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N. W.奇滕登
中世纪的枷锁,漆黑深邃,黑暗无光。其中,人的精神企图冲破黑暗,出现在地平线上,打破铁制的枷锁,虎吼一声,勃发而出。它凭借势不可挡的力量往前跃进,要去探索物理的真理和道德的真理。它探索的高度越来越高,以至于不仅远超地表,还要贯穿天界。它体现出人类的努力与天赋。它大胆地、认真地向外探索每一处地方,直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作者诞生,并牢牢握住解密宇宙的万能钥匙,踏着天路,为人类智慧打开了认识物质世界里惊人事实的大门。他展示出其中的和谐,给人类心灵奏上了一曲新歌,歌颂那创造万物、维持万物、完满无缺的上帝所具有的善良、智慧和威严。
艾萨克·牛顿(1642—1727年),英国科学家,总结了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构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宇宙运行的完备的科学体系。
可以说,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智力仿佛达到了顶峰。儒略历1642年12月25日 (圣诞节),牛顿降生在林肯郡科尔斯特沃思地区的沃尔斯索普。他的母亲哈丽雅特·艾斯库是拉特兰郡詹姆斯·艾斯库的千金。而他的父亲约翰·牛顿,与他的母亲结婚才不到数月,就在三十六岁时去世了。牛顿夫人或许是因丈夫早逝而早产,生下了一个极为娇弱的遗腹独子。她看上去很快又要丧失亲人了。幸运的是,事情有了转机!这个呼吸微弱、令人怀疑能否活下来的小婴儿,凭借其充沛精力,一直活到了矍铄老年。他成为了其国家的骄傲、其时代的奇迹,“其物种的荣耀”。
牛顿故居
1665至1667年,牛顿为躲避瘟疫回到了故乡林肯郡科尔斯特沃思地区的沃尔斯索普的一间农舍。在这里,牛顿为数学、光学和天体力学的伟大发现奠定了基础。
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身世可追溯到其祖父罗伯特·牛顿,再往前就无迹可寻了。这一家族流传着两个传统:其一是苏格兰血统;其二,这一家族原本居住在兰开夏郡的牛顿地区,但有一段时间居住在林肯郡的韦斯特比地区,后来在沃尔斯索普购置房产并移居此地。这距离值得铭记的牛顿诞生日,大概有一百年的时间了。
留给寡妇牛顿夫人的,只有单调舒适的生活手段。她从沃尔斯索普庄园以及她在兰开夏郡苏斯特恩地区的一小块地中,得到了每年约八十英镑的收入。她只能依赖这笔有限的钱来维持生活、教育孩子。她继续抚养了牛顿三年,而后再嫁,并把牛顿托付给她母亲看管。
牛顿手稿
牛顿绘制的中东地图,现保存于犹太教国家大学图书馆。
伟大的天才很少有早熟的特征。而年轻的艾萨克·牛顿在适龄进入斯基林顿和斯托克的两所走读学校读书时,也没有表现出不寻常的性格特征。他十二岁那年进入格兰瑟姆公学,寄宿在药剂师威廉·克拉克先生的家里。但即使在这所优秀的学校,在一段时间内,从他的精神态度上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前途。学习似乎不能吸引他。他对学习漫不经心,在校排名垫底。然而有一天,有个看起来很无趣的学生给了牛顿肚子重重一击。艾萨克·牛顿深受触动,但他没有将自己的情绪爆发出来,而是一直默默地、刻苦地在书上用功。他的学业成绩很快就超过了那位打他的同学,但他没有就此止步。他那强烈的精神一旦觉醒,便一直保持了下来。牛顿在这一宏伟之力的推动下,很快达到了领先于所有人的位置。
如今,他很快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性格。他观察并反思,养成了交替进行这两者的习惯。他在朋友们中是“一个清醒、沉默、有见地的家伙”,又是最聪明、最友善且无可置疑的领军者。他大方、谦虚、热爱真理,这让他当时就很有名气,就像后来那样。他不经常和他的同学一起玩,但他会设法为他们设计各种科学的娱乐活动。他造出了纸风筝,仔细确定了风筝的最佳形状和比例以及牵线的位置和数量。他还造了个纸灯笼,通常是在冬天早上用这些灯笼照亮去上学的路,但偶尔会有其他用途:他在深夜把灯笼系在风筝尾巴上,村民们以为那是不祥的彗星而惊愕,而他则因为与灯笼做伴而感到无比高兴。虽然他还很小,但对他来说,生活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件很认真的事。他在学业之余的全部心思都落在机械发明上了:时而是模仿,时而是发明。他用起小锯子、斧子、锤子和其他工具来,全都格外娴熟。格兰瑟姆附近在打造一架风车,他经常在工人建造风车时到场观看。他很快就制作出了完美的运转模型,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赏。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准确的模仿,而设法用畜力代替风力,并相应调整了他的磨坊结构。他把一只老鼠关在里面,当作磨坊工。老鼠脚踩踏板,机器便能运转。他还造出了四轮机车。坐在车内的人可以操纵把手而前进。他很早就被计时器吸引住了。一开始,他造出了水钟。水钟大小和老式的室内钟相当。钟表盘刻度因木块受滴水作用而转动。虽然他和威廉·克拉克先生一家长期使用这一计时器,但他好奇的头脑并不满足于此。他又打起了太阳的主意。他反复多次观测太阳运动,之后造出了许多个日晷。其中有个被称为“牛顿日晷”的,是他经过多年劳动而造出的精确日晷。乡亲们常常用这一日晷来给每一天计时。
或许我们在这些孜孜不倦的努力(勤奋的研究、耐心的沉思、充满抱负的眼神、探索的冲动)里,看不到那种惊奇的精神激动人心的因素。但这一精神清晰、冷静而伟大。它在之后的岁月里,不断深入自然的奥秘,打开其堡垒,驱散黑暗迷雾,推断宇宙秩序,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征服了世界的每一处。
牛顿很早就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他有时是照着画作来绘画,但通常是写生。他自行绘制、上色、装裱,然后装饰他的房间。他还擅于作诗,“创作的诗歌极好”。七十年后,文森特夫人回忆并复述了其中的一些诗。当文森特夫人还是年轻的斯托里小姐时,牛顿就对她情有独钟。她是沃尔斯索普附近一个医生的妹妹。牛顿和她住在格兰瑟姆镇的同一屋檐下,所以两人有了交情。她比牛顿小两到三岁,美貌过人、才华出众。牛顿在和她的交往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而人们都认为,他们年幼的友谊会逐渐深入发展。可命运并没有让他们在一起。斯托里小姐后来结了两次婚,而牛顿终身未婚。他对她的敬意有增无减,并时刻表示出对她的关心和善意。
光学实验
这是牛顿为说明三棱镜的反光原理而作的草图。牛顿在他于1704年出版的著作《光学》中,详细描述了他对光和颜色的研究。
1656年,牛顿母亲再次丧偶,并再次定居到沃尔斯索普。牛顿那时十五岁了,且学业大有长进。但牛顿母亲渴望得到牛顿的帮助,又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把他从学校叫了回来。可是经商、打理农场的活动完全不符合他的胃口。当他周六被送到格兰瑟姆市场上时,他会回到他之前寄宿在药剂师阁楼的住处,用威廉·克拉克先生放在那里的旧书来充实自己的思想,直到那年迈的、值得信赖的仆人奉家里的命令来催促他回家。或者,在别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会坐在路边的树篱下,继续读书。直到那位独自前往镇上的忠诚仆人,在完成了一天的事务后,回来催他回家。就算农场的事务再紧急,他也不会多关注一眼。事实上,在他的学习热情与日俱增时,他对其余事情的反感也越加强烈。所以,他的母亲理智地决定让他接受教育,使他能够发挥他的长处。他回到格兰瑟姆公学,完成了余下几个月的学业。牛顿有位舅舅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他的推荐下,牛顿也得以深造。1660年6月5日,牛顿按时入学,那年他18岁。
于是,这位如饥似渴的学生进入了一片更辽阔的新世界。在追求知识方面,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和毅力。在众多学科里,占星术很快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用欧几里得几何学里的一两个要点,来揭示这一伪科学的愚蠢之处。于是,他开始研究数学,并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果。他把欧几里得几何学里包含的命题视作自明真理,迅速跳过了这一古代体系(日后他对此十分后悔),然后不加准备地就去学习笛卡尔的解析几何。他十分仔细地学习了沃利斯的《无穷算术》(Arithmetic of Infinites)、桑德森的逻辑学、开普勒的光学,并对他们做了许多评注。而且,他对沃利斯著作所作的笔记无疑是他流数术的萌芽。他进步飞快,以至于他发现自己在某些学科领域上比他的导师还要精通。不过,他的收获不是凭直觉得出的,而全都是仔细可靠地确证过的。他没有快速的理解力,也没有灵敏的思维。他看得十分远,洞察得十分深入。他对于极小的事情,都进行了全面而谨慎的研究。而当他面对最大的困难时,他忽略掉那些微不足道的或不重要的事情,而以无比清晰的方式展示出巨大的力量,准确无误地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且在应对困难时,很少有他不能战胜的。牛顿早年的挚友巴罗博士(在发明方面仅次于牛顿),在1660年当选为剑桥大学里的希腊语教授,1663年当选为“卢卡斯数学教授”,不久后举行了光学讲座。牛顿为他修改了讲座的讲义,纠正了一些疏忽之处,给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但该讲义直到1669年才发表。
1665年,牛顿取得了文科学士学位。1666年,他开始有了辉煌而深刻的发现。这些发现对科学而言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且给他带来了不朽的名声。
牛顿自己声称,他提出“流数术”的时间是“在1666年或比这更早”。长期以来,无穷数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主题:在古希腊,有阿基米德和亚历山大的帕普斯在研究;而在近代,有开普勒、卡瓦列里、罗贝瓦尔、费马和沃利斯在研究。沃利斯博士将他的能力发挥到极限,使其前辈的劳动成果得到进一步升华。而在沃利斯止步之处,牛顿凭借他更强的能力,又继续向上攀登。首先,牛顿提出了他著名的“二项式定理”(binomial theorem)。接着,他用二项式定理来求曲线长度、表面积、球体体积以及确定球体间的重心。他发现了根据纵坐标推导曲线面积的一般原理:把曲线所包围的面积看作某一初始量,该面积会随纵坐标长度的比例而连续增加,并假定横坐标随时间均匀增加。他认为,点运动形成线、线运动形成面、面运动形成体,由此形成的曲线横坐标、纵坐标等会随曲线方程的规律而变化。他从这个曲线方程推导出这些量的变化率,通过无穷级数(infinite series)的规律求出所需的极值。他把每条线的变化率和量的变化率,命名为“流数”(fluxion),把这些线和量,叫做“流量”(fluent) 。那些最敏锐和最聪明的人先后对这一发现感到困惑。这一发现经过种种改进后,在探索数学和天文学中最深奥真理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在群雄逐鹿的科学史册上名声显赫。
在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哲学家都将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光上,并致力于改进折射望远镜。牛顿曾致力于磨制“非球面形的光学镜片”,却磨制不出这样的镜片。牛顿推测着它们存在的缺陷,以及折射望远镜的缺陷:这些缺陷可能不是因为光线不能完全会聚到一个点上,而是由于别的原因。所以,他“弄来了一块玻璃三棱镜来试验著名的色彩现象”。他充满热情,凭借勤奋、精确、耐心的思想进行实验,得出了宏伟的结论:“光不是同质的,而是由不同光线混合而成的。这些光线里有一些光比另一些光更容易折射。”这一深刻而优美的发现开启了光学史的新纪元。但针对望远镜的构造,牛顿认为完全像棱镜一样折射的镜片,肯定也会使不同的光线会聚到离镜片不同距离的焦点上,导致视野混乱和模糊。牛顿把所有物体都产生等长光谱这一事情视作理所当然,就不再进一步考察折射仪器,而采用了反射原理。他发现,所有颜色的光都同样规律地反射,所以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因此,他得出结论:只要用能反射所需图形的抛光反射镜,光学仪器就能达到任何能想象得到的完美程度。
重力示意图
重力的作用与物体质量的大小没有关系。
当牛顿从事光学研究时,英格兰正因盛行瘟疫而变得一片荒凉。他不得不离开剑桥。他回到了沃尔斯索普庄园。这座老庄园是他的出生地,坐落在威瑟姆河西岸一个漂亮的小山谷中。当蔓延的瘟疫使得成千上万人埋葬于无名墓碑之下时,年少的牛顿正待在他宁静的家中,安详无事地进行着沉思。
1666年初秋一个宜人的日子,牛顿独自坐在他花园里的一棵树下,沉思着什么。牛顿时年24岁,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他脸色温和,又充满思想。在此前的一个世纪里,天文学飞快地发展。人类的心灵摆脱了中世纪的阴影和束缚,以无比高涨的热情去探索宇宙体系、研究现象、寻找天体运行的规律。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和其他人都为他做好了准备,并点亮了道路。他赋予他们的劳动以应有的价值,让他们的才华焕发真正的光彩。在他的安排下,孤立的事实因作为和谐整体的一部分而排列有序,睿智的猜想在某些辉煌的确证真理中闪耀着光芒。而这个最有才能的人——就坐在这里。他对过往成果熟稔于心,又从先天力量中培养出了无与伦比的能力,如今要迈向最宏伟成就的门槛。这位探索者一步又一步地探索着无人踏过的道路,不知疲倦,最后似乎终于找到了入口,站在了首个通往宇宙奇迹的大门面前。
重力的本性(即导致所有物体向地心下落的神秘力量),确实显露在了他的面前。理性忙于将链条的最小端与最大端相连、将最远端与最近端相连,形成一种和谐的方式。这一力量,从最深洞穴的底部到最高的山峰都不会变化:那么它的作用是不是也能延伸到月球呢?毫无疑问,牛顿在深思熟虑之后,坚信这一力量足以使这轮明月维持在绕地轨道上。虽然到地心距离变化不大时,无法察觉出该力的变化,但在从月球到地心的距离上,该力会不会或多或少有所缩小?
