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
汉文帝
壬戌（前179） 汉文帝前元元年
冬十月，文帝改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封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 任命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对大臣论功行赏，增加封户，数量各有差别。
陈平声称有病，请求辞去右丞相职务，他说：“高祖开国时，周勃的功劳不如我大。而在诛灭吕氏外戚的过程中，我的功劳也不如周勃。我请求皇上把右丞相的职务让给周勃。”文帝刘恒接受了他的请求。
勃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刘氏不绝如带，时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吕后崩，大臣共诛诸吕，丞相适会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骄主色，而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
十二月，除收帑相坐律令。
诏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启为皇太子。
有司请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治国家之体；吴王，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岂不豫哉？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有司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立嗣必子，
周勃当了右丞相，散朝时，小步急行退出，甚为得意。文帝对他以礼相待，很是恭敬，常常以目相送。郎中袁盎向文帝进言说：“陛下认为右丞相周勃是什么样的人？”文帝说：“是社稷重臣。”袁盎说道：“周丞相是有功之臣，而不是社稷重臣。那社稷重臣，在君主活着时，与君主共治天下，在君主故去后，也遵循故主的法度办事。当吕后擅权的时候，刘氏政权就好像一条快要坠断的细带子，当时周丞相掌握兵权，却不能整肃朝纲。吕后去世以后，大臣们齐心合力诛灭吕氏，周丞相赶上机遇，凑巧建立了这番功业。现在丞相好像对主上有骄矜的神色，而陛下却对他如此谦让，臣子和主上都有失礼仪，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以后朝会时，文帝越来越庄重威严，丞相周勃也越来越敬畏。
十二月，文帝下令废除收捕罪犯家属为官奴婢以及一人犯罪、连累其他无辜的人受刑罚的连坐律令。
文帝下诏令说：“法律，是治理天下的凭据。现在的法律，对犯法的人定罪以后，还要使他那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受株连，以至于把他们收捕为官奴婢，朕认为这十分不可取！今特废除收捕罪犯家属为官奴婢以及各种互相连坐的律令！”
春正月，立皇子刘启为皇太子。
有关官员请文帝早立太子。文帝说：“我已是无德了，不能广求天下贤圣有德的人，将皇位禅让给他，而又说‘事先立太子’，这是增加我的无德行为了。还是放下此事，别议了！”有关官员说：“预先确立太子，是为了宗庙、国家的稳固，牢记天下的安危。”文帝道：“楚王是我的叔父，年事高，阅历天下的义理多，知道治理国家的根本；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的弟弟。他们都秉持德行来辅佐我，难道他们不是早就存在的继承人吗？如果我现在不选择贤能的人来继承皇位，而说必须传位给儿子，人们就会认为我是忘了贤圣有德的人，而一味偏私于自己的儿子，这不是忧虑天下的做法。”有关官员坚持请求说：“古代殷、周建国以后，天下治平安宁的局面都维持了一千多年，他们都采用确立太子、继承王位的制度。天子必须选儿子为继承人，
所从来远矣。高帝平天下，为太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
三月，立窦氏为皇后。
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广国，与兄长君，厚赐田宅，家于长安。周勃、灌婴等曰：“吾属不死，命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两人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诏定振穷养老之令。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哉？具为令。”有司请八十已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耏以上，不用此令。
这是由来已久的。高皇帝平定天下，为汉朝太祖，子孙理应继承皇位，世世代代永不断绝。如果现在舍弃理应继位的皇子，而另从诸侯王及宗室中选择继承人，这不是高皇帝的愿望。在皇子以外另议继承人是不应该的。陛下的皇子中，刘启年龄最大，秉性纯厚仁慈，请求陛下立刘启为太子。”文帝这才同意大臣的奏请。
三月，文帝立窦氏为皇后。
窦氏是太子刘启的生母，所以立为皇后。朝廷赏赐她的弟弟窦广国和兄长窦长君大量的田宅，让他们在长安城里安居。周勃、灌婴等大臣议论说：“我们活着，命运将取决于这两个人了。他们二人出身微贱，不可不为他们选择师傅和宾客。否则，他们又有可能效法吕氏，以外戚专权，这可是大事啊！”于是大臣们就挑选有气节、有德行的士人与他们同住，兄弟二人从此成为谦让君子，不敢因地位尊贵而对人骄横。
文帝下诏，令大臣们议定救济贫穷、赡养老人的法令。
文帝下诏说：“正当春季和暖的时候，草木欣欣向荣，万物都有以自乐，而我的百姓中，那些鳏夫、寡妇、孤儿、老年无子的人，有的已临近危亡，却没人去看望他们，为他们解忧排难。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该怎么做？命令有关官员议定赈济穷人、赡养孤老的办法。”又说：“老年人没有帛就不暖和，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是一年的开端，要经常派人去省视辈分高、年岁大的人。还有：如果没有布、帛、酒、肉的赏赐，那怎能帮助天下的儿孙孝养他们的老人呢？命令有关官员讨论这些问题，制成法令条文。”有关官员请示，百姓中年龄在八十岁以上的，每月赐给米、肉、酒；年龄在九十岁以上的，另外再赐给帛和絮。各县的县令要亲自检查赐物条令的执行情况，县丞或县尉要送物上门。食禄二千石的郡国长官要派出负责监察的都吏，巡行监察所属各县，发现不按诏书办理的要责罚督促。凡是受过刑事制裁以及犯了罪，将被判处剃除鬓须的耏刑以上刑罚的老年人，不在赐物条令范围之内。
楚王交卒。
谥曰元。
夏四月，齐、楚地震，山崩，大水溃出。 令四方毋来献。
时有献千里马者。帝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其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封宋昌为壮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乃修代来功，封宋昌为壮武侯。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然则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乃称善。勃大惭，出，让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
楚王刘交去世。
朝廷赐予他谥号叫元。
夏四月，齐地、楚地发生地震，群山崩裂，大水溃涌成灾。文帝命令全国各地不要前来进献物品。
当时，有人向文帝进献千里马。文帝说：“每当皇帝出行，鸾旗在前面做先导，属车在后面做护卫。平时出行，每日行程五十里，率军出行，每日行程三十里。我骑着千里马，独自在前奔驰，将到哪里去呢？”于是把宝马还给进献者，并给了他旅途费用，随即下诏说：“朕不接受贡献之物。现令各地不必要求前来贡献物品。”
封宋昌为壮武侯。
文帝对天下臣民普施恩惠后，各地诸侯、四方边远部族，远远近近，都很欢愉融洽，然后文帝就表彰和赏赐跟随他从代国来京的旧部功臣，封宋昌为壮武侯。
秋八月，右丞相周勃被免职。
文帝越来越明习国家政事。朝会时，文帝问右丞相周勃说：“全国一年内判决多少罪案？”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内钱粮收入各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大为紧张、惭愧，汗水沾湿了后背。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答道：“有专门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员。”文帝问：“由谁主管？”陈平说：“陛下如果要了解诉讼刑案，就问廷尉；如果要了解钱粮收支，就问治粟内史。”文帝问道：“既然各事都有主管官吏，那么您所主管的是什么事情？”陈平谢罪说：“陛下不知道我平庸低能，使我待罪待在宰相的职位上。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天子，理通阴阳关系，顺应四季变化；对下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安抚四方边远部族和各地诸侯；对内使百姓归附，使卿大夫各自得到能发挥其才能的职务。”文帝于是叫好。周勃极为惭愧，退朝以后，责备陈平说：“您平常竟不教我如何回答！”陈平笑着说：“您身居相位，竟不知道宰相的职责呀？况且陛下要是问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您也想勉强回答呀？”从此周勃自知他的能力远不如陈平。
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久处尊位，祸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谢病，免。平专为丞相。
遣太中大夫陆贾使南越。南越王佗称臣奉贡。
初，隆虑侯灶击南越，会暑湿，大疫，不能隃岭。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帝乃为佗亲冢在真定者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厚赐之。复使陆贾使南越，赐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不止，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
有人劝告周勃说：“您诛灭吕氏，迎立代王，威名震动天下，却长久处在尊崇的职位上，怕要大祸临头啊！”周勃也为自己担忧，就自称有病，请求辞职，文帝接受了他的请求，免去了他的右丞相职务。陈平独自一人担任丞相。
朝廷派遣太中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南越王赵佗对汉朝皇帝称臣纳贡。
当初，隆虑侯周灶领兵攻打南越，正赶上暑季湿热，军队暴发急性传染病，无法越过岭去。赵佗趁机用武力威胁和用财物引诱的手段，使闽越、西瓯、骆隶属于南越。南越国土东西长达万余里，赵佗乘坐着供天子专用的黄屋车，车衡上扬着只有皇帝乘舆上才有的装饰物左纛，自称皇帝，礼制与汉朝皇帝相同。
文帝于是下令，为赵佗在真定的先人坟墓设置守墓民户，每年定时祭祀，招来赵佗的兄弟，给予丰厚的赏赐。又派陆贾出使南越，带去给赵佗的书信，信中说：“我是高皇帝侧室生的儿子，被安置在外地，在北方的代地做藩王。路途遥远，遮隔闭塞，生性朴实愚鲁，没有给您送信致意。高皇帝撇下群臣而去，孝惠皇帝也去世了，吕皇后亲自临朝处事，不幸有病，几个吕氏外戚趁机谋反。依赖功臣们的力量，诛灭了吕氏，朕因王、侯、百官不肯放过的缘故，不得不登基当皇帝。前不久，听说大王曾送信给将军隆虑侯周灶，请求寻找您的亲兄弟，要求罢免长沙国的两个将军。朕因大王的来信，已罢免了将军博阳侯；您在真定的亲兄弟，已派人前去慰问，并修整了您先人的坟墓。前几天，听说大王发兵到边境地区，不断侵犯掳掠，长沙国深受其害，南郡尤为严重。其实不只是长沙地区受害，即便是大王管辖下的南越国，难道在战争中就能只获利而不受害吗？必定会使许多士兵丧命，优秀将官伤亡，造成许多寡妇、孤儿、晚年无靠的老人。这种获一利而受十害的事情，朕不忍心去做。况且汉朝即使夺取了大王的南越国，并不见得增加多少领土；夺得了大王的财产，也不见得显示多少富有。五岭以南的土地，大王尽可自行治理。不过，大王已有皇帝的称号，如果两位皇帝同时并立，没有一个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贾至南越，佗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下令国中曰：“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今去帝制、黄屋、左纛。”因为书，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孝惠皇帝义不忍绝，所赐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处僻，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伐其边。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以贾谊为太中大夫。
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时年二十余，一岁中超迁
使者互相沟通，就会以力相争。只讲力争而不讲谦让，这是仁人君子不屑于做的。我愿与大王共弃前嫌，自今以后，互派使者往来，恢复原有的良好关系。”
陆贾到了南越，赵佗惶恐，叩头谢罪，表示愿尊奉文帝的明诏，永为藩国属臣，奉行贡纳职责。赵佗下令于国中说：“两雄不能同时共立，两贤不能同时并存。汉朝皇帝是贤明天子。从今以后，我废除帝制，不再乘黄屋车，竖左纛。”又写了封信给文帝，说：“蛮夷大长、老夫臣赵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是前越地的官吏，幸蒙高皇帝宠信，赐我玺印，封为南越王。孝惠皇帝根据道义，不忍心断绝与南越的关系，赏赐老夫的物品十分丰厚。吕皇后当政，歧视边远部族，认南越为蛮夷，下令说：‘不得给蛮夷南越金、铁、农具、马、牛、羊；如果给他牲畜，就给他雄性的，不得给雌性的。’老夫处在偏僻之地，马、牛、羊已经老了。自以为不能行祭祀之礼，犯下死罪，所以派遣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三批官员，上朝廷致书谢罪，但他们都没有返回。又传闻老夫父母的坟墓已被平毁，兄弟、宗族亲人已被定罪处死。官员们一同商议说：‘现在从内部看已经受到汉朝的贬削，从外部看也没有自显尊贵的地方。’所以去掉王号，改称皇帝，只是在南越国内称帝，并不敢有害于天下。吕皇后得知我称帝，勃然大怒，削去了南越国的封号，断绝使臣往来。老夫私下怀疑是长沙王进谗言陷害我，所以发兵攻打长沙国边境。老夫已在南越生活了四十九年，如今已抱孙子了。但我夙兴夜寐，睡觉难安枕席，吃饭品尝不出滋味，眼不视美女之色，耳不听音乐之声，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不能侍奉汉朝天子。现在有幸得到陛下的怜爱，恢复了我原来的封号，准许我像过去一样派人出使汉廷。老夫就是死了，尸骨也不腐朽了。从此改号为王，不敢再称皇帝了！”
