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圣马科上空的博弈

——卫星发射背后的美国和意大利

阿西夫·西迪基

关于“地点”在全球科学史中启发式研究的某些先前的思考，参见Asif Siddiqi，“Another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Making Space for India and China，”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ThemesI （2006）：115-143；Asif Siddiqi，“Another Space：Global Science and the Cosmic Detritus of the Cold War，” in Space Race Archaeologies：Photographs，Biographies，and Design，ed. Pedro Igancio Alonso （Berlin：DOM，2016），21-37。Naomi Oreskes and John Krige，e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Global Cold War（Cambridge，MA：MIT Press，2014）；Grégoire Mallard，Catherine Paradeise，and Ashveen Peerbaye，eds.，Global Science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New York：Routledge，2009）；Kapil Raj，“Beyond Postcoloniaism. .. and Postposivism：Circulation and the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104（2013）：337-347；Francesca Bray，“Only Connect：Comparative，National，and Global History as Frameworks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sia，” 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6（2012）：233-241；Fa-ti Fan，“The Global Tur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6（2012）：249-258；Lissa Robetts，“Situating Science in Global History：Local Exchanges and Networks of Circulation，” Itinerario 33，no. 1（2009）：9-30；Sujit Sivasundaram，“Science and the Global：On Methods，Questions，and Theory，” Isis 101（2010）：146-158；Simone Turchetti，Nestor Herran，and Soraya Boudia，“Introduction：Have We Ever Been‘Transnational’？ Towards a History of Science across and beyond Border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45，no. 3（2012）：319-336.关于此书的犀利总结，参见Warwick Anderson，“Introduction：Postcolonial Technosc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2，nos. 5/6（2002）：643-658；David Arnold，“Europe，Technology，and Coloni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History and Technology 21，no. 1（2005）：85-106；Roy M. Macleod，introduction to Nature and Empire：Science and the Colonial Enterprise，ed. Roy M. MacLeod，Osiris，2nd ser.，vol. 15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1-13；Suzanne Moon，“Introduction：Place，Voice，Interdisciplinarity：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in the Colony and the Postcolony，” History and Technology 26，no. 3（2010）：189-201；Michael A. Osborne，introduction to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4，no. 2（1999）：161-170；Suman Seth，“Putting Knowledge in Its Place：Science，Colonialism，and the Postcolonial，” Postcolonial Studies 12，no. 4（2009）：373-388；Asif A. Siddiqi，“Technology in the South Asian Imaginary，” History and Technology 31，no. 4（2015）：342-349。
这就是科学技术如何跨越国界，以地点（site）为分析单位。
在此我引用了冷战时期在肯尼亚海岸附近的意大利和美国的圣马科项目，以如何运用地点这个概念，揭示跨国科学的方方面面，提出一些初步的见解。这些方面在关于“知识传播”的陈旧的扩散主义叙事中，或在有关相遇和知识的合作的较新框架（通常以“传播”为框架）中，就不那么明显。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相对有大量的研究可以利用。这些研究是由许多历史学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社会学者完成的。对知识不仅是传播的，而且是在新的环境中被监管、阻碍、重塑和重组的这一事实，他们有着不同的兴趣。
本研究特别从后殖民时期的科学研究中取材，通过揭示相遇和传播的不平等逻辑，展示在学术圈、实验室和国家层面知识生产的原子化和偶然的变化，颠覆了二分法的公认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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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模问题，我提出了一些初步想法，参见“Science，Geography，and Nation：The Global Creation of Thumba，” History and Technology 31，no. 4（2015）：420-451。
这一章从有关现代和殖民时期科学的历史学家那里借鉴了某些对知识传播的见解，但是把注意力从知识、物件和学术界转向了对“地点”的启发式研究（heuristic）。我用“地点”是想说，在最还原的层面上，不仅仅要考虑为什么（why）和什么（what），还要更加特别地考虑在什么地方（where）。“地点”可以是一个空间概念：一间实验室、一项设施、一种网络、一个民族国家或者一个国际协会；也可以是一个本体论概念：辨识知识生产的地点，超越地理的范围（contours）。在考虑地点概念时，规模也是一个因素，因为任何具体地点的地理范围都取决于研究的活动规模。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同一现象在我们眼中可能是“地方的”，也可能是“全球的”，这取决于作为学者的我们选择用什么地点来界定我们的故事。
在现在这个案例中，我对区分“本地的”和“全球的”不感兴趣，而是把兴趣集中在阐释由“本地”和“全球”交集导致的认知混乱和物质混乱上。探讨这些混乱引发了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是跨国项目中的地点，特别是涉及一个后殖民国家时？其边界在哪里？在一个地点发生了什么，使得它成为这个地点的一部分？是什么妨碍了给地点下定义？最后，（作为地点的本体论固定概念的崩塌结果）揭示了什么样的社会混乱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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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书第一、二章。
在本书的导言中，约翰·克里格有说服力地强调了，在我们有关“跨国”的思考中，不能抛弃“国家”（national）；因为民族—国家总是寻求（有时成功，有时不太成功）监管知识的跨境流动，有时甚至似乎涉及超出其正式管制范围的知识。在一个物理地点，如一个大学的国际研究机构，国家当局的监管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签证限制、出口监管和安全协议这种明显的手段。
人们可以想象这种监管制度的影响：不仅是对项目期间信息的传播，而且是对某一具体跨国项目在公众想象当中表达的方式。以克里格的观察为出发点，我用一个冷战时期“成功”的科学项目——圣马科项目，来探讨可能会出现在民族国家监管知识流动规则中的两个现象。

首先，这样的监管措施很少会产生“密不透风”的制度，无论是由于设计还是由于失败，具体项目的知识（以及物件和学术圈）——不仅仅是纯粹的科学技术知识——经常绕过或突破为它们规定的“边界”。监管措施也会产生以逆反形式出现的阻力和摩擦机制，其形式可能是政治行动、科学抵制或者和所产生的知识相反的主张。第二，人们也许会把选择一个具体地点来生产合作的科学和技术本身看成一个监管行为，这是一个体现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较量的过程：一方同意放弃控制而把项目置于对方的（地理）控制之下；从另一方来看，这个过程确定了其控制地位。从每一方的角度看，这种选择会破坏地点的“密封性”（airtightness）。

