡对她颇感兴趣。）意大利在三个月前加入战局，使他的负担更为沉重；今年6月初，卡夫卡的童年挚友奥斯卡·波拉克在伊松佐河战役中阵亡。

除了办公室庶务，和菲丽丝·鲍尔那段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持续侵蚀着卡夫卡。他完全停止写作。失眠的问题再度出现，伴随着偏头痛的痛楚。他只感到一片空虚、被禁锢，备受折磨、厌倦布拉格，抑郁得快崩溃了。一个月前，他试着为自己在伦布尔克的疗养院申请床位，希望能得到解脱，但院方却几乎无意分配床位给他。他近乎绝望地寻找情绪的出口，甚至试过将从军的想法付诸实践。然而，劳保局的顶头上司却峻拒他的要求：法学博士弗朗茨·卡夫卡担任的职务至关重要，无可取代。

这天，他又写信给菲丽丝·鲍尔：

最糟的莫过于时间如流水般逝去，这些焦虑使我更加沮丧、虚弱；在此同时，前景也愈来愈黯淡。这还不够吗？我与菲丽丝倒数第二次见面后所承受以及所经历的一切，绝非她所能想象。一连数周，我待在房里，害怕独处。一连数周，我像发烧谵妄般寝不成眠。我知道这样很蠢，但我还是去了疗养院。我到底期望什么？希望夜晚就此消失吗？实际上，一切都愈来愈糟了：白昼甚至都变成了黑夜。

他总结道：

他仿佛陷入高烧，四处游走，像疯狂般混乱。对他而言，当下只有两种解药可以考虑。我所谓的解药不是在弥补过去缺憾，而是在未来能保护他。其中一个是菲丽丝，另一个则是从军。两者都弃他而去。我觉得他停笔并没有错。写作不是比保持沉默更为他带来烦忧吗？你最诚挚的，

弗朗茨

你答应要寄的关于柏林旅行的信，我还没收到。不过，最近未服役人员的休假全被取消了。因此，我们可能只有星期日才能出游了。

1915年8月11日，星期三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查普利附近睡过了头

下士应该在凌晨一点钟把他们全部叫起床。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他连队里的士兵在农场里躺下歇息的时候，原本只打算稍微休息一两个小时，然后继续赶路。他们事先就知道后卫部队会在凌晨两点撤退，之后他们与德军之间就不再有任何阻隔。

所以，就睡个两小时吧。

实际上，他们都累坏了。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不久之前还无聊得发慌，现在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工兵连队在大撤退过程中忙得四脚朝天：不是忙着炸桥、放火、拆除铁轨，就是帮忙挖战壕，而且不只是挖开或炸开地面，还必须清理射界、建掩体。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带刺铁丝网，也没有木板与铁钉，甚至没有弹药。不过，他们还是立起了不少桩子，德军从远处看过来，或许会误以为他们的阵地还挺坚固。他们在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里就忙着为一个步兵团挖战壕——这是个繁重的体力活儿，而且大部分时候都在雨中作业。他们才刚挖好，就接到了放弃那座阵地的命令。

撤退仍在继续。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是个心思敏感的人。他不仅疲累，而且内心抑郁。一两天之前，他甚至对他的直属上级加夫里洛维奇坦白：“我的精神快要崩溃了。”但加夫里洛维奇不以为意，对他说他不是抑郁了，只是累了而已，接着便转移了话题。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还相当担心他的书——他有几本法文小说和不少厚重的历史典籍。他那忠实的勤务兵安东认为带着这堆书到处跑毫无意义，尤其搬运行李的工作主要都是由他负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必须把安东给盯牢了，以免他会“不慎”弄丢那批书。安东对于法国历史学家阿尔贝·旺达尔所著的关于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的那三本厚实的巨著尤其漫不经心：他经常随随便便把这三本书塞在包裹中，只要稍不注意，它们就会在行军途中掉出来。

所以，就休息一两个小时吧。然后，他们就会继续撤退。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第一个醒来。他一看到外面的明亮天色，立刻就意识到出事了。他看看表。六点钟。他们不但睡过头，而且多睡了五个小时。

他花了一番力气才叫醒加夫里洛维奇，加夫里洛维奇命令他去叫醒睡在院子里那些推车旁的士兵，并且要悄悄将他们带进谷仓，然后再出去看看德军是否已经占领了这座城镇。

德军还没有来。

他们立刻动身。

现在，他们除了担心身后的德军骑兵的攻击外，还要防备前方那些撤退中的俄军会朝他们开火。这下他们真的是处于三不管地带了。更糟的是，根据自身经验，前方所有桥梁必定都已被炸毁或烧掉了，所以他们还过得了河吗？

安全起见，他们调整了队伍顺序，让载着炸药、装备还有书的推车领头，士兵则跟在后面。这个做法似乎颇为有效，因为他们到达河边的时候既没有遭到友军攻击，也没有看到德军。幸运的是，在碧绿的河上，他们发现还有一座桥：“一群不晓得属于哪个军团的士兵正准备摧毁那座桥，只见他们满脸讶异地看着我们。”

他们在上午十一点左右抵达了通往比亚韦斯托克的铁路——这条铁路也正要被拆除。一列庞大的装甲火车缓缓倒退，士兵在后面拆着铁轨。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部队跟着那列火车。他们先是炸掉了一座桥，接着来到了一座火车站——当然也立刻放火烧毁了它。

西部战线

“黑尔戈兰”号，理查德·施通普夫所在的战舰。“在这个秋日的凌晨四点，起床号吹响了。战舰上的船员们醒来，然后就是一整个上午的忙碌。”

1916年10月17日，德帕内海滩上的一队比利时步兵。“现在，威利·科庞所身处的地方，是比利时国内尚未被德军占领的区域，这里遍布战壕，该区域从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尼乌波特一路延伸至法国边界的伊普尔与梅西讷。”

朗斯的一条街道。“炮弹尖啸着四处掉落。一枚特别大的炮弹击中安德烈森身前不远处的一栋房子，他看见那栋房子的屋顶被掀到十几米高的空中。”

1914年10月的庇护林。“在济勒贝克，有一片被英军称为庇护林的树林，德军在那里的英军阵线底下引爆了一枚大型地雷，然后占据了那个满是尸体的大弹坑。”

1914年，基尔一景，后方远处为海军基地。“他们在晚上抵达基尔。施通普夫注意到灯火管制已经不像先前那么严格了。”

1916年4月1日，凡尔登的杜奥蒙堡垒遭遇猛烈炮击。“阿诺坐在地上，头垂在两膝之间。‘我虽然身在凡尔登的战场上，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项事实。’”

1917年8月，身在宗讷贝克的英军运水员。“在通往宗讷贝克的道路上，浑身泥土的加拿大部队与卡车、大炮以及驮负着弹药的骡子挤成一团。”

1918年5月，布洛涅的海滩即景。“下午，库欣回到了他住的海滨大别墅。温暖的春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室内，他眺望着英吉利海峡。”

1914年9月，维莱科特雷一座被炸毁的桥梁。“今天，阿诺抵达目的地之后，听闻他的军团仍然待在原地，尚未离开维莱科特雷。他在最后一段路搭了一名屠夫的便车。”

1918年3月底，佩罗讷。“波拉德现在搭乘驶向佩罗讷的火车，预计到了那里之后能够与营里的人员碰头。他冷得不停发抖，也仍然深受模糊混乱的梦魇所苦。”

1918年11月初，聚集于威廉港准备进行示威的水兵。“施通普夫穿上军礼服纪念这一天，然后就和其他船员开始了示威活动。就军官的态度来看，水兵很有可能在这场示威活动中获得胜利。”

东非

1914年，战火延烧至非洲。“大约一万名左右的武装士兵在一片与西欧差不多大小的地区互相找寻着对方，但是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通信工具。最困难的事情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找到他们。任何行军活动都少不了一大群搬运工随行。”

德军土著部队在东非某处作战。“那些武装小分队的指挥官是德国人，身着殖民者常见的装束——浅色制服、软木防暑帽，一副威风凛凛的模样；士兵则都是当地的职业军人，虽是黑人，但接受的训练、使用的武器以及得到的信任都与白人士兵无异。”

德属东非的潘加尼河。“他们为了追击德军部队而潜行于灌木丛、密林与沼泽地里，越过河流、高山与莽原，但对方却显然不受当地的气候与疾病所苦。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德军部队的士兵都是当地人，自然对这样的环境习以为常。”

1916年9月，英王非洲步枪队的英军土著部队在林迪接受阅兵。“在滂沱大雨之中，来自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与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士兵只能守在堡垒里。”

1915年夏，位于鲁菲吉河三角洲的“柯尼斯堡”号残骸。“布坎南也可以看见敌军大炮发出的烟雾——那是德国人凭着他们废物利用的天赋，从被英军击毁的柯尼斯堡号轻型巡洋舰上拆下来使用的10.5厘米口径的大炮。”

东非某处，德军麾下的一个黑人机枪组。“从莫罕比卡的山谷撤退之后，德军就坚守于坦达木提的山脊上。自从（1917年）6月中旬以来，双方就不断交替进攻与反攻。”

东部战线

1914年7月31日，动员中的俄国军队在圣彼得堡征集马匹。“这场战争的对手是俄国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德军的动员令是为了响应俄军的动员令，而且大家都知道俄国人很快就会发动攻击。”

1915年春，俄军战俘在喀尔巴阡山脉上的乌斯佐克隘口。“喀尔巴阡山脉各个山隘中的部队仍然不断地向前推进，接着又不断地后撤，如此反复，令人厌倦，而且毫无成果。”

运送在1915年5月与6月的战役中被俘的俄军官兵。“然后，他们接到了立刻撤退的命令，要求他们抛下所有设备与伤员。抛下伤员？没错，抛下伤员。‘快！快！……德军就在城镇外面了！’”

1915年8月5日或6日，奥地利骑兵在华沙普拉加越过维斯瓦河。“参谋人员告诉我们，敌人已经在好几个地点渡过了维斯瓦河，但至今为止还没有进犯我们的部队，只在附近出现过一支小型骑兵巡逻队。”

1915年，明斯克的德军部队。“那座城市令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大开眼界，部分原因是那里充满了粉红色与白色这类明亮颜色。过去几个月来，她和她的同伴看到的尽是泥土、道路以及军服等种种深浅不一的褐色，以致他们几乎都忘却了世界上还有这些亮眼的色彩。”

1917年，艾尔芙莉德·库尔所在的施奈德米尔一景。“艾尔芙莉德再次去了火车站。她要去找她最好的朋友多拉·亨施，多拉的父母在火车站里经营一家小餐馆。”

1917年10月，莫斯科红场。“她上次回莫斯科只是不到两个月之前的事情，但这座城市却已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漆黑的街道上，戴着红色臂章的士兵来回巡逻——他们不但手握生杀大权，而且开枪毫不迟疑。”

1918年11月，一列火车停靠于布达佩斯，车上满载着返乡的奥匈帝国部队官兵。“随着他们驶入布达佩斯的市郊，窗外的房屋也逐渐变得愈来愈密集。午夜十二点左右，火车在拉科什的一座小车站短暂停顿了一会儿。”

火舌蹿上车站木墙的时候，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发现有一只猫在屋顶上跑来跑去，害怕得“喵喵”乱叫。他找来一把梯子，爬上去救下了那只猫：

那只猫害怕得不停用爪子乱抓，要带着它一起爬下来实在不太安全，所以我就把它从这栋两层楼高的建筑物上抛了下去。它在半空中翻了两个筋斗，然后四足着地，随即就竖着尾巴消失于树丛中。

1915年8月23日，星期一
安格斯·布坎南守卫马克塔乌的铁轨

清晨时分。来自西南方的季风不停吹来，站岗成了一件受冻的苦差事。五点半左右，天色开始破晓，一股潮湿的雾气随之升起，遮住了低处的矮树丛。视野里一片朦胧，到处都是白茫茫的。能见度几乎为零。四周静极了，只有珠鸡、犀鸟等鸟儿发出迎接日出的啼鸣声。

布坎南所属的这支临时警备部队正在守卫乌干达铁路。这条铁路从位于海岸的蒙巴萨经由马克塔乌，通往维多利亚湖畔的基苏木。昨夜难得平静。由于德军想破坏铁路，过去一周以来，他们几乎每天都不免与边界线外的德军巡逻队交火。昨天，德军成功炸毁了一段铁轨，导致一列火车出轨。

东非的战事就是如此，至少目前为止是如此：完全没有大规模的战役，只有巡逻、小冲突、试探性的侦察，以及边界线上的骚扰与伏击。这是一片非常广阔的大陆。大约一万名左右的武装士兵在一片与西欧差不多大小的地区互相着找寻对方，但是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通信工具。最困难的事情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找到他们。任何行军活动都少不了一大群搬运工随行。

这里的气候与自然环境极为多样化，也很难令人适应。除了潮湿的热带丛林之外，还有白雪覆盖的高山与干燥的热带草原；至于“树丛”，则既可能指的是开阔的稀树高原，也可能指的是浓密得几乎无法穿行的森林。此外，士兵们还经常越过许多抽象意义上的边界，那些边界线不过是在欧洲某张遥远的谈判桌上用尺和笔傲慢任性地画出来的，丝毫没有考虑那些地区的人民、语言和文化，甚至也无视大自然本身所形成的天然界线。

然而，不论双方的交战机会多么有限，这里的争战导致战争本身创造的逻辑取代了曾造就了这些古怪边界的殖民主义逻辑。1914年秋季，当地的总督还曾试图对任何军事行动都加以阻止，但这样的日子已一去不返。现在，不论是拿先前的协议说事，还是声称白人之间互相斗争终将削弱他们对非洲黑人的统治能力，这都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比利时与法国的部队早已开入喀麦隆与多哥，而且特别是法国的入侵行动迅速取得了成功，更促使协约国决定征服德属东非。此外，正如英国舰队从一开始就毫不理会殖民地长官提出的战争不该波及非洲的要求，一位德国将领，即后来成为传奇人物的保罗·冯·莱托—福尔贝克也不顾德国政府当局官员的固守反战主义，武装了一艘汽船，派往坦噶尼喀湖发动战争，并入侵了罗德西亚与英属东非。

这就是为什么安格斯·布坎南他们会出现在马克塔乌附近的山上，且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寒冷难耐的夜晚的原因。德军巡逻队其实就在那片雾气弥漫的树丛里，只是他们这一夜没有现身。话说回来，德军其实分两种：那些武装小分队的指挥官是德国人，身着殖民者常见的装束——浅色制服、软木防暑帽，一副威风凛凛的模样；士兵则都是当地的职业军人，虽是黑人，但接受的训练、使用的武器以及得到的信任都与白人士兵无异。英国的决策者认为这种做法根本是疯了，他们可不愿武装非洲人，宁可调来驻扎在南非与印度的部队，不然就是把欧洲的白人志愿兵给运过来。

至今为止，布坎南还没有遇见几次交火，唯一的例外是在今年6月参与了一场突袭。他们袭击了德军位于维多利亚湖对岸的布科巴的一座小港口。他们光横渡维多利亚湖就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接着又花了两天驱逐德国守军，期间还遭遇了一场雨势滂沱的暴风雨，然后又花几个小时将那座城镇洗劫了一番。就军事角度而言，这场行动其实毫无意义，但是有助于提振士气，也为报纸提供了一些可供吹嘘的材料。如同不少战斗行动，这场突袭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增加报纸销量。

上午九点，布坎南他们换班下哨。他们带着武器和装备，在浓密的树荫下走回营地。

营地里的生活每天都一成不变。五点半吹起床号，六点半集合以及巡视病号，接下来则是干些强化防御工事方面的活儿，直到八点用餐。早餐几乎总是清一色的茶、面包与奶酪。九点再次集合，然后再去修防御工事。布坎南自己是如此记述的：

他们在炎热的天气里一直在工作，一面咒骂，一面开着玩笑（我认为士兵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开玩笑，即便在高温情况下）。他们汗流浃背，脸上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红色的熔岩细沙，有些是随着锄头与铲子的挥动而沾上的，有些则是阵风从营区的空地上带起又飘落的。

挖掘工作持续到午餐时间。午餐和早餐一模一样，只是奶酪换成了果酱而已。现在，太阳已经升到了天空的正中央，温度高得已不可能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因此一切都停了下来。有些士兵躺在“热得令人窒息的帐篷底下”试图入睡，其他人则趁机洗衣服、洗澡，或者在荫蔽处打牌。这里到处都是赶不完的苍蝇。下午四点半又有一次集合，接着又是一个半小时的挖掘工作。晚餐于六点后供应，而且——

