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历史叙事的永久魅力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史记》的杰出成就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史学善于表现人物、记述事件的优良传统，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展读《史记》，书中叙事写人生动传神之处，可谓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今天深刻地总结司马迁历史叙事的高度成就，揭示其具有“永久的魅力”的奥秘，不仅有助于广大文史爱好者进一步认识这部名著的价值，而且对于历史书写如何增强吸引力，避免平淡乏味，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兹从以下四个方面，举出若干典型例证加以论列。（本d书fen享搜索'雅书）

一 在剧烈冲突中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战国晚期，秦恃其强盛的国势向山东六国进逼，列国之间形成了“合纵”“连横”的激烈斗争，而山东各国也因本身的利害而呈现复杂的关系，各种复杂的因素构成了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机遇为各国有勇有识之士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活动舞台，司马迁即以成功的手法，在激烈的冲突中表现这些人物的胆略和气概，写下了生动的篇章，令读者在千百年后仍然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赵国的一介寒士毛遂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平原君虞卿列传》载，毛遂本是平原君门下一名食客，一向默默无闻。赵惠文王九年（前290），秦兵困邯郸，形势危急。赵派平原君求救于楚，要从门下食客中选出文武兼备者二十人一同前往，平原君下了这样的决心：如果能通过正常谈判方式得到楚国救援，是为上策；不然，就当场以武力胁迫楚王歃血为盟，无论如何也要得到楚王同意“合从”，派兵救赵。总共从门下士中选出了十九人，其余就再也选不出来，不够二十人。这时毛遂出来自荐，说还差一人，他愿意备员而行。平原君问了毛遂，知道他处门下已有三年时间。于是摇了摇头，说：“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平原君如此明确表示否定，毛遂却不气馁，反而更坚决要求给他一试本事的机会，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见状，只好答应让他前往。而同行十九人则相与目笑，对他轻视。可是经过一路同行，听了毛遂的言辞谈吐，十九人纷纷改变了态度，无不从心里佩服毛遂的见识。

平原君拜见楚王，双方为楚国派兵救赵展开谈判，可是楚王因畏惧秦国的兵威，心中犹疑不决，从大清早开始商谈，到晌午竟然仍无结果。国内邯郸城被围的形势日益危险，时不我待！十九人都鼓励毛遂上殿用非常的手段胁迫楚王，毛遂显示出智慧和勇气、为赵国立功的时机到了！只见他按剑历阶上殿，径直走到平原君面前，问道：“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打量着毛遂，问平原君：他是什么人？平原君答：是我门下舍人。楚王立即叱责他：“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司马迁写毛遂无所畏惧，豪气逼人，他首先表示决心要为出兵救赵之事与楚王拼命，正告楚王在当前情势下，是他掌握着楚王的性命：“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接着，毛遂指出以楚国之国土广大、士卒众多，而屈服于秦的兵威，这是楚的耻辱，让楚王明白合纵不仅是为救赵，而首先是让楚国报仇雪耻：“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毛遂的胆量顿时使楚王慑服，毛遂的慷慨陈词更使楚王觉悟到出兵救赵抗秦是楚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于是毛遂实现了赵、楚合纵对付秦国的结局，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让楚王之左右取鸡狗马血来歃盟，毛遂奉铜槃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平原君完成定从使命回到赵国，对毛遂极力赞誉，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平原君返赵之后，楚使春申君将兵救赵，魏国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此时，赵国有勇将李由率领敢死之士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兵遂罢，邯郸复存”。（均见《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

司马迁记载此篇最大的成功，即在剧烈的冲突中刻画人物。邯郸被围，赵国危急，拒秦救赵，成为赵国展开外交斗争的焦点，正是在这一历史时刻，一向不被人知晓的寒士毛遂，却以其不惧一死的勇气和洞悉安危大局的识见，改变了楚王倨傲、犹疑的态度，完成了平原君这位堂堂赵国之相和同行十九人所不能完成的壮举！他智勇兼具，言词壮烈而又善于剖析利害，重复使用的“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两句，前后呼应，更能表现其勇毅的神态和逼人的气势，千百年之后读之犹有感人的力量！清代学者徐与乔对此有恰当的评论：“写得生气勃然，使千载下赫赫若当时情事，乃其传声像形，则在重沓用字，复句回顾间。”（《经史辨体》史部《平原君虞卿列传》）