Gabrielle Hecht，Being Nuclear：Africans and the Global Uranium Trade（Cambridge：MA：MIT Press，2012）；Peter Redfield，Space in the Tropics：From Convicts to Rockets in French Guia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关于“我们”谈论非洲科学技术的方式中的语言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有用见解，特别参见Clapperton Mavhunga，“A Plundering Tiger with Its Deadly Cubs？ The USSR and China as Weapons in the Engineering of a ‘Zimbabwean Nation，’1945-2009，” in Entangled Geographies：Empire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Global Cold War，ed. Gabrielle Hecht （Cambridge，MA：MIT Press，2011），231-266。
当然，正如加布里埃·赫克特（Gabrielle Hecht）、彼得·雷德菲尔德（Peter Redfield）和其他人已经表明的那样，当欧洲的科学项目选择在后殖民空间开展时，这些选择会导致进一步的源于不平等的、重叠的主张、冲突和摩擦，主要表现在资源以及关于主张谁“拥有”知识几方面。
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项目内部的权力关系中，也体现在参与者和历史学家谈论项目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框架中。在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由几种不同声音代表的）肯尼亚人所认定的圣马科项目的意义；他们的看法完全不同于意大利人和美国人，而且就是在肯尼亚视角本身内部，关于其意义也常有不一致的看法。
通过考察圣马科这个从地理、本体论和历史来定义的后殖民空间中的有争议的主张，本章对地点概念提出了某些思考；我引入了分散成碎片的科学地点的观念，在此地点上，知识、物件和学术圈的痕迹超越了正式的边界，而且，根据“看到”什么和谁“在看”重塑了地点本身的本体论轮廓；其结果往往是故意遮挡某些“碎片”，尤其是那些以强烈的社会混乱为特征的碎片，正如圣马科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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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科与卫星发射：故事的基本架构

唯一的学术研究（尽管简短）可以参见John Krige，“Introduction and Historical Overview：NAS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pace，” in NASA in the World：Fif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Space，by John Krige，Angelina Long Callahan，and Ashok Maharaj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31-33。对此项目的一个半官方的解释也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细节：Michelangelo De Maria and Lucia Orlando，Italy in Space：In Search of a Strategy，1957-1975 （Paris：Beauchesne，2008），77-106，189-222. 还可参看此书更早的版本，它覆盖更长的时期：Michelangelo De Maria，Lucia Orlando，and Filippo Pigliacelli，Italy in Space，1946-1988 （Noordwijk：ESA Publications Division，2003），13-20。John Krige，American Hegemony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in Europe（Cambridge，MA：MIT Press，2006）.空间研究委员会是培育意大利空间计划的主要决策机构，尽管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学者：Edoardo Amaldi （University of Rome），Nello Carrara （University of Florence），Corrado Casci （Polytechnic of Milan），Mario Boella （Polytechnic of Turin），Giampiero Puppi and Guglielmo Righini （University of Bologna）. 参见De Maria and Orlando，Italy in Space，57。关于这个计划的早期快照，参见Warren C. Metmore，“San Marco Satellite to Probe Air Density，” Aviation Week and Space Technology，Aug. 26，1963，76-78。
圣马科历史的基本轮廓是众所周知的。
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几次科学卫星发射的圣马科项目已经被研究科学技术的历史学家考虑到了，它被认为是在（由学术界和意大利政府代表的）西欧国家——意大利和美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包括学术界的科学家）之间的一项非常成功的合作成果。在此，地理和科学框架为探讨冷战时期知识传播的动力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并且为约翰·克里格（通过查尔斯·迈耶[Charles Meier]）所说的由美国利益驱动的“双方同意的霸权”提供了范例。
最初由罗马大学教授、空军军官路易吉·布罗格里奥（Luigi Broglio）提出的想法，内容是要为意大利的科学和工业在空间研究中建立一个立足点。意大利回应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出的空间合作建议，但是有一个转折：布罗格里奥提出，意大利要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斯科特火箭将意大利的小型科学卫星发射到绕地球的赤道轨道。为了这样做，布罗格里奥建议使用海上机动平台，这种平台可以在全球任何地点的赤道水域安装。这个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由接受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人员培训的意大利人来执行卫星发射，而没有美国人的任何贡献，尽管美国提供了关键的物资和技术支持。在1962年5月，布罗格里奥（代表意大利空间研究委员会）和休奇·德赖登（Huge Dryden）（代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同意了这些条款。

意大利早期空间研究归属于国家研究中心之下，包括两个附属机构：空间研究委员会和空间研究所。太空研究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决策机构，而太空研究所确定科学研究的优先事项。第三个组织——航空航天研究中心主要是参与卫星和科学仪器的研发和生产。圣马科平台的确切地理坐标是东经40°12′15″和南纬2°56′18″。参见San Marco Range User's Manual，Dec. 2，1968，pp.1-11，NASA History Office Archives，Italy Space Program，San Marco folder。从“圣马科”2号的两个实验收集到的数据，可以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空间科学数据协调档案（Space Science Data Coordinated Archive）获取。负责这一系列实验的首席科学家不是布罗格里奥而是罗伯特·费罗斯（Robert F. Fellows，1921—），费罗斯从1961年起就担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地球物理和天文学化学项目的负责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费罗斯负责监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际的几个卫星项目的科学计划。
1963年和1964年，几十位意大利工程师前往美国，在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得克萨斯的LTV航空航天公司/沃特导弹与航天公司（4级斯科特火箭的主要承包商）的工程师的监督下，在不同的地方受训建造卫星、维持发射范围和发射火箭。与此同时，他们在靠近罗马乌尔贝机场、由罗马大学管辖的意大利航空航天研究中心学习掌握探空发射车的组装。
最关键的是，在布罗格里奥的指导下，意大利人采购了两个浮动发射平台，一个命名为圣丽塔（Santa Rita），另一个命名为圣马科（San Marco）。前者曾用于首次试验发射，但后来被改装为范围控制设施、掩体和遥测设备。后者是一艘设备齐全的矩形钢质驳船，能够发射将有效载荷送入地球轨道的火箭。这两个平台相距550千米，就安置在肯尼亚海岸附近，接近赤道。
在发射了一系列的试验火箭后，1967年4月26日，意大利人从圣马科平台发射了斯科特火箭，把一颗卫星送入了绕地赤道轨道，这是地球卫星第一次到达这样的轨道。这个名为“圣马科”2号的卫星由罗马大学建造；它进行了两项科学实验，一项是（利用卫星的球形形状）直接测量350千米以下的空气密度，另一项是电离层信标（ionospheric beacon），用来探测地球和卫星之间的电子含量。两者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赤道地带地球高层大气的重要数据，这个地区在此之前基本没有被研究过。这颗卫星一直运行到1967年8月5日，最终在10月19日从轨道上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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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发言中，这个卫星被称为“小天文”卫星-A或“探索者”42号。N. Jagoda et al.，“Uhuru X-Ray Instrument，”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19，no. 1（Feb. 1972）：579-591；R. Giavvoni et al.，“An X-Ray Scan of the Galactic Plane from Uhuru，” Astrophysical Journal 165 （Apr. 15，1971）：L27-L35；SAS-A press kit，Dec. 2，1970.“The Noble Prize in Physics 2002.”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意大利人又从圣马科平台发射了几颗卫星，包括几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其中著名的是1970年发射的所谓的“X射线探索者”，它是第一颗以研究X射线天文学为明确目标的卫星。
在轨道上，该卫星对整个天空进行了寻找X射线源的第一次全面扫描，它被认为是早期空间时代的最伟大科学成就之一。从卫星返回的数据，帮助科学家编撰了第一份全面的X射线目录。“X射线探索者”也发现了最有可能被确认为黑洞的物体之一——天鹅座X-1（Cygnus X-I）。
尽管其主要仪器是在麻省剑桥市建造的，“X射线探索者”的主要科学调研员是里卡多·贡科尼（Riccardo Giacconi），他是著名的意大利科学家，后来（在2002年）因“宇宙X射线源的发现对天体物理学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对整个项目的参与以及从“X射线探索者”取得的格外有价值的成果，毫无疑问使得意大利和美国的这个项目非常引人注目，在基于空间天体物理学的更为广阔的世界中赢得了赞誉。仅仅在那个测量的基础上，圣马科实验毫无疑问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就。

