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知识跨国和美国霸权

——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社会科学家

米里亚姆·金斯伯格·卡迪亚

E.g.，参见James R. Bartholomew，The Formation of Science in Japan：Building a Research Tradi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Nakayama Shigeru，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Postwar Japan（New York：Routledge，1991）；John Krige，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in Europe （Cambridge，MA：MIT Press，2006）；John Krige，Sharing Knowledge，Shaping Europe：U. S.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and Nonprolifer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2016）。
1945年后，美国通过部分地支持同盟国知识重建的“软势力”巩固了其作为全球霸主的地位。最近，学术界考察了美国对被摧毁的盟友和昔日的敌人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的支持。支持的结果是产生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支持美国地缘政治野心的知识生产的跨国网络。
研究较少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贡献。冷战前夕，根据当时流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理想，美国社会科学家用他们的研究推进了“进步”。现代化展示了作为假定的普遍终极目标的民主、资本主义及和平的美国价值。换句话说，现代化的推崇者相信，所有社会都能够朝向和平的、自由的资本主义迈进。冷战时期，他们把美国对此目标的援助加以扩大，招募国家投入美国的怀抱，以对抗苏联提供的社会主义的竞争诱惑。

Sebastian Conrad，“‘The Colonial Ties Are Liquidated’：Modernization Theory，Japan and the Cold War，”Past and Present 216（2012）：181-214.
日本，这个美国战后和平占领时间最长（从1945年8月到1952年4月）的地方，被认为既是现代化理论的测试案例，也是它的展示案例。
因此，这个国家为考察社会科学在美国霸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提供了特别有效的透镜。西方风格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晚期传到日本，被嫁接到本地的知识传统上。到20世纪初，这个国家就屹立于知识生产国的新兴群体之中。然而，二战的爆发使得日本学者与外界隔绝。1945年日本的战败，为美国根据美国的文化价值重塑日本的研究传统，重建战前的跨国知识网络，服务于冷战时代美国政治野心的美国主导的实体提供了机会。

认识到面对面的相互作用在达到这些目标中的重要性，美国占领当局向日本派遣了大量学者。社会科学家没有来，没有像他们常常在美国土著人和殖民地人那里那样开展“原始性”（primitivity）和“他性”（Otherness）研究。相反，正如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后来声称的那样，他们的关系常常表现为师生关系，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形容占领本身的一个积极的隐喻。通过课本、讲课以及最重要的实地协作工作，美国社会科学家塑造并推广了现代化理念。与此同时，他们的日本同行利用他们前所未有的地位以及对政府和公众的影响，在作为美国盟友的有利的国家身份内神化了这些价值。

John W. Dower，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6）.John W. Dower，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W. W. Norton，2000），556.
日本与欧洲不同，美国承认自己与欧洲的文化相似性和历史债务，这些都暗示着美国有义务去恢复当地的稳定和繁荣，而战后早期的大多数美国人对日本没有什么认同感。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几十年的反日情绪达到了顶点。恶毒的仇恨文学比比皆是，把日本人描述成病态的、不可救药的劣等种族。在拘留日本移民及其后代（包括许多美国公民）的美国政府政策中，种族主义处于核心地位。
虽然战争的结束淡化了大部分人的内心厌恶，但是战后美国人的情绪继续反映了对以前的敌人（众所周知日本被占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比作12岁的小男孩
）的某种优越感和家长作风。这些态度在1945年后并未消失，在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继续影响着美国对日本的立场。战后对相互价值的拥抱并不能压倒所有现存的偏见，然而，在新秩序的建立中，对现代化的信仰有助于通过形成集体未来的想象来取代共同过去的缺失。通过建立由共享价值观协调的知识生产的共同路线，美国和日本的学者一起重新设想了美国霸权下的世界。

新知识，旧生产者

Miriam Kingsberg，“Legitimating Empire，Legitimating Nation：The Scientific Study of Opium Addiction in Japanese Manchuria，”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38，no. 2（2012）：325-351.
尽管日本有着悠久而杰出的学术传统，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风格的社会科学及其伴随的机构（包括大学、博物馆和研究组织）才在这片国土上扎下根来。最早一代的日本社会科学家主要是通过留学或向在国内的欧洲或美国老师学习来精通这些领域的。就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德国的社会理论和方法特别有影响。仅仅几十年之内，日本学者就证明了自己不仅能够精通而且能够发展社会科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日本人参与国际会议和用外文发表论文的比率迅速飙升。

Kawamura Minato，“Dai Tōa minzoku”no kyojitsu（Tokyo：Kodansha，1996）；Nakao Katsumi，ed.，Shokuminchi jinruigaku no tenbō （Tokyo：Fūkyōsha，2000）；Sakano Tōru，Teikoku Nihon to jinruigakusha：1884-1952-nen （Tokyo：Keisō Shobō，2008）.
作为最早获得承认的、合法的创新知识生产者的非西方强国，日本在国际学术界有着某种跨国的，而不仅仅是欧美实体的地位。然而，事情发展太快，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爆发，为日本学者参与知识生产带来了新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物理的边界。日本不再继续培养和大国的知识联系，而是集中精力发展新兴帝国内的学术网络。为了追求职业地位和资源，研究者努力为日本民族的优越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利和义务（即所谓的神圣天皇对亚洲、大洋洲一些民族的强加统治）寻找证据。在调查当地民族的身体和行为的同时，田野工作者提供信息来加强对被征服领土进行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掠夺、安抚、管理，以及促进日本帝国内人口的同化。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在遥远的、充满抗争的领土上的安全和效率，他们成群结队地去那里冒险。参与者从几个到几百个不等，这些探险队在知识阶层和帝国主义及战争合谋的同时，在社会科学家中建立了某种职业的团结感。

1940年开始，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促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反对轴心国的敌人，同盟国集结在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及和平的旗帜下。正如那时流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所教导的，这些价值是发展的终极目标，普遍适用于所有（美国监护的）社会。即将到来的同盟国的胜利似乎是这种信念的“客观”证明。