文帝宣召河南郡守吴公进京任廷尉，任命贾谊为太中大夫。
文帝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治理地方的政绩为天下第一，就宣召吴公入朝当廷尉。吴公推荐洛阳人贾谊，文帝就召贾谊进京当博士。当时贾谊才二十多岁，文帝很赏识他，一年中破格提升，
至太中大夫。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癸亥（前178） 二年
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陈平卒。
谥曰献。
诏列侯之国。
上曰：“古者诸侯各守其地，民不劳苦；今列侯居长安，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各之国。”
十一月，以周勃为丞相。 是月晦，日食。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诏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罢卫将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颍阴侯骑贾山上书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麋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
“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
官至太中大夫。贾谊请文帝改历法，变换朝服颜色，审定官名，确定汉朝的礼仪和音乐，以建立汉朝的制度，替换秦朝的法制。文帝以谦让治国，自认为不必改制，就推说无暇顾及这些事情。
癸亥（前178） 汉文帝前元二年
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陈平去世。
朝廷赐予陈平谥号“献”。
文帝下诏，令列侯离京，到各自的封地去。
文帝下诏令说：“古代诸侯各自驻守分封的领地，百姓免受劳苦；如今列侯身居长安，吏卒为运送列侯的必需品烦费辛苦，而列侯也无法教导自己的百姓。现令列侯各自到封地去居住。”
十一月，任命周勃为丞相。 这月的最后一天，出现日食。文帝颁布诏书，请大家荐举贤良方正之士，以及能够直言进谏、尽力规劝君主的人。
诏书说：“人主无德，上天降示灾异，警告治理不善。朕对下不能治理、养育众生，以至于上累苍天，使日、月、星三光晦暗，真是无德之极！诏书下达后，请大家都思考朕的过失，还有朕未知、未见的问题，务请明白告诉朕。还请大家荐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进谏规劝君主的人，来匡正、补救朕的不足，并委派他们分别任职。务必减轻徭役赋税以便利百姓；废除卫将军的建制；太仆将现有马匹仅留够供朝廷使用的，其余全部拨给驿站使用。”
颍阴侯的骑从贾山上书文帝，说道：“我听说在雷霆的打击下，无论什么都会被摧毁；在万钧之力的重压下，无论什么都会被压碎。如今人主的威严远远超过了雷霆，人主的权势远远重于万钧。君主即便是广开言路，征求谏劝意见，和颜悦色地接受，采纳批评者的意见并使他们显贵，士人们还会惧怕，不敢畅所欲言，更何况君主纵欲残暴，又讨厌听到别人谈论他的过失呢？
“从前周朝大约有一千八百个封国，凭九州的百姓，奉养一千八百国的君主，君主有多余的财物，百姓有富余的力量，到处都是歌功颂德的声音。而秦始皇用一千八百国的百姓奉养自己，
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
“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陛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而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古者大臣不得与宴游，使皆务其方，以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上嘉纳其言。
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中郎将袁盎骑，并车擥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
百姓力量耗竭，负担不起他的徭役，家产穷尽，不够交纳他的赋税。秦始皇死亡才不过几个月，天下人四面进攻，秦的宗庙就毁灭了。秦始皇处于被灭绝的危机之中，却没有察觉，原因何在？秦王朝没有奉养老人的道义，没有能够辅佐他的大臣，罢斥批评朝政的官员，杀害敢于谏诤的士人，所以那些阿谀奉承、苟且偷生、只求保全自身利益的人，就吹捧秦始皇的德政高于尧、舜，功业超过商汤、周武。天下其实已经崩溃了，却没有人告诉他。
“现在陛下命令天下人荐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的士人，莫不励精而求自身洁白，希望被皇帝选用。现在他们被选入朝廷了，而陛下却只是与他们共同驰驱射猎，一天之内两三次出宫。我担忧朝政由此懈弛，百官因此而怠惰于政事。陛下节省开支，爱护百姓，断案公平，刑罚宽松，天下人莫不欢喜。我听说崤山以东官吏公布诏令时，百姓即使是老弱病残的人，也都拄着拐杖前去聆听，希望暂时不死，想看到仁德教化的成功。现在功业刚刚建立，声名刚刚传播，天下之人闻风而仰慕，而在这样重要的时候，陛下却带领豪俊之臣、方正之士，只与他们天天射猎，击兔射狐，以致伤害国家大业，断绝天下人的期望，我私下为陛下哀伤！古代规定大臣不得参与闲逸的游乐，为的是使他们都能努力保持端方的品格和高尚的节操，这样群臣就没人敢不修身养性，尽心侍奉君主，按君臣大礼办事了。士的品行，养成于自己家庭中，却在天子的朝廷上被破坏，我私下为之惋惜。陛下与群臣消闲游乐，与大臣、方正在朝廷上议论政事，游娱不失欢乐，朝会不失礼仪，议政不失大计，这是事关国家法度的重大问题。”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文帝每次上朝，郎官和侍从官吏进呈奏疏，他没有一次不停下辇车来接受的。奏疏的内容如不可采用，就放置一旁；如可采用就采用，未尝不加以赞扬的。
文帝从霸陵上山，想往西纵马奔驰下峻坡，中郎将袁盎骑马上前，与文帝车驾并行，伸手揽住马缰绳。文帝问：“将军胆怯了吗？”袁盎回答说：“我听说：‘家有千金资财的人都很自爱，坐不会坐在
垂堂。’圣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骋六，飞驰下峻山，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且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上说，语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春正月，亲耕籍田。
贾谊说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淫侈之俗，日日以长，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远方之能僭拟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
堂屋的边缘，唯恐坠堕。’圣贤君主不能冒险，不求侥幸。现在陛下要放纵驾车的六匹骏马，飞驰下险峻的高山，如果马匹受惊，车辆毁坏，陛下纵然很看轻自身安危，怎么对得起高祖和太后呢！”文帝这才停止冒险。
文帝所宠爱的慎夫人，在宫中常常与皇后同席而坐。等到去上林苑，安排席位时，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排在下位。慎夫人恼怒，文帝也大怒。袁盎借机上前规劝文帝说：“我听说：‘尊卑次序严明，就能上下和睦。’现在陛下已经册立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怎么能与主人同席而坐呢？况且陛下难道没见‘人彘’事件吗？”文帝于是高兴了，把袁盎的话告诉了慎夫人，赐给袁盎黄金五十斤，以示感谢。
春正月，文帝亲自耕作，举行“籍田”仪式。
贾谊劝说文帝说：“‘一个农夫不从事耕作，就有人要挨饿；一个女子不从事织布，就有人要挨冻。’物品的生产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使用起来毫无限度，那么物资就必然会缺乏。古人治理天下，考虑问题非常细微，非常周到，所以国家的积蓄足以依恃。现在脱离农桑本业而从事工商末业的人太多，追求奢侈的风气日日增长，天下财富，生产的人很少，可是挥霍的人很多，怎么能不枯竭！如果不幸出现了方圆二三千里的大面积旱灾，国家用什么去救济百姓呢？如果突然间边境发生紧急情况，征调了几十万、上百万军队，国家用什么去供应军饷呢？如果战争和旱灾相继发生，天下财力极端缺乏，有勇力的人啸聚部众而横行劫掠，远方那些有称帝野心的人，就会接连起事要夺取天下了。如果发展到这个地步才大吃一惊而图谋制止，难道还来得及吗？积贮是国家的命脉，如果国家积贮了大量粮食且钱财有余，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进攻则能夺取，防守则很坚固，作战则能获胜，如果要感化、安抚敌对者，吸引远方部族归附朝廷，怎么会招而不来！如果现在驱使老百姓回归农田，全都落脚于本业，使天下人都从事生产，自食其力，让从事工商末业、游荡无业的人转而从事农业，那么天下就会有充足的积贮，百姓就会
乐其所矣。”上感谊言，诏曰：“夫农者，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三月，立赵幽王子辟彊为河间王，朱虚侯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先立河间、城阳、济北王，然后立皇子。
夏五月，除“诽谤”“妖言”法。
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秋九月，赐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前177） 三年
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 丞相、绛侯勃免，就国。
诏曰：“前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以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 淮南王长来朝，杀辟阳侯审食其。
初，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得幸，有娠。及贯高事发，美人亦坐系。美人弟因审食其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美人
安居乐业了。”文帝被贾谊的话所打动，于是发布诏令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令举行‘籍田’仪式，朕要亲自耕作，为天下臣民做出表率，种出供给宗庙祭祀用的粮食。”
三月，文帝立赵幽王的儿子刘辟彊为河间王，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有关官员请求文帝立皇子为诸侯王。文帝下诏，先立河间王、城阳王、济北王，然后才立皇子为王。
夏五月，废除“诽谤法”“妖言法”。
文帝下诏说：“古代圣贤治理天下，朝廷设有鼓励献计献策的旌旗和用来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前来进谏。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这就使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贤良之士呢！特废除这些法令！”
秋九月，文帝诏令今年只向天下百姓征收田租的一半。
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依靠它而生存。有的百姓不从事农耕本业，而去从事工商末业，所以百姓生活艰难。朕现在亲自率领群臣从事农耕，以鼓励百姓从事农业，今恩赐百姓，今年只向天下百姓征收田租的一半。”
甲子（前177） 汉文帝前元三年
冬十月的最后一天，出现日食。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又出现日食。 丞相、绛侯周勃被免职，前往自己的封地。
文帝下诏说：“先前诏令列侯去各自的封地，有的人辞而未行。丞相是朕所倚重的人，请为朕率领列侯，到自己的封地去！”
文帝任命灌婴为丞相，罢废太尉这一官职。 淮南王刘长进京朝见文帝，杀死了辟阳侯审食其。
当初，赵王张敖进献给高帝一位美人，这位美人受到宠幸而怀了身孕。到贯高谋反事发时，美人也受株连，被囚禁起来。美人的弟弟请审食其向吕后求情，吕后嫉妒美人，不肯为她说话。美人
已生子，恚，即自杀。吏奉其子诣上，上悔之，封以为淮南王。
王蚤失母，附吕后，故吕后时得无患，而常怨食其，以为不强争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骄蹇，不奉法，上常宽假之。是岁入朝，往见食其，自袖铁椎椎杀之，驰走阙下，肉袒谢罪。帝伤其志为亲，故赦弗治。以此，归国益骄恣，警跸，称制拟于天子。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上不听。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婴将兵击走之。遂如太原。济北王兴居反，遣大将军柴武击之。秋七月，还宫。八月，兴居兵败，自杀。
初，诛诸吕，朱虚侯功尤大，大臣许以赵王章，以梁王兴居。帝闻其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割齐二郡以王之。兴居自以失职夺功，颇怏怏，闻帝幸太原，以为天子且自击胡，遂发兵反。帝遣柴武击之，兵败自杀。
以张释之为廷尉。
释之初为骑郎，十年不得调，袁盎荐之为谒者。朝毕，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释之乃言秦汉间得失，上说，拜谒者仆射。
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尉不能对。虎
已经生子，感到愤恨，就自杀了。官吏将其子送给高帝，高帝感到后悔，封这个儿子为淮南王。
淮南王名叫刘长，自幼丧母，依附于吕后，所以吕后掌权时能平安无事，但他心中常常怨恨审食其，认为审食其没有向吕后力争，才让他的生母含恨而死。等到文帝即位，淮南王骄横傲慢，不守法纪，文帝总是宽容他，不予追究。这一年，淮南王入朝后，去见审食其，用袖中所藏铁椎将审食其打死，然后疾驰到宫门前，袒露上身，表示请罪。文帝感念他一心想为母复仇，所以赦免了他，没有治罪。因此，淮南王归国后，更加骄横恣肆，出入清道，行使权力上比于天子。袁盎向文帝进谏说：“诸侯过于骄傲，必定会生祸患。”文帝不听。
夏五月，匈奴入侵。文帝亲临甘泉宫，派丞相灌婴率领军队攻打匈奴，并把匈奴打跑。文帝于是驾临太原。济北王刘兴居反叛，文帝派大将军柴武去攻打。秋七月，文帝返回长安宫中。八月，刘兴居兵败，自杀。
