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大事记
1918
这将会是我们承继的恶果，或者善果，总之是我们无可摒除的承继物——而我们也将永远受制于我们的回忆。
——保罗·摩内利
1月28日 芬兰爆发内战。
2月18日 一度停战之后，德军再度开始进军俄国。
3月3日 同盟国与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媾和。
3月9日 协约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持续发动攻势。
3月21日 德军在西部发动一场重大攻势。斩获极大。
3月29日 法军在西部的反攻暂时阻遏了德军的攻势。
4月3日 德军进入芬兰，加入白军一方参战。
4月4日 德军在法国西北部再度展开攻势。斩获重大。
4月9日 德军在佛兰德斯发动攻势。斩获重大。
5月1日 第一支美军部队在西部战线投入战斗。
5月7日 英军部队在美索不达米亚攻占基尔库克。
5月24日 英军部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
5月29日 德军在埃纳周围展开攻势。大有斩获。德军不久就抵达了马恩河。
6月15日 奥匈帝国在皮亚韦河展开重大攻势。收获不大。
7月15日 德军在马恩河展开重大攻势。小有斩获。三天后，协约国发动强大反攻，迫使德军撤退。
8月8日 协约国在亚眠展开重大攻势。斩获极大。
9月3日 德军开始全线撤退至兴登堡防线后方。
9月15日 协约国在马其顿展开攻势。保加利亚军队被迫全线撤退。
9月19日 英军在巴勒斯坦发动重大攻势。大有斩获。
9月26日 美军在阿戈讷展开攻势。斩获重大。
9月28日 协约国在佛兰德斯展开重大攻势。斩获重大。
9月30日 保加利亚投降。
10月10日 经过猛烈攻击，兴登堡防线终于被完全突破。
10月24日 协约国在皮亚韦河展开攻势。达成极大斩获。
10月30日 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队投降。
10月31日 维也纳发生革命。奥匈帝国瓦解。
11月1日 塞尔维亚军队解放贝尔格莱德。
11月3日 德军士兵哗变在基尔的公海舰队展开。
11月4日 协约国与奥匈帝国的停战协议生效。
11月9日 柏林起义爆发，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
11月11日 停战。一切军事行动在上午十一时正式终止。
1918年1月初某一天
帕尔·凯莱门目睹卡斯泰莱里奥上空的空战
一个晴朗美丽的冬日。即便在前线平静无事的时候——就像意大利北部这里现在的状况一样——空中的战争也仍然持续不休。一架大型的意大利卡普罗尼轰炸机在清亮的蓝天嗡嗡飞过，奥匈帝国的高射炮则是对其发出猛烈炮火。一朵朵的白烟像花一样绽放于天空中，但都毫无效果。炮弹爆炸的烟雾渐渐淡去，消散在风中。一架奥匈帝国的单翼机飞入视线范围内，开始追击那架速度缓慢的三发动机轰炸机。帕尔·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在我们头顶上，体型庞大的卡普罗尼轰炸机和我方那架小小的单翼战斗机展开了激烈战斗。我们的高射炮虽然不断对着天空开火，却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炮弹爆炸的白色烟雾逐渐散开，然后在明亮湛蓝的天空中缓缓消失。
我方的飞行员愈来愈接近那架笨重的双翼飞机，在地面上能够清楚听到双方激烈交火的机枪声。突然间，那架意大利轰炸机往下一沉，我方的飞机在它上方盘旋了一会儿，就朝北方飞走，而那架卡普罗尼轰炸机则是以愈来愈快的速度俯冲下来，引擎已经停止运作，机翼颤抖不已，然后撞上了地面。
等到我抵达坠机地点，被机枪子弹击中丧命的意大利机长已经被拖了出来，放在飞机旁边的草皮上。那只战争巨鸟的一个翅膀已弯折断裂，插在地上，满是弹孔的引擎不断流出油料。
那个意大利军官身穿全皮套装，外表看起来优雅无瑕，只有帽子斜压在他白净的脸庞上。一只精致的银质手表仍然正常运转，他躺在地上的模样看起来似乎只是睡着了一样。
我们搜查了他的口袋，有人把他的手提箱递给我。除了信件、钞票和纸张之外，还有一张折起来的卡片，放在一个黑色的硬式活页夹里：“马戏团季票，维罗纳。”
在这片满布弹坑的荒芜原野上，马戏团只是印在一张厚纸板上的一个名称而已。观众席底下的灿烂灯光、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的木屑、驯兽师的响鞭、身穿蓬裙又佩戴闪亮珠宝的无鞍女骑士，还有其他无穷无尽的青春乐趣，都被这个年轻人永远抛在身后了。今天晚上，包厢里其他那些清瘦潇洒的军官将再也等不到这位战友。不过，马戏团的乐队仍会奏出响亮的乐声，满脸涂白的小丑仍会带着一脸职业笑容在铺着绒毛地毯的沙地上翻筋斗。女士同样会在远方向那些军官卖弄风情，就像他仍然在场一样，说不定他昨天就是如此。
我想把那张卡片塞进他沾满鲜血的上衣底下，就像古时候的英雄战死沙场之后，生前拥有的一切物品都会随着他长眠地底。所以这张票卡也应随着这位军官从地球的表面上消失，于是这世界上至少会有一个座位空下来纪念他，在维罗纳的马戏团。
威利·科庞在同一天于日记里写道：
我在我们负责的防卫区南部朝向伊普尔的方向从事巡逻飞行之时，无意间飞入一场暴风雪中，彻底迷失了方向。我们飞机上的罗盘很差，设置在地板上，没什么用处。我完全认不得自己身在何处，直到凯默尔山出现在我面前才得以脱离险境。接着，我又飞到了敦刻尔克，然后即轻易地辨识出方向，飞回我所属的部队。
1918年1月7日，星期一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抵达莫斯科
在朝日的微弱光芒下，火车摇摇晃晃，吭啷作响地行驶于一片雪白的冬季大地上。铁轨旁的居民建筑群愈来愈密集。十二点半，他们驶入了莫斯科的车站。从敖德萨来到这里的旅程花了她整整一个星期，这就是俄国现在的混乱状况。这场旅程不但历时冗长，也极不舒适，而且她还数度为自己的安全担惊受怕。
火车上人满为患，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士兵，纷纷处于各种不同情绪状态：开心、暴躁、酒醉、热心、自私、欣悦、愤怒。在这场旅程的部分路段，甚至还有人坐在车顶上，有些人为了上车更是直接把车窗打破，然后从窗口钻进车厢。他们都和芙萝伦丝一样把前线与战争抛在脑后，只想尽快返回家乡。她所在的医疗队已经整个被解散，原本的想法是都一起搭车回家，但事实很快就证明这种做法并不可行，因为他们随即就在混乱的人潮当中走散了。她帮助了一个生病的孕妇，结果因此被别人占走她的座位，以致她在大半的旅途中都只能站在走廊里，把饱受疼痛所苦的头颅靠在冰冷的窗户上。她在基辅换车而终于有另一个座位之后，整整有两天半不敢离开那个位子，生怕又被别人抢走——尽管她没有东西可以吃，也没有多少水可以喝，而且周遭充斥着噪音、烟味以及一面喝酒一面大吼大叫的士兵。她所有的行李在这个时候都已经被偷了。
芙萝伦丝怀着沮丧茫然的心情下了车，身上穿着破旧肮脏的制服：
我像个游民一样回来，失去了一切我所珍视的事物。我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已经结束，我战时的流浪也画下了句点。我的心中与脑子里有一股令我深觉痛苦的空洞感受。人生似乎突然彻底陷入停摆。未来会是什么模样，完全不可能预测；一切看起来都太过黑暗空虚。
她上次回莫斯科只是不到两个月之前的事情，但这座城市却已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漆黑的街道上，戴着红色臂章的士兵来回巡逻——他们不但手握生杀大权，而且开枪毫不迟疑。（她认识的许多人都故意穿着褴褛的衣衫，以免引起那些士兵的注意。）夜里经常可以听见枪声，而且在她的房东家里，所有人都是和衣睡觉，以便必要的时候能够立刻逃出门外。粮食短缺的情形大幅恶化，已然达到饥荒的程度。每日的粮食配给是一两面包或者两颗马铃薯。现在，即便是像盐这样的基本必需品也已经无法获得。有些餐厅虽仍继续营业，但价格已飙涨至天价，而且他们供应的肉类通常都是马肉。城里的气氛充满了恐惧和惶惑。
这段期间，弗朗茨·卡夫卡待在位于曲瑙镇的小农庄。小妹奥特拉细心整修、维护这片庄园。看来，他的结核病正在康复，也将走出与菲丽丝·鲍尔分离的阴影。他在给担任图书馆员的朋友费利克斯·威尔齐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费利克斯：开着窗户，睡在六到八度的环境里，一大早还要先把小水桶里的冰全敲碎倒进洗衣盆里才能洗澡，当然是赤身裸体——这样一连过了八天，我就算本来不习惯，也得习惯了。你真该仿效我这个榜样。这八天中，连续待在图书馆里，其实还是挺惬意的。听完我这样的描述，你有兴趣来这里一游吧？对了，帮我问候奥斯卡。对了，别忘了转告依尔玛太太，这儿还有钢琴呢！
弗朗茨（疗养院经理与首席病患）
房间光线不足，使他无法随心所欲地阅读；他最怕老鼠，但它们却已开始侵入整栋建筑。然而，除此之外，他感到由衷喜乐。
1918年1月27日，星期日
米歇尔·科尔代思考着未来
刺骨的寒冷已逐渐缓和下来——才几个星期前，气温还低达摄氏零下18度。政府当局已禁止销售苦艾酒，也不准士兵围围巾。蛋糕被禁止供应（茶馆现在只供应糕饼），面包配给也将在不久之后进一步减少——减至每人每天三百克。谣言称劳工阶级居住区即将发生动乱，巴黎即将遭到敌军轰炸，德军也即将在西部战线发动攻势。据说巴黎戏剧界里发现了一群全数都是女性的间谍。
科尔代在日记里写道：
克莱德河的造船厂工人打算在1月31日罢工，“如果和谈没有在那个日期之前展开的话”。在人民对领导者的抗争中，这点确实揭露出了一项新挑战——人民已开始要求领导者说明他们为什么要被迫上战场打仗。经过了四年的时间，这项正当合理的渴望才终于浮上表面。这种渴望已在俄国达成了目标，现在又开始在英国发声，在奥地利也开始抬头。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渴望在德国与法国有多么强烈。不过，战争已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牧羊人与羊群之间的冲突。
1918年1月29日，星期二
理查德·施通普夫看到一份号召全体罢工的传单
在过去两个月里，“黑尔戈兰”号又再度接受了修缮。整修工作搞得船上肮脏无比，“手不论碰到什么东西，都不免沾满灰尘”。施通普夫对这种状况已经认命了。平民百姓的不满情绪虽然日益高涨，而且船上也经常有人讨论政治议题，但施通普夫认为水兵太不团结、太容易受骗、太过懒惰也太过愚蠢，以致对于现况根本无能为力。
施通普夫决定自力救济，为自己的精力找到了一个新的发泄渠道：他编织一种粗糙的麻鞋，再卖给其他水兵。他的生意不错，因此在船上的烘焙厨房设置了一间临时鞋匠铺，以避开军官的视线。从月历上来看，现在应该是冬天，但实际上的天气却俨然已是春天。
不过，这一天上午发生了一件事，似乎有助于遏阻施通普夫的厌世悲观想法。传言说船上有人发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传单，接着才过了短短几分钟，全体船员就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水兵纷纷聚集成群，传阅着传单。他自己也看到了一份传单，并且注意到传单没有署名，也没有标示印刷处所；他还注意到传单的内容有一部分的确合乎实情，但也有一部分只是“愚蠢的陈词滥调”。其中的主要口号是：“德国如果不由士兵统治，那么各位就应该准备发动全体罢工。”
现在刚传到威廉港的这场震荡，源头在上千公里之外的维也纳。在1月中旬，那座奥地利首都的兵工厂爆发了一波罢工行动，抗议面包配给减少以及战争持续不断。情势很快演变得极具威胁性，以致哈布斯堡王朝家族在武装部队护送下逃离了首都。罢工浪潮迅速传播开来，蔓延至布达佩斯与卡塔罗的海军基地——那里的水兵拘押了军官，并且升起红旗。奥匈帝国的动乱已暂时告一段落，但柏林的军火工人与金属工人刚在昨天发起大罢工。德国境内的不满情绪同样肇因于粮食短缺以及当权的军事将领任由战争持续下去。实际上德国已快要被经济问题压垮了。引发罢工活动的导火线，是德国与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谈触礁的消息。罢工人士要求和平——而且是双方都不需要割地或赔款的和平，是基于人民自主的和平。
罢工浪潮在今天扩散至德国各地，慕尼黑、布雷斯劳、科隆、莱比锡与汉堡共有超过一百万人群起响应。
午餐前，船员奉命到甲板上集合，依照各自所属的部队分组。军官对士兵发表训话。一方面，他们对于有人立刻向舰长汇报那些煽动性传单的举动表达感谢，并且鼓励水兵在未来遇到类似的状况也能够采取同样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们也严词警告船员不得参与罢工或其他政治活动。
施通普夫发现自己很难确知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深知船上普遍弥漫着不满的情绪：“只要有任何人能够掌控这股不满情绪，一场大爆发就几乎无可避免了。”水兵与工人当中有许多埋怨的声音，但这些抗议言论不但缺乏焦点也不够持久。根据他的经验，释放出来的怒气总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后就会消散。此外，他觉得船上的码头工人看起来也没有任何异常之处：他们没有表露出想要放下工具的征象，也没有呈现出假装工作的模样。
不过，施通普夫后来走到一名工人身边，却听到他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终结这一切的敲击。”施通普夫认为他所谓的“敲击”指的是战争。
第二天，船上宣布取消所有上岸休假，原因是威廉港出现了动乱情形。午餐时间，几乎所有造船厂的工人都放下工具，并且随即下船。水兵纷纷高声为他们打气，劝告他们“永远不要再回来”。阳光普照，温暖的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
这一天，哈维·库欣身在维姆勒——滨海布洛涅以北一个小小的度假胜地。他到那里参与同事加拿大医生约翰·麦克雷的丧礼。麦克雷的名气主要来自一首诗，而不是源自他主持加拿大第3综合医院。那首诗叫作“佛兰德斯战场”，极少有人没读过其著名的起始诗句：
佛兰德斯战场上罂粟花随风摇摆，
十字架矗立其间，一排接着一排
标志着我们安息的地点；天空上
云雀仍然不断勇敢地歌唱飞翔，
尽管鸣声不免为地面的枪声掩盖。
这首诗在1915年12月发表于《笨趣》杂志之后，就成了协约国最常受人引用也最广为翻印的一首诗。而且，由于其中对于战争的持续表达了绝不妥协的信息，因此也特地被用来游说美国参战。
我们是阵亡的死者。短短几天之前，
我们仍然活着，感受黎明，观看夕阳，
心有所爱，也为人所爱。但时至当下，
我们已躺卧于佛兰德斯战场。
接续我们与敌人的争战：
我们以衰颓无力的手抛掷火炬，
由你们接替高高举起，
切勿对我们这些死者毁弃诺言，
否则罂粟花虽如旧生长，我们却无法安眠
在佛兰德斯战场。
麦克雷在昨天去世，死因很平常，就是肺炎而已。库欣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在第14综合医院会合——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然后步行了一点五公里左右前往公墓。北斯塔福德军团的一个连队和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的许多护理员以及加拿大修女走在队伍前方——接着是麦克雷的坐骑，名叫“营火”，由两名马夫牵着，按惯例挂着白色花环，主人的马靴被倒挂在马鞍上——然后才是我们其他人。六名中士从大门抬着棺木过来。棺木被垂入墓穴里的时候，远方传来了枪声——仿佛特地为了这个场合而鸣响。
1918年2月1日，星期五
艾尔芙莉德·库尔的弟弟收到召集令
他的遭遇听起来不太愉快。艾尔芙莉德的弟弟威里显得相当懊恼，向她述说了他们所有人如何必须在冰冷的营房里一丝不挂地列队站好。至今为止，威里一直因为身体原因而得以免服兵役：“因为猩红热而导致”膝盖积水以及心脏无力。不过，现在军方已经改变了想法。如同欧洲其他参战各国的军队，德军也面临了人力严重短缺的问题。一个医生压了压他的肚子，又听了听他的肺部，然后就宣告道：“十分健康！”
威里吐了一口唾沫，忿忿地说：“那个自以为是的白痴！他只想为德皇威廉多找些炮灰而已！”艾尔芙莉德和威里的好友汉斯·安德罗夫斯基笑着逗他：“你的模样该有多么壮观呀——全身脱光光！你的青春体态根本是希腊众神的模范吧！”接着，他们的谈话变得沉重了起来，于是他们开始讨论威里该怎么应付这种状况。因为视力不佳而不必服役的安德罗夫斯基说，不论怎么样，威里一定要避免成为步兵。加入空军最好——当然，要当地勤人员，不是开飞机。“跟他们说你写得一手好字！”威里对他们所有的提议都听不进去，只是一再看着黑暗面：“普鲁士兵役。我这下大祸临头了。”艾尔芙莉德告诫他最好不要让母亲听到他这么说——他们的母亲仍然信奉这场战争的正当性。接着艾尔芙莉德又语带讽刺地指出，威里要是战死了，他们的母亲一定会把他视为英雄。
接着，他们谈起了这场战争。艾尔芙莉德提起一个许多人都在问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到底是为什么而死？“好几百万人牺牲了性命，却根本毫无意义，一点儿意义也没有。”安德罗夫斯基不同意。并非全无意义。例如那些阵亡的俄国士兵，就借着他们的死而为祖国的大革命铺了路。艾尔芙莉德怒火上升。“借着他们的死？如果这就是革命的代价，那我再也不希望世界上发生革命。”威里什么也没说，只是咬着指甲。
1918年2月8日，星期五
奥利芙·金思索着自己没有眉毛的模样
现在已是冬季，但天气却异常温暖。有些意大利军官显然已经训练得不再怕冷，而敢在这种天气下洗澡。奥利芙·金不再住在萨洛尼卡这座废墟城镇边缘的那间小屋子里，而是搬进了一间临时搭建的木屋，由先前装着一架飞机的巨大木箱改造而成。
洗澡？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萨洛尼卡没有任何新进展。尽管东方军队获得了大批部队增援，却没有任何进展。这场行动的批评者——现在这种人多得很——把这座要塞城市称为德国最大的俘虏收容所。他们在1917年间曾经试图突破北方的保加利亚防线，但进展却是微乎其微。（萨拉伊自身的指挥官职务倒是在几个月前被撤换了。）部分问题是疾病肆虐。名义上，东方军队号称有六十万人，但由于疟疾、登革热及其他疾病的肆虐，以致实际上真正能够执行勤务的只有十万人左右。医院里人满为患。
不过，奥利芙·金并没有闲得发慌。她近来数度往返克基拉岛，说得精确一点儿，是往返那座大岛正对面的萨兰达港。美国红十字会向塞尔维亚军方的卫生勤务部队捐赠了二十九辆救护车，她就是负责把这些新车开到萨洛尼卡的其中一名驾驶员。这段旅程来回一趟就得花上八到十天，这时金已经对这段道路非常熟悉了。
