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讲

《史记》杰出成就的深远影响

《史记》杰出的历史编纂成就体现了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发达的历史意识，体现了中华文明古国久远漫长的文化积累，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时代精神，因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具有确然不易的楷模地位。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评价：“通观司马迁《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提出的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和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是提出了历史工作上的中心问题，并且他作出了空前的成就，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此后的历史学者究竟作出了什么成绩，司马迁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和他已达到的成绩就好像是测量器一样可用以测量出他们的高低来。”（《中国史学史论集》）

一 “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在史学领域，《史记》的杰出成就影响了两千年传统史学演进的诸多方面，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其久远的生命力。

《史记》流传以后，历代史坛卓荦之士即一致赞誉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膺其“革旧典，开新程”的雄奇创造力。东汉初史学家班彪即称扬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班彪之子、纪传体又一巨著《汉书》的著者班固又作进一步的发挥，极赞司马迁记载内容之广博和叙事之高明：“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南朝史家范晔则首次将司马迁、班固二人并列，又指出两人各有特点：“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至唐代史论家皇甫湜尤其推崇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以取代先秦时期的主要体裁编年体，是为了推进历史编纂的发展而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他撰有《编年纪传论》，比较编年、纪传二体的优劣，指出：编年体按年记事，大小事件互相牵混，只能举其大纲，而事件叙述简略，因而造成史实多所阙漏等缺憾。而司马迁为了记载丰富复杂的客观历史，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担当时代的责任，“革旧典，开新程”，“将以包该事迹，必新制度而驰才力”，完成历史编纂的重大突破！

历代史家更将《史记》视为著史之楷模，对司马迁高超的编纂思想和完善的著史体例揣摩效法。唐代刘知幾、宋代郑樵相继对司马迁著史的雄伟气魄和诸体配合的结构特点作了深刻的阐释。刘知幾指出《史记》创立的纪传体裁较之编年体显出极大的优越性，因此后代正史编纂者一律遵从，无所改易：“《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史通通释》卷二《二体》）郑樵则特别强调《史记》五体配合对于反映历史的特殊意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二十略·总序》）堪称目光远大，评论精当！至清代，赵翼又进一步比较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者的优劣，而明确肯定司马迁创立的体裁是著史的最高典范：“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

正因为《史记》创立的纪、表、书、志、传诸体配合的体裁被视为“著史之极则”，“史官不能易其法”，东汉初班固继承“史记”的体裁，纂成断代体的《汉书》，更加巩固了纪传体史书的地位。此后，历代都以此为朝政大事，继起的皇朝毫无例外要按《史记》体裁修成一部前朝史，且尊之为“正史”。同时，还要按纪传体的要求记录、储备当朝史的史料，设立专门机构纂修起居注、时政记、实录等，并在此基础上纂修“国史”（主要有本朝皇帝的本纪和大臣的列传）。当朝代鼎革以后，这些“国史”半成品又成为新朝纂修前代“正史”的依据，由此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自《史记》《汉书》以后，历代相仍，一直到清朝修成《明史》，一共完成了纪传体史书二十四部。“二十四史”是自有文字以后前后相接的历史巨著，共三千二百多卷，在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绝无仅有，令人赞叹！

《史记》不仅是两千年纪传体史书的楷模，而且深刻地影响了编年体和典制体史书的发展。编年体史书形成于先秦时期，以《左传》为代表，它虽然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主要记载军政大事，包含的内容还不甚丰富。而后来出现的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它不但记载军政大事，而且大量记载了民族、典制、人物活动、社会情状，还记载了不少一代大论议，内容大为丰富，这显然是受到《史记》记载气魄宏大、网罗丰富的影响。典制体史书的产生直接来源于《史记》首创“八书”记载典章制度，班固《汉书》在此基础上纂成“十志”，内容更加完备，唐代杜佑又大力发展，撰成典制体巨著《通典》，设立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详细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元初马端临继承这一传统撰成典制体又一巨著《文献通考》，设立田赋、钱币、户口、选举、职官、舆地、四裔、经籍、帝系、封建、物异等共二十四门。以后出现的还有《续通典》《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文献通考》等。典制体史书遂成为传统史学又一重要史书体裁，而追根求源，则来自《史记》所创“八书”。