总是一锅乱炖。这道菜从来没有变过，令人厌烦，后来许多人根本咽不下去。他们的味蕾都对那团无味的恶心东西反感极了。

他们的饮食偶尔也会有些变化，有时候是因为家乡寄来了包裹，有时候则是因为他们打到了野味。除此之外，偶尔也会有来自果阿的商人到访，但他们的商品都异常昂贵，至少与英国的物价相比是如此：半公斤茶叶在英国只要1先令10便士就买得到，在这里却要价2先令6.5便士；一瓶伍斯特酱在英国只要9便士，在这里却要2先令。近几个月来，生病人数大幅增加，布坎南认为至少有半数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挖掘工作在晚餐之后继续进行，直到暮色暗沉为止。在这个纬度，太阳很早就下山，而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只剩下月光、蚊子的嗡嗡声以及燃烧垃圾与熔岩细沙的气味。

1915年8月30日，星期一
萨拉·麦克诺坦在加地夫发表演说

她的巡回演说之旅始于今年6月初，至今她已走访过许多地方：伊里斯、伦敦、谢菲尔德、巴罗因弗内斯、纽卡斯尔、帕克海德、怀特英屈、罗斯班克、邓巴顿、格里诺克，还有毕德摩尔与丹尼造船厂。她的演说几乎场场爆满，有时候听众甚至多达三千人以上。她的演说会上有乐团演奏音乐，听众的情绪也相当激动——她见过大男人在她演说时啜泣起来。这对她来说是非比寻常的体验：“满手厚茧的工人因为激动而高声欢呼，我不禁哽咽，足足有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来。”她认识到这件工作有多么重要：“不晓得为什么，我知道我必须发表演讲，必须激励那些逃避义务的人，也要让那些无赖知道当前的状况。”

演说会结束之后，她不禁有一种虚幻感。她在黑暗中躺在床上，不断在脑海中看见“无穷无尽的脸庞，所有人都注视着我”。她拒绝为自己的演说收取酬劳。她虽然疲累，却深感满足。

她仍然精力充沛。先前在比利时和她一起工作过的一名女士问她愿不愿意随一个志愿救护团去俄国前线。经过一番内心挣扎，麦克诺坦答应了这项邀请。她怎么可能拒绝呢？俄国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俄国的伤兵饱尝痛苦，他们多么需要医生、护士以及战地医院啊。”她的女仆劝她不要去：“夫人，我觉得您不会活着回来。”

麦克诺坦现在正在南威尔士，即将发表她的第十四场演说，听众主要都是煤矿工人。她在此地的巡回演说得到了大矿主布特家族的资助，他们邀请她在巡回期间和他们一起住在加地夫城堡。她在城堡的花园里漫步，与筹备委员会见面，也写了点儿东西。中午，她站在一辆卡车的车斗上，对数百名码头工人演讲了起来。

当天最大的一场演说会定于当天傍晚，地点是加地夫宏伟的市政厅。这场演说名为“大战的故事与图像”，现场座无虚席。一支军乐队演奏过后，市长介绍麦克诺坦出场。市长借此机会向听众宣布，她刚获颁比利时最高荣誉“利奥波德骑士勋章”。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讲台上这位身形娇小的女士。

于是，萨拉开口了。

关于这场战争，萨拉认为是德国的一项筹备多年的计划，而且他们将这场战争视为对德国人的人格考验。而关于大英帝国，这个国家充斥了自私与贪婪，罢工、对立与阶级斗争都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关于义务与原则，当下所有人都必须团结在国旗之下，所有人都必须自问是否真的善尽了一己之力。关于英国军队，也许人数不多，却是史上最精良的军队（她的演讲在这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麦克诺坦是个优秀的演讲者，她充满活力，口齿清晰，相当有观众缘。

当地一名记者如此报道了接下来的演说：

麦克诺坦女士又讲了几件颇有意思的事，其中提到一群英国伤兵抵达她所在的车站时，她正在那儿照料比利时的伤兵，结果每位比利时伤兵都把自己的病床让给了英国士兵。她说，英国领土若是遭到德军占领，将会是一场不可言喻的灾难。一般人阅读报纸上的报道，都以为报道内容夸大不实，但她目睹了战场上的实况，也愿意展示比利时惨遭蹂躏的照片，如此即可让所有人知道德军目前正假托上帝之名做着什么样的事情。不论我们对战争多么欠缺准备，伤员毕竟受到了良好的照料，而且她认为以往从来没有任何一场战争的伤员曾经获得如此完善又有效率的护理。（听众鼓掌。）他们必须对没有发生可怕的传染病心怀感恩，而且她对护士与医生在工作上的表现也给予了最高的赞誉。当下，所有人都必须善尽自己的义务，竭尽全力终结这场战争，让我们的孩子回家。（听众鼓掌。）

排在她之后的一位演讲者，后来询问听众是否愿意“为正义而战，直到正义获胜为止”，听众全部起立，高举双手，齐声高喊“愿意”。接下来，麦克诺坦还播放了幻灯片，展示遭到德军摧毁的村庄与城镇。

演说会在此画下句点。

1915年8月底某一天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苏瓦乌基深感绝望

夏天即将结束。兰堡已经陷落，扎莫希奇已经陷落，普扎斯内什已经陷落，温道已经陷落，普图斯克已经陷落，伊万哥罗德已经陷落，华沙已经陷落，考纳斯已经陷落，新乔治弗斯克已经陷落，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已经陷落。对于劳拉以及身在苏瓦乌基的其他人而言，德军在东部战线上那些看似无穷无尽的胜利并不只是地图上的抽象标示，而是造成了直接影响。军队已朝东北方向移动，因此这座城镇不再有任何“军事意义”。成列的马车以及高唱军歌的步兵部队已经愈来愈少见，镇上的驻军也纷纷动身离开。镇子安静了下来。他们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听到大炮的声响了。

孩子又病了。这次是痢疾，而且腹泻还带血。她再一次陷入了无时无刻不担惊受怕的梦魇。一名先前帮助过她的德国军医再次伸出援手，为孩子们注射了霍乱血清。结果如何尚不可知。此外，粮食短缺现象也变得非常严重。

劳拉不晓得自己还撑得了多久。（她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镇上已有愈来愈多人因此而自杀，他们缺少粮食，也看不见希望。她的一个朋友就在衣柜里上吊自杀了。）她曾数度向德国当局申请离开波兰的许可证，因为她毕竟是美国人。不过，她的申请每次都遭到回绝。她写道：

在那些天里，我内心有什么东西瓦解了。如今的我已深知，要是不离开这里，我一定会失去我的孩子们；现在，我宁可失去他们，也不想看他们受苦。我一直不顾一切地抓住他们，不让他们离开我。他们的确是留了下来，可是现在我愿意把决定权交给上天，对生死不再勉强。人一旦和死神打过照面，就不会再怕他了。

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人状况尤其不乐观。她用汤匙喂他红酒，一次一滴。

1915年9月9日，星期四
米歇尔·科尔代搭火车到巴黎

这是一个秋意甚浓的早晨。米歇尔·科尔代正在一列驶向巴黎的火车上。一如往常，他忍不住偷听身旁乘客的谈话。有些人正在翻阅他们刚买的报纸。其中一人问道：“有什么新消息吗？”另一人的回答很简短：“俄军打了一场胜仗。”科尔代深感讶异。他们难道不晓得，自从德奥联军在5月中旬攻下戈尔利采与塔尔努夫之后，俄军就一直在不断撤退吗？那几句简短的对话，是他从枫丹白露前往巴黎的途中听到的唯一与战争有关的谈话。

他想起先前的一次火车之旅，当时他在车站上看见一名妇女正在浏览报纸上的官方战报，她以满足的语气轻呼一句：“我们推进了四百米！”接着，她就谈起别的话题来了。科尔代评论道：“对他们而言，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完全足够满足他们了。”

他到了办公室之后，与特里斯坦·贝尔纳通了电话。贝尔纳是他的好友，也是一位成功的歌舞剧作家。他和科尔代一样，对这场战争抱持怀疑态度，谈起当下形势总是语带尖酸。说起东部战线时，他说俄军“总是秩序井然地撤退，德军则是一团混乱地不断推进”。（他说起德军在杜凡与穆兰苏图旺这两个相隔甚远的地方所发动的攻击，认为其中一项攻击行动肯定是个错误，纯粹是因为司令部人员搞混了地名，结果那场不该发生的攻击行动反倒获得了成功。）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两人也知道协约国正准备在阿图瓦与香槟区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大多数人都对这场攻击行动寄予厚望。由于他们两人知道自己在电话上的谈话很可能被监听，因此他们早已发明了一套只有他们自己听得懂的密语，以便对战事进行讨论。他们假装正在合写一部剧本，谈到日期都以页数伪装。因此，贝尔纳在电话中问及手稿有无增删，他实际上是想问攻击行动日期有没有提前或延后。（一度传言这场行动已经被取消，因此他还提了一个问题：“手稿真的已经被丢进火炉里烧掉了吗？”）贝尔纳问科尔代手稿现在总共有几页，科尔代答道：“十五页。”

后来，科尔代看了教育部打算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发送给所有学校的一份公告。那份公告要求各科目的教师要以最明确的方式向学生传达有关战争的提醒：“英雄事迹以及从中能够学到的高尚情操”尤其应该受到特别强调。

同一天，疲累不已的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日记里写道：

我在早上七点翻身下床。七点半就要开始值班，所以我撑着一颗昏沉沉的脑袋下了楼，双腿仿佛随时可能瘫软下去。和我换班的叶卡捷琳娜因为睡眠不足而脸色苍白憔悴;她正在更衣室外抽着烟。“感谢老天！”她粗声粗气地说，“我总算可以去睡个觉了。”话一说完，她就把烟蒂随手丢到一旁。她目前手上没有伤员需要照料，我相信这段时间对她而言一定很漫长。

今天，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乘出租车去她家那栋夏日别墅的所在地走访了一圈。她的心情好些了，德国当局终于批准了她离开波兰返回美国的申请。她写道：

我们已离开苏瓦乌基一段距离。我正纳闷为什么还没到奥古斯图夫林区，但接着我就知道了原因。树林已经不见了——只剩下坟墓，数不尽的坟墓。我请求司机调头，我受不了那幅景象。可小镇一派荒芜的景象也没有让我好受到哪儿去——房屋都没有了屋顶，没有了窗户，没有了门；也没有了动物，没有了大人，没有了孩子！他们都不见了——全被消灭一空！我特地去和我们的老房子道了别——那座曾属于我们的宫殿！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到它了，现在我却对目睹了它的破败深感后悔。

1915年9月10日，星期五
艾尔芙莉德·库尔来到施奈德米尔郊外的军人公墓

镇外有座战争公墓，过去六个月来墓地面积在大幅扩张。通往那里的道路穿越了一片深绿色的松林，然后抵达一道装饰优美的大门。艾尔芙莉德和她的同学决定今天去那座公墓看看。艾尔芙莉德的手上捧着一束玫瑰。

她们看见一个刚挖好的空墓穴，旁边有六把圆锹。艾尔芙莉德把花束抛进那个墓穴里，然后对她的朋友说：“等到某位士兵被埋进这里，他就能和我的花一起安息。”这时，一小支送葬队伍从大门口走了进来：先是一群手持步枪的士兵，后面跟着一位随军牧师，然后是一辆小推车，上面载着一具朴素的黑色棺材，最后是一小群送葬人员，带着一个大花环。那一小支送葬队伍在空墓前停下脚步，士兵随即列队站好。

棺材被人从推车上扛起来，一直扛到坟墓前。有人大声下令：“立正！举枪！”那些士兵直挺挺地站着，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一样。棺材被慢慢垂入墓坑。那些士兵脱下头盔，牧师念了一段祈祷文。接着是另一道命令：“上膛！准备！发射！”士兵们在棺材上方齐开了三枪。然后，六个人走上前，拿起圆锹，把土铲到棺材上。土落在棺材盖上，发出沉闷空洞的声音。

艾尔芙莉德站在那儿，想象着棺材里的人缓缓隐没于不停洒落的泥土下。“现在，他的脸被遮住了……接着是他的胸部，然后是他的腹部。”

事后，她们询问公墓看守人刚刚下葬的是什么人。“一个空军的士官，”他答道，“基本可以确定是意外死亡。不过这种事情永远说不好，他们有时候会喝太多酒。”

1915年9月12日，星期日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从苏瓦乌基启程前往柏林

这是个寒冷的早晨，天色阴沉，还起了雾。劳拉和孩子们坐上马车，启程前她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她的目光不是停留在屋子上，而是在钢琴上——德军士兵在初夏的一场派对上，把那架钢琴搬到了屋外，从此就一直摆在外面。那件原本极为高雅的乐器，现在已被雨水和阳光摧残得不成模样，歪歪斜斜地立在地上，偏向一侧，还断了一只脚。

他们抛弃了那幢宏伟的宅子，但劳拉心如止水。正如屋子里的东西被一点一滴地掏空了，她内心的感情也被一点一滴蚀了个干净。那里虽然曾经是她的家，现在却只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地方。

直到离开前的最后一分钟，她还在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害怕会有人突然出现拦下他们。车站满是和他们搭乘同一班火车的德军士兵。孩子们和劳拉还有他们那条名叫达西的白色小狗一起下了马车，然后劳拉与负责在旅途中护送她的上尉见了面。劳拉疲惫不已，因为她前一晚不但睡不着也不敢睡着。不过，那名上尉和他的属下却比她还累。他们连续奔波了六周，那名德国军官甚至累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劳拉亲自照管行李，确认三件行李全都搬上了火车。接着，她和厨师匆匆话别。劳拉给了她一点儿钱，并告诉她在什么地方藏了一瓶乙醚，可以用来让达西安乐死，以备哪一天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养活它。他们不可能带着那条狗一起走。它已感觉到这一点，开始显得焦躁不安。

然后，火车开动了。

劳拉看着厨师消失于视线外。她看着她的一个朋友挥舞着帽子向他们道别。她看着四周萧条荒芜的秋季景色。她看见废墟，看见正在干活的战俘。她觉得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但另一方面又不禁感到担心，原因是他们正驶向敌人的国家。东普鲁士。德国。

他们在马格拉博瓦换车，并下车接受检查。车站里满满都是人，其中许多是衣着光鲜的贵妇与少女，正等待着即将抵达的伤兵运输列车。劳拉和孩子们找不到长凳可以坐，于是在墙角的地板上坐下来等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孩子们都累了，不断发着牢骚。不少人站在周围好奇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愈来愈坐不住，埋怨吵闹得愈发厉害了。劳拉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于是厉声斥责要他们安静，便不小心说了英语。

此举立即引起一阵骚动。“她是英国人！”两名妇女尖叫了起来。劳拉努力解释——“不是！我是美国人！”——可是没有人听。一群杀气腾腾的身影包围了过来，大多数都是女性，而且纷纷开始咒骂她，拿东西砸她。劳拉紧靠在墙角，让吓坏了的孩子们躲在她的裙子底下。经过仿佛有“一百年”那么久之后，护送她的那名军官才终于从人群中挤过来，然后把他们带走。他们爬上等候在站台上的火车。劳拉坐在椅子上，擦拭着衣服上的唾沫。

到达因斯特堡已是傍晚，他们又换了一班车。孩子们“很沮丧，又饿又渴”。尽管他们持有头等舱的车票，他们的隔间却不久就被别人占用了。一整夜，火车在黑暗陌生的乡间不停奔驰。

到达柏林已是早上六点。

三天后，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和她的三个子女进入荷兰境内。在本特海姆，他们和他们的行李——应该是说他们仅剩的行李——受到严密搜查。在一名德国女官员的监督下，他们被脱得精光，衣服受到极为仔细的检查，连夹克的衬里和鞋子都被割开。劳拉的头发也被人用细齿梳子梳开检查，确认头皮上没有暗藏什么信息。除了他们身上的衣服之外，她只能带上孩子们的出生证明、三张照片以及一本祈祷书。就这些而已。然后，他们才被放行。火车进入荷兰的时候，她无法控制地开始发抖。

1915年9月22日，星期三
罗伯特·穆齐尔在滕纳初次接受战火洗礼

秋天。“高地仿佛是我们脚边巨大而凋萎的花环。战壕也隐身在树叶之中。我们前方就是黄褐色、英雄般的苏加纳峡谷，仿佛上帝一吹号角，就完成其创造。”8月下旬以来，穆齐尔接受平级调度，军阶仍为副官；位置仍在南蒂罗尔，只是更往西一点儿。和玛格达莲娜·伦齐的短暂恋情已经不了了之，除了日后在写作中提及，两人不再有任何接触。他开始见识到战争的真面目，职务也比以前繁重。他体验着恐惧以及筋疲力尽的处境。他愈来愈难以保持对一切无动于衷的冷漠；“小规模冲突与死亡，等等，这些发生在战场上的事，我到现在才开始感受到。”

这天，穆齐尔和一小群士兵待在滕纳嘉德湖畔一处高起的堡垒上。前线相当平静。突然间，他看到空中的异状：

一架飞机尽情展翅，在空中滑翔。机翼下缘漆着绿白红三色的意大利国旗，在阳光下闪烁着，宛如教堂的玻璃窗。“这跟精神没什么关系，”我兀自思索，“但还真是美丽，好看！”就在我呆站原地，痴迷地注视着飞机的同时，脑中飞过这么一个想法：我们这些成排站着、观望着，仿佛观赏田径赛的士兵们，对飞机驾驶员来说，一定是很诱人的攻击目标。下一秒钟，我听见一个轻柔的声音；不过，情况当然也可能完全相反。“他投了一根箭下来。”我心想。这些飞镖弹的飞镖，在武器机械化的时代显得如此原始野蛮，却令人触目惊心。这些飞镖比铅笔芯还要薄，却能将一个活人从头到脚劈成两半。