至楚汉之际，局势发展更加复杂，各种势力的矛盾冲突也更加令人目不暇接，而司马迁笔下所写项羽、刘邦、韩信、张良、萧何等人物无不跃然纸上。《淮阴侯列传》中叙述萧何追赶韩信和韩信拜将一段尤为生动传神。其时，韩信因不满意刘邦的慢待而离营亡走，萧何则格外器重韩信，称他“国士无双”，是对刘邦争夺天下不可缺少的奇才，因此急忙连夜追韩信。刘邦一时误会，以为萧何亡走而大怒。司马迁恰当地把握住各种矛盾，极力表现当时的紧张气氛，惟妙惟肖地描写各人的神态和内心活动。刘邦先是对韩信轻慢无礼，后能听从萧何劝谏，改变态度，拜韩信为大将，并且要举行隆重的拜将典礼：“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均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这里用“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一句，巧妙地对韩信获得高规格待遇起到有力的烘托作用。整个萧何追韩信和韩信拜为大将的紧张过程和隆重仪式，对主要人物韩信只正面写了一两句话，但其余内容每一处又无一不从侧面写韩信，表现他才能之高和影响力之巨大，至今读之仿佛仍能感受到其一代大将强大的气场！

《张耳陈馀列传》中对赵相贯高的记载也十分典型，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宁愿忍受百般酷刑，而不连累赵王张敖，最后仰头绝肮壮烈而死，被司马迁誉为“当此之时，名闻天下”。原先张敖之父张耳助汉破赵立了大功，汉高祖刘邦封之为赵王。其后张耳病卒，张敖嗣立为赵王，高祖以长女鲁元公主许配为王后。汉七年（前200），高祖从平城过赵，张敖早晚亲自侍奉饮食，态度谦卑，极尽女婿礼节。高祖却倨傲无礼，“箕踞詈，甚慢易之”。赵相贯高年六十余，早先是张耳的朋友，资格甚老，任侠仗气，感到其主张敖受到凌辱，怒而欲杀高祖，为赵王张敖出这口怨气。他怂恿赵王张敖，说：“夫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张敖坚决制止，“啮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高祖力也。愿君无复出口。'”贯高、赵午及手下人商议：赵王不愿背高祖之德，此事可不让他受牵连。吾等因高祖返程过赵伺机击杀之，“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汉八年，高祖击韩王信余寇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人密谋在高祖所经之柏人县官舍大夹墙中安置了刺客。当高祖路过时，有不祥之感，一问县名是“柏人”与“迫人”同音，便立即改变主意，不住宿离开了，因而躲过一劫。汉九年（前198），贯高仇家知其谋，上书举报。高祖下令将赵王张敖、贯高等一齐逮捕。“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其时，高祖下令：“赵群臣宾客有敢从王者皆族！”贯高却镇定地坐着囚车到长安，他要向高祖讲明“赵王不反”的真相，而不避刑戮。“贯高至，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吕后为女婿张敖说情，高祖断然不听，发怒对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廷尉向高祖报告，贯高受尽百般酷刑而始终咬定“赵王无罪”。高祖经过反复查证，确定“张敖不反”的实情，便了结此案，让张敖回赵。由此对贯高的态度也陡然转变，赞许他“为人能立然诺”、堪称“壮士”，请泄公通知贯高要释放他。贯高所关心的只是证明赵王张敖决无参与谋反之事，只要赵王清白无事，本人不辞一死，他对泄公说：“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馀列传》）当场绝肮割断颈动脉血管而死。司马迁的记述，展开了贯高——高祖——赵王张敖三方不同性格、地位的激烈冲突，通过由怒骂高祖对赵王傲慢无礼——计谋刺杀未成——甘当死囚，慨然入都，欲陈明“张王不反”——忍受百般酷刑而不悔——喜赵王获救——死而无恨等一系列紧张情节，生动地刻画了贯高忠烈仗义、敢作敢当的风骨；同时写出高祖先是倨傲无礼，到严刑穷究、重治赵王君臣之罪，到最后赞赏贯高具有壮士气节的转变。处处出人意表，又处处符合情理，确实为如何在激烈的冲突中刻画历史人物提供了又一成功的例证。