关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参见Peter Novick，That Nobel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Thomas L. Haskell，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ce：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of Authorit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Thomas L. Haskell，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Explanatory Schemes in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Objectivity（New York：Zone Books，2007）。“Common Statement，” in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ed. Hadley Cantril （Urbana：Universtiy of Illinois Press，1950），17.
从传统上说，跨国社会科学家群体支持客观性，认为它是没有倾向和偏见的普遍“真理”，是合法学术的定义值。然而，正如历史学家表明的那样，实际上客观性常常被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用作合法性的修辞。
同盟国的社会科学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和暴行感到震惊和恐惧，他们断言，知识创造的至高无上的责任，不是去简单地描述人类的状况，而是要推进现代化的终极目的（telos）。一群跨国的杰出知识学者兴奋地说：“显然，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许多地方的人们正式地转向社会科学家寻求帮助。”
到战争结束时，客观研究的做法已经等同于追求民主、资本主义以及和平。

E.g.，Geoffrey Gorer，Japa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New York：Institute for Intercultural Studies，1942）；Douglas Haring，Blood in the Rising Sun（Philadelphia：Macrae Smith，1943）；Arnold Meadow，An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Based on Japanese Film Plots and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s on Japanese Americans（New York：Institute for Intercultural Studies，1944）.Quoted in Pauline Kent，“Misconceived Configurations of Ruth Benedict：The Debate in Japan over The Chrysanthemum，” in Reading Benedict/Reading Mead：Feminism，Race，and Imperial Visions，ed. Dolores Janiewski and Lois W. Banner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179-190，at 189.
为了了解敌人和准备和平时期的重建，美国社会科学家加强了对日本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关于这个主题最有影响的研究是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专著《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她对日本的研究始于1944年中期，但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撰写于战争结束之后。本尼迪克特试图阐明对日本的认识，以帮助其向和平过渡，促进合作式的而不是惩罚式的占领。本尼迪克特的研究遵循了“民族性格”研究的传统，这种传统将民族人格化、同一化为个人，而这些个人是由扎根于（特别是儿童早期的）文化灌输的人格特质决定的。许多本尼迪克特的同事把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看成病态的异常：他们好斗、群体意识强、服从权威、僵化以及怕丢脸。他们把这些倾向看成对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旷日持久的、注定失败的战斗和暴行的解释。
相比之下，本尼迪克特拒绝了这种不可救药的不正常民族性格的观念。相反，她把这个民族战时的路线归结为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引导日本人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她暗示道，剥夺权威领导人的权力就能解放大众社会，使他们转向美国式的民主。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后来说，《菊与刀》把日本人描述为“我们所征服的敌人中最理性的”
。

Herber Passin，The Legacy of the Occupation of Japan，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New York：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68），4-5.John D. Montgomery，Forced to Be Free：The Artificial Revolution in Germany and Jap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26.Sebastian Conrad，The Quest for the Lost Nation：Writing Histor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trans. Alan Nothnagl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82.在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案例中，由于战时曾和奥地利-德国同事合作过，一位杰出的日本社会学家被排除了共产主义倾向。参见Application for Employment：Ishida Eiichirō，“Record Group 331，Records of the Allied Operational and Occupation Headquarters，World War II，box 5870，file “Ishida Eiichirō，”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College Park，MD。
几乎所有准备服务于海外的占领人员都学习过《菊与刀》，这本书将专业社会科学的可信性带给了以下具有实用性的结论：日本可以迅速有效地被重建为美国在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盟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渴望利用日本（像西德一样）来反击苏联的威胁。必须尽快废弃战前的天皇体制，为朝向民主、资本主义以及和平的新的意识形态方向开辟道路。本尼迪克特建议，不必通过原来拥护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普通大众实现艰难转变，美国可以直接要求“和主流区别、隔离开来的……具体的个人和机构”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责。
最终，20世纪40年代末的法庭审判了大约2万人，仅仅占整个日本人口的0.29%。（相比之下，大约有2.5%的德国人在美国的占领下被依法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日本学术界的罪犯不到100人，约占活跃教授人数的0.3%。
证据表明，占领者更为关心的是根除可疑的共产党人而非起诉之前的帝国和战争的拥护者。

美国对日本的文化科学使命，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ience Mission to Japa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9），14。John C. Pelzel，“Japanese Ethn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0，no. 1（1948）：72.Yuma Totani，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The Pursuit of Justice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
美国学术机构赞同这种对日本知识分子过去活动的洗白，指责军阀官僚无法抵制由统治“强加的破坏稳定的规约”，使得社会科学家堕落到“特殊的拥护者和宣传者的地步”。
考虑到他们自己对战争做出的贡献——例如，据估计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美国有3/4的职业人类学家至少兼职于应用研究，美国的学者们倾向于把他们的日本同行理解为“只不过是在民族主义时期一般地爱国”
。而且，日本帝国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后果大部分是由殖民地人民承受的，而在战后伸张正义时，这部分人大多被美国及其盟国忽视了。

Nanbara Shigeru，Bunka to kokka（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68），339-346.“Sensō to heiwa in Kansuru Nihon on kagakusha no shōmyō，” Sekai 39（1949）：9.Ishida Takeshi，Nihon no shakai kagaku（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84），223；Laura Hein，Reasonable Men，Powerful Words：Political Culture and Expertise in Twentieth Century Japa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2-3；Andrew E. Barshay，The Social Sciences in Modern Japan：The Marxian and Modernist Trad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日本学者十分喜欢这种对他们战时记录的辩护。这种免责激励他们通过表明自己是民主、资本主义以及和平的热情拥护者，来证明占领时期的战时压迫这种叙事是真的。随着作为民族认同仲裁者的日本国家和军队被打败以及之后的声名扫地，日本社会学者对公众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东京大学（日本高等教育中的名牌大学）的校长南原繁（Nanbara Shigeru）在1945年11月的讲话中为这种立场奠定了基调，他宣称学者“对这个国家……在真理和自由基础上……的重建有着特别的义务”。
南原繁的后继者、著名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Yanaihara Tadao），同样强调社会科学家对培植美国吹嘘的价值的责任：“如果要使我们的知识从今以后真正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最重要的是……知识要在人民中间广泛地自由地传播，从而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激起对和平的强烈的渴望。在实践中，只有信任人民，和他们步调一致，我们科学家才能有所成就。”
日本社会科学家以这种方式努力重建学术，形成积极的民族认同，使知识界和美国的地缘政治联系在一起。