驾车行驶在这些狭窄险峻的山路上通常并不容易，有时候也充满危险。暴风雪和车辆抛锚的情形金都遭遇过。她发现自己通常比男性驾驶更能够吃苦，“他们厌恶不舒适的状况，包括下雨、泥泞与寒冷”。就她本身而言，她声称自己过着“吉卜赛人的生活”。她的健康情形相当良好，只是会偶尔牙痛或感冒。她总是借着用开水、兰姆酒与大量糖所混合而成的饮料治疗感冒。
明显可见，她是因为需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才如此狂热地全力投入于工作中。她深感失望，原因是她与塞尔维亚军官约维上尉的感情已经告终。他们上次见面是在去年10月，当时她刚因为在大火中的英勇表现获颁一枚塞尔维亚勋章，然后便与约维在克基拉岛上会面。（他即将到伦敦出任务。）他们共度了几天的时光，然后在返回本土的船程上道别。她流了些眼泪——实际上，她很想坐下来大哭一场。接着，她陷入了一段时间的寂寞与抑郁。后来她收到约维寄来的信，告知她说他已有了新的交往对象，更是进一步加重了她的抑郁状况。
所以，她现在坐在她的木屋里，再度写信给她父亲。她父亲想要一张她的照片，她承诺不久之后就会寄一张给他。倒不是说她没有机会拍照——城里有不少街头摄影师，而且他们都有许多顾客：“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英国士兵站着，脸上露出腼腆又叛逆的微笑，身边围绕着讥讽嘲谑着他的朋友。”不过，她因为相貌上的问题而一直拖延拍照。她先前因为炉子点不着火，而倒进了一堆汽油，结果“蹿起一把火，烧掉了我的眉毛、睫毛和前额的头发；这已经是今年第二次了”。金不想在这些毛发长回来之前拍照。她已在先前的一封信里向她父亲指出，她恐怕永远无法回归寻常的家庭生活：
噢，爸爸，我常常想到，经过了这漫长的五年之后，我们一旦再度相见，不晓得您对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整天处在男人堆里，我敢说我一定变得极为粗鄙，而且我也一点儿都不漂亮、秀丽或者迷人。
星期一，她又再度出发前往萨兰达港。前线毫无动静，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就和往常一样。
1918年2月18日，星期一
威利·科庞驾机飞越被德国占领的布鲁塞尔上空
科庞已经做好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准备：测试新的发动机，确认油箱都已加满了油，拿了一小份地图，带了一把自动手枪以及一盒防风火柴（如果他迫降在敌军阵线后方，即可借此点火烧毁飞机），还有他最精美的一顶制服帽（在不幸被俘的情况下戴上，因为若是遭到俘虏，身上的穿着绝对不能随随便便）。这是个澄澈美丽的冬天早晨，天空湛蓝无云。
他在八点三十五分驾着飞机起飞。他的目的地是布鲁塞尔。那座城市位于一百公里外，属于德国的占领区。
这次飞行的目的？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目的——比利时的将领已认清这一点，所以才会禁止如此长距离的飞行。严格说来，他打算做的事情是违背命令的举动，有可能遭致军法审判。不过，科庞已做好准备，不但愿意承担这项风险，也愿意承担深入敌军区域的风险。就某个程度上而言，他这么做只是一股活力冲劲使然，同时又因为这项行为充满危险又引人注目而更具吸引力。前一夜里，单是想到这趟飞行就令他兴奋得不禁发抖。不过，他这趟飞行不只是个带有乐趣但毫无意义的举动：在一座已经被占领了三年半的城市上空展示机身上的比利时国旗，也是一种展现大胆无畏以及求胜意志的方式——这正是当前这个时刻所需的特质，因为厌倦、疑虑与不确定的情绪在当下都比先前更为普遍。
毕竟，这一切到底会怎么结束？也许没有太多人会认为协约国能够获胜，而且即便是乐观人士也冷酷地估算着这场战争应该会持续到1919年。法军尚未从去年的士兵哗变中完全恢复元气，而英军经历帕森达勒的血洗之后，以及意大利经历卡波雷托的灾难之后，也同样都是如此。没错，美军已在来援途中，但人数仍远远太少。至于俄国呢？这个嘛，俄国已陷入革命的混乱，因此不论就哪方面看都已算是退出了这场战争。此外，还有谣言称德军部队即将从愈来愈平静的东部战线大举调遣至西部战线。
他之所以会被布鲁塞尔吸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家人。他辗转经由荷兰与他们通信，所以知道他们都还活着，但却自从1914年以来就不曾与他们见过面。事实很简单，他想再看一眼他的家乡。
九点过后，科庞在迪克斯迈德以5 400米的高度飞越前线。在他下方，他发现有两架法国斯派德战机朝相反方向飞行。他很幸运。那两架法国战机吸引了德军高射炮的注意力。他看见那两架飞机周围满是炮弹爆炸发出的烟雾，而他则得以安然前进，显然没有被德军发觉。他算不上是导航专家，所以他打算依循一般的做法，沿着醒目的著名地标飞行，因此他的航线也就不是朝着布鲁塞尔直线飞行。他先飞向布鲁日，看见远方的一大片红色屋顶之后，再沿着铁路线经由根特飞到首都布鲁塞尔。在根特以南，科庞发现一架德军双座飞机突然出现在他右侧，但他努力压抑住对那架飞机发动攻击的冲动。
这时候，他首度感到一阵担忧。他回头望向后方，已经看不见己方的阵线。再过了一会儿之后，包括艾泽尔河乃至迪克斯迈德也都消失于视线之外。他完全是独自一人。“单独身在一架脆弱的飞机里。”——这句话在航程中不断盘旋于他的脑子内。与世隔离的感觉非常强烈，以致他不再环顾周围，而是将目光集中在前方的地平线上——尽管这么做大幅提高了遭到敌人突袭的风险。
在阿尔斯特上空，科庞初次瞥见了布鲁塞尔。他身体前倾，眯起眼睛，隐约可以看见司法宫，其巨大的圆顶耸立于市南区的一大片屋顶之上。怀着高兴又茫然的心情，他开始大声唱起歌来，尽管他的歌声被引擎的嗡嗡声给盖了过去。
科庞经过一列在底下缓缓前进的火车——这是他首度见到人烟的迹象。
九点五十二分，他飞进布鲁塞尔上空。
在布鲁塞尔南站，他俯冲而下，掠过屋顶上方。在那样的高度与速度下，他的体验变成了一连串飞快闪过的印象。在路易斯大街上，两辆电车在几栋浅色建筑物旁交会而过；在圣十字广场的市集里，有些摊贩欢欣地将蔬菜抛上空中；索尔维公园里可以看见树木，还有水库如同镜子般微微荡漾的水面；不远处，他父母的住宅，一幢高耸的白色房屋，有着红色的屋顶。家！科庞向右急转弯，在房屋的一扇窗口内看见两名女子的侧影，随即认定其中一人必定是他的母亲。在房屋后方，他看见自己儿时房间的窗户。透过映照着阳光的玻璃，他想到了自己大概在八年前挂在房间天花板上的飞机模型——那架飞机说不定还挂在那里，就在房内的阴影当中。
在布鲁塞尔上空来回盘旋十三分钟之后，科庞飞离了那座城市密集的屋顶与巷弄、宫殿与街道，朝向根特飞去，接着再从根特直接飞往迪克斯迈德的前线。远方，北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现在，几乎确定自己能够安全回航，他于是觉得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尽管这种感觉只持续了短短一会儿而已：
不过，我一想到自己刚刚做的事情以及我的父母，内心就不禁又充满了绝望——这样的绝望使我的心揪成一团。我后来再也没有感受过这种心灵上的痛苦，它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十点四十五分，威利·科庞滑翔降落在勒莫埃尔的机场。他看见狭窄的营房建筑以及罩着绿色防水布的机库，但现在他“内心的绝望已被胜利的喜悦所取代”。他跳出驾驶舱的时候，笑得近乎歇斯底里。他拍了拍发热的引擎整流罩，然后哼着歌走开。
1918年2月某一天
帕尔·凯莱门在卡尔多纳佐的山路上目睹一场意外
他仍然驻扎在意大利的北方阿尔卑斯山前线，能够望见弗留利平原。天气如果很晴朗，甚至还能够瞥见地中海在远方形成一条闪亮的细线。谣传说奥匈帝国将再度发动一场攻势，但部队要从哪里来？粮食与弹药短缺的状况空前严重，大多数部队的实力都远低于名义上的战力。不过，天气已渐渐回温了。
在凯莱门驻扎的高地上，补给品都由卡车运来。在蜿蜒于险峻山坡上的道路中驾驶那些笨重的车辆，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帕尔·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在艳阳高照的晴朗天气里，一名将领从他的车上出来检查一处防御工事，身旁跟着不可或缺的助理——一名傲慢的参谋部军官。他们的车辆在路上横冲直撞，不断按喇叭，从远处就借此示意一辆沉重的补给卡车让路。那辆卡车尽可能开到了路旁，却还是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那辆擦得闪闪发亮的原野灰色大车通过。那个参谋部军官探出车窗，怒声大吼：“停到旁边去，你这头猪！”结果那头可怜的“猪”把车开得太接近路边，以致连人带车滚落于山崖下。
1918年3月11日，星期一
米歇尔·科尔代到法兰西喜剧院观赏一出戏
这是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新戏《科林斯人的婚礼》在巴黎法兰西喜剧院的首演。当然，米歇尔·科尔代与他的妻子都到场观赏。演出在第二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被打断：一名演员走到脚灯前，宣布空袭警报声已经响起，德军轰炸机又再度出现于飞往巴黎的途中。观众席前排有人大叫：“继续演！”
接着，尽管有五分之一的观众离席，演员却还是又开始继续演出。科尔代觉得焦虑不安。他也想离开剧院，却不好意思在包厢里当着所有友人面前这么做，所以只好和他妻子待了下来。结果，这场演出变成了一段奇特的体验。空袭警报的尖鸣声交杂于演员音调高亢的台词之间。在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他们听到了第一批炸弹爆炸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被闷住的缓慢鼓声。
自从今年初以来，巴黎已经遭到多次空袭，最近的一次是在三天前的夜晚。那些轰炸机——大型的双发动机哥达轰炸机，不然就是体型更庞大的四发动机齐柏林—斯塔肯轰炸机——总是在天黑之后发动攻击。探照灯、高射炮弹的爆炸闪光以及信号弹的银色光芒因此点亮了夜空。
现在，巴黎实施了彻底的灯火管制。太阳一旦下山之后，民众出门就必须手持小手电筒以便照明。（罪犯随即善加利用这种状况，以致街头抢劫案的数量增加。）电车与地铁里有涂上蓝漆的辉光灯，科尔代认为那种灯光使得街头妓女化了浓妆的脸呈现出和“腐烂的尸体”一样的颜色。重要建筑与纪念碑都盖上一层保护用的沙包，商店橱窗也增添了奇特的花样，原因是商店老板纷纷将纸条黏在橱窗上，以降低玻璃破裂而四处飞散的危险。1月30日的空袭过后，科尔代在大军团大街一栋遭到炸毁的房屋外看见窗帘与壁毯的碎片，还有一只女性的粉红色长袜飘扬在树上。附近所有房屋的窗户都被震破，仆人们忙着清扫玻璃碎片，并且暂时用报纸将窗户贴起来。
由于整座城市一片黑暗，炸弹又是从极高的高空投掷而下——高度通常超过四千米——所以那些轰炸机都不会瞄准特定目标，因为根本无从瞄准。这些攻击行动纯粹只是要引起法国人的恐惧，尽管规模有限。不过，这些空袭确实有其效果，许多人已开始逃离巴黎。英国与法国的空军也展开了空袭，选定了轰炸机航程范围内的德国城市——斯图加特、美因兹、梅斯、曼海姆、卡尔斯鲁厄、弗莱堡与法兰克福。不过，除了多佛以外，伦敦却是欧洲最常遭到轰炸的城市。一开始，轰炸伦敦的空袭行动都是由齐柏林飞艇队执行，但后来事实证明那些飞艇力有未逮，因此在1916年间便被重型轰炸机取代。不过，即便在那里，伤亡人数也不是特别多——造成最多伤亡的一次空袭，是1917年6月13日的一场日间空袭，共造成162人丧生。不过，这些空袭行动倒是表示交战双方又打破了另一项重要禁忌：空袭的轰炸目标完全是没有武装的平民。科尔代认为这种行为非常野蛮。
在第二幕与第三幕之间的休息时间，科尔代与他的妻子走进一片漆黑的剧院休息室。休息室里空无一物，只有一座伏尔泰的雕像藏在一堆沙包后方。休息时间长得异乎寻常：剧院经理正忙着与人讨论是否应该继续演出。讨论结果决定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尽管空袭尚未结束。“可想而知，”科尔代语带尖酸地评论道，因为他确信自己的想法没错：所有人一定都想要回家，却只是“因为害怕遭到别人批评而留下来——尽管别人也都满心想要回家。面子比性命重要！”
于是，他们回到观众席观赏第三幕。落幕的时候，外面的空袭仍在继续进行。演员邀请观众到剧院的地下室避难。科尔代与妻子跟着身穿晚礼服的人潮走进巨大的地窖，见到原本装点着剧院内部的大理石胸像现在都被成排摆放在地窖里，盖着防水布。科尔代看见一个身穿军服的人把自己的帽子戴在莫里哀的雕像头上。众人的情绪显得压抑而麻木，尽管女演员试图借着朗诵诗文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到了午夜，有人高喊说轰炸已经结束。他们离开剧院，发现街道笼罩在浓雾当中。手电筒发出星星点点的光芒，在朦胧的雾气中四处晃动。
1918年3月12日，星期二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听到约旦河的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炮火声
总部设在一座方济会的大修道院里。众人的情绪充满了不安。约旦以东的前线是否守得住？他们可以听到远方传来隐隐约约的英军炮火声。情势已经演变得非常危急，以致非要职的军官以及其他人员都奉命必须拿起武器上战场作战。他们都由卡车被运往炮火的方向。
现在也许不是从事礼节性拜访的恰当时机。拉斐尔·德·诺加莱斯走进修道院拜访指挥官的时候，想必对这点也是心知肚明。但他怎么抗拒得了呢？他想要致意的对象不仅名声响亮，更已经成了传奇英雄人物。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普鲁士将军，奥斯曼帝国陆军元帅，他的祖父是个归化德国的犹太人。在战争爆发之前，利曼是土耳其陆军的督察长。战争爆发之后，在协约国登陆加里波利的时候，他正是身在适当地点的适当人选，于是身为第五军指挥官的他为同盟国遏阻了一场原本可能迅速演变成灾难的攻击行动，且反倒以更快的速度将这场行动转变为协约国的灾难。有个人会见过富有魅力的利曼之后，说他是“一名很有教养的军人，拥有永不停歇的精力，永不倦怠，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不同于其他许多被派往中东担任顾问与指挥官的德国军人，他与奥斯曼将领合作并没有什么问题。一个月前，利曼被派到巴勒斯坦这里来再度发挥他著名的魔力。
当下这个时刻确实需要他的魔力。加沙在去年11月陷落，接着耶路撒冷也在12月陷落——前者是军事上的一大打击，后者则是政治与声望上的一大灾难。现在，前线从西边的雅法延伸到东边的约旦。英军现下正在死海以北的桥头堡持续朝外进击。
远方传来的战斗声响在下午变得更加激烈。拉斐尔·德·诺加莱斯体认到自己恐怕也会必须前往受威胁的区块。他写道：“我开始准备贡献自己一份渺小的力量。”
“一份渺小的力量”这句话本身颇为引人注意。由此可见，即便是德·诺加莱斯也终于受到那种导致千百万人幻灭的感觉的影响——也就是他在这场战争中的籍籍无名以及可取代性，已导致他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元素，只是一粒沙、一滴水、一颗尘埃、一个渺小无比的东西，被一个巨大的事物所吞没。个人被迫为这个巨大的事物付出一切，但这样的牺牲对于事情的发展却没有任何可见或可测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功勋彪炳的英雄与著名将领如此重要——因为他们代表了扭转乾坤的一线希望。
自从加沙战役之后，德·诺加莱斯就一直待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先是在耶路撒冷治疗耳朵的毛病，接着是纯粹为了休闲而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坐在摆满了丰盛菜肴的晚餐桌前，身旁环绕着欢乐的人群以及盛开的木兰花，内心却突然涌现一股感受：“安逸的生活经常会在身上佩剑而且脚蹬带有镀金马刺的靴子的军人心中唤起一种古怪的焦躁不安。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心思开始飞越海洋，飞到我遥远的祖国。”
就在德·诺加莱斯即将出发前往前线之际，却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英军已停止攻击行动而撤退了。
魔法。或者也可能只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原因：误解、疲惫、情报错误。
1918年3月17日，星期日
威利·科庞看见一只昆虫变成一个人
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各由三架飞机组成的两支巡逻队一同返回机场。接着，科庞看见其中一名飞行员——德·默莱梅斯特尔——突然驾机向下俯冲。科庞随即跟着俯冲而下。
然后他才发现了原因——他们下方有一架速度缓慢的德军双座飞机。
德·默莱梅斯特尔率先接近目标，并且完全遵照空战准则，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开火攻击。接着，这位比利时飞行员紧跟在那架德国军机后面，持续朝着他的猎物射出一轮接一轮的子弹。科庞随即加入他的行列。他看见敌机冒出一股蓝烟，而且己方的子弹仍然继续命中对方的机身。他看见那架德军飞机突然翻转，随即解体，接着就只剩下一团残骸碎片。
那团四散纷飞的碎片当中冒出了两个醒目的物体。其中一个是机身，冒着黑烟垂直往下坠落；另一个则是机上的观察员，仍然活着，却头下脚上地朝向地面跌落。那个人在空中缓缓旋转，双臂张开，像是被钉上十字架一样。科庞忍不住盯着那个落下的身影看，看着他缩小成一个黑点，一个微小的黑点。科庞一次又一次认定那个人一定即将撞击地面，但他却一直不停坠落，持续了仿佛有一辈子那么久之后，那个黑点才突然静止不动。
科庞惊恐不已：
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这一次，我首度看见飞机里的人，以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想象着自己攻击的对象只是某种巨大的昆虫。
科庞掉头回转，飞过敌机仍然缓慢飘落的残骸。一张飘浮在空中的地图被他的翼端勾住，一会儿之后才飞走。
他需要“某种激烈的反应”，才能让自己摆脱那幅可怕的景象以及他因此产生的思绪。于是，他操控自己的飞机进行一圈接一圈的回转，一次又一次。其他人也跟着照做。
1918年3月21日，星期四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听到别人谈起德军在索姆河上的突破