二 近世以来所显示的非凡生命力

清朝乾嘉时期，已处于中国社会和学术思想变革的前夜，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以其特有的时代敏感性，对纪传体史书两千年的演进作了反思和总结。他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著史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创造擘画，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有很大的包容量。又认为司马迁有杰出的创造性，述往事、知来者，对体例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不愧为撰述的典范。从《汉书》《后汉书》至《隋书》《新唐书》等，或为上乘之作，或为“固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的有价值的史书。同时他指出，应当清醒地看到后世正史的编纂者缺乏别识心裁，只会墨守成规，不知灵活变通。因而把古代优秀史家的创造精神都埋没了，如《宋》《元》之史，人多体猥，不可究诘，“史学”反过来变成为“史例”的奴隶，造成灾难性后果，简直如淮河泛滥，不可止！所以他呼吁要大力救挽，以极大勇气开出新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他认为后起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不拘常格、起讫自如的优点，正可用来救治后世正史编纂芜滥冗杂的严重弊病，因而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到了近代，历史进程出现了剧变，社会状况与文化思潮、价值观念都已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那么，《史记》是否就受到冷落了呢？恰恰相反。近现代一些具有卓识的史学家仍然对《史记》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这些史学家由于有了近代的意识和观察问题的新鲜角度，因而对《史记》的编纂成就又有新的发现，揭示出其当下价值。譬如梁启超，他是“新史学”思潮的倡导者，以激烈批判旧史著称，认为旧史存在“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等严重弊病，而唯独对于《史记》却予以极高的褒扬，并且以“新史学”的时代要求作衡量，认为司马迁的编纂思想体现出历史为整个浑一和永久相续的观念，其书又常有国民思想。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梁启超总结《史记》历史编纂上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以人物为中心”“历史之整个的观念”“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四项。前三项的论述尤能反映近代学者对《史记》编纂成就之重新解读：

一、以人物为中心……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中国史家，最注意于此，而实自太史公发之。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篇中无此体裁。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结果成为人的史而非社会的史，是其短处。然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以长也。长短得失且勿论，要之太史公一创作也。

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继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故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力言《汉书》以后“断代史”之不当。虽责备或太过，然史公之远识与伟力，则无论何人不能否定也。

……

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史记》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

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梁启超所强调者“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的活动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是对《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体裁特点更深刻的阐发。而司马迁不仅以浓墨重彩刻画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人物的活动，而且广泛地描写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承认他们的活动也具有创造历史的意义。梁启超又深刻指出《史记》作为一部真正的“通史”，其精髓在于《史记》的“通”，包括横的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制度、社会情况等各项打通研究，在纵的方面，又视历史是永远相继的活动，做到“通古今之变”。这一深刻的认识，就表明包括着对于近代的通史撰著所提出的要求。第三项则进一步发挥刘知幾、郑樵、赵翼、章学诚等人的论点，强调《史记》诸体配合、各部分互相调和、互相联系，恰恰为上述“人”的创造性活动和“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继的”内容，提供了最为恰当的载体，因而确实能“笼罩千古”，其体裁组织在近代仍然具有宝贵的价值。