他听见的是意大利飞行员朝他们投来的一束空气箭。

风划破空气，一阵噪音。噪音愈来愈大声，时间过得好慢、好慢。突然，有个东西落地，就掉在我旁边。声音好像被吞咽掉一样。记不住是否有空气波。记不住是否有膨胀、扩大的迫近感。然而，由于我本能地将上半身扭向一边，双脚紧紧着地，深深地弯下腰来，情况一定就是这样。即便没有恐惧感，并非出于惊吓，更与心悸等纯粹的惊吓与紧张反应完全无关，我还是这样做了。随后，我感到舒畅无比，对体验过这一切觉得相当满意。这几近于骄傲；我感觉自己已接受了浸信礼，真正觉得自己被接纳——

1915年9月25日，星期六
勒内·阿诺在香槟区目睹大规模攻击行动展开

不停吹拂的西南风，阴灰低悬的云层，淅淅沥沥的雨。一个寻常的秋日。不过，在香槟区东南部以及较北的阿图瓦，今天却是一点儿都不寻常，因为发动攻击的大日子终于来临了。在香槟区，两支法国部队——菲利普·贝当的第二军与费尔南·德·朗格勒·德·卡西的第四军——即将在一条宽达十五公里的战线上展开进攻，目标是将德军沿着默兹河驱往比利时。这是这场攻击行动的其中一条轴线。与此同时，在阿图瓦省，英法联军将围绕着洛奥与维米岭展开进攻，构成这场攻击行动的另一条轴线。

在去年春季，协约国曾组织过一场一模一样的行动，几乎就在完全相同的地点。那次行动收获有限而且损失惨重，但这次却与先前不同：这次的准备工作比较完善，而且参与攻击行动的士兵人数以及枪炮数量都远多于上一次——香槟区已架设起2 500门左右的大炮。但他们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些大炮的恰当用法，唯一想得到的策略就是投入更多人力、更多大炮、更多炮弹。此外，这场双重进攻行动的目标也设定得非常高：不只是要向前推进，还要“把德军逐出法国”——这是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向进攻部队所下达的第8565号命令中的原话。他要各部队向所有士兵宣读这项命令。此外，这场行动也只是个开端而已——突破香槟区的德军阵线以及挺进阿图瓦，将代表全面进攻的展开。

这项行动显示协约国又回到了1914年的那场错觉中，尤其是梦想自己能够迅速获胜。各方所抱的期望都非常高，简直同这场攻击行动的目标设定以及战前准备一样高调：霞飞要是能够实现他的承诺，战争就有可能在圣诞节以前结束！

勒内·阿诺相当期待这场行动。他惊叹于准备工作规模的浩大与周密：大举调遣部队，挖掘新交通壕，还有大批的炮弹、轻型与重型火炮、为数众多的骑兵，以及“在我们头顶不停嗡嗡飞过的褐色与黄色飞机。敌军虽然不断发来高射炮，但我方的飞机仍毫发无伤。只见天空中爆出一朵朵白色的烟雾，犹如漂浮在水面上的日本折纸花，随之传来则是低沉的爆炸声”。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以及霞飞的信誓旦旦，阿诺也认定这场攻击行动将会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他在一封家书里写道：

我们的指挥官向我们保证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而且从他们自信满满的模样判断，他们是打心底相信的。我们要是失败了，将会是严重的误断，那么对于所有部队的士气与斗志也会造成严重的打击！

准备工作包括发放一种全新的装备——钢盔。这种头盔相当轻盈，涂层为蓝色（以便搭配新的浅蓝灰色制服），顶端有一道突起的冠饰，前方则有一个燃烧着火焰的手榴弹的徽章。法军是率先采用这种新奇装备的军队。如同其他数种“新式”装备（战壕专用的钢盾、给突击队配备的狼牙棒、削尖的步兵铲以及各式各样的手榴弹），这种钢盔也让人回忆起了十九世纪，今古似乎在循环往复。钢盔是战壕里的必要装备：当时已经明显可见，士兵在战场上受到的伤害中，头部创伤所占的比重不但超乎比例地高，而且致命率也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创伤。钢盔虽然挡不住步枪子弹，却可轻易抵挡榴霰弹的子弹。不过，阿诺和他的战友却不怎么把这种新玩意儿当回事儿——这些钢盔看起来实在……很不像军事装备：“我们试戴那些钢盔的时候，都忍不住放声大笑，仿佛那是嘉年华会的道具帽子一样。”

阿诺的军团被部署于战线右侧的一片树林里，他们已经做好出击准备。前方有一条浅浅的河，河对岸是另一片树林，名叫德维尔树林。据说德军就在那里，但他们基本上没看到敌军的影子，也没有听到敌军的声音。（阵地上一如往常，空空荡荡，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那片树林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当然，这是在主攻部队攻破了德军前线之后的事情；在那之后，法军计划再攻击突破点两翼的德国守军。德军阵线一旦“崩溃”，他们就必须“在骑兵的支持下追击撤退的敌军”以及采取其他各种行动。而且速度要快。人多械重。

他们已经目睹了四天的猛烈炮击，那幅景象无疑十分壮观：

我们的155毫米口径加农炮射出的炮弹不断落在德维尔树林附近，并伴随着可怕的爆炸声。在我们后方一处高地的掩护下，一座炮台的四门75毫米口径火炮持续开火，空气都随之振动，仿佛是四座大钟在不断敲击。炮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在短暂的寂静之后，传来四声击中目标的尖锐爆裂声。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我们认定敌军阵线中的一切都必然将被粉碎。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攻击发起时间定在九点十五分。阿诺在蒙蒙雨雾中眯眼望着即将发动第一场攻击行动的地方。

然后，行动开始了。阿诺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有“零零落落的黑色身影在缓慢前进”。那些小黑点朝着掩蔽在烟雾中的德军前线战壕推进。接着，攻击部队隐没在烟雾里，再也看不见了。

不久之后，就有传言称我军获得了重大胜利，骑兵已经突破了敌军阵线。大家都兴奋不已。可是阿诺的军团为什么没有接到发动攻击的命令？他们仍然待在树林里等候。现在情况到底如何？

三天后，即9月28日星期二，一切攻击行动都被取消了。德军第二防线以及德军预备队迅速前来驰援，法军的攻势受到了拦阻。（再度证明了士兵搭乘火车的移动速度比徒步行军要快。）法军推进了约三公里的距离，代价却是损失了十四万五千万人——阵亡的、受伤的、失踪的及被俘的。阿诺的军团根本没有机会攻击德维尔树林。

1915年9月30日，星期四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济勒贝克外受伤

还能怎么办？波拉德觉得又沮丧又羞耻，并且因为宿醉而头痛不已。他刚被上校痛骂了一顿，原因是他一时匆忙而忘了打绑腿。不过，他同时也对自己获得任务指派深感兴奋。他向来渴望能够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能力——这个机会终于来临了。

并不是说他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他的排长早就注意到这个充满干劲而且天不怕地不怕的二十二岁大个儿——他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与敌军交战的机会，总是自愿接下艰难的任务，有时候甚至会自闯无人地带。有一次，波拉德在无人地带的一个弹坑里找到了一件博柏利大衣，衣服上有几个被榴霰弹打出的破洞，旁边还竖立着一颗头颅，却没有躯干。他觉得那幅景象“相当滑稽，却又极为可怜”。现在，他会在天气不好的时候穿上那件大衣。他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起那颗头颅。那人是友军还是敌军？他是不是位英勇的士兵，“在满心渴望战斗而向前冲刺的时候”遭到杀害？还是他只是个“吓得畏缩不前”的家伙？

波拉德刚升为中士，担任营里爆破排的副排长。他不但亲自训练下属，也凭借着一如往常的热情态度，一再锻炼着他们的手榴弹投掷技巧。

属于他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五天前，英军就对洛奥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不但准备充分，而且人多势众。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而且损失惨重。（短短几天内，参与攻击行动的两个师已损失了半数兵员，有些阵亡，有些受伤。）此外，双方的交战范围也一如以往扩散到了前线的其他地区。在伊普尔郊外的济勒贝克，有一片被英军称为庇护林的树林。在那里，德军引爆了一枚大型地雷，然后占领了那个满是尸体的大弹坑。波拉德所属的爆破排被指派去夺回那个弹坑。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爆破排的人员分为两组，一组由波拉德指挥，另一组由排长哈蒙德指挥。他们的计划是由这两组人马分别从弹坑两侧的战壕出发，沿着弹坑边缘前进，直到双方会合为止。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手榴弹，装在麻袋里。二等兵还带着木棒以备徒手战斗。波拉德对于即将来临的交战丝毫不觉恐惧，且对于自己被赋予这项任务满怀感恩。他把这项任务差不多当成了一场竞赛，并且决心要让他的小组在战壕里前进的距离比哈蒙德的小组更远。

不过，波拉德并不是把全副心思都只放在战场上。他已和一个女孩通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信了。他认识那个女孩的家人，而且女孩也一再寄来礼物，还写了许多亲切的鼓励他的信来。他深深爱上了她，把她称为“我的夫人”以及“有史以来最圣洁美好的女子”。此外，他想到那颗与身体分离的头颅，不禁在心里产生一股希望：他若是不幸遭遇同样的命运，只盼自己死前发出的最后一个声音会是她的名字。（顺带一提，她名叫玛丽。）几个星期前，他写了一封信向她求婚。

昨天，他收到了回信。玛丽在信中对他的求婚表达了近乎惊恐的态度，说她如果有意结婚，恐怕不会把波拉德列入考虑对象。波拉德对这个答复震惊不已，也深感沮丧，因此到邻近一座村庄的酒馆里用香槟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他被人叫醒接受任务的时候，宿醉还没有消退。

一场短暂的炮击在三点开始了，然后他们就立刻在震耳欲聋的声响中出发进入战壕。他们四周满是枝叶浓密的高大树木。才走了五十米左右，就被一道由沙包堆成的路障挡住了去路。他们全部开始朝着路障的另一侧丢掷手榴弹：“砰！砰！砰！轰！轰！轰！”三分钟后，对方展开反击，路障后方飞出德军的木柄手榴弹。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他们如此你来我往好一阵子，波拉德终于失去了耐心。根据手榴弹训练学校的教导，身为领导人的波拉德应该排在队伍中的第五个位置，但他现在却冲到前面去。

在三个士兵分别连续丢出五颗手榴弹之后，波拉德与另外六人随即爬出战壕以便绕过路障。德军显然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一爬上去就随即陷于德军的交叉火力之下。六人当中有四人中弹身亡，但波拉德逃过一劫，跳回了战壕里。不过，他一跳下战壕，一颗德军手榴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了。震波将他整个人甩在路障上，他低头看见身上到处都是被手榴弹的碎片刺出的伤口，军服上是点点滴滴的血迹。他爬了起来。

他的小组拆除了路障，继续沿着蜿蜒曲折的战壕向前奔跑。他们不断朝着前方丢掷手榴弹。他们追逐的德军正在撤退，但有些身在战壕侧边的德军爬到树上，在不超过四十米的距离外对着波拉德的小组开火。波拉德的部下一个接一个中弹倒地。他回头对一名士兵下令，却正好目睹那人喉咙中弹。接着，波拉德陷入了犹似身在梦中的古怪状态：

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脱离了身体。我的肉体变成一部机器，冷静而精确地执行着我的灵魂所下达的命令。好像有什么外在的力量指示着我该怎么做，所以我完全没有陷入不知所措的情形。另一方面，我也一心觉得自己一定撑得过去。

他们遇到了第二道由沙包堆成的路障，于是采取和先前相同的方式越了过去。波拉德转身把一袋手榴弹交给一名部下，结果那人却突然瘫倒了下去。同时间，他的右臂也往下一垂，那袋手榴弹跟着滑落到地面。一颗子弹射穿了他前面那个人的身体，然后转了一百八十度，竟又以钝端射入了波拉德的肩膀，而卡在了里面。在烟雾当中，他看见自己上衣的衣袖有一片红色逐渐扩散开来。他的膝盖软了下去。有人让他喝了一口由水和朗姆酒混合而成的液体。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催促部下继续前进。

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想着自己绝对不能昏倒：“只有女人才会昏倒。”

然后，他就昏倒了。

1915年10月3日，星期日
温琴佐·达奎拉开了一夜的枪

他们接到的命令一方面听起来清楚明白，同时却又令人难以理解。今天上午，温琴佐和其他人被派往战壕替换第二十五军团第二营第七连。他们因为在户外待了一夜而浑身湿透。战壕本身就位于前进线，面对着伊松佐河上方圣露西亚山的圆锥状山峰。达奎拉被分派在一条狭窄战壕的分支里。一座边壁陡峭的深谷分隔了意、奥两军的阵线，而奥军又处于地势较高的优势地位。达奎拉的连长是一位名叫沃尔佩的准尉。

他们收到命令，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必须全部开始射击。所有人都要射击，而且要持续一整夜。这么做的目标一方面是为了干扰敌人，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敌人趁着黑暗突袭。

落日的余晖在地平线上缓缓消失，眼前的景象逐渐由灰转黑。射击开始了。他们营所据守的这片前线区域，一支支步枪的枪口不断发出闪光。达奎拉对这种朝着黑暗盲目开枪以及大量浪费弹药的做法深感讶异：他曾经好几次听说意大利对于这场战争多么缺乏准备，从资金到粮食再到枪炮与弹药等方面都捉襟见肘。此外，他也难以想象自己现在竟然会处在能够剥夺别人性命的地位。如同其他许许多多的志愿兵，他也一直都只想到自己可能会送命，而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也必须杀人。

达奎拉抬头看了看天空。夜空布满了明亮的星星。不可能，他绝不愿杀人，也不可能下得了手。但他要是拒绝服从命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达奎拉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他想要的，而且他来到这里也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决定，长官一旦命令他爬出战壕，冲向小山上那些看似固若金汤的奥军阵地，他一定会奉命行事，他愿意碰碰自己的运气，但他不会杀人。不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这么一来，上天说不定会看见他的决定，对此感到赞许，从而为了平衡而豁免对他的一切伤害。他举起装满了子弹的步枪，朝着黑暗的天空扣下扳机。在这一整夜里，他就以这种毫无效果也毫无意义的方式射击了数百发子弹。

直到黎明即将来临之际，枪声才逐渐缓和下来。随着晨雾逐渐升起，秋色朦胧的谷地终于陷入一片寂静。

那天早晨，帕尔·凯莱门身在塞尔维亚边界。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扎营。四周都是人和马。铅灰色的乌云低悬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多瑙河湿地始于这里，富饶的匈牙利平原隐没在一大片广阔无垠的芦苇地里。德军步兵正往南行军，脚步声回荡在空气中。莎草在风的吹拂下柔弱无力地低下头，仿佛一切事物都不得不在多瑙河对岸那些大炮的怒吼声下瑟缩颤抖。

1915年10月6日，星期三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忍着牙痛离开明斯克

空气中多了一丝寒意，夜晚逐渐变得愈来愈长也愈来愈冷。芙萝伦丝的一颗臼齿最近疼得厉害，今天竟疼得让她受不了了。她坐在马车上，默然无声又顽强不屈，脸上戴着防晒与防尘的面纱。

他们在三天前离开明斯克，当时街道上满是身穿制服的军人，商店橱窗里也摆满了高价商品。那座城市令她大开眼界，部分原因是那里充满了粉红色与白色这类明亮颜色。过去几个月来，她和她的同伴看到的尽是各种褐色的东西，泥土、道路、军服，种种深浅不一的褐色，以致他们几乎都忘却了世界上还有这些亮眼的色彩。她和其他护士又羞惭又自豪地发现，她们那不合身又已经褪色的服装，粗糙发红、满是疤痕的双手以及饱受日光曝晒的脸庞，与明斯克那些穿着华丽又精心装扮的上流社会妇女恰成强烈对比。然后，她们怀着略微古怪的高昂士气再度回到了战场上，听着那熟悉的炮火声与远方飞机隐隐约约传来的嗡嗡声，穿过了仍然翠绿的原野，以及叶子逐渐转为黄、红、褐色的树林。

俄军的大撤退已然接近尾声。双方都已开始固守阵地准备过冬。现在，芙萝伦丝所属分队也已明显放慢了行进速度。在寻常的日子里，这一长列摇摇晃晃的马车一天顶多只会走上三十公里。不过，他们很高兴自己不必再逃命，而且甚至也已经开始盼望情势会有新的转变了。

在周遭的原野与沟渠当中，仍然可以见到撤退行动的踪迹。四处都是各种动物的尸体。当初民众为了不让自己饲养的牲畜落入敌人手中，纷纷带着它们一起撤退。不过，可想而知，这些动物都因为受不了日复一日的漫长行进而陆续死亡。她看见牛、猪、羊的死尸，因而唤起了脑中的回忆：