德军的春季大攻势在今天上午展开。尽管他们知道德军从东部调来了大量的部队与物资，尽管他们很久以前就料到德军会发动攻击，却还是不免大吃一惊，尤其是因为这场攻击行动非常成功。大多数人都以为德军的攻势会落入与协约国相同的下场，也就是缓慢而且终究徒劳无功地稍微侵蚀根本无法突破的防线，并且在过程中遭遇重大损失。然而，德军结合了秘密行动、出乎意料的大量炮火以及在意大利与东部战线实际测试过的渗透战术，达成了无人预见的重大突破。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写道：
我们初次得知这起事件，就是收到一道紧急命令，要求我们在半个小时内整装完毕，准备出发。看着这道命令对营里各个成员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以前没有上过前线的人相当开心，其他人则是分成两类。有些人心情低落，大多数人无动于衷，少数人则是像我一样深感欣喜。我的确是雀跃不已。经过这几个月来的无聊乏味，能够参与作战无疑是令人振奋的事情。
1918年3月24日，星期日
哈维·库欣在滨海布洛涅发觉自己难以享受春天
炸弹在夜里从天而降。现在是个温暖晴朗的春季早晨，库欣正跟随着一名将军巡视夜间空袭造成的损失。一颗炸弹击中战地医院的仓库和X射线管；玻璃瓶及其他实验室器材连同化学药品散落于满地的瓦砾当中，在他们的脚下嘎吱作响。屋顶被炸掉了，但没有人受伤——至少医院里面没有。附近不远处有几栋房屋因为被另一颗炸弹击中而坍塌，据说仍有人被压在残骸底下。
接着，他们前往邻近的一座战俘营——94号战俘营——原因是那位充满热忱的将军也想到那里巡视一番。库欣颇感好奇，因此陪着他去。他们抵达的时候，德军俘虏正集合于带刺铁丝网外，分成两组，每组各五百人左右。他们受到的待遇相当良好，住在刷洗干净的营房里，也能收取从家乡寄来的包裹。有些德军士官收到家里寄来的新制服，于是在星期日特地换上，连同勋章一应俱全。尽管受到监禁，他们仍然严格遵守军事礼仪。在这趟走访期间，到处都可以听到鞋跟靠拢发出的清脆敲击声。不过，库欣并没有对他们感到特别惊艳。尽管这些俘虏看起来都营养充足，他却觉得他们很矮——比体型原本就不算高大的英军士兵还要矮小。他也认为“其中没几个看起来头脑聪明的”。
那位英国将军对于礼节也是一丝不苟。他检视了两组俘虏，从他们面前一一走过。将军指出有些德国战俘穿着过大的灯芯绒外套，还扑上前抓住一个在原野灰长裤上打着蓝色补丁的俘虏。接着，他开始到处窥探，找寻其他能够批评的地方。在垃圾堆的顶端，他发现了一些应当可以吃的马铃薯皮，还有一根应当可以用来煮汤的骨头。视察结束之后，那些俘虏四人一排，踢着典型普鲁士正步从那位英国将军面前走过。
下午，库欣回到了他住的海滨大别墅。温暖的春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室内。他眺望着英吉利海峡，看见三艘驱逐舰航向南方。他看见几艘“伪装得极为可笑的运兵船”停泊在近岸处，还看见一排排渔船等待着起风。现在是退潮，许多人都走在别墅底下的干燥沙滩上，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寻觅着贻贝。
库欣感到焦躁不安。德军的重大攻势仍在持续进行，目标主要是英国的第五军，但第五军在去年秋天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当中遭受惨重损失之后，至今尚未恢复元气。一如往常，各种报道仍然充满了矛盾，出版审查仍然非常严格，谣言更是满天飞——不过，英军似乎确实正在撤退。医院几乎完全没收到任何伤员，这是个很糟糕的征象：德军显然推进得非常快，以致英军根本没有时间后送伤员。由某种巨型大炮发射的炮弹已开始轰炸巴黎。不过，库欣和其他人都没有收到新指示，所以只能“坐在阳光下或者在沙滩上漫步——慢慢等待。这是最痛苦的事情”。
他望出窗外，俯瞰着底下的走廊，几个军官正坐在一张长凳上和一个小孩玩耍。
1918年3月27日，星期三
爱德华·穆斯利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三十二岁生日
近几个月真是过得多彩多姿。在圣诞节当天，被转送至君士坦丁堡的穆斯利展开了一场逃亡行动。一开始进行得颇为顺利。借着虚张声势以及充分的准备，他和几个同伴沿着一条经过仔细勘查的逃亡路线抵达加拉塔大桥，并且搭上一艘由一名帮手事先取得的船只航入马尔马拉海。船上备有大量鸡蛋，以供他们在航程中食用，但是缺少几件重要工具，特别是舀水桶。风很大，浪很高，海流也很强。桅杆在不久之后就断裂了，于是整场逃亡行动随即沦为一场闹剧。他们全身上下沾满了鸡蛋打破之后的蛋液，将不断进水的船奋力航向岸边。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偷偷回到他们被监禁的那栋屋子，在全身湿淋淋又沾满蛋液的情况下爬进屋内。
在那之后，他得到了一个惊喜——被转送到布尔萨。那里是一座美丽怡人的矿泉疗养小镇，有许多著名的硫磺浴场。这得益于他的眼科医生柯尼希的医嘱。柯尼希原是战斗巡洋舰“戈本”号的随船医生，那艘战舰与另一艘军舰在1914年导致奥斯曼帝国卷入了这场战争。英军高阶将领都被监禁在布尔萨，因此穆斯利也得以分享他们的特权，诸如丰盛美味的餐点、较为晚近的报纸以及相当程度的活动自由。他在那经常与人下棋。
接着，他收到了返回君士坦丁堡的命令。
穆斯利原本希望这道命令代表的是他即将经由换俘而被送回家乡。然而，他却在昨天被送往一座恶名昭彰的监狱。他刚得到通知说，他将因为逃亡未遂的罪名接受军法审判。他被关进一间狭小阴暗的牢房，里面还有一个阿拉伯人、一个土耳其人以及一个埃及人。他从栏杆往外望，可以看见一条长廊、一间厕所和一个壮硕的警卫来回走动着。
今天是穆斯利的三十二岁生日，他肚子非常饿，而且身体不太舒服。他想要点儿食物，但似乎根本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他拿到了一份报纸，但报纸的内容无法令他感到开心：德军在法国的攻势仍在推进，看似无可阻挡。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的警卫和狱友都借着大谈德军如何践踏着法国与我们而自得其乐。不过，我却等待着反攻。只要我们的实力尚未彻底瓦解，我们就会发动反攻。而且，在现代战争中，大量人员与物资的调动需要经历繁复的通信，所以德军的推进无论如何一定会遭遇距离过长的问题。这真是极为悲惨的一个生日。
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发生在傍晚。他的两个狱友打起架来，于是穆斯利趁着混乱溜到隔壁牢房，向一个他知道关在那里的英国皇家空军军官留了话。
1918年4月6日，星期六
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拉瓦勒拔出左轮手枪
他相当确定，自战争爆发以来，这是他最想朝人开枪的一次；而且讽刺的是，他威胁开枪的对象竟是他自己的同胞。安德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继续着他的旅程，但与其说这场旅程带他远离了家乡的安全（就算结果真是如此），不如说是远离了革命的威胁。
结果，萨洛尼卡根本没法逃离家乡的动乱，连那里的俄国部队也不免受到革命的影响，尤其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现在何必作战？于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继续逃离——逃往法国，在一个愿意继续作战的俄军军营中担任连长，身上穿的虽然仍是俄军制服，却是为法国效力。（萨洛尼卡绝大多数的俄军士兵都拒绝加入，反倒组成革命委员会，挥舞着红色旗帜，唱着《国际歌》。然后，他们就在摩洛哥骑兵的严密看守下被押往法属北非接受劳役监禁。）
不过，即便在法国也可以感受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或者，也许只有“革命”，因为弥漫于欧洲各地的情绪都是如此——摇摇欲坠、灰暗、疲惫、幻灭而且死伤惨重的欧洲，经过了将近四年的战争摧残；在这四个漫长的年头里，所有迅速获胜的承诺以及光荣复兴的希望都化为泡影，转变为恰恰相反的结果。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才刚抵达拉瓦勒的大营地不久——西部战线的俄军部队都聚集于此——但已看得出“这个营的精神受到了腐蚀”。
这其实没什么奇怪的。首先，俄国已经退出战争，因为战胜的德国与处境窘迫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个月前签订了以条件严苛著称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所以，就当下而言，俄国人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在战场上卖命了。当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一行从萨洛尼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座营地里早已充斥着士气低落而且不受控制的俄国士兵——他们是先前驻扎于法国的俄国军团的成员。遇见他们无疑对新到的人员有所冲击。此外，巴黎距此不远，所以士兵也很容易受到该市许多激进移民团体的煽动。
动荡不安的征象四处可见。在一场游行当中，有人将一根大螺栓掷向负责指挥所有驻法俄军部队的将领。有些排突然集体罢工，而且与萨洛尼卡一样，军官也收到了匿名的死亡威胁。
事情的发展就在今天达到巅峰，原因是他所属的营即将首度被派上前线。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今天上午抵达集合场检阅连队的时候，却发现集合场上空无一人。有人告诉他士兵刚召开了一场会议，决定拒绝离开营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又担心又紧张，几乎到了崩溃的程度，但他意识到自己除非采取“极端措施，否则一切就完蛋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还是下令全连的两百人必须到集合场上集合。虽然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人员总算到齐了。
他对全连发表了一段简短的即席训话。他对他们说，他对政治上的问题根本不屑一顾，但纯粹就形式上而言，他们现在属于法军的一部分，也已宣誓将持续作战直至战争结束为止，而他的职责就是确保这支连队开赴前线。接着，他问他们是否愿意动身出发，结果他们齐声回答：“不！”
他不晓得接下来该怎么办，于是等了几分钟后，又问了一次同样的问题。他得到的同样又是个响亮的否定答案。他的脑筋转得飞快，而且“如梦似魇地望着眼前这幕场景”。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满心凄凉地意识到他把自己逼进了死角。绝望之余，他未经深思就拔出了身上的左轮手枪——他在事后坦承这个举动“颇为戏剧化”。然后，他说出了这句话：“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坚决不上前线的人请出列。不过我警告你们，我会对第一个出列的人开枪。”
现场一片寂静。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盘算着最糟的结果。他真的打算对出列的人开枪吗？没错。他既然已经口出威胁，自然别无选择。不过，士兵也有可能集体扑上来对他施以私刑。这种情形曾经发生过。如果真是如此，他就会用手上的左轮手枪自我了断。“在我的记忆里，那段寂静有如梦幻一般。我的脑子里转着许许多多的念头。接下来该怎么办？”
寂静仍然持续着。士兵静止不动、犹豫不决的时间愈长，他距离获胜就愈近。士兵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寂静中的沉重气氛逐渐缓解，反抗的情绪转为顺服。队伍中有人高喊：“我们不是针对你个人，上尉。”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手中仍然握着左轮手枪，再次向他们强调了一通义务与原则。现场仍然一片寂静。接着，他要求愿意善尽职责的人举手——结果全连都表示自己愿意上前线。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之后，他宣布放所有人一天假，他们将在明天一早出发。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离开集合场的时候，整个人摇摇晃晃得像喝醉了酒一样。他觉得脚下的地面不停旋转。他遇到一名军官战友，对方讶异地盯着他看。“你怎么了？”那名军官问道，“怎么脸色又青又紫？”
1918年4月15日，星期一
芙萝伦丝·法姆伯勒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火车在清晨缓缓驶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透过车厢的窗户，她可以望见港口，看见四艘庞大的军舰停泊在那里，其中一艘飘扬着英国国旗。芙萝伦丝·法姆伯勒看到那面国旗，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一瞥见那块布，她所有的紧张、所有的烦恼以及阴郁的担忧仿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几乎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啊！我内心的喜悦、如释重负，以及满满的安全感！有谁能够知道这面光辉灿烂的旗帜对我们这些奔波劳累的难民具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仿佛是听见了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对我们说着：“欢迎回家！”
他们从莫斯科出发至今已经二十七天，在这列呜咽哮喘并且不停吱嘎作响的运货火车上待了二十七天，混杂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其中大多数是朝着东方逃难的外国人——乘坐在一节为了运送俘虏而设计的车厢里，肮脏又不舒服。不过，尽管寒冷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有时候还出现粮食与用水双双短缺的现象——缺水状况一度严重到所有人都不准洗手——但这尚不算她遇过的最糟的处境。此外，他们排列整齐而且盖满了官方戳章的旅行证件，帮助他们顺利通过了多疑的红军以及专横的铁路官员的检查。
就某方面而言，离开的决定是无可避免的结果。她没有工作，俄国与莫斯科当前的状况也不适合继续停留，饥荒愈来愈严重，社会秩序崩解，内战已然迫在眉睫。但即便如此，离开也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而且她在做出这项决定之前还一度陷入了绝望当中。有一天，她的一个朋友看见她坐着哭泣，但她却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哭，甚至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因为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她翻阅自己的日记内容，对过去若干不愉快的经历感到恐惧或厌恶，并且一面问着自己：“目睹那幕情景的人是我——真的是我吗？做出那件事的人是我——真的是我吗？”她想起自己见过的许多死尸，包括她这辈子看见的第一具尸体：身材瘦小的瓦西里，那个莫斯科的马夫，甚至算不上是战争的受害者，因为他是罹患脑瘤而死的。她问着自己：“后人会记得他们吗？可是谁能记得住那成千上万的许许多多人？”她在二十七天前向莫斯科的朋友以及她的雇主家庭告别之时，只觉得自己笨拙又冷淡，也觉得言语不足以表达她内心的情感。
他们步出火车车厢，走到镇上。她在街上可以看见各种国籍的人以及身穿各式各样军服的军人：有中国人与蒙古人、鞑靼人与印度人、俄国人（当然）、英国人、罗马尼亚人与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与日本人。（港口里有两艘大型军舰是他们的。）外国已开始干预俄国内政，原本只是意图敦促俄国继续参战，现已逐渐转变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市场与商店里的商品都相当丰足，甚至也买得到牛油。她一抵达领事馆，就遇到一位热心的官员，将她弟弟从英国寄来的二十英镑转交给她。符拉迪沃斯托克也有出海的航班，但那位官员没办法确定时间。
能够再度吃到白面包与草莓果酱，令她深深乐在其中。
哈维·库欣在同一天于日记里写道：
今天冷得不合时节，强烈的北风吹个不停。偶尔可以看见飞机逆风飞行，但数量不多。这种枯等命令而无事可做的状况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所有人都同样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一定有外科团队正在奋力应付繁重不已的工作。
1918年4月18日，星期四
米歇尔·科尔代在巴黎听到几个打牌客的谈话
又是一个阴天。焦虑的氛围稍微消退了一点儿，但只有一点点儿。德军的大攻势已进行了将近一个月，但往南朝着巴黎推进的行动确实看似已经停止，反倒是北方的佛兰德斯发生了一连串的攻击。另一方面，德军也在同时开始朝着瓦兹河与默兹河进军。
目前巴黎最热门的话题，自然就是巨炮了。自从3月23日以来，法国首都就几乎每天都会遭到某种特殊大炮的轰击，那门炮能够从德军阵线后方一个掩蔽良好的阵地将炮弹射击至一百三十公里外——此一射程非常令人难以置信，以致专家一开始都不禁对其真实性持疑。这种大炮的随机轰击（一会儿打这里，一会儿打那里，每隔两小时左右就打一次），再加上德军迅速推进的消息，起初在法国首都里几乎引起了一片恐慌。
科尔代在日记里写道，这种气氛令他回想起1914年8月的状况。所有人的谈话都由这个充满焦虑的问题起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车站里挤满了想要搭上火车的人潮，排队的人龙也一路延伸至街道上。银行里满是赶来提款的民众，只怕德军一旦入侵，他们存在银行里的血汗钱不免将付诸流水。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有一百万人离开巴黎到其他城镇避难，例如奥尔良的人口就瞬间增加为原本的三倍。贸易活动大幅减少——从事奢侈品买卖的公司尤其备受冲击，不得不裁员以作应对。