黥布在刘项相争中，先是归附项王，后又突然改变其政治归向，叛楚归汉，司马迁在《黥布列传》中的记述，却能揭示出看似戏剧性变化的背后，实是刘项两大势力对决中刘邦已处于支配地位这一根本因素在起作用。起初，黥布随项羽作战入关中，“常为军锋”，战功卓著，项羽封他为九江王。至汉二年（前205）项羽欲击齐王田荣，征九江王黥布军，黥布称病不往，项羽由此怨布。由于黥布以作战勇敢著名，刘邦要联合他对付项羽，认为：如有人能说动黥布背离项羽，则“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于是，刘邦派谒者随何为使，往说黥布。开始黥布三日不见随何。随何请人向黥布传言，如所言为非，愿被处斩！以此激黥布，遂得见。黥布一见随何，立即声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指楚王项羽）。”随何乃详细分析“楚兵不足恃” “楚不如汉”，并说：如黥布能背楚，汉必获全胜，且汉王必裂地封黥布为王！黥布为随何所说服，暗中答应背楚归汉。其时，项王所派使者亦在黥布军中，催问九江王黥布发兵助楚甚急，随何乃径直往楚使者住处，向楚使宣布：九江王已归汉，楚有何理由征兵？黥布一时愕然。随何急进言：事情计划已定，可杀楚使者，然后一同疾走归汉。因杀楚使，起兵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淮南，项王留而攻下邑。数月，龙且击淮南，破布军。布欲引兵走汉，恐楚王杀之，故间行与何俱归汉。”黥布背楚归汉的过程堪称波澜起伏，多有出人意表者，实则是由于刘邦最终战胜项羽这一格局已成，规定了黥布的必然背楚归汉，正如随何对黥布所作的分析：项王四处攻袭，士卒疲惫，“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司马迁成功地把握住这一主线，而从楚汉相争的剧烈冲突中生动地记述黥布的性格行事，看似变化莫测，实则合情合理，内在的发展逻辑十分清楚。

以上记述毛遂、韩信、黥布等人物的成功例证都引自列传，在世家中同样不乏精彩的篇章。比如，《梁孝王世家》就很典型。此篇记载梁孝王的事迹贯穿了一条鲜明的主线，即将梁孝王置于汉代儒学地位上升，大臣坚持按照周代“子继父位”的制度确立嗣君以避免日后争位酿成祸乱，与窦太后干政、企图改变周代以来立嗣制度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中来写，不仅清楚地写出事情的曲折变化，细致真切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活动，而且深刻地揭示出时代特点，为研究汉代史提供了多方面的价值。这些例证都证明，“在剧烈冲突中写人”确是司马迁所擅长的刻画人物的方法。

二 场面·语言·细节

《史记》叙事写人的生动，得力于精心描写重要的历史场面，再现人物极富性格特征的语言，以及选择有意义的细节刻意摹写。上文论述书中许多名篇撰写的成功，有不少地方对此已有涉及，这里再举出若干例证作简要评析。

《齐悼惠王世家》载：朱虚侯刘章，是高祖长庶男刘肥（即齐悼惠王）之次子。他于高后二年（前186）到长安任宿卫，高后封他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刘章英姿勃发，勇武沉毅。其时，正当吕太后称制，“天下事皆决于高后”之际，诸吕势力嚣张，刘姓政权处境危殆。有一次，高后与众大臣宴饮，刘章充任酒令官，他却在酒宴上吟《耕田歌》，表达对吕后重用诸吕、危及汉家天下的不满，诸吕中有一人酒醉逃席，刘章当场拔剑斩之，勇敢地挫败了诸吕嚣张的气焰：

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史记》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

司马迁精心描写的这一紧张场面，使人读之不禁精神一振！它不仅生动地刻画了朱虚侯刘章英气逼人、勇而有谋的精神风貌，而且表现出拥戴刘姓政权的势力与诸吕间的紧张斗争，而刘章在宴席上吟诗和追斩“诸吕中一人”的果敢举动，恰好成为其后陈平、周勃、刘章等人物合力诛灭诸吕的前奏。