在圣马科项目中，我们可以把关于“地点”的想象最好地描述为延伸到全球的许多分散的地方。我们可以把罗马的各种设施（如罗马大学、乌贝尔机场由航空航天中心管理的实验室）、美国的（瓦洛普岛、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在华盛顿特区及得克萨斯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总部的）许多办公室和意大利、美国的科学仪器采集数据的实际所在地——地球赤道轨道包括在内。当然，分散是所有大规模科学努力的特点。因为它需要利用的知识、基础设施、人员和资金有多种来源。圣马科项目（以及同样位于后殖民空间的跨国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核心地址（locale）的选择（在肯尼亚的海岸内和海岸外）主要是由地理、科学和政治层面的考虑综合决定的，这些考虑和肯尼亚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一旦这个地点被选定，这个项目的主要建筑师——意大利人，就会尽力限制肯尼亚人的参与；他们的目标是清清爽爽地把圣马科项目（以尽可能少的不一致的方式）铺展在圣马科这一地点。然而，这种干净的规划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或想象，因为分散地点的碎片与新独立的强大国家——肯尼亚的根深蒂固的人文地理和政治需要发生了激烈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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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美国的选择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ct of 1958，Pub. L. 85-568，72 Stat. 426，signed by the president on July 29，1958，reproduced as document II-17 in Exploring the Unknown：Selected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Civil Space Program，vol. 1，Organizing for Exploration，ed. John M. Logsdon （Washington，DC：NASA，1995），334-345，esp. 335，339.John M. Logsdon，“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pace Cooperation，” in Exploring the Unknown：Selected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Civil Space Program，vol. 2，External Relationships，ed. John M. Logsdon （Washington，DC：NASA，1996），1-15，at 1.Porter to van de Hulst，Mar. 14，1959，in Logsdon，Exploring the Unknown，2：18-19.Arnold W. Frutki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pac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665），42-43.布罗格里奥首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关于赤道卫星项目的官方联系时间是1961年8月9日，正式的提议是在9月26日发出的。参见memo to Mr. Jesse Mitchell on Ad hoc Committee Meeting on Italian satellite proposal，Nov. 21，1961，NASA History Office Archives，Italy Space Program，San Marco folder。
意大利要发射本国建造的卫星的野心，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积极邀请友好国家参与空间探索合作的策略一拍即合。1958年，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根据国会法令建立时，决策者把以下要求明确地纳入了《国家航空航天法案》（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ct），即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及国家集团的合作”必须在“总统的外交政策指导下”进行。
正如约翰·洛格斯登（John Logsdon）所指出的，“新的空间机构把这一条款解释为赋予其在国际空间交往中采取主动的权力”，而且“在6个月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开始制定国际空间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在接下来的30年里使得（美国）和100多个国家达成协议”
。最早的邀请是1959年3月在由海牙举行的空间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年会上发出的，当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通过美国科学院的代表宣布，美国希望这个委员会“可以起到道路作用，通过这条道路，卫星发射国的能力可以和其他国家的科学潜力结合在一起”
。英国首先抓住了这个机会，提出了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第一个国际合作计划，于1962年用美国火箭成功发射了英国卫星“碧浪1号”。
同样，路易吉·布罗格里奥欢迎美国的提议，到1961年初形成了一个和英国人显然不同的想法：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火箭，把完全由意大利制造的卫星送入轨道。起初，这个计划打算从撒丁岛发射火箭。但是之后，在1961年5月，布罗格里奥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建议：从一个海洋移动发射平台上把卫星送到赤道轨道；这个发射平台可以用海上石油钻井机来改装。发射卫星到赤道的要求（意味着从地球的赤道地区发射），显然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意大利科学家推动的。这些科学家认为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可以研究那些从相对更北的纬度发射的其他卫星所不能研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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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Maria and Orlando，Italy in Space，79.Freddie del Curatolo，“Franco Esposito，Fifty Years of Kenya from S. Marco to Parliament，” Malindikenya.net，Mar. 6，2017. 亦见American Embassy Rome to State Department，“Italian Space Program as Discussed with Congressman Anfuso，” Oct. 10，1961，folder 965.8011/6-2861，box 3076，Central Decimal File，1960-196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ereafter NARA），College Park，MD。从19世纪80年代到1941年，意大利通过开拓殖民地统治了现在的索马里的大部分，称为“意属索马里”。之后从1949年到1960年，通过联合国的托管再次统治了索马里。参见Robert L. Hess，Italian Colonialism in Somal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Paolo Tripodi，The Colonial Legacy in Somalia（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9）。Michael Durham，“Italy's African Space Triumph，” Life，May 26，1967，101-105.
对意大利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地球赤道的什么地方？1961年，第一个想法是建造“一个移动发射平台，停泊在靠近赤道的地方，大约在索马里海岸附近”
。传闻证据表明，布罗格里奥当时考虑在离基斯马约大约24千米的“境外水域”建造一个平台。基斯马约是索马里南部的港口城市，靠近索马里和肯尼亚的边界，有可用于移动设备的大型船坞。
选择索马里，从许多方面来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是唯一有赤道穿越而过的大片陆地和大片海岸的意大利以前的殖民地。
当时，一家媒体为这位极具魅力的布罗格里奥所做的解释生动地描述了地理和政治如何牢牢地限制了这个项目的地点：“这位教授抽出一张世界地图，开始浏览赤道地区。这地点必须是在沿海，海边水域要足够浅，足以停泊发射平台；它也必须位于这样一个国家，其政府足够稳定，可以确保项目的持续。”