科尔代注意到，大多数离开巴黎的人都不愿显得怯懦，因此总是会为自己的逃离找出一大串的理由。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不对，我们离开的原因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因为害怕才要离开。”他认为自己能够察觉到许多虚伪现象，不只在于逃亡者忙着为自己编造借口的表里不一，也在于逃亡者都属于哪一类型的人。根据科尔代的说法，现在离开巴黎的人士当中，有许多都是先前大力支持战争，呼吁着别人“奋战到底！”的人；现在，这些人自己终于面临了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是立刻逃之夭夭。（科尔代也认为绝大多数的逃亡人士都是中上阶层。他们拥有逃亡所需的资源，而且他们的人脉也能让他们更容易逃走。）
恐惧的情绪正是源于情势的不确定性。实际状况究竟如何？严苛的信息审查——甚至包括信件与明信片——更让人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无人地带，介于固定不变以及变化不定的状况之间：一个朦胧不清的处境，再也无法仰赖新闻报道或者官方公报的内容。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两种媒体反正也已经融合成了一体，因为现在严令禁止出版物上出现违背军方公告的说法。即便是私下面对面提出这种言论也可能受到处罚。如果有人在谈话中声称德军的方位比政府当局所说的还要接近，或者声称敌军拥有的资源可能比官方承认的还要多，就可能会以“危言耸听”的罪名遭到起诉。举例而言，他们既不准讨论巨炮的炮弹落在什么地方，也不准讨论那些炮弹造成了多大损失——否则就可能招致十四天的牢狱之灾。
如果有人遭到起诉，通常都是因为被人告密了。政府组织了一群民间志愿者，在街头上偷听别人谈话，只要听到不当言论就立刻报警。电话也同样遭到窃听。今天，科尔代注意到他的部门最近发布了以下几项警告：
○日○时，有人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给亚眠的区长，后者在电话中称情势非常危急，而且英军一如往常溃退奔逃。这是一段绝对应该受到谴责的对话。
还有：
○○号分机在办公室打电话给一名电话号码为○○的女士，向她询问目前的情势。这场谈话中出现了不适当的用语，这种现象往后绝对不得再发生。
自从炮击巴黎的行动展开以来，科尔代又再次注意到人们对正常的生活有多么渴望——即便是在最极端的状况下，他们也还是一样会建构出普通生活的常态，而这种能力可谓是一把双刃剑。
炮弹刚开始落下之初，警察随即在巴黎各处吹哨，并敲击小鼓向市民发布警报。这种做法没有引起太多的惊慌，反倒引来众人的嘲谑（同时吹哨又敲鼓其实没有表面上听起来那么容易），街上的儿童、家庭主妇以及路过的士兵都纷纷嘲笑他们。后来，远方开始传来爆炸声，以前从来不曾听过炮弹爆炸声的科尔代将那种声音描述为“空洞、刚硬，又带着回音”。他指出，有一天早上，一颗炮弹从天而降，但附近的人仍然继续拍打着他们的席子，结果拍打席子的声音盖过了炮弹爆炸的回音。他的一个朋友甚至连爆炸声都没有听到，原因是负责收集垃圾的阿尔及利亚人倾倒垃圾桶所发出的噪音比爆炸声还大。
科尔代对于这样的反应惊恐不已：“在灾难发生处的五十米外，众人仍然继续买卖商品、谈情说爱、照常工作、照常吃喝。”圣热尔韦广场上的教堂在举行耶稣受难节弥撒之时被炮弹击中。当时教堂里满满都是人，正在为近几个星期阵亡于艰苦战斗中的许多将士祈祷。炮弹造成教堂屋顶崩塌，导致75人丧生。这起事件发生的时候，科尔代正在地铁上。后来他在马德莱娜站走到地面上之后，一个他不认识的妇女向他告知了刚发生的事情。“几个年轻人坐在车站入口旁的栏杆上继续大声说笑。”
今天，科尔代坐在一家咖啡厅里。四名男子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一面打着牌，一面谈论过去这几天的炮击事件：
我选梅花……有14个人死亡……王牌！……还有40个人受伤……红心！……其中也有妇女……王牌！王牌和一个黑桃！
1918年5月19日，星期日
威利·科庞击落他的第五颗观测气球
天气非常好。今天早上，威利·科庞正在飞往豪特许尔斯特的途中，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颗德军的观测气球，而他打算击落它。一旦成功，这将会是他击落的第五个目标，而击落五个目标就是比利时空军对于王牌飞行员这个头衔所设定的标准。他的飞行中队派出了几架飞机随行，以便在遭遇德军战机的情况下为他提供支持。（攻击观测气球的行动在很远的距离外就会被发现，于是天空中会立刻布满爆炸的高射炮弹，敌军的战机也会随即赶到现场保护气球。）
他们飞抵迪克斯迈德的前线，看见一小队敌机正往南飞行。科庞与他的护航机转向它们，但那些德军飞机似乎无意交战，只是朝着原本的方向继续飞行。接着，他看见了那颗气球。天空开始冒出一朵朵高射炮弹爆炸产生的烟雾。
上午九点四十五分，科庞俯冲而下，以一连串的子弹把那颗气球打成了一团火球。
他降落之后，随即有一群飞行员围上来恭贺他。不只有飞行员，他们的欢腾雀跃还吸引了飞行中队里的几条狗，包括一条名叫比凯的猎狐梗、一条名叫马利纳的德国狼犬，以及一条名叫托普西的可卡犬。后来，科庞和中队里的另一名飞行员在当天被召唤到位于豪特姆的总部，由比利时空军指挥官正式恭贺他达成王牌飞行员的资格。科庞回来之后，在六点半左右又参与了另一场到前线巡逻的任务。
那天晚上，他的姓名首度刊登在官方的比利时公报上。科庞又自豪又兴奋，因为他知道这份公告不但会在前线后方到处张贴，也会刊登在国内外的报纸上。他前往德帕内，和人群一起站着阅读最新的公报，并且听到朗读公报内容的士兵读出他的姓名——他的姓名！——他形容自己“开心得像孩子一样”。“不过，只有刚开始是如此。后来我就对自己的出名感到麻木了。”
同一天，理查德·施通普夫看见一艘军舰为了迎接圣灵降临节而张灯结彩。他在日记里写道：
属于军火库的小型船舰“日耳曼尼亚”号在我们附近下锚。船上最高的桅顶装饰着一大束桦木枝叶，栏杆与上层构造也都绑上了嫩绿的树枝。我心想，这些人虽然经过了四年的战争，却没有丧失美感。要不是因为如此，怎么会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桅顶呢？
1918年5月23日，星期四
哈维·库欣在伦敦买糖
医院位于卡尔顿府联排10号，接近蓓尔美尔街，可以眺望圣詹姆斯公园。这个时髦的地址显示这是一家私人机构，纯粹用于照料受伤的军官，创办人是一位富有的资助者，一位名叫里德利夫人的英国上层阶级妇人。库欣来到这里是为了拜访一名友人，在这里接受治疗的飞行员米基·贝尔—欧文。
库欣因公来到伦敦。他要和几个负责英军医疗事务的高层人员会面，以便讨论有关神经疾病治疗资源的密切协调问题。对于离开滨海布洛涅，他一点儿都不觉得难过。所幸，德军在佛兰德斯发动的第二阶段春季攻势已经消退，因此现在前线处于一种弥漫着不安情绪的平静状态。不过，德军的空袭却仍然持续不休。库欣出发前往英国的前一夜，天空晴朗无云，明亮的月亮高挂空中，滨海布洛涅正遭到德军的猛烈轰炸。
伦敦之行令库欣充满了困惑。
尽管这时已经接近5月底，伦敦却仍然显得阴郁灰暗。到处都是伤残人士。大多数人似乎都渴望和平，而且普遍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参战，至少战争早就结束了。此外，众人的情绪也变得开朗许多——英国人不再像传说中的那样沉默寡言。不论在地铁还是街道上，他的美军制服都一再吸引伦敦人主动向他提供协助，或是向他说明没有必要说明的事物。
库欣发现伦敦存在粮食短缺的现象，尤其是糖与牛油。他今天早晨在旅馆里吃早餐，服务生端上的法国面包搭配了两小团软塌塌又令人倒胃口的人造黄油，而且咖啡也没有加糖。不过，他在一家服务美国士兵的商店里，却仅以几便士就买到了一公斤糖。商家低调地将他购买的商品包装在一个法蒂玛香烟的盒子里，然后交给了他，后来他就立刻把这盒糖转送给了一名英国友人。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和适当的人脉，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不过，库欣认为这里的人们大体还算健康，因为大家都吃得比以往少，走路又走得比以往多，所以“他们的脑筋可能因此变得比较清楚”。
库欣走进他的朋友所住的病房。米基不是在战斗中受伤的，而是因为练习特技飞行。他在空中翻转几圈，然后又翻滚了几次，结果一侧的机翼突然断裂，飞机因而从一千五百米左右的高度坠落下来。他虽奇迹似的生还，却受了重伤。他的一条腿被压碎，以致外科医生别无选择，只能帮他截肢。
米基正坐在床上，用手紧抓着他的残肢。他被截肢的那条腿产生严重幻痛，因此被注射了大量药剂，但他仍以往常那种充满魅力的亲切姿态迎接自己的访客。因此，库欣过了好一阵子才发现床上这名被施药的伤员根本不晓得自己面前的访客是谁。库欣对此深感沮丧，后来在日记里写道，米基“现在深受痛苦折磨而又肢体残缺不全——死了也比这么活着好”。
1918年5月30日，星期四
勒内·阿诺返回他位于维莱科特雷的军团
阿诺在四天前结束休假，于是他离开巴黎，返回他所属的军团。他在不久之前刚晋升为上尉，现在担任连长的职务。不过，实际上要返回部队却没有表面上说起来那么容易，因为他的军团已经往东移动，朝着德军刚突破的地区前进。几天前，德军发动了春季攻势的第三阶段，这一次是对贵妇小径周围一片荒芜的老战场展开猛烈攻击，而且也再次取得重大成效：德军俘获了将近五万人，收缴了八百门大炮，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往距离巴黎只有九十公里的马恩河推进。
阿诺连续三天都是一早从巴黎搭乘火车出发，前往他得知的军团所在地，到了那里才发现军团已经离开，于是下午就又回到巴黎，如此白白空跑了三趟。他看出军方的最高指挥部其实并不晓得当前的状况，所以只好跟挪动棋子般反复移动，集结足够的后备部队，以便进行反攻。
今天，他抵达目的地之后，听闻他的军团仍然待在原地，尚未离开维莱科特雷。他在最后一段路搭了一名屠夫的便车。阿诺对此颇觉讽刺。
这一天，新创刊的《家园报》刊登了一篇由罗伯特·穆齐尔所撰写的文章。人脉再一次将他带回维也纳与爱妻玛尔塔身边，让他重回写作之路（这可是他最爱的职务）。一如《蒂罗尔士兵报》，《家园报》也是由军方经营的政令倡导工具。这一切确实有其必要：年初，奥匈帝国的民众陷入恐慌，而这样的恐慌情绪在维也纳更是明显。罢工、抗议、示威，环环相扣，一发不可收拾。缺粮危机迟迟未能好转（更讽刺的是，连军队都开始面临缺粮的窘境）。许多成人的体重降了十到二十公斤，甚至有人瘦了四十公斤之多。有些养老院与精神病院不得不关闭，原因是收留的患者全饿死了。
当权者忙于应付这个多民族帝国内各种即将引爆的社会危险因素，早已无暇他顾；现在还要加上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威胁。东部战线趋于平静之际，来自后者的威胁顿时提高。这就是穆齐尔在《家园报》第一篇投书的主题：
我方的战俘将要从俄国回来了，在结束长期监禁后，他们将见到久违的家园。他们备尝艰辛，被迫经历沙皇铁腕统治后，又逢天翻地覆般的革命，原本的贱民一跃成为统治者。这一连串事件的力量，让有些人感到困惑与混乱。回家时，他们受到俄国动乱的感染，还试图将在俄国所获得的理念付诸行动，将它们强加到我们的社会环境里。
就算这些被感染的人极为少数（只有万分之一），他们的诉求还是非常有害，必须受到谴责。他们到底是叛徒，还是疯子？我们不想和疯子同睡一张床上，所以两种情况都一样。因此，那些即将返乡且仍保持高贵心灵的人们必须时时提高警觉。假如发现有人试图在我们身上强加俄国式的社会制度，就必须在我们受伤害前，果断予以逮捕。
穆齐尔过着双面人的吊诡生活为时已久，这时开始显现出轻微的精神分裂症状。他写着这些逢迎献媚文章的同时，脑中却充斥着抨击社会的念头。此外，他更发现，埃贡·埃尔温·基希，这位他在维也纳“战争新闻通讯社”中的下属，暗地里正急切地串联当地工人与军人势力，意图仿效有名的“革命模式”。穆齐尔完全不希望家人和别人谈论自己白天的所作所为。
1918年6月3日，星期一
勒内·阿诺领导一场攻击莫斯罗伊的行动
他惊醒了过来。他的周围有些树木，身边则是他的副手罗班。“他们在朝我们开炮。”德军的7.7厘米口径炮弹不停落在他们四周。爆裂声短促响亮。他和连队其他人匆忙离开他们过夜的灌木林，冲向不到一百米外的几栋建筑物。所幸，敌军的炮弹有许多都是没有爆炸的哑弹——这种情形现在已经愈来愈常见。
在一座地下室里，他们找到了驻守这个区块的营长。阿诺的部队其实是奉命前来接替另一个营的一支连队，而且那个营还属于另一个师。不过，他们在夜里迷失了方向，现在不太确定该怎么办。又一次，他们必须打一场防御战。
他认为自己能够在法军当中看出一种古怪的征象，“一方面似乎即将丧失控制，另一方面却又似乎即将重拾控制力”。许多迹象都显示危机迫在眉睫。道路上经常可以见到“与所属军团失去联络”的士兵——这种说法他已经听了太多次而深觉反感。由于步兵严重短缺，因此许多骑兵部队都在仓促之下转变为步兵。一般士兵都毫不掩饰地对这种现象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因为骑兵此前都一直得以安然待在前线后方，闲适地等待着承诺已久却从未实现的法军突破。尽管如此，一周前弥漫于人心中的那种震惊与讶异已渐趋缓和下来，法军也开始打起精神准备反攻。不过，恐慌仍然潜伏于这种表面的平静之下。
阿诺向地下室里的那位少校说明了当前的情况，说他们迷失了方向，所以现在自己的连队愿意听任他的差遣。那位少校向他道谢。接着，一名身材圆胖的士官长匆匆忙忙地跑下阶梯，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报告少校，德军出动坦克了。”
“妈的，”少校咒骂了一声，“我们最好快走。”
于是，他迅速抓起自己丢在桌上的腰带与佩枪——这虽然不是什么英勇的表现，却显得驾轻就熟——接着才想到我：
“这样吧，上尉，既然你在这里，就由你发动反攻吧！”
“可是……报告长官，朝什么方向呢？”
“反攻，直直往前就对了！”
“是，长官。”
不到几分钟后，阿诺的连队就排成两排，中间隔着二十米的距离，然后随即出发。他带领这支部队已经操练了一整个冬天。操练过程并不容易，因为连内许多成员的年纪都比较大，不仅胆小，又缺乏经验与训练，在这场战争中的大半时间都是待在远离前线的安全阵地。如果不是因为征召兵员严重短缺，他们现在也还是一样会留在前线后方。阿诺看着两排士兵秩序井然地前进，不禁深感满意——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身在操练场上一样。
连队向前猛冲，然后所有人寻求掩蔽，等待一会儿，再继续推进，接着又再次卧倒。第三次冲刺的时候，他看见左侧有两个人仍然趴在地上，没有跟着其他人前进——他们遭到了敌军的火力攻击。“卧倒，大家卧倒！”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阿诺扫视前方一眼。他们正趴在一道长斜坡的顶端，因此视野能够一路延伸至河边。这里完全看不到敌军士兵。不过，在更远处的一棵树下，他确实看见了一辆德军坦克的正方形轮廓。那辆坦克看起来没有移动。阿诺决定适可而止：
一个刚抵达前线的军官，由于缺乏实际经验，满脑子都只是理论，也许会认为自己应当继续前进，从而导致他的部下死得毫无意义。不过，到了1918年，我们对战场上的实际状况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所以懂得什么时候该及时停止。明显可见，刚在附近的蒂耶里堡离开前线的美国部队并没有这种经验，而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在战场上的短短几个月里遭遇了多么惨重的损失。
阿诺把指挥权交给他的一名准尉（罗班中尉手臂受了伤），随即回去回报。他已经执行了他所接到的命令。
他们在傍晚卸除了任务，得以和他们所属的军团会合。
后来，阿诺得知自己又有了一项新任务：他必须接任营长的职务，因为原本的营长受了伤。传达这道命令的士兵是这么说的：“那个该死的混蛋，只不过被一小片炮弹碎片刺伤了手，就立刻被送走了。他妈的——那点小伤还不足以让我儿子上学请假呢。”
1918年6月23日，星期日
奥利芙·金在萨洛尼卡获颁勋章
这是个炎热的日子，而且充满了失望。奥利芙·金得知她即将再度获颁勋章，这次是因为她的优异表现而获颁塞尔维亚金质奖章，授奖典礼将在上午十点举行。她估算自己只要九点起床即可及时赶到会场，于是为了赶一份报告熬夜到凌晨三点。（她正忙着为她那些薪酬过低而且有时候还营养不良的塞尔维亚驾驶员建一间餐厅。）不过，她却在六点就被敲门声吵醒，一个小小的脸庞出现在她窗前，对她说她必须到车库报到。她匆匆洗个澡提神，然后就出发了。
授奖典礼确实准时于十点举行。一名上校发表了一段冗长的致辞，赞誉她的贡献，然后把闪闪发亮的圆形金质奖章别在她的胸前。金注意到旁边的桌上还摆着一个小盒子，一时不禁以为还有另一项殊荣要颁给她。可是没有——这是第一件令她失望的事情。第二件失望的事情发生于十一点半左右。阿尔察——其中一名塞尔维亚驾驶员——原本答应帮她向负责搭建餐厅的塞尔维亚工兵部队解说餐厅的素描图。可是没有——他并未依言现身。由于早上在匆忙之中没有时间吃早餐，饥肠辘辘的金于是决定去吃顿午餐。可是不行——负责为她打扫宿舍的那名妇人，突然前来从事一周一次的打扫工作，以致金必须待在住处不能离开。她的运气在下午终于稍有改善。邮件送达的时候，她还盼望着能够收到父亲的信，可是没有……
大大小小的失望。除了少数几场小战役之外，萨洛尼卡前线还没有发生任何值得关注的事情。打破僵局已经没有可能，尤其现在已有两万名法军与英军士兵被送往法国，抵御德军在那里重新展开的攻势。（传言称计划在南方这里发动攻势的是保加利亚，而不是协约国——至少这是敌营的一些逃兵所说的。）
奥利芙·金感到疲惫、恼怒又烦躁。她渴望回家。她在这里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三个月，没有喘息也没有休假，但是令她灰心丧气的不只是萨洛尼卡的单调情势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挫折。另一段感情又无疾而终了。与约维分手之后，伤心不已的她总算又因为与另一名塞尔维亚同事谱出新恋情而重振心绪——那名同事就是先前提到的阿尔察。他们的感情发展得相当认真，阿尔察也向她提出求婚，但她父亲却不允许她嫁给那个年轻人。她顺从了父亲的意思——而且显然不是特别抗拒。
她内心有某种东西已经消失了。因此，她在先前的一封信里突然以强烈的意识形态——一反她以往的作风——开始语带颤抖地论述地缘政治与战争的目标。我们并不难感受到她其实是在对着自己说教，企图借着文字为内心的伤口止血：