战后日本学术研究的重塑

Joseph C. Trainor，Educational Reform in Occupied Japan（Tokyo：Meisei University Press，1983），224.John W. Bennett，“Some Comments on Japanese Social Science，” Record Group 331，Records of the Allied Operational and Occupation Headquarters，World War II，box 5915，file “Comments on Japanese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US Cultural Science Mission to Japan，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ience Mission to Japan，9，1.
在占领时期的美国观察员看来，日本社会科学家似乎是“一个格外有趣的群体”，“所有人都非常聪明和有效率”。然而，战争把他们和跨国知识界隔绝开来，导致了“一个隔绝时期。这种隔绝，对于日本学者和科学家来说，和上个世纪日本开放之前时期（历时250多年的自我封闭，不和外国科学家接触）一样严厉。”
而且，一个美国学者观察到，“绝对不幸的是德国社会科学的过长时间的持续影响”
。尽管美国学者本身从德国理论和方法中获益匪浅，但是德国作为战败国的地位以及纳粹对科学的恐怖的滥用，毫无疑问地玷污了他们的知识遗产。在咨询了80多位日本学者之后，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克莱德·克卢克洪（Clyde Kluckhohn）教授（20世纪30年代他曾经在奥地利学习）指责德国的逻辑、哲学和有关法律与国家的观念，把战前日本的研究塑造成“助长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工具”，“而不是建立在自由探索基础上的追求普遍的善的努力”
。

Letter from John W. Bennett to Kathryn G. Bennett，Mar. 24，1949，John W. Bennett Papers （hereafter JWB Papers），box 2A，file 38U，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Collections，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ibrary，Ohio State University.
同盟国或盟国最高指挥官（SCAP，通常用于代表整个占领当局的缩略语）试图用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以及和平的理想，去替换以前轴心国崇尚的“不民主”的、“法西斯”的精神。这些价值观是重建知识生产的跨国网络的基础。和战前以欧洲人为主的知识界不同，这个网络将以美国为中心并且支持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维持与扩张，以对抗美国大肆渲染的苏联及其盟国构成的威胁。

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 （1946），accessed Oct. 21，2016.Merle Fainsod，“Military Government and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in Japan's Prospect，ed. Carl J. Friedrich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287-304，at 294.Interview，David L. Sills，Hastings-on-Hudson，NY，Apr. 14，1979，12，Marlene J. Mayo oral Histories with Americans Who Served in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Gordon M. Prang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Maryland.
起草于1946年并由占领当局在1947年实施的日本宪法，通过保证学术自由、思想和良心自由，为日本人加入这个网络奠定了基础。
富布莱特学者项目和占领地区政府的援助与救济计划，资助了一小部分日本社会科学家到美国的学术机构接受培训。然而，考虑到占领时期的资金有限和对日本公民旅行的限制，大部分培训是在占领当局于1945年9月成立的民间情报教育部的监督下在本地进行的。民间情报教育部成员包括许多精通日语的人，这些人或在日本生活过（常常在传教士家庭）或二战期间在军事语言学校接受过培训。招募人员范围从精英机构的著名学者到寻求职业机会和冒险经历的未考核的准博士研究生。
一位在1947年8月加入民间情报教育部的耶鲁大学社会学学生戴维·西尔斯（David L. Sills）直接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纯粹的雇佣兵”，他回忆道，“我参与对日本的占领工作是为了赚钱，以便我可以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业”
。

Theodore F. Welch，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Japan（Westport，CT：Greenwood，1997），17.Letter from Julian H. Steward to Fred Eggan，Dec. 29，1955，Fred Eggan Papers，box 23，file 8，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University of Chicago.Douglas G. haring，“The Challenge of Japanese Ideology，” in Friedrich，Japan's Prospect，259-2866，at 280.Robert B. Textor，Failure in Japan（New York：John Day，1951），149.
作为重组知识生产的努力的一个起点，民间情报教育部工作人员试图建立一个图书馆网络，通过这个网络使得日本同行可以接触到外国学术。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来看，图书馆是“民主的有力发动机……使得所有人能够利用原来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的资料”。尽管日本自19世纪末以来就有一个现代的图书馆系统，但是战争中断了外国资料的获取和国内的出版。据估计，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轰炸，焚毁了一半的日本图书资料，到战败时整个国家留下了不到500万册图书。
最新文献的匮乏尤其突出。一位美国相关学者写道，“我猜……[日本社会科学家]订阅了很少的学术刊物（如果有的话），因此学生和教师接触不到过去出版的关键性的重要文章和专著”
。短缺就是机会。一位人类学家预言道：“这个领域对有远见的国家是开放的，它可以为日本的读者大众重新提供大量的资源。”
另一位人类学家写道：“美国的任务就是确保为日本信息饥渴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较高教育的群众，提供充足的、种类繁多的、可以接触到的有关民主的信息。只有这样的信息可以为形成所需的有利于民主秩序的态度提供背景。”
隐藏在此种主张之中的，是担心苏联会用宣传淹没日本，把民心引向共产主义。

Letter from John W. Bennett to Richard Morris，Apr. 12，1949，JWB Papers，box 24，file 215.Ishida Mikinosuke，“Tōhō minzokugaku kankei ōbun kincho （ichi），” Minzokugaku kenkyū 13，no. 1（1948）：80-85.Textor，Failure in Japan.
由于地缘政治的压力，一个民间情报教育部雇员向即将到日本的同事恳请道：“带上你能拿到的所有有关公众意见、社会心理学、社会研究和方法等的资料。立即写信请求许可，以获得额外300磅的托运行李指标，以托运书和论文……我们特别渴望关于实际研究项目的专著以及课本和教学资料。”
他和其他人都请求国内机构给他们邮寄富余的、重要的最新专著和期刊。
来自慈善基金、学术基金、社会和政府机构、出版商以及热心公民的其他捐赠也蜂拥而至。到了占领中期，大约有125万册英文书籍抵达日本。