当初，朝中大臣诛灭吕氏外戚时，朱虚侯刘章的功劳尤为突出，大臣们曾许诺把赵地封给刘章为王，把梁地封给他的弟弟刘兴居为王。文帝得知刘章当初打算拥立齐王为帝，所以有意贬抑他二人的功劳，从齐地划出两个郡，分别立他二人为王。刘兴居自认为失掉了应得的地位，功劳被夺，颇为不满，听说文帝亲临太原，以为皇帝将亲自带兵攻打匈奴，就发兵造反。文帝派柴武领兵攻打刘兴居，刘兴居兵败自杀。
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廷尉。
张释之起先当骑郎，历时十年未能升迁，袁盎荐举他当上了谒者。朝会结束后，张释之上前向文帝谈论政事。文帝道：“说话浅近一点，不要光发高论，要谈现在可行的事情。”张释之于是就说秦、汉之间的往事，分析秦朝失去天下、汉朝夺得天下的原因，文帝很高兴，升任张释之为谒者仆射。
张释之跟随文帝，登上禁苑中养虎的虎圈。文帝向上林尉询问禁苑中所饲养的各种禽兽的登记数目，上林尉答不上来。虎
圈啬夫从旁代尉对，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张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就车，召使参乘，徐行，问秦之敝，拜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释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
从至霸陵。上谓群臣曰：“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帝称善。
是岁，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
圈啬夫站在一旁代上林尉回答了文帝的提问，十分详尽。文帝想考察虎圈啬夫的才能，虎圈啬夫随问随答，没有一个问题被难倒。文帝说：“官吏难道不应像这样吗？”于是诏令张释之去任命虎圈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停了很久，到文帝跟前说：“陛下认为周勃、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呢？”文帝回答说：“是长者。”张释之说：“他们二人论事时，竟然会有话表达不出来，哪能效法这个啬夫的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呢！况且秦王朝重用刀笔之吏，官吏们争着用敏捷苛察比较高低，它的害处在于空有外表而无实际内容，致使皇帝不闻其过，国家衰败以至于土崩瓦解。现在陛下因啬夫善于辞令而破格提升他，我担心天下人竞相仿效，争着练口辩之术而无真实才能。在下位的仿效在上位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身动影移、声出响应，君主的举动不可不审慎啊！”文帝说：“你说得好！”文帝上车，召张释之为陪乘，一路上缓缓行驶，文帝向张释之询问秦朝政治的弊端，随后任命张释之为公车令。
时隔不久，太子与梁王共乘一车入朝，经过皇宫的外门司马门时，按规定必须下车步行，但太子与梁王却没有下车示敬。张释之追上去，禁止他们二人进入殿门，并弹劾他们犯了“不敬”之罪。薄太后听说后，过问这件事，文帝摘下帽子，向太后谢罪，说自己“教管儿子不严格”。太后于是派使者奉着诏书去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这才得以进入殿门。文帝通过这件事，对张释之大为惊异和赏识，升任他为中大夫。
张释之随从文帝去巡视文帝的陵墓霸陵。文帝对群臣说：“我的陵墓用北山岩石做外椁，把苎麻絮切碎填充在间隙中，再用漆将它们粘合为一体，如此坚固，难道还有人能打得开吗！”左右事奉的人都说“对”，独有张释之说：“假如里面有能勾起坏人贪欲的珍宝，即使熔化金属把整个南山密封起来，也会有间隙；假如里面没有令坏人垂涎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文帝称赞他说得好。
这一年，张释之被任命为廷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为躲避文帝的车驾从桥下跑过去，使为文帝驾车的马匹
惊，捕属廷尉。释之奏：“犯跸，当罚金。”上怒，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乙丑（前176） 四年
冬十二月，丞相婴卒。以张苍为丞相。
苍好书，博闻，尤邃律历。
召河东守季布。至，罢归郡。
上召河东守季布，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以一人之誉而
受了惊，卫兵逮捕了这个人，并将他送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审理此案后奏报：“此人违犯了清道戒严的规定，应当罚款。”文帝发怒，认为判得太轻，张释之解释说：“法，是天子与天下人公共的，法律无私。这一案件依据现在的法律就是这样定罪。如果加重判罪，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众。而且当他违犯禁令的时候，皇上如果派人将他杀死，也就算了。现在已经把他交给廷尉，廷尉掌天下的公平，一有倾斜，天下用法就会可轻可重，没有标准了，百姓还怎样安放自己的手脚呢？请陛下深思！”文帝思虑很久，终于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之后，有人偷盗高祖庙神位前的玉环，被捕获，交付廷尉判罪。张释之审判后上奏文帝，说案犯应在街市公开斩首。文帝大怒，说：“此人大逆不道，竟敢盗窃先帝的器物！我想杀他全族，而您却奏报依法判他一人死刑，这是违背我恭奉宗庙的本意的。”张释之摘下帽子，叩头谢罪，说：“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依法这样判决，足够了。现在如果这人因盗窃宗庙器物就被灭族，那么万一有愚昧无知之徒，从高祖的长陵上取走一捧土，陛下将怎样给他加以更重的惩处呢？”文帝就把这些道理讲给太后听，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意见。
乙丑（前176） 汉文帝前元四年
冬十二月，丞相灌婴去世。任命张苍为丞相。
张苍喜欢读书，博闻多识，尤其精深于律历之学。
文帝召河东郡守季布进京。季布来了以后，又被舍弃，返回郡里当郡守。
文帝召河东郡郡守季布进京，打算任用他为御史大夫。有人说季布酗酒惹事，不宜靠近皇上。季布到京后，在官邸滞留了一个月，就被遣回，仍为郡守。季布因此对文帝说：“我原本无功，有幸得到陛下的宠信，担任河东郡守。陛下无故召我进京，这一定是有人妄谈贤能而推荐我。现在我来了，没有接受什么使命，就被舍弃回郡，这一定是有人诋毁我。陛下因一个人的赞誉而
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上于是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下绛侯周勃廷尉狱，既而赦之。
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吏，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薄太后亦谓帝曰：“绛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居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帝亦见勃狱辞，乃使使持节赦之，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作顾成庙。
丙寅（前175） 五年
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令。
召我来，又因一个人的诋毁而令我回去，我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得知后，会以此来窥测陛下的深浅得失啊！”文帝默然，面露惭色，过了好久才说：“河东郡对我来说，是如同股肱一样重要的地方，所以特意召你前来面谈。”
任命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文帝提议让贾谊担任公卿的职位。许多大臣贬损贾谊说：“贾谊太年轻，学问造诣尚浅，只考虑掌握大权，扰乱朝廷大事。”于是，文帝开始疏远贾谊，不采纳他的意见，把他外放为长沙王的太傅。
文帝将绛侯周勃交付廷尉处置，关押在狱中，不久，又赦免了他。
周勃已经前往封地，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行属县来到绛地，他生怕自己会被他们诛杀，经常身穿铠甲，令家中人手执兵器，然后与郡守、郡尉相见。有人上告周勃想要谋反，文帝就把周勃一案交给廷尉处置，廷尉将周勃逮捕下狱。周勃极为恐惧，不知怎样措辞才好。狱吏渐渐对周勃有所凌辱。周勃送给狱吏千金，贿赂狱吏，狱吏暗示周勃让公主出面作证，就在公文木牍的背面写上“以公主为证”几字，给周勃看。公主指文帝的女儿，周勃长子周胜之娶了她做妻子。薄太后也对文帝说：“绛侯周勃当初诛灭吕氏的时候，身系皇帝玉玺，统领北军将士，他不利用这个时机谋反，现在住在一个小县里，反倒要谋反吗？”文帝这时也见到了周勃在狱中所写的辩白之词，于是就派使者持着皇帝之节去赦免周勃，恢复了他原有的爵位和封地。周勃已然出狱，感叹地说道：“我曾经统率过百万大军，但哪知狱吏的尊贵呢？”
兴建顾成庙。
丙寅（前175） 汉文帝前元五年
春二月，发生地震。 夏四月，文帝下诏：另行铸造四铢钱；废除私人不得铸钱的禁令。
初，秦用半两钱，高祖嫌其重，更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踊，米石万钱。至是，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铸钱，敢杂以铅、铁者，其罪黥。然铸钱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奸钱日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不如收之。”贾山亦谏，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皆不听。
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
当初，秦朝使用半两钱，汉高祖嫌半两钱太重，另行铸造荚钱。到文帝时，物价飞涨，一石米价为一万钱。在这种情况下，文帝下诏：另行铸造四铢钱，废除私人不得铸钱的禁令。
贾谊进谏说：“现行法令允许天下人都能公开铸钱，胆敢掺杂铅、铁铸钱的人，就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但是铸钱的人如果不掺杂铅、铁取巧，就不可能获利，而只要掺杂极少量的铅、铁，就会获利丰厚。有的事情能招致祸患，有的法令能引起作恶犯罪。现在让平民百姓操持铸造钱币的大权，他们各自隐蔽地铸造，要想禁止他们在铸钱时为获取厚利而掺假耍奸，即使每天都有人被判处黥刑，其势也难以禁止。颁布法令去引诱百姓犯罪受刑的，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铸钱令更为严重的呢！另外，民间使用的钱币，各个地方都不相同。如果官吏采用强硬手段来统一钱币的话，那么事情一定会很繁杂、苛细，而且力不胜任；如果官吏放纵而不加呵禁的话，那么市场上将流行各种钱币，币制就会大乱。可见，如果关于铸钱的策略不当，哪个方向的路可行呢！现在舍弃农业而开采铜矿的人日益增多，掺假的钱日益增多，善良的人抵不住诱惑而做出了邪恶犯罪的事情，谨慎老实的人也陷入了罪恶的泥坑而受到刑罚以至于被杀戮。朝廷一旦认清了它的祸患，大臣们讨论时一定会提出‘禁止私人铸钱’。禁止私人铸钱，那么钱币必定要加重，钱币加重，那么铸钱盈利就更大，私人违法铸钱的行为就会风起云涌。就是施行斩首示众的重刑，也不足以禁止违法铸钱了。作奸犯科的行为数不胜数，而法律禁令屡遭破坏，这都是铸钱的铜造成的恶果。所以不如收回这条铸钱令。”贾山也进谏文帝，他认为：“钱币本是无用之物，却可以用它换取富贵。使人富贵，是君主操纵的权柄。让百姓铸钱，是让百姓和君主共同操纵致富致贵的权柄，这种现象不能助长。”他们的意见都没有被文帝采纳。
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到文帝的宠幸，文帝想让他大富起来，就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赏赐给他，让他采铜铸钱。吴王刘濞拥有豫章郡内的铜山，他从全国各地招来许多游民采铜铸钱，
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
徙代王武为淮阳王。
丁卯（前174） 六年
冬十月，桃李华。 淮南王长谋反，废，徙蜀，道死。
淮南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逐汉所置吏，请自置相。帝曲意从之。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数上书不逊顺。帝重自切责之，乃令薄昭与书，引管、蔡、兴居以为儆戒。
王不说，谋反。事觉，召至长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赦，徙处蜀。载以辎车，县次传之。
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王果愤恚，不食死。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逮考诸县传送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谥曰厉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三十户。
匈奴冒顿死，子老上单于立，复请和亲。
他又在吴国东部用海水煮盐。所以他就是没有赋税收入，王府费用也已十分富足了。就这样，吴国和邓通所铸造的钱币遍布于全国各地。
文帝把代王刘武改封为淮阳王。
丁卯（前174） 汉文帝前元六年
冬十月，桃树、李树不合时令地开了花。 淮南王刘长谋反，被废去王号，遣送蜀地，死于途中。
淮南王刘长自立法令，实施于封国境内，他驱逐朝廷设置的官吏，请求自己任命相国。文帝委曲求全，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又擅自残杀无罪的人，擅自给人封爵，最高封到关内侯，他屡次给朝廷上书，都有不恭顺的话语。文帝难以亲自严厉地责备他，就让薄昭致书淮南王，征引周初管叔、蔡叔以及本朝刘兴居等人骄横不法、最终受惩处的故事，请淮南王引以为戒。
淮南王看到薄昭的书信后很不高兴，计划谋反。事情败露，被召到长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等上奏：“刘长罪该斩首示众。”文帝赦免刘长的死罪，把他遣送到蜀郡去安置。淮南王被安置在有帷幕遮蔽的车子里，由沿途所过各县依次传送。
袁盎进谏说：“皇上向来娇宠淮南王，不为他设置严厉的太傅和相国，所以才发展到这个地步。现在猛然摧残折磨他，我担心他最后遭受风霜雨露而病死，那么陛下就背上了杀害兄弟的恶名，这可怎么办？”文帝说：“我只是想让他暂时受点困苦，希望他能够自悔，现在就派人召他回来。”
淮南王果然愤怒怨恨，绝食而死。传送到雍县时，雍县县令打开了密封的囚车，把死讯上报给朝廷。文帝哭得很悲伤，下令逮捕并拷问传送淮南王时，不开启囚车进送食物的沿途各县官员，把他们全都斩首示众。赐予淮南王谥号叫厉王，用列侯的礼仪把他安葬在雍县，并配置了三十户百姓给他守墓。