《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指处理较小事项方面的条约。双方经过协商、谈判达成共识后，用文本的方式记录下来，“谅解”旨在表明“协议双方要互相体谅，妥善处理彼此的分歧和争议”。“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Italian Space Commission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esearch and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May 31，1962，reproduced in H. N. Nesbitt，History of the Italian San Marco Equatorial Mobile Range，NASA CR-111987 （Washington，DC，1971），appendix A，A-3 to A-5. 亦见“US-Italian Space Program Aims at Equatorial Launch，” NASA News Release 62-192，Sept. 6，1962，NASA History Office Archives，Italy Space Program，San Marco folder。早在1962年9月，肯尼亚就被作为选择认真地考虑过。参见State Department to American Embassy Rome，“Reports on San Marco Meetings，” Oct. 12，1962，folder 965.802/1-1262，box 3076，Central Decimal File，1960-196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ARA. 亦见memo “Comments on the Communication Section of the San Marco ‘Project，’” Dec. 6，1962，NASA History Office Archives，Italy Space Program，San Marco folder。“San Marco Environmental Study Program，Preliminary Report，Vought Missiles and Space Company — Texas，00.173，” Feb. 22，1963，cited in Nesbitt，History of the Italian San Marco Equatorial Mobile Range，16，R-1.Del Curatolo，“Franco Esposito.”Nesbitt，History of the Italian San Marco Equatorial Mobile Range，14.
出于至今还不完全清楚的原因，对索马里的选择没有持续多久；后来，在1962年5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意大利真正的《谅解备忘录》
中并没有提到具体地点，只是神秘地指向“赤道水域”。
布罗格里奥的注意力很快转向位于索马里南面的肯尼亚。
1962年12月，在沃特导弹公司（斯科特火箭的制造商）的帮助下，意大利人开始了对翁瓦纳湾的研究，认为这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地点。
从索马里转向肯尼亚背后的思考至今无人知晓，但是有一位圣马科的老兵回忆到，在意大利人中有一种考虑，即新独立的索马里的亚丁·阿卜杜拉·奥斯曼·达尔（Aden Abdullah Osman Daar）政府和苏联人太友好，使得他们很难向美国寻求帮助。
我们也可以推测，除了“稳定”的政府外，动机之一就是意大利人希望这两个发射平台尽可能地靠近海岸——以提供后勤保障，确保工作人员能得到安置——但是要离国际水域足够远，这样他们的主要活动就不必受到意大利之外的其他任何国家实体的监管。就索马里而言，其可能的地点离海岸太远；而肯尼亚刚刚宣布其沿海水域延伸不超过3海里（5.56千米）。
这对圣马科项目而言是十分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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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该公司被位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久益环球（Joy Global）公司买断，现在有了新名称。参见Mike Elswick，“Manufacturing Plant to Drop LeTournear from Name，” Longview News-Journal，May 18，1012。Dennis Karwatka，“Technology's Past：R. G. LeTournear and His Massive Earth-Moving Equipment，” Tech Directions 65，no. 10（May 2006）：8.R.G. LeTourneau，Mover of Men and Mountains（New York：Prentice Hall，1960），256-260.SAIPEM stood for Società Azionaria Italiana Perforazione e Montagge. See Nesbitt，History of the Italian San Marco Range，17；“Platform No. 9，Scarabep [sic] （Santa Rita）.”Nesbitt，History of the Italian San Marco Range，19-20. 这是“自升式码头驳船”（或BPL）。参见Army Water Transport Operations，Field manual （Headquarters，Department of the Army，Oct. 1976），2-5。
人们很少考虑的这两个发射平台的起源，把圣马科的故事延伸到了美国境内想象不到的地方。圣丽塔发射平台原来是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朗维尔的勒图尔诺公司在1959年建造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当时被称为第9号移动补给辅助平台（Mobile Tender-Assisted Platform Number 9）。
这个公司是罗伯特·勒图尔诺（Robert G. LeTourneau，1888—1969）创建的。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一个自封的发明家；他生产的大型土方机械，在20世纪无处不在。据说，他的公司的机械在二战期间盟军使用的土方机械和工程车中占了近70%。
勒图尔诺还创建了勒图尔诺大学，这是一所私立的基督教大学，坐落在得克萨斯州朗维尔。在他的自传里，勒图尔诺提到，在他奉献给上帝的众多工作中，利比亚和秘鲁的“殖民化”的福音项目，奇异地预见了他的一个钻井平台将要在肯尼亚所起的作用。
他所说的这个平台，先是被意大利石油公司——赛佩姆公司购买并重新命名为斯卡拉贝奥，后来1963年初被意大利航空航天研究中心购买用于圣马科项目。
航空航天研究中心购买后再次对之重新命名（这次命名为“圣丽塔”），加以改装以符合卫星项目的要求后运到了肯尼亚海岸。与此同时，实际的发射平台圣马科是从美国陆军剩余物资储备中购买的，在其库存中有通常用于快速对接的可漂浮的钢制驳船。其中一艘驳船的甲板面积大约是27.4×91.4平方米，被放置在1957年起就一直封存的海军设备中。最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陆军签了一份租借该驳船的协议，后来在1965年5月，该驳船被一艘意大利拖船从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拖到了意大利的拉斯佩齐亚，改装成圣马科平台。

意大利和肯尼亚的角力

肯尼亚，尽管其在圣马科故事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关于圣马科项目的文献中几乎完全看不到它。一方面这是令人惊讶的，不仅因为圣马科项目的运行依赖于肯尼亚政府的支持，还因为这个项目实际的、后勤的和技术的运行的很大一部分，都发生在肯尼亚的领土上。另一方面，考虑到肯尼亚只是碎片化地点的一个例子，其在圣马科的标准叙事中被抹去同时又不令人感到奇怪。这个例子不能很好地融入围绕着“项目”建构的叙事中，即展现了分散的开始、结束、轮廓和布局的叙事；肯尼亚人毕竟没有参与项目的敲定，也没有获得从圣马科平台发射的卫星收集的任何科学数据。

