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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的宿命

迁都北京之后，许多头绪都要从头理起，朱棣整天忙得脚不沾地，群臣集体过上了“996”乃至“007”的“幸福”生活。

经过三个月的繁忙工作，一切都渐渐走上了正轨，大家终于可以歇口气了。按照常理来判断，在一段时间的高强度工作之后，老板总要发点红包表示感谢，可朱棣倒好，他不但没发红包，反而给了群臣一个大“惊喜”。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朱棣设立了一个名为“东缉事厂”的机构，简称“东厂”，职能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由宦官担任首领。消息一出，所有人都是一副生不如死的表情：有个锦衣卫已经够咱们受的了，现在又来个东厂，陛下这是生怕我们活得太简单，太幸福，非得给这平凡、单调的生活加点儿猛料啊。

明朝有三厂，分别是东厂、西厂和内厂，其中东厂设立最早，生命力也最为旺盛，最后跟随大明一起消散。主流观点认为东厂是明朝“最为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可明朝皇帝却普遍认为东厂“忠贞可用”，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东厂的一些具体特质。

东厂是一个垂直机构，他们只对皇帝负责，其他机构无权干涉东厂的行动，这种特权的存在使得他们可以脱离司法机关的掌控，在内部自组一套班子，我称之为“小班子”，与之对应的自然是朝廷的“大班子”，当大、小班子产生冲突时，则需要经由皇帝裁决双方的对错。在谈及东厂时，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东厂的存在严重干扰了朝廷的运转，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厂的存在使皇权获得了扩张。后世读者在谈及东厂时，都会习惯性地从官僚、士绅集团的角度来看问题，认为东厂才是真正的奸臣和害虫，大明就是被他们祸害亡的，可在我看来，东厂虽然颇多奸邪之辈，但他们的斗争目标几乎都只局限于朝堂，大明灭亡的黑锅不能甩给他们。

当皇权与官僚、士绅集团发生冲突时，很多人都会习惯性地认为皇权只代表一家一姓，而官僚、士绅集团才是社会的代表，所以他们会习惯性地站在官僚、士绅集团一边，可这种看法同样是错误的。我们假设一个场景：某地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当地老百姓都很贫穷，但这里有一个湖泊，里面渔产颇丰，大家都以捕鱼为业，彼此相互约定，只捕大鱼，不捕小鱼，以保证子孙后代都可以靠这个湖泊的产出生存下去。这种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了点，但好歹可以活下去，客观地说，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封建时代，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也算不错了。可如果某个官僚、士绅盯上了这个湖泊后会怎么样呢？他们自然会想办法通过层层关系从官衙层面开始立法，然后在当地设置一个专管部门，进而逐渐增加该部门的管理者人数，同时对渔民们说：“官衙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可谓费心劳力，你们看，有这么多国之栋梁不惜屈尊来这个小地方为你们服务，所以相关税赋要增加一些。”渔民们能怎么办？他们是不敢得罪官老爷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整个湖泊都是皇帝的，现在皇帝派了这么多官员来，要求多收点税似乎也没问题。

可大家要明白，之前捕的鱼也只够维持生计，再加税怎么办？自然只能加大捕捞量，否则就会饿肚子，渔民加大了捕捞量，获得的鱼的数量却并未增加，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小鱼也会被捕捞上来，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大家能从湖里捕捞的鱼将越来越少，到那时，某些危机感十足的渔民就会日夜捕捞，管他将来还有没有鱼呢，先保证自己的老婆孩子不被饿死要紧。到后来大家都这么干，这个本就发展缓慢的地方最终损失了唯一的财源，它的未来会怎样，还用我多说吗？

对于这种现象，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有过一个极为精辟的论断，他认为政府支持的活动与社会资本处于一种零和博弈关系，政府的干预有时会破坏本来对发展有利的社会网络，削弱社会资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社会资本就像一个车轮，它容易朝一个方向转动，如果政府处理不当，非但不会使它转向，反而会加速它的行进，乃至消亡。