匈奴冒顿单于去世，他的儿子老上单于继位，又向汉朝请求和亲。
初，冒顿遗汉书曰：“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王与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故罚使西击月氏。以天之福，尽夷灭，降下之，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休兵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帝报书曰：“单于欲复故约，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
至是，冒顿死，子老上单于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强使之。说至，降，单于甚亲幸。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缯絮，以驰草棘中，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教单于左右疏计，以计课其人、畜。遗汉书牍及印封，皆令长大，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起先，匈奴冒顿单于给汉廷送来书信说：“前些时候，皇帝谈到和亲的事，与书信之意相符，双方都很欢喜。汉朝边境官吏侵犯、侮辱我匈奴右贤王，右贤王与汉朝官吏对抗，断绝了两国君主的友好盟约，离间了兄弟之邦的情谊，为此，我罚他出征，往西攻打月氏国。赖上天赐福保佑，月氏国已被匈奴攻灭，它的民众已归顺匈奴，还有它附近的二十六个国家，都已成为匈奴领地，所有操弓骑射的部族，都合并为一家，北方由此而安定。我希望停止战争，休养士兵，喂好马匹，消除往日的隔阂，恢复原先的盟约，以安定边境一带的民众。”汉文帝给冒顿单于回信说：“单于打算恢复原先的友好盟约，朕对此深表赞赏。这是古代圣明君主的志向啊。汉与匈奴结为兄弟，用来赠送单于的礼物非常丰厚，而违背盟约、离间兄弟情谊的事情，常出在匈奴一方。但是右贤王那件事情发生在大赦之前，单于就不要过分责备他了。单于如果能按照来信之意去做，明确告知众位官吏，使他们不违盟约，讲信用，就谨遵单于书信之意行事。”
直到这时，冒顿单于死了，他的儿子老上单于继位。文帝又派遣一位皇族的女儿翁主去嫁给老上单于做阏氏，并派宦官中行说去辅助翁主。中行说不愿去，汉廷强迫他前往。中行说去了以后，就归降了匈奴，单于非常宠信他。中行说对单于说：“匈奴人口还不如汉朝一个郡的人多，然而匈奴所以会如此强大，就是因为匈奴的衣食与汉不同，不需要仰仗于汉朝。现在匈奴却改变习俗，喜欢汉人的东西了。汉廷只要拿出不到十分之二的东西，那么匈奴就会全部归汉所有。最好的办法是：得到汉朝缯、絮等丝绸衣裳，穿在身上奔驰在草丛荆棘中，那么丝绸制品就会撕裂扯烂，由此可证明丝绸不如兽毛制成的旃裘完美实用；得到汉朝食物，就把它们全部扔掉，由此可显示汉人的食物不如乳酪方便又味美。”中行说还教单于身边的人认字，学习分条登记的知识，用来统计匈奴的人口和牲畜数量。凡是匈奴送给汉廷的书信板片以及印封，中行说都让人增长加宽，行文时故意使用傲慢不恭的言辞，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
以贾谊为梁王太傅。
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
文帝任命贾谊为梁王的太傅。
贾谊上疏说：“我私下认为当今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件事情，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件事情，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有六件事情。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情，就难以在一篇奏疏中全部列举出来了。那些向皇上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大治了。’唯独我却认为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那些大谈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而睡在木柴之上，当木柴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很安宁的。当今天下的局势，与此有什么不同！现在封立的诸侯国太大了，这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互相猜疑的局面，诸侯王多次遭受祸殃，皇上经常为此劳神担忧，这实在不是安定君主、保全臣下的办法。
“我私下里寻找前事的踪迹，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最先造反。长沙国只有两万五千户百姓，长沙王功劳最小，却最能保全他的封国，他与朝廷的关系很疏远，但对朝廷最忠心。这不仅因为他的品性与别的诸侯王不同，也是国家弱小这种客观形势使他这样的。假如当初让樊哙、郦商、绛侯周勃、灌婴他们都占据几十个城市而称王，那么到今天他们很可能已经毁灭了；假如当初让韩信、彭越之类封为彻侯而安居，那么他们保全至今也是可能的。从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计了。要想使各个诸侯王都忠顺于朝廷，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莫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要想使臣子不被剁成肉酱，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莫不如让他们都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莫不如分封众多的诸侯王国而削弱每个诸侯王国的实力。力量削弱就容易使他们遵守礼义，封地狭小就不会让他们有野心。假如这样做了，就能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躯指挥胳膊，胳膊指挥手指，没有不服从命令的，诸侯国的国君不敢生异心，就会像车辐凑集于毂上一样，从四面八方接受天子的指挥。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定立制度，让齐、赵、楚各分为若干个小国，
使其子孙以次受之。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
“天下之势，方病大尰。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主上其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伸。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者，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使诸侯王的子孙人人都能依次得到一块封地。如果诸侯王的封地已经划分成好多块，而诸侯王的子孙却少，就可以在分割的土地上先建立小国，暂时空缺封君之位，待其子孙出世以后，再立为小国的封君。原属诸侯王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天子都不去占有，所以要这样做，只是为了安定国家、治理天下而已。
“当今天下的局势，正好像一个人得了严重的脚肿病。一条小腿几乎像腰那么粗，一个脚趾几乎像大腿那么粗，平常起居时，腿脚难以自由伸屈。错过了目前时机不予医治，必定会成为无法医治的顽症。我认为应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个疾病。
“当今天下的局势，正好像一个人脚朝上、头朝下地倒挂着。凡称为天子的，是天下的首脑，而称为蛮夷的四方部族，是天下的双脚。现在匈奴傲慢不恭，侮辱我朝廷，侵占我土地，掠夺我边民，而汉朝廷却每年要奉送黄金、丝绵和彩色的丝织品给匈奴。夷狄发令征敛，主子向它上贡。脚反而在上面，头反而在下面，倒挂到这种地步，却没人能解救，这还能说国家有能人吗？我认为应该为之流泪的，就是这种状况。
“现在陛下不去攻打强敌而去猎取野猪，不去击搏反叛的盗贼而去捕捉豢养的兔子，贪恋微不足道的娱乐而不考虑如何消除大患，朝廷的德本可以施加到很远的地方，威也可以施加到很远的地方，而现在只是几百里外朝廷的威令就伸展不开了。我认为应该为之流泪的，就是这种状况。
“如今皇帝自己身上穿着黑色的粗丝衣服，而那些富民却连墙屋也装饰着华美的绣品；天子的皇后用来镶在衣领边缘的饰物，平民的小妾却用来镶嵌她的鞋边。这就是我所说的错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丝绸，不能满足一个富人的穿用，那么要想使天下没有挨冻的人，怎么能办到呢？如果一个农夫耕作，十个闲人聚在那里吃饭，那么要想使天下没有挨饿的人，那是不可能的；饥寒交迫的景况降落在百姓身上，要想使他们不做奸邪的事，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种状况。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谊，捐廉耻，日甚，月异，而岁不同矣。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岂可不为寒心哉！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
“商鞅抛弃礼义，抛弃仁爱恩惠，把心思全用在进取上。他的新法推行两年，秦国的风俗就日益败坏。世家大族的富有子弟，长大成人后就与父母分家另过，家境贫穷的男子，长大成人后就出去给人家当地位卑贱的倒插门女婿；儿子把农具借给父亲，脸上就露出施予恩德的表情；母亲来拿簸箕、扫帚，立刻遭到责骂；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孩子，就与她的公爹并坐在一起；媳妇与婆母关系不好，一不高兴就公开吵架。当时秦人只知慈养儿子，贪求财富，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了。如今秦人遗留下来的这种风气还没有衰败，抛弃礼义，不顾廉耻的恶俗，一天比一天严重，月月都在发展，年年都有所不同。现在甚至已有子弟杀害父兄的了。而公卿大臣只把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竟安然处之而不知惊骇，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移风易俗，使天下人都回心转意，归向道义，这不是庸俗的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的官吏能做的只是一些处理文书档案的工作，却不知道治国的大体。陛下自己又不忧虑这些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管子》书中说：‘礼义廉耻，是四项必须遵循的准则。这四项准则如不伸张，国家就要灭亡。’对于管子的话，难道能不感到寒心吗！怎么不现在就确立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上下下，各有等级，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呢！这种制度一确立，世世代代就可以长安，而后世子孙也有了可以掌握、遵循的准则了。如果根本制度不确定，那就像横渡江河而无缆绳和船桨一样，当船行进到江河中心而遇到风波时，船必定会颠覆。我认为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种状况。
“夏、商、周三代，天子之位都传了几十代，秦为天子，却只传二世就灭亡了。人性相差并不很远，为什么三代的君主有道而维持了长久的统治，而秦无道那么短就灭亡呢？古代的圣明君王，太子刚诞生，就按礼义来对待他，有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严肃，在南郊举行祭礼，经过宫门就下车示敬，经过宗庙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还是婴儿时，教育就已经进行了。到太子儿童时，
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选天下之端士有道术者，使与居处。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
稍懂人事了，三公、三少等官员就用孝、仁、礼、义之道去教育他，驱逐奸邪小人，不让他见到罪恶的行为，从全国范围内审慎地选择为人正直、通晓治国之道的人，让他们与太子相处，一起活动。所以太子一诞生就见到正派的行为，听到正派的言谈，走上正派的道路，因为前后左右都是正人君子啊。一直与正人君子相处，他的思想行为就不可能不端正，这就好像生长在齐国，就不可能不说齐国话一样；惯于同不正派的人相处，他就不可能正派，这就好像生长在楚国，就不可能不说楚国话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就如同天赋本性，习惯形成就如同自然生成。’学习礼义与学习知识一起进行，使二者能同时发展，所以每被切磋，都无大过，能够问心无愧；教育感化与心性修养的目标一起达到，所以孝、仁、礼、义观念就如同天生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长久统治天下，就是因为有辅佐太子的这项教育制度。秦始皇派赵高当胡亥的师傅，教他如何断案判罪，他所学习的不是斩人首级、割人鼻子，就是灭人三族。所以他头天登基当皇帝，第二天就用箭矢射人，把忠心谏劝的人说成是诽谤朝政，把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说成是妖言惑众，他把杀人看成割草一样随便。难道只是因为胡亥的本性凶恶吗？这是因为赵高教导他学习的内容不是正道的缘故啊。民间俗话说：‘前车覆，后车诫。’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太子手中。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侍从。在童心未失时就先进行教育，那教化容易见到成效；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随从又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就端正了，天下也就可以安定了。
“人的智力，能够认识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情。礼的作用，就是要把邪恶行为制止在未发生之前，而法的作用是对已发生的罪恶行为予以惩罚。所以法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作用难知。至于用奖赏来鼓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如金石，施行这样的法令，准确无误如同四时，掌握这一公正原则，就如同天覆地载一样无偏无私，