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主张以“民史”代替君史，强调历史著作的根本任务，是叙述社会全体之进化，求得其公理公例，并为今天国民之进步提供资鉴，因此他又以独具的近代眼光，揭示出司马迁著史常有国民思想：“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之效颦者，则胡为也。”（《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对《史记》编纂思想的精髓作了深刻的阐释，同时，在编纂实践上，他也力图在继承司马迁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再创造。于1918—1920年曾尝试撰著《中国通史》。如何进行？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全书的编纂体裁。经过探索，他决定在总体上继承司马迁诸体配合、互相补充的气魄和框架，而同时又吸收他所重视的纪事本末体能够清晰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反映历史演进的大势的优点，二者相糅合，而创造了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四体配合的体裁。值得深思的是，同在二十世纪初年，又一位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他也尝试撰著《中国通史》。所设想的编纂体裁方案，是由记、典、表、考纪、别录五者相互配合而成，与梁启超所设想的方案，可谓形神兼似。由于编纂中国通史工程浩巨，以一人之力难克其成，梁、章两位仅只留下片段书稿，《饮冰室合集》中载录有《太古及三代载记》（部分）、《春秋载记》《战国载记》，《春秋年表》《战国年表》《志三代宗教礼学》等篇章；《章太炎全集》（三）载录有《扬（雄）颜（之推）钱（谦益）别录》《许（衡）二魏（魏象枢、魏裔介）汤（斌）李（光地）别录》。尽管如此，他们的努力却有力地证明，当近代史家面临历史编纂如何革新这一重大课题时，他们仍然将《史记》的编纂思想和体裁特点视为继续前进的基础。

司马迁历史编纂杰出成就对二十世纪史家的影响，还有广泛性的特点。不仅二十世纪初年“新史学”倡导者重视，其后崛起的唯物史观学者也予高度重视；不仅国内学者，旅居外国多年、深谙西方史学传统的华裔学者也予以高度评价；不仅历史学者，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也精辟地指出《史记》体裁所包含的当代价值。我们对此可以举出三个例证。翦伯赞在确立唯物史观以后撰成《中国史纲》，他称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师，中国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并且高度评价《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阶层、每一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他说：“纪传体的历史，本来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但是《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因为他在纪传之外，尚有八书——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这八书，是《史记》的总结。他在这八书中，分别概述自黄帝以至汉武这一长时期中之各种社会制度的发展，自天文、地理、法律、经济无所不述。同时在纪传中，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起义的首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中国史纲》第二卷）而长期旅居外国的华裔学者邓嗣禹，于1956年撰著《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之比较》一文，他以世界的眼光，评价司马迁创立的规模宏大、包罗万象的体裁，可以用之于古今中外：“在结构与组织方面，司马迁最大的贡献，是铸成一个历史的模型，可以包罗万象，并用之于古今中外。不但中国历朝正史用这个模型，日本史用之；近年罗尔纲写《太平天国史》亦用之。甚至于美国史，也未始不可以此模型驾驭材料。如将各大总统作本纪，亚当斯、莫里斯、洛克菲勒和福特等作世家；将各科学家、文学家、实业家、电影明星作列传，将社会、经济、交通、地理等作专题研究；将各州发展史、内乱与大战进展史作年表，则全部美国史，亦可以包罗排列，有的部分供人阅读，有的供参考。所以司马迁《史记》其应用，已非常广博与悠久。希罗多德之书，没有他这样的体大思精。”（《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之比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6年第28卷）无独有偶，著名作家茅盾在1981年也曾著文，提出可以用《史记》的体裁来撰写中国文学史以及美术史、音乐史等，他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茅盾：《梦回琐记》，《文艺报》1981年第1期）

以上简要的论述表明，继承并发扬《史记》著史的宏大气魄和编纂上的杰出智慧，并且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改造和再创造，同时吸收其他史书体裁的优点，熔于一炉、创造出新的体裁，这是近三百年来有识史家的不断努力。这一持久的探索到二十世纪末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就是白寿彝担任总主编、集合众多学者的贡献、历时二十年编纂而成的大型《中国通史》。白寿彝先生长期研治中国史学史，重视总结和继承传统史学的精华，重视在哲理高度探究司马迁的历史编纂的深邃意义。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指出，司马迁的杰出编纂成就“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因而不愧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大师”。（《中国史学史论集》）至1981年，他撰写《谈史书的编撰》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史记》体裁是综合体的论断，认为纪传体将本纪、列传、世家、书志、年表和史论等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并论述今天著史要在继承《史记》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再创造，创立“新综合体”。（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由此也生动地证明，《史记》的编纂思想、编纂成就确实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三 才气充溢 章法纯熟的文章典范