司马迁又善于借语言表现人物不同的身份、性格和心理活动，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张丞相列传》写周昌刚直倔强的性格：“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在《淮阴侯列传》中则惟妙惟肖地写出韩信自恃将才出众、高傲待人和樊哙谦卑恭谨的不同性格，以及刘邦从容议论的政治家风度：“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魏其武安侯列传》更是通过语言刻画出田蚡、灌夫的鲜明个性，读之令人不禁拍案叫绝。武安侯田蚡是景帝王皇后同母弟，当他为郎官时，卑躬屈膝巴结大将军窦婴，“往来侍酒魏其（窦婴为魏其侯），跪起如子姓”。至武帝即位，田蚡因其为太后之弟，地位尊贵，任为丞相，立即处处现出骄横霸道的本质。田蚡身材短小，相貌丑陋，并无尺寸之功，只因太后的关系而居相位，故此越发要以倨傲无礼的态度凌驾于别人之上。在武帝面前，田蚡也骄横放肆，而遭到武帝的训斥：“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退。”魏其侯窦婴是景帝母窦太后堂侄，曾任丞相，吴楚七国反叛时，窦婴率军镇守荥阳，立功封侯，后被免，窦太后去世后，窦婴更加失势。灌夫在平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了军功，曾任中郎将，后坐法去官。窦婴、灌夫两人家居无事，乃互相引重，过从甚密。田蚡这位骄横的新贵，便将窦婴、灌夫两人当作欺压的对象。司马迁在篇中以入木三分的笔触，借田蚡的语言、神态，活画出其虚伪、霸道和故意戏弄昔日大臣的丑恶行径：“灌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早临！’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均见《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司马迁又擅长典型的细节描写，书中成功之处不胜枚举。选择典型事件的典型细节加以细致描写，其作用是增强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避免叙述的空泛、单调、平淡。《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长期在广武展开拉锯战，双方实力大大消耗，士卒困苦，丁壮疲惫。刘邦与项羽在广武涧两边山崖上相隔喊话，项羽欲与刘邦单独挑战，刘邦在勇力上远不相及，而欲求在道义上占上风，于是在山涧上对着两军将士历数项羽罪状：“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 ‘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一共列举项羽十项罪状。项羽大怒，令士卒张大弩射中刘邦前胸。司马迁用特写手法表现刘邦在此危急关头的勇敢机智：“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刘邦因被楚军射中前胸倒地，如果不用巧计掩饰，则双方军士当场得知汉军统帅遭受重创，楚军必定乘胜大举进攻汉军，那么楚汉长期相持的局势必定以楚胜汉败而告结束。正是刘邦以“虏中吾指”的计策安慰了身边将士，同时诳过了楚军将卒，接着又忍住重伤勉强慰劳汉军，才避免出现危险局面。此后刘邦设法从成皋前线回到关中，养好伤创，又得到大量兵员补充，汉军声势复壮，此后即部署对项羽包围的局面。

《绛侯周勃世家》写大将周勃因长期跟随刘邦征战，屡建军功，受封为绛侯。其性情敦厚诚实，忠心于汉室，高祖认定他忠诚可靠，身后可以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司马迁巧妙地借助于细节描写来表现其性格特点：“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他不善言辞，平时不爱读书，少文墨，着急之时只好催促读书能言之士教他几句。“东向坐而责之：‘趣为吾语！'”这一细节，活画出周勃临阵磨枪、憨厚窘急的神态。高祖卒后，周勃被委任太尉要职，掌握军事大权，不久，即与丞相陈平合力诛灭诸吕势力，拥立孝文帝，安定了刘氏天下。孝文帝登位，任周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不久，文帝下诏让所有列侯离开长安回到封邑，作为减轻国家负担、休养生息的一项措施，并请丞相周勃带头实行。周勃晚年竟遭受不测之祸，蒙受大冤。原因是，周勃回到绛县封地以后，遇到河东太守或尉官巡行，他害怕被诛杀，居家常穿上甲胄，命令家人带兵器防备。于是有人上告他欲谋反，这完全是虚构的罪名，却被立案交廷尉审问。司马迁借助周勃入狱前后的细节，表现他晚年处境的凄惨和汉代刑狱的残酷：“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周勃本是堂堂三军统帅和手握大权的丞相，一旦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便被逮捕入狱，狱吏明知其无罪，却敢于对这个昔日的大臣任意凌辱。而当狱吏得到一笔贿赂之后，立即改变态度，上下其手，在审案简牍的背面写上“以公主为证”几个字，提示他辩白无罪的办法。文帝号为贤君，对于周勃蒙受的大冤却表现极为迟钝，还得薄太后将冒絮（头巾）打到他身上，数落一番，才讲出周勃无罪的实情，将他赦免。一个在战场上勇冠三军的统帅一旦蒙受冤枉，他的生死命运便操在一名贪酷的狱吏手中，难怪周勃出狱后要连声发出“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的感叹！