这只是一个例子，实际情况必然更加复杂，掺和进来的利益集团也会更多。朝廷当初之所以会颁布相关法令，同意在当地设置专管部门，必然是因为皇帝接到上疏：“某地百姓谋生艰难，仅凭捕鱼维持生计。”皇帝心有所感，周围一帮“贤臣”拼命鼓动：“陛下，要帮助当地百姓脱贫啊，这才是圣主该干的事。”等到事情办砸之后，你说这是皇帝的错还是官僚、士绅集团的错呢？如果事情办好了，你说这是皇帝的功绩还是官僚、士绅集团的功绩呢？如果事情办砸了，他们自然会纷纷指责对方，让对方代表朝廷；如果事情办好了，他们自然又会纷纷揽功，表示自己才能代表朝廷。

当然了，我也不是要求大家站在皇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皇权和官僚、士绅集团的斗争就是狼狈之争，无论谁胜谁负，老百姓的日子大概率都不会好过，对于给皇权当打手的东厂，大家应该理智且冷静地看待，没必要在主观上进行感情投注。

在前文谈及宦官出身时我就分析过，宦官天生就是“孤臣”，最适合与皇权抱团取暖，今天我来分析一下，宦官必须具备哪些特质才能脱颖而出，成为皇权的得力助手。

第一，伶俐。宦官的主要工作就是伺候主人，干这种事的人或许未必聪明，但必须伶俐，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得“有眼力见”，不能给人一种“站着像木桩，跪着像踏板”的感觉，人看到木桩总会习惯性地来上一拳，看到踏板也会习惯性地踩上一脚，这种宦官固然会被皇帝当作忠诚的体己人，但皇帝绝不敢把重要的事务交给他们，因为这种人看上去就不像能把事情办好的样子。

第二，聪明。伶俐的宦官会被赏识，只有聪明、伶俐合而为一的宦官才有被重用的资格。单以明朝论，皇帝都是日理万机，想给这样一位大忙人当助手，那可不是只会端茶送水就行，必要时，你还要能在政务上为皇帝分忧，虽然皇帝未必需要你来做这件事，但你必须要有能做好这件事的底气。

第三，勤奋。聪明伶俐的人往往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比周围的人都要强，这使得他们往往不够努力。之前我分析过宦官的出身，他们往往出身穷苦，这类人并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如果在最应该接受知识的年龄不够努力，那么他们的天赋往往会被挥霍一空，最终只落得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评语。

第四，勇敢。很多人受影视剧和商业小说的影响，总喜欢把宦官理解成鬼鬼祟祟的奸诈小人，这属于刻板印象。官僚、士绅集团有多强大，我一个后世读者都能通过史书感受到，作为当事人，宦官对官僚、士绅集团的强大肯定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朱元璋杀了那么多人，他去世之后立刻就有人站出来蛊惑朱允炆，大家都说朱元璋非常可怕，但当我看到这些事件之后，觉得官僚、士绅集团才是真正可怕的存在。如果某个宦官敢站在皇帝一边公然朝着这样的巨无霸动手，你敢说他没勇气吗？那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皇帝效劳呀。

第五，贪婪。如果一个人同时兼具伶俐、聪明、勤奋和勇敢这四种特质，那么他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成为成功人士，而且绝对拥有“炒老板鱿鱼”的资格。如果同时兼具以上四种特质的宦官不够贪婪，那皇帝敢用他吗？要知道，皇权与官僚、士绅集团的博弈是利益之争，其中的污糟事那可多了去了，宦官必须主动帮皇帝干脏活，这等于皇帝最见不得人的一面都被他们看见了，不主动送点把柄给领导，这宦官还有活路吗？恐怕全都要成为消耗品，干一次脏活杀一批宦官，而且杀的还是同时兼具伶俐、聪明、勤奋和勇敢这四种特质的宦官。再者，如果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那他们自然也谈不上伶俐和聪明。

一群伶俐、聪明、勤奋、勇敢的宦官围绕在皇帝身边，帮他搞定各种危机，开展各种公关，必要时甚至还会扩大业务范围，把政务、军务也给揽下来，这帮宦官的个人素质到底如何，他们在皇帝心目中的形象如何，大家可以自行想象。