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盖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夫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礼不敢
怎能认为先王不用奖罚这一原则呢？然而人们一再赞美礼，是因为礼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把罪恶杜绝在未萌生的时候，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百姓在不知不觉中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凡是国君，希望百姓善良的心愿是相同的，而用来使百姓善良的办法却不同。有的用道德的教育来诱导，有的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育来诱导的，礼义观念浸润人心，百姓的精神欢洽；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用尽，而民风颓丧。百姓颓丧还是欢乐，是国家祸福的反应。人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把它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国家政权，是一个大器物，关键在于天子把它放置在什么地方。商汤、周武王把天下放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子孙相传好几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天下放置在法令、刑罚之上，几乎祸及自身，而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所共见的。这不是充分证明采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国家，就会产生什么后果了吗？有人这样说：‘要判断某种言论正确与否，必须考察事实，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治理国家，靠礼义不如靠法令，靠教化不如靠刑罚，君主为什么不用殷朝、周朝、秦朝的历史事实来考察呢？
“君主的尊贵如同大堂，群臣如同堂下的台阶，百姓如同平地。所以如果台阶有九层上，堂屋的侧边远离地面，那么堂屋就很高大；如果没有台阶，堂屋的侧边接近地面，那么堂屋就很低矮。高大的难以攀登，低矮的容易遭受践踏，情势就是这样。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制定了等级位次，朝内有公、卿、大夫、士等官员，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平民百姓，上下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在这个等级位次的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至高无上的。
“俗语说：‘欲投鼠，要忌器。’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怕砸坏器物而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是靠近天子的尊贵大臣呢？天子用礼义廉耻来约束君子，所以可以恩赐大臣自尽而不对他杀戮和凌辱。正因为这样，在脸上刺字的黥刑、割去鼻子的劓刑都不能加在大夫身上。按照礼的规定，人们不敢
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者也，古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已尝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者，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盩而加也；其有大罪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
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的牙齿以判断马的年龄，踢踏为君主驾车的马的草料要受到惩罚，这样做是为了及早让君主远离不敬的行为。现在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贵人，都是天子要整肃仪容以礼相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假如让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受到刺面、割鼻、剃须发、断脚、斩首示众等刑罚，那么不就是堂屋没有台阶了吗？被杀戮、受凌辱的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吗？不对大臣实施廉耻之道，那么那些掌握重权的大官，不是也要像刑徒罪隶那样毫无羞耻之心了吗？望夷宫事件中，秦二世被判了重罪，赵高杀了秦二世，这是秦国投鼠而不忌器的陋习造成的恶果。
“我听说，鞋，即使很新很亮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很破很旧也不能用来当鞋垫。如果一个官员，曾受天子宠信而身居高位，天子见他而正容改色，对他尊重而有礼貌，官吏、百姓曾对他很敬畏，向他俯伏致敬，如今他有了过错，皇上免去他的官职也可以，斥退他也可以，赐他自杀也可以，诛灭他也可以。但是，如果把他捆绑起来，用长绳子系着，押送到主管刑罚的官府，把他编列在官府的刑徒中，连管理刑徒的小吏也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种情况恐怕不是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地位卑贱的人见惯了这种情况，知道总有一天我也可以对达官贵人加以凌辱，那就不是应提倡的尊奉高官、崇尚显贵的社会风气了。
“古代大臣有犯了不廉洁的罪过而被废黜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他‘簠簋不饰’；有犯了行为污秽，乱搞男女关系罪行的，不说他淫秽，而说他‘帷薄不修’；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务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是‘下官不职’。所以显贵大臣就是确实犯了罪，也没有直接指出他的罪名的，仍然迁就他，为他避讳。而那些犯了重罪在严厉谴责、严加呵斥范围内的大臣，就自己戴着用兽尾作缨的白帽，托着盛水的盘子和佩剑，来到专供官员请罪用的请室，接受处罚，君主并不派人去把他捆绑牵引来；那些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判决后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割他的脖子；那些犯了大罪的，就面朝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
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戊辰（前173） 七年
夏四月，赦。 六月，未央宫东阙罘罳灾。
己巳（前172） 八年
夏，封淮南厉王子四人为列侯。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上弗听。
长星出东方。
不派人揪他头发、按他脑袋而杀他，只对他说：‘您自己犯有罪过啊！我对您是以礼相待的。’以礼相待，所以群臣知道自爱；用廉耻观念约束臣子，臣子就会看重节操品行。这种习俗如果蔚然成风，那么身为臣子的，就都只重视操行而不顾私利，能坚守气节而主持正义了，这样就可以把治国大权托付给大臣，而不需要加以制约，可以把未成年的孤儿托付给大臣，让他辅佐孤儿继位。这是激励大臣树立廉耻观念、提倡礼义道德所带来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呢！这样有益的事情不做，却长期地去凌辱大臣，所以我说，这是应该深深叹息的。”文帝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注意用礼节来对待臣下。从此以后，大臣犯了罪，都让他们自杀，不受刑戮。
戊辰（前173） 汉文帝前元七年
夏四月，大赦天下。 六月，未央宫门前东阙的楼阁罘罳发生火灾。
己巳（前172） 汉文帝前元八年
夏季，文帝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四个儿子为列侯。
民间传唱着有关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闻后感到不安，就封淮南王的儿子刘安等四个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文帝必将重封淮南王的国号，就上疏劝谏文帝说：“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人谁不知道他的罪行！现在把罪人的儿子捧举到高位，恰恰足以在天下人面前遭受毁谤。刘安等人渐渐长大，怎能忘掉他们的父亲呢！淮南地方虽小，但黥布曾倚仗着它与汉廷争夺天下，汉朝能战胜他而保全国家，也只是天幸。使仇人据有足以危害汉廷的资本，这个决策是不妥当的。送给他民众，让他积蓄资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给盗贼送上兵器，给猛虎添上翅膀。”文帝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长星出现在天空的东方。
庚午（前171） 九年
春，大旱。
辛未（前170） 十年
冬，将军薄昭有罪，自杀。
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壬申（前169） 十一年
夏，梁王揖卒。徙淮阳王武为梁王。
梁怀王薨，无子。贾谊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蕃扞，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御。臣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东郡以益梁。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苟身无事，畜乱宿祸，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于是徙淮阳王武为梁王，
庚午（前171） 汉文帝前元九年
春季，发生大旱灾。
辛未（前170） 汉文帝前元十年
冬季，将军薄昭犯了罪，自杀而死。
薄昭杀死了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按国法处死他，就派公卿去与他喝酒，想让他自杀，薄昭却不肯。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这才自杀。
壬申（前169）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
夏季，梁王刘揖去世。改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
梁怀王刘揖去世，没有儿子。贾谊上疏说：“陛下如果不确立制度，那么从当今的形势看，诸侯国不过传一代或两代，朝廷的法度就无法维持了。陛下能当做屏障、护卫的，只有淮阳和代两个封国。代国，北面接壤匈奴，能自我保全就不错了；而淮阳国与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相比，仅仅像一颗黑痣长在脸上，力量不足以对大国有所制约。我建议皇上把原来淮南国的封地划归淮阳国，扩大淮阳国的领地，并为梁王立继承人，把淮阳国的东郡划归梁国，扩大梁国的领地。梁国的封地起于新郪而北靠黄河，淮阳国的封地囊括了陈地全境而南临长江，那么有异心的大诸侯国，就吓破了胆而不敢图谋造反了。梁国足以抵御齐、赵的军队，淮阳国足以制止吴、楚的行动，陛下可以高枕而卧，再也没有对崤山以东的忧虑了。这可使陛下与太子两代君主受益获得安宁。现在天下太平无事，是因为恰巧遇上诸侯王都还年幼，几年之后，陛下就会看到诸侯国造成的危害了。过去秦国日夜苦心操劳，以铲除六国之祸，如今陛下牢牢控制着天下，稍稍示意就能自如地指挥大家，却高枕无忧，造成新的六国之祸，这就难以说是明智了。就算陛下一生都能太平无事，却留下了祸乱根子，待陛下万年之后，危机传给了老母、弱子，将使他们不得安宁，这就不能说是仁了。”文帝于是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
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后岁余，贾谊亦死，死时年三十三矣。
匈奴寇狄道。
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晁错言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臣又闻：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剑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百不当一；兵不完利，甲不坚密，弩不及远，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五不当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险道倾仄，且驰且射，风雨罢劳，饥渴不困，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射疏及远，下马地斗，剑戟相接，此中国之长技也。
梁国的封地的北面以泰山为界，向西延伸到高阳，境内拥有四十多个大县城。又过了一年多，贾谊也死去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匈奴侵犯狄道。
当时匈奴屡次挑起边境战争。官为太子家令的晁错向文帝上书说：“《兵法》上说：‘有一定能打胜仗的将军，没有一定能打胜仗的民众。’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有没有良将，所以不可不重视选择良将。我又听说：打仗时最急迫的事情有三件。一是占据有利的地形，二是士兵习熟武艺，三是武器精良。步兵、车骑兵、弓弩、长戟、矛、剑盾等等，不同的兵种，不同的武器，各有所长，分别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地形，如果不能发挥各自的长处，那或许会十个顶不上一个；兵士不精选，不训练，小卒不习熟武艺，那一百个也顶不上一个；武器不齐备，不锋利，铠甲不坚固，不严密，弩箭射不到远处，射出去了却不能射中目标，射中了目标却不能穿透，那五个顶不上一个。所以说：‘器械不锋利，就是把操纵武器的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能打仗，无法使用，就是把统兵将领奉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就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挑选良将，就是把他的国家奉送给敌人。’这四条，是用兵最关键的问题。