Kenya National Assembly，Official Report （Hansard），Wednesday，Apr. 18，2012，24-25. 在1962年9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意大利官员的一次会谈中，意大利人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保证，他们正在寻求英国的同意来使用位于蒙巴萨的各种资源。参见State Department to American Embassy Rome，“Reports on San Marco Meetings，” Oct. 12，1962。关于肯尼亚独立，参见Bethwell A. Ogot and William Robert Ochieng，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Kenya，1940-93 （London：J. Currey，1995）；Daniel Branch，Defeating Mau Mau，Creating Keny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肯尼亚的参与还有一个奇怪的方面：起初意大利对肯尼亚的兴趣（在放弃索马里的选择之后）出现在1962年，当时肯尼亚还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协议的最初细节是由代表意大利政府的罗马大学和代表伦敦大学的东非内罗毕皇家学院（今内罗毕大学）的管理者制定的。在协议签署的时候（1963年9月18日），肯尼亚的国家正式领导人还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如一位肯尼亚议会代表约翰·姆巴迪（John Mbadi）后来指出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她协商的”
。这也许不是一个巧合，这个协议正好是在肯尼亚独立之前两个月签署的，此后肯尼亚新政府有义务遵守圣马科协议（以及由英国人在独立之前仓促推出的许多其他协议）。
换句话说，让意大利人进入肯尼亚的初始协议也许根本就没有和肯尼亚人协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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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该大学的协议，参见“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Italian Space Commission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esearch and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frica Royal College，Nairobi，” Jan. II，1964，folder SP-Space & Astronautics IT-A I/I/64，box 3076，Central Decimal File，1960-196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ARA.“Possible Answers by Prof. Broglio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on San Marco Project.” Feb. 8，1964，folder SP-Space & Astronautics IT-A，box 3076，Central Decimal File，1960-196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ARA；“Space Probe May Help East Africa，” East African Standard，Feb. 11，1964；“Kenya on the Science ‘Map，’” Daily Nation，Feb. 11，1964；A. N. Hunter，“World Scientists Welcome Kenya Space Project，” East African Standard，Feb. 14，1964，1.American Embassy Nairobi to State Department，May 28，1964，folder SP 12-4 Scientific Satellites IT/San Marco，box 3076，Central Decimal File，1960-196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ARA.
1963年的协议之后，独立了的内罗毕皇家学院和意大利空间委员会之间又签署了另一项协议，允许前者在一位身处内罗毕的英国物理学家亨特（A. N. Hunter）教授的指导下参与该项目。学院的4名教职工（加上一名技术人员）被允许从初始探空火箭（sounding rockets）获取两个科学实验的数据。布罗格里奥和亨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力地宣传了这次参与。
布罗格里奥反复地、不诚实地把圣马科项目称为“皇家学院和意大利空间委员会的合作计划”。同样，亨特指出，这个项目把“肯尼亚纳入了科学‘版图’，世界科学家欢迎肯尼亚的空间项目”
。美国国务院的文件证实，把内罗毕皇家学院拉进来是一个有意思的举动，这“从许多角度来看是非常有用的，包括以下事实，即任何[来自肯尼亚人的]对此项目的不负责任或激进的攻击，都是在与内罗毕大学及其科学事业为敌，而这两者在公众眼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毫不奇怪，除了斯科特火箭上的两个初始实验外，没有任何记录证明肯尼亚参与了其他卫星收集数据的科学实验；这个问题对某些肯尼亚人来说，成了后来争论的焦点。

独立后的项目条款在意大利总领事1964年1月10日给肯尼亚政府的罗伯特·奥科（Robert J. Ouko）的信中列出，folder SP-Space & Astronautics IT-A I/I/64，box 3076，Central Decimal File，1960-196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ARA.First quotation from American Embassy Nairobi to State Department，May 28，1964，folder SP 12-4 Scientific Satellites IT/San Marco，box 3076，Central Decimal File，1960-196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ARA. Second quotation from American Embassy Rome to State Department，May 22，1964，folder unnamed，box 3141，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1964-1966，RG 5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ARA.
在支持意大利项目的运营方面，肯尼亚政府在独立后的协议中授予意大利人在蒙巴萨运营的某些权利，包括机场和港口。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文件，肯尼亚的“首相办公室基本上对意大利项目表示同情”，但是对美国人出现在肯尼亚感到紧张；“[这是]政治危机相当严重的时期……[他们]害怕受到肯尼亚左派分子的批评”
。通过这一切，就可以理解肯尼亚人对此项目及其运行和结果没有任何权利。事实上肯尼亚人从未参与这两个平台（圣马科和圣丽塔）的运营，它们从技术上讲处于国际水域，而且没有任何肯尼亚人参与确定它们的科学目标，也没有任何肯尼亚人获得在此发射的任何卫星的科学成果。

探空火箭和卫星的重量，使得它们不能被直接从蒙巴萨空运到马林迪，这两座城市机场的设备都不能处理这么大的精密货物。因此，它们被先空运到内罗毕，然后再陆运到马林迪。
然而，圣马科项目的运营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经过了肯尼亚领土的。包装好的斯科特火箭以及真实的意大利卫星，都是分别从华盛顿特区和罗马空运到内罗毕的；之后在内罗毕机场，这些装在密封箱里的敏感的技术产品，是在意大利人监督下由肯尼亚机场的工作人员帮助转运到大型卡车上的。卡车先从内罗毕开到蒙巴萨，然后沿着海岸开大约两个半小时（145千米）到达马林迪地区，这里是圣马科和圣丽塔平台运营的基地。利用内罗毕机场需要肯尼亚政府的特别证件和批准，但是也要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意大利人保证肯尼亚机场人员不会接触到敏感技术。与此同时，蒙巴萨不仅仅是卡车的停靠站——它的港口也是圣马科和圣丽塔平台进行准备和修理工作的主要地点，这些都是在当地肯尼亚人的协助下进行的。马林迪定居点同时也提供支持服务：从这里用直升飞机（用时90分钟）或摩托艇（用时3个半小时）把工作人员送到平台上去。

Nestitt，History of the Italian San Marco Equatorial Mobile Range，25，26.
肯尼亚参与圣马科项目的最明显的实际表现，就是所谓的作为“平台运营的临时区域”而创建的 “大本营”。大本营靠近恩戈梅尼村，位于马林迪以北约21千米、蒙巴萨以北113千米。为达此目的，意大利人“经肯尼亚政府批准……和土地所有者签订了长期租约”，要了一块两英亩（75×126平米）的土地。整个筹备工作，包括4个帐篷、1栋单面开放的建筑、营房、厨房、食堂、无线电台和小型船坞，以确保对两个平台的充分支持。这两个平台位于翁瓦纳湾，离海岸约5千米。住在大本营的意大利人乘坐两艘15米长的摩托快艇，经过25分钟路程到达两个平台。那些被认为用空运不安全的危险物资，如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和烟火，则用远洋货轮从弗吉尼亚历时1个月直接运到平台。抵达后用起重机把这些物资转移到平台上，用来完整组装火箭和有效载荷。圣马科平台是火箭的组装和发射地点，而约550米外的圣丽塔平台则是指挥和控制的中枢。由于这两个平台都位于国际水域，肯尼亚人是不被允许登上这两个平台的。