或许有人会问：“你所写的宦官为什么与史书所写的宦官差别这么大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史书都是宦官的死对头写的，你能指望他们把宦官写得有多好呢？开国君主总会习惯性地美化自己的先祖，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可在三国时期，当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自己堂而皇之地成为大魏开国皇帝之后，他应该怎样美化自己的先祖呢？史官们非常犯难。曹丕的父亲是曹操，曹操的父亲是曹嵩，曹嵩则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换言之，大魏开国皇帝是大宦官养子的孙子，曹丕还追尊曹腾为高皇帝。

对于这样一位大宦官，史官们自然不敢抹黑他，只能不情不愿地想好话，于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的宦官曹腾。可在曹操的对手袁绍看来，曹腾和其他宦官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官渡之战中，著名文学家陈琳写了一篇《讨贼檄文》痛斥曹腾与当时的几位大宦官“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这段话都不用我翻译，大家光看字眼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话。

以小见大，就连曹腾这位“曹魏帝国高皇帝”的形象都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差别，其他宦官的形象无论有多恶劣，我们其实都应该在心里打个问号，他们虽然未必有多么伟大、光明，但也绝不像史书所写的那样恶劣，或者说，他们所有的恶劣只是针对官僚、士绅集团，很少会针对性地去祸害老百姓，因为皇帝实在没理由去祸害百姓，毕竟他们还想着“万世一系”呢。

东厂所拥有的特权锦衣卫也同样具备，但东厂自成立以后却有着凌驾于锦衣卫之上的资格，因为他们有权监察锦衣卫，而锦衣卫却无权监察东厂。正因为东厂有这个特性，所以后世在提及朱棣设立东厂时，都说是锦衣卫的存在令朱棣深感威胁，这才有了东厂的诞生。对于这种说辞，我认为是靠不住的。锦衣卫也好，东厂也罢，他们都不是朝堂的下辖机构，而是皇帝乾纲独断的产物，如果皇帝想削弱他们，只要说句话就行，朝臣们对这两个机构早就看不顺眼了，现在皇帝居然愿意自断臂膀，他们巴不得上前帮忙呢。在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大背景下，锦衣卫也好，东厂也罢，他们又能坚持几个回合呢？所以东厂的主要作用绝不是监察锦衣卫，这点首先要确定。

既然不是这个原因，那么朱棣为什么还要在锦衣卫之外弄出一个东厂呢？主要是因为朱棣当时缺人手，朝堂上也找不到合适的酷吏人选了。朱棣通过起兵造反的方式修成正果，这就注定了反对他的人肯定不少，只不过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对于这种局面，朱棣自然是心知肚明，他的应对措施有三招：一是到处撒钱为自己扬名，二是想方设法拉拢反对派，三是在拉拢不成之后大开杀戒。

第一招我在前文中说过，朱棣到处刷存在感，除了解决大明的外交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自己增加威望；第二招我也说过，他极早确立朱高炽为太子，并为他安排了大量文臣辅佐，就是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终将与官僚、士绅集团达成和解的意思；第三招我还没讲，但朱棣既然有大开杀戒的行为，就必然对合格乃至优秀的酷吏有着极大的需求。

永乐朝有一位都察院（御史台更名）左都御史名叫陈瑛，此人虽然在后世名气不大，但在永乐朝可是凶威赫赫的狠人。在朱元璋时期，陈瑛以国子监学生的身份被提拔为御史；在朱允炆时期，朱允炆将陈瑛转调至北平担任按察佥事，专门找朱棣的毛病，可陈瑛这个家伙比较贪财，很快就在朱棣的钱财攻势下沦陷了，专心致志地给朱四爷当起了卧底。朱棣起兵之后有人告发陈瑛收受贿赂，朱允炆念他是个读书人，可能只是一时行差踏错，所以仅把他贬谪到广西以观后效。陈瑛被贬之后根本没反思自己的过错，只是一味地诅咒朱允炆，同时祈祷朱棣赶快获得胜利，然后来营救自己这个忠臣。