这一猜想是很有可能成立的。牛顿想要计算这个力减少了多少,他考虑到月球受重力而维系在它的轨道上,那么主行星(primary planets)肯定也受相似的力而环绕太阳而转。并且,牛顿通过将这几颗行星的周期与它们到太阳的距离进行比较,发现如果它们受任何像重力那样的力而维系在它们的轨道上,那么它们所受的力肯定会与其距离的增加而成比例减小。牛顿假设行星以太阳为中心做完美的圆周运动,因而得出了这一结论。那么,月球也是按这一规律运动的吗?当这一起源于地球而作用于月球的力,与距离平方成反比减小时,是否足以维持它的原有轨道呢?牛顿为了弄清这一主要的事实,将重物从距地心一定高度处(即距地表一定高度)在某一时间内所下落的高度,与相同时间内月球在绕地轨道上向地球下落的高度,进行比较。牛顿因为没有书籍可查阅,所以他在计算地球直径时就采用了当时地理学家和航海学家一般的估算,即一纬度等于六十英里。当然,他所计算的结果不可能符合他的预期。因此,他得出结论:存在超出观察范围的其他原因(可能类似于笛卡尔所说的涡旋),和重力一起作用于月球。牛顿虽然对此结论根本不满意,但他还是放弃了进一步研究,彻底对该主题保持沉默。
牛顿在他的发现生涯上飞速前进,加上他又年轻,似乎表现出了最深刻的洞察力和最活跃的发明才能。但在他身上,结合着既非凡又幸运的多种影响。这个最伟大的天才,在不间断的、持续的、深刻的学习中接受着启迪和训练。在无拘无束的环境和强大的力量之下,他的行动更加自由、视野更加清晰。而且,在这段快乐时光的同时,他凭借这些惊人能力抓住细微和庞大的事物,使它们相继显露出来,并使它们成为科学。
1667年,牛顿当选为初级研究员。次年,牛顿取得文科硕士学位,当选为高级研究员。
1668年,他回到剑桥,恢复了对光学的研究。他想到了金属抛光的方法,着手打造新的反射望远镜。他亲手打造了一架样品。样品有六英寸长,可以放大物体四十倍,其清晰度比六英尺长的折射望远镜还要高。通过这一设备,观测者可以清晰地看见木星、四颗木卫以及金星类月般的圆缺相位。这架望远镜,就是有史以来首架指向太空的反射望远镜。牛顿在1668年或1669年2月23日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了它,信中还包含了他对“光的本性”的思考。牛顿受第一次实验成功的鼓舞,不久后再次亲手制作出了一架更好的同类型望远镜。1671年,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得知有这一望远镜,便请求参看。于是,牛顿将此望远镜送到了皇家学会。众人给这一望远镜以很高的赞美,国王参观过它,巴黎也收到了望远镜的说明书。这架望远镜被保存在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里。牛顿在生前就见证了他的发明得到公众的使用,并为科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669年5月18日,春天,他给他的朋友弗朗西斯·阿斯顿先生写了一封关于其游学的信,这也是一封建议指南信。有趣的是,这封信展示出了牛顿的性格。信中这样写道:
既然你在信里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间,让我来判断游学中可能对你有利的事情,所以我会谈得比较奔放一些,而不会是拘谨得体地谈。首先,我会提出一些一般的规律,我相信大多数规律你都考虑过了。但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条对你而言是新的内容,那或许就可以原谅其余的老套内容了。如果没有,那我写信时经受的惩罚比你读信时接受的惩罚更多。
当你进入任何新团体时:1.要观察团体里的幽默感。2.在那里要注意你的举止。通过这种方式,你和他们的谈话会更自由和开放。3.演说时不要给出强硬的断言或是进行争论,更多的是要提出疑问和质疑。游学者不应保持着教育别人的姿态,而应是去学习。此外,这能让你的熟人相信你更尊重他们,从而更愿意告诉你他们所知道的。没有什么比专横更容易引起不尊重和争吵了。你会发现,就算你看上去比你的伙伴更聪明或更愚蠢,也几乎不会带来什么好处。4.尽管某样东西从未如此糟糕过,但也不要评价它坏。如果非要评价,那必须加以节制,否则你只会在出乎意料的场合下手足无措,被迫离开。比起给某事以它应得的批评来说,给事情以超出它应得的赞赏,这会更加安全。因为赞扬不会经常遭到反对,至少不会像批评那样遭到不以为然的人的反感。你可以不通过别的,而只通过同意或赞许他们所喜欢的东西来表达你的喜爱,但要警惕用比较的方式进行赞许。5.如果你在异国他乡被冒犯了,与其竭力报复,还不如默默地、开个玩笑让它过去,尽管这样有失名誉。因为在后一种做法里,当你返回英国,或者去到一个根本没有听说过这场争吵的其他团体里,你的声誉不会变差。但在前一种做法里,如果你活得久,那这场争吵可能给你留下一生的污点。但当你发现你不得已地被冒犯了,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情绪和语言而让这种冒犯保持适度,不过分提高冒犯的程度来激怒对方或你的朋友,让他们不因过分沮丧而感到受辱,那么我想这就再好不过了。总之,如果你能将理性置于情感之上,那么警觉就能成为你最好的保卫者。你可以思考一下:尽管你可以找借口说“是他激怒了我而令我无法忍受”,这在朋友间有用;但在陌生人当中,这些借口是微不足道的,而只会是游学者的弱点。
对此,我可能还要补充一些一般性的询问或评论,例如我目前所想到的:1.观察国家的政策、财富、国家事务,这是一个单独的游学者都可以做到的。2.这些国家对各类人、商业或商品的税收,要去观察引人注意的那些。3.它们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与我们之间的差异。4.它们的商业和艺术在何处比我们英国发达或不及我们。5.你会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其防御样式、兵力和优势,或是其他重要的军务。6.他们的贵族或地方长官所能得到的权力和受尊重的程度。7.将任何国家里最聪明、最博学、最受人尊敬的人编为花名册,这不会浪费时间。8.观察指引船只的机制和方式。9.在几个地方,特别是在矿山上观察自然物,观察采矿环境、提取金属或矿产以及提炼它们的方式。如果你遇到任何由某一种类向其他种类的转化(例如用铁置换出铜,或是由任何金属变为水银,由一种盐转化为另一种盐或是转化为无味道的物体等等),那么这些最有价值的实验,很多时候也是哲学上有价值的实验,尤其值得你记录下来。10.饮食习惯及其他。11.该地的大宗商品。
如果这些一般规律(例如我目前所能想到的这些)没有给你带来别的帮助,它们至少可以给你树立一些旅行规范。以上这些就是我所能想象到的了。不论你是不是在匈牙利的什佳夫尼察 (那里有金矿、铜矿、铁矿、硫酸矿、锑矿等),我想再说一些细节。他们在矿井岩洞里发现并溶解出硫酸溶液,用铁将其中的铜置换出来,再用猛火将浑浊溶液蒸干,冷却后得到铜。据说别的地方也是同样的做法,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或许,这在意大利也可能是一样的。二三十年前,这里产出某种酸(叫罗马酸),但其美德比现在称呼它的这个名字更高贵。如今不能拿到这种酸了,或许是因为他们通过把铁置换为铜的技巧,能获得的收益比直接卖出的更多。1.不论是靠近埃利亚镇的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希米亚,还是靠近西里西亚的波希米亚山上,都有着盛产金子的河流。或许金子是溶解在了像王水那样的腐蚀性液体里,溶液沿着矿山河流而流出。他们把水银放在河流里,等水银溶解了黄金后,用皮革过滤掉水银,就得到了金子。这种做法要么还是个秘密,要么尽人皆知。2.荷兰新开了一家打磨镜片的作坊,我想也可以抛光镜片。花点时间去那儿看看,或许是值得的。3.荷兰有个叫博里的人。教皇曾囚禁了他多年,(据我所知)是想勒索他拥有巨大财富的秘密,包括医药和利益方面,但他逃到了荷兰,在那里得到庇护。我认为他通常是穿着绿衣服。想求问你能否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以及他的聪明才智能否给荷兰人带来好处。你可以打听一下,荷兰人是否有什么方法,令他们驶向印度群岛的航船不被虫蚀,以及摆钟是否能在确定经度上发挥作用,等等。
我非常讨厌说一大堆的恭维话,我也不会向你说这些。我只祝你旅途愉快,愿上帝与你同在。
直到1669年6月,我们的作者牛顿才提出“流数术”的方法。接着,他针对该问题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Analysis per Equationes numero terminorum Infinitas),并将它发给了他的朋友巴罗博士。巴罗博士6月20日在信中将此事告诉了柯林斯先生,并在7月31日把论文给了柯林斯。柯林斯极为认可牛顿的论述,自己抄录了一份副本,然后把原件还给了巴罗博士。在同年以及此后的两年间,柯林斯先生写了大量信件,向英格兰、苏格兰、法兰西、荷兰和意大利的数学家传播这一发现里的知识。
1669年,巴罗博士决心致力于神学研究,而辞去了“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他支持让牛顿来接替这一空缺席位,于是牛顿当选了。
在1669—1671年期间,担任卢卡斯数学教授的牛顿发表了一系列的光学讲座。虽然这些讲座包含了他的重要发现,涉及了光的不同折射度,但直到他1671年或1672年 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在几周后向皇家学会进行报告时,这些发现才闻名于众。于是,他声名鹊起,很快被看成是这一时代里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关于光的论文激起了皇家学会最浓厚的兴趣。皇家学会流露出对牛顿的深切关怀,让他免受“别人的傲慢”,并提议他将论文在面向世界的月度《哲学会刊》(Transactions)上发表。牛顿对这些敬意表示感激,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出版提议。与此同时,他向皇家学会报告了涉及光的色散和重新组合的进一步实验:相同的折射程度都属于相同的颜色,而相同的颜色都有相同的折射程度。光谱中的七色光是原始色或单元色,而白色是由这七色光组合而成的。
他发表的关于光的新理论,很快引来了对该理论合理性的强烈反对。胡克和惠更斯这两个能力与学识都出众的人,表示对其理论的强烈反对。尽管牛顿成功地让所有反对他的人都哑口无言了,但相比于失去了平静的心境,他还是感到获得的胜利微不足道。之后,他又提到了这次论战,以及一个注定与他有着更长的、更刻薄的论战的人——“我被我发表的光学理论引起的讨论所困扰,以至于我责备自己轻率了,这使我失去了安宁地探寻影子的巨大幸福”。
1672年,牛顿在与皇家学会秘书奥尔登堡先生的通信中,提出了很多有关反射望远镜构造的宝贵建议。他认为反射望远镜比起普通望远镜来,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大约同时,他还思考过金克惠森写的代数学 ,做了一些笔记和补充。其部分内容,被当作以《流数术》(A Method of Fluxions)为题的论著的导论,但他最后放弃了这一想法。在晚年时,他决定,或更准确地说是同意将这一论著分开发表。如果他没有去世,这一计划可能就会进行下去。1736年,剑桥大学数学教授约翰·科尔森将它翻译为英语出版。
人们认为,牛顿在1674年之前就发现了光的拐折,或译衍射。早在十年前,天主教耶稣会会士格里马尔迪就率先发现了光的衍射现象。而牛顿首先重复了这位博学的耶稣会会士曾做过的一项实验:让一束太阳光穿过小洞进入黑暗的房间,光线穿过孔径后会以锥形方式发散,该光线下所有物体的阴影都比预料的要大。阴影周围环绕着三色光条纹,最近的条纹最宽,最远的条纹最窄。牛顿在这个实验上取得了进展。他精确地测量出人头发阴影的直径,和它后面不同距离处的条纹宽度。他发现这些直径和宽度与它们所测量的距离之间,不构成比例。因此,他认为光线经过头发丝的边缘时会发生偏离或转向,就像受到了排斥力一样。最近的光线受到的影响最大,最远的光线受到的影响最小。牛顿在解释彩色条纹时,问道:折射程度不同的光线是否有不同的柔性,是否因为不同的拐折而彼此分开,以至于形成了上述所见的三色条纹呢?同样,光线在经过物体边缘和侧面时,是不是像鳗鱼一样前后弯曲多次,即在三次弯曲中产生三个条纹呢?他对这一主题的疑问到此就中断了,且没有恢复研究。