Durham，“Italy's African Space Triumph，” 104.
当时对圣马科项目的描述，暗示了关于该地点的相互冲突主张的根源。1967年在首次卫星发射之际，《生活》（Life）杂志，刊发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其中提到了当火箭从圣马科平台发射时，来自“一群巴朱尼部落人的欢呼声”。这种描述所隐含的意思是，该科学项目并没有扰乱当地生活：《生活》杂志的记者热心地指出（毫无疑问是引用了布罗里奥的话），这个地方适合这个项目，因为这里“只住了一群野生狒狒和一帮靠捕鱼和卖木头勉强维持生计的巴朱尼部落人”，从而不经意间把巴朱尼人和野生狒狒联系在一起。《生活》杂志让其读者放心，由于圣马科项目，“恩戈梅尼的巴朱尼部落村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意大利人雇佣了60个当地人在大本营帮忙，支付了4倍于现行标准的工资。当卫星升空的时候，有7个砖泥结构的新茅屋已经竣工，还有4个在建”
。虽然意大利人显然难以适应当地食物（主要是英国食物，这是英国殖民存在的一个遗产），但他们通过教会当地人做意大利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大本营]很快就赢得了肯尼亚最佳美食所在地的声誉”。除饮食外，恩戈梅尼的说着被称为基巴朱尼的斯瓦希里方言的主要人口、肯尼亚和索马里的弱势少数民族巴朱尼人，由于产权问题，和肯尼亚政府的关系极度紧张、充满矛盾。就像肯尼亚沿岸的许多其他社群一样，这个以水手和渔夫为主的社群的历史充满着种族冲突，并受其损害；这些种族冲突的根源则常常是英国的殖民统治。

马林迪：冲突下的衰落

关于马林迪，参见E. R. Bradley，The History of Malindi：A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an East African Coastal Town （Nairobi：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1973）。我使用“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这种术语来减少过多的细微差异和复杂性。“阿拉伯人”在此通常表示祖先起源于阿拉伯的人。“斯瓦希里人”在此指那些接受了沿海文化的社区，包括使用斯瓦希里语和自我认同为穆斯林的人。詹姆斯·布伦南（James R. Brennan）指出，在过去一世纪里，“‘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已经明确地把自己和大陆非洲人分开来”。参见James R. Brennan，“Lowering the Sultan's Flag：Sovereignty and Decolonization in Coastal Keny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0，no. 4（2008）：831-861，esp. 832，ref. 3。Brennan，“Lowering the Sultan's Flag.”
虽然圣马科和圣丽塔平台被意大利人用作发射地点，恩戈梅尼是大本营的东道主，但被意大利人视为家外之家的是在大本营以南21千米处的马林迪市。马林迪因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造访此地而闻名于世，它是肯尼亚海岸有争议的16千米地带的一部分，主要杂居着“斯瓦希里”人和迁移来的“阿拉伯人”。
1861年，桑给巴尔岛的苏丹马吉德（Sultan Majid）将马林迪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但是在1895年他签署了一个条约，把它作为桑给巴尔岛国的法定“保护地”“租借”给英国。在整个20世纪，马林迪是殖民时期肯尼亚的一个不起眼的旅游目的地，但是随着肯尼亚独立的临近，英国审查委员会——罗伯逊委员会（其成立是为了确定肯尼亚沿海地区行政区划的精确）建议将马林迪及其周边城镇并入新独立的肯尼亚（而不是像桑给巴尔一样并入坦桑尼亚）。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居民（包括巴朱尼人）害怕肯尼亚的非洲人的政治统治，发起了一场在新独立的肯尼亚保持自治的运动。非洲人为一方，斯瓦希里人、阿拉伯人为另一方的深刻的民族和种族仇恨，随时可能爆发为暴力冲突（像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桑给巴尔那样），而马林迪及其周边地区声称拥有产权而擅自占地的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则更加深了这种仇恨。

关于巴朱尼人，参见James de Vere Allen，Somali Origins：Swahili Culture and the Shungwaya Phenomenon（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93）；Derek Nurse，“Bajuni Database General Document，”. 亦见Inter-Agency，Land，Property，and Housing in Somalia，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 UN Habital/UNHCR，July 2008.
来自政府的零星干预和彼时意大利人的进入，使（肯尼亚）独立后令人不安的现状更加雪上加霜。独立后不久，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否决了允许巴朱尼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协议，这个协议实际上对外来淘宝者（包括意大利人）开放了恩戈梅尼周围的土地。
意大利人对这次冲突的干预，加上他们大本营的长期租约（到2017年仍然有效），无疑加深了巴朱尼人（以及其他斯瓦希里人）和肯尼亚官方之间的摩擦，导致了对前者权利的进一步剥夺。

Robert Peake，“Swahili Stratification and Tourism in Malindi Old Town，Kenya，” Afric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59，no. 2（1989）：209-220，at 210.
越来越多参与圣马科项目的意大利人纷至沓来，他们通过加入到杂居的斯瓦希里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中间，慢慢地改变了马林迪；越来越多的人决定永久居住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一波又一波的新意大利人涌入马林迪，开始发展旅游业、开办餐馆并创建热门景点（go-to-destination），特别是针对那些热衷于体验“热带地区”的意大利人。在对20世纪70年代日益增多的欧洲人到马林迪旅游的研究中，人类学家罗伯特·皮克（Robert Peake）把他们想象成欧洲后殖民时期的“有闲阶级”（重复了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的话）：“旅游代表了西方对不发达世界的权力，”鉴于这一点，游客们在第三世界度假时，“他们享受的设施和活动远非大多数本地接待者享受得起的”
。

Parselelo Kantai，“Kenya's malindi，a Paradise Lost，” Africa Report，Oct. 29，2014.Del Curatolo，“Franco Esposito.”另一位永久定居此地的意大利人是克莱托·安科纳，参见Freddie del Curatolo，“Cleto，and Italian Institution [sic] Man in Maalindi，” Malindikenya.net，Dec. 19，2016。Tristan McConnell，“Kenya's ‘Little Italy，’”.
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色航班直接从罗马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正如一位记者最近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马林迪作为意大利逃犯和与黑手党有联系的领取养老金者的避风港的名声，已经成为意大利媒体的主要内容。马林迪是意大利坏家伙们的性和毒品的天堂，这得益于肯尼亚和意大利之间没有引渡条约”
。这座城市的一切都呈现出意大利风味——食物、服装、语言、街道标识和旅馆；这座城市开始和充满低级情调魅力的、令人愉快的、庸俗的旅游业联系在一起。意大利大亨弗拉维奥·布里亚托雷（Flavio Briatore）在马林迪进行了一连串的投资（在一系列欺诈指控迫使他缩小规模之前）。2014年他又回到这里，创办了亿万富翁度假村，参加开业典礼的有意大利前首相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方程式赛车手费尔南多·阿隆索（Fernando Alonso），甚至有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但是这个度假村也引发了争议，它被指控侵占并破坏了受保护的肯尼亚海洋地带。马林迪的俗气的暴发户文化客户，不仅有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游客，还有许多本地的意大利人，他们举家永久移民于此，至今仍留在马林迪。他们当中包括像以前的卫星工程师佛朗哥·埃斯波西托（Franco Esposito）这种人。埃斯波西托1964年作为圣马科项目的团队成员到达马林迪，后来从未离开过此地。2017年他不再参与任何与空间有关的事情，成了一名肯尼亚公民，去竞选国家议会中的一个职位。
到2015年，马林迪有1千意大利常住居民、数千意大利房主，每年有多达5万人次游客。