《史记》的成就不仅笼罩了两千年中国史坛，而且在文学史上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里仅简略地论述历代学者关注最多的司马迁在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唐宋时期兴起的古文运动是古代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散文的名家恰恰是以司马迁雄深雅健的文章为典范，作为反对六朝绮靡文风武器，重建优良传统。这些名家们从诸多方面赞赏司马迁文章的雄奇高妙，归纳起来大体包括两大方面：一是赞赏《史记》文章才气充溢、自然流露；二是主张揣摩司马迁的纯熟手法，以求做到状物抒情各得其妙趣。以下即从选取历代名家若干精彩议论，以见司马迁在古代散文健康发展进程中的“宗师”地位。

北宋欧阳修善于写作人物传记，其成功正得力于效法司马迁，如他所言：“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五《桑怿传》）宋祁、苏辙则极赞司马迁文章有奇气，才华横溢。宋祁谓：“太史公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游，故其文疏落，颇有奇气。”（《太史公文章疏荡》，录自宋王正德编《余师录》卷一）苏辙极然其言，并加以引申：“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南宋洪迈、明代茅坤、清代刘大櫆也有类似的见解，足以与宋祁的评论相呼应。洪迈特别赞赏司马迁行文“其高古简妙处，殆是摹写星日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也。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知其所以然”。又专门拈出篇中成功地运用的修辞方法反复品味，称：“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容斋五笔》卷五“史记间妙处”条）茅坤称誉司马迁文章气势雄浑，包容深广，云：“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又极赞其叙事议论气势豪迈，文字含意深广，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云：“每读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舆家千里来龙，到头只求一穴。读其小论，或断言只简之文，如蜉蝣蠛蠓之生，种种形神，无所不备。读前段，便可识后段结按处，读后段，便可追前段起按处。于中欲损益一句一字处，便如于匹练中抽一缕，自难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独得其至，非后人所及。风调之遒逸，摹写之玲珑，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愤，则又千年以来，所绝无者。”（《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刘大櫆则评价司马迁文章“气脉洪大，丘壑远大”。（《论文偶记》）

历代文章名家揣摩效法的又一重点，是司马迁文章结构谨严、章法娴熟，表现手法多样，处处得心应手。以宋代黄庭坚、明代王世贞和冯班的评论最有代表性。黄庭坚云：“（司马迁）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答洪驹父书》，录自宋王正德编：《余师录》卷二）王世贞则盛赞司马迁为文有多种风格。根据不同记述对象而运用多种手法，无不各得其宜：“《仪》《秦》《鞅》《雎》诸传，以己损益诸史者也，其文雄而肆。《刘》《项》纪，《信》《越》诸传，志所闻也，其文宏而壮。《河渠》《平准》诸书，志所见也，其文核而详，婉而多风。《刺客》《游侠》《货殖》诸传，发所寄也，其文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冯班也极力赞扬司马迁为文根据不同需要而采用不同手法，无不各得其宜，云：“《史记》叙事，如水之傅器，方圆深浅，皆自然相应。”（《钝吟杂录》卷六）

以上我们等于做了一番“上溯”的工作，将名家们如何称扬司马迁是文章典范之最具代表性的言论作了简要评析，由此我们即能明白，何以《史记》在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现当代著名文学史专家，何以称司马迁是中国散文之“宗师”？李长之对此有过堪称酣畅的归纳和评论，他说：“司马迁的散文，乃是纯正的散文，乃是唐宋以来所奉为模范的散文——就是古文家所推为正统的散文。”“司马迁是被后来古文家所认为宗师的。其中几乎有着 ‘文统’的意味。因为，第一次的古文运动领袖是韩愈，他推崇司马迁。第二次的古文运动领袖是欧阳修，他推崇韩愈。后来的桐城派的先驱归有光，以司马迁为研究目标，后来者则追踪韩欧，而曾国藩一派又探索于《史记》。这样一来，前前后后，司马迁便成了古文运动的一个中心人物。”（《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钱基博同样推崇司马迁的雄奇风格是唐宋古文八家之祖祢：“《史记》积健为雄，疏纵为奇，以为唐宋八家散行之祢。”（《古籍举要》）欧阳修等名家的精彩评论，恰恰为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提供了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