目前显然还有千百万人根本不晓得德国为何参战。他们只有个模模糊糊的概念，知道德国想要一条通往海洋的道路，于是踏过比利时。德国确实想要比利时，也想要荷兰，但与他们想要塞尔维亚以及和土耳其结盟的方式不一样。拯救大英帝国唯一的方式，就是支持南斯拉夫的统一之梦，在这里扶持一个强大的盟国，形成一道恒久的屏障，遏阻“东方的推进”。
现在已是晚上，奥利芙·金坐在她的小木屋里，敞开所有的门窗。天气又热又闷。吹了两天的凉风突然停了，她“对今晚的一切都感到厌倦”。她把古龙水滴在脚上，然后吹了一口气。液体的蒸发带给她一丝稍纵即逝的清凉。
1918年6月30日，星期日
哈维·库欣在巴黎讨论未来
户外是个暖和而美丽的夏日，室内则是阴暗沉郁。这一切的阴郁是他们面前的那个人散发出来的。他名叫爱德华·埃斯托尼耶，是一位五十六岁的作家，在战前因为他教化社会的心理小说而小有名气。（他与普鲁斯特是同一代的人，有时候也会被人与阿纳托尔·法朗士及路易·贝特朗相提并论。）屋子里一片寂静，而且空洞无人。埃斯托尼耶已经把家人送走，远离几乎每晚都会来袭的德军轰炸机，也远离那些长程大炮。
库欣对于空袭也已习以为常。他和一名同事在几天前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搭乘的地铁班车就因为空袭警报而暂时停车。后来，他们在欧陆饭店里一座能够眺望杜伊勒里花园的阳台上看着空袭进行：“哥达轰炸机——灯光——炮弹碎片——偶有炸弹爆炸的火光——一小团火——巴黎一片漆黑。”他们穿越旺多姆广场，人行道上满是玻璃碎片，建筑物的正面也被炮弹碎片打得坑坑洞洞。不过，坐在书桌前的埃斯托尼耶之所以如此沮丧，并不是因为这些持续了几个月的攻击行动。空袭也许是导致他情绪低落的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战争的整体态势。
在一个多月前，德军发动了自今年3月底以来的第三场攻势，这次在巴黎东北部。德军再度证明了他们能够突破协约国阵线的任何一个地点，而且这次他们更是推进得比以往更快。才两个星期前，德军停止了推进的脚步，现在他们距离巴黎已不超过七八十公里。所有人都预测他们会再度展开推进，而法国首都将会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库欣前来拜访埃斯托尼耶，是由一位名叫卡明斯的同事带他来的。他们三人谈论的话题只有战争。法国几座美丽的大城镇在近几个月遭到摧毁，埃斯托尼耶对此深感惊恐又丧气：“先是兰斯，然后是亚眠，现在是苏瓦松，再过不久就会是巴黎了。”埃斯托尼耶真心认为巴黎即将陷落，而且他认定他们唯一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打一场英勇的最终战役：“宁可挺身对抗敌人而损兵四万，也不要像上次一样在撤退当中损失这些人。”库欣与卡明斯努力反驳这项观点——法国必须不计代价保存军力，才能够继续战斗。不对，埃斯托尼耶答道，看看比利时或者塞尔维亚的军队，他们的军队虽然保存了下来，国家却已经灭亡。法国也逃不过灭亡的命运，但一定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真是可怕。
这两个美国人一再努力想要反驳他，称他们本身就代表着这么一种论点：驻法美军的军力正在持续不断增强。库欣听说现在驻法美军已有五十个以上的师，兵力达七十五万人。法国既然获得如此规模的增援，想必能够遏阻德军的进攻。除此之外，还有刚在佛兰德斯开始蔓延的致命流感——传言称这场流感疫情已经对敌军造成了严重影响。不过，不论他们怎么说，都难以动摇埃斯托尼耶的绝望心态。接着，他以哲学家的口吻说道：综观历史，在正义与野蛮的斗争当中，野蛮向来都会胜出。
耳边回荡着这个法国人的悲观预言，库欣与卡明斯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门外，踏入夏季的烈日之下。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地点可以步行抵达埃菲尔铁塔、凯旋门以及其他著名建筑物，于是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在巴黎漫步，热切想要尽可能多看一点，一心想要将这座城市的景观烙印在记忆里。他们两人都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欣赏这幅景观了。
1918年的一个夏日
保罗·摩内利在哈特谈及囚禁生活
他试图逃亡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抵达萨尔茨堡的城堡才十天之后的事情。他两次都被抓了回来。
有些人已适应了被俘的生活，而决心在战俘营里待到战争结束。不过，摩内利在这个灰暗阴郁的琐碎世界里却是愈来愈萎靡。他觉得自己被锁入了一个永恒不变而且充满憎恨的当下。摩内利年方二十六岁，但他的青春仿佛已被剥夺。说不定他的青春早就已经遗失了。他经常做白日梦，经常回想过往的时光，经常渴望着摆脱当前的处境，想象着自己在和平时期的生活，想象着现在已不可及甚至也不可望的简单日常，例如穿着刚擦亮的鞋子走在人行道上，或是与女性友人去咖啡厅喝茶。他经常想到女人。俘虏当中普遍弥漫着在性方面的很强挫折感。餐食很糟，分量也很少，所以他们随时都有挨饿的危险。
他现在身在哈特，这里是他待过的第三座战俘营。他们住在长形营房里，在炎热的夏日之下，闷热不已又满是苍蝇。在铁丝网围篱外，他们可以瞥见美丽的乡野田园，还可闻到刚割下的干草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意大利就位于远方地平线上的蓝绿色高山后方。摩内利发现烦闷无聊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今天和昨天或明天都没有任何不同。一早在阴暗的宿舍里被起床号吵醒，晚上必须接受夜间视察以确认灯火都已熄灭；而介于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则是毫无意义的生活，所有人都因不敢想象而不再思索未来——这样的生活只能单调乏味地依附着少数恒久不变而且令人受挫的回忆。
在相连的营房中，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在无穷无尽的长廊上，唯一的光线只来自屋顶上的天窗。在这里，有时候不免会遭到噩梦袭扰：梦里的我们都早已死亡，被埋在地底，只不过是一具具焦躁不安的尸体，从坟墓里爬出来，到放风场和其他死人短暂谈谈话。奥地利人强迫你和这些狱友朝夕相处，但你却忍不住痛恨他们；这个地方弥漫着人的臭味，五百名囚犯发出的恶心恶臭，一群饥饿又自负的家伙，一具具二十岁的躯壳，只能过着自慰与无所事事的生活。我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们优越，尽管我偶尔能够写出一两句智慧之言，尽管与朋友热烈谈论过往的战役仍然能够为我注入生气，在日复一日的羞辱当中为我提供抚慰。
连我也学会了下棋；连我也偶尔会紧靠在铁丝网围篱的菱形网格上，借此表达我对路过的女子的欲求；连我也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将配发给自己的一公斤米投入到公共粮食库里，仿佛那是必要的义务奉献。谁晓得，说不定连我也终将自甘堕落，开始向狱友借阅那本色情书籍。
1918年7月16日，星期二
爱德华·穆斯利在布尔萨的高地上写下一首十四行诗
他的脑子里仿佛有两个人在争抢着空间。或者，这也许只不过是理性与感性之间那种寻常无奇的冲突。
他内心有一部分觉得战争已经到了转折点。德军在法国似乎已不可能再有所推进，而且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保加利亚，更遑论奥斯曼帝国）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厌战征象。穆斯利本身过得相当不错。在他的说服之下，奥斯曼军事法庭对于他被指控的逃亡未遂罪名做出了无罪判决！他之所以能够争取到这样的判决，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学校修习过法律，精通国际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被迫发起了绝地反击。现在，他又回到了布尔萨这座矿泉疗养小镇，置身于高阶军官俘虏之间，而且获准在受到严密监控的情况下钓鱼和观赏足球赛等。
他内心的另一部分则是充满了绝望，闷闷不乐地看着自己最好的年华在囚禁中一点一滴流逝。
今天，穆斯利再度前往浴场沐浴，也和往常一样由一名武装卫兵随行。今天天气很热，穆斯利颇感疲累，也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他们走上环绕着布尔萨的其中一座高地。景色很壮观，尤其是高耸的凯希什山。过了一会儿之后，穆斯利意识到自己无法在浴场关门之前抵达，于是在路旁坐了下来。他在那里写下一首十四行诗：
有一天，我在道路旁边找到了一棵树；
一条满布尘土，深为囚犯熟知的阴郁道路——
我的脑子屈从顺服，心中却满怀热血，
强烈抗拒着看守者的驱赶催促。
我对着“异国原野”合上疲惫的双眼，
那片原野从我身周一路延伸至星光的边缘。
在这多年的劳累当中稍事休息，借此
忘却——同时也窥见若干受到隐藏的美善。
不过，在天空的方向，布满深刻而古老的痕迹，
我看见奥林匹斯挺着厚实的肩膀高高耸立，
那些古往今来纵横交错的命运蹊径
系由上帝的指头画成，依循上天的旨意——
那些让人行走的轨迹，只有时间才能造成影响——
以供我们流泪之后的清明目光予以凝望。
“不过，”他后来反思自己一时有感而写下的这首诗，不禁坦承道，“这种时刻少之又少。”接着，他以自己在被俘期间学到的那种混杂了外来词的英文写道：“生存的压力，还有shikar（找寻）粮食与金钱的需求，以及对于生活琐事的整体bandobast（安排），都占据了许多心力。”
1918年7月26日，星期五
米歇尔·科尔代在巴黎一条刮着大风的街道上看女人
今天上午，科尔代乘坐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他按照往常的习惯，偷听着包厢里其他乘客的谈话。有个人说：“我们到处都在推进！”一名法国中尉在一个美国士兵面前举起当天早上的报纸——尽管他并不认识对方，而且对方可能也听不懂法语——指着头条标题的斗大字眼，说：“太棒了！”
一位平民绅士对于协约国取得的最新战果兴奋不已。德军在月中于马恩河上展开了另一波攻势，却因遭到协约国的坚决反攻而停滞不前。现在，敌军已经停止进攻，退回了那条恶名昭彰的河流对岸。德军企图以致命一击赢得战争的狂妄赌注已告失败。这点在所有人眼中都是明显可见，尤其是所有身穿平民服装的空谈战略家。德军的赌注仅仅在协约国的前线造成了若干凹痕——这些凹痕在地图上看起来颇为壮观，实际上却没什么效用。科尔代听到一位热心的绅士向一名略怀疑虑的上尉解说着前线出乎意料的新情势：
“我跟你说，现在就有八十万名士兵正在赶往那里。”那名上尉语带疑虑地反问：“你确定吗？”那人答道：“八十万，我向你保证。一个都不少。而且我们一定会把他们全部俘虏回来！”他仰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报纸头版的地图上比画着行动地点：“你看！那里……那里……还有那里！”那名上尉终于信服了。他说：“他们真的被彻底击垮了！他们一定痛恨不已！想想看他们的感受……”
在这同一天，米歇尔·科尔代听闻了一件事情：有一名妇女在战争开始之初被困在里尔的德军阵线后方，后来终于得以和她丈夫团聚。不过，她的丈夫听到她“赞许德军军官的行为颇有骑士风范”之后，便用一把剃刀杀了她。现在，那名丈夫已获得无罪释放。
这天稍晚，科尔代和一名朋友走在巴黎的一条街道上。风很大。他的朋友心情极佳，因为他早上刚收到在军中担任旗手的儿子所送来的好消息。此外，他的朋友又因为看见强风掀起路上女子的裙摆而更加兴致高昂。战争改变了一切，包括女性的时装。这些年来，在实用因素大过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下，女性的服装变得颜色比较低调，材质比较简单，剪裁也比较适合工作以及活跃的生活形态。而且，这种变化极为彻底，影响所及不仅在于外观部分，也包括了看不见的地方：战前那种装饰繁复奢华的内衣已然消失，取而代之以比较轻薄短小也比较简朴的品项，同样也是为了活跃的生活形态所设计。对于曲线的执迷——承继自19世纪，而且需要由约束活动的束身马甲所促成——已经不再流行。线条变得比较平直，裙子也从来没这么短过——而且材质的轻薄更是前所未见。街道上的女子在强风中必须努力抓紧裙子才能避免走光。科尔代和他朋友的前面走着一个年轻女子。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将她的裙子掀上腰间，科尔代的朋友因此露出满意的微笑。
1918年7月28日，星期日
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的儿童医院工作
他们尽力帮忙。婴儿一旦没有牛奶可以喝，他们就为婴儿喂食米饭、麦片粥或茶。真正的尿布一旦不够——这种情形经常发生——他们就使用一种用纸制成的新式尿布。这种纸制尿布不太好用——纸会粘在婴儿的皮肤上，护理人员帮他们脱下来的时候还会痛。
代用品，到处都是代用品。咖啡替代品、假铝金属、人造橡胶、纸绷带、木纽扣。创造力虽然令人惊艳，由此造成的产品却不是如此：荨麻纤维与纤维素制成的布；面粉混杂马铃薯、菜豆、豌豆、荞麦与甜栗做成的面包（烘焙好之后必须放个几天才能吃）；借着烘烤豌豆与黑麦再加上些许化学调味品而制成的可可；将米压实之后用羊脂煮成的肉（最后再加上一根由木头制成的假骨头）；用晒干的根茎与马铃薯皮做成的烟草；用木头制成的鞋底。政府核准许可了837种能够用来制作香肠的肉类代用品，还有511种的咖啡代用品。镍质硬币取代了铁币，锡锅取代了铁锅，锡屋顶取代了铜屋顶，1914年也被1918年所取代，只见所有物品都变得更薄、更不坚固，也更不实在。代用品：假冒的产品，假冒的世界。
艾尔芙莉德·库尔现在施奈德米尔的儿童医院里工作。她花了些时间才得以适应那里的工作，并且压抑着自己看见鲜血、脓汁、褥疮或满头的皮屑之时所感到的恶心反胃。院里的儿童几乎全都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不然就是患有因为营养不良而引起的疾病。（他们之所以饮食不足，一部分的原因是英国对德国的封锁相当成功，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几乎超出人力能及的战争活动，使得德国的农业与运输体系都不堪负荷。就算有粮食，也没有火车可供运输。）就某方面而言，这些儿童其实和前线的阵亡士兵一样是战争的受害者。包括因“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而命丧海底的那些儿童。德国的儿童死亡率在过去几年间已经增长了一倍。
许多幼儿都是由母亲送进来的——那些年轻士兵的妻子因为无以为继而不得不出此下策：
噢，这些小婴儿！瘦得剩下皮包骨。一个个挨饿的小家伙。看他们的眼睛有多么大！他们一旦哭起来，哭声也只是微弱的呜咽而已。有个小男孩注定活不了多久，他的脸看起来像是干瘪的木乃伊。医生为他注射食盐水。我俯身在他床上的时候，那个小不点儿就以一双大眼睛盯着我，看起来像是睿智老人的眼睛，可是他才六个月大而已。那双眼睛里明显存在着疑问，实际上应该说是谴责。
她只要有机会就会偷些真正的尿布，这样那个小男婴就不必穿那种一点儿都不舒服的纸制品。
艾尔芙莉德早上六点起床，一个小时后就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六点才结束。她的弟弟威里已经应召入伍，现在是空军里的二等兵。这时他还在接受训练。艾尔芙莉德在弟弟入伍之后和他见过面，觉得他穿着军服的模样很难看，而且头上还戴着一顶奇特的漆光帽。最糟的是他立正站好的模样，全身僵直不动，双手紧贴在裤子的接缝处，眼睛直盯盯地望着远方的某个点。威里看起来就像是艾尔芙莉德假扮冯·叶勒尼克中尉的模样，但这却是真的，比假扮的游戏好得多——同时也远远更加糟糕。艾尔芙莉德最近一次见到威里是在他的生日，在两个星期以前。威里在那次见面的时候对她说了两次：“一切都会陷入毁灭。”
1918年8月6日，星期二
帕尔·凯莱门在阿尔隆遇见几个美军战俘
他舒适地住在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物里，有自己专属的卧房、客厅和大门。这栋屋子看起来像是为了出租而兴建的公寓，但是谁会到比利时的这个地方来度假呢？为了表示合作与感激，奥匈帝国军方象征性地派遣了四个师以及几门著名的30.5厘米口径迫击炮前往西部战线。帕尔·凯莱门就是这四个师的其中一名成员。从弗留利到这里的火车旅程历时八天，横越伊松佐河周围那些可怕而且荒芜的战场，接着进入奥地利（“城市、文化、女人，但到处都呈现出战争的疲态”），穿越德国（他看见遭到猛烈轰炸而且充满恐慌的梅斯），经过卢森堡，越过比利时边境，最后抵达了阿尔隆这座小镇。火车驶入车站的时候，这座小镇正遭受猛烈炮击。他深感害怕。
阿尔隆已经被德军占领了四年，德国致力让这座小镇维持正常状态，但并不成功。商店、旅馆与餐厅都和以前一样照常营业，但任何人都可看出这里的生活一点儿都不寻常——甚至还不必提及最明显可见的征象：例如空袭时从天而降的炸弹以及长程大炮不停射击的炮弹，一视同仁地炸死了许多德国人与比利时人。首先，这座城镇在每天晚上八点准时陷入死寂，因为宵禁以普鲁士人的作风精准实施，灯火管制也彻底执行。这种做法与奥地利人那种充满魅力但缺乏效率的逍遥作风完全不同：纪律严明是这里的常态。此外，这里也几乎没有男人，除了老人与幼童，就是四处可见被充当苦力的俄军战俘。阿尔隆的男丁不是在比利时军队里服役，就是被送到德国或其他地区从事强制劳役。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占领区，德国人都设法充分剥削其经济价值。
按理说，这种情形对于热爱女人的凯莱门而言可谓正中下怀，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与比利时人之间有着一道无可克服的障碍。平民对于占领军毫无尊敬，也都尽可能避免与他们目光接触。不论占领军成员出于什么原因进行攀谈或者询问，当地居民都干脆假装听不懂，而且眼神和言行举止都充满了轻蔑反抗的姿态。在凯莱门所住的那栋屋子里，他为了稍微赢取女屋主的欢心，而试图向对方说明自己是匈牙利人，不是德国人，而且匈牙利人在历史上经常对抗德国人。不过，那名女屋主充耳不闻，故意假装听不懂。在阿尔隆镇上，凯莱门已经注意到“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孩”。前几天，他看见那名女孩站在一扇敞开的窗前，随即策马过去以法语和她交谈。不过，他还来不及开始与对方调情，就有个妇人冒了出来，而将那名女孩拉进屋里。后来，凯莱门才发现那名女孩是阿尔隆警察局长的女儿——而她的父亲遭到了德军监禁。