“我又听说：国家大小不同，国势强弱不同，守备之处的地形或险要或平坦，情况也不相同，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低身下气地去事奉大国，这是弱小国家所采取的方法；敌我势均力敌，就应联合其他小国共同战胜敌人；利用一部分边远部族去攻打另一部分边远部族，这是中原国家应采取的策略。现在匈奴的地形、作战技术与汉朝很不相同。上山下坡，出入溪流山涧，在危险的道路上倾斜着身子，一边奔驰一边射箭，不怕风雨疲劳，不怕饥渴难耐，这是匈奴的特长。至于平原地带，地势平缓，使用轻便战车和骁勇的骑兵冲击敌群，用强弓射击远处的目标，用长戟刺杀较远的敌人，跳下马背，在平地上搏斗，以剑戟交锋，这是中原军队的特长。
“然兵凶器，战危事，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耳。跌而不振，则悔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而各用其长技，此万全之术也。”帝嘉之，赐书宠答焉。错为人峭直刻深，以其辩得幸太子，号曰“智囊”。
募民徙塞下。
晁错又言曰：“兵起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不救，则边民绝望而降敌；救之，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发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复其
“然而，武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险恶之事，稍不留神，瞬息之间就可能由大变小，瞬息之间就可能由强变弱。一旦跌倒，就难以重振威风，那后悔也来不及了。圣明君主用兵之道，应基于万无一失。现在，来投奔正义、归顺汉朝的胡人、义渠人，他们的饮食习惯、武艺特长都与匈奴相同，可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丝绵衣服、强劲的弓、锋利的箭，再加上边境各郡的精锐骑兵，委派通晓兵法、了解他们风俗习惯，又能安定、笼络其心的将领来统率他们。作战时，如果遇上险恶地势，就让他们去冲杀；如果是平坦之处，道路畅通，就用轻便战车、勇武步兵去制服敌人。两支军队互为表里，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是万无一失的战术。”文帝很赞赏晁错的见解，赐给他一封回信，予以宠答。晁错为人刚直，严峻苛刻，因有雄辩之才而受到太子的宠幸，被称为“智囊”。
朝廷招募百姓迁往北部边塞定居。
晁错又上书说：“如果战争已经爆发，却还不了解敌人的情况，那么进攻敌人就会被俘虏，屯兵防守就将被困死。匈奴人穿衣吃饭，不依靠土地，他们势必会轻易地扰乱边境，劫掠边民，他们往来迁徙，有时入侵，有时撤走，这是匈奴人的谋生之业，却使许多中原汉人离开了农田家园。现在匈奴人经常在边塞地带游牧、打猎，以窥伺我守塞士兵的动向，发现汉军人少，就会侵入边塞。如果朝廷不发兵援救，那么边境百姓就感到毫无希望，只好投降敌人；如果朝廷发兵援救，那么救兵刚到而匈奴军队又已撤走。如果把军队屯扎在边境不撤走，那军费开支太大，如果撤走军队，那匈奴人又乘虚而入。这种状况若连年持续下去，那中原地区就会贫苦不堪，百姓将无法安居。幸得陛下忧虑边境安危，发兵加强边防，治理边塞，真是对边境百姓的莫大恩惠。但是派远方的士兵去戍守边塞，一年后轮换一批，这些士兵不可能了解匈奴人的性能。不如选定居的人在边境地区安家，从事农田耕作，并且让他们防御匈奴的入侵。利用有利地势修筑高墙深沟，在要害之处，规划建立城镇，总计城中人口不能少于千户。官府先在城中建筑房屋，准备农具，再招募百姓前往边城定居，有罪的赦免其罪行，无罪的授予他爵位，免除应募者
家，予冬夏衣禀食，能自给而止。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且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岂不美哉！”上从其言。
错复言：“陛下幸募民以实塞下，使屯戍益省，输将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民者，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十伍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邑。皆择其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为之长，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
全家的赋税劳役，供给他们冬衣、夏衣和粮食，直到他们能生产自给时为止。匈奴入侵，有能阻挡敌人并夺回被劫掠的财物的，就令物主把其中的一半赏给他，由朝廷出钱为他赎买。边境百姓受到这样的待遇，就会街坊邻里互相援救帮助，冒死与匈奴拼搏。他们与那些从东方各郡来的、不了解边境地形并且对匈奴心怀畏惧的戍卒相比，防御匈奴的功效要高出万倍，而且还使远方百姓免去了驻守边疆的差使，而边塞地区的居民，父子互相保护，也免去了被匈奴俘虏的灾难，难道不好吗！”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晁错又上书说：“幸得陛下招募百姓去充实边塞，使驻防徭役逐渐简省，运输费用逐渐减少，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惠。下级官吏如果能在行动上与陛下对百姓的厚惠相配，尊奉朝廷严明的法令，对定居边塞的百姓，抚恤其中的老弱，优待其中的壮士，安定其心而不去欺凌他们，使先来的人安居乐业而不思恋故乡，那么贫苦百姓就会羡慕他们，互相劝勉前往边塞了。我听说古代君主迁徙百姓时，先察看当地是否阴阳调和，品尝那里的水泉是否甘美，然后再营建城镇，修筑城池，规划居民聚居的地方，划分土地修建住宅，购置器物，使百姓来到这里以后就有可居住的房屋，有可使用的器物，这正是百姓肯轻易离开故乡而互相劝勉迁往新邑的原因。官府在新区给他们配置医生、巫师，为他们治病救命，举行祭祀礼仪，使男女得以婚配，生老病死能互相救助，坟墓相连相靠，还要栽种树木，饲养牲畜，这样做正是要使百姓爱上新区而生出在此长期落户之心。古人设置边境县区以防御敌人入侵时，有如下建制：每五家为一伍，每十伍为一里，每四里为一连，每十连为一邑。每一级编制中，都要挑选贤良而有保护能力、熟悉地形、懂得民心的人当首领，平日家居时就教民众练习射箭，有事外出时就教民众如何应对敌人。百姓训练有素，不许他们随便迁移，幼年同玩耍，长大共处事。夜里作战凭声音就能知情，足以互相救援；白天作战凭眼睛就能看清，足以互相识别。友爱之心，足以使他们生死与共。在此基础上，再以厚赏来鼓励，
威以重罚，则前死而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者，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
癸酉（前168） 十二年
冬十二月，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兴卒塞之。 春三月，除关，无用传。 诏：民入粟边，得拜爵，免罪；赐农民今年半租。
晁错言曰：“圣王在上则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今海内为一，无有水旱之灾，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
以重罚来威逼，他们就能勇往直前，死不退缩了。所迁徙的人，如果不是强壮有力的，只能耗费衣服粮食，不能加强边防；然而虽然强壮有力，如果没有好官去管理，也不会有功效的。
“陛下拒绝与匈奴和亲，我私下估计他们冬季就会南侵了。边境一旦大治，就可以给匈奴致命打击，使他们终身恢复不了元气。如果想树立我汉朝的威势，就应在秋季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刚刚入侵时就给以迎头痛击。假如匈奴来犯却不能困死他们，反让他们趾高气扬地回去，那么以后就难以降服他们了。”
癸酉（前168） 汉文帝前元十二年
冬十二月，黄河在酸枣县决口，向东冲溃了金堤，朝廷征发士兵堵塞决口。 春三月，朝廷废除关口检查制度，行人不验符传就能过关。 文帝下诏：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塞，就能授予爵位，免除罪名；今年国家只向农民征收一半的田租。
晁错上奏说：“圣明的君主统治天下，百姓不会受冻挨饿，这并不是因为君主自己能耕种出粮食来给百姓吃、能织出布来给百姓做衣服穿，而是因为他能给百姓开辟生财之路。现在全国大一统，没有水涝、旱灾，而蓄积却不如古圣贤的时代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地还有潜力没有利用，民众还有余力没有发挥，能种粮食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垦，山林川泽的资源还没有全部开发，游荡无业的贫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生产。
“如果腹中饥饿却没饭吃，肌肤寒冷却没衣穿，即使是慈父却不能养育他的子女，那么君主怎么能得到民心、拥有他的百姓呢！英明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耕蚕桑之业，减轻赋税，广开贮积之路，以便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而能赢得百姓的拥护。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的时候不能吃，冷的时候不能穿，然而人们却把它们视为珍宝，就是因为君主使用它们。这些物品又轻又小，容易收藏，拿在手掌里，就可以走遍天下而没有挨冻受饿的忧虑。这些物品能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主子，百姓轻易地离开故乡，能使盗贼的贪欲得到引诱而扩展，逃亡
者得轻资。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过百亩，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朝令夕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除罪，则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而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
的人获得轻便资财。粟米和布帛的原料麻、桑等物，产于土地，生长要有一定的时间，要费很多劳力，不能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而几石重的粮食、布匹，一个中等体力的人是拿不动的，运输很不方便，盗贼也不贪图这些物资，但是人们如果一天没有这些物资，就会饥寒交加。所以圣明的君主看重粮食而轻视金玉。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于两个人，可耕种的土地不超过一百亩，收获的粮食不超过一百石。农民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还要砍柴，修理官府的房屋，服徭役，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日子。还有民间私人方面要迎送亲友，吊唁死者，探望病人，抚育孤儿，养大幼童，上述种种费用，都要从农户有限的收获物中支出。农民如此勤劳困苦，还要遭水旱灾害，以及官府紧急的征收、迅猛的敛取，有时早晨发布政令，傍晚又有了变化，赋税随时可能加重或提前。农民家中有粮的，以半价折卖，无粮的只好向人借贷，任人索取加倍的利息，于是就有人卖掉田地房产，卖掉子孙以偿还债务。而那些商人，资本大的就囤积货物，牟取成倍的利润，资本小的就坐在店铺里做买卖，有了余财就囤积奇异之物，他们每天游荡在都市之中，趁着朝廷迫切需要某种物品，就把价格提高到两倍以上。那些商人，男的不耕地锄草，女的不养蚕织布，而穿的必定是华丽的衣服，吃的必定是好米好肉，他们交结王侯显贵，势力超过了普通官吏，他们乘坐坚固的车子，鞭策着肥马，脚上穿着丝鞋，身上披着精致洁白的丝织长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失所的缘故。
“当前的任务，无非是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罢了。要想使百姓务农，关键在于要重视粟米，把粮食看成珍宝。现在招募天下百姓向国家缴纳粮食，可以授予爵位，免除罪名，这样，富人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粮食能从富人、商人手中分散出来，不再被囤积，而贫苦百姓的赋税可以减轻，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公布就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神农氏的兵法上说：‘有十仞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宽的沸腾的护城河，
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使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帝从之。
错复言：“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郡县足支一岁，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劝农，大富乐矣。”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甲戌（前167） 十三年
春二月，诏具亲耕、桑礼仪。
诏曰：“朕亲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夏，除秘祝。
初，秦时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至是，诏曰：“祸自怨起，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五月，除肉刑。
有百万身穿甲衣的士兵，但是没有粮食，那也不能守住城市。’封授爵位的权力，是皇上专有的，只要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授；粮食是农民所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缺乏。让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而得到爵位，免除罪行，那么过不了三年，边塞地区的粮食必定会很多了。”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