Reorientation Branch Office for Occupied Areas，Semi-annual report of Stateside Activities Supporting the Reorientation Program in Jap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Army，1951），19.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Japan：Its Land，People and Culture（Tokyo：Ministry of Education，1958），546.
在民间情报教育部努力创造一个遍布日本列岛的图书馆网络的同时，捐赠图书的分配瓶颈导致某些书困在仓库长达一年之久。东京市中心的旗舰设施收藏了大约1.3万册图书和500本期刊。在阅览室里，战后日本社会科学的领军人物第一次学习了本尼迪克特和其他人的著作。上述努力的最终结果是，23座民间情报教育部图书馆每年为200万读者不仅提供文本服务，还提供讲座、音乐会、小组讨论、英语课程班、纪录片放映和展览等。
占领当局也引入法规，通过扩大和重建现有设施和资源、采用现代编目方法、实行免费借阅，来创建公共图书馆网络。到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几乎每个县和超半数的城市，以及某些乡镇、村庄都有了公共图书馆。

Textor，Failure in Japan.
除了引进英文图书到日本外，民间情报教育部还支持了某些社会科学著作的日文翻译，包括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但让那些认为大众化的东西没有价值的美国官员倒胃口的是，翻译者也翻译了棒球手册和家务指南，还有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1936年的畅销书《飘》（Gone with the Wind）以及儿童文学。由于占领当局匆忙应对了察觉到的大量日文版苏联著作中隐含的共产主义威胁，引进英文图书计划迅速地扩大。到占领中期，民间情报教育部赞助了大约150种著作的翻译并且批准了200个其他项目。
通过为日本消费者提供美国文明的经典之作，占领当局试图灌输所谓的美国民主、资本主义和国际合作的精神。

Letter from John W. Bennett to Kathryn G. Bennett，Sept. 4，1949，JWB Papers，box 2A，file 38YYY.Letter from Monkichi Nanba to John W. Bennett，July 6，1950，JWB Papers，box 24，file 215.
公开讲座为传播这些价值观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演讲者不仅传递信息，而且还和听众建立起个人联系。一位民间情报教育部的人类学家回顾道：“在此我尽最大努力把新思想传递给我的日本朋友，教年轻人如何组织项目，向他们介绍美国的方法和知识……我一直在教书，我宁愿做这事而不是别的。”
一位来自日本的社会学家的感谢函这样写道：“我们从您和我们的视角非常不同的讲座中受益匪浅……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向您展示更好的社会学，为世界社会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通过面对面的接触，美国学者招募日本同行成为建立支持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跨国知识网络的参与者。

Inderjeet Parmar，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The Ford，Carnegie，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Quoted in Wada Jun，“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Postwar Japan：An Analysis of Grants to Japanese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Philanthropy and Reconciliation：Rebuilding Postwar U.S.-Japan relations，ed. Yamamoto Tadashi，Iriye Akira，and Iokibe Makoto （New York：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06），135-184，at 163.George H. Kerr，“An Institu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in Japan，1948-1958：A Prospectus for a Ten-Year Project，” 5，American Studies Seminar in Japan，Records，1950-1981，box 1，file 2，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
1950年，更为系统的培训计划是以美国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开始的，由东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联合主办，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战后早期，私人基金会为发展有利于美国占主导地位野心的全球知识网络提供了关键性支持。
以在萨尔茨堡和奥地利所做的类似努力为模型，美国研究学术研讨会渴望“向战败的日本民族灌输美国的民主精神……以促进美国和日本的知识界、学术界的交流。”
正如一位支持者所规劝的：“展现在美国生活中的民主制度应该在日本家喻户晓，关于美国传统的历史应该成为新时代正规大学的课程。要鼓励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学者研究美国事务，这样他们就能把对我们国家的更好的认识带入他们对公共生活的引导当中去。”
通过（用美国方法）教授交叉领域社会科学的计划，这种研讨会努力把美国的价值观传播给日本的知识分子。

James Gannon，“Promoting th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Japan，” in Yamamoto，Iriye，and Iokibe，Philanthropy and Reconciliation，189-194；“Tōdai no Amerika kenkyū kōkai kōgi，” Yomiuri shinbun，July 7，1954，6.“Proposal to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oncerning the Seminar in American Studies，” 1953，American Studies Seminar in Japan，Records，1950-1981，box 1，file 1，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
在1950年夏季的5周课程中，5位著名美国资深教授（每位代表一个不同的领域）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为总共大约125位日本参会者（年龄从23岁到54岁）进行2小时的讲课并举行小型圆桌讨论会。
根据参与者英语熟练程度的不同，研讨会组织者按照名片预先分发提纲，有将近24位口译者来帮助参会者交流。这些教学助手帮助授课教授达到自由、无限制的知识交流的目的，这被视为美国式民主的精华。正如一位教授赞扬的：“在第1周，我们建立起研讨会的交流方式。讨论的质量很高，达到了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绝对的坦诚；第1周结束前，研讨会在东京学术界就享有了盛誉。”

Julian H. Steward，“Report of the Director，Kyoto American Studies Seminar，1956，” 3，Julian H. Steward Papers，box 20，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Kaigakusei no sanka mo yurusu：Amerika kenkyu semina，” Yomiuri shinbun，Apr. 15，1952，3；“Todai no Amerika kenkyu semina kokai kogi，” Yomiuri shinbun，July 2，1953，6.Yanaihara Tadao，“The Committee for the Seminar in American Studies Report，1953，” American Studies Seminar in Japan，Records，1950-1981，box 1，file 7，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Round Table Conferences，” American Studies Seminar in Japan，Records，1950-1981，box 1，file 5，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
“尽管天气炎热，会议时间长，但这个计划非常成功”，它每年开展一次，直到占领结束4年后的1956年。
总共有600位教授和学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这种研讨会。而且，1952年开始，京都大学和同志社大学（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学院）开始举行类似的京都美国研究研讨会。每年夏天（1953年除外）举行，直到1976年。竞相参与的竞争日益激烈，保证了班级的高质量和主动性。参与者从整个列岛选择，以期他们把知识带回家乡。课堂之外，学生可以在答疑时间、实地考察、文化活动以及国家媒体的公开场合和教授面谈。
研讨会创建了指定阅读书目的图书馆；到1953年，图书馆收藏了1000多册图书。
它还催生了一个奖学金计划，每年派遣2位日本学者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还有一个系列的公开讨论计划，主题如“日本人对美国民主的接受与抵触”、“美国对日本人思想、宗教、艺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评估”。