1675年2月,牛顿向皇家学会报告了“自然物体的颜色理论”(Theory of the Colours of Natural Bodies)。人们公认,这是他最深刻的猜测。简单地说,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具有更强折射能力的物体会反射更多的光线,而在相同折射介质范围内,不会有折射。所有自然物体的最小微粒,在一定程度上几乎都是透明的。物体粒子之间存在着空隙或空间,它们要么是空的,要么充满了密度小于粒子自身密度的介质。这些粒子间的空隙或空间,有一定大小。因此,牛顿推断出了对自然物体的透明度、不透明度和颜色的结论:透明,是因为粒子和粒子间空隙太小,不能使光在它们的共同表面产生反射,而是全部穿过去了。不透明,则是因为相反的原因,即粒子和粒子间空隙足够大而反射光线。大量“停留的或被堵的”光线发生了反射。而粒子具有的颜色,则是根据粒子的几种尺寸,反射某种颜色而让其他颜色穿过。换句话说,进入我们眼中的颜色是反射出的颜色,而其他颜色都穿过去了或是被吸收了。
牛顿除了思考过自然物体的颜色,还思考了“薄膜颜色”。这一课题有趣而重要,吸引了很多人研究,但牛顿是第一个确定这些颜色的产生规律的人,并在同年将他的研究成果报告给了皇家学会。他进行这些实验的流程,既简单又奇特。他把一个曲率半径很大的双凸透镜,放置在平凸玻璃物镜的平面上。于是牛顿发现,两块镜片的中心接触点出现了空气色环,中心的环很疏,慢慢过渡到外围很密的环。让照入的光线变暗,不同厚度的空气环就会呈现不同的色彩:透镜与玻璃镜的中心接触点形成了颜色各异的同心色环。如今,已知透镜的曲率半径,在任何给定点或是在特定色彩出现的地方,都能准确求出空气环的厚度。所以,牛顿仔细地记录下不同颜色出现的顺序,以最准确的方式测量环中最亮部分的不同厚度,不论介质是空气、水还是云母(所有的这些介质在不同厚度都是相同颜色),他都弄清了它们的比例。根据这些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牛顿得出了“光具有易于反射和易于透射的阵发性”的理论(Fits of Easy Ref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light)。这一理论假设每个光线粒子,首次从发光体中以等距间隔发射出来,都可能落到物体表面后反射回来或透射过去。例如,如果光线阵发性地“易于反射”,那么它们到达表面后会被排斥、被抛出和反射回来;而如果光线阵发性地“易于透射”,那么它们在穿过物体时会被吸引、被牵拉和投射过去。牛顿同样通过这一拟合理论,解释了厚环的颜色。
光线在太阳附近的弯曲
太阳引力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一个非常恒定的常数。当光线弯曲,其偏折率在扣除测量误差之后也应该是恒定的。
牛顿把光线看作是由发光体发出的微小物质粒子组成的。他认为这些粒子可以重新组合为固体,所以“全部物体和光可以相互转化”,光的粒子和固体的粒子可以相互作用。这些光扰动并加热了这些固体物质,而固体物质吸引和排斥着光。牛顿首次提出了光的“偏振说”。
1675年12月,他发表了论文《解释光的性质的假说》(An Hypothesis Explaining Properties of Light),首次提出他对以太的看法。他认为以太是“一种弥漫着的最微妙的精气”,充满整个太空。后来他放弃了这一观点,而后又恢复并长期坚持这一观点。如果不存在极具弹性且十分稀薄的以太,这几乎难以置信。牛顿说:“这一精气的力量和作用,使物体粒子在近距离处相互吸引,在接触时则会黏合在一起;使电子在较远的距离处就能发挥作用,既能吸引邻近物体,也能排斥邻近物体;使光可以发射、反射、折射、拐折,以及加热物体。所有的感觉都受其激发,在这一精气的振动作用下,动物身体的各部分受意志驱动而行动,沿着神经的固体细丝互相传递,从外部感官传到大脑,从大脑再传到肌肉。” 这一“精气”并非“宇宙灵魂”(anima mundi)。没有比牛顿更进一步的想法。但对牛顿而言,这难道不是要部分认识或试图把握终极物质力量或基本要素吗?通过这一力量,物质宇宙在“呼啸的时辰机杼”旁边给神编织出有形之衣 。
同时,牛顿向英国皇家学会报告了玻璃里电激发的实验结果。皇家学会对此十分感兴趣。皇家学会多次尝试,且在牛顿的指引下,成功重复了该现象。
牛顿对一个小问题十分感兴趣,那就是物体的折光力与其化学组成之间的联系。他在比较许多不同物质的折光力和密度时,发现同一物体里的折光力与密度几乎成比例关系。油类物质和含硫物质明显例外(钻石也同样)。它们的折光力按它们的密度来看,要比其他物质大两倍或三倍。而在它们之中,一种物质大体上与另一种物质成比例。因此,牛顿猜测钻石的可燃性可能很高。现代化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猜想是正确的。牛顿可能是在格兰瑟姆的药剂师家里目睹了化学这门科学的实践操作之后,开始进行化学研究的,并或多或少兢兢业业地进行着。牛顿有篇涉及多个主题的简短化学论文《论天然酸》(De Natura Acidorum),由霍斯利博士编辑出版。他的《热度和热量表》(Tabula Quantitatum et Graduum Caloris)发表在《哲学会刊》上,文中谈到了从冰的融化温度,到小厨房的煤火温度之间的不同温度。牛顿认为,火是物体被加热到极热的程度,而发出的大量的光。牛顿进行了如他所设想的那样的实验:物体微粒在极小距离下相互作用。他把沉淀、结合、溶解和结晶等各种化学现象,以及凝聚力、毛细作用等机械现象,归结为选择性吸引。在牛顿的一生中,他所形成的化学观点,起码得到了部分解释和证实。至于物体的结构,他认为:“最小的物质粒子可能因具有的最强吸引力而结合在一起,形成吸引效果较弱的较大粒子。其中的许多粒子可能再次结合在一起变成更大的粒子,但效果还是较弱。之后的进程也相同,直到最大的粒子产生出来。化学实验和自然物体的颜色取决于这些粒子,并通过黏附组成可感知大小的物体。”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牛顿曾认真研读过雅各布·贝门的著作。牛顿早年时还和他的一位亲戚一道,花费了数月时间来炼制这位哲学家的丹药。但用“伟大的炼金术士”来描述贝门的特点是非常不完美的。贝门研究物质和精神,研究人类和天界,以敏锐且有原创性的头脑为它们寻找最可靠的证据。
或许不在别处而就在这里,来描述一下牛顿进行的一些奇特实验,这会比较合适。他在自己身上亲自实验了光落在视网膜上的作用。牛顿的挚友洛克给他写信,想知道他对波义耳光学著作的看法。而牛顿在1691年7月30日的回信中,描述了如下的情况。这大概就是他进行光学研究的过程。信里写道:
你提到波义耳先生在光学著作里的观察,我已经冒着风险在我眼睛上亲自尝试过了。方式是这样的:我先用右眼看了一会儿镜子里的太阳,接着把我的眼睛转向我房间内的黑暗角落,眨了眨眼,观察所出现的影像,包围它们的彩色圆环,以及它们是如何逐渐减弱直到最后消失的。我重复了这一实验三次。在第三次的过程中,当光和颜色的幻象几乎要消失不见时,我尝试想象它们最后出现的样子,我惊讶地发现它们又开始呈现出来了,一点点地变得像我刚开始见到太阳那样的栩栩如生。但是当我不再想象它们时,它们就消失了。此后,我发现随着我常常在黑暗中试图回想它们,就像一个人努力地看某个难以看到的东西那样,我就可以不必看向太阳而就能使眼中出现幻象。我越是常常回想它,就越容易让它再次出现。最后,我不再看太阳,而通过重复这一做法,就能令我眼中出现这一幻象。当我看云朵、书或是任何明亮的物体,我就能在上面看到一块圆形的、像太阳一样的光斑。虽然我只用右眼看了太阳而没有用左眼,但奇怪的是,当我开始想象时,我的左眼也出现了与右眼一样的幻象。因为如果我闭上右眼,或用左眼看一本书或是云朵,只要我稍微想象一下,我的左眼就能像右眼一样出现太阳的光斑。而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闭上右眼而用左眼看,它只有在我尝试想象太阳的光斑时,才会出现。但通过重复,这种情况每次都变得更加容易出现。几小时过后,我让我的眼睛变成这种情况:当我不用任何一只眼睛看明亮物体时,眼前仍旧有一个太阳。所以我无法再写作和阅读了。而为了使我的眼睛恢复正常,我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度过了三天,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不去想象太阳。虽然我身处黑暗中,但我一旦去想象,就会浮现出太阳的画面。而通过让自身身处黑暗,并专心去想别的东西,我在三四天后就开始运用我的眼睛了。我通过避免观看明亮物体来使眼睛充分恢复,尽管恢复得不是特别充分。因为几个月后,哪怕我是午夜时躺在床上,放下了窗帘,但我一旦回忆这一现象时,脑海中就再次浮现出太阳的光斑。虽然如今这么多年来我恢复得很好了,但我确信如果我敢于让眼睛再冒风险,我还能通过想象回忆起幻象。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为了让你明白一个道理。在波义耳先生的观察中,一个人想象出的幻象,很可能和他在经常明亮物体上看到的太阳光幻象相一致。而同样地,你关于幻象原因的问题涉及想象力的力量,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我难以解开的结。很难将这一效应置于持续运动之上,因为太阳应该是持续存在的。感觉中枢似乎存在着一种倾向:当人们经常看明亮物体时,就容易被光引发十分强烈的幻象。
引力的衰减
引力随距离增大而衰减,意味着行星轨道不稳定,结果就是行星要么落进太阳,要么完全逃离太阳的引力。
尽管牛顿一直保持沉默,但他的思想对行星运动这一浩瀚主题绝非无动于衷。可以说,他在沃尔斯索普庄园时第一次想到了“万有引力”的主题,并在几年后将它逐渐完善。我们从1679年他写给英国皇家学会秘书胡克博士的信中发现,牛顿建议用垂直实验来观察地球运动,也就是观察物体从相当高的位置下落的路径。他得出结论说,这一路径会是螺旋形的。但胡克博士坚持认为,它在真空中是偏心椭圆,而在抵抗介质中是椭圆的螺旋。牛顿没有去纠正他的错误,而是在“抛射体会在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力的作用下走出椭圆轨道”这一发现下,得出了“他后来用来检验椭圆的定理”。并且,他证明了著名的命题,即行星在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吸引力下,沿椭圆轨道运动。运动轨道的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引力中心。
当1682年7月,牛顿参加皇家学会会议时,会话的主题落到了1679年法国天文学家皮卡德先生所测量的子午线度数上。牛顿将结果记录在备忘录上。会后,他第一时间计算出地球的直径。有了新数据的补充,他重新恢复了1666年他的计算。随着他深入计算,他发现他早年的预测如今很可能是正确的。繁杂的、惊人的结果压倒了他。他难以继续计算下去,并把这一任务委交给他的一个朋友。的确,这位发现者把握住了事实本身。地球表面上的物体下落规律,最终与吸引月球在其轨道运动的定律完全一致。十六年来,他这一“伟大发现”一直是个若隐若现的、庞大的昏暗轮廓,如今从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假说中脱颖而出,在展现真理的正午日光下光芒四射、极为宏伟。
很难想象,甚至也无法想象,像这样的结果会给牛顿的头脑带来什么影响。就像拱心石被安置在辉煌的拱门之上那样,他的精神也已经登上了无限空间的边缘。它跨越不可估量的范围、衡量不可估量的内容、计算不可估量的数据,描绘行星的遨游和彗星的远航,并将更高亢的旋律、更清晰的音符带回了人间,作为洪亮的声音,永远见证造物主的旨意和全能。
于是牛顿扩展了由此得到的定律,对太阳系主行星的运动形成了大约十二个命题。1683年年底,他将这些命题送交伦敦,并在皇家学会上报告。同一时期或相近时期,像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哈雷博士、胡克博士等其他哲学家,也致力于研究同一课题,但没有得出确切的或令人满意的结果。据推测,哈雷博士看到了牛顿的命题,并在1684年8月前往剑桥和他商议这一课题。牛顿笃定地告诉他,自己已经完美地证明了这一命题。11月,哈雷博士收到牛顿论文的一份副本,并于12月在皇家学会宣读该文,因为牛顿承诺他已向皇家学会登记该文。随后,牛顿依照他向皇家学会的承诺,开始勤奋地准备这项工作。尽管其间中断了6周,但他还是在次年4月底前将手稿的第一卷送到了伦敦。这一著作题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将其献给英国皇家学会,在1685年或1686年4月28日发表。这一著作得到了最佳的赞美。5月19日,皇家学会决定出资将它出版,由哈雷负责相关事宜。几天后,哈雷向牛顿告知了这些事情。牛顿6月20日回复如下:
我同样非常喜欢你交给我的证据。我总共计划写作三卷。去年夏天写好了第二卷。它较短些,只需要誊写一下和恰当地删减一些。我后来又想到了一些新命题,我想这些命题不提也罢。第三卷是关于彗星理论的。去年秋天,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来计算,却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这使我后来又回到了第一卷,用各种各样的命题来扩充它。有些是关于彗星的,有些是关于去年冬天所发现的东西。如今我计划将第三卷压下。哲学就像是一个爱打官司的女子,男子需要以打官司的方式来和她打交道。我以前是这样发现的,而现在不能再接近她了,但受到了她的警告。如果没有第三卷而只有前两卷,则很难与标题《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ia)相称,所以我想把标题改为《论运动的两卷书》(De Motu Corporum Libri duo)。但我转念一想,还是维持了原来的标题。因为原标题有助于销售这本书,既然它现在由你来筹划,我就不应当减少它的销量。
牛顿所说的这一“警告”起源于胡克博士提出的托词。虽然牛顿对此给出了简短而积极的驳斥,但为了协调所有的争论,牛顿还在第一卷命题6推论4中加上了一条注释。该注释提到,雷恩、胡克和哈雷已经从开普勒第二定律中独立推导出了重力定律。
哈雷博士无法接受牛顿压下第三卷内容不出版。哈雷说:“我必须再次请求你不要如此愤懑,以至于我们都见不到你的第三卷了。从你所写的东西来看,我猜你的第三卷是把你的数学原理运用到彗星理论以及其他奇特的实验上,这无疑会使那些声称自己没有数学基础的哲学家更容易接受,而这些哲学家是占据多数的。”在这般恳求下,牛顿同意了。而就像我们所设想的,在他“计划压下”的第三卷里看不出有什么“愤懑”。牛顿寻求宁静,因为他热爱并看重宁静,胜过一切掌声。尽管他努力保持心神稳定,可他在发现路上始终受到无知或专横的竞争者的干扰。
如今,这一伟大著作快速出版传播。第二卷送交皇家学会,并在3月2日报告。第三卷于4月6日报告。这三卷在1686年或1687年5月完成并出版。在第二卷引理2中,他所构建出来的微积分基本原理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但微积分的算法和记号,直到1693年沃利斯博士发表《全集》第二卷才出现。
于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诞生了。该书达到了人类理智的顶峰。只要科学有信仰者,哪怕只有一个信仰者并跪倒在真理的祭坛上,该书就可被视作无价之宝。整部书的总标题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包含三卷:前两卷题为《论物体的运动》(The Motion of Bodies),涉及运动和力的规律和状态。而对于像物体的密度与阻力、物体的空隙、声光的运动等这些哲学上最普遍或最确定的要点,也都用注释做了解释。从这些原理出发,可以推导出第三卷的内容。第三卷以尽可能通俗的方式写成,题为《宇宙体系》(The System of the World),即宇宙体系的构成。对于这一卷,作者牛顿说:“我确实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来写作第三卷的,使更多的人能够读懂它。但随后,我考虑到那些没有读过前面的原理的人,可能难以发现结论的优点,或者是不能搁置他们多年来习以为常的偏见。所以,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可能带来的抵触,我把该卷的实质内容以命题的形式(以数学的方式)展现出来。只有首先掌握了这些原理的人才能进一步读懂该卷,我并不是建议所有人都要预先阅读这几卷的每一个命题——如果有人仔细阅读了第一卷的定义、运动定律和前三节的话,那就足够了。他可以很快地转到第三卷,而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去前两卷中查找余下的命题,当作第三卷的参考资料。”所以“宇宙体系”以一种“通俗的方式”、数学命题的形式写成。
万有引力原理,即“每个物体粒子都受另一个物体粒子吸引,且该吸引力与两者的距离平方成反比”。这一发现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的。牛顿从月球运动和开普勒三大定律推导出这一原理,并以他更强大的原理证明了这些定律是真的。
牛顿根据开普勒第一定律,即行星所画出的面积与其运动的时间成比例,得出:使行星维系在其轨道上的力,总是指向太阳。牛顿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即每个行星都画出一个以太阳为其中一个焦点的椭圆,得出了更普遍的结论:行星圆周运动所受的力,与到焦点的距离平方成反比。并且,他证明了行星在该力的作用下,不会以圆锥曲线以外的曲线运动。他给我们展示出,运动物体何时会画出圆形、椭圆形、抛物线形、双曲线形轨道。他还证明了,这一吸引力或引力在任何一个微小的粒子里都存在。但在球形物体内,这一吸引力似乎只限于在其中心发挥作用。所以,一个球体或物体会作用于另一个球体或物体,其吸引力大小与其物质的量成正比,而与它们中心的距离平方成反比,且它们相互靠近的速度会与两者物质的量成反比。于是,他隆重概述出了宇宙定律。他先是用地面物体的运动来验证其真实性,接着用月球或其他次级天体来验证,最终以强有力的方式囊括了整个太阳系(包括行星、卫星和彗星在内的所有物体运动),从而解释并协调了各种各样的、迄今为止尚不能理解的现象。
我们可以在天才牛顿的指引下,发现球体与球体之间、物体与物体之间、粒子与粒子之间,小原子与大质量之间、微小部分与巨大整体之间(包括每个部分与每个部分之间,每个部分与整体之间、整体与整体之间),都处在相互影响的神秘联系之中。不论是球状露珠,还是扁球型地球;不论是下落的雨水,还是浩瀚起伏的海潮;不论是飘飞的蓟毛,还是固定沉重的岩石;不论是摆动的钟摆,还是测量时间的太阳;不论是变幻不定的月球,还是缓慢后退的地球两极;不论是飘忽不定的流星,还是在遥远处、以确定的圆形飞速环绕的炽热彗星:都受到类似的影响。总之,这一影响可以通过星光熠熠的苍穹,将一个体系与另一个体系连接起来,然后苍穹一片又一片地连着苍穹,直到汇聚到某个不可言喻的中心。这里是无限的上帝所居住的地方,这里汇聚着无穷、永恒,这里有无数的主,以最温柔、最敏捷的方式,聚集在深莫难测之天界。
牛顿有着全能者的爱与伟大,却没有放弃全能者的视野。对于次要的原因,不论它多么普遍,都不能被看作是第一因;对于压力,无论它多么分散和强大,都不具有创生和赋能的功能;对于物质上的美丽、辉煌、崇高,无论多么出彩、多么无穷,都无法掩盖智慧至上的特点。他从内心灵魂深处出发,通过理性和话语,先天地达到了上帝(God)的高度;他从全能者的高度出发,通过构造宇宙的设计和法则,后天地证明了神性(Deity)。他在写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说:“我注意到了这些原理,这些原理在考虑到人时是可行的,因为我信仰上帝。”他在此得出结论说:
这个由太阳、行星和彗星组成的、最美丽的宇宙体系,只能处在一位聪明强大的存在者(Being)的指导和统治之下。如果恒星都是其他类似体系的中心,那么这些在同一智慧的指导下所形成的体系,都必须服从于“唯一的上帝”(One)的统治。尤其是,因为恒星光与太阳光有相同的本性,且每个体系的光都会经过其他体系,所以为了避免恒星体系因其引力而相互撞击,上帝将这些体系彼此间安排得很远。
上帝这一存在,不是作为宇宙的灵魂而是作为万物之主而统治着万物。因为受他统治,所以习惯上把他称为“我主上帝” ,或“宇宙统治者”。因为上帝是个相对的词,是相对于仆人而受到尊重,且神也是上帝对仆人的统治,而不是统治其自身(就像那些把上帝想象为宇宙灵魂的人那样)。作为存在者的至上上帝,是永恒、无限且绝对完满的。而一个存在者,不论多么完满,只要不能统治,都不能称为“我主上帝”。因而我们说我的上帝、你的上帝、以色列人的上帝、诸神之神、诸主之主,但不说我的永恒者、你的永恒者、以色列人的永恒者、诸神的永恒者,也不说我的无限、我的完满。这些称呼都不能和仆人身份相对应。“上帝”一词通常意味着“主”,但不是所有的“主”都是“上帝”。只有具有统治的精神存在者才是上帝:真实的、至上的、想象的统治造就了真实的、至上的、想象中的上帝。而且,他有真实的统治,意味着真实的上帝又是活动着的、全智的、全能的存在者;他有其他方面的完满性,意味着他又是至上的,或最完满的。他是永恒的、无限的、全能的、全知的,即他的持续从永恒到永恒、他的呈现从无限到无限,他统治万物、知晓一切、实现一切。他不是永恒或无限,但是永恒的和无限的;他不是时间或空间,但存在于此时、此处。他时时存在,处处存在,由此他长存于时间且充斥于空间。因为空间的每个微小部分都总是时时存在的,时间的每个不可分割的一瞬都是处处存在的,所以造物主不可能每时不在、每处不在。尽管每个有知觉的灵魂分属于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感官、进行不同的运动,但都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人。时间中有持续的部分,空间中也有共存的部分,但这两者都不在人的个体或他的思维本原里,更不可能在关于上帝的思维实体中。每个人,只要他能够感知,那么在他的一生和各个感官上,他就是同一个人。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是全在的,不仅在现实中全在,而且在本质上也是全在的:因为现实不能脱离本质而存在。万物包含在上帝之中,且运动在上帝之中,但两者彼此不产生影响。上帝不会因物体的运动而受影响,物体也不会因上帝存在而受到任何阻碍。人人都会承认,至上上帝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人人也都会承认,上帝时时存在、处处存在同样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浑身都是相似的,浑身是眼、浑身是耳、浑身是脑、浑身是手、浑身都能够感知、理解和行动。但其方式却完全不同于任何人类,不同于任何物体、也不为任何人所知。正如盲人无法认识色彩那样,我们无法了解全能的上帝是如何感知和理解事物的。他没有任何身体或关于身体的形象,因此我们看不到他,听不见他,摸不着他。我们也不应当向着任何代表其形象的物质事物朝拜。我们知道他的属性,但我们不知道任何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在身体上,我们只看见它们的形状和颜色、听到它们的声音、摸到它们的表面、闻到它们的气味、尝到它们的味道,但我们不能通过我们的意识、或头脑的反思行为来了解它们的内在本质。更不用说,我们能对上帝本质有什么概念。我们只能通过他对事物最聪明和最出色的设计以及目的来认识他。我们赞美他的完满,又敬畏和崇拜他的统治:因为我们作为他的仆人而崇拜他。而一个没有统治、神性和目的的神,无异于命运和自然。盲目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肯定同样是时时存在、处处存在的,但各种各样的事物不可能由它产生。我们在不同时空所发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物,只会出自一个必然存在的存在者的想法和意志。
▲唯一的上帝
牛顿认为,完美无瑕的宇宙体系的存在,就是唯一的上帝存在的确切证据。
炼金术士的晚年
牛顿晚年笃信神学,沉湎于神学的考证和炼金术的研究,其与上帝对话的手稿竟高达150万字之多。
于是,这位勤奋的科学学生、最热情的真理探索者,引领着我们,如同穿过圣殿的庭院一般(这里每走一步都会见证新的奇迹),一直走到至圣所 之前,让我们认识到:一切科学和一切真理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上帝。诸天述说着他的荣耀,苍穹展现着他的杰作。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介绍了纯粹而崇高的原理,但这遭到了坚决的抵制。笛卡尔提出的涡旋体系,给人们播种下了一幅似乎是真实的空想图景。其谬误不仅深入普罗大众,而且深入科学家的头脑之中,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了起来。还有一类简单而宏伟的观点,认为大量的行星悬浮在空旷的太空中,并受一种来自太阳的、不可见的影响而维系在轨道上。在无知者看来,这一观点是不可思议的;而在有学问的人看来,这是要复活古代物理学的神秘特征。这一说法尤其适用于欧洲大陆:莱布尼茨误解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学说,而惠更斯表示部分反对《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学说,约翰·伯努利也反对《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学说,丰特内勒则坚决不接受。所以伏尔泰所说的可能是对的,虽然牛顿在其伟大著作出版后活了四十多年,但在他死的时候,在英格兰以外的跟随他的人不超过二十个。