晁错又上奏说：“如果边塞地区的贮粮足够食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如果各郡县的粮食足够食用一年，就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田租。这样，陛下的恩泽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更加勉力于农业生产，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文帝于是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道路，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朕亲自率领天下百姓从事农耕，而垦荒面积还是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色。这说明官吏没有勤奋地执行我的诏令，没有清楚、明确地劝勉百姓。况且我的农民生活很苦，而官吏没有去问候他们，那怎么能勉励他们搞好农业生产呢！今年把原定土地租税的一半赐给农民。”
甲戌（前167） 汉文帝前元十三年
春二月，文帝下诏，命令有关部门制定皇帝亲自耕种、皇后亲自采桑养蚕的礼仪。
诏令说：“朕亲自耕种，以供应宗庙祭祀用粮，皇后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应祭祀穿的礼服。制定有关亲耕、亲桑的礼仪！”
夏季，废除秘祝这一官职。
从前，秦朝祭神的祝官中有个官职叫秘祝，那时人们把灾异的出现归结为朝政有过失，一旦出现灾异，秘祝就把过错的责任从皇帝身上转移到臣子身上。到这一年的夏天，文帝下诏说：“灾祸因积怨而起，福泽由施德而兴。百官的过错，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现在秘祝把造成过错的责任推卸给臣下，这种做法朕实在不能采用。特废除秘祝这一官职！”
五月，废除残害肌体的肉刑。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小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
天子怜悲其意，诏曰：“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为令！”
丞相、御史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髡者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者，皆弃市。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
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六月，除田之租税。
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要处以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向皇帝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他犯了法按法律要判处肉刑。我痛惜那些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了肉刑的人残肢不能再接上。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没入官府当奴婢，以抵销我父亲应受的刑罚。”
文帝很怜悯缇萦的一番心意，下诏说：“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有进行教育就施加刑罚，想改过也无路可走了。朕很怜悯这些人。肉刑残害人的身体，以至于砍断人的肢体，刺刻人的皮肉，终生不能再长，这是多么惨痛而不仁德啊！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废除肉刑，用别的惩罚方式去代替它。制定出有关法令！”
丞相、御史奏请制定这样的法律条文：“凡应判处髡刑、剃去须发的，改为罚作城旦、舂，承当守城、修城墙、舂米这些苦役；应判处黥髡刑，刺刻脸面并剃去须发的，改作钳为城旦、舂，用铁圈束颈，罚作守城、修城墙、舂米这些苦役；应判处劓刑，割去鼻子的，改为笞打三百下；应判处斩左脚的，改为笞打五百下；应判处斩右脚和杀人之后先去官府自首，以及官吏犯下受贿、枉法、看守国家财物却自己去盗窃等罪行，已被定罪，但以后又犯下应判处笞刑罪行的，全都改为在街市上斩首示众的弃市之刑。已判处为城旦、舂的，服刑各有一定年限，刑满就释放。”文帝下达批准文书说：“同意。”
文帝亲自实行清静无为之治后，而将相大臣又都是老功臣，轻视文采而崇山质朴，君臣们以导致秦朝灭亡的弊政为警戒，讨论政事务必以宽厚为本，耻于谈论他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互相检举、攻讦的习俗有了改变。官吏安于自己的官职，百姓乐于谋生之业，积贮年年增加，人口逐渐增多。社会风气趋于笃实厚道，禁网宽松，对于有犯罪嫌疑而又难以定案的，就从轻发落，所以刑罚大大减少，以至于一年中全国只审判重罪犯四百个，出现了因无人犯法而使刑法搁置不用的景象。
六月，文帝下令免除农田的租税。
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除之！”
乙亥（前166） 十四年
冬，匈奴入寇。遣兵击之，出塞而还。
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畜甚多；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诏发车千乘，骑卒十万。上亲勒兵，欲自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张相如、栾布为将军，击逐出塞而还。
赦作徒魏尚，复为云中守。
上辇过郎署，问郎署长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赵人。”上曰：“吾居代时，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颇、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对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
文帝颁布诏书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比农业更为重要的了。现在农民勤劳从事农耕，却要缴纳租税，这种做法是使从事农耕本业和从事工商末业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特下令免除农田的租税！”
乙亥（前166） 汉文帝前元十四年
冬季，匈奴入侵。文帝调派军队迎击匈奴，把匈奴赶出边塞，而后撤兵而返。
匈奴十四万骑兵侵入朝那县、萧关，杀害了北地都尉孙卬，掳掠了许多百姓和牲畜；还派一支骑兵深入腹地焚烧回中宫；搞侦察活动的骑兵竟一直到达雍地的甘泉宫。文帝下诏，征发战车一千辆，骑兵十万人。文帝亲自操练军队，打算自己统率大军去征伐匈奴。群臣劝阻他亲征，可他不听，皇太后坚决阻拦，文帝才打消了亲征的念头。于是文帝任命张相如、栾布为将军，迎击匈奴，把匈奴驱逐出边塞，然后就撤兵返回。
赦免了被判处徒刑的犯人魏尚，恢复他原来的云中郡守的职务。
文帝乘辇车经过担负宿卫任务的官府郎署，问郎署长冯唐道：“您老人家原籍在哪里？”冯唐回答说：“我是赵国人。”文帝说：“我在代国的时候，为我掌管膳食的尚食监高祛几次对我说起当年赵国将军李齐的贤能，讲述他与秦兵大战于钜鹿城下的故事。现在我每次吃饭，没有不去想李齐在钜鹿之中的威风的。您老人家知道他吗？”冯唐回答说：“李齐还抵不上廉颇、李牧为将。”文帝拍着大腿说：“唉！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那样的人当将军！要有这样的人，我难道还忧虑匈奴的侵略吗！”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文帝问：“您怎么知道？”冯唐回答说：“上古时候君王派遣将军出征，跪着推将军的兵车轮子前行，并且对将军说：‘国门以内的事情，由我来决定；国门以外的事情，请将军裁决。’有关军功、封爵、奖赏之事，都由将军在外面决定，回朝后再奏报君王。这可不是虚假的传说。
李牧为赵将，军市租皆自用飨士，赏赐不从中覆，委任而责成功，故牧得尽其智能，而赵几霸。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颇、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春，增诸祀坛场、珪币。
诏广增诸祀坛场、珪币，且曰：“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丙子（前165） 十五年
春，黄龙见成纪。
初，张苍以汉得水德。鲁人公孙臣以为当土德，其应
李牧为赵国将军，把从军中集市上征收的租税都自行用于犒劳将士，对部下的赏赐都由李牧决定，不必向朝廷请示批准，朝廷对他委以重任而责令成功，所以李牧才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而赵国也强大起来，几乎成为诸侯国的霸主。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当云中郡守时，把从军中集市上征来的租税全部用来犒赏士兵，还用自己的官俸钱款待宾客、军吏和幕僚吃喝，所以匈奴远远躲避，不敢靠近云中关塞。匈奴曾有一次侵入云中郡，魏尚率领军士反击，被杀的匈奴人很多。我们的士兵从田间出来从军作战，哪里知道军中还有书写军令的‘尺籍’和军士伍伍相保的‘伍符’！他们整天拼命作战，斩敌首级，捕获俘虏，在向幕府呈报军功时，只要一个字有差错，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员就用军法来制裁他们，他们应得的奖赏被取消，而法令却必须执行。况且魏尚只是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少了六个，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削去他的爵位，罚他服一年劳役。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啊。”文帝很高兴，接受了冯唐的批评。当天，就派冯唐拿着皇帝的符节去赦免魏尚，重新任命魏尚为云中郡守，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春季，扩建举行各祭祀典礼的坛场，增加祭祀所用的珪币。
文帝下诏，扩建举行各种祭祀大典的坛场，增加祭祀用的玉珪和币帛，并且下令说：“古代的帝王远施恩惠却不求回报，遥望祝祭却不为自己求福，祈祷祝福时，以贤者为上，以亲戚为下，以万民为先，以自己为后，真可谓英明之极。现在我听说掌管祭祀典礼的祠官在祭祀求福的时候，都把福佑归于朕个人，而没有为百姓祈福。朕为此感到很惭愧。特令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祝福！”
丙子（前165） 汉文帝前元十五年
春季，成纪县出现了黄龙。
起先，张苍认为汉朝能兴起是因为得到了“五行”中的水德。鲁国人公孙臣却认为汉朝得到的应是土德，与土德相应，应该
黄龙见。苍以为非是，罢之。至是，帝召臣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苍由此自绌。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见五帝。 赦。 秋九月，亲策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以晁错为中大夫。
错以对策高第，擢为中大夫。又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上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作渭阳五帝庙。
赵人新坦平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于是作渭阳五帝庙。
丁丑（前164） 十六年
夏四月，亲祠之，以新垣平为上大夫。
上郊祀渭阳五帝庙，贵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议巡狩、封禅事。
分齐地，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
齐王则薨，无子，国除。上乃分齐地，立悼惠王肥子将闾为齐王，志为济北王，贤为菑川王，雄渠为胶东王，卬为胶西王，辟光为济南王。
分淮南地，立厉王子三人为王。
安为淮南王，勃为衡山王，赐为庐江王。
诏更以明年为元年。治汾阴庙。
新垣平言“阙下有宝玉气”，而使人持玉杯诣阙献之，刻曰“人主延寿”。又言：“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
出现黄龙。张苍认为公孙臣说得不对，不采纳他的观点。到如今黄龙真出现了，文帝于是召见公孙臣，任命他为博士，与众儒生一起论述汉得土德的观点，草创改定历法和改变服色的方案。张苍从此自动黜退。
夏四月，文帝第一次前往雍地，首次举行郊祭五帝庙的典礼。 大赦天下。 秋九月，文帝亲自策问考核那些被誉为贤良和能够直言、竭诚谏劝主上的人，任命晁错为中大夫。
文帝亲自策问时，晁错因对策中了高等，被提升为中大夫。晁错又上书说，应该削弱诸侯王的实力，还指出应该改订的法令。他上书共计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他的意见，但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异。
在渭阳修建五帝庙。
赵国人新垣平说长安东北有神，结成五彩之气。于是文帝下令在渭阳修建五帝庙。
丁丑（前164） 汉文帝前元十六年
夏四月，文帝亲临渭阳五帝庙郊祭五帝，封新垣平为上大夫。
文帝在渭阳五帝庙郊祭五帝，提拔新垣平到上大夫的高位，并且让博士、儒生采辑“六经”中的记载，汇集成《王制》一篇，还计议天子出巡、去泰山封禅等事项。
分割齐国土地，分立齐悼惠王刘肥的六个儿子为王。
齐王刘则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除。文帝就把齐国土地分成六国，立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刘将闾为齐王，刘志为济北王，刘贤为淄川王，刘雄渠为胶东王，刘卬为胶西王，刘辟光为济南王。
分割淮南国土地，立淮南厉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文帝封立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文帝颁布诏书，把下一年改称为元年。派人在汾阴县修庙。