朱棣登基之后先是大开杀戒，把围绕在朱允炆身边的所谓“奸臣”杀了个七七八八，然后立刻派信使前往广西任命陈瑛为左都御史，并要求他立刻赶回南京。据说陈瑛是朱棣第一个从外地召回南京的臣子，而且直接升任三品大员，可见朱棣对他十分看重，这是什么原因呢？史书给出的答案是，朱棣之所以能辨认出朱允炆身边的“奸臣”，是因为陈瑛给了他一份名单，上面详细罗列了一百二十余位“奸臣”的姓名。

我对这条记载表示怀疑，这很有可能是朱棣滥杀无辜后想找人背黑锅，这时他想起了在北平遇到的陈瑛，此人贪恋财物且十分听话，正是合适的人选，于是他立刻派人前往广西火速提拔陈瑛，老陈知情识趣，立刻将一切黑锅尽数背在了自己身上：“陛下所杀的人都是经我反复核查的奸臣，一个没错！”

陈瑛的这种表现令朱棣十分满意，当他回京之后，朱棣把整个都察院的工作都交给了他，并明确表示都察院由陈瑛一人说了算。要知道，都察院的前身御史台可是“三大府”之一，与中书省和大都督府平级，朱元璋时期第一位掌管御史台的官员可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陈瑛作为一个不久前还在广西闭门思过的犯官，居然能一跃获得这样的破格提拔，可见朱棣对他的期望有多高。

御史台改制为都察院后，部门职能有所增加，它与刑部和大理寺合成“三法司”，专门负责处理重大案件，三法司联合审案，就是著名的“三司会审”，在审案过程中谁占据主导地位呢？从理论上来说自然是刑部，可此时的陈瑛正当红，刑部自然也不敢和他争这个权力，所以在陈瑛活着的时候，“三司会审”基本可以算是他的一言堂。

除了那些死在他名下的建文旧臣，陈瑛的手上同样沾满鲜血。朝廷大军第一任主帅耿炳文、第二任主帅李景隆及其弟李增枝、第三任主帅盛庸、军中宿将何福、刑部尚书雒佥、驸马都尉梅殷、胡观等一大批人，要么被他整死，要么被终身监禁。

身边有这样一位心狠手辣又听话的酷吏，朱棣自然用得颇为顺手，可在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陈瑛被朱棣亲自下狱，并于同月被处死，灭三族。陈瑛的死因是什么呢？史书的说法是他害死了太多忠臣，以至于朱棣忍无可忍，于是亲手干掉了他。这个说法显然不可信，陈瑛的任务就是收拾朝臣，他本人又如此听话，朱棣一个暗示他就主动把残杀建文旧臣的黑锅背上了，如果想让陈瑛停手，也就是朱棣一句话的事，朱棣又怎么会对他忍无可忍呢？

最为可信的说法是朱棣刻薄寡恩，他眼见陈瑛已经将建文旧臣杀得差不多了，于是立刻以诛杀陈瑛的方式与文武百官和解。对于这个结局，陈瑛或许有所预见，他曾向朱棣建议：“跟着朱允炆祸乱天下的反贼死不足惜，但直接给他们一刀似乎不太划算，倒不如让他们服劳役，去边疆地区帮着屯田。”这种事朱元璋做过，但后来朱允炆登基之后善待读书人，认为他们即使犯罪也不应该服劳役，于是把这个政策给闲置了。现在陈瑛又把这事拿出来说，显然是极力向朱棣证明，自己除了害人，在其他方面也可以起到作用。

可惜陈瑛的挣扎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朱棣笑眯眯地采纳了他的建议，最后还是把他给杀了。陈瑛被杀之后，朱棣开始重用第二位酷吏，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锦衣卫指挥使——纪纲。