Letter from Virgil C. Aldrich to Julian H. Steward，Dec. 26，1955，and letter from Matsui Shichirō to Julian H. Steward，Jan. 5，1956；both in Julian H. Steward Papers，box 20，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Fritz Machlup，“Report on My Activities at the Kyoto American Studies Seminar，” Aug. 22，1955，3，Julian H. Steward Papers，box 20，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Joseph S. Davis，Clause A. Buss，John D. Goheen，George R. Knoles and James T. Wakins，“American Studies in Japan，1950：report of the Stanford Professors，” American Studies Seminar in Japan，Records，1950-1981，box 1，file1，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Yanaihar Tadao，“Opening Address，” July 13，1953，American Studies Seminar in Japan，Records，1950-1981，box 2，file 1，Special Collections and University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Letter from Kanamatsu Kenryo to John D. Goheen，July 31，1951，Julian H. Steward Papers，box 1，file 6，American Studies Seminar in Japan 1951，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ibrary，University of Illinois.
考虑到“令人沮丧的微薄”补偿和相对缺乏的生活设施（有人建议一位教授带上自己的冰箱），大多数来访的美国人受到了志愿者的精神激励。
一位教授回顾道，“我在日本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之一。我知道我收获很大；如果作为回报我曾给予过什么，如果我曾为我的日本同行的思考和教育做了某些微薄的贡献，那我也满足了”（着重号是原来的）。
其他人也赞扬了自己从此计划中获得的惊人的知识上的益处：“我们相信，对美国学者来说，对美国传统和文化作出的日本诠释是有价值的。尽管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并不赞同这些诠释，却从日本人的视角中得到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常常刺激我们讨论和重新考虑我们的自负。”
美国教授的这种总体上的谦虚态度，给日本参与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53年在第4次研讨会的开幕式上，矢内原忠雄描绘了这种合作的氛围：“美国的教授是我们的客人，同时是我们的同事。他们来此不是为美国做宣传，也不是来诊断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感受。我们站在平等的学问基础上，我们是同事，在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中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日本参与者也以类似的词语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一位日本学者感激地给他的导师写了封信：“我衷心地感谢您再次来到日本，启蒙我们这些年轻的（精神上的）爱好智慧者。您对教育的热忱深深地感动了我。”
通过重建社会科学，美国学者召集起他们的日本同行，不是作为下属而是作为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同一战壕中的、为建立支持美国主导的跨国知识网络的同事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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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研究：在日本实现美国理想

比起图书馆和课堂的培训，实地研究在更大程度上象征并推动着日本转变为和平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通过收集经验数据，日本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寻求“客观的确定性数据”，以之作为民主的包容性决策的基础。与此同时，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也塑造了他们希望在整个社会中培养的平等的合作精神。

Kawamura，“Dai Tōa minzoku ” no kyojitsu；Nakao，ed.，Shokuminchi jinruigaku no tenbō；sakano，Teikoku Nihon to Jinruigakusha.Clyde kluckhohn and Raymond Bowers，“Report on Field Trip to Southern Honshu and Kyushu，8-13 january 1947，” JWB Papers，box 1，file 15.Marinousuki，Mikai shakai ni okeru hanzai to shūkan，trans. Aoyama Michio （Tokyo：Nihon Hyoron Shinsha，1955）；B. Marinofusukī，Bunka no kagakuteku riron，trans. Himeoka Tsutomu and Kamiko Takeji （Tokyo：Iwanami Shoten，1958）；B. Marinofusukī，Mikaijin no sei seikatsu，trans. Izumi seiichi，Gamo Masao，and Shima Kiyoshi （Tokyo：Kawade Shobō，1957）.
到了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科学家中已经有了悠久的（在家里和帝国内）实地研究的传统。
从占领开始，对占领当局来说，要继续并改进实地研究方法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194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整个列岛的日本学者“格外渴望实地研究”，并且“许多大学的管理者对于实证社会研究的观念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有了。”
一个显著迹象是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著作的翻译激增，这个波兰出生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被说成是“客观”实地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的设计者。战后早期岁月里翻译的文本包括马林诺夫基的《野蛮社会的犯罪与习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1926年第1版）、《美拉尼西亚西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1929年第1版）和《文化的科学理论》（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1944年第1版）。

Robert J. Smith，“Time and Ethnology：Long-Term Field Research，” in Doing Fieldwork in Japan，ed. Theodore C. Bestor，Patricia G. Steinfoff，and Victoria Lynn Bestor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252-366，at 354.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6），5.
在占领之前，唯一对日本实地研究的英语学术著作是《须惠村》（Suye Mura），一部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F. Embree）撰写的1936年的村庄民族志。“每一个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的人类学家都熟悉恩布里的著作”，一位民间情报教育部的雇员回忆道。
在恩布里的著作10年之后，露丝·本尼迪克特把他的某些结论融入了《菊与刀》；但是由于战争的阻隔，她无法亲自访问日本。
相反，她采用了所谓的“远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第二代日裔美国知情人的帮助下，本尼迪克特采访了被拘留的日本移民及其后代并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测试，分析了日语文本、图像和电影。对于许多为准备参与占领日本而阅读《菊与刀》的美国人类学家来说，实地研究意味着有了证实本尼迪克特在此领域的结论的机会。

