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的春天，北平还没暖和透，沙滩红楼旁边的胡同里，卖炒肝的摊子刚支起来，就围了几个穿长衫的学生。他们嘴里嚼着包子，手里捏着课本，念叨的不是 “之乎者也”，而是 “德先生”“赛先生”—— 这光景，在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那会儿京师大学堂刚改叫北京大学没两年，校门口还挂着旧牌子的痕迹，里头的教员多半是前清的举人、进士，上课的时候揣着水烟袋，念起书来摇头晃脑，学生们要么趴着睡觉，要么偷偷看小说，反正没人当真听。
直到那年一月，一个穿棉袍、戴圆框眼镜的人走进了北大校门。这人看着文弱，说话也轻声细语，卫兵见他没带随从，也没递名片，拦着不让进。他也不恼，就站在门口等，直到教务长赶来，卫兵才知道，这就是新上任的校长蔡元培。后来有人问蔡元培，当时怎么不亮身份，他笑了笑说：“我是来当校长的，不是来摆架子的。”
蔡元培到任没几天，就把各个系的课表都要了来，每天揣着个小本子，悄悄去教室听课。有一回，他走到一间教室门口，听见里头传来 “嗡嗡” 的声音，推门进去一看，讲台上的教员正捧着本《尚书》念，念得磕磕巴巴，底下的学生要么趴在桌上睡觉，要么凑在一起聊天。蔡元培找了个空位子坐下，听了半个时辰，那教员愣是没解释一个字，就只是念。课后，蔡元培把那教员叫到校长室，问他：“先生讲《尚书》，可有自己的见解？” 那教员支支吾吾，说：“历来都是这么念的，哪有什么见解。” 蔡元培又问：“学生听不懂，先生也不解释？” 教员说：“他们听不懂是他们的事，我把书念完就行了。”
没过多久，北大就贴出了公告，解聘了包括这位教员在内的二十多个教员。消息传出去，有人说蔡元培太苛刻，也有人说早就该这么办。蔡元培在全校大会上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教员要是没真本事，怎么教学生？要是只想着混薪水，不如去当差，别误了学生。” 这话一说，校园里安静了不少 —— 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位新校长，不是来混日子的。
当时北大的教员，分两种：一种是 “专任教员”，拿固定薪水，要坐班；一种是 “兼任教员”，只来上课，按课时算钱。蔡元培觉得，这样的制度太松，有些专任教员拿着薪水不干事，兼任教员里也有滥竽充数的。他琢磨着改一改，没说 “非升即走”，但定了条规矩：不管是专任还是兼任，任教满一年，都要由学生和同事评议，评议不好的，就不再续聘。
有个姓王的兼任教员，是前清的秀才，靠关系进来教经学。他上课的时候，总爱讲些前清的旧事，说 “科举制度多好”“新学都是洋鬼子的东西”，学生听了不乐意，提了几个问题，他答不上来，就骂学生 “不懂规矩”。到了评议的时候，学生们一致说 “不想再听王先生的课”，同事也说他 “学问陈旧，不适合教大学”。蔡元培就找王教员谈，说：“先生的学问，适合去私塾教小孩子，北大的学生，要的是新思想、新学问。” 王教员气冲冲地走了，临走前说：“蔡元培，你这是毁了老祖宗的学问！” 蔡元培没反驳，只是送他到门口。
解聘了不合格的，蔡元培就开始找有真本事的人。他听说上海有个陈独秀，办了本《新青年》，写的文章针砭时弊，很受年轻人欢迎。蔡元培觉得，这人正是北大需要的。当时陈独秀在上海，蔡元培特地坐火车去上海找他。第一次去，陈独秀不在家，蔡元培就等；第二次去，陈独秀刚起床，还没洗漱，蔡元培就坐在客厅里等；第三次去，陈独秀终于愿意跟他谈。
陈独秀说：“我没教过大学，也没什么学历，你请我去北大，不怕人说闲话？” 蔡元培说：“我请的是有思想、有本事的人，不是请学历。你办《新青年》，影响了那么多年轻人，这就是本事。” 陈独秀又说：“我性子急，说话直，要是得罪了人，你可别护着我。” 蔡元培笑了：“北大要的就是‘思想自由’，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不违法，我都护着你。”
就这么着，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还被定为 “特聘研究员”—— 这 “特聘研究员” 是蔡元培新搞的名目，不用看学历，不用看资历，只要有专长，就能聘，薪水还比普通教员高。陈独秀一到北大，就把文科的课程改了，加了 “西洋哲学史”“文学革命” 这些新课，还请了不少有新思想的教员，比如刘半农、钱玄同。
那会儿还有个年轻人，叫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还没拿到博士学位，写了几篇关于白话文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蔡元培看了，觉得这年轻人有想法，就写信给胡适，说：“北大想请你回来当教授，教哲学和英文，你愿意吗？” 胡适收到信，又惊又喜，也有些犹豫 —— 他还没毕业，怕教不好。蔡元培又写信说：“我看了你的文章，知道你有真学问，毕业与否，不重要。”
胡适回国后，第一次在北大上课，心里很紧张。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坐满的学生，还有几个老教员来听课，手都有些抖。他定了定神，开始讲 “中国哲学史”，一开口就用白话文，不像别的教员那样用文言文。学生们都愣了 —— 以前从没听过教员用白话讲课。讲了一会儿，有个学生站起来问：“先生，您用白话讲课，会不会太不正式了？” 胡适说：“说话是为了让人听懂，写文章也是为了让人看懂，白话文怎么就不正式了？要是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那才是真不正式。”
课后，学生们都说 “胡先生的课听得明白，有意思”，老教员们虽然有意见，但也没话说 —— 胡适讲的内容，有自己的见解，不是照本宣科。没过多久，胡适也被定为 “特聘研究员”，成了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在北大，还有个特别的教员，叫辜鸿铭。这人留着辫子，穿长袍马褂，讲的是国学，却能用流利的英文、德文讲课。他反对新文化，说 “白话文是鬼话”，还说 “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天经地义”。有人跟蔡元培说，辜鸿铭太守旧，应该解聘。蔡元培说：“他