司马迁成功的细节描写，往往又有“以小喻大”的作用，或以叙述一件似乎不经意的小事而寓含成败兴亡的道理，或借细节以映射出人物的性格禀赋、价值追求。如《项羽本纪》写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被汉军追赶，项羽渡过淮河，随骑仅有百余人。“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老农夫故意指到错误的方向，这一似乎不经意叙述的细节，实际寓含项羽所作所为违背民心，因而导致最终失败的深刻道理。又如，《李斯列传》一开头，即写出李斯少年时对厕中鼠和仓中鼠的观察和慨叹，以此表现出李斯贪求富贵、利欲熏心的性格特点，正因他不择手段追求权势，导致他后来助赵高、秦二世为虐，而走上国灭身死的绝路。而《酷吏列传·张汤传》开头记张汤审鼠的细节，与写李斯对老鼠的观察、感慨，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少年张汤审鼠之老练竟令其父惊叹：“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张汤传》）张汤发掘老鼠偷肉“罪证”、拷打审问、记录口供、判决罪状至最后执行酷刑之熟练精到，就成为张汤一生行事的缩影。

司马迁重视细节描写，又在于借以作为典型情节，写出当时的社会情状、官场风气，或借细节以表达对人物荣辱浮沉的慨叹。如，万石君石奋为人行事“恭谨无与比”，文帝时积功至太子太傅，他四个儿子石建、石庆等，“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因而石奋号称万石君。传中记述石建、石庆在武帝时的行事：“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大臣处处谨小慎微、刻板行事，正是当时官场中做大官和久做官的秘诀。石建因处处小心翼翼，而官至郎中令，石庆更由此而升为太仆、御史大夫，再升至丞相，两人长期荣任九卿、三公的高位。司马迁严肃地批评石庆除了恭谨小心以外毫无建树，不关心民生疾苦：“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 “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在公卿大臣争相向君主奉迎讨好的情况下，性格耿直、敢讲真话的汲黯就成为少有的典型。

张汤治狱，专力制定法律苛刻的条文，又善于深文周纳，控制下属为他办事。因而号称能干，连续由丞相史迁至太中大夫，再迁为廷尉。其时武帝好儒术，张汤便以《尚书》《春秋》古义与刑律相附会。治理案件，必定要揣摩武帝的好恶意向，事先分别写明案件原因，供武帝选择表态，“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以此讨好武帝；如果受到皇帝否定，便立即认罪，自称愚笨。对案犯或严办或轻判，一律按武帝的旨意办理：“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由此大受武帝尊宠，由廷尉升为御史大夫，“丞相取充位，天下事决于汤”。（《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汲黯与张汤同朝，其志节胸襟却截然不同。汲黯是景帝旧臣，任东海太守，“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仅岁余，“东海大治”，于是升为主爵都尉，列九卿。司马迁称赞汲黯性格行事的特点是：“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武帝尊崇儒术，召集众多的文学儒者，汲黯在朝廷上公开顶撞他：“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当场出现的情况是：“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有朝臣责备汲黯，表示为他捏一把汗，汲黯的回答则坦露自己忠公体国的胸怀：“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汲黯当面对专力制定律令苛法、又善于奉承皇帝的廷尉张汤，严厉责备：“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武帝也明白汲黯对国家的忠诚，曾与庄助议论汲黯之为人，庄助极力表彰汲黯忠诚正直，可以倚以重任，武帝也称赞说：“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司马迁精心安排一个细节，表现汲黯如何深为汉廷君臣所敬惮：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司马迁这一细节将武帝与三位朝臣相见的情景作一番对比：对于因外戚进幸的大将军卫青，武帝很随便地在卧室召见，坐在床边居高临下看着他；对于善于面谀的丞相公孙弘，武帝也可以不戴朝帽见面谈话；唯独对性格刚正、敢犯颜直谏的汲黯，如果衣冠不整，就只好躲起来不与见面。