我记得在大撤退初期，我曾看见一匹马倒了下去，好像是在莫沃迪屈那可怕的沙地上。那些军人随即把它拉着炮车的挽具割断，而任由它躺在路边，连一句惋惜的话都没有。我们经过那匹马身边的时候，我记得它吃力地喘着气，望着我们的眼神就像是人的眼神，仿佛是个遭到遗弃而只能在孤独之中痛苦死去的人。

长长的队伍突然停下了脚步。他们已经进入了一片沼泽地，四周长满云杉。别的紧急行动分队的部分马车陷入了泥潭，动弹不得。慢慢地，那些马车终于一辆一辆被拉了出来，然后他们在地面上撒满云杉树枝，让马车能够安然驶过。

马车抖动了一下，又再次开始前进，于是芙萝伦丝瘫坐回座椅上，再度陷入她那个除了牙痛之外别无其他东西存在的孤立世界。她只掀起过一次面纱，原因是他们驶入了一个臭气特别强烈的地方。她听到充满焦虑的问话声。原来是他们经过了一堆动物死尸，约有二十具，其中许多都是马。这堆动物尸体堆放在这里已有好几个星期之久，以致空气中充满了腐臭的气味。

没有人确知接下来会怎么样。最新的命令要求他们跟随第六十二师。那支部队驻扎于这个区域的某个地方。

现在，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和孩子们已搭上一艘从鹿特丹驶向纽约的大西洋客轮。荷兰的平静安详已经被航海旅途中少不了的种种噪音以及孤立感受所取代。船上虽有几位美国籍的红十字会护士，但劳拉都避着她们，因为她发现她们全都是德国的支持者。船上的医生检查了她的孩子，说他们都“出乎意料的健康”，只需要“平静的环境安抚情绪，以及适当的饮食滋养身体”。不过，劳拉虽然已经把欧洲以及那里的战火抛在身后，心中却还是充满焦虑——仿佛心怀焦虑已经成了一种坏习惯。在荷兰的时候，她趁机发了一封电报到彼得格勒，以便转交给她的先生斯坦尼斯劳。她在电报中告诉他，他们全都还活着，现在正在前往美国的路上。可是斯坦尼斯劳还活着吗？她已经很久不曾收到他的消息了。此外，还有人知道劳拉要到哪里去吗？她自己知道吗？“我们愈接近美国，我愈是觉得孤单。”

1915年10月28日，星期四
温琴佐·达奎拉目睹强攻圣露西亚山的行动失败

这种体验就像是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这么说不只是比喻，而是真切如此。达奎拉所在的位置就是专为观察战况而设置的，可以让人通过望远镜监视攻击行动的过程。天空总算放晴，所以要看清那些仰攻山坡的部队应该不是问题。

传令兵、勤务兵及其他人员已经把观察站准备好了。有些用来作伪装的树枝在夜里被风吹落，现在已经修葺完毕；桌椅都已排好，野战电话也测试无误。一切都笼罩在一股朦朦胧胧的音幕里，爆炸声接连不断，前一道声响还来不及消退，后一道声响就又冒了出来。在山谷的另一侧，意大利的猛烈炮火正在连续不断地轰击姐妹山——圣露西亚山与圣玛利亚山，只见山坡上的密林笼罩在炮弹爆炸冒出的白烟中。望远镜与雪利酒都摆好了。

观察站下方某处，第七连正在一条战壕里等待着发动攻击。达奎拉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他出乎意料地获得了连长垂青，被指派了一项不必杀人也不怕被杀的职务。他成了总部参谋人员的助理，原因是来自美国的他拥有一项不寻常的新奇技能——打字。在战壕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对他造成的冲击并未消退，以致达奎拉陷入了一种犹似信仰危机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以两种方式呈现出来：一方面，他不禁沉思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允许自己做出什么事情；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自己的信仰能够拯救自己，而在他愈来愈焦躁不安的心里，这种希望逐渐成了他的慰藉。他曾经两度参与巡逻无人地带的任务，虽然那两次任务都颇为危险，但他终究毫发无伤。他是不是上天选中的保护对象？此外，自己被指派了这样一个意外的任务，也被他视为上天干预的又一证据。

不过，他调到参谋部之后的经历却丝毫没有减轻他内心的焦虑和罪恶感。实际上恰恰相反。

参谋官从掩蔽壕内走了出来。他们早餐吃巧克力与吐司，最后再以一杯葡萄酒作结。现在，他们纷纷走进防护周密的观察站。所有低阶人员立刻为他们让出空间，并以利落的动作向他们敬礼。高阶军官以心不在焉的姿态回礼，然后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传令兵为他们拉椅子，接着又为他们奉上望远镜。

表演可以开始了。

炮击停止了。最后的几枚炮弹划过凉爽的空气，落在姐妹山上。爆炸的白烟缓缓消散。

四周一片安静。

安静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接着，意军的前进战壕里有了动静。分散开来的一列列身穿灰绿色制服的士兵开始朝陡坡移动。其中一群又跑又爬又跳的士兵，就是达奎拉所属的第七连。一切都进展得相当缓慢。从这样的距离看来，他们的姿势与移动方式看起来仿佛在找着什么东西。接着，传来了奥军机关枪空洞的嗒嗒声——施瓦茨洛泽重机枪。在林木茂密的山峰上，一把接一把的机关枪在隐蔽的阵地陆续开火。尽管经过了数天的炮击，那些机关枪却没有遭到消灭。现在，主宰战场的武器有两种：大炮与机关枪。普通步兵已愈来愈成为这两种武器的仆人（以及受害者），任务就是占领那些大炮已扫荡干净的区域，以及在机关枪扫射敌人的时候保护机枪的安全。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机枪不停开火，进攻部队的人员愈来愈少，速度愈来愈慢，他们匍匐在地面上，然后回头后撤。

这种往复来回又紊乱不已的活动在山谷下重复了一次又一次。连队爬出战壕，冲上山坡，趴下来躲避机枪子弹，最后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逃回战壕里。过了一会儿之后，他们又会再发动一波进攻，但由于兵员比先前还少，所以同样不免以失败收场。他们终究还是会撤回战壕里，只是人数又少了许多。然而，他们过了一会儿之后还是会被下令再次发动攻击，就这样不断循环下去。

达奎拉惊恐不已，不只是因为他知道远方那座山坡上那些静止不动的黑点有些是他的战友，更因为那些高阶军官显得满不在乎，在战术上也没有做出任何调整。到了这个阶段，交战各方都已深谙火力之威，进攻一方必然遭遇重大死伤。尽管如此，许多将领却仍然抱持着战前的那种迷思，以为只要纯粹凭着意志力——在枪林弹雨下不论死伤多少仍然坚定向前挺进的意志力——即可抵挡敌军的火力。但重点在于，是谁的意志力？傍晚，达奎拉听到了野战电话上的一段对话。阿尔卑斯山地部队的一名连长来电，请求上级长官别再强迫他的部下继续发动进攻。他的阿尔卑斯山地精锐部队已经强攻山坡十五次，十五次都被敌军火力逼退了回来。原本两百五十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二十五人。指挥官拒绝了这项请求，并且要求电话那头的参谋人员向那名连长提醒他当初向国家及国王所立下的誓言。

阿尔卑斯山地部队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结果同样以失败收场。那名连长没有幸存下来，据说他自杀身亡。

10月30日，达奎拉奉命在打字机上打出一份命令，宣布暂停所有攻击行动。于是，所谓的第三次伊松佐河之役就这么结束了。这场战役原本设定的目标没有一项达成。

几天后，意军虔诚地庆祝了万圣节。达奎拉发现他的好友弗兰克在那场失败的攻击行动中阵亡了。

萨拉·麦克诺坦正在前往俄军前线的途中。她和她的团队途经挪威、瑞典与芬兰，于10月28日抵达彼得格勒。他们住进一家旅馆。接着，他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没有人确知他们要被派往哪里）。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试图讲一则故事，却不禁哽咽了起来，以至于只能断断续续地把故事讲完。那则故事的内容是，在敌军和我军战壕之间的空地上，有一群人在炮火下踢着足球。讲完之后，我的一个朋友显然觉得这个故事毫无意义，又以为我还没说完，便开口问我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做？”（噢，天上的神明啊，求求您怜悯那些灵魂堕落的人吧！）

1915年10月31日，星期日
帕尔·凯莱门目睹一名塞尔维亚游击人员被处以绞刑

同盟国入侵塞尔维亚的行动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国内的舆论也认为该是这么做的时候了：1914年，奥匈帝国军队先后三度对这个邻国发动攻击，却三度失败。不过，这一次可不一样了。10月6日，德国与奥匈帝国的联合部队展开进攻，在10月8日就攻下了贝尔格莱德（顺带一提，这是自去年8月以来的第三次）。10月11日，保加利亚的军队也发动入侵行动。现在，战败的塞尔维亚部队正在撤退，以避免遭到包围，而大批平民也随着他们往南逃亡。

帕尔·凯莱门与他手下的轻骑兵是追击他们的部队之一。他们在雨中疾行，他有时候甚至连续几天都不曾下马。他们路过被洗劫放火的建筑，也走过挤满了难民的道路——其中大多数都是妇女以及儿童。他们不断朝着远方枪声的方向前进。

这个星期日，他的骑兵队来到一处废墟旁，这里原是一间塞尔维亚酒馆。数以百计的伤兵躺在酒馆旁边的泥泞地面上。追击部队与撤退敌军的后卫队仍在交火，但不是在这里，而是前面两道山脊之后。所以，当他们下午看见一名腿部受伤的士兵被抬了进来时，不禁感到一阵惊愕。原来那名士兵是在一间农舍前被人开枪击中。一个半小时后，又有一个士兵被抬了进来，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受的伤。这个士兵中弹的部位是腹部。

一支巡逻队奉命前往调查，不久之后就带着一个衣着褴褛、中等身高的男子回来。那个人的双手被绑了起来。巡逻队后面跟着一群人，显然是那个犯人的亲属与邻居，其中包括几名妇女和儿童，还有另外几名年老的男子。帕尔·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他们在一名翻译的协助下审问了那个人，也聆听了主要证人的证词。看来那个人虽然受到同乡一再警告，却还是恶毒地对着我们的士兵开枪。他望着围观群众，看起来仿佛是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野蛮人。

判决很快就下来了：这名游击人员必须被处以绞刑。

营区的厨师，一名维也纳生猪屠宰商，欣然接下了刽子手的工作。他找来一条长绳以及一个充当活门的空箱子。他们嘱咐那个游击人员做临终前的祷告，但那人答说没有必要。妇女哭了起来；儿童满脸惊恐，一面啜泣，一面呆望着眼前的景象；士兵则是站在树旁，一副公事公办的烦闷模样，但眼里仍然带有一丝兴奋。

那个游击人员被两个士兵带了过来。他显得漠然，但以凶猛的目光环顾着四周，仿佛疯了一样。他们把绳圈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后把他脚下的箱子抽走。绳子挂得不够高，于是那名屠宰商用力一拉，调整了绳子的高度。那人的脸逐渐扭曲，身体开始抽搐颤抖，处于垂死状态。他的舌头从嘴里滑了出来，僵直的四肢来回摇晃着。

围观群众在暮色中散去，士兵率先离开，接着是平民。一会儿之后，凯莱门看见两个士兵沿着道路走来。他们看见那个在秋风中摆荡着的尸体，于是走过去讪笑了一番。他们其中一人以步枪的枪托重重击打了尸体一下，然后两人敬个礼，走了开去。

1915年11月5日，星期五
弗朗茨·卡夫卡考虑购买战争债券

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冬天来临。布拉格变得昏暗，更阴郁，也更冷（因此，燃料费与电费也上涨了）。弗朗茨·卡夫卡继续待在劳保局二楼的办公室，和文件、档案夹、各种纸条及档案奋战。

造成这一切的，还不只是源源不绝的参战伤兵。劳动力的不足，使得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门大吉，也让保险系统陷入更大的混乱。此外，还在运转的工厂，安全意外则愈来愈频繁（尤其是军需工业工厂）。一方面是因为原本训练有素的工人被征召入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缺乏训练且经验不足的员工；另一方面是因为膨胀的生产速率。经济一直是隐忧之一，政府拨发的抚恤金或许足以供应残障军人三餐温饱，却无法支付后续治疗、安装假肢与再培训的费用。针对这一点，劳保局现在起只能仰赖私人捐款。在布拉格，目前正在发起一项为战争失明士兵募款的活动，目前已募得39 502克朗与56格罗申。

卡夫卡的抑郁症仍顽强不退。菲丽丝·鲍尔想联系他，他却避开了，未回任何信。然而，上个月，秋季看似无尽的黑暗中还是出现一缕微光：他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出版了（一天早上，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可置信的梦中醒来，发现躺在床上的自己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社会上的反应非常正面，一位书评家甚至表示这部作品是一项“神迹”。随后，他又获悉一条令他大惑不解的新闻：今年大名鼎鼎的德语文学奖冯塔纳奖得主卡尔·施特恩海姆决定将800马克的奖金赠予“布拉格的年轻作家卡夫卡”。目前也已有说法指出，《变形记》即将再版发行。

仰仗民间私人善心的，并不限于对残障军人的照护而已。目前，政府在发行第三波战争公债。没有这些信贷额度，战争就打不下去。这天的《布拉格日报》可以读到鼓励民间购买战争公债的字句：“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团结最有力。因此，来认购战争公债吧！”或是：“要想让我们得到胜利，就请购买国债！”整份报纸也用了两页多的篇幅，以密密麻麻的小字刊登购买公债者的姓名以及购买金额。只剩两天了，要买要快。

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下午，我陷入兴奋的状态。我开始考虑要不要买战争债券；如果要买，又该买多少。我走进商店两次，想要一次购买全部，最后还是罢手。疯狂地计算利率。然后拜托母亲购买1 000克朗的债券，随后再请她把金额追加到2 000克朗。此外，我还浑然不知，有一笔大约3 000克朗的存款是属于我的；获知此事时，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之后，关于这些战争债券，简直是永无宁日；即使我刚在最生气蓬勃的街头散步了半个小时，各种疑虑还是不断困扰着我。我感到自己仿佛透过购买公债而直接参战：思考着自己将来的经济状况，然后相信，这和我有朝一日能够支配（提高或降低）的利息金额有关。我的狂热逐渐变换，思绪转移到写作上，觉得自己蓄势待发，可以开始动笔，除了写作别无他求；接下来这段期间，我不在乎花多少个夜晚写作，就像怀着心中疼痛，在石桥上奔驰。

1915年11月7日，星期日
理查德·施通普夫在基尔看了歌剧《罗恩格林》的两幕演出

这是11月温和晴朗的一天。“黑尔戈兰”号驶入基尔运河，谣言随即在船员之间传了开来。里加周围爆发了激烈的陆上战役，也许他们正要前往波罗的海提供支援；也许英军正在穿越大贝尔特海峡的途中；也许中立的丹麦正被卷入战火中。或者，也许这一切都只是……又一场鱼雷射击演习。施通普夫认定是后者，“以免再次失望”。

船上的气氛很糟糕。施通普夫和其他士兵都苦闷于自己上不了战场，同时对于愈来愈差的餐食、严厉的管理制度以及军官的横行霸道深感厌恶。船上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惩罚处，每天都可以看到二三十个人全副武装手持步枪在船上不断绕圈跑步。他们只要稍微犯点儿微不足道的小错就有可能遭到这样的惩罚，比如洗手台没有清洗干净，不小心把袜子忘在洗衣处，值勤时上厕所，或是说了不该说的话。施通普夫在日记里写道：

船员的士气极为低迷，我们都不禁希望自己的船被鱼雷击中。我们就想看到那些令人可憎的军官遭遇这样的下场。一年半以前，如果有人敢说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一定会被痛打一顿。我们现在都有了这样一种恶毒的心态，只是因为我们具备良好的教养，才没有模仿俄军波罗的海舰队。我们全都知道自己不能为了挣脱束缚而不择手段。

在运河上航行的时候，施通普夫看见树林与高地上掺杂着深浅不一的黄色、红色与褐色。再过不久，就会开始下雪了。

他们在晚上抵达基尔。他注意到灯火管制已经不像先前那么严格了。这种现象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还是说，只是现在开始松懈了，不如头一年那么严肃认真了？船员获准上岸休息。（正如他的猜测，他们即将迎接的不是实际战斗，而只是又一次的鱼雷演习。）理查德·施通普夫赶往城里的一座剧院，看到了瓦格纳的《罗恩格林》的后两幕。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

可惜我没机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这种活动可以让你觉得自己是个人，而不只是头毫无价值的牲畜。

1915年11月9日，星期二
萨拉·麦克诺坦在彼得格勒观看士兵操练

寒冷的下雪天。萨拉·麦克诺坦待在阿斯托里亚饭店舒适的房间里，她的感冒一直没好，于是一面休养，一面学习俄语，至少是试着学习。她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神。每隔一阵子，她的目光就忍不住投向窗外饭店前方的那片露天广场，因为有一群士兵正在广场上操练。