Herbert Passin，“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inion and Attitude Research 5（1951）：21.
占领当局的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负责协调占领时的早期实地研究。该司创建于1946年早期，是民间情报教育部的下属委员会，其目的在于用美国的理论和方法培训日本社会科学家并提供关于民族情绪的研究。对占领当局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占领创造的民主气氛在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中带来了普遍的感觉：对于民主政府来说，了解公共舆论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舆论研究的出现，既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动因，也是民众参与政治的结果。

John W. Bennett，“Summary of Major Research Problems of the Public Opinion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Division，CIE，” JWB Papers，box 1，file 4.
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1916—2003），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副主任。帕辛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调查研究者，他通过和在拘留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的拘留营里待过的囚犯一起工作，对日本产生了兴趣。由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位于芝加哥大学的陆军语言学校学习过，他能流利地运用日语书面语言和口语。在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的原主任离任之后，帕辛招了他以前的同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约翰·贝内特（John W. Bennett）来任此职。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还聘用了其他几个美国研究者，包括研究战时美国西部拘留营的日裔美军老兵。
不久，研究司的人数就被20多位日本社会科学家以及30多位临时雇员和秘书雇员超过了。

Hugh Borton，“The Reminiscences of Hugh Borton” （New York：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Columbia University，1958），48.US Cultural Science Mission to Japan，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d Cultural Science mission to Japan，15.John W. Bennett，“Social Research i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JWB Papers，box 1，file 1.
仅从财务角度上看，在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的工作也是非常理想的。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绝望岁月里，日本大学的学术职位几乎不能为学者提供经济上的稳定。占领当局的顾问们描述了教授们面临的“为了维持生存”的“可怕的斗争”
：“总是经费不足的大学工资没有给予个别学者甚至是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保障，结果本该用于研究的时间被他们用来补充家庭收入（通过到其他大学、学院反复上课，通过受雇写作和其他甚至更远离研究和学术生活的活动）。”
贝内特总结道，通过提供工作，“该司拯救了许多日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职业生涯。”

Letter from John W. Bennett to Kathryn G. Bennett，Mar. 9，1949，JWB Papers，box 2A，file 38M.
和贝内特、帕辛以及他们美国同事的年纪轻轻、没有经验相比，许多日本雇员德高望重，这有助于预防预期的胜利者和战败者的等级制。贝内特把他的日本同事描述为“这个国家的顶级社会科学家，在技术和智力上完全可以和美国最优秀者媲美——事实上还更胜一筹。”他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我的办公桌旁围着日本政府的交通部长、日本最著名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和日本顶级社会心理学家，所有人都向我鞠躬、致敬！”
贝内特尊重日本学者的知识和经验，再加上相应的日本人对美国方法的兴趣以及对胜利的同盟国的谦卑，总体上促进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

Arthur F. Raper，The Japanese Village in Transition（Tokyo：General Headquarters，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1950），12.Ibid.，i-ii；John W. Bennett，“Community Research i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Clearinghouse Bulletin of Research in Human Organization 1，no. 3（1951）：5.
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的最早、最有影响的研究，是一项在1947到1948年开展的对土地改革的评估。一年前，占领当局下令分割和重新分配大的地产，寻求创建一个独立的自耕农国家，“用民主的生活方式替代传统的土地封建主义”。
为了评估这给日本乡村带来的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变化，占领当局邀请了美国农业部著名的社会学家亚瑟·雷珀（Arthur F. Raper）。和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一起，雷珀选择了13个地理上分散的所谓有代表性的社区进行研究。他的研究报告发表后，被誉为恩布里之后的又一经典研究，并被称赞为对日本乡村生活的“完全无偏见的独立的解释”。

Margaret Mead，“the organization of Group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ed. Margaret Mead and Rhoda Métraux （New York：Harper Row，1953），85-87.Herbert Passin，Encounter with Japan（New York：Kodansha International，1982），143.
在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雷珀和4位美国社会科学家以及15位日本社会科学家一起工作。在1947到1949年间合计7个月的3次实地考察过程中，他的团队考察法为战后的早期研究确定了基调。对日本学者来说，团队工作是从帝国时期就已熟悉的做法，那时现场调查的危险和费用需要他们协作。尽管独立的实地研究是美国学术界的规则，美国社会科学家也认为合作还是有利的。像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这样的发言人也赞扬了这种智力互补在个人和实践上的好处。
除了这些优势外，雷珀的团队工作的决定还反映了占领时期日本的特殊条件。虽然美国学者一开始打算培训日本同事，但后者很快就成为关键的专业知识的生产者。这项研究的关键贡献者帕辛回忆道，“当开始这项研究时，我利用了我在南伊利诺伊大学读研究生时最新的社会学研究，我对美国南方佃农的知识，我对墨西哥农民的经验，以及我在人类学和农村社会学领域的一般的阅读积累……但是我甚至没有语词来描述吸引我的注意的新现象。”

Bennett，“Summary of Major Research Problems of the Public Opinion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Division，CIE.”
除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外，美国研究者还遭到了为他们提供信息者的不信任。许多农村社区将舆论研究与战时军警相联系，对外国人心存疑虑。为了减少怀疑，日本社会科学家率先到达研究地，安排乡村官员分发问卷，与当地提供信息者进行密集访谈。最终，他们为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收集到了95%的数据。

Herbert Passin，“Report to Field Trip to Yuzurihara，” Herbert Passin Collection，“Field Trip to Yuzurihara Report，” Special Collections，DuBois Library，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CIE ni okeru shakai chōsa no tenkai，” Minzokugaku kenkyū 17，no. 1（1953）：68-80.
除了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外，实地也是直接的培育民主的空间，包括分享意见、表达异议、培养共识。帕辛描述了他的典型的现场惯例：“每天访谈结束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访谈的问题、结果的意义，把当地的访谈结果和我们在东京时获得的结果加以比较。有人建议要记下更为详细的材料、选举和政治记录。”
一位日本社会科学家后来回忆过连续两个晚上为调查技巧辩论的兴奋之情。