Kantai，“Kenya's Malindi，a Paradise Lost.”Kantai，“Kenya's Malindi，a Paradise Lost.”
尽管有意大利这么多的参与，马林迪仍然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地区。一位记者写道：“在30年的[意大利]黑手党资金泛滥和猖獗的性交易热潮之后，马林迪的旅游收入开始枯竭。”
缺乏旅游资金，加上旅游业对地方产业造成的负面效应，以及肯尼亚政府对此地总体上不感兴趣，使得马林迪现在还是肯尼亚所有城市中最贫穷的城市之一。在此有7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及贫困线以下。
贫困率毫无疑问地导致了意大利人留在此地的最令人不快的遗产：未成年少女中蓬勃发展的性交易，这引起了肯尼亚和意大利的女权主义者与反对性交易运动者们的关注。幸运的是，这个运动至少降低了这种交易活动的恐怖程度；尽管有些人猜测，这种交易只不过是转入了地下。

肯尼亚的主权要求

Republic of Kenya，The National Assembly：Official Report （Hansard），Third Session，Tuesday，21st March，1972 to Friday，12th May，1972，entry for Apr. 11，1972，586.State Department to American Embassy Rome，Dec. 10，1970，folder SPIT，box 300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1967-1969，RG 5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ARA.“The Space Center Kenya Doesn't Own，” Owaahh，Mar. 31，2016.
曾经支持圣马科项目的肯尼亚政府也开始提出谴责。原来的1963年的协议已于1964年、1987年和1995年更新。在此期间的1969年，意大利人几乎不得不停止他们卫星项目的工作，因为这一年该地点的地位（不是在实际方面，而是在法律行为能力方面）发生了改变，地点本身遭到反诉。那一年，乔莫·肯雅塔总统发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即日起肯尼亚的“内海水域”从3海里延伸到12海里（22.24千米）。直接影响就是在翁瓦纳海湾的两个圣马科项目平台，此时非常突然地就直接处于肯尼亚的主权之下。
意大利人急忙安抚肯尼亚政府，而后者显然决定不再就平台的领土主权问题进行谈判，而是允许意大利人获得豁免，可以像以前一样运作他们的项目。随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X射线探测器的发射，幸运地安排在了1970年肯尼亚的独立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公关机会”，建议用斯瓦希里语命名火箭，大概是“乌胡鲁”（Uhuru），即斯瓦希里语里“独立”的意思。
正如一位记者注意到的：“乌胡鲁的发射[升空]……[就意大利人而言]是一个承认该航天中心[现在]处于肯尼亚境内的声明。”

Michelangelo De Maria and Lucia Orlando，“Early Italian Space Activities — the San Marco and SIRIO Miracl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cluding Workshop：The Extended ESA History Project，13-14 April 2005，ESA SP-609，ed. B. Battrick and L. Controy，55-65 （Paris：ESA Headquarters，2005），55-65.2004年，原来的正式名“圣马科赤道探测中心”（San Marco Equatorial Range，SMER）改为路易吉·布罗格里奥航天中心。布罗格里奥于2002年去世。意大利—肯尼亚—欧洲航天局1995年的三方协议于2010年3月14日到期后，延期到2010年12月31日，之后又延期到2012年6月和2013年6月。
在发射了27次火箭之后，意大利人实际上在1988年最后一次发射后就放弃了圣马科的卫星发射设施。原因有许多，包括意大利内部科学界、企业界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以及布罗格里奥无力把离岸平台扩展成陆地的（在肯尼亚海岸上的）发射地点：这一直是这个项目的最终目标。
然而尽管这两个平台被放弃了（现在被遗弃在海里，任由海水侵蚀），意大利（通过意大利航天局，自从2003年来）保留了旧的大本营的“所有权”，将这个大本营升级扩大到3.5公顷（约8.61亩）并重新命名为路易吉·布罗格里奥航天中心。在肯尼亚、意大利人和欧洲航天局于1995年签订了一个重要的三方协议之后，这个地点仍然是追踪卫星、从轨道获取数据（大部分是从遥感卫星）的主要设施。
更为重要的是，意大利人开始把中心的设施承包给第三方，如中国和欧洲航天局，它们需要在赤道地区追踪和获取数据。

航天中心新一轮的活动以及原来和意大利人的协议即将到期，使得肯尼亚政府重新审查整个安排。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热切关注。2012年，肯尼亚政府的能源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合作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除其他疑难外，还存在以下问题：意大利人在许多账目上拖欠债务，他们拒绝和肯尼亚分享该中心获得的收入；他们没有得到肯尼亚批准就接待第三方国家；他们拒绝和肯尼亚当局分享第三方在中心收集到的数据；而且在航天技术业务对肯尼亚人的培训人数方面，远未达到他们原来承诺的40人。所有这些规定都明明白白地列举在意大利人和肯尼亚人于1995年签订的协议中。2012年，在媒体的关注中，意大利航天中心——以及少数几位赞同其存在的肯尼亚政府代表——在肯尼亚国会受到了激烈地批评。各种抱怨众说纷纭。许多人对肯尼亚人被意大利人雇佣感到不爽；一些人以主权问题为由提出反对。据了解，意大利政府做出和解的姿态，通过肯尼亚海岸发展局为大马林迪的社区发展支付了2.4亿肯尼亚先令（约合2012年的288万美元）。由于早期直接拨款自20世纪60年代初该项目启动以来，就和意大利人分享，肯尼亚人受益不大，因此这笔钱被广泛地看成是对不体面的马林迪旅游业的促销费，或者说在意大利人到此近50年后，这笔钱太微不足道了。一位愤怒的国会议员丹森·蒙加亚纳（Danson Mungatana）站出来指出：

Kenya National Assembly，Official Report （Hansard），Wednesday，Apr. 18，2012，24-25，at 21.
部长助理站在这里告诉我们，从1963年到现在，圣马科项目只给了社区项目[288万美元]，这是一个笑话。我们想质问部长助理的是，你能否说明这个项目对马林迪和海岸省的平民百姓有什么好处？……我们要求国家国防部认真对待这件事。政府站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什么也没有赚到，这是不公平的。

后来，林业和野生动物部部长诺亚·韦克萨（Noah Wekesa）博士加入了讨论：

Ibid. 25.
我认为，我们（肯尼亚）和意大利人的协议已经逾期[未重新谈判]。但是就像那些在独立时期签订的所有协议一样，肯尼亚政府被许多人骗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审查这个协议。作为部长，我发现，这个中心做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非常神秘。