德军自从3月以来的第四波攻势在上个月中旬展开，这次在马恩河，但进展的状况似乎和先前的其他攻势相同：一开始取得迅速而且重大的成果，也对协约国造成惨重损失，于是德国的宣传机器随即利用醒目的头条标题以及响亮的教堂钟声宣扬战果；但接着推进的速度就逐渐缓慢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德国的运补跟不上，另一方面是因为协约国迅速集结后备部队以加强抵抗力道。美军参战所造成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这些生力军的作战方式非常轻率，简直可说是满不在乎，与近年来对军事战术获得的新洞见背道而驰，因此他们也遭遇了毫无必要的重大伤亡。不过，他们的众多兵力已经逐渐扭转了战争情势，尤其是德军的攻势原本即是希望在美军深度涉入这场战争之前率先达成决定性的战果。自从三天前，德军部队就都几乎退回了原点。
阿尔隆邻近的前线区块正是德军发动最新一波攻势的地点，奥匈部队的任务是增援德军前线。今天，凯莱门首度看见一小群美军战俘被人带着经过。他觉得那幕情景颇为令人丧气，而在日记里写道：
他们的身体状况好得惊人，他们的制服质量极佳，靴子与腰带等配件都使用了大量的皮革，而且他们即便遭到俘虏，眼神也仍然充满自信——我这才意识到这四年的战争对我们的部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同一天，哈维·库欣在日记里写道：
我因为一种尚不能确诊的疾病在床上躺了三天。我认为应该是西班牙流感——三日流感——随你叫它什么。我在蒂耶里堡玩乐了两天之后，搭着一辆敞篷道奇轿车在凌晨一点回到家里，浑身又湿又冷，而且还没有吃晚餐，然后才生了这场病。我仿佛突然老了，以致我们的司机只好搀扶我上楼——我不停颤抖又疲累不已……
1918年8月17日，星期六
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看着一个死去的婴儿
一个夏日夜晚。温热的天气。他死了——艾尔芙莉德最喜欢的那个六个月大的男婴。昨天，那个消瘦的男婴在她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把头搁在我的手臂上——和那骨瘦如柴的身躯相比，他的头显得超乎寻常的大——就这么死了，连发出个声响或叹息都没有。”
现在是凌晨三点，艾尔芙莉德打算再去看一眼他的遗体。他仍然躺在一张罩着蚊帐的床上，床已被推到比较凉爽的走廊上。她摘了些野花铺在那具瘦小的尸体周围，但效果不太好。“可惜的是，躺在那些花朵中间的他，看起来像是个已经死了几百年的远古侏儒。”
她站在那儿看着那具尸体，床上却突然传出一股隐隐约约的声音。那是一股模糊不清的微弱嗡鸣，听起来闷闷的，而且一会儿声大，一会儿声小，一下子又完全听不见。艾尔芙莉德一时困惑，不禁倾身向前。没错，那股声音是从床上传来的。该不会……她看了看，又听了听，从而惊恐地发现那股声音确实来自那个死去的男婴。可是他不可能死而复生啊，是不是？然而，那股声音又的确是来自他的胸中。艾尔芙莉德进一步向前俯身——没错，那股声音来自他半张的嘴里。他一定是想要呼吸。
艾尔芙莉德鼓起全身的勇气，抓住男婴的脸颊，强行扳开他的下颚，以便让他吸入更多空气。
但她随即吓得往后一缩，只见一只绿头大苍蝇从男婴的嘴里爬了出来。
艾尔芙莉德感到一阵恶心，立刻将那只苍蝇赶走了。
然后，她把蚊帐边缘再度塞进床垫底下——塞得很紧，非常紧。
1918年8月24日，星期六
哈维·库欣在萨兰莱班观察手部僵硬的症状
雨下了几乎一整天。上山的旅程漫长又辛苦，但这一切都非常值得。这里的视野令人屏息，还有底下那片完全没有遭到战争波及的景色也是。库欣是前往参观第42号神经医学站的一支小型代表团的成员。这座医学站设置于萨兰莱班一座古老的山上堡垒中，位于贝桑松以南。
库欣来到这里纯粹是出于职业目的。军方设有许多神经医院，第42号神经医学站专精于一种特殊的大脑疾病——这种大脑疾病会导致手部僵硬与跛足。库欣对于手部僵硬的症状特别感兴趣。军医都很熟悉这种现象：病患的双手仿佛僵锁于一种恒久的痉挛当中，一再朝着前臂扭曲成看似不可能的姿势。这是一种肌肉的拗折，但几乎不会对受影响的肢体造成什么生理伤害。这种病人的双手可以说是“冻结”了。库欣对于各种变异症状深感惊讶，法国医生甚至已为这些症状做出分类：助产手、斗篷手、握拳手，等等。
这种疾病经常在长期包扎绷带或接受牵引治疗之后发生，但另一种肇病因素也得到了大量确认。这种病症经常出现于曾在战场上受过轻伤——通常是微不足道的小伤——却生怕再度被送回前线的士兵身上。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的大脑似乎无视伤势的轻微，而放大了伤势的影响。
这种病症的治疗纯粹采用心理疗法，主导者是一位名叫布瓦索的上尉。他的医术非常精湛。库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治疗一名刚被送进来的“自致畸形”的士兵，只见他单纯凭借话语就慢慢诱导了那名病患摆脱他的畸形病症。有一间病房展示着先前的病患所使用过的手杖、撑拐、束腰以及双角规形夹。
这种疗法无法保证一定成功。在山脚下的村庄里，有一座收容出院病患的营房。他们在那里会被分成三组：一是完全康复，适合返回前线服役；二是状况不明的病例；三是永久病患。库欣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看着第一组病患全副武装行军而过。一名法国神经学家注意到其中一人有病况复发的现象，于是那人随即被叫出列，以便被送回第42号神经医学站。那名士兵在那里必须先经过三天的隔离，然后再次接受治疗：“由一人的心智努力掌控另一人竭力抗拒的心智。”
他们在大雨中开车返回贝桑松。后来，他们的一名导游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1918年9月1日，星期日
威利·科庞因为感冒而卧病在床
8月的炎热已经过去了。这是平淡无事的一个月。威利·科庞又增添了六笔击落记录，全是德军观测气球——这是他专精的攻击目标。（自从这一年开始以来，他已经击落了二十七个目标。）他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因为他曾经数度在返回基地之后，发现自己的飞机被子弹与炮弹碎片打出许多洞。那些破洞都由白色补丁修补，在他那架昂里奥飞机俗丽的淡蓝色机身上显得相当醒目。才一个星期前，他还差点被一架偷偷跟在他后面的德军战机击落。
这一切的经历令科庞处于一种略显怪异的心态中。8月10日上午，他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击落了三颗气球：
在飞行期间，成功击落目标并脱险的感觉，都令人深感兴奋。不过，我一旦降落地面，回到我的中队里，刚刚还令我深感振奋的战斗就随即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喜悦退潮，疲乏与厌倦又涌了上来。
除了飞行以外，他们平日的生活则是充满了青春的躁动。他和其他飞行员总是四处找乐子——举行派对，去餐厅和戏院，到他们在机场上自建的球场打网球，以及想出各种恶作剧的点子。最近的一次是拨电话到其他中队，向接电话的人谎称阿尔贝国王即将前来视察。
今天，科庞因为感冒而卧病在床。这种情形很不寻常，因为他们经常待在高空的清新空气中，似乎使得他们拥有更强的抵抗力，而不易染上小病。他读着父亲寄来的一封信——他的父亲仍然身在被德军占领的布鲁塞尔。科庞写道：
这封信仍是以我们常用的那种具有高度创意的文字写成。不过，我从字里行间可以察知，他已听闻了我最近攻打可恨的敌人所取得的成果。不过，在他提醒我要小心的一句话里，我也察觉到他担心我会因太过冒险而乐极生悲。这样的担忧虽是发乎自然，但会不会也是某种不祥的预感呢？
1918年9月10日，星期二
艾尔芙莉德·库尔读着母亲写来的信
秋天来临了。大多数的路灯都因为天然气短缺而没有点亮。他们的马铃薯吃完了。艾尔芙莉德的祖母感染了当前正在流行的流感，因此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沙发上。他们一名邻居的兄弟刚截去了一条腿。艾尔芙莉德的弟弟在军队里被任命为职员，艾尔芙莉德则赐死了她的假扮人物冯·叶勒尼克中尉，原因是她认为自己现在已经长大，不适合再玩那种游戏。（她和格蕾特尔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冯·叶勒尼克中尉庄严地躺着，胸前别着硬纸板做成的铁十字勋章，她们还哼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为典礼伴奏，最后并且由艾尔芙莉德吹胀三个纸袋再将它们击破作为最后的致敬礼。格蕾特尔哭得无法自已。）
今天，艾尔芙莉德收到母亲寄来的信，收信人是她和她弟弟：
孩子们，今年秋天让我很沮丧。大雨下个不停，真是冷极了。而且，你们相信吗？——我的煤炭配给卡竟然弄丢了。我明天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联络煤炭商。幸好他喜欢我，不会对我见死不救。办公室里那种摧残心灵的工作让我感到厌烦不已，我渴望自由和音乐。可是，在当前的状况下，谁会想要学音乐？如果不是可靠的拉普小姐固定在晚上过来上课，钢琴根本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看着那些空无一人的练琴室，不禁让我内心感到一阵恐惧。在柏林，所有人都呼吁着和平，但届时会是什么样的和平？那样的和平真的令人期待吗？我们如果战败，就会失去一切。我们那些英勇的士兵！亲爱的吉尔，亲爱的皮特，为可怜的德国祈福吧！这么多的鲜血绝对不能白流！
这段期间，弗朗茨·卡夫卡暂时待在位于格拉斯北方的图尔瑙镇。初夏，他从妹妹的农庄搬回布拉格，结核病显然已经痊愈。他重新回到劳保局的工作岗位。劳保局就像王国里这一整片区域的缩影，受到捷克人与说德语者之间斗争的影响；大多数人也了解，捷克人占人口的大多数，终将获得胜利。劳保局还能继续存在吗？奥匈帝国还能继续存在吗？身为犹太人，卡夫卡努力置身事外，保持旁观者的立场，研读希伯来文，梦想在战后能移民到巴勒斯坦。好友费利克斯·威尔齐的姐姐打算来图尔瑙镇拜访他。他写信给费利克斯：
亲爱的费利克斯：这就是和最讲理的夫人讨论的结果，还有我个人的经验。这一带实在很难找到什么好看的景点。旅馆不是已经歇业，就是即将歇业；还有些旅馆一直传出要开业的风声，但就是不开始营业。假如你姐姐真想在秋冬二季来访，那真是例外中的例外。（假如不是因为个人关系，几乎没人会主动到这儿来的。）此外，还在营业的少数旅馆，它们的设备、条件都很糟，没有煤可以烧；不过在图尔瑙镇上多少还是有点物资。
1918年10月14日，星期一
威利·科庞在托尔豪特上空受伤
科庞如果知道自己必须参与黎明的巡逻任务，前一晚一定会早点睡觉。他在午夜时分骑着摩托车回到宿舍，灯火都已熄灭，四周一片寂静。他凭着火柴的亮光阅读了次日的命令，才意识到自己必须起床的时间比原本预期的早了太多。
现在是清晨五点，他顶多只睡了四个小时。科庞知道他们为什么必须这么早起床：比利时军队要在今天早上发动攻势，以便对处境已经相当紧迫的德军施加更多压力。决定性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问题是今天乌云密布，又起雾了。飞机已经从罩着绿色防水布的机库里拖了出来，但在黑暗里几乎看不见。天色不够亮，他们还不能起飞，至少目前还不能。所以，他们只能耐心等待。
五点半，位于他们东方的大炮纷纷开火，炮口的闪光融入于日出不久的红色雾霾里。科庞在这个前线区块从来没听过这么猛烈的炮火。他对身边的战友说：“战争会不会就要结束了？”
一名参谋官在五点三十五分走到他们面前，称前线来了一通紧急电话——他们必须击落托尔豪特的观测气球。比利时的大炮遭到了非常准确的反炮击，指引德军炮火的观察员几乎可以确定就身在敌军阵线后方那颗飘浮于空中的香肠形观测气球上。各国军队都采用这种由钢索系住并装有篮子的气球，可供上面的一名或两名观察员透过电话将他们的观察结果通知地面的部队。这种观测气球是备受炮兵喜爱的助手，但却深受步兵痛恨，对于空军飞行员而言则是个诱人但不免危险的攻击目标。这些“香肠”都由众多高射炮台保护，而且这种充满氢气的囊袋其实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着火。要击落这种气球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必须使用特殊武器，例如燃烧弹或火箭。但即便如此，也不表示一定能够成功。
五点四十分，科庞驾着他那架满是补丁的淡蓝色昂里奥飞机起飞。他的僚机飞行员是个新人，名叫艾蒂安·阿热。位于900米高空的云层毫无缝隙，科庞与阿热都飞在云层下方100米处。太阳虽已升起，阳光却才刚开始穿透灰色的十月雾霾。他们两人因此只能在灰暗的天空中朝着前线飞去。
他们飞近战壕线之时，科庞发现他们必须对付的气球不只有一颗，而是两颗。其中一颗正如预期的悬浮在托尔豪特上空约500米处，但另一颗则是升起于普拉特—博斯上空——那颗气球虽已飘浮至600米的高度，但还在继续上升。科庞依据过往的经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应该先击落高度较低的气球，因为这些“香肠”只要一受到攻击，地面上的人员就会开始用绞盘将其拉下；尤其现在德军都已改用机械绞盘，因此下拉的速度相当快。此外，观测气球一旦降到一定的高度以下，高射炮即可轻易击中来机——如此一来，继续执行攻击行动无异于自杀。（举例而言，英军飞行员通常不会攻击高度在300米以下的“香肠”。）
不过，阿热却欠缺经验又满腔热血。科庞朝着托尔豪特的气球飞去，但阿热飞在他前面，迫使他只能先攻击普拉特—博斯上空那个比较高的气球。阿热依样行事，于是托尔豪特上空的气球暂且先被他们放过了。
六点，科庞首度开火。他看见气球的表面已经着火，于是开始转向第二颗气球。不过，火焰在这阴冷潮湿的天气下扩散得颇为缓慢，以致阿热没有看见那颗气球已经着火，而再次回头加以攻击。科庞陷入犹豫，不确定该怎么办。他看见托尔豪特上空的气球已经开始下降，而且他的眼角又瞥见了几架来路不明的飞机。那些飞机有可能是敌机。他不能丢下阿热不管，于是掉头回去，正好看见普拉特—博斯上空的那颗气球化成一团火球，然后旋转着掉落地面。
这时候，他们两人终于共同转向托尔豪特上空的气球。
那颗气球下降的速度相当快，等到他们接近的时候，高度已经低于300米了。
尽管如此，科庞仍然从一大团不停爆炸的高射炮弹以及来回扫射的曳光弹之间飞越而过。他飞得极低，以致机枪的“邪恶吠叫声”都清楚可闻——这种声音通常会被飞机的引擎声所掩盖。
几秒钟后，在六点○五分，他已接近能够开火的距离。不一会儿，他觉得左腿受到一记重击，接着一阵剧痛传遍全身。那股疼痛过于强烈，他不由自主地踢出右腿，而将右方向舵踏板踩到底，导致飞机向下旋转俯冲。只见天与地不停旋转，同时他的手又因一阵痉挛而扣住操纵杆上的扳机，于是子弹便从不停翻转的飞机上扫射而出。
腿部的疼痛稍微缓和了下来，于是科庞用尽全力止住飞机的旋转。他的左腿已经不听使唤，只是一动不动地瘫着，而且他可以感觉到腿上不断有鲜血涌出。（他后来才知道是一颗曳光弹射穿了驾驶舱的底部，击中他左腿的下半部，扯裂肌肉，也削断了胫骨与动脉。）不过，他还是可以利用右脚控制方向舵，因为左右方向舵的踏板彼此相连。
现在，科庞的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第一，他必须回到己方的阵线——他可不想被俘；第二，他绝对不能失去意识，否则飞机就会坠毁。
尽管因为疼痛与失血而晕眩昏沉，他还是把护目镜与皮质飞行帽扯了下来，塞进夹克里。接着，他解下裹在脸上用来防寒的丝巾。他现在正需要冷，冷能够让他保持清醒。
这么做确实有效。
飞越比利时阵线之后，他迫降在道路旁边的一小片原野上。士兵冲过来帮忙。他们非常热心，为了将他从满是血污的驾驶舱内救出来，他们简直把飞机拆成了碎片。
科庞和两名伤兵一同被救护车送到德帕内的医院。在失血过多以及深受疼痛折磨的虚弱状态下，他觉得在救护车上的这段颠簸路程仿佛永无尽头。他很熟悉这条路，因为他和朋友曾经无数次为了到德帕内找乐子而往返于这条路上。他躺在没有窗户的救护车后车厢里，试图判断他们身在何处，并且预测着路程还有多长。
十点十五分，救护车在海洋医院门外停了下来，他听到司机高声喊着著名飞行员威利·科庞生命垂危。他被人用担架抬进医院里。在等待医生的时候，他坐了起来，勉强脱下皮夹克。那是他最后记得的事情。
他陷入了一阵昏迷之后，发烧加之乙醚及氯仿麻醉剂的功效，他只记得一幅幅犹如飘浮在梦中的影像：手术室与身穿白袍的医生；一个高瘦的身影俯下身来，在他的胸口别上一面勋章；一个人拔剑向他致意，然后大声念出一份公报的内容。此外，还有口渴的感觉——失血之后必然会伴随而来的口渴。
事后，他惊恐地回忆起“那些可怕的日子以及无穷无尽的夜晚”。即便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医生还是不确定他是否活得下来。他的左腿已经无法医治，必须截肢。
我的整体状况不断恶化，勇气也随之衰退。我已无力坚持。每天在手术台上接受麻醉，逐渐消磨了我的身心，以致我尽管获得细心照料，却还是沦为一个精神耗竭的废人。
他有时候会陷入严重抑郁，“可怕得无法言喻”，尤其是在夜里。
这天，弗朗茨·卡夫卡一如往常地待在布拉格。他继续在劳保局工作，他正是当初提议在伦布尔克兴建军人精神病院的发起者之一；现在，他仍为此四处奔走。他的努力受到外界关注，这个月甚至有人提议颁发奖章给他。同时，他也在布拉格西北部的特洛伊区花费大量时间从事果树园艺学会的园艺工作，和好友马克斯·布洛德边漫步边讨论战事的进展，并分享共同学习希伯来文的心得。就在这天晚上，卡夫卡发病了：发烧到四十度以上，且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咳嗽剧烈。全城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染上同一种疾病——西班牙流感。
1918年10月15日，星期二
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佩罗讷镇外昏倒
这趟火车旅途很不愉快，他一直都觉得寒冷极了，就算盖着毯子也没有用。除此之外，他还头痛欲裂，而且就算偶尔得以小睡一会儿，脑子里也还是充满了“古怪的梦魇”。
波拉德正在赶赴前线的途中。他想要“再次感受‘超越极限’的兴奋刺激”。他这么告诉着自己。德军已展开全线撤退，战争似乎即将结束。不过，不只是战斗的刺激吸引着他到前线去——受自尊心的驱使，他觉得自己必须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身在前线。