Arthur F. Raper，“The Reminiscences of Dr. Arthur F. Raper” （New York：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Columbia University，1971），149.“CIE ni okeru shakai chōsa no tenkai，” Minzokugaku kenkyū 17，no. 1（1952）：73.
实地研究的合作使日本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团结在一起，保持了长久的个人联系。雷珀以肯定的态度回忆起他的团队，尽管还是提到了民族性格的某种刻板印象：“这个民族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我回来时非常确信，如果我们的文明开始学习微积分，他们也开始学习微积分，那么他们会存续下来而我们不会——因为如果他们需要学习微积分，他们所有人都会在一年内学习微积分；因为他们已经把它固化下来，这样他们可以以这种方式运作。”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科学家感谢在帕辛领导下所接受的实操培训，尽管他们对提高速度的要求感到恼火。第2次的实地研究特别仓促。坐火车和吉普车往返，考验地方官员的好意；而且他们“马不停蹄地”工作，研究者仅在45天内就访问了5个村子，然后返回东京，24小时后再出发去后面的6个地点。考虑到旅行的时间因素，他们在每个地点只待一个或最多两个晚上。关于“一天内做一个月的研究”的挑战，一位学者回忆道：“大家有很多抱怨。”

“Summary of Major Research Problems of the PO&SR Division. CIE，” JWB Papers，box 1，file 4.
在土地改革研究结束后，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又在其他课题上开展了实地和舆论研究，如传统的渔业权、邻里关系、家庭构成、雇佣制度（oyabun-kobun）、城市工人和消费者的问题、妇女地位的变化、财阀改革、识字与语文教育。
这些研究强调民主、资本主义和合作的先进性，它们在战后的日本和美国之间建立起了价值观的趋同。

美国占领的遗产

Textor，Failure in Japan，174.Letter from John W. Bennett to Kathryn G. Bennett，Aug. 8，1949，JWB Papers，box 2A，file 38NNN.
尽管贝内特及其合作者雄心勃勃，但他们最终对占领当局的政策没有太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人员配备不足：一位雇员观察到，那里需要20—30位社会科学家来完成分配给2—3人的工作量。
更为糟糕的是，除了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所认为的阻挠或干涉的管理，对于研究的重要性，占领当局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此外，把研究发现应用于决策还通常受到目标不明确（这是占领时期的特点）的掣肘。用心怀不满的贝内特的话来说，“在占领时期，没有人知道政策的真实意图，他们也没有具体的计划。只是从一个小问题到另一个小问题，出现一个解决一个。除了模糊的按美国方式处理一切问题的想法外，完全缺乏远见和目标”
。

Letter from John W. Bennett to Kathryn G. Bennett，Apr. 26，1949，JWB Papers，box 1，file 1；John W. Bennett，“Social and Attitudinal Research in Japan：The Work of SCAP's Public Opinion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Division，” 18，JWB Papers，box 1，file 12.Fred N. Kerlinger，“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in Japan：A Critique of Three Studies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Social Forces 31，no. 3（1953）：257；“Inventory of Books，” Record Group 331，Records of Allied Operational and Occupation Headquarters，World War II，box 5873，file “PO&SR，”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然而，美国在占领时期对日本学术界的重塑，对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战后的社会科学有着持久的影响。有了和日本同事一起实地工作的经验后，在日本的美国学者开始质疑有关日本民族性格的早期假设。他们所见的不是本尼迪克特让他们期望的同质性，“在类型上”，他们遇到“很大的区域异质性”。不是“我遇到的每个小组似乎都不同；而是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贝内特总结道，“在赋予研究者某种能力来对日本文化的秩序做出类似原始社会的概括性结论时”，运用同质性的假设“是危险的”。
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图书馆悄悄地把《菊与刀》下架了。许多占领时期的学者不再考虑类似民族性格的研究，即把它看成“建立在肤浅和不可靠证据上的高度精细的结构”
。

在占领期即将结束的1951年6月，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解散了。仅仅3个月之后，日本和美国签订了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旧金山条约》以及《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通常称为“旧安保条约”[Anpo]）。这两个条约确定了占领结束后两国关系的条款。安保条约确定了在美国军事和核保护伞下保卫日本，日本根据《宪法》不能拥有武装力量和发动战争。它也逐项列举了呼吁日本支持美国霸权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的进程，包括保留美国陆、海、空军的永久性军事基地。条约规定，日本在1952年4月重新获得独立的主权。

David L. Szanton，“The Origin，Nature，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33；Alan Tansman，“Japanese Studies：The Intangible Art of Translation，” 184-216；both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ed. David L. Szant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回国后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利用他们在占领时期的经验，在美国引领日本研究。以前被边缘化的日本研究领域在1952年后迅速发展起来，成了冷战时期区域研究的基础。这种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间是认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方法。多领域共同努力的区域研究，力求通过强化的语言准备、实地研究、当地观点和解释的纳入，来推进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理论及经验知识。今日的批评者们常常把区域研究理解为一种使冷战时期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永久化的企图，用在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培养公认的美国价值观的间接努力，来替代公开的政治控制。这种研究建立起一个由本国政府慷慨资助的“学生”和受由此产生的知识支配的“主体”（subject）的等级制度。然而，日本研究的轨道并不符合这一模式。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已经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因此社会科学家承担起这样的任务：为在美国地缘政治占主导地位下的其他国家，提供结构、文化和心理学教学。

“CIE ni okeru shakai chōsa no tenkai，” Minzokugaku kenkyū 17，no. 1（1953）：68-80；Japan Society for Ethnology，Ethnology in Japan：Historical Review（Tokyo：K. Shibusawa Memorial Foundation for Ethnology，1968），4.
占领也改变了日本的学术界。1952年2月，仅仅距占领当局离开只剩几周，日本社会科学界的20位领导人联合起来，就战后国家研究现状的长期计划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参与者反思了这次占领，认为它是“一座通向日本学术重建的桥梁”，一个真正客观的知识探索的出发点。
民主、资本主义以及和平，这些价值观支撑着知识的生产。这种共同的信念促进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以及在研究和改革方面的相互满意。