但在英格兰,牛顿的哲学迅速得到了接受,十分成功。令《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知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地上广泛传播、并激起人们对其真理之兴趣的,不仅离不开牛顿在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上时付出的努力,离不开该讲席继任者惠斯顿和桑德森付出的努力,也离不开塞缪尔·克拉克博士、劳顿博士、罗杰·科茨和本特利博士付出的努力,离不开基尔博士和德萨居利耶开设的实验讲座,还离不开爱丁堡的戴维·格雷戈里和他在圣安德鲁大学的兄弟詹姆斯·格雷戈里早年的不懈努力。事实上,它的数学原理一开始就构成了学术教学的常规部分;而那些物理原理,以通俗讲座的方式向大众传播并加以实验说明。在不出二十年的时间内,普罗大众的头脑就熟悉和接受了这些物理原理。1728年,彭伯顿出版了一部通俗读物《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哲学观》(View of Sir Isaac Newton's Philosophy)。后一年,安德鲁·莫特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宇宙体系》的英译本。从这一时期开始,勒瑟尔和雅基耶、索普、杰布、赖特及其他人付出的努力极大地挖掘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背后的财富。
大约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的同时,詹姆斯二世转而重新恢复天主教信仰,除了做出其他非法行为外,还敕令剑桥大学给一名无学识的僧侣授予文科硕士学位。这一敕令被坚决地拒绝了。剑桥大学为了捍卫大学独立而派出了九位代表,牛顿便是其中之一。他们来到了最高法庭,而后他们取得胜诉,国王撤回了其敕令。牛顿在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他在科学界具有显赫成就,因而被剑桥大学选为议会代表,代表剑桥大学向议会提出其建议。1688年他坐上议会席,直到他落选为止。但第一年过后,他看上去几乎没有对议员职责的重视之心了。他也很少离开剑桥大学,直到1695年他被任命到铸币厂去。
早在1691年,牛顿就开始了其神学研究。那时他正值壮年,智力蓬勃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牛顿从其小时候开始,就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孜孜不倦地探索物理真理。他给哲学打下新的基础,给科学以新的殿堂。接着,他从考察物质出发,更直接地转向考察精神,他有着自然的、且如此伟大而虔诚的灵魂,这是必然的进步。对他来说,《圣经》(Bible)是无价真理。对拿撒勒人耶稣(Him of Nazareth) 的纯粹坚定的信仰,给他带来了灵活的自由,这让他的强大才能获得了最充分发展的空间。无论他的原初禀赋多么强大,无论他勤奋好学多么刻苦,如果不把他从激情和感官中解放出来,他就永远不可能做到惊人的专注,并把握住智慧。这是迄今为止荣誉所不能带给他的。因此,他十分感激“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是同一作者所写。对他来说,这些就像是同一幽深海底的点点滴滴、同一内在光彩的外显、同一不可言喻之声的音调、同一无限曲线的部分。他很高兴自己能作为一个解释者,从《创世记》(Creation)的象形字中宣布上帝的存在。而如今,他怀着更大的喜悦之情、丰富的知识和饱满的力量,努力从神启话语中,在存在者及其属性的浩瀚荣耀里,让至善变得更加确证和清晰;努力让他的同胞准确无误地理解并喜爱这一作品。最后,他还努力以他的证词来支持这一宗教。这一宗教的真理如今确实是“由铁和石头作出了沉重而巨大的论证”。
牛顿有篇作品,题为《对但以理预言和圣约翰〈启示录〉的考察》(Observations upon The Prophecies of Daniel and The Apocalypse of St. John)。该文于1733年或1734年在伦敦首次出版。其中包含两部分:一部分考察但以理的预言,另一部分考察圣约翰的《启示录》(Apocalypse)。在该文第一部分,牛顿分别考察了:旧约全书的编撰过程、预言所使用的语言、四兽异象、铁与黏土所组成雕像之脚所代表的王国、但以理所见第四兽的第十一犄角、应当改变时间和法律的力量、但以理所见公绵羊和公山羊所象征的王国、七十个七 的预言、基督的诞生与受难、《圣经》真理的预言、不顾群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而崇尚武神 的肆意王、肆意之王所崇尚的武神。在该文第二部分,牛顿考察了《启示录》的写作时间、异象的场景、摩西十诫启示与崇拜圣殿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但以理预言的启示与预言本身主题的关系。牛顿认为:给出的这些预言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是为了让人们能够预知。而这是因为牛顿确信宇宙是由上帝统治的,他见证了上帝的成就。他认为有足够多的预言实现了,这可以为勤奋的探索者提供关于上帝存在的大量证据。整部作品的特点是渊博、睿智和雄辩。
启示录
牛顿以他非凡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和精湛的推理能力对圣约翰的《启示录》加以考察,最终得出结论是:上帝确实是浩瀚宇宙的主宰。
而他的《一封写给朋友的信:对圣经两处明显修改的历史性说明》(Historical Account of Two Notable Corruptions of Scriptures in a Letter to a Friend),也同样突出了他的学识、洞察力和精湛的推理能力。这一论著,由霍斯利博士编辑无误后首次出版。文中谈论两处经文:第一处是《约翰一书》5:7(1 Epistle of St.JohnⅤ.7),第二处是保罗的《提摩太前书》3:16(1 Epistle of St. Paul to Timothy Ⅲ.16)。因为这一作品不涉及两处主要文本中支持上帝“三位一体”的地方,所以牛顿被认为是阿里乌斯派。但他的论述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其余的神学著作,既包括其生前未完成的《预言家词典》(Lexicon Propheticum),也包括《论犹太人的神圣肘尺》 的拉丁论文。该文的英译文收录在1737年出版的《约翰·格里夫斯先生杂作》(Miscellaneous Works of Mr. John Greaves)里。还包括《写给本特利博士的四封信:包含对上帝存在的论证》(Four Letters addressed to Dr. Bentley,containing some arguments in proof of a Deity)。这些信分别于1692年12月10日、1693年1月17日、1693年2月25日、1693年2月11日写就。写第四封时间比第三封要早。这些清晰有力的作品体现出牛顿最好的才能和最深刻的学识,令人十分信服。这些信由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审阅,并于1756年出版。
牛顿的宗教作品以绝对不带偏见而著称。这些论著里,无不闪耀着真正高尚的灵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看法来描述他的一生。他非常热衷于研究和思考《圣经》,并深深地沉浸在《圣经》的精神之中。他的虔诚是如此热切、真诚和务实,以至于他的一举一动都有如焚香而出。他的仁慈不仅仅是有意,而且向所有人尽最大的努力。他的博爱是拥抱所有的同胞并献出他的爱。他的宽容是最大的且最真诚的:他谴责一切迫害,即便是极温和的迫害;并且他热切地鼓励每个追求美德的人。这种宽容不是出于漠不关心(因为不道德和不信神的人很快会受到责难),而是出于智慧的谦逊和基督徒的慈爱。他认为自我无能而真理全能,他对最有才干之人没有赞美,而对为了光明和生命而斗争的弱者也没有指责。
六便士银币
图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六便士银币的正反两面(1593年制)。晚年的牛顿,在担任英国皇家铸币厂厂长期间,对伪币制造者严惩不贷,甚至将其中几个罪大恶极者送上了绞刑架。此外,牛顿还改进了银币的金属纯度、制造工艺等,为恢复英国货币的信用和社会的稳定,立下了不朽功勋。
1691年或1692年的一个冬晨,牛顿从教堂返回,发现他喜爱的一只叫“钻石”的小狗打翻了桌上点燃的蜡烛,几篇包含某些光学实验结果的论文几乎都被烧掉了。面对自己的损失,他唯一的感叹就是:“小钻石啊小钻石,你几乎不知道你干了什么恶作剧。”当时亚伯拉罕·德拉普莱姆先生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布鲁斯特博士便从他的日记手稿里摘录出了牛顿的生活,内容如下:
1692年2月3日,我今天必须记下我所听到的事。三一学院有位研究员牛顿先生(就是我常常见到的那位)。他因博学而闻名,是一位最优秀的数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等。他多年来都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在他非常博学的著作和小册子之中,有一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因此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尤其是,他收到了大量来自苏格兰的、对此书的祝贺信。但在所有他所写过的书中,有一部关于颜色和光的书。这部书是他花了二十余年,在成千上万次实验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为此花费了数百英镑。当这位博学的作者就要得出结论时,这部他极为珍重、谈论得非常多的书,却因发生这样一件事而彻底没了:在冬天的一个早上,当牛顿去教堂时,他将其他的论文留在了书桌上。不巧的是,书桌上有支未熄灭的蜡烛引燃了其他论文,连带烧着了上面提到的那本书。最后那部书和其他那些有价值的论文都被烧毁了。最令人感叹的是,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损失了。但当牛顿从教堂回来,看见了发生的这些事情,每个人都觉得他会发疯,会变得极为沮丧,以至于一个月后依旧失魂落魄。你可以在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上找到他关于颜色体系的一篇长文。早在这一不幸事情发生之前,他已经将这篇文章交给了皇家学会。