这一年，他都在前线后方执行各式各样的任务，最近一次的任务是从行李搬运队伍以及后方的许多非战斗军人当中挑选出能够上场作战的士兵。战壕里的每一个士兵背后都有其他十五名左右的军人提供各种支持，比如为前线士兵运补粮食与弹药。不过，英军的伤亡极为惨重，以致前线的人员短缺现象已变得相当严重。（法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法国军方被迫降低征兵年龄，而行伍当中多了许多十七岁的男孩。）被挑中且必须由波拉德加以训练的人员，只能极不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命运：这些人中，有轻微残疾的人士，甚至还有来自监狱的罪犯——他的部下至少有十一名被定罪的杀人犯。波拉德对纪律要求非常严格，也是一位极为严厉的操练官。他身上的制服是专门订制的。
他所属的单位即将再度开赴前线的消息传来之后，波拉德随即请求辞卸自己在训练营里的职务，因此他现在搭乘驶向佩罗讷的火车，预计到了那里之后能够与营里的人员碰头。他冷得不停发抖，也仍然深受模糊混乱的梦魇所苦。
午夜过后几个小时，他在佩罗讷下了车。这是个寒冷而且满天星斗的夜晚。没有人到车站来接他，因此他留下勤务兵看守行李。镇上空无一人，一片死寂又漆黑无光，感觉仿佛是一座废弃的城镇。奥地利部队夺回这座城镇才不过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波拉德走出镇外，朝着东方前进，利用星星判别方位。照着这个方向走，他迟早会抵达前线，届时就有人能够告诉他，他的营驻扎于何处。
波拉德的脚步愈来愈蹒跚。他不慎跌倒在地，花了好一番力气才爬起来。他病了。他染上了在欧洲各地——实际上是全世界各地——已经传染了许多人的流感。这种疾病源自南非，却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黑夜中，道路愈来愈窄了，抑或说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他正在打他个人的最后一仗：在这场仗里，一方是愈来愈衰弱的身体，另一方则是不肯接受这个事实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巨大的风险以及不利的情势。波拉德发烧的脑子里充满了“奇怪的幻想”。
他再度跌倒，这次他努力爬起来的时候，却“跌入了一道深渊”。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自己往下跌落，而且永无止尽。
1918年10月26日，星期六
爱德华·穆斯利目睹君士坦丁堡遭到轰炸
穆斯利在下午两点左右听到爆炸声。是轰炸机。他和那间大医院里的其他人一起冲到外面，以便看个清楚。天空一片湛蓝，七架速度极快的飞机飞至君士坦丁堡上空，后面跟着一朵朵高射炮弹爆炸产生的烟雾。那些飞机四处投掷炸弹，城里众多的屋顶、尖塔与高塔陆续冒出白烟。穆斯利幸灾乐祸地发现战争部似乎也被击中。
那群飞机以整齐的队形转了个弯（令他联想到成群结队飞行的猎禽），飞越金角湾，朝着贝伊奥卢而去，对加拉塔大桥与德国大使馆投掷了几颗炸弹，然后又转了个弯，向着正位于医院隔壁的火车总站俯冲而下。架设于附近一座花园里的机关枪开火射击，刺耳的嗒嗒声与远方的高射炮火声混为一团。又有几颗炸弹落了下来，其中一颗击中了一座营房。
高射炮弹产生的烟雾持续尾随着那群飞机，但都没有击中目标。最后，高射炮终于停止射击，烟雾于是逐渐被风吹散。一架奥斯曼战机起飞迎击那群入侵者。几个站在穆斯利身边的土耳其人显然自豪地指向那架独自迎敌的战机。七架来袭的敌机有两架脱队飞向那架土耳其战机。湛蓝的高空上传来机枪的嗒嗒声。几秒钟后，那架战机就旋转着坠落地面。七架敌机接着便消失于西方。
几个小时后，穆斯利得知了这场空袭的结果。就物质损失而言，这场空袭造成的损害微不足道。据说有一名土耳其上校丧生。不过，士气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除了炸弹之外，那七架飞机还撒下传单，详细叙述了交战各方的得失。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这场空袭彻底粉碎了那种自认君士坦丁堡绝不可能遭到攻打的心态。整座城市都陷入了震惊当中。穆斯利在日记里写道：
只要体认到土耳其官方在经历多次危机之后想要持续参战的意愿有多么低，土耳其乡下地区有多么无意参战，以及这个国家有多么不愿为了德国继续打这场仗，我们即可了解空投传单与空袭如何能够使得他们认清这场战争的意义。
他后来听说这场空袭掀起的怒火，并不是指向发动攻击的英国，而是指向德国。贝伊奥卢有德国人遭到袭击，愤怒的妇女还拿刀威胁德国军官。
这一天，罗伯特·穆齐尔病倒了，发着高烧，猛打寒战。（这不会是西班牙流感吧？）接下来这几天，他躺在夫妻俩位于佛罗利安街的小公寓内。他只能从报上读到即将发生且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1918年10月30日，星期三
哈维·库欣在普里耶听到一名年轻上尉述说自己的经历
困扰库欣的病症一直纠缠不去。十天前，他自行入院接受治疗，尽管明知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却还是满腔的不情愿。库欣头昏眼花，难以行走，甚至连扣纽扣都有困难。在普里耶经过住院治疗，他现在已慢慢康复了。他在医院里打发时间的方式，包括阅读小说、睡觉、赶苍蝇以及用小火炉烤吐司。
他的身体虽然还是不太听他使唤，头脑却敏锐如常，而且他身为专业人士的个性，也令他对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走廊上有一名病患是个年轻的上尉，和他同为美国人，库欣已经能听得懂他结结巴巴的话语，也辨别得出他那蹒跚抽搐的脚步声。这名年轻上尉据说患上了某种炮弹休克症。在普里耶治疗库欣的医生知道库欣对这种疾病有兴趣，于是允许他在自己诊疗这名病患的时候在旁聆听。
今天，这两位医生与这名说话口吃的年轻上尉进行了最后一次面谈，事后库欣在他的日记里概述了这一病例。
代号为“B”的这名病患，年方二十四岁，是个相貌端正的金发年轻人，中等身高，体格壮硕，曾是美式足球运动员。B不喝酒也不抽烟，并且出身良好。他自从1911年以来就一直是美国国民警卫队的队员，在1916年的美墨战争期间派驻于边界，1917年入伍服役，八个月后晋升为少尉，后来在1918年5月随着第四十七步兵团抵达法国。
B从前线的一所军医院被转至普里耶治疗他严重的身心症。除了一些小伤之外（包括芥子气造成的灼伤），他在1918年8月1日离开前线的时候基本上并没有身体上的伤痛，但他却有严重的视力与运动失调现象。B坚称他自己需要的只是休息，以致必须略施强制力才得以将他送至医院。B抵达普里耶的时候已经丧失了视力，也几乎无法行走。
身为刚抵达法国的新进人员，B因此被派往前线若干部队观察并累积经验，所以很快就涉入了战斗。他在1918年5月参与了英军在索姆河上的撤退行动；在6月初也跟着海军陆战队在贝洛森林接受战火洗礼；在7月中旬更跟着法国部队抵抗德军反复不断的进攻。
他在7月底随自己所属的军团搭乘卡车前往兰斯以西的前线，也就是法军和美军发动反攻的地方——他的这个军团就像救火队一样，只要哪里攻势进展不顺就派往哪里提供支援。7月26日夜里，他们搭车穿越一片充满毒气的树林，然后在清晨的时候下车参与一场已经展开的攻击行动。由于B只是一名中尉，所以对进攻计划一无所知。这是他所属的部队第一次真正上场作战，结果他们还没抵达开阔的原野就遭到了猛烈攻击。他们的中校与一名少校都受了重伤，另一名少校以及B的上尉也在不久之后阵亡，于是B突然间成了营里最高阶的军官。
在这个混乱的情况下，一位B不认识的将军“从某个地方冒了出来”，指着他说：“你必须渡过那条大河，攻下一座名叫塞尔吉的城镇。”他们整营的人员都因为前一夜的行军而深感疲惫，也被敌军的猛烈火力吓得惊惧不已。不过，B还是迅速整队开拔。他们在德军的猛烈炮火下穿越一片麦秆及腰的麦田，渡过那条大河（实际上只比溪流宽一点），然后进入了塞尔吉。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就驱除了镇上的敌军。后来，他们遭遇一场极度猛烈的预先弹幕炮击，接着德军步兵发动了反攻。
战事就这么持续进行，进攻与反攻不断交替，这座小镇在五天内即易手了九次。B率领的营一次又一次被驱出城镇，退至那条小河边，他于是挑选了河边的一间小磨坊当成指挥总部兼急救站。他们一次又一次发动反攻并夺回塞尔吉。他们加入这场战役的时候原本有927名士兵与23名军官，但到了第五天结束之际，只剩下18名士兵与1名军官——其他人全部非死即伤。库欣指出：
B坦承自己已觉得受够了。他先是扮演防毒气军官的角色，因为许多士兵都遭受严重灼伤，而且所有人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毒气的伤害。接着，他又扮演情报官的角色——换句话说，就是跑腿的传令官，白天必须传递一至两次的信息，夜里则是两到三次，而且总是必须穿越空旷的原野——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拉到第一六八军团的电话线总是立刻就被炸断了，而且第一六八军团指挥所也没有人看得懂火急文电；他们与后方完全断了通信。此外，他还扮演医生的角色，总是冒着炮火引导人员将伤兵送回磨坊；他曾亲自做过两次腿部截肢手术，使用的工具是厨刀以及在磨坊里找到的一把旧锯子。有一夜，他们利用简易担架运回了83名伤兵。
在平静的夜晚，他们不得不在敌我双方阵亡将士的身上找寻些食物与弹药。他们一度只剩下20发子弹，而且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使用德国佬的步枪与弹药，还有德国佬的“马铃薯捣碎器”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一开始造成了许多伤亡，原因是其引爆时间仅为三至四秒，不像我们的手榴弹是四至五秒。每当他们找到德国佬的食物，东西总是相当不错：香肠与面包，还有阿根廷罐头牛肉。
最不疲累的人员还必须用于运送伤兵，因为这是一件极费力气的工作，必须拉着伤兵的一只脚或两只脚拖着走，就看那个伤兵还剩几只脚。许多身上受了三四处伤的士兵仍然在坚持作战——实际上是不得不如此——而且一名健全的士兵经常搭配一名受伤的士兵共同作战，后者就算站不起来，也还是能够多为一把枪装填子弹。他们唯一的防护，就是躲在弹坑里。
在那些日子里，B首次看见一个炮弹休克症的病例，尽管他当时还不明白那个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以为他是胆小。每次有炮弹落在附近，那个人就会冲进掩蔽处，全身颤抖不已。不过，他总是会回到岗位上继续工作。他只是对爆炸无法忍受而已。他们全都被几乎持续不断的炮火吓得紧张不安——高爆弹与不同种类的毒气交替而来。许多仍然坚持战斗的士兵都被芥子气灼伤了。
不过，几乎算得上最糟的是一种“烂洋梨”毒气，一吸入就会导致他们在防毒面具里打喷嚏，而且经常还会呕吐，以致他们必须把防毒面具丢掉，赌赌自己的运气。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受到毒气影响，所以枪法也因为流泪而变得极为不准。
星期一，一块高爆弹的碎片击中B的钢盔，使他深受惊吓——就像是被投手投出的棒球击中太阳穴一样。士兵经常误以为自己受了伤——也许是感觉腿部受到重击，也看见鲜血与布料上的破口，但脱下裤子之后却发现只有瘀青，鲜血是从身旁战友的伤口上沾到的。
这名病患对库欣及他的同事说，在星期三日落时分，终于有部队来接替他们。尽管他们在六天的时间里都没怎么睡，却还是被迫行军一整夜，直到第二天的午餐时间才得以停下来。接着，他们获得热食供应，然后一个心怀同情的中校强迫大家躺下来睡觉。
B却没得休息。他发现自己遗失了电码簿，于是借了一辆摩托车骑回塞尔吉。在那里，他在自己的制服外套里找到了电码簿——他先前把自己的制服外套折起来给一名伤兵当作枕头。那名伤兵已经死了，但电码簿还在外套里。B正准备离开，却在河岸上发现一个没有被带走的伤兵。他试图把那人背过河，却遭到了敌军攻击。那名伤兵被打成蜂窝，B本身也遭到一记重击。在晕头转向的情况下，他找到自己的摩托车，随即冒着敌人的炮火骑车离开。
他回来之后，其他人立刻就注意到有些不对劲。B浑身颤抖不已，讲话结结巴巴，甚至连坐下来都有困难。别人给他喝了些威士忌，又对他泼了些冰水，但是都没有用。B觉得身体极不舒服，一再呕吐，头痛欲裂，耳朵里不断听到呼啸声，又觉得晕眩不已，眼前开始浮现一片黄色的薄雾。他不敢睡觉，因为他认定自己醒来之后眼睛就会瞎掉。在那之后，他的记忆就变得一片混乱。
在谈话结束前，他们问B现在觉得怎么样：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梦——也不是真的梦，而是在寻常的谈话当中，我的眼前就会突然冒出被我用刺刀刺死的德国佬，脸上的表情痛苦不已，喉咙还不断发出可怕的咕噜声；不然就是看见一个被我们的弟兄用大砍刀从后颈砍下去的敌人，他的头滚到地上，血高高喷上空中，然后身体才倒下去。还有那些恐怖的味道！你们知道吗，我不敢看餐桌上的肉，而且我们这里窗户底下的那家肉贩也让我觉得很懊恼。不过，我每天都在努力适应。”
这名病患想要回到前线参与最终的大攻势，但他目前的状况根本不适合这样做。库欣写下了这位二十四岁上尉的诊断结果：“值勤期间罹患的精神官能症。”
1918年11月2日，星期六
罗伯特·穆齐尔目睹维也纳爆发革命
他在现场瞥见的，无疑就是革命的征兆：示威、集会、罢工、口号、旗帜、传单、谣言、手足无措。毫无疑问，古老的帝国将四分五裂。这一点，任谁都能发现。就在五天前，捷克共和国在布拉格建立了。四天前，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宣布：他们的国土从今天起将纳入塞尔维亚王国。三天前，还建立了“德属奥地利临时国民议会”。两天前，布达佩斯爆发革命。昨天，风暴终于延烧到维也纳。
穆齐尔认识其中一位当地的革命运动领导人，就是埃贡·埃尔温·基希，也是穆齐尔先前在“战争新闻通讯社”的下属。他打量着基希，再打量眼前这场革命，心中陡然升起了怀疑：
“你是特地来监视我的吗？”今天红色卫队在德意志帝国广场集会以前，他就这样问我妻子。“今晚，我就能指挥四千支步枪了！会流很多血！”他边说，脸上边流露出看似真挚的忏悔表情。（他在四周前还宣称：前线每多一个战死者，就多一分罪孽！）
他认为自己不吃不睡已经四十八小时（不过有人发现他在咖啡厅用餐）。他非常粗鲁、暴躁，讲话一点儿都不合逻辑，也不连贯。W也站在他那边。这两天来，他变得苍白、憔悴，也相当粗鲁。他显然完全把持不住自己，还以为自己正在鼓舞他人，参与一场宁静的政变。他有天才般的喜感。相反的，K则展现出歇斯底里的特质。他不计一切代价，要使自己置身于国家大事与风暴的中心。表现主义的精神。（不过，对剧场表演艺术的由衷喜爱，恐怕还是扮演历史角色的先决条件之一。）
示威、集会、罢工、口号、旗帜、传单、谣言、手足无措。不过，第一枪还没打响。穆齐尔的高烧已经消退，不是西班牙流感。今年秋天真是异常多雨，不过不算太冷。天空乌云密布，圆环路两旁干枯、毫无枝叶的树下，红旗清晰可见。
1918年11月3日，星期日
帕尔·凯莱门听闻匈牙利废止审查制度
这是个极好的征兆。他正坐在阿尔隆的军官餐厅吃午餐，后勤部队的一名军官突然冲了进来，眼中流露出恐慌的神色。布达佩斯的官方审查制度显然已经废止，现在报纸可以自由报道任何消息！他们拿到了刚寄来的最新报纸，发现头版的报道以斗大字体要求匈牙利部队应当立刻收兵返国。“不要继续在其他国家的土地上为了其他国家的目标而流血。”
师长立刻下令所有信件都必须受到检查，报纸也全部没收。新闻报道很可能导致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士气彻底崩垮。命令一下达就立刻严厉执行。邮件一律受到仔细检查，报纸也全部消失无踪。
军官紧张地观察着是否有那则报道在士兵之间流传的征象，但整个下午只有少数几件“微小事件”。尽管如此，傍晚却出现了几份报纸——没有人知道那些报纸来自何处，又是怎么来的——报纸已在营房里被传阅。“凭着烛光吃力地对别人念出报道内容，四处的士兵与士官满口谈论的都是那些报纸所报道的消息。”
1918年11月4日，星期一
理查德·施通普夫与威廉港的五个关键时刻
空气中的秋意，阴灰的天气。他穿上军礼服来纪念这一天，然后就和其他船员展开了示威活动。就军官的态度来看，水兵很有可能在这场示威活动中获得胜利。众人的心态已经出现了决定性的变化。帝德时期过往的那种自信已然烟消云散，身居上位者都显得茫然困惑、别扭又沮丧。经过一场几乎只算得上是象征性的蹩脚抗议活动之后，船员就随即获准下船。“我没办法阻止你们。”大副温顺地对施通普夫说。
一周前，整支公海舰队原本准备出海完成最后一次英勇的作战行动，但舰队中的几艘船上却发生了士兵哗变。理查德·施通普夫认为自己知道士兵哗变发生的原因：“多年来的不公义转变为一股爆炸性的巨大力量，现在终于爆发了。”拒绝服从命令已经成为日常现象。才一个星期前，最高指挥官鲁登道夫卸下了职务，而且谣传说德皇威廉也将在不久之后跟着逊位。一艘船上有一名中尉遭到杀害。
德国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失望、愤怒与挫折情绪。这不只是大众对于种种不公义的现象以及战争、物价高涨与粮食短缺深感厌倦所造成的结果，也是德国官方的宣传一再颇为成功地掩饰问题并且提高众人的期望所导致的情形。大众的期望愈高，后来自然跌得愈重，而且是太过沉重。在1914年那个美丽的夏季期间，社会舆论任凭本身被炒作出一种狂热的情绪，以致“生活中的所有处境都被彻底转变，而幻化成一种英勇的悲剧，一种对抗邪恶势力的奋战，超越凡俗，近乎神圣”。也就是说在这几年来，除了德国大获全胜之外，其他任何结局都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在彻底幻灭的情况下，舆论于是摆荡至相反的极端，变得阴郁灰暗而且尖酸刻薄。
施通普夫仍然一如往常，觉得左右为难。他认为德国打输这场战争是很可惜的事情，但话说回来，德国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他欣然接受清算之日的来临，但是当初最热切支持主战强人的那些人士，现在竟然反过头来严词谴责他们，实在令他颇感错乱。他的幸灾乐祸当中也许带有些微的内疚。当前的情势深具戏剧张力，而且还愈演愈烈，但他自己却异常地无动于衷：“我身处于这一切当中，内心却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触。”
大批军人沿着码头走向由武装水兵守卫的军营。接下来会怎么样？
示威群众走近之时，军营的武装士兵纷纷以欢呼喝彩声迎接他们。四面八方不断有人涌入，人数一再增加的示威队伍也继续前进。该怎么办呢？不时有人停下脚步，试图拦住队伍，试图对所有人发言，并且设法做出决定。四周满是一片纷杂混乱的景象。最后，他们终于同意走向公海舰队的旗舰“巴登”号，设法说服那艘船的船员加入他们的行列。
当天的第一个关键时刻就在这时发生：