《李将军列传》中尤多处借细节描写，表达对李广命运际遇的慨叹。李广作战骁勇，武艺过人，武帝任为右北平太守，镇守边境，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畏其威名，“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李广少壮时即从军对匈奴作战，立功为中郎，任文帝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李广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与他同时从军的李蔡武艺及名声远不及他，却位至丞相，封为乐安侯，李广下属军吏甚至士卒也数十人受封。李广治军简易，对士卒关心爱护，“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元狩二年（前121），这位六十余岁的老将随大将军卫青出征，任前将军，却因失去向导而迷路，未能按期与主力相会合，最后因不愿面对刀笔吏的审问，遂引刀自刭。对于这样一位声威远播、真心体恤士卒的一代名将，司马迁深深同情其遭遇，在传中一再对其骁勇无敌和智慧过人作了细致的描写：

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这些生动的细节，使李广英勇无双的形象更加深深地烙印在读者脑海之中。司马迁又在篇末赞语中作了正面议论：“传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均见《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与篇中生动的记述互相照应，更能激发读者对这位“飞将军”的无限景仰！

三 对比手法和互见法

司马迁叙事写人又善于运用对比手法，以凸显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或揭示出造成不同成败结局的内在原因。仅举几处明显的例子。

王翦是秦国老将，连续征战，屡立战功，于秦王政十八年（前229）破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次年，王翦又率军攻燕，“燕王喜走辽东，翦遂定燕蓟而还”。秦在北方及中原连续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于是，秦始皇部署南向攻楚。这时出现了另一位将领李信。他少年壮勇，曾率数千秦兵追赶燕太子丹，大破燕军于衍水中，擒获太子丹，秦始皇由此称赞他“贤勇”，认为可以依赖他攻破楚国。司马迁具体写出李信、王翦两位将领的不同性格和对于攻楚的不同设想：“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司马迁生动地写出李信、王翦两人经验、修养、谋略的大不相同，李信年少急躁，心存侥幸，轻视对手，王翦则阅历丰富，老成持重，胸有韬略。其结果，一个是因轻躁而致败，一个是因老练而取胜。秦始皇命李信、蒙恬一同攻楚，先胜楚军之后，李信便骄傲起来，疏于防范，结果大败：“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秦始皇经历了失败的教训，只得回过头来亲自请王翦出兵，并且答应其“非六十万人不可”的请求。楚军以全国兵力相对抗，王翦先坚持而守，让将卒养精蓄锐，又亲自抚慰，与士卒同饮食，于是秦军士士气高昂，每日投石超距，欲与楚军决战。“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最后灭楚。司马迁通过对比手法，凸显了老将王翦的勇毅韬略，令人信服！

《淮阴侯列传》中，则通过井陉大战，将陈馀的颟顸无能与韩信的奇兵破敌作了生动对比。韩信从三秦东向攻魏，取得安邑之役胜利之后，与张耳率师东向攻赵。赵将广武君李左车向赵相成安君陈馀进计，主张扼守井陉险要地势，出奇兵断敌之后，最后首尾夹攻。李左车的建议，本是据险坚守、避敌锐锋，再令其粮草断绝、军心瓦解、围而歼之的万全之计。陈馀却是只会死搬“义兵不用诈谋奇计”陈腐教条的庸才，且又沽名钓誉，竟对李左车一口拒绝，说：“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陈馀的愚蠢决策，实陷赵军于必败境地。司马迁以生动的笔触写道：“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韩信于平明时分令大军出井陉口，佯装失利，专门引诱赵军“开壁”出战，争夺汉军旗鼓，再令事先布置背水而阵的水上军，开营出战，与汉军主力合并，与赵军殊死作战，又用奇兵突入赵营，“皆拔赵帜，立汉赤帜”。“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赵国本来在兵力对比上、占有险要地形上和以逸待劳上，均对韩信、张耳率领的汉军占有绝对优势，但由于陈馀的刚愎自用、愚蠢决策而一概化为乌有，陈馀本人也落个兵败身死的悲惨结局；而韩信则善用奇兵、周密部署，结果一个早上即将赵国二十万大军彻底击溃，实现他“今日破赵军而朝食”的豪言。由于司马迁善于运用对比手法记述，不仅凸显了韩信、陈馀两人的不同性格和用兵特点，而且为军事史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例证。