Letter from Ishino Iwao to John W. Bennett，June 5，1951，JWB Papers，box 20，file 197.
源自共同理念的知识伙伴关系，也许是占领当局彻底修订日本知识生产的最持久的遗产。在战后的日本学术界找一份工作的竞争非常激烈：受人尊敬的老先生和刚毕业的学生竞争，留守日本的老师和从前帝国时期大学召回的学者竞争。在占领后的岁月里，和美国社会科学家的联系成了获得教职的关键凭证和接触人员的渠道来源。简单地说，实际上所有20世纪50年代在学术界任职的日本人，都有在占领当局领导下工作的经验，从而接触了美国文化、友谊和价值观。民间情报教育部和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特别关注他们的下属在占领结束后的命运，帮助许多人获得了大学工作。在没有这种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占领当局就帮助他们在图书馆、博物馆、报纸和杂志编辑部以及独立的研究组织寻找职位。少数学者甚至获得奖学金到美国学习。

这些人物中的每一个都是丰富的传记文学主题。关于鹤见（Tsurumi）最近的著作，参见Sdam Bronson，One Hundred Million Philosophers：Science of Thought and the Culture of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6）；Kurokawa Sō，Kangaeru hito Tsurumi Shunsuke（Fukuoka：Genshobō，2013）；Kimura Tsuneyuki，Tsurumi Shunsuke no susume：Puragumateizumu to minshushugi（Tokyo：Shinsensha，2005）。关于冈本（Okamoto），参见Hirano Akiomi，Okamoto Tarō no shigoto ron（Tokyo：Nibon Keizai Shinbun Shuppansha，2011）；Kawagiri Nobuhiko，Okamoto Tarō：Geijutsu wa bakuhatsu ka（Tokyo：Chūsekisha，2000）。关于丸山，参见Yanagisawa Katsuo，Maruyama Masao to Yoshimoto Takaaki：Kaisōfū shisōron（Tokyo：Sōeisha/sanseidō Shoten，2014）；Yoshida Masatoshi，Maruyama Masao to sengo shisō （Tokyo：Ōtsuki Shoten，2013）；Fumiko Sasaki，Nationalism，Political Realism and Democracy in Japan：The Thought of Maruyama Masao（New York：Routledge，2012）；Andrew Barshay，The Social Sciences in Modern Japan：The Marxian and Modernist Trad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在占领结束后的很长时期内，日本学者通过在自己国家和其他地方引进和深化现代化，继续从事美国地缘政治霸权加强的研究。可以肯定，美国价值观的可接受性并不能排除对美国的异议。随着20世纪50年代极右翼民族主义的重现，某些日本社会科学家促进了日本的重新武装和天皇直接统治的“复苏”。更为常见的是，左派谴责日本与美国地缘政治进程串通一气，激起了社会科学的每一分支议论纷纷。历史学家、哲学家鹤见俊介（Tsurumi Shunsuke，1922—2015）在刊物《思维科学》（Shisō no Kagaku）上为流行的和平主义发声。在艺术理论和实践方面，冈本太郎（Okamoto Tarō，1911—1996）谴责了西方美学的霸权，呼吁日本从其“原始的”过去获取灵感，通过与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合作，摆脱欧美的统治。现代政治科学家丸山正夫（Maruyama Masao，1917—1996）回顾日本作为战后早期自由主义最杰出的发言人时，列举了一系列的关于战前法西斯主义的著作和文章，以及表达了对能够抵制其民主制度所面对的外国压力的积极公民的需要。

日本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批评立场并没有被他们的美国同行忽视。曾经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东京大学从事研究，曾任占领时期随员的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回忆道：

Interview with Edward Seidensticker，Columbia University，Nov. 10，1978，71，Marlene J. Mayo Oral Histories with Americans Who Served in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Gordon M. Prang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Maryland.
我周围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小伙子，这很清楚，也根本无法否认……但是他们不友好、偏执、格外固执己见、格外教条……他们的世界观认为，美国应对世界上所有的伤害、所有的苦恼和所有的痛苦负责，这是无法接受的……他们的世界观让我很生气，但是我想我也感到自己对他们相当蔑视。在我看来，他们在滥用他们不可否认的才能……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种配得上一流头脑的世界观。

现在，塞登斯蒂克已经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日本文学翻译家之一，一位具有非凡的敏感和优雅的作家。1975年，他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授予文化贡献者的最高奖章——旭日勋章（Order of the Rising Sun）。上面的话出自这样一位有名望的人物，表明了美国对日本的家长式作风，甚至是种族主义的普遍性和持久性。无论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日本这个盟友，它仍然固守于战后初期的等级观念：学生不能挑战或取代老师。

1960年，杰出的日本知识分子通过领导群众抗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延长，就日本和美国军方的持续关系展开了争论。在对民主、资本主义以及和平的热情中，日本知识分子强烈反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行动，包括在本国土地上保留美国军事基地、继续占领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县以及70年代初才结束的越南战争。在日本国会的强烈反对下，首相岸信介（Kishi Nobusuke）对《条约》的强行批准，进一步激起了对允许强人（strongman）战胜民选代表意志的政治制度的反对。此时，在许多日本社会科学家看来，他们国家和美国的关系不是展示而是背叛了他们在美国监护下接受的价值观。

关于“安保斗争”的最新研究，参见Hosoya Yuichi，Anpo ronsō （Tokyo：Chikuma Shobō，2016）；Kobayashi Tetsuo，Shinia sayoku to wa nani ka：Han Anpo hosei，han genpatsu undo de shutsugen（Tokyo：Asahi Shinbun Shuppan，2016）；Nikhil Kapur，“The 1960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Crisis and the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Japan”（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2011）。
这次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抗议，动员了代表广泛社会阶层的数百万公民，表明公认的美国价值观在日本民族意识中的确立和成熟。而且，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反对虽然纠缠不休但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残酷的战争结束15年之后，这个国家有太多的利害关系，使得它不能认真地讨论它和美国的关系。
由社会科学家引领，民主、资本主义以及和平的共同理想已经编织成了一个支持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生产的弹性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