那艘船的船长与示威群众的几个代表爆发了口角。他们争取的对象是“巴登”号的船员，而那些船员正列队站在上甲板上。那名船长要是口齿伶俐一点儿，我们的代表就不免必须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撤退。不过，那个脸色惨白的船长与水兵委员会却都表现得颇为拙劣。结果是约有三分之一的船员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人数愈来愈多的群众犹疑不定地缓慢前进。这场游行没有特定的目标，也没有特定人士领导着示威活动。施通普夫和其他几个人拿起他们的乐器，于是军队进行曲的曲调加快了游行队伍的行进速度，而且乐音也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其中。
第二个关键时刻发生在彼得街上。一支连队——一名中尉率领四十名武装士兵——封阻了那条街。不过，那些士兵完全无意动用他们的武器，反倒加入了示威群众的行列。“看到那个中尉突然发现自己只剩单独一人的模样，实在非常好笑。”群众继续前进，驱使着他们的仍是集体本能，而不是任何明晰的思想。
一道上锁的大门前单独站着一名年老的少校。他拔出手枪，试图阻止群众前进。这是第三个关键时刻。不过，结果多多少少已经注定。那道大门立刻就被群众从铰链处起而拆下，那名少校也被强制解除了武装。有些人还试图扯下他的军阶章，后来他就被淹没于人群当中。施通普夫不禁为那个“勇敢尽责”的老人感到难过。
现在约有一万人聚集在大操场上，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者陆续登上临时搭起的讲台。发言内容各自不同，有些是呼吁所有人保持冷静与平和的秩序，有些则是提出“荒唐至极的要求”——不过，那些要求却获得热烈的掌声。施通普夫认为，在目前这种情绪下，不论什么样的想法都能够赢得众人的赞同。
接着，庞大的队伍又再度出发，镇上的居民都小心翼翼地躲在紧闭的窗户后方观看。只要有女性经过，就会引来“粗鄙的言辞与口哨声”。一面红旗——实际上是一条染色的床单——飘扬在密密麻麻的头颅与肩膀上方。他们跨越埃姆斯河—亚德河运河上的戴克桥，抵达鱼雷艇师。这是第四个关键时刻。鱼雷艇的船员鼓掌欢迎他们，却没有上岸加入示威群众的队伍。那些船员立刻解释了原因：“我们现在正在吃午餐。”好个午餐——许多人因此开始谈论食物。“我们紧张而茫无头绪地匆匆离开。”
游行在舰队总部外面画下句点。这是最后一个关键时刻。与地区指挥官海军上将克罗西克协商的结果将在此处宣布。
群众静默无声地看着一个人爬上舰队总部大楼前方的一座大型雕像上。克罗西克上将在各点上都让步了：“我们的要求被接受了！”众人鼓掌欢庆。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改善粮食配给与休假条件，组织特殊委员会监督军事法庭，放松纪律，以及释放士兵哗变展开之初遭到逮捕的人员。有人高喊：“打倒德皇威廉！”那名讲者没有予以理会。一名造船厂工人——施通普夫称他拥有一张“典型的恶棍脸庞”——走到群众前面，要求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众人鼓掌。刚刚发言的那名讲者接着敦促所有人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众人哈哈大笑。
示威队伍解散，所有人“全都朝着最近的餐厅而去”。
1918年11月13日，星期三
帕尔·凯莱门接受复员，返回布达佩斯
傍晚。铁轨上的喀嗒喀嗒声。火车旅程持续着。这场旅程始于几天前，当时师里的参谋人员与最后一群士兵在深夜于阿尔隆凭着手电筒照明上车。然后，他们就忽快忽慢、摇摇晃晃地行驶前进，途中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停顿。穿越比利时，穿越法国，穿越德国，穿越奥地利。军官乘坐在前方的一节特殊车厢里，士兵与装备则是搭乘寻常的运货车厢。
在德国，他们“仿佛被当成瘟疫病患看待”，正如他们在西部战线的最后几天，当时德国当局也努力预防满心叛逆又思乡的匈牙利部队对仍处于战斗状态的德军部队造成影响。早已出现崩溃迹象的纪律，在这场旅途中终于彻底瓦解。这点主要是喝酒造成的结果：大多数的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不停大呼小叫，一副开心又凶悍的模样。每隔一阵子，就可以听到士兵因为欣喜或酒醉而对空鸣枪的声响。
他们即将越过边界进入奥地利之时，德国官员拦下火车，要求他们交出所有军事装备，也许是为了避免那些装备落入等待于边界另一侧的许多奥地利革命团体手中。这时候原本可能爆发严重冲突，因为酒醉又好斗的士兵断然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不过，德国官员取走马匹、伙房马车及其他类似物品之后即表示满意，从而化解了紧张情势。（他们越过边界之后，遇到“须发蓬乱、衣衫褴褛、佩戴着袖章而且兴奋不已的平民”，结果那些平民能够劫掠的物品只剩下师部的打字机。）
他们进入奥地利之后，气氛随即变得更加热烈，也更具威胁性。在每一座车站都有士兵跳下车，通常怀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同时也有士兵跳上车，通常满身酒气。昨天白日与夜里的枪响也比先前更多。偷窃与威胁他人的行为愈来愈明目张胆。在返回布达佩斯的旅途中，凯莱门身边陪伴着勤务兵费里、马夫洛奇，还有传令兵本克。这三人不但帮忙保护他，甚至还安排将他的行李藏在煤车里。
黑夜降临。灯光不停划过窗外。后方的运货车厢一再传来欢呼声与枪声。火车停了下来，迟迟不开动。士兵愈来愈不耐烦，透过敞开的车厢门口对外击发一记接一记的子弹。有些人开始围聚在已经空了一半的军官车厢周围；他们高声叫嚣，凶猛地挥舞拳头，要求军官给他们钱买酒。枪声响起，车窗的玻璃应声破裂，碎片洒落一地。所幸，在还没发生更严重的事情之前，火车就抽搐了一下而开始前进，于是那些闹事的家伙只得赶紧回到车上。
随着他们驶入布达佩斯的市郊，窗外的房屋也逐渐变得愈来愈密集。午夜十二点左右，火车在拉科什的一座小车站短暂停顿了一会儿，于是凯莱门和他的三名同伴随即抓住机会下车。他回到家乡所感到的宽慰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名铁路工人警告他说，城里一切都混乱不已，自称革命分子的人士在街上四处游荡，恣意劫掠商店，还会扯下回乡军官的军阶章和勋章，并且抢夺他们身上的其他财物。
凯莱门“深感沮丧”，把军衔勋章隐藏在斗篷底下，然后走出那座小车站，在黑暗、寂静而且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找寻交通工具。他只想把他的东西带回家——他的马鞍、他的枪支、他的佩剑，以及他自从1914年以来就一直带在身边的其他各种物品。寻觅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辆正在驶回马厩途中的马车。
行李塞在座椅底下，凯莱门与他的同伴搭着这辆马车进入城里，在凌晨四点抵达了他父母的住处。他按下大门的电铃。没有任何动静。他按了一次又一次。最后，门房终于从一片黑暗的内院现身，小心戒慎地走了过来。凯莱门喊了他的名字，同时脱下斗篷，显露出他的军阶章。门房以“兴奋的低语”和他们这一小群人打了招呼，随即打开闩上的沉重大门，让凯莱门及另外三人从门缝间闪身进来。
他们把行李搬到厨房入口。凯莱门不想吵醒他的父母，因此就在门厅的衣柜里躺下来睡觉。
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在1918年，奥匈帝国的高射炮台平均每发射3 000发炮弹才会有1发击中，而这样的命中率已算是相当不错。
科尔代没有解释这些措施背后的动机。
此一结果主要被归咎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自从1918年1月9日以来，俄国的代表团即由列夫·托洛斯基领导，而他采用的乃是一种精心准备（而且明显可见）的拖延战术。他以他招牌的诡辩说法表达了自己与同盟国进行协商的策略：“不战也不和。”不意外，这个口号随即激怒了德国军方的谈判代表。同样也应该一提的是，刚独立的芬兰在此时爆发了一场内战：“白军”与“红军”展开一场战争，就某种程度上而言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衍生出来的分支。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一次大战使得芬兰得以独立，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部队逐渐开始为白军提供大量支持，而俄国则是与红军站在同一边。
有一个经常被引述的传说，称他在1915年5月参加了一位朋友的葬礼之后，满心忧伤地坐在一辆小救护车的后车厢，后在二十分钟内写出了这首诗。可惜这个传说并非事实。还有另一个传说，称他写完之后原本把这首诗扔了，但一名同事将揉皱的纸团捡了回来，这同样也不是事实。
当今连接萨洛尼卡与萨兰达港的道路距离为350公里。不过，金当时行驶的路线自然不是现代的道路。
这种飞机由于其异步的双发动机所发出的特殊声响，而被英国民众昵称为“汪汪”。
协约国轰炸德国的空袭行动造成2 600名左右的平民丧生，德国对于英国的空袭造成1 736名平民丧生。在法国，空袭与长程炮击则导致超过3 300名平民丧生。
伦敦只是这场空袭行动的其中一个目标，此处统计的死亡人数包括了其他地方的受害者。
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德国在奥斯曼帝国里的影响力大幅增长，使得俄国人深感紧张，因此开始思考他们的军事选项。这是促使俄国推动军事现代化这项重大计划的背景因素之一，结果这项计划令德国参谋部恐惧不已，开始考虑自身的军事选项。双方如此不断交互影响。
不过，这并不表示他拥有无限量的影响力。举例而言，他曾试图阻止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却没有受到理会。
另一艘是轻型巡洋舰“布雷斯劳”号。1914年8月，这两艘战舰因为炮击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波尼［Bône，今为安纳巴（Annaba）］而遭到英国地中海舰队的追击。它们穿越达达内尔海峡逃逸，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即正式转为土耳其海军（包括船上的德军船员）。一般皆认为这项合作是巩固同盟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关系的一大助力。
但穆斯利没有与汤曾德一起下过棋。汤曾德被囚禁在君士坦丁堡外海的王子群岛，舒适地住在其中一座岛屿上的专属别墅里。
与其说这是一项条约，不如说是一道扩张主义命令，迫使俄国放弃对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波罗的海三小国、波兰与克里米亚的控制权。这些地区大多数都在后来成了德国的独立卫星国。高加索则是让给奥斯曼帝国。此外，俄国还必须向战胜国（奥匈帝国与保加利亚虽然同属战胜国，却因为胜利的果实几乎全都落在德国手中而深感沮丧又愤怒）缴交大量的石油与谷物，以及为数众多的重要军事设备，诸如火车头、大炮与军需品。布尔什维克新建立的苏联因此损失了34%的人口、32%的农业土地、54%的工业以及89%的煤矿。德军部队已经开入乔治亚——为了获取石油——而德军将领更是深深陶醉于这场胜利，因此热烈谈论起将德国潜艇运往里海，甚至侵略印度。
这种“巴黎大炮”将炮弹射上平流层，于是炮弹即可因为平流层较低的空气阻力而飞得更远。发射这种21厘米口径炮弹所产生的压力极大，以致炮管每发射一枚炮弹就会稍微增大，因此后续的炮弹也就需要有愈来愈大的环带。同理，弹膛的扩张也导致火药必须不断增加。这种大炮每发射60—70发炮弹，就必须将炮管重镗为24厘米。这种大炮造价极高，制造时间也很长，因此相较于花费的成本，带来的成果实在微不足道。
平民做出这种行为或其他类似违法行为，所受到的处罚远比军人严苛，因为军人的犯罪行为皆受军事管辖。
这么高的伤亡数字相当罕见。在射击距离如此之远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精确瞄准，所以这些巨大炮弹造成的伤亡通常远少于此。实际上，许多炮弹爆炸之后根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减轻炮弹的重量，因此炮弹里只含有少量的炸药。经验老到的军人听到这种炮弹的爆炸声，认为听起来很像小了许多的7.7厘米口径炮弹。整体而言，巴黎在1918年3月23日至8月9日之间总共遭到44次炮击，共有367枚炮弹落在市区里，造成250人丧生。
里德利夫人是前海军大臣丘吉尔的亲戚。
再过几个月后，许多德军士兵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一再搭乘火车沿着前线来回移动，却不晓得目的何在。那时已轮到他们来回调动以遏阻敌军推进。根据估计，德军有些时候共有多达三分之一的部队搭乘在速度缓慢的火车上，散布于法国与比利时乡间各地。
几个月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维也纳市民一天平均摄取的热量为1 721卡。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每人每天卡路里的建议摄取量为3 000卡。
卡尔·科里诺提到过一次“值得注意的精神分裂”。
穆齐尔可能将自己定位为“不愿参与政治”。
基希生于布拉格，年方三十三岁，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犹太裔新闻记者。战前他即以笔触犀利、无畏、激动人心的报道闯出名气，敢于挖掘社会的黑暗面。战后许多人的思想趋向极端、偏激，他正是其中之一；一切发生于他在塞尔维亚与喀尔巴阡山脉步兵营服役之后。两年前，由于过分犀利的文字，他受到当局短期监禁。穆齐尔和基希的天赋难分高下，但个性却如水火一般，难以容忍彼此。
由于骑兵的军官团一直被不得人心的法国贵族当成他们专属的特殊后备队，因此又更进一步加深了一般士兵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
埃斯托尼耶在今天最为人所知的事迹，就是在1904年创造了“télécommunication”（电信）一词。他是一名合格的工程师，任职于法国邮政与电报局。
战俘营的卫兵也有同样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粮食短缺的现象已经扩散至奥匈帝国全境，主要是因为情势混乱以及缺乏运输工具。
凯希什山的希腊文名称是奥林匹斯。穆斯利写下这首十四行诗的时候，身为少数民族的希腊人仍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土耳其的这个地区。又经过几年之后，才发生了那场导致他们全数遭到驱逐的战争。
女性死亡率也有所上升。相较于战前的统计数据，女性死亡率在1916年提高了11.5%，在1917年更提高了30.4%。老年人的死亡率在1918年比1914年高出33%。根据估计，战时德国共有76.2万名平民死于营养不良以及相关疾病。维也纳九岁儿童的平均体重从30公斤下滑至22.8公斤；而且这座城市在战时平均每天只喝掉7万公升的牛奶，战前则是90万公升。许多收容精神病患与老人的院所都在战时关闭，原因就是有太多被收容者死于饥饿。除此之外，出生数也近乎腰斩。
自从1915年以来，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东部战线多次因为德军介入而获救，包括在巴尔干半岛以及意大利。
这是他们的母亲为他们取的昵称。
飞机攻击气球是19世纪与20世纪的科技互相角力的例子。不出意外，现代科技占了上风，因此这种气球的平均寿命只有15天。不过，观察员的平均寿命反倒有所增长，原因是气球组员自从1916年以来都配备了降落伞（与飞行员的状况恰成对比；参见第459页，1917年5月1日，注2），尽管那些降落伞在60米以下的高度无法使用。
这类气球能够达到的最大高度约为1 500米。
这种流行病至少造成2千万人丧生，比死于战争的人数还多。（有些估计称死亡人数达4千万，甚至还有些估计宣称达1亿。）第一波疫情爆发始于1918年夏天，对德军的影响最为严重。在一个关键阶段，就在德军需要所有部队投入进攻巴黎的行动之时，为数众多的士兵却都因为染上这种疾病而倒下。这种流行病之所以如此惊人，原因是通常最具抵抗力的青年人群，染病情形却最为严重（除此之外，其死亡率也异常得高——大多数流感的死亡率只有0.1%，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率却高达2.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西班牙流感的症状异常严重：病患会出现严重头痛，发烧至极高的温度，也会有非常痛苦的咳痰现象。病患如果没有死亡，通常三天内就会痊愈。这种流感虽然源自非洲，却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原因是没有遭到审查的西班牙媒体在这种流感传至西班牙之后，率先报道了流感的疫情。不过，在那个时候，有几个参战国早已受到这种流感的影响。
塞尔吉今天只是一个较大的村庄，位于兰斯以西E50号公路附近，离美军第二大“一战”公墓（埋有6 012名战死者）近两公里处。这座美丽的公墓位于一片绿地当中，几乎正在1918年7月与8月间的前线所在处。那条“大河”至今也仍然只是一条小河。
他们暴露于芥子气当中——这种毒气能够轻易穿透衣服、鞋底与皮肤。（就算只是轻拂过一件放置于遭芥子气污染的泥土中的物体，也可能使人受伤；单是吸入别人被毒气污染的服装上所散发出来的气体，也足以致病。）一开始不会察觉到任何异样，但经过两个小时左右，受到毒气影响的皮肤就会开始发红，八到九个小时之后开始肿大。大约经过二十四个小时之后，肿大处会冒出许多小水泡，接着这些水泡会结合成一大片伤口。这种伤口不易愈合，而且这种毒气对于眼睛、鼻子与嘴巴造成的伤害最为严重。在最严重的病例中，这些伤口会导致血中毒而使人丧命。一般而言，只要在医院里接受六个星期的护理即可康复。
这个军团驻守于他右侧的区块。
W应为诗人弗朗茨·韦费尔（Franz Werfel）。
预计进行的作战行动，实际上可说是一项庞大的自杀任务。这项行动系由几个海军军官凭借着有限的情报独自策划而成，一心想在最后关头挽救海军的“荣誉”。这项愚蠢的计划引起水兵暴动，从而成为德国革命的开端——这实在是历史的一大反讽。
在这一年初，还有不少德国人预期战争的结局将会是比利时亡国，而且法国与俄国也都会割让大片领土给德国。
此处是引用弗雷德里克·曼宁的话。
举例而言，现在水兵对军官说话只需在一开始称呼该名军官的军阶一次即可，而不必像先前一样在每句话后面都必须称呼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