麦克诺坦与她的同伴抵达彼得格勒已有两个星期，而且这段时间似乎都被浪费掉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六辆救护车在哪里——那些车子由途经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船负责运送，也不知道他们这次要被派到哪里去服务，如果真要派他们去服务的话。俄国红十字会一反先前的保证，根本不愿意接纳他们。此外，俄国政府也比英国更加官僚主义。他们参加了一大堆的会议、会面以及正式晚宴，结果却一点儿进展都没有。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想要分担这场战争所造成的苦难，我们愿意为崇高的理念祭献自己，祭献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结果却处处遭遇一种无法解释的怪异阻力。

他们也许会被派往德文斯克，那里自从今年9月以来就一直有着激烈的战斗——但也可能不会。从前线传来的谣言不但一片混乱，也相互矛盾。

广场上的士兵在雪中操练，麦克诺坦注意到他们的衣服相当单薄。他们的大衣是棉的而不是羊毛的。这只是俄国和俄军物资短缺的一个例子而已。另一方面，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温暖舒适的饭店餐厅每天晚上都满是衣着光鲜的食客，在管弦乐团的演奏助兴下，尽情享受丰盛的美食与美酒。（她强烈怀疑其中有些女性顾客是妓女。）她只要坐在那间餐厅里，就觉得浑身不自在，甚至有些反胃。

与此同时，士兵们则在挨饿受冻，在遥远的前线或死或伤。即便在后方，苦难景象也随处可见。几天前，麦克诺坦才在一座人满为患的军营里帮忙发放食物，那些人全都是在德国进军波兰之前逃亡来的难民。令麦克诺坦感到作呕的，不只是那里的恶臭、混乱与贫穷，还包括了那些人。在她眼中，那些波兰难民看起来“就像动物一样，而且还没有动物那么值得关注”。这些人还算是幸运的——据说还有更多人流浪在道路上，只能睡在雪地里。

而我们却在阿斯托里亚饭店内，有一片玻璃将我们与外面的天气阻隔开来，将我们与波兰的农民阻隔开来，将我们与贫穷阻隔开来，把我们关在这幢建筑物的可怕氛围里，和那些邪恶的女人以及刺耳的乐队关在一起！我真是痛恨金钱啊！

当然，这种对比以前就存在，只是战争将之凸显而变得更加刺眼、更能引起道德上的反感。哪家餐厅最好，是目前非常热门的话题。

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只能待在这里无所事事，才会导致她觉得浑身乏力。她在英国巡回演说之时的那股充沛精力已经开始消退了。她感觉得到自己的思考能力正逐渐减退。麦克诺坦刚抵达彼得格勒的时候，原本打算利用等待的时间再写一本书，但现在她却完全没有力气动笔。她草率翻阅着手上的俄语教科书。广场上的士兵一直在操练，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前进。他们躺下，然后站起来，又躺下，又站起来。

1915年11月12日，星期五
奥利芙·金和盖夫盖利亚的阳光

她从来不曾真心想要离开法国。在今年10月中旬写给继母的一封信里，她总算流露出了一股近乎沮丧的情绪：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永远回不了家，仿佛这场可恶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每过几个星期，战事看起来都似乎愈来愈激烈，而不是逐渐平息。愈来愈多国家被卷入其中，一切都变得愈来愈糟。至于我们，我们则是根本不晓得自己要到哪里去……

接着，苏格兰妇女医院里的女性人员听说她们将会乘船前往巴尔干半岛。在那里，一支由莫里斯·萨拉伊将军率领的法英联军已于今年10月从中立国希腊的萨洛尼卡登陆，盼望借着开启第二战线以协助塞尔维亚，不过，他们是在极度匆忙的情况下被派往当地的，因此几乎没有任何装备。金一开始并不想去，因为她那辆大救护车“埃拉”适应不了当地糟糕的路况，“埃拉”太笨重了，马力也不足。

金与苏格兰妇女医院的其他人坐了三周的船才抵达希腊。另外有一艘目的地与她们相同的医护船，在途中被德国潜艇击沉了。在萨洛尼卡，等待她们的是一团混乱——不论军事、政治还是实操层面，都是如此。在“满是黑泥”的城市街道上，相互矛盾的命令满天飞。到了11月，她们终于乘火车前往希腊与塞尔维亚边界的盖夫盖利亚，并在那里成立战地医院。

当她们抵达盖夫盖利亚时，帐篷倒是带了，却没有帐篷桩，她们只好拿别的东西凑合凑合，只可惜这些代用品无法在坚硬的岩石地面上固定住，于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随时将摇摇晃晃的帐篷桩敲回地面，并且将松弛的绳索拉紧。这就是她的主要任务之一。另一项任务则是负责清洗并消毒伤员的衣物。她的头虱问题并不严重，天气也还没冷到无法下河洗头和洗澡。

她们的餐厅里有电灯，电力来自为X光机供电的发电机。不过，电灯在晚上七点半以后就会关掉。在那之后，唯一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上床睡觉，考虑到火灾风险，她们不允许在帐篷里点火。天暗得很早，下午五点就已是一片漆黑。另一方面，黎明也来得很早，早上还没到六点，天就亮了。她每天看着太阳升起，享受着美丽的日出景象，看着周围的山丘染上柔软光滑的紫红色，山峰则是在晨光下映照出粉红的色彩。

奥利芙·金有些惊讶，她发现自己颇为开心。她在今天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这个地方实在太美了。高山非常壮观，空气又极为新鲜，令人神清气爽。我们工作起来就像巨人一样力大无穷，吃起饭来又像饿狼一样狼吞虎咽。”

1915年11月14日，星期日
帕尔·凯莱门在乌日采逛了军官妓院

他们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塞尔维亚已经占领下来了，萨拉热窝事件终于大仇得报。现在，胜利者可以开始搜集战利品，凯莱门和几个战友今晚要去逛一家专门服务军官的妓院。那家妓院位于乌日采，是杰蒂尼亚河河畔的一座小镇。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灯光黯淡的大厅，地毯，装饰着壁挂的墙。一个疲惫的人正在弹奏钢琴。四个角落摆着四张桌子。室内共有四个女孩，其中两个懒洋洋地靠在一名炮兵中尉身上。而另一张桌子旁，一群陆军军官正在喝黑咖啡。一盏台灯下，一名胡萨尔轻骑兵中尉正在看报纸，几天前的报纸。

这就是我们进去之时看见的景象。我们在唯一一张空桌前坐了下来，本来想点红酒，但尝了一口后都宁可喝咖啡。我手下的候补军官莫赫在角落里修弄着留声机，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一定是某个弹簧坏了。

其中一个女孩走了出去，然后又回来。她跨过一张椅子，终于坐在我们那位候补军官的怀里。另一位身穿红衣的黑发女孩则是躺在一条长凳上，直勾勾地望着我。

时间缓缓流逝。那个面目凶恶的钢琴手仍弹奏着音乐。很熟悉的曲调——我当初在家乡向一位女孩道别的时候，她就在房里弹了这首曲子给我听。那是许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离这里也非常遥远。我起身离开。他们误以为是酒让我觉得身体不适。

1915年11月20日，星期六
罗伯特·穆齐尔被货运火车载送至伊松佐河

也许，他最深处那爱奇思幻想的个性终于有反应了？来了两份简短的命令，第一份是“全营警戒！”第二份则是“准备搭火车”。不过，这样就够明确了。“直到现在还无法适应这些事物的神经，开始战栗。”他神色苍白，“无来由地”恼怒不已。然而，事出必有因；要求部队限期出发，只意味着一件事：伊松佐河。血流成河的伊松佐河。

这十天来，意大利部队的大规模攻势仍持续不断，这已是今年第四波攻势了。一如稍早，意大利部队投入所有武器，完全不考虑己方损失与现代战术的细腻性，一心只想突破奥匈帝国在河畔的防线。戈里齐亚之战吞噬了大量士兵与资源，已然演变成最糟、最惨烈、盲目至极的消耗战。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穆齐尔更是心知肚明。他还盼望能在卡尔多纳佐湖畔再多享受一段远离前线的宁静岁月呢。但现在却轮到他们被丢进冒泡的油锅里了。

装载、打包的过程相当混乱：

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好几群人四散各处，开小差都没被发现。夜间，班里的许多成员都喝醉了，有些人甚至是全然醉死。准将在车站拄着手杖，发表了一篇演说。运货马车内的噪音，就像兽栏一样吵。平常规规矩矩的人突然全成了畜牲。威胁和循循善诱一点儿用都没有。我们关上拉门。拉门里，许多拳头不停敲打，活像在擂鼓。某些门后，有人正秘密组织反抗势力。负责关门的冯·贺芬博格中尉吼道：“把手拿开！”同时，手中的猎刀挥向那些还卡在门上、不知是谁的手。猎刀的动作，真是笔墨也难以形容。就像闪电劈下时触发的电流；只不过没有光，没有闪电之类的——而是某种白色的，果断的……

火车缓缓驶向东部战线与伊松佐河。他们被丢在三等车厢，穆齐尔只分到一张毛毯当坐垫，对肉体的不适却全然无感。他的心绪全聚焦在其他方面。火车驶过博尔扎诺时，那感受最是难熬，他深知自己心爱的玛尔塔就住在那儿，就在那儿，近在咫尺，两人却不得相见，更不能互相联系。绝望在心中滋长：“不值，无力感，内心只想像丧家之犬一般放声悲鸣。”

最后，他们抵达普尔瓦契纳的车站，位于已沦为废墟、不断冒烟的戈里齐亚镇东南方：

在旅程的后半段，就听到军机出动了。一出车厢，举目所见尽是炮火与起伏的地平线。大批伤员或龟缩在马车上，或站立。鲜血不断从白绷带下渗出。一股漩涡将你接走，一阵乱流把你卷入其中。

1915年11月27日，星期六
克雷斯滕·安德烈森在朗斯参加一场生日宴会

寒冷的雨天，风也吹个不停。树木一副光秃秃的模样，叶子都已被风雨扫荡一空。灰，灰，放眼望去尽是一片一片的灰：不论是天气、他们身上的军服，还是水加得愈来愈多的咖啡。不过，他今天休假，直到晚上才需要回到岗位上，于是他趁机拜访了几位在第二连服役的家乡老友。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丹麦语和人交谈过了。他觉得很寂寞。

黑夜与白昼。战壕里的生活依循光线而变。这是他从最近执行的这次任务中获得的感悟。他挖啊挖啊，在夜里，在著名的洛雷托山的山脚下。法军是在今年5月终于拿下的这座山。不过，前线目前相当平静。日光之下，法军和德军在彼此的注视下堂而皇之地行动，而且双方都不会开枪。（据说有些大胆的家伙甚至还会走访敌军的战壕。）

在不少战区，交战双方发展出了这样心照不宣的协议：得饶人处且饶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过，只有白天才是如此。夜里总是令人不安一些，也嘈杂、险恶一些。黑暗令人心生疑虑，而疑虑不免带来恐惧。如同安德烈森在日记里写的，这就像是“变形人的故事——白天是人，晚上则是野兽”。士兵被杀事件通常都发生在夜里。

他们目前驻扎在朗斯，这是一座中型矿镇。他对此很满意，因为比起乡下，城镇里好玩儿的东西会比较多。当时，安德烈森正走在巴塔耶街。

然后炮弹来了。

炮弹尖啸着四处落下。一枚特别大的炮弹击中他身前不远处的一栋房子，他看见那栋房子的屋顶被掀到十几米高的空中。他看见一大块炮弹碎片掉在沟渠里。他看见溅起的水花。他一开始吓呆了，但随即告诉自己：“你得赶快跑。”于是，他跑了起来，穿越压力波形成的炙热稠密的空气，穿越从两侧不断传来的爆炸声，奋力冲到可以掩护自己的地方。

等到他敢踏出室外，已经是黄昏时分了。这时一切都已平静了下来，也有人走上了人行道。在许多地方，屋主和商店老板都忙着清扫碎了一地的玻璃。在一个地方，他看见一名士兵在一堆干草旁站岗，原来，一枚炮弹在这里直接击中了两名士兵和一匹马，把他们炸成了碎片，那堆干草可能就是用来遮盖血肉模糊的残躯的。安德烈森看见一旁的墙壁上满是鲜血。他一阵战栗，赶紧快步走远，却差点被一个东西绊倒 …… 一个像虫一样的东西，就在人行道上。

安德烈森终于来到第二连。那里有一名叫伦格的丹麦士兵正在庆祝自己的生日，用咖啡与自制的蛋糕招待众人。安德烈森终于又可以用丹麦语和别人交谈了，只可惜他很快就必须动身返回自己的连队。

晚上九点，他们外出执勤。一开始，他以为他们要到昂格尔去——近几个晚上，他们都是去那个村庄。不过，他们已经走过了那座村庄，还需要继续前进。这是个寒冷无云的夜晚，可一轮明月高悬于空。他们终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停下脚步，这里距离维米岭不远。他们必须在那里新挖一条战壕。左侧方向不时有照明弹射上天空，银白色的光芒照亮了山脊，看起来仿佛覆盖着一层白雪一样。

1915年11月28日，星期日
爱德华·穆斯利在阿齐济遇见撤退的英军

阿齐济没什么特别值得注意之处——仅仅只有一个河湾外加几栋泥屋而已。爱德华·穆斯利从巴斯拉这座繁荣的沿海城市乘船沿着底格里斯河逆流而上，依次前往古尔纳、萨利赫堡、阿马拉与库特阿马拉。他听到别人数度提起阿齐济这个地名，有些人说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目前就在那里——那支部队的正式代号是“D军”。另外有些人则说那支部队目前正在巴格达的城门前，而且攻城行动马上就要成功了。

爱德华·穆斯利是一名二十九岁的英军野战炮兵中尉。他出生于新西兰，在剑桥主修法律，之前还在印度待过好一段时间，直到最近才离开那里。由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行动主要由印度殖民政府主持，因此增援部队自然也由印度派遣而来。（那支英军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印度人。）穆斯利与船上的其他人正属于这样的增援力量，毕竟前线总有人死了，伤了，失踪了，病倒了。从他的照片看来，他是个自信满满的人，有着一双眼距很近的眼睛，蓄着一小撮精心修剪过的胡子，目光锐利，手指上戴着图章戒指。姿态里流露着一种满不在乎。他以前从没上过战场，也没有见识过真枪实弹。

穆斯利不是那种迫不及待想要上战场的人。他在外出运动的时候接到召集电报，之后便“将训练转换为真枪实弹的战斗”。他的上校给了他一些不错的建议，他的同僚则请他喝了一杯接一杯的酒。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太好，之前得过疟疾，留下若干后遗症仍然折磨着他，但他不允许自己被健康问题拖累。他把一些非必需品——例如他的摩托车——放进仓库，等待和平降临后再回来与它们团聚。不过，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竟然获准把他最珍贵的财产带在身边——他那匹美丽的马儿“唐璜”。然后，他和一群军人一同搭上一艘小邮轮，驶往大洋彼端。

D军的北进行动不但没有必要，也缺乏妥当的规划。整场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仅是为了追求一个地名所散发的魅力（“英军攻陷巴格达”——这条消息在伦敦将会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头条新闻，在君士坦丁堡、柏林与维也纳也同样会引起瞩目），另外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出于一股无处不在的傲慢的野心。战争爆发之后，英国立刻就在波斯湾展开行动，当时奥斯曼帝国甚至还没加入同盟国的阵营。英国原本的目标相当有限，只是为了占据沿海的油田而已。不过，正如这类状况的常见发展，英国的胃口不免在此过程中愈养愈大。

在沿海地区，成功不费吹灰之力，这大大鼓舞了英军。再加上奥斯曼帝国只要一遭到猛烈攻击，立刻就表现出一副满心想要逃跑的模样，因此英军又朝着底格里斯河上游数度推进。后来，该战区的英军总司令约翰·尼克松将军——他可一直待在阴凉的巴斯拉——看了看他的地图，志得意满地低哼一声，提议他们不如顺便也把巴格达打下来，毕竟，那座城市不过就在四百公里以外呀，对不对？

他错了。地图上那段四百公里的距离，在实际行军的过程中显得要漫长很多。途中，英国士兵还要跟大量的苍蝇、炙人的高温以及漫溢的河道做斗争。另一方面，由巴斯拉延伸出来的补给线也愈拉愈长。

穆斯利早已看见若干征象，攻占巴格达的行动可能不会如原本计划的那么顺利。两天前，他们遇见一艘配备了重型武器的单桅帆船，船上是一群参谋人员，那艘船上装满了以各种物品捆成的防弹护盾。换句话说，航行于河上一点儿都不安全。现在，穆斯利搭乘的汽船朝着内陆驶去，他也随即意识到有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他在众人奔走的模样中嗅得某种紧张的气氛。他看到马都疲惫不堪，也没有受到良好的照料，而且马车与挽具上都覆盖着一层灰尘。他还看到整营的士兵戴着软木防暑帽躺在地上睡觉，“大致上还维持着队形”。