新垣平说“宫阙之下有股宝玉之气”，又暗中指使人拿着玉杯到皇宫门前去进献，玉杯上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字。新垣平又说：“我占候今天太阳将再次出现在中天。”过了一会儿，太阳倒退，
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决，通于泗，而汾阴有金宝气，意鼎出乎？”于是治庙汾阴，欲祠出鼎。
戊寅（前163） 后元年
冬十月，新垣平伏诛。
人有上书告平“所言皆诈也”，下吏治，诛夷平。是后，上亦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渭阳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诏议可以佐百姓者。
诏御史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计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己卯（前162） 二年
夏，复与匈奴和亲。
匈奴连岁入边，杀略甚多，云中、辽东，郡万余人。上患之，乃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和亲。
再次到达中天。于是文帝就决定把在位的第十七年改称为元年，特许天下人聚会饮酒，以示吉庆。新垣平还说：“周代的宝鼎落在泗水中。现在黄河决口，与泗水相连通，而汾阴呈现金宝之气，莫非周鼎要现世了吗？”于是文帝派人在汾阴县修庙，想要通过祭祀求得周鼎出世。
戊寅（前163） 汉文帝后元元年
冬十月，新垣平伏法被杀。
有人向文帝上书，检举新垣平“所说的全是诈骗之言”，文帝下令把新垣平交给司法官员审查治罪，处死了新垣平，诛灭了他的家属和宗族。从此以后，文帝对于改变历法、服色及祭祀鬼神这些事情也显得懒怠了，渭阳五帝庙交给祠官管理，按照一定时令祭祀，文帝自己就不再去了。
文帝下诏，让群臣共同议论帮助百姓摆脱贫困的办法。
文帝下诏给御史，说：“近来连续几年农业歉收，又有水涝干旱、疾病瘟疫这些灾害，朕十分担忧。或许朕治国有失误，而行为有过错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测量耕地没有比过去减少，统计人口没有比过去增加，而食粮却严重不足，恐怕是百姓中因从事工商末业而损害了农耕本业的人太多，为酿酒而耗费了大量粮食，马、牛、羊、狗、猪、鸡这些牲畜吃得太多了？可以和丞相、列侯、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博士等共同讨论这个问题，提出可以帮助百姓摆脱困境的办法，希望大家都竭尽心意去做深远的探讨，不要有所隐瞒。”
己卯（前162） 汉文帝后元二年
夏季，汉朝又与匈奴恢复了和亲关系。
匈奴连年入寇边境，杀害、掳掠了许多百姓及其牲畜财产，云中和辽东两郡，每郡受害人数达到上万人。文帝很忧虑，就派使臣给匈奴送去书信，匈奴单于也派一位当户官来汉廷答谢，汉朝与匈奴恢复了和亲关系。
秋八月，丞相苍免，以申屠嘉为丞相。
张苍免。帝以后弟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张从高帝，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遂以为丞相。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嘉尝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群臣，即富贵之，至如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嘉坐府中，为檄召通。不来，且斩。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诣丞相，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如，责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此吾弄臣，君释之！”通至，为上泣曰：“丞相几杀臣！”
庚辰（前161） 三年
春，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
辛巳（前160） 四年
夏四月晦，日食。 五月，赦。
壬午（前159） 五年
癸未（前158） 六年
秋八月，丞相张苍被罢免，文帝任命申屠嘉为丞相。
张苍被罢免。文帝认为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很贤能，品行好，想任命窦广国为丞相，但又有顾虑，说：“恐怕天下人会认为我偏爱广国。”考虑了很久，觉得不能让他当丞相，而申屠嘉当年以勇武步兵、强弩射手的身份跟随高帝征战，为人廉洁正直，在家门中不接待因私事来拜谒的人，于是文帝就任命申屠嘉为丞相。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到文帝宠幸，申屠嘉曾有一次入朝进见文帝，邓通待在文帝身边，礼节很怠慢。申屠嘉奏报政事完毕，就说道：“陛下宠爱臣子们，可以让他们富贵，至于朝廷上的礼节，却不可以不整肃。”文帝说：“您不必说了，我私下会告诫他。”朝会结束后，申屠嘉坐在丞相府里，发檄文召邓通来丞相府。邓通不来，申屠嘉就要把邓通斩首。邓通恐慌了，就去报告文帝。文帝说：“你只管前去就是了。”邓通来见丞相，摘下帽子，赤着双脚，叩头谢罪。申屠嘉安然自若地坐着，责怪道：“朝廷，那是高皇帝的朝廷。邓通你只不过是一个小臣，竟在殿上戏闹，这是大不敬的罪行，应开刀问斩。来人！立即把邓通斩首！”邓通叩头不止，一直叩得头上出血，申屠嘉仍没放过他。文帝估计丞相已让邓通感到窘迫了，就派使者拿着皇帝的符节来传召邓通，并且向丞相道歉说：“这个人常在我身边，是我的弄臣，您就放了他吧！”邓通回到宫中，哭着对文帝说：“丞相差点儿杀了我！”
庚辰（前161） 汉文帝后元三年
春季，匈奴老上单于去世，他的儿子军臣单于继位。
辛巳（前160） 汉文帝后元四年
夏四月的最后一天，出现日食。 五月，大赦天下。
壬午（前159） 汉文帝后元五年
癸未（前158） 汉文帝后元六年
冬，匈奴寇上郡、云中，诏将军周亚夫等屯兵，以备之。
匈奴入上郡、云中，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遣将军令免屯飞狐，苏意屯句注，张武屯北地，周亚夫次细柳，刘礼次霸上，徐厉次棘门，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迎送。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先驱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匈奴远塞，兵罢。拜亚夫为中尉。
夏，大旱，蝗。诏：弛利，省费，以振民。
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
冬季，匈奴入寇上郡和云中郡，文帝诏令周亚夫等屯驻军队，以防御匈奴入侵。
匈奴入寇上郡和云中郡，残杀和掳掠了许多军民，报警的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和长安。朝廷派将军令免率军屯守飞狐，苏意率军屯守句注，张武率军屯守北地，周亚夫驻军细柳，刘礼驻军霸上，徐厉驻军棘门，以防御匈奴入侵。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到达驻扎在霸上和棘门的军营时，文帝一行通行无阻，车马直接驰入军门，驻军的将军和他的部下都骑着马迎送文帝出入。接着文帝前往细柳的军营。军中将士都身披铠甲，手执锋利的武器，张满弓弩，拉满弓弦。文帝的先导人员来到驻地，不能进入军门，就说：“天子马上就要来了。”把守军门的都尉说：“将军命令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天子的诏令。’”文帝到达后，也不能进入军营。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手持符节诏告将军周亚夫：“我想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军营大门”。把守军门的军士向文帝身边骑马驱车的随从人员说：“将军有规定：在军营内不许策马奔驰。”于是文帝一行人就拉着马缰绳慢慢地行走。到了营中，周亚夫手执兵器对文帝拱手作揖说：“身穿盔甲的武士不能弯腰下拜，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陛下。”文帝被打动了，面容变得庄重肃穆，手扶车前的横木，向军营将士表示敬意，并派人向周亚夫道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完成了劳军仪式之后，文帝离开军营。群臣都很震惊。文帝说：“唉！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前面所见到的霸上和棘门的军队，如同儿戏啊，其将领必然可被人袭击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哪能冒犯他呢？”文帝对周亚夫称赞了好久。一个多月后，匈奴远远地离开了汉朝边境，汉军也撤回了。文帝就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夏季，严重干旱，蝗虫成灾。文帝下令：允许百姓进入山林川泽获利，节省宫内开支，以救济百姓。
文帝下令：诸侯国停止向朝廷进贡；取消禁止百姓进入山林川泽的法令；减少御用服饰、车马、器具等项开支；裁减皇帝的郎官和下属人员；打开官府粮仓赈济百姓；允许百姓出卖爵位。
甲申（前157） 七年
夏六月，帝崩，遗诏短丧。
遗诏曰：“万物之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哀人父子，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嫁取、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
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
甲申（前157） 汉文帝后元七年
夏六月，文帝去世，留下遗诏：给他办丧事要简洁。
遗诏说：“万物生于世上，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万物的自然规律，有什么值得特别悲哀的呢！现在这个世上，人们都乐于生而厌恶死，讲究厚葬，以至于破产，强调服丧过分，以至于损害了身体健康，这种做法，我实在难以接受。况且朕本人已是无德了，不能对百姓有所帮助，现在死了，如果还要让臣民们服丧过度，长期为朕哭悼，使臣民父子悲哀，饮食减少，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就加重了我的无德行为，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朕以渺小之身，获得了保护宗庙的权力，托身于天下君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依赖上天之灵，社稷之福，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已是不聪明了，时常害怕行为有过失，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羞辱，惧怕年深月久，自己有可能因失德而不能善终。现在才庆幸自己得以享尽天年，又可以在高庙里奉养高帝了，还有什么值得悲哀思念的呢！诏告天下官吏百姓：令到以后，哭吊三天，就都脱下丧服；不要禁止嫁女娶妻、祭祀、饮酒、吃肉；宗室、亲戚中应当参加丧事穿丧服哭吊的，都不要赤脚；孝带不要超过三寸宽；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蒙盖丧布；不要征发百姓到宫中来哭吊；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只能在每日早晚各哀哭十五次，礼仪完毕就停止哭声；棺椁入土后，服丧的宗族、亲戚，凡属‘大功’的，穿丧服十五天，凡属‘小功’的，穿丧服十四天，凡属‘纤服’的，穿丧服七天，过后就脱下丧服。其他未在诏令中规定的问题，都要比照诏令的精神去办理。霸陵山水都要保持原貌，不得有所改动。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全都送归娘家。”
文帝被安葬在霸陵。
文帝即皇帝位二十三年以来，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用等，都没有增加；有不利于百姓的法令，就予以废除，以利于民众。文帝曾经想建造个露台，招来工匠计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
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太子启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长沙王著卒，无子，国除。
初，高祖贤文王芮，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传国数世，至是，乃绝。
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生活中等的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我敬受先帝的宫室而居住，经常惧怕使它蒙受羞辱，还建造露台干什么！”文帝自身穿着黑色的粗丝衣服；他宠爱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不拖到地面；他所用的帷幕帐帘都不刺绣花纹。以此显示敦厚淳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修建霸陵，陵墓内都使用陶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宝物为器饰；利用山陵形势修墓，不另兴建高大的坟堆。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天子，文帝却赐给他几案手杖。群臣之中，袁盎等人的谏诤，尽管言辞尖锐激烈，文帝常常予以宽容，并采纳他们的意见。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被发觉以后，文帝反而赏赐他们钱财，使他们内心愧悔。他尽全力以德政去教化百姓，所以境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很少能赶上他的。
太子刘启即皇帝位。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九月，在西方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 长沙王吴著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从前，高祖认为长沙文王吴芮很贤德，就下了道诏令给御史：“长沙国王吴芮很忠诚，特封他为王，你们要写出特封吴芮为长沙王的文书，永作凭信。”长沙国王传了几代，到吴著去世后，封国就被废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