需要知道,牛顿所有的神学著作,除了写给本特利的信外,都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完成的。我们必须明白,亚伯拉罕·德拉普莱姆认真地给我们描述出了一幅这近一个月里的牛顿印象。但布瓦先生根据惠更斯的一份小型期刊手稿里的备忘录,认为在牛顿生平里,这一事情扰乱了牛顿的理智。然而,布瓦先生和拉普拉斯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和推论,都是建立在错误数据基础上的,这已经被最清楚的数据推翻了。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牛顿曾一度神志不清。相反,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无论何时都能完全运用其能力,来进行数学、形而上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失眠、食欲不振、神经过敏,会在一定程度上令最宁静者的内心受到干扰。而在这种暂时的不安状态下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并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理智的总体基调和精神力量的公正标准。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场意外不论其确切性质如何,是会令他极度沮丧的。这一打击可能令他神经错乱,在之后的两年时间内或多或少地折磨着他。然而,在他健康状态不佳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仍保持着最昂扬的斗志前进。1692年,他准备给沃利斯博士写信,告诉他的《求积术》(Treatise on Quadratures)的第一个命题,用它在流数术的第一、第二、第三个命题举了例子。同年,他研究了日晕,试验并记录了大量与之相关的重要观察结果。他在该年年底和次年年初给本特利博士写了一些深刻且优雅的信。1693年10月,洛克将要出版《人类理解论》(Human Understanding)的第二版,请求牛顿重新考虑他对先天观念的看法。1694年,牛顿积极地致力于完善他的月球理论。9月份,他去格林尼治的皇家观测站拜访了弗拉姆斯蒂德,获得了一系列的月球观测资料。从10月起,牛顿开始与弗拉姆斯蒂德这位杰出的应用天文学家通信,一直持续到1698年。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牛顿永久告别了在大学象牙塔里的隐居生活,而进入更活跃的公共生活中。1695年,牛顿在财政大臣查理·蒙塔古(后被封为哈利法克斯伯爵)的帮助下,被任命为英国皇家铸币厂督办。英国流通的货币存在掺假、不足值的情况,蒙塔古想要铸造新币。牛顿运用他的数学和化学知识,极好地解决了这一困难却又最有益的改革。1699年,他升职为铸币厂厂长。这一职位年薪1200英镑至1500英镑,他往后余生一直享受该收入待遇。他发挥其才能,写作官方铸币报告并发表。他还写了《外国货币分析表》(Table of Assays of Foreign Coins),1727年发表于阿巴思诺特博士的《古代货币和度量衡》(Tables of Ancient Coins,Weights,and Measures)的结尾处。
牛顿在剑桥大学的教授席位一直保留到1703年。而1699年,牛顿在被任命为铸币厂厂长,享受该职位给他带来的一切收入时,他就任命惠斯顿为他的副手。最后在牛顿离任时,他得到了空缺席位的提名。
1697年1月,约翰·伯努利征求全欧洲最优秀的数学家来解答两个难题。莱布尼茨认为其中有一个问题深刻而优雅,要伯努利把截止期限延长至12个月,即变为原来期限的两倍时间。伯努利很乐意地进行了延迟。但牛顿在收到问题后,第二天就把他的解答寄给了皇家学会会长。约翰·伯努利收到了牛顿、莱布尼茨和德洛皮塔尔的答案。尽管牛顿的解答没有署名,但伯努利立即认出了它的作者是谁,就像“从利爪上认出了这头狮子”(tanquam ungue leonem)。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一下,1716年莱布尼茨为了“把一把英国分析学家的脉搏”,而提出了关于“正交轨线”的著名问题。牛顿从铸币厂下班回来,在下午五点钟收到了这一问题。虽然这一问题非常困难,他也十分疲惫了,但他还是在当晚睡前做出了解答。
铸币厂厂长的年薪
1699年,牛顿升任英国皇家铸币厂厂长。这一职位的年薪为1200英镑至1500英镑。往后余生,牛顿一直享受该收入待遇。
通过直接比较,这些难题的历史有力地说明了牛顿的头脑极为高明。我们已经说过,他那惊人的专注和理解力,使他能够迅速掌握内容。可以说,他一次努力就能掌握那些内容。而很多人是徒劳无功的,只有极少数人在长期反复的努力才能取得这些成就。并且,牛顿的谦逊和能力一样做到了极致:他没有把他的成就归因于他有非凡智慧,而是归因于他勤奋和耐心思考。他一直在思考问题,一直等到第一缕曙光逐渐变成完全清晰的亮光。如果可能,他要直到完全得出答案才停止思考。他在社交场合绝不会有这种思考习惯,但在他自己的房间或他家里,他会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中。他起床后常常会坐在床边,沉浸于某些感兴趣的研究里,半裸着身子,一待就是数小时。他常常废寝忘食,以至于如果不催促提醒一下他,他就会忘记要摄取必需的营养。尽管他渴望不被打扰,而当他无法避免受到打扰时,哪怕他此时正专心于解决最复杂的研究问题,他也只好将他的思考搁在一边。然后,等到他有空的时候,他再次去思考刚刚搁置的内容。他所取得的成就,与其说是靠他的记忆力,不如说是靠他的创造力。在他充沛的精力面前,没有任何主题是长期未被他探索的,无论这一主题多么深奥。
1699年,巴黎皇家科学院制定了新章程,允许少量外国合作院士加入。牛顿入选为这一杰出机构的成员。1700年,他向哈雷博士介绍了他的反射仪器可以用来观测月球到恒星的距离。其说明发表在1742年的《哲学会刊》上。该仪器与1731年哈得来先生制造的仪器一样。它被命名为“哈得来式八分仪”(Hadley's Quadrant),在航海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701年,在议会的新一次集会上,牛顿再次当选为剑桥大学在议会的代表。1703年,他在伦敦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且每年连任,直到他在25年后去世。
毫无疑问,牛顿在光学研究领域付出了比其他领域更多的精力,也更为之感到自豪。他让这一科学建立在坚不可摧的新基础上;他不仅希望建造,而且希望完善这一重要而闪亮的建筑。他在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前,就把他在光学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以独立论文的形式汇报给了皇家学会。这些论文连载于《哲学会刊》上。但直到1704年,他才把他的这些劳动成果发表出来,当时这些文章题为:《光学——关于光的反射、折射、拐折和颜色的论文》(Optics: or,a Treatise on the Reflexions,Refractions,Inflexions and Colours of Light)。该论文集没有后记,而是附加了两篇数学论文,题为《两种曲线形状的类别和大小》(Tractatus duo de speciebus et magnitudine figurarum curvilinearum):一篇题为《曲线求积术》(Tractatus de Quadratura Curvarum),另一篇题为《三次曲线枚举》(Enumeratio linearum tertii ordinis)。把这些数学论文发表出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作者的有些朋友会在借阅其手稿后出现剽窃现象。1706年,塞缪尔·克拉克博士出版了《光学》的拉丁译本,牛顿为了感谢他而送给他五百英镑,也就是给他的孩子们每人一百英镑。这一著作后来译为法语。这一著作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行十分广泛,先后再版。尤其是这部光学论著,展示出作者牛顿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能力。这种能力很少与极强的创造力同时存在。但牛顿两者具有。这种精神上的完美使他能够把创造和教学结合起来,因而他不只是“美好环境的点缀”,还更加难以置信地成为了人类物种的杰出恩人。
1705年,牛顿获得了爵士头衔。不久后,他再次候选为剑桥大学的代表,但因未获多数票而落选。因为人们认为,大臣和选民们共同喜欢的是较容易相处的人。牛顿向来以穿着朴素著称,而他唯一例外的就是这次,据说他当时穿了一身带花边的衣服。
1707年,惠斯顿出版了牛顿九年来在剑桥大学所开设代数讲座的讲义,题为《普遍算术》(Arithmetics Universalis,sine de Compositions et Resolutions Arithmetica Liber)。据说,惠斯顿因出版这一讲义而失去了牛顿对他的信任 。不久之后,拉弗森先生将这部作品译为英语。1722年,梅钦博士在伦敦出版发行了牛顿修订后的第二版,随后出版了英语和拉丁语的版本,附有评注。
1709年6月,牛顿委托剑桥大学“普拉闵天文学教授”罗杰·科茨负责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二版。第一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已经脱销多时。该书已经变得非常珍贵,要花原价的好几倍价格才能买到。牛顿和科茨先生频繁通信以筹备该书,最后该书于1713年5月出版。第二版得到了许多修改和完善,而且科茨亲自写了一篇令人赞叹的前言。
1711年,在牛顿的同意下,他早年的论文出版了,题为《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同时出版的还有题为《微分法》(Methodus Differentials)的小册子。1745年,前一篇著作以及《曲线求积术》被译为英语出版,附有大量评注。1779年,他的著作《艺术分析样本或解析几何》(Artis Analyticæ Specimina,vel Geometria Analytica)首次面世,由霍斯利博士出版。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牛顿在其一生中,从未主动出版过任何一本纯数学著作。在某些情况或其他情况下,他不关心其成果,或起码是缺乏将其成果公之于众的渴望。而导致他不情愿发表的原因,源自他反感任何像竞赛或辩论之类的东西。但我们还发现,在他整个性格深处,除了有这种反感之情,还有与他的发现同时存在的东西:他极为谦逊,这使他一直与时间和永恒同在;他还视真理为无价,视荣誉为粪土。然而,就他的处境来说,这似乎是最不幸的。因为从短期角度来看,这会影响他当下的宁静。因为他早期出版的著作,尤其是他的《流数术》(Method of Fluxions),预料到了一切的竞争对手,使他免于与莱布尼茨发生争论。每个人都将以他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按照我们所设想的,像牛顿这样的人,他自己可能没有别的更好的方式了。而莱布尼茨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是与他的地位和力量完全不相称的:他在许多方面都做着巨人般的高尚的工作,但是他又甘于置身为一个普通诽谤者的角色。这一争论从169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716年莱布尼茨去世。英国皇家学会委员会对此的报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所有国家都将其采纳为权威决定。这一报告的摘要如下:
我们查阅了英国皇家学会保存的书信和书册,以及约翰·柯林斯在1669年到1677年之间的文件,并把它们拿给巴罗先生、柯林斯、奥尔登堡先生和莱布尼茨先生的熟人和担保人看,再把格雷戈里先生的内容与其他的内容相比较、与柯林斯手中的副本相比较。我们从中摘录出某些与本报告相关的情况。我们相信,所有摘录出的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通过这些书信和文件,可以看出以下内容:
第一,1673年年初,莱布尼茨先生在伦敦。3月左右,他从那里去了巴黎,在那里通过奥尔登堡先生与柯林斯先生保持通信来往。他一直待到1676年9月,然后又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到了汉诺威市。而柯林斯先生,十分坦率地把他从牛顿先生和格雷戈里先生处得到的内容告诉给了有能力的数学家。
第二,当莱布尼茨先生初到伦敦时,曾努力要发明另一种微积分方法——这样的称呼比较恰当。尽管佩尔博士告诉他这是牛顿提出的,但他仍坚持认为这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独立提出的方法,并大大改进了这一方法。而我们发现在1677年6月21日前,他没有提出另一种与牛顿的微积分不同的方法。而牛顿先生在1672年12月10日写的信的副本,在一年之后被送到了巴黎。这时距离柯林斯先生把信的内容告诉别人,已经有四年了。任何一个聪明人都知悉该信里提到的流数术。
牛顿主持英国皇家学会会议
1703年,牛顿被推举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图为牛顿主持英国皇家学会会议的场景。
第三,从1676年6月13日牛顿先生写的信中,可以得知,他在写这封信的五年前就发明了流数术。而根据1669年7月巴罗博士和柯林斯先生对牛顿所作的《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Analysis per Æquationes numero Terminorum Infi nitas)的讨论,可以得知,牛顿在那时之前就发明了流数术。