他走在那群精疲力竭的人畜之间，看见一面小旗子飘扬于一间土砌小屋上方，显示该军炮兵部队的指挥官驻扎在那里。那名军官向穆斯利说明了状况。五天前，位于巴格达以南只有二十五公里处的泰西封爆发了一场激烈战役。奥斯曼军队在那里挖壕固守，英军虽然顺利攻破第一道防线，接下来战况却陷入胶着。双方死伤都极为惨重。后来，由于双方都听闻对方即将获得重大增援，因此那场战役也就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但并非全然不寻常的方式画下句点——双方都在混乱当中撤离了那片炎热、沙尘弥漫而且满布尸体的战场。

不过，英军已不再有进军巴格达所需的兵力，而且伤兵的人数之多也令他们难以应付。该军共有四座战地医院，能够收治四百名病患，但在那场战役之后，他们必须照料的伤兵却多达三千五百人。在穆斯利奉派支持的第七十六炮组，只有一名军官没有受伤。此外，不同于英军，奥斯曼军队确实获得了增援，因此现在已回头追击撤退的英军。

那天晚上，穆斯利去阿齐济周围修一道半月形防御工事。他认为一切都进展得又快又顺利，而且就像战争初期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一直觉得自己仿佛只是在参与和平时期的演习而已。不过，他只需看一眼那些马车的破损状态、数量大幅减少的马匹，以及士兵脸上充满警戒的神情，就可以知道实际上并非如此。

他们尽可能将伤兵都送上驳船与河船，所有不必要的装备也一律运走。穆斯利也舍弃了多余的物品，例如他的马具、制服配件以及露营装备。不过，他还是把他那匹名叫唐璜的马儿留在身边。

天黑之后，穆斯利在已经做好射击准备的炮台旁躺下来睡觉。奥斯曼军队隐身在那片黑暗当中，而且不时会传来几声枪响。他听见胡狼的嚎叫声——它们从泰西封开始就一直跟在英军后面，等待着更多以供啃食的尸体——不论是人还是动物的尸体。疲累不堪的穆斯利觉得眼皮愈来愈沉重，“它们那鬼魅般的歌声”也愈来愈遥远。最后，他终于睡着了。

1915年12月9日，星期四
奥利芙·金搭上驶离盖夫盖利亚的最后一班火车

她们接到的命令证实了塞尔维亚已完全溃败。对于奥利芙·金而言，这代表一段动荡而古怪的快乐时光宣告结束了。

在盖夫盖利亚的工作其实相当艰辛。那里的战地医院预备了三百张床，但收治的伤员不久就达到将近七百人。冬季已经降临，而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已遭遇过好几场猛烈的暴风雪，不少帐篷都被强风吹垮或者吹走了。天气非常冷，晚上难以入眠。金发现从事挖掘工作是最佳的保暖方法。她一天工作的时间长达十六至二十个小时，主要的任务是管理那些为帐篷提供照明的煤油灯：点火、清理灯具、修剪灯芯、添加燃料——这样的工作对她而言实在是无聊至极。她开始学习塞尔维亚语。愈来愈多人染上了虱子。她在信中开心地对妹妹说：

我们这里完全没有报纸，也没有任何新闻。这个国家非常美妙，这里的生活也非常美妙，一定能够让你过得很健康。自从我离开亚利桑那以来，就没有觉得这么神清气爽过。

不过，现在她们收到了战地医院即将撤离的消息，尽管这则消息并不算意外。由于塞尔维亚已经战败，她们就没有必要再前往贝尔格莱德。萨拉伊的部队——现在被称为东方军队——在保加利亚部队的追击下，即将快速撤往中立国希腊。这已不是协约国第一次试图借由迂回路径打破战争僵局，而这种怪异浮夸的计划再度以失望收场。金与战地医院的另外二十九名妇女只有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完成撤离伤员、打包装备以及拆除帐篷。

离开盖夫盖利亚的唯一方法是搭乘火车。因为公路不是被严重毁损，就是受到保加利亚部队的控制。十三辆法国救护车就因为上了那些公路，从此音讯全无——据说是遭到了伏击。她们周遭的包围网已经收得愈来愈紧了。

现在是午夜，奥利芙·金看着战地医院的其他人员陆续乘火车离去，只剩下她和另外两名驾驶员，以及火车拉不上的三辆救护车。奥利芙认为抛下“埃拉”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一班接着一班的南下火车陆续抵达，全都载满了乘客与物资。车上的空间虽然足以容纳三名妇女，却绝对载不了三辆救护车，何况其中一辆特别庞大笨重。她们等待着，期盼着。她们看着太阳升起，听着枪声从白雪覆盖的山上回荡而下。“奇怪的是，我们完全没想到个人安危的问题。我们唯一关注的就是我们心爱的车辆。”她后来回忆道。

最后一班火车抵达了。

保加利亚军队距离她们只有一公里不到了。

终于，她们看见这列火车有三部空置的平板载货车！她们没有等待许可，直接就把车子开了上去。火车驶离了车站。盖夫盖利亚着火了。就在城镇消失于视线外之前，金看见车站被一枚炮弹击中而爆炸。

1915年12月13日，星期一
爱德华·穆斯利引导大炮朝库特阿马拉开火

他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从今天开始有了新职务——他将担任前进观察员。这是一项繁重又危险的任务，因为他必须在简陋的沙地战壕中尽可能向前方移动，但这些战壕其实差不多只能算是沟渠而已，但他和他的信号员在那些地方还是得匍匐前进。他不再戴遮阳帽，因为那种帽子太显眼了。他现在戴的是毛帽，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中实在算不上是最舒适的帽子。

英军在库特阿马拉这座小镇暂停了往南撤退的脚步，在这里等待援军到来——说得准确一点儿，是等待友军救援，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被奥斯曼部队的四个师包围了。英军军长查尔斯·汤曾德将军之所以任由自己的部队受到包围，一方面是因为士兵们已经疲惫得无法继续撤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样可以把敌军牵制在这里，以免他们一路追到沿岸地区的油田去。不过，这些受到包围的士兵情绪却相当高昂，而且所有人都认定他们迟早会获得救援。穆斯利并不担心，尽管他和许多人一样也对英军在兵力不足且准备也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攻打巴格达的做法甚为不满，但他相信一切终究会圆满收场。

这一天，他匍匐爬行了至少几公里的距离。有些地方弥漫着浓重的恶臭，因为阵亡士兵的尸体被人抛到了战壕外，现在已在炙热的太阳曝晒下变黑、肿胀、腐烂。在有些观察点，敌军战壕近在眼前，只有不到三十米。他引导炮弹发射的技巧娴熟，满意地看着炮弹从他头顶四到五米处飞过，有时候落点离他甚至不到二十米。他认为这种前进观察工作非常好玩。

其实这里到处都有奥斯曼军队的狙击手，而且他们的枪法非常精准。由于电话线不够长，穆斯利以旗号通知他的炮组，即便在敌军正在开枪射击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这一整天，他都一直处于敌军的枪口之下。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实际上，这场叫作战争的东西带给我的个人体验，就像是在我清醒的那刻，一个梦所留给我的记忆，梦里有大海与雾气弥漫的小岛。一些事情感觉比较清晰，大概是因为自己的确亲身经历过，所以还尚带着一点儿余温。即便是最危险的事，如今也变得寻常无奇，直到每一天的流逝似乎不再有其他引人注意之处，只剩下与死神的恒久亲近。即便是这个念头，一开始虽然极为醒目，时间久了却也不免被抛在脑后，成为一种微不足道的常态。我坚信人会对固定的情绪状态感到厌倦。人不可能长久害怕死亡或者笼罩于靠近死亡所引发的那种恐惧感里。人心会对这种现象感到烦腻，而将它推到一旁去。我见过有人在我身边中弹，结果我还是无动于衷地继续执行命令。我是不是麻木不仁？不是，我只是没有那么震惊了而已。

1915年12月15日，星期三
威利·科庞入住一家位于埃唐普的饭店

房间很小，或者应该说是特别狭长，但是窗外的景观相当好。科庞只要走到窗前，就可以看见广场与火车站，还有后方一排光秃秃的树，更后面则是一片废墟，那里曾是吉内特高塔。总站饭店的这个房间还有另一个优点：著名的法国飞行员莫里斯·舍维拉尔曾经在这里住过，而这点绝对是值得吹嘘的事情。无论如何，这间房是总站饭店目前唯一的空房，而总站饭店又是埃唐普唯一设有洗手间的饭店——尽管只有一间，而且由所有房客轮流使用。

科庞满怀期望来到位于巴黎以南的埃唐普。他自掏腰包在伦敦附近的亨登的一所私立飞行学校完成了为期两个月的飞行基础课程。指导他的教练脾气相当暴躁，而且教练机不但又小又老旧，马力也不足，只有在完全无风的情况下才能飞行（树上的叶子一旦开始晃动，所有飞行活动就一律停止）；不过，他终于在十天前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独立飞行。（这是上了三十堂课以及总飞行时数达到三小时五十六分钟之后的成果。）接着，他立刻接受正式飞行测验，内容包括驾机进行一系列的水平“8”字飞行，然后关闭引擎精准降落在教练面前。一切都非常顺利。于是，科庞现在口袋里揣着皇家飞行俱乐部第2140号飞行员执照，来到了埃唐普接受军事训练。

不过，他取得执照之时“欣喜若狂”的心情，却与他今天稍早在埃唐普下火车时受到的冷遇形成了相当大的落差。根本没有人在车站迎接他。

这座乡下小镇的广场就像十二月的夜晚一样荒凉寂寥。他望着窗外，唯一看得到的只有“乏味的房子，里面住着乏味的人”。咖啡厅里空无一人。不过，在过去几个月来，这座城镇已经不情不愿地开始逐渐恢复了生气。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因为战争、偶然的机会以及有铁路从此经过等原因，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埃唐普成了飞行员训练中心。埃唐普外围有几座军用机场，因此空中持续不断传来飞机的嗡嗡声。只有在星期日，才会因为演练全部中止而享有一天的宁静。科庞因为偶遇了一名战前的朋友（他们一同修读机械工程，也经常一同骑摩托车出游），才会住进总站饭店。不过，他抵达埃唐普之后，也见到了若干不祥之兆：他远远看见一列送葬队伍，死者似乎是个法国飞行员，因为飞行事故而丧生。

那天晚上，他在隔壁的一家小旅馆吃晚餐。与总站饭店不同，那家旅馆拥有自己的餐厅。他在那里遇见了他那位摩托车朋友，还有几个同样到这里来受训成为军事飞行员的比利时人。他们的服务生是位傲慢又啰唆的年轻女子，名叫奥黛特。

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边界上的泰尔阿梅尼，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又再度发现了基督徒遭到屠杀的证据。他原本正忙着欣赏一片特别美丽浪漫的景色，却在这座小镇边缘的某些古迹废墟当中嗅出了腐臭的气味：

我开始找寻那股气味来自何处，结果被吓得从一座座水井或是蓄水池边弹开，因为里面堆满了已经严重腐烂的基督徒尸体。我在不远处又发现另一个地下水池，而且从气味判断，里面必定也堆满了尸体。不但如此，四周还到处都是没有掩埋的尸体，不然就是只用石块草草堆在尸身上，不时可以看见一绺沾满了血的发丝或是手臂腿脚露出石堆，而且被土狼咬得残缺不全。

1915年12月22日，星期三
子弹声中的爱德华·穆斯利记

夜晚，躺在掩体里的他依然清醒，博柏利睡袋舒适地包裹着他。在这个没有窗户的黑暗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土墙上一个壁龛里的硬脂蜡烛，烛光在地板与天花板上投射出长长的阴影。爱德华·穆斯利望向由沙包砌成的门框。他可以看见门外的弹药推车，可以看见步枪，可以看见一具炮组望远镜、一部野战电话，可以看见一面满是弹痕的墙壁。他还可以看见一排排被削得垂头丧气的棕榈叶。空气很凉爽，可是没有风。

这天晚上，他们在库特阿马拉处于战备状态。他们预计奥斯曼军队会再度发动夜袭，届时穆斯利他们要用一组架设在椰枣树林中的18磅野战炮进行防御抵抗。在黑暗里，他偶尔能听到机关枪的嗒嗒声，不时也会传来子弹打中他脑袋后方的那面墙所发出的尖锐声响。他加入美索不达米亚这支部队还不到一个月，对战争还算兴味盎然，例如子弹的声音。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这里，经常会听到前方传来一阵爆裂声，就像树枝猛然断折的声音。刚上战场的时候，只要听到这种声音一定不免闪躲。那种闪躲不是有意识的举动，而是闪躲之后才发现自己做出了这样的动作。当然，那颗子弹如果直直射来，你恐怕还没听到它划破棕榈叶的声音之前就先中弹了。不过，向别人这么解释是没有用的。有些人不论有过多少经验，还是照样会躲。

截至目前，今夜仍然平静无事。奥斯曼军队的机关枪一度在激烈地开火，于是穆斯利爬出温暖的睡袋，到外面检视了一番。不过，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状况，只是又有几匹马被打死了，一名印度马夫受了伤——以及更多棕榈叶被子弹削了下来。

同一天，刚休假回来的芙萝伦丝·法姆伯勒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都一心想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因此第二天我们忍不住为了谁应该值勤而吵了起来。不过，由于安娜要去庆祝她的命名日，所以我获胜了。在我休假期间，他们又设置了一间新的手术室：那是一间洁净简朴的小房间，室内全漆成白色。我深感得意地环顾了那个房间一眼。入夜之后，我不晓得为什么一点儿都不想睡。我坐在烛光旁看书，耳朵则是对外面的任何声响都警觉不已——尽管我知道不太可能会有伤兵进来，因为前线一片平静。

1915年12月24日，星期五
温琴佐·达奎拉在乌迪内住院了

他先听见铃声，接着看到一小群人沿着走廊走了过来。一个身穿法衣的神父走在前头，两旁伴随着两名手持蜡烛的修女。达奎拉猜测着他们这次造访的是哪位难兄难弟。

他们走进病房里。有人即将接受临终涂油礼。

温琴佐·达奎拉此刻身在乌迪内的军医院里，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得了斑疹伤寒。几天前，他被救护车送到这里。由于冬天道路湿滑，而他又躺在救护车最上层的担架上，所以每当救护车遇到颠簸，他的头简直就要撞到车顶。终于抵达医院后，达奎拉又因状况非常糟糕，让护理员误以为他已经死了，将他送进了没有炉火可取暖的停尸间，直到有人在地板上的一个担架上发现了他。

他的病情加重了。他因为发烧而意识不清，昏迷中高喊着要德皇威廉为这场战争负起责任。护士把什么东西放在了他的头上，他以为是金皇冠，实际上是冰袋。他听到了什么声音，那声音美妙极了，他还听到了音乐。

不过，铃声却是真实的。神父和修女穿梭于病房里。达奎拉的目光跟随着他们，替那个濒死的可怜家伙感到惋惜。想想看，在圣诞夜，在“全世界都欢欣鼓舞地庆祝着佳节之际”，那个人竟然即将告别人世。

那三人走过一张接一张的病床，身上的铃铛不停发出声响。在达奎拉发烧的脑子里，时间似乎延展开来，变得缓慢不已。时间静止了下来，仿佛片刻即是永恒。那三个人逐渐走近，他仍然紧盯着他们。

他们在他的床前停下脚步。那两位修女跪了下来。

他就是那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

达奎拉不想死，不要死，也不愿死。那个神父喃喃祷告了一番，并且在达奎拉的眉毛上涂了油。但是在达奎拉眼中，他却成了一个刽子手，一举一动都为了剥夺他的生命。达奎拉虚弱不已，连开口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他与神父目光相接。一名修女吹熄了蜡烛，接着便留下他独自一人。

达奎拉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身在一片漆黑当中，我想这点促使我产生了一种静止不动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是定在空中，一动也不动，不往右也不往左，不往前也不往后，不上升也不下坠。苍穹本身也静止不动。那是一种完完全全的静止……突然间，在这无法冲破的黑暗介质里经历了一阵无可动弹的压迫状态之后……一面犹如银色布帘的光幕霎时出现在那片黑暗的背景前面。那面光幕上投射着万花筒般缤纷多彩的影像，是我这一生的完整记录，从我呱呱坠地至接受临终圣礼，就这么缓缓展开在我的眼前，显然是要让我细细观赏并且从中获得启发。

一切就此改变，他对死亡的态度因此从抗拒转变为欣然迎接。

异象仍然持续不断。他变成了一个正在分娩的女人；他飞越宇宙，经过行星、恒星与银河，接着却转了个弯回到地球，回到意大利北部，回到乌迪内，回到这间位于但丁街的医院，穿越一个狭窄的小窗，进入病房里，回到生命最外围的界线里——也就是他躺在病床上的躯壳。