司马迁又善于使运用互见法记述历史。对此宋代著名文学家苏洵曾有一段评论：“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辩如郦食者，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苏老泉先生全集》卷九）所举有关廉颇的史实是：秦伐韩，占据了阏与，（按，阏与，战国韩邑，后属赵，在今山西和顺县境），赵王欲发救兵，召问廉颇，廉颇回答：“道远险狭，难救。”又召问赵奢，赵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王乃派赵奢出兵，赵奢凭借险要地形，先筑高垒坚守四十五日，然后乘秦军疲惫，抢夺制高点，出奇制胜，遂解阏与之围。这是廉颇的建议失误，但司马迁未载于廉颇本传中，而写在“附传”赵奢传中。

苏洵所举后一件史实是，汉高祖三年（前204），刘邦苦于楚汉双方在荥阳相持、胜负未决之际，询问谋士郦食其如何能胜楚？郦食其回答说：您应该立即分封六国之后，六国旧贵族就一定拥戴您，臣服听命，陛下南向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觉得有理，命令刻印，派郦食其行封。适好留侯张良来见汉王，汉王向张良讨主意，张良立即举出八条不能分封六国之后的理由。汉王至此猛醒，命令销毁所刻金印。此事只载于《留侯世家》，而《郦生陆贾列传》中未见载，只载郦食其在汉王起兵之时出计令刘邦成功攻取陈留、壮大力量；及汉三年秋，在楚汉相距的艰难时刻，劝汉王改变向后退兵遁守巩、洛，放弃成皋的错误主意，回取成皋，复守敖仓之粟，重新稳住地位；郦食其又为汉王出使，劝说齐王田广归顺于汉等项功绩。苏洵总结这种记述方法的特点是在人物本传中主要记载其功，使读者对于其贡献有较完整的印象，而将其失误记载于其他篇章中，既不影响读者对其主要观感，又对能够全面了解其功过。

苏洵所总结的司马迁运用“互见法”及其作用，很有道理，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司马迁叙事记人的又一成功手法。这里再举几例。如，《高祖本纪》中，重点写刘邦富有谋略、豁达大度、善于用人，同时又用“互见法”，在《萧相国世家》中写其对萧何的猜忌，在《陈丞相世家》中记载当刘邦因箭伤病重之时，有人告发樊哙欲反，刘邦大怒，他竟不顾樊哙跟随多年战功赫赫、忠心耿耿，也不作调查核实，就下令陈平驰至军中斩樊哙，幸得陈平多智，料想刘邦是因一时愤怒，后恐起悔，只把樊哙囚禁载回长安，樊哙才得活命。又如，在《吕太后本纪》中，载吕后在刘邦去世后，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因而“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又载其手段狠毒，在刘邦卒后，以极残忍手段害死刘邦所宠戚夫人，砍断手足，挖去眼睛，灌以哑药，置于厕所中，称为“人彘”。且用“互见法”，在《张丞相列传》内《周昌传》中载高祖卒后，吕后数次使使召赵王如意，其相周昌抗令，让赵王如意称疾不行。吕后怒恨，即先召周昌，周昌至，谒高后，高后骂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何？”周昌既征，高后又强令赵王如意，赵王果来，至长安月余即被毒死。

又如，汉文帝是司马迁大力赞扬的皇帝，在《孝文本纪》详载其重视农业生产、轻徭薄赋、生活节俭、开创“文景之治”的各项功绩，同时又用“互见法”揭露其弊政，在《张丞相列传》内《申屠嘉传》中，载文帝私昵男宠邓通：“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指申屠嘉）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在《佞幸列传》中载：“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本纪中详载文帝之功，而在他篇中又举出其过失之处。由于司马迁运用匠心，对史实作如此恰当的处理，就使读史者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性格、功过，既认识其值得肯定的主要方面，又掌握其弱点或过失的另一面，善恶功过兼见，主次清楚，全面衡量。——这就是司马迁运用“互见法”对后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