第四,微积分方法与流数术是相同的,只是在符号的名称和表示上不同。莱布尼茨先生把这些称为“量”,不同于牛顿称为“瞬”或“流数”;莱布尼茨用字母d来标记它,而牛顿不用这个符号。
因此,我们应当问的问题不是谁发明了这一方法或那一方法,而是谁是该方法的第一发明者。我们认为,那些认为莱布尼茨是第一发明者的人,几乎不了解之前莱布尼茨和柯林斯先生、奥尔登堡先生的通信,也不了解早在莱布尼茨在莱比锡的《教师学报》(Acta Eruditorum)发表该方法的十五年前,牛顿就已经提出它了。
因此之故,我们把牛顿看作是第一发明者,并且基尔先生断言同样的看法时,也没有对莱布尼茨先生造成伤害。而我们根据皇家学会的意见,现在呈现给您的摘要和论文,以及如今为同样目的而保存在沃利斯博士《全集》第三卷里的内容,或许不值得公开。
1713年的早些时候,这一报告连同一些书信和手稿一起发表,题为《约翰·柯林斯博士等人对来往信札的分析——皇家学会的决议》(Commercium Epistolicum D. Johannis Collins et aliorum de analysi promota Jussu Societatis Regies Editum)。这一出版似乎带给了莱布尼茨额外的痛苦感受,并使他遭受到了毫无根据的指控和无端的威胁。莱布尼茨曾经担任汉诺威选帝侯的私人顾问,后来这位选帝侯登上了国王位。1715年到1716年,他在与孔蒂神父(后来在乔治一世宫廷里任职)和威尔士王妃卡罗琳的通信中,攻击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学说并间接攻击其作者。这种不光彩的手段实在有损于其学者和名人的身份。然而,他的攻击得逞了。牛顿为了战胜这虚伪的对手,只好给出了最后一击。皇家学会做出的裁决是公正而不可逆转的,那就是这位英国人比这位德国哲学家早十年发明出了流数术。牛顿并不亏欠莱布尼茨,但莱布尼茨有负于牛顿。1722年或1725年,《对来往信札的分析》出了新版。但是不管是这一版还是之前那一版,牛顿都没有参与其中。牛顿的门徒们热情能干,时刻准备着,用真理的盾牌有效地捍卫着其老师的人格。而他自己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充满了优雅、尊严和正义。他远离这场争论(在争论中基尔博士是牛顿派的主要代表),直到最后为了乔治一世国王满意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才站出来,坚决地维护他那不可改变的权利。
1714年,英国国会下议院收到请愿书,请求促进海洋经度测量方面的发明,并给予相应的奖赏。被任命去研究这一课题的委员会,咨询了牛顿和其他人的意见。牛顿给出了书面回复。于是国会下议院采纳了一份同意所需措施的报告,随后通过了一项采纳报告的法案。
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牛顿成为了宫廷中备受关注的对象。他在政府中的地位、非凡的名声、一尘不染的品格,最重要的是他那深刻一贯的虔诚,引起了威尔士王妃卡罗琳(即后来乔治二世的王后)的敬畏。她有着极高的修养,并且与牛顿交谈和与莱布尼茨通信能使她得到极大的满足。有一天,牛顿在与王妃交谈时,提到了他在剑桥大学时提出的新的编年体系。他在剑桥大学时,习惯于“当厌倦其他学习时,就用历史和编年年表来提神”。随后1718年,王妃请求看看这一有趣而巧妙的著作。于是,牛顿从现存的各种论文里草拟了这一体系的摘要,并交给了她,前提是她不能向其他人透露。过了些时候,王妃提出也应该给孔蒂神父看看这一作品。牛顿同意了,孔蒂神父便也在同样的保密承诺和命令下,得到了一份手稿。这一手稿题为“编年简史:从欧洲最初的记忆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A short Chronicle,from the First Memory of Things in Europe,to the Conquest of Persia,by Alexander the Great)。
牛顿在定居到伦敦后,过着与他的地位、等级相称的生活。他用马车出行,有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仆侍奉。但他反感一切虚荣和奢侈的东西。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的家务都由他的外甥女凯瑟琳·巴登女士来完成。她是巴登上校的遗孀,是个集美貌与成就于一身的女士,后来嫁给了约翰·康迪特先生。 在家里,牛顿以端庄文雅的待客之道而著称,这产生于真正的高贵之中。在适当的场合,他会举办盛大的宴会,但并不摆阔。在社会上,不论是在宫殿还是在村舍,他总是沉着又温文尔雅。他看起来和蔼亲切,谈吐坦率而谦虚,全身神态祥和。他没有通常所说的天才的奇特之处。除了邪恶歹毒之人,他很容易和任何人相处。他十分自然地谈论自己和他人,以免被怀疑虚荣。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在牛顿身上,有一种如同圆形的“完整的天性”。这一天性不允许有不完美或弱点。圆是如此的完美,其规律是如此的一成不变,抗干扰力是如此的细微,以至于根本不能容忍那些扰乱和破坏的古怪行为。这使得圆在宇宙中的历程,不像是光明和赋予生命的太阳,而更加像是闪耀的流星。简而言之,从人性角度来说,“伟大”和“善良”这两个词,用在这位纯粹、谦恭、受人敬重的贤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苹果落地》 佚名 油画 19世纪
据说牛顿在家乡躲避瘟疫期间,有一次坐在自家苹果树下歇息时,从树上掉下的一颗苹果砸中了他的脑袋,这促使牛顿思考为什么苹果不是飞向天空,而是落到地上。最终,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在80岁时,突然患上了膀胱结石症。他的疾病被认为无法治愈。但他通过严格的治疗和其他预防措施,极大地减轻了他的病痛,得到了长时间的缓解。他的饮食向来简朴,如今更是极为节制,主要是喝肉汤、吃蔬菜和吃水果,偶尔会吃一点肉。他不再坐马车出行,而用一把椅子作为替代。他拒绝了所有的晚宴,只是会偶尔在自己家里举行小型聚会。
1724年,他向爱丁堡大学的教务长写信,提出如果能让麦克劳林先生在爱丁堡大学担任数学助理教授一职,他将每年承担麦克劳林先生二十英镑的薪水。牛顿不仅在创造和学问方面要花费大量的钱,而且在宗教信仰方面(救济穷人和帮助亲戚)也要花费大量金钱。他几乎慷慨仁慈到了极点。那些他常常念叨的人,直到他们去世也没有付出任何东西。由于精打细算,他的财富已经相当可观了。不过,他对金钱没有别的看法,只把金钱看作是用来行善的手段,因此他忠实地把钱用在上面。
尽管他做好了一切预防措施,但1724年8月,他又经历了一次苦痛,排出了豌豆大小的结石。这一结石分两次排出,中间间隔了两天。接下来的两个月,他的健康状况还算可以。但是,1725年1月,牛顿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和肺炎。由于这一疾病侵袭,他听了别人的话去了肯辛顿。他在那里大有好转。在接下来的2月,他双脚得了痛风。几年前,他曾经得过痛风,那是给他的轻微警告。而如今,这一痛风则让他在总体健康上有了更好的变化。他的外甥康迪特,好奇地记录下了他和艾萨克·牛顿大约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1724或1725年3月7日周日晚上,在肯辛顿,我和艾萨克·牛顿爵士在他的住所里。他曾在八十三岁的年纪第一次痛风,而今他刚从又一次的双脚痛风中恢复过来。在此之后,他好多了。比起我之前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头脑更灵光了,记忆力也更稳固了。接着,他又以演说的方式,把他以前经常暗示我的话清晰地重复了一遍。与其说他是在继续陈述,不如说他是在回答我的问题。他猜想(他什么也无法肯定)天体会有某种革命。太阳发出蒸汽和光,这会产生沉积物,而形成水或其他物质,逐渐凝聚形成一个物体。这个物体从行星上吸引更多的物质,最后形成一颗次行星(即围绕一颗行星而转的行星)。它的组成部分聚集到行星身边,并通过吸引更多的物质而变为主行星。接着,它继续增大,变成一颗彗星。经过一定的公转,它越来越靠近太阳,其所有不稳定的部分都凝聚起来,变成了一个可以补充太阳质量的物体(太阳必定因不断散发热量和光而损耗),就像一把可添加到火中的柴(而我们坐在炉火旁)。这可能就是1680年前后出现的彗星现象 。因为人们观察这颗彗星,发现它在还没到达太阳附近时就显现在天空中了,彗尾只有两度或三度长,可能是由于它离太阳很近而受热收缩了;当它从那里飞出来时,其尾部长度似乎有三十度或四十度。他没有说彗星什么时候会落向太阳。它或许一开始会公转五六次或者更多,但它每转一圈,太阳的热量就会大大增加,以至于地球将被烤焦,不再能有任何生物存活。他把喜帕恰斯、第谷和开普勒的门徒所看见的三种现象看作是这类现象,因为他无法解释有不同寻常的光出现在恒星之中(他把恒星看作太阳,照亮了其他行星,就像太阳照亮我们那样)。它像水星或金星一样大,持续十六个月后逐渐缩小,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似乎怀疑,在上帝的指引下,是否有比我们更高级的生物在监督着天体的运行。他似乎还很清楚地认为,这一宇宙的居民是寿命不长的,理由是:所有像信件、船只、印刷、针线之类的艺术,如果宇宙曾经终结过,那就不可能发生;而且上面还留下了有明显的毁坏痕迹,这是仅靠洪水所不能实现的。当我问他,如果此后地球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也就是遭到了1680年彗星所带来的威胁,那么地球要如何重启。他回答说,这需要造物主的力量。他说,他认为所有的行星都是由与地球同样的物质组成的,即土、水、石头等,但是由各种不同物质混合而成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发表他的猜想,并举例说开普勒就是把他的猜想发表了的。尽管他没有如此接近开普勒,但开普勒面对猜想的发表是如此公正和高兴,因为那些猜想已经被证实了。他回答道:“不做猜想。”但当我和他谈到对1680年所出现彗星的四次观察,并问他具体的时间时,他打开了他放在桌上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向我展示了具体的时间,即第一颗彗星“朱利叶斯之星”,之后在查士丁尼时代 、1106年、1680年出现。
地球毁灭
牛顿认为,地球上面留下了明显的毁坏痕迹,造成这一毁坏的不只是洪水,一定还有比我们更高级的生物参与其中。
而我注意到,他又说这颗彗星是“incident in corpus solis”,接下来又补充道“stellæ fixæ refici possunt”。他告诉我刚才说的意思是:这颗彗星会坠入太阳;而恒星会吸引彗星,并在彗星坠入时得到它的补充。因此,太阳也会吸引彗星。我问他为什么对太阳的看法不如对恒星的看法那样肯定。他回答说“这会让我们更加担忧”,接着笑着补充道,他说的已经足以让别人了解他的意思了。
孔蒂神父早先时候曾承诺对编年史手稿保密。而1725年夏天,巴黎出版了这一手稿的法文译本,这说明他完全背弃了牛顿对他的信任。这位布匿人神父在英国时一直坚守他得知的秘密诺言,但当他到达巴黎后,很快把手稿交到了一位博学的文物研究者弗雷罗先生手上。弗雷罗先生翻译了这部书,并试图驳斥这一体系的核心观点。同年11月,牛顿收到了这一出版物,题为《牛顿爵士编年史摘要,译自他的英语手稿》(Abrege de Chronologie de M. le Chevalier Newton,fait par lui-meme,et traduit sur le manuscript Anglais)。之后,牛顿很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对评论的评论——评〈艾萨克·牛顿爵士编年史的巴黎法译本评论>》(Remarks on the Obervations made on a Chronological Index of Sir Isaac Newton,translated into French by the Observator,anl published at Paris),并在1725年发表在《哲学会刊》上。文中叙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并对弗雷罗先生的反对意见做了有力回击。这一回复引出了新的对手苏西特神父。他对该主题作了五篇论文,都显得欠缺知识和不懂礼节。由于这些讨论给牛顿带来了压力,他不得不进一步写作更多著述。他在去世时几乎已经完成了它。1728年该著作出版,题为《古代王国编年史修订——前言为:从欧洲最初的记忆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The Chronology of the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to which is prefi xed a short Chronicle from the fi rst memory of things in Europe to the Conquest of Persia by Alexander the Great)。该书由六章组成:第一章,论古希腊编年史。按照惠斯顿的说法,牛顿亲手把这一章抄写了十八份,彼此差别不大。第二章,论埃及帝国。第三章,论亚述帝国。第四章,论巴比伦人和米底人的两个临时帝国。第五章,对所罗门神殿的描述。第六章,论波斯帝国。第六章没有和其他五章抄写在一起,但在他的论文里发现了这一章,看上去是同一作品的续篇。该书编者认为把这一章加进去是恰当的。牛顿的编年体著作以一封信为终结,题为《写给某位德高望重之人的信——他渴望了解博学的劳埃德主教对最古老年代序列假设的看法》(Letter to a person of distinction who had desired his opinion of the learned Bishop Lloyd's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form of the most ancient year)。