肯尼亚代表团由国防部行政秘书基里图·瓦迈（Kiritu Wamai）领导，而意大利代表团则是由意大利外交事务部负责撒哈拉以南非洲事务的副主任马尔科·克劳迪奥·沃齐（Marco Claudio Vozzi）领导。参见“San Marco Project — Latest Developments，”。“Italy and Kenya Renew the ‘Luigi Broglio’ Space Centre Agreement （Trento，24 October 2016），” Oct. 25，2016；“ASI in Kenya for the First 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Research Italy，Jan. 27，2017.John Ngirachu，“Don't Renew Space Deal，MPs Tell State，” Daily Nation，June 15，2014；“Ottichillo Warns Kenya Set to Lose Sh60m in Space Tests，” Business Daily，Feb. 1，2016.
这种由某些肯尼亚人挑起的对意大利人存在的敌意，通过一个代表意大利人和肯尼亚人的联合指导委员会的努力解决了（至少是暂时地）；这个委员会于2014年9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经过了两年多的努力，2016年10月，意大利和肯尼亚在路易吉·布罗格里奥航天中心正式签署了续签协议。意大利外交部在一份声明里指出，这个中心是“和整个非洲大陆进行科学和技术对话的工具”
。对肯尼亚方面来说，现在意大利对肯尼亚迅速发展的航天机构提供了支持，帮助肯尼亚建立一个区域地理观察中心以及允许它利用布罗格里奥中心收集的数据。最关键的是，意大利人将为当地人提供培训和教育，并帮助开展远程医疗。协议的达成，并非没有冲突和分歧。这一年早些时候，一位深受爱戴的肯尼迪航天科学家、意大利和肯尼亚协议的强烈的反对者之一、国会议员威伯·奥蒂奇洛（Wibur Ottichillo）博士警告说，肯尼亚将失去在马林迪进行的各种追踪和通讯实验的大量收入，除非所有协议的条款变得更加公平。奥蒂奇洛和议会中其他许多人长期向政府游说，不要和意大利续签协议，这说明2016年最终协议的签订也遭到了包括国会议员、学者和科学家在内的大量国内肯尼亚选民的强烈反对。

结论：地点的分散

Kenya National Assembly，Official Report （Hansard），Wednesday，Apr. 18，2012，20.
在这一章里，我把“地点”作为一种启发证据，把圣马科项目作为案例研究，审查关于冷战时期后殖民环境中的跨国科学的假设。政治、科学和地理是圣马科项目明显的决定因素，但是（除了“什么”之外）对“何处”的更深入地调查，揭示了更为深层的矛盾以及在主要参与者间的接触中模糊了的界限和不平等。聚焦马林迪的地点（例如，在项目、社区、科学目标之外），揭示了主要参与者更为异质性的小圈子，他们相互接触，常常达成一致，但也频繁产生摩擦。这样的方法使我们颠覆了公认的圣马科项目的历史，这种历史不仅把肯尼亚完全排除在故事之外，还把它说成是绝对成功的。在此，将其定义为成功，关键取决于使地点和项目相联系，从而排除了参与者——如马林迪地区的居民、肯尼亚国会议员、意大利移民和游客、蒙巴萨的海上劳工和建造圣丽塔的得克萨斯工厂的工人，他们所有人促成了项目的实施，最终导致了其含混的结果的出现。特别是，圣马科项目提供了调解相反主张的可能性，就如一位肯尼亚议员提出的一个反对意见，他在2012年指出，意大利人在肯尼亚存在了40年后，圣马科项目事实上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不是一个产生收益的投资项目”
。

•

在这里我提出了三个主要的论点，每个论点都来自对圣马科地点的考察（在更为明显的参照系——圣马科项目之外）。首先，对圣马科项目的多个历史的更深入探索，让我们不再把这个地点看成单一的、分散的量，而是看成一个被分散成碎片的整体。这种分散性表现为相关参与者、行动和地方的全球性分散，它们都受到欧洲人和美国人精心策划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跨国的科学项目的影响。它们要求特定地区的地理优势，被定义为地方的，但实际上是分散的、全球的。这个分散场地的碎片和非项目现象发生的分歧，引发了相互冲突的主张，导致了一连串的混乱。例如，在肯尼亚剥夺少数族裔的财产，使得肯尼亚反对该项目的呼声高涨，以及最令人不安的是，它对马林迪的新自由主义改造，导致了对弱势群体的性剥削。圣马科项目的后殖民背景，为理解这种社会秩序重置下的暴力提供了强有力的语言，为描述圣马科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框架。这种框架与意大利人和美国人塑造的公认的叙事相差甚远。当圣马科被看成分散的碎片化的地点时，伴随着对有争议的后殖民空间的侵入，殖民主义的原始暴力仍未消除，这种后殖民的框架也就变得清晰可辨。

••••••

其次，我认为地点的分散不仅解释了地点在肯尼亚实际分散为全球各点，还凸显了一种本体论的分散。在此，“项目是什么？”对不同参与者有不同的含义。对同一项目的这些非常矛盾的世界观，来源于同一项目的众多的、不相称的、冲突的地理环境——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规则和界限。它们产生了深刻的具有争议的主张，这些主张在后殖民背景下以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出来，知识生产中特有的旧殖民形式的暴力，被用新的语言表述出来以制定新的控制形式。其结果就像圣马科的情况一样，是非常含混的，以产生有价值的科学知识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觉醒及秩序混乱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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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圣马科案例说明，跨国科学的具体地点的选择，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对抗知识监管的力量；特别是因为，根据定义，将项目定位为某个特定地点的选择，会制造和加强某些摩擦。一个用来从事跨国科技的地点，在一方看来，是它拥有更多控制的一个声明；在另一方看来，则是它承认放弃控制的声明。因此，根据定义，从事跨国科技的地点是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地点分散、地点的实际上和本体论的扩大，需要生产一种特殊的科学和技术知识；这些知识常常会抵制民族国家监管知识流动的运动，这样的跨国科学和技术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全部都涉及地点的分散——在它们内部，以碎片的形式，隐含着给项目的严格边界之外的空间带来摩擦和暴力的力量。它们产生的这种力量和现象，在项目的历史之外，只有当我们把跨国地点看成是可变的、不固定的并且最终是分散的，包括所有类型的异质的、无计划的现象，它们才会变得清晰易读。圣马科项目一直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作为一个各部分互不关联的项目，它在物理上被看成是封闭的。但是事实上，利用地点的视角，特别是后殖民地点的视角及其模糊的边界和众多主张，我们看到，圣马科项目的成功是有条件的，它的遗产被令人深感不安的社会现实所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