锦衣卫这个机构大家都不陌生，论起著名的锦衣卫指挥使，排名第一的肯定是纪纲，因为他的一生实在是过于传奇。

纪纲是山东临邑人（今德州），年轻时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子。朱棣当初起兵靖难时曾多次与朝廷大军在山东激战，有一次朱棣率军路过临邑，纪纲前去投军，燕军将领看纪纲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根本就不搭理他，此时朱棣恰好纵马路过，纪纲眼明手快，一把拉住朱棣坐骑的缰绳，希望他能收留自己，朱棣觉得此人虽然胆识过人，但过于文弱，对自己也没什么用处，便不想收留他，可纪纲似乎是看穿了朱棣的想法，于是大声对他说：“我虽瘦弱，乃是因为家境贫寒，可我自幼弓马娴熟，绝对能够为殿下的大业做出贡献！”朱棣觉得此人颇为有趣，于是就把他收为亲兵。

实际上，纪纲说自己弓马娴熟那是在吹牛，他哪有那个本事啊，可纪纲是真狠，当天夜里他就求见朱棣，表示自己白天撒了谎，主要是因为自己过于仰慕燕王的威仪，希望能够留在朱棣身边效力，只要不嫌弃，自己从今天开始练习弓马！

朱棣没有怪罪纪纲，也不打算让他练习弓马，可纪纲愣劲儿上来了，他认真、严谨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练习弓马，一段时间后，瘦弱的书生纪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浑身肌肉的壮汉纪纲。

朱棣非常喜欢纪纲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同时也很欣赏他对自己的忠诚，于是在登基之后立刻将锦衣卫交给了他，并授意他与陈瑛一起收拾建文旧臣。最初，纪纲与陈瑛合作愉快，双方联手杀得建文旧臣哭爹喊娘，毫无抵抗之力，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杀戮之后，反对派几乎都转入地下，朱棣也不希望他们把人全给杀光了，所以这两人渐渐地就没什么事情可做了。当初的杨宪不愿意长期给朱元璋当酷吏，现在的陈瑛和纪纲也想找机会转型，陈瑛的做法在上文已经说了，就是不断展现自己的能力，希望朱棣能给自己一个转型的机会，可惜朱棣最终还是选择了翻脸无情。

看到陈瑛的悲惨下场后，纪纲认为不能万事都依靠朱棣，这位皇帝刻薄寡恩，杀自己就像杀条狗一样简单，必须想办法往自己身上多贴几道护身符才行。基于这种想法，纪纲积极地经营人脉关系，最终，他将目光定格在汉王朱高煦的身上，他决定与靖难功臣站在一起，联手把朱高煦推上太子宝座。为此，他开始朝支持太子朱高炽的文臣下狠手。

纪纲的这种做法显然触及了朱棣的底线，汉王朱高煦只是他手中的“工具人”，也是用来和文臣讨价还价的筹码，纪纲身为锦衣卫指挥使，居然敢自作主张地给朱高煦站台，这更容易给文武群臣造成一种错觉：朱棣真的想更换太子，你看纪纲都开始行动了。

纪纲显然认为自己的做法非常完美，如果朱棣问起来，他完全可以推说这是配合陛下的行动，给那些文臣一点颜色看看。可纪纲忽略了一点，朱高煦性格狂傲，如果他当真了怎么办？朱棣的确需要有人配合自己的行动，但这个人绝不是他。锦衣卫出手向来没轻没重，一不留神就会开启血腥惨案，朱棣与文臣的博弈始终是微妙的，而且点到即止，纪纲居然敢插手其中，这就注定了他和陈瑛的结局必然一样。

永乐十四年（1416年），当朱棣打算正式将朱高煦推到前台和文臣博弈时，为防止纪纲再度破坏自己的战略部署，朱棣率先动手把他给杀了，罪名是“谋大逆”。在此后的四年中，朱棣在靖难功臣的帮助下与文臣们玩起了“回合制游戏”，你出一招、我出一招地进行文明争斗，最终成功团结了大多数，彻底孤立了南京既得利益集团。

陈瑛和纪纲先后被杀，使得朱棣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酷吏人选，于是他将目光转向内廷，这才是朱棣最终选择信任宦官并设立东厂的主要原因。从此时起，锦衣卫开始逐渐失势，而宦官集团则逐渐得势，最终成为皇权手中最为锋利的刀，大明朝堂上也再无一日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