1726年,第三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了,其中有大量修订和增补。亨利·彭伯顿花了近四年时间来编撰出版这本书。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还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哲学观》(1728年)的作者。这位绅士多次和这位年长的著名作者交谈。彭伯顿说:
我发现他读过的现代数学家的书,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但他那惊人的创造力,为他提供了他从事任何工作所需要的东西。我常常听到他指责用代数运算来解决几何问题的做法。笛卡尔在其《几何》(Geometry)中展示了几何学家如何用这种代数运算来辅助发明,牛顿则把他的代数著作命名为《普遍算术》(Universal Arithmetic),以示与这一不恰当的书名相对。他认为,惠更斯是现代最优雅的数学家,是古代数学最正直的模仿者。面对他们的品味和证明形式,艾萨克·牛顿爵士总是声称自己非常崇拜他们。我曾听过他自责没尽可能地紧跟他们的脚步。他还遗憾地说,他在数学研究之初就犯了错误,没有认真研读那位非常值得关注的欧几里得的原理,就去学习笛卡尔和其他代数学家的著作了。
牛顿刻在窗台上的字
牛顿为激励自己刻苦学习,中学时,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教室的窗台上。
彭伯顿博士还补充道:“虽然他记忆力十分衰弱,但他完全清楚他所写的东西。”我们认为,即使他的记忆力确实衰退了,且比它的真实情况更明显,但从医学角度来看,更多的是功能衰竭,而不只是器官衰老。牛顿似乎很少透露自己的心事:这种能力最容易培养。所以,在缺乏应有的表达的情况下,更加容易体现出记忆力衰减。
的确,平静和节制让牛顿从所有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病痛中解脱出来。他的头发虽然最后和银一般白,但是却十分浓密。他从未戴过眼镜,到去世时也只掉了一颗牙。他身材中等,身体结实,后半生有些发胖。康迪特先生说:“他有着一双十分灵动深邃的眼睛,有着英俊雅致的外表,有一头洁白如银的好发,没有一处秃顶。当他摘下假发后,是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景象。”而阿特伯里主教说:“从他的脸部神情和表情来看,丝毫看不出他作品里体现出来的睿智。他的神情和举止有些懒散,不认识的人不会对他有多大的期望。”
赫恩说:“艾萨克·牛顿爵士是个看不到什么前途的人。他身材矮小,体格健壮。他充满想法,在众人面前不多说话,所以谈话常不融洽。当他坐在马车上,两只手会分别从窗的两边伸出来。”我们认为,这些不同很容易协调。不论是在皇家学会会场里,还是在街道上,或者是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他的举止总是彬彬有礼、谦逊友善,保持着深刻宁静、沉默寡言。他那健谈的精神、“灵动犀利的眼睛”只有在他自己的火炉边、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环境中,才会出现。
彭伯顿进一步说道:“但我立即从他身上发现了一点,这令我惊讶且着迷。不论是他的高龄,或是他的盛名,都不会令他停滞不前,或者是有任何程度的得意洋洋。我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不断地写信给他,告诉他有关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评论,得到了他极大的认可。这样子做丝毫没有使他不高兴,相反,他在我的朋友面前说了很多我的好话,并公开表示他对我的好感。”谦逊、开放和慷慨,是牛顿崇高而全面的精神中所特有的。“他充满智慧、美德完备”,但他既不会因骄傲而急躁,也不会被野心所腐蚀。然而,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发现与过往的知识相比,是多么惊人;也没有人能比他更彻底地认识到,他的发现与尚未探索的广阔区域相比,是多么渺小。在他的临终时刻,他说出了这番令人难忘的话:“我不知道世人将如何看我。但对我而言,我就像在海边玩耍的孩子,时不时因发现眼前一块光滑的鹅卵石或一片美丽的贝壳而高兴,但却对于眼前浩瀚的海洋熟视无睹。”很少有人能到达海岸,更不用说发现更光滑的“鹅卵石”或更漂亮的“贝壳”了!
如今,牛顿住在肯辛顿两年了。他在那里享受的空气以及完全放松的状态,对他大有裨益。但是他偶尔会去小镇。1727年2月28日周二 ,牛顿因为要主持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而前往伦敦。康迪特说,他这时的健康状况比多年来的都要好。但是,他在参加会议、拜访和接待客人的过程中经历了异乎寻常的疲劳,他的膀胱旧病又急性发作了。3月4日周日,他返回肯辛顿。米德博士和切泽尔登博士给他诊治,认为他患了结石,且没有康复的希望了。3月15日周三,牛顿似乎好了一些。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但大家都认为他可以度过这次病痛。他一开始就经受着强烈的痛苦。一阵又一阵地接连发作,他的脸上滚下了大滴大滴的汗水。但他没有呻吟、没有抱怨、丝毫没有任何的急躁或不耐烦。在痛苦短时消失时,他甚至又微笑起来,和往常一样平静愉悦地交谈。虽然肉体在颤抖,但内心却不发抖。难以穿透的阴霾正在降临,死神来了。坟墓敞开了它的大门,有朽之人彻底腐烂、瓦解;不朽之人却依旧安定、无法征服。四射的光芒冲破了汇聚的黑暗。死神收回了它的镰刀,坟墓合拢了它的大门。18日周六上午,牛顿读了报纸,和米德先生交谈了很长的时间。那时他的感觉和官能都强健有力。但当天晚上六点钟,他就昏迷不醒了。周日他一整天都是昏迷状态,一直到周一,也就是20号,他在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去世了,享年85岁。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牛顿纪念碑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历代英国国王加冕登基、举行婚礼及王室陵墓所在地,同时也是许多著名科学家、文学家、法学家、音乐家、诗人的安息之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牛顿纪念碑建于1731年,其内容表现了牛顿一生多方面的成就。
这就是艾萨克·牛顿最后的日子。地球上最伟大的人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使命结束了。他将其数倍的才能归还给了造物主。他白天的时候在工作着,早已准备好面对快要到来的那一晚了。岁月持久、荣光满载,天赐召回。他满怀着“某种希望”,宁静地去往了寂静的永恒深处。
他的遗体被安置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享受着通常是最杰出之人才有的葬礼礼仪。1731年,他的亲戚们,也就是他个人财产的继承者,在大教堂最显眼的位置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这块位置即使是英国最显赫的贵族,也无法得到,会被教堂拒绝。同年,为了纪念他,伦敦塔发行了一枚纪念币。1755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前厅里,伫立起了一尊由白色大理石雕刻的牛顿全身像。该雕像由鲁比利亚克雕刻、罗伯特·史密斯博士出资。史密斯博士还花费了五百英镑在三一学院的一扇窗户上画上了一幅牛顿像。
牛顿留下的个人遗产大概有三万两千英镑。牧师史密斯先生把这笔钱分给了他的四个外甥和外甥女,也就是他母亲的孙辈。沃尔斯索普和苏斯特恩的家族庄园,则由法定继承人约翰·牛顿继承。他的曾祖父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舅舅。牛顿在去世前公平地划分了另外两块庄园:一块在伯克郡,分给了康迪特夫人(即凯瑟琳·巴登)的侄子和侄女;另一块在肯辛顿,分给了康迪特先生的独生女凯瑟琳·沃洛普,后来她成为了利明顿子爵夫人。康迪特先生接替造币厂的职位,他在艾萨克·牛顿爵士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履行了这一职责。
牛顿的作品,可以找到如下这些:1744年柏林出版的卡斯蒂利亚斯编撰本 (collection of Castilion),四开大小,全八卷;1779年伦敦出版的霍斯利主教编撰本 ,四开大小,全五卷;《不列颠传》(Biographia Brittannica)等。1681年,牛顿还出版了八开本的《伯尔尼的瓦克尼的地理》(Bern. Varcnii Geographia)。但还有大量的手稿、书信和其他文件从未公开。这些东西作为各种各样的收藏品,藏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图书馆,以及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手中。最后也最主要的,是经由利明顿子爵夫人,由朴次茅斯伯爵家族保管收藏。
与牛顿有关的所有东西,都被人们怀着特殊的崇敬之情加以保存和珍惜。他的各种纪念物,保存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伦敦的皇家学会场馆、爱丁堡的皇家学会博物馆里。
1721年10月,斯图克利博士参观了沃尔斯索普的庄园住宅。1727年,他给米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描述:“它是由石头建成的,这附近的乡间小路也都如此,修建得很不错。他们带我上楼,参观艾萨克·牛顿爵士学习的地方。我想这是他小时候在乡下,或是当他从剑桥大学回来探望母亲时,用来学习的地方。我注意到他自己造了架子,都是些简易箱,这可能是他到别的地方去时用来装书和衣服的。几年前,这里有他继父史密斯先生的两三百本书,而艾萨克·牛顿爵士将其送给了我们镇上的牛顿博士。”这里有棵著名的苹果树,据说有个苹果的下落引起了牛顿对重力的关注。这棵树大约在二十年前在大风中被摧毁了。但它以椅子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房子也受到了教会保护。1798年教会对它进行了修缮,并在牛顿出生的屋子里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碑,上面刻有碑文:
“1642年12月25日,沃尔斯索普庄园主约翰·牛顿的儿子艾萨克·牛顿,在这间屋子里出生。”
自然和自然法隐于黑暗中。
上帝说:“让牛顿出生。”
于是一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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