1915年圣诞节节期
保罗·摩内利在帕纳罗塔山接受战火的洗礼

时间到了，他接受战火洗礼的时间到了。他们午夜行军，士兵与驮着物资的骡子形成长长的队伍，在雪地上蜿蜒而行。保罗·摩内利一面走路，一面想着两件事情：一件是家；另一件是他此刻的经历，因为这是值得日后向家人吹嘘的回忆。天气很冷，天空清净无云，星星发出苍白的亮光，月光映照在白雪上。他唯一听得到的声音是他们的钉靴踏在冰上的嘎吱声、空锅子摇晃碰撞发出的声响、偶尔的咒骂声以及简短的低声交谈。走了六个小时之后，他们抵达一座被洗劫一空的奥匈帝国村庄，村里荒凉无人。他们白天在那里休息，等待天黑之后再对帕纳罗塔山上的奥军阵地发动突袭。

保罗·摩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菲奥拉诺—莫德内塞。他原本想要参军，后来到博洛尼亚的一所大学修习法律，而他的两大爱好——运动和写作——在那里获得了结合的机会，他尤其热爱冬季运动以及登山。大学期间，他针对这些主题撰写了一连串的文章，发表于当地的日报《零钱报》。不消说，意大利在今年5月向奥匈帝国宣战之后，他和他的同学随即申请入伍。对于摩内利而言，这不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身为家中独生子的他其实依法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他没有使用这项权利，反倒以自己的登山经验被选拔为阿尔卑斯山地部队这支山地步兵精锐部队的成员。他在6月于贝卢诺正式参军。

不过，摩内利却在最后一刻感到一阵后悔。在出发的那天早晨，他一大早就被窗户上传来的一阵敲击声吵醒，他突然隐约感到一股恐惧。他记得那股感受有点像是宿醉，因为他前一晚怀着无忧无虑的兴奋陶醉心情上床睡觉，醒来之后却感到一阵黑暗深沉的懊悔。（和他共度那一夜的女孩哭了，但他没有把那当一回事。）他的脑中浮现了自己往后可能遭遇的种种大大小小的苦难。对他而言，参军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但他却不全然确定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我之所以会热火朝天地投身战争，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在和平当中的空洞生活感到厌倦，而受到山峰上那充满危险的游戏的吸引；抑或是因为我无法忍受自己没有参与到日后必然会受到众人谈论的大事中去；还是纯粹只是出于真诚谦卑的爱国心？

接着，他想到自己出发那天早晨的天气相当寒冷。

不过，他的懊悔很快就被兴奋的心情取代。他提及自己内心充满了“一种迷人的空虚感——健康青春的自豪——充满期待的兴奋感受”。截至这个时候，他还几乎没有见识过战争，更遑论亲身体验。（他第一次在远方听见步枪开火的声音，还联想到台球相碰发出的声响。）从他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到他身材纤瘦，肩膀斜削，蓄着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眼窝深陷，目光锐利，双唇丰满，下巴还有个凹窝。他看起来比二十四岁还要小，并且在军服夹克的口袋里塞了一本但丁的《神曲》。

这一天，摩内利待在一栋白色小屋里，在一间洛可可风格的卧室里躺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椅上休息。他静不下心，也许是因为不断有士兵在屋里的木梯上跑上跑下，发出嘈杂的脚步声，也可能是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想即将发生的事情。后来，他们开始详细检视晚上的攻击计划。这场行动并不容易。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抵达目标，甚至在地图上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晚上九点，他们集合列队，动身出发。这是个明亮、寒冷、满天星斗的夜晚。他们走进浓密的林地，所有人都愈来愈紧张。在他们听来，他们的靴子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响极大，不免泄露行踪。摩内利觉得自己饿了。接着传来一声枪响的回音。“嗒——砰。所有人随即提高戒备。”

一声冰冷的爆裂声，我焦虑不安起来。这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听到的第一声枪响：这是一次警告，宣示战争机器已经启动，而且冷酷地拖着你向前走。你既已参与其中，就永远不可能脱身。也许你以前并不这么认为——直到昨天，你还拿着生命冒险，同时又觉得自己随时可以抽身退出。你若无其事地谈着英勇事迹与壮烈牺牲——谈论着那些你一无所知的事情。不过，现在轮到你了。

摩内利看到一个战友脸上不再是平常那种神秘莫测的木然神色，而是流露出了内心的兴奋。那个战友看见两个奥地利人在他们下方的树林里奔跑，于是朝着他们开了两枪。“在那一刻，”摩内利这么告诉我们，“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突然消失无踪，于是我不再感到焦虑，而是变得像在操练场上那样充满把握而且头脑清晰。”

接下来——没有动静。

巡逻队奉命外出侦察。

摩内利和其他人睡眼惺忪地保持警戒。天亮了。一个兴高采烈的中尉冒了出来，因为奔跑而满面发红。他下达了一道命令，随即就消失了。远方传来步枪开火的声响。摩内利听到一个人受伤发出的哀号声。

接下来——没有动静。

太阳升起了。他们开始吃早餐。

接着，传来机关枪的声音。战斗的声音愈来愈大，扩散得愈来愈广，距离也愈来愈近。几个受了轻伤的士兵从他们身旁走过。敌我双方已在前方某处展开交战。

他们停止用餐。有些人咒骂了几句。他们排成纵列，穿越雪地。摩内利心里纳闷着：“这就是死亡吗？这充满尖叫与呼啸声的混乱，这从树上被削切下来的枝叶，以及炮弹在头顶上划过的声响？”

接下来——没有动静。

一片平静。一片沉寂。

他们回程的情绪相当高昂。尽管他们根本没有找到命令中要求他们攻下的阵地，但大家对于自己能够毫发无伤地度过这一关都相当开心，摩内利也对自己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深感得意，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欣喜不已。他们钻过铁丝网的一道缺口，回到自己的阵线后方。不过，师长却站在那里等着他们，看起来一副冻僵了的模样，而且满脸怒容。摩内利的少校营长出现之后，师长随即拦住他，痛骂了他一顿。他们应该找到敌军的阵地，应该要攻下那座阵地；而且，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损失，是不是刻意在躲着敌人？骂完之后，师长继续站在小路旁，以冷酷的眼神瞪视着那些列队而过的士兵。一切结束之后，师长便搭上在一旁等待的汽车离开了。

当天傍晚，他们又回到了那座空无一人的村庄。摩内利走进那栋寒冷的白色小屋，回到那间洛可可风的房间，再次把睡袋摊在那张低矮的长沙发椅上。透过屋顶上的一个洞，他可以看见星星在夜空中闪烁。

1915年12月26日，星期日
安格斯·布坎南在泰塔山附近执行夜间巡逻任务

他们被黑暗包围。天空中虽有星星，却还没有月亮。布坎南和他的同伴穿着软皮莫卡辛鞋，因为如果穿上厚重的军靴，在树丛里走路绝不可能不发出声音。他们的任务一如往常：提防德军巡逻队再度破坏乌干达铁路。此时是晚上九点半左右，小分队沿着一条路迅速移动，前往八公里外的一个埋伏点。他们排成单列，人与人之间隔着相当大的距离。他们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聆听。

安格斯·布坎南刚晋升为中尉。他在第二十五皇家燧发枪营里升得非常快——他在今年4月还只是二等兵。不过，他对于脱离普通士兵的生活是怀有一点儿哀伤之感的。根据他的描述，士兵的生活“开怀欢乐、无忧无虑又打打闹闹”。

他们悄悄行进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听到一股很大的撞击声。他们随即停下脚步。

声音来自道路左侧。

他们听到树枝折断以及灌木丛沙沙作响的声音。敌军巡逻队不会以这么漫不经心的方式移动。果然，他们接着就看见了一头犀牛。他们全部立刻静止不动。在黑暗中，他们根本看不出那头巨大的动物是否有攻击他们的意图。情势一度很紧张。犀牛在这个地区相当常见，而且非常危险——比狮子还要危险得多。布坎南知道狮子只有受了伤才会攻击人。今年已经有三十名英军士兵在东非遭到野生动物袭击而丧生。

那头犀牛在灌木丛中踏着沉重的脚步缓缓离去。他们总算摆脱危险了。

他们一行四人在黑暗中继续前进。

他们在一棵高大的杧果树下发现一堆尚有余烬的营火。敌人就在附近。

月亮升起，白色的沙路上，他们被拉长的影子正缓缓游移。不远处，是闪闪发光的河水。

他们在午夜到达一个能够清楚看见铁路的地方。他们躲在树丛里静静等待。他们等待着，等待着。

夜里万籁俱寂，只有非洲动物不时发出种种声响。在铁路对面河岸上的那些高大树木之间，可以听到猴子的尖叫声，以及它们在树上晃荡而偶尔折断树枝的声音。一只猫头鹰在远方的黑暗当中呜呜低鸣……有时候，觅食的动物也不免泄露行踪，让人发现它们就潜伏在附近：土狼偶尔会发出一两声令人毛骨悚然的低沉叫声，或是胡狼那有如狗儿的吠声。但它们短暂划破寂静之后，就又如同幽魂般消失于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继续前往他处寻觅食物。

太阳缓缓升起，又一个平静无事的夜晚过去了。他们生起一小堆火，煮了些热茶，然后才在晨光中踏上归程。

士兵正在清理营地周围，各式各样的补给品堆在一旁。传言他们即将获得大军增援：“我们的情绪一天天亢奋起来，迫不及待要踏上敌人的领土。”

这项任务在1914年9月展开得非常顺利，当时德国潜艇U9在短短一小时内就击沉了三艘英军巡洋舰，虽是老旧的巡洋舰，但毕竟还是相当优异的成果。

如同先前提过的，德国太平洋分舰队在1914年11月1日于科罗内尔打了一场出乎意料的胜仗。不过，这支分舰队后来在同年12月8日的福克兰群岛海战中被歼灭。

1914年12月中旬，德国巡洋舰轰炸了斯卡伯勒、哈特尔浦与惠特比，造成137人丧生，592人受伤，其中大多数都是平民。

这里的“处”系战舰上炮组人员的一种编制单位。

当今如果有人提起洛蒂，通常是因为普鲁斯特非常仰慕他。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三名涉嫌1914年6月底萨拉热窝刺杀案的案犯在这一天被绞刑处死。实际上刺杀了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逃过了死刑，原因是他犯案时尚未年满二十岁。普林西普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并被监禁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堡垒。他在1918年4月28日因肺结核死于牢中，至死仍然狂热激进，并对自己引起的后果毫不后悔。

英国在埃及的势力所遭遇的威胁，不只是奥斯曼帝国在东部发动的攻击。1915年底，标举伊斯兰教旗帜，反抗法、意两国在北非扩张殖民地的瓦哈比教派在利比亚聚集教众，并在埃及的西部边界展开了一连串的攻击。这些攻击行动受到奥斯曼部队的支持，英军花费了不少力气才得以压制住。（既然谈及北非的问题，值得顺带一提的是，摩洛哥在1912年成为法国保护国而出现的动荡，截至此时也仍然尚未平息。）

威廉·汉密尔顿是道金斯在邓特伦皇家军事学院的旧识。

红色、绿色与白色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夜里常见的色彩。各国军队都使用这几个颜色的信号弹，并且会相互搭配以传达不同信息。红色通常代表“敌军来袭”。绿色则是代表我方的大炮打得不够远，必须延长射程。

德军无疑有了若干地区性的成果：他们完全包围奥古斯图夫，歼灭了一整支俄军部队（布尔加科夫的第二十军），于是德国的新闻媒体随即将这场胜利比拟为坦能堡战役。俄军的损失非常惨重，有些损失情况甚至令人惊恐，但德军方面也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如同先前提过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收获。

尽管她深信德国人的暴行真实无虚，也同样深信德皇威廉二世是个丧心病狂的禽兽，必须受到阻止，但她对自己迄今为止遇过的德军俘虏其实都相当喜欢。

歌词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无力抵抗，我们很快就军心涣散……”

波洛是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一位比利时籍侦探。——编者注

这时候的土耳其人也以“君士坦丁堡”称当今的伊斯坦布尔。

这些马匹用于替代受伤或死亡的马匹。

自1915年年初以来，奥匈部队中因为死亡、受伤，尤其是患病或冻伤而损失的人员约有80万人。不过，这些数字却是直到1918年才公开。参战各国都对人员损失的数字相当保密，而探询这方面的信息更是被视为近乎叛国的行为。

在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库欣，此时已在医学界声名卓著。堪称神童的他，三十二岁就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上外科教授，在大脑若干中枢及其功能的领域更是世界顶尖的研究者。

“战壕足病”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没出现。

这两本书是《漫游于非洲的猎人》和《在东南非旅行和探险》。塞卢斯的名声之所以特别响亮，原因是他和其他许多探险家与冒险家一样，四处巡回演说自己的经历。他与著名的塞西尔·罗兹同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们最早指出罗德西亚高原适合英国人定居并且从事大规模农业。讽刺的是，他后来却亲自发现了这种做法所遭遇的巨大困难。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读过多丽丝·莱辛描写非洲的小说与短篇故事，必然都熟知这类问题的存在，但塞卢斯因为对殖民活动的狂热而严重低估了这些困难。

营指挥官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上校也是发起成立这个营的人物。他在布尔战争期间率领过一支著名的非正规军部队——德里斯科尔侦察兵，因此成立这个营的构想即是要组织一支类似的部队。

著名的德国陆军元帅兴登堡经过苏瓦乌基的时候，就曾在那里住过。劳拉觉得他是个颇具骑士风范但也相当自我中心的贪吃鬼。由于他是这段战线的总司令，所以这里所有的苦难终究都可归咎于他，因此劳拉对他深感厌恶。

指控犹太人与德军勾结的说法煽起了俄国人与波兰人根深蒂固的反犹太心态。即便是劳拉也不禁对镇上的许多犹太人产生了疑心。

苏瓦乌基有些较为大胆的儿童，在冬天玩的一种游戏就是到城镇外围的战场上，用树枝戳入积雪以找寻死者的尸体。

如同尼尔·弗格森所指出的，英国政治人物对于是否参战颇为犹豫。为什么要与专制的俄国站在同一边，对抗在社会立法、艺术与科学等许多领域都被视为模范的德国？起初，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明确反对参战。其中有些人愿意接受德国在有限度的范围内侵犯持中立态度的比利时，另外有些人则是愿意（如果必要的话）允许英军侵犯比利时。后来，他们对这些想法都再也闭口不提。

迪南有612人遭到杀害，昂代讷与塔米讷分别有211人与384人遇害；死者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凶手全都是德国正规军，因为听闻当地有游击活动的消息而在恐慌之余大开杀戒。

第一架被敌机击落的齐柏林飞艇是LZ37号，时间在1915年6月6日至7日的夜间。但说那架飞艇是被击落的其实并不准确：立下这项功绩的英军飞行员渥恩弗德其实是要去攻击齐柏林飞艇位于比利时贝尔赫姆的巨大机库，却无意间遇到了LZ37号。渥恩弗德飞到那架飞艇上方投掷炸弹，那架飞艇便因此坠毁。渥恩弗德因为这项壮举而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十天后，他在一场普通的航空事故当中丧生。

当然，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这是一种发动战争的全新方式。首先，遭受伤害的绝大部分是平民；其次，这种威胁来自于天空。英国对此深感焦虑，舆论甚至要求俘获的齐柏林飞艇驾驶员必须被处死。

这项规划不周又莽撞的行动，原本是希望利用战舰先后在达达内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打出一条通道，主要是为了让物资能够运入物资短缺的俄国。另外一个用意是要为高加索地区的俄军提供援助，尽管先前奥斯曼部队充满威胁的攻势在这时已经因为低温、大雪以及混乱而陷入了停滞。此外，协约国也希望奥斯曼帝国能够退出战争。所谓的“西部人”与“东部人”之间一直有着持续不断的争论，前者（通常是军方）希望优先突破西部战线，后者（通常是政治人物）则是希望攻击同盟国薄弱的侧翼，尤其是巴尔干地区以及地中海南部。达达内尔海峡的攻击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当时年轻、善于操弄人而且充满争议的海军大臣丘吉尔的主意。早在1907年，英国海军就研究过这种做法，并且认为单纯的海军攻击行动不可能成功——但丘吉尔热爱冒险的天性并不把这种平庸乏味的事实放在眼里。

这段描述虽然有些勉强，却多多少少总结了协约国的计划。由于过去的教训显示协约国战舰不可能靠着本身的力量攻下达达内尔海峡，因此必须要有陆上部队的支持。陆上部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摧毁阻挡协约国海军的沿岸大炮，原因是那些大炮能够以相当精准的火力击毁舰队前方的扫雷舰。

道金斯在信中表达了他自己对埃及人愈来愈强烈的敌意，不但对他们多有诋毁，还说他们“令人鄙夷”。

屠杀基督徒的情形在以前就发生过，亚美尼亚人与奥斯曼帝国中央当局的冲突也存在已久，但这些情形都在近数十年来更加恶化。大战的爆发更导致情势急转直下。许多土耳其人都深深执迷于求生的焦虑。1914年10月，君士坦丁堡当局决定加入同盟国之时，奥斯曼帝国才刚打输了另一场战争（1912—1913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奥斯曼帝国被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的联军打败），并且再次丧失了若干以基督徒为主要居民的领土。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例如埃及与黎巴嫩，实质上已经受到西方列强的掌控。他们不晓得领土的流失现象是否会继续下去。此外，这团混乱在最近又添加了一项新要素，而且是一项相当致命的要素，即现代民族主义。早在1914年10月之前，这项要素就促使君士坦丁堡当局考虑大规模的种族迁徙，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种族统一的国家，不然至少也要让各重要省份能够割除非穆斯林的“肿瘤”。同时，在遭受的压迫愈来愈严重的少数族群之间，尤其是亚美尼亚反抗分子，民族主义也激发了分离主义的遐想，促使他们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实际上是多重惨败，因为不只有过度冒进的高加索侵略行动以灾难收场。奥斯曼部队进军波斯的行动也在这个阶段遭遇失败。目前正在科图尔代佩的那支俄国军团，就是在那些战役中打了胜仗的部队。

他把这七个人交给当地一名高级官员，那名官员承诺会保护他们。不过，德·诺加莱斯后来却发现那名官员在当晚就命人绞死了那七个囚犯。

他们后来还使用了几门超过五百年历史的迫击炮——效果虽然不错，对炮兵而言却有相当大风险。

将军指的是澳大利亚第一师指挥官威廉·布里奇斯。道金斯对他相当熟悉，因为他也是邓特伦皇家军事学院的指挥官。

守卫加里波利的奥斯曼步兵虽然英勇，却寡不敌众，装备也不精良，纯粹沦为炮灰。当时奥斯曼第十九师的中校指挥官凯末尔，亦即后来的土耳其国父所说的一句名言就充分表达了这一点。这一天，在阿尔布茹奴情势危急的状况下，他派遣了一个弹药已几乎耗尽的军团前去阻止澳新军团（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联军）的一波突破攻势。他对手下的士兵大吼：“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去死。”那支部队——第五十七军团——也确实全数遭到歼灭。由此得证。

这则新闻的概要是：一位住在萨拉热窝的年轻女性获知以后备中尉身份入伍的丈夫阵亡后，将丈夫照片挂在胸前，再对着照片朝自己的胸口开枪。

这是一份匈牙利文日报的名称。

东线的战壕系统极少像西线的那么完善而且错综复杂，这点主要是因为东线变动比较频繁。西线的两军距离可能只有两三百米，而更近距离也并不少见，但在东线却经常距离一两公里以上。

这个地区的战争公墓几乎和佛兰德斯一样多。即便到了今天，只要驾车行驶在从塔尔努夫通往戈尔利采的977号公路上，仍可见到那些墓园。但与佛兰德斯不一样的是，这里的许多公墓都荒废已久，虽然带有一些浪漫气息，却也不免令人感到惋惜。这些墓园大多数都葬有来自不同军队的士兵。

道金斯在埃及的时候曾经看过几次牙医，但他的牙齿问题显然没有获得完全解决。直到1915年5月10日，他还是为了牙痛上岸求医。

这里现被称为澳新军团湾。

这时已没有突击的问题，因为协约国在先前数月一再针对加里波利发动海上攻击，于是奥斯曼将领在德国总司令奥托·利曼·冯·桑德斯的领导下，都已将注意力集中于这座半岛上，并将他们能够调集的所有增援部队都送到了这里。

那枚炮弹如果只是一般的高爆弹，道金斯就有可能逃过一劫，但他的下属恐怕会受伤或送命。榴霰弹的子弹会以圆锥体的形状朝正前方散射而出，高爆弹的碎片则是以几乎九十度的方向飞出。因此，若是身在高爆弹的弹道上，就算炮弹只在几米外爆炸，也有可能毫发无伤。此外，当时冶金术的发展仍然有限，因此高爆弹有时候只会爆裂成几块大碎片，所以才会有不少人遭遇高爆弹在身边引爆而仍然得以存活下来。有一项理论认为，纯粹就生理上而言，这种经验正是造成弹震症的原因：炮弹引爆造成的真空据认为会对大脑造成损伤。

在东部战线，脏污和屈服具有一种奇特的辩证关系。清洁是德国占领军不断鼓吹的美德之一，而且他们认为这点也证明了他们本身的优越性。韦亚斯·加百列·柳勒韦修斯指出，在某些情境下，被征服者可以利用这一点，利用德国人对于感染疾病的恐惧，而借此逃避惩罚与控制。

奥利芙之所以选择加入这个机构，大概纯粹是出于现实考虑，而不是基于性别政治的原则：她参加的第一个医疗组织一抵达比利时就几乎立刻受到拦阻，奥利芙和另外两名女性驾驶员也因为被怀疑是间谍而遭到逮捕。不过，身为苏格兰妇女医院领导人之一的哈利太太，也就是伴随着奥利芙外出找寻家具的那名妇女，乃是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妹妹，这点无疑使得这个机构比较容易取得运营许可。

利沃夫（Lvov）在战后改名为“Lwów”，今天则是称为“Lviv”。

麦克诺坦听闻了炮弹严重短缺的现象，也听闻了这种现象对发生在费斯蒂贝尔及其他地方的战役所造成的问题（费斯蒂贝尔的战役刚在几天前结束）。

前线的士兵能够免费获得某些物品，例如肥皂，而医院里的病患则必须付费取得。由于士兵的薪饷很低，而且为数稀少的商店里仅剩的商品又飙上了天价，因此这种现象很快就造成了问题。所以安德烈森在这个月写回家的信件里，除了对自己远离炮火表达欢欣之意以外，也向家人要求了许多物质上的资助。

这种不能再撤退的确切命令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自从1915年5月2日的陷落以来，最高指挥部就一再下达这道命令。不过，此举却是适得其反，因为捉襟见肘的第三军因此被迫守卫好几个根本守不住的阵地，徒然增加了这支部队原本就已极为庞大的损失。

1915年5月中旬，敌军挟着与在戈尔利采相同的那种自信又残暴的猛烈火力，确实在若干地点渡过了桑河。不过，现在那些入侵行动显然都已被击退。

命名日是欧洲与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特有的传统，庆祝和本人同名圣徒的纪念日。——译者注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不确定那些哥萨克部队是奉命行事还是私自劫掠。大部分的证据显示应是前者。随着俄军再次撤退，他们也因此再度发挥了过往的专长，亦即所谓的焦土政策。俄军井然有序地尽力掠取当地的资源，尤其是牲畜，同时也摧毁他们带不走的一切物品，不论这么做是不是会导致平民陷入艰苦的生活或者是彻底的饥荒。这时候，俄国占领了属于奥匈帝国的领土，所以他们才会把达到兵役年龄的男性也一并带走。他们先前也采取过类似的做法（1914年入侵德属东普鲁士的时候），但没有像这一次策划得这么完善。（那一次，撤退的俄军强行掳走了超过1万名德国成年男性、女性与儿童。）即便在他们穿越边界回到俄国之后，这种有组织的烧砸劫掠行为也没有停歇，导致俄国的平民也深受其苦。这种情形自然无助于让平民百姓对这场战争产生好感。

这是波拉德的描述。只要是听过炮火声的人，就会知道他不只是随便把一堆拟声词凑在一起：稍微拖长的“砰”代表大炮开火的声音，“咻”是炮弹从头顶上飞过的声音，紧密厚实的“轰隆”则是炮弹在不远处爆炸的声音。

德·诺加莱斯以“聂斯脱利派”代表“叙利亚基督教”。

劳拉曾在1914年12月到那里探望过斯坦尼斯劳，那是在德军二度攻下苏瓦乌基之前。她原本有意带着全家人到那里和她先生团聚，却因为规定禁止携带儿童进入俄军占领区而不得不作罢。

战后数年，玛格达莲娜·伦齐这个名字出现在了一篇标题为“葛莉贾”的短篇小说内，故事讲述一位男子来到古色古香的乡间荒僻处，和当地一位农妇展开一段短暂、激烈的爱情。值得一提的是，对来自优渥的中产阶级且行事相对保守的穆齐尔来说，一段开放的性关系显然更有吸引力。

穆齐尔的传记作者卡尔·科里诺从《没有个性的人》中的段落指出，穆齐尔的真爱其实还是自己的妻子玛尔塔。

上校即穆齐尔的长官，上校营长弗朗茨·格拉夫·阿尔贝蒂·德·波亚。

意大利参战后，情势并不如期望中那样。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意军对于攻势过于乐观，但他们一到意大利边界，就会立刻在那些险峻的高山前停滞不前——有些愚蠢的意大利将领似乎还对那些高山的存在颇感意外。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则是意军的攻击引起了奥匈帝国中的斯拉夫人的顽强抵抗，因为这场进攻行动——不同于和俄国与塞尔维亚的斗争——为斯拉夫人提供了一个誓死抗战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大战结束前，她们当中的十三人因其奉献而获得军方奖章的表彰。

就在最近两星期以来，这场日后以“第二次伊松佐河战役”之名载入史册的进攻行动，导致意大利陆军损失了6万人。不过当时无人知道确切阵亡人数。

两个多月前的6月3日，卡夫卡接受健康检查，显示他符合至前线服役的条件。他绝非和平主义者，这点从他那篇对后世而言略显深奥难懂、用来歌咏拿破仑的英雄诗篇可看出。他和许多文人一样，尝试用拿破仑战争时期来比喻当前的局势。在此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从拿破仑的时代到卡夫卡所处的时代之间的时间间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代之间的时间间隔完全一致。

有时卡夫卡在信中，会以第三人称描述自己和菲丽丝。

这一天也可能是8月12日，星期四。

当今乌克兰境内有几座城镇都名为查普利，这一座位于利沃夫州。

非洲的广袤由以下这一点可见端倪：布坎南所属的部队搭船离开普利茅斯之后，航行了五天即抵达非洲；不过，他们接下来却又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了二十天才抵达目的地——位于英属东非的蒙巴萨。

1914年8月，南非布尔人当中爆发的小型内战印证了殖民者的忧惧：内战的一方是南非政府的支持者，与英国站在同一边（尽管布尔战争不过才是十二年前的事情）；另一方则是一群激进的少数族群，借着与德国结盟寻求对英国进行报复。这场内部冲突结束于1915年2月，支持德国的反抗军战败投降。

空气箭或者称为飞镖弹，一如其名，是由尖锐的金属箭所组成，未安装任何炸药或类似的引爆装置，构想在于借由速度与重量发挥杀伤力，通常成箱投掷。当时参战双方的空军都投掷这类试验性武器，效果不一。空气箭很快就停止生产与使用。

法军在阿图瓦损失了超过10万人，英军损失了约2.6万人，但成效却是微不足道——只推进了一两公里左右。英军在1915年5月9日于新沙佩勒展开的第一场攻击彻底失败，但军方随即将失败归咎于炮兵部队毫无功效的预先炮击——轰炸时间不超过四十分钟，不但几乎全是轻型火炮，而且还欠缺高爆弹。这就是英国“炮弹丑闻”的开端，结果导致H. H. 阿斯奎思领导的政府被要求辞职下台，军火产业乃至整个战时经济也因此被大幅重组。由于这场危机，英国民众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要打赢这场战争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不论准备工作做得多么完善，协约国对于整条战线上的山脊与高地几乎全被德军占领的情势完全无能为力。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是西部战线上的德军一旦决定停止撤退（或者推进），就会选择对他们自己最有利的地形，而战线也就因此陷入僵滞状态。这种做法使得德军享有能见度较佳的优势，而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尤其是在佛兰德斯。比起只能待在地势低洼区域的协约国部队，德军可以往更多更深处掘壕防守。协约国在所有的攻击行动中几乎都必须面对这些不利因素。

这种错觉不尽然是想象力匮乏，而应该是先前经验造成的结果。欧洲最近的一场战争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而那场战争可是结束得相当快。由此可见，历史上的类似案例有多么容易造成误导。

初期统计数据显示，战场上的所有身体伤害当中有13%是头部创伤，而且其中57%以上都是致命创伤。比起以往的战争，现在发生头部创伤的几率高出许多，原因是部队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战壕里，显而易见头部是全身当中最容易暴露的部位。军人剪短发的习俗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不是像一般认为的为了避免头虱，而是因为这样可让头部伤口比较快也比较容易获得治疗。

英国大多数的营级部队都设有爆破排，成员皆是爆破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爆破物主要是米尔斯手榴弹与火棉。

这个名称来自于1914年10月的一场交战，当时逃亡的英军士兵聚集在那里，结果当地的一名指挥官允许他们暂时待在树林里，而不是要求他们回去作战。尽管这时这片树林已经不再是一个庇护所，但这个名称却存留了下来。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现在那个地方有一家奇特的小咖啡厅，游客只要支付一小笔费用，即可观看一段被围起来的战壕的残迹，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存下来的若干令人意想不到的生锈的古董。

与圣母玛利亚同为Mary。——译者注

意军死伤6.8万人，其中死者达1.1万人。当然，这些数据直到战后才公布。

单是这样的逃难就导致15%的塞尔维亚人口死于战争结束前。1914—1918年，塞尔维亚人民蒙受的灾难远甚于其他民族。

对于游击人员——也就是不穿军服并且习于伏击敌人的武装人士——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军队都发展出了一套强硬处置的文化。殖民与历史经验共同促成了对于这类非正规战斗人员的一种约略性的心理印象。他们被视为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因为文明的战争应该只由身穿制服的军人参与，平民不得涉入，否则就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死刑。再加上德、奥部队中流传着严重夸大的谣言，称他们的士兵遭到令人发指的暴行，因此这种以文明为托词而立下的强硬立场，也就导致这两国的军队犯下大量屠杀平民的罪行，残忍程度为欧洲一百多年来仅见。在1914年战争开始之初，情况最是糟糕，当时德军因为误以为比利时存在游击活动，作为报复杀害了超过1 000名平民百姓——男女老幼都不放过。此外，奥匈帝国的部队（尤其是匈牙利部队）也一再于塞尔维亚境内失控，对于他们遇见的所有事物和所有人都格杀勿论。1914年8月期间的歇斯底里状态，到了这个时候虽已较为平静，但这两国的军队对于没有穿着正规军人服装而从事战斗行为的人员仍然持续采取极度严厉的立场：对游击人员必须处以绞刑，没有例外。

卡夫卡在这一年写就一份标题为“战争期间危险分类与意外伤害预防”的报告，部分内容如下：“从预防伤害的观点来看，众多公司行号的科技机械质量进一步下降，原因在于现在不得不以老旧或不适合的机械满足新的生产需求。较老旧的机器（这些机器中，绝少还被经常地使用）不仅被重新启用，也被用来做更粗糙、沉重的工作。然而，这些早期机器适用于较轻便的制造方式，却被用来生产它原本未被设计要来制造的东西。稍早量产精密仪器或部件的工厂，贸然转换到性质完全不同的任务，类似于制造引爆器及其部件、拉开的引线等。”

格罗申是当时德语区常用的零钱硬币，1先令等于100个格罗申。——编者注

施通普夫指的是1905年俄国战舰“波将金”号上发生的士兵哗变事件。但他的记忆不太正确：“波将金”号属于俄国黑海舰队，而不是波罗的海舰队。

1915年9月下旬有消息传出，保加利亚正在动员军队——这是个明确的征象，显示该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以及更多的密谋策划之后，已终于决定加入同盟国。希腊因此深感害怕，于是命令他们的弱小军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并且邀请协约国的军队进驻，所以萨拉伊的联军才会被派往萨洛尼卡。第二天，事实证明保加利亚将矛头对准了宿仇塞尔维亚，并在德军与奥军入侵塞尔维亚北部的同时进军该国的南部。萨拉伊的部队受到的迎接相当冷淡，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威胁性的，原因是邀请协约国军队进驻的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被与德国友善的国王康斯坦丁一世驱赶下台，于是希腊再度改变其政治立场，又成了中立国。（因此，根据A. J. P. 泰勒的说法，协约国部队在萨洛尼卡登陆，简直就像德军入侵比利时一样残忍无情。）接下来，一则短暂的胜利布告称，萨拉伊的部队正沿着连接萨洛尼卡与贝尔格莱德的铁路往北推进——这则布告之所以短暂，是因为之后紧接着不太出人意料的消息，亦即塞尔维亚终于被敌军击溃，残余的部队在白雪覆盖的阿尔巴尼亚群山上，正朝着南方奔逃。

双方的将领都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军队——例如卫队——不会有这种行为，有些国籍的部队（例如匈牙利人与塞尔维亚人）面对彼此也不会有这种行为。

不过，当时石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推动飞机与汽车——因为那时这些运输工具仍然为数不多——而是作为英军舰队的燃料。英国海军部发现石油具有煤所比不上的若干优势，其中一项即是石油比较容易装载。

第二天，协约国部队就开始从加里波利撤退，奥斯曼帝国因此取得了该国在现代时期最重大的一项军事胜利。

他在战前因其大胆而且危险的特技飞行而闻名。

也许是同一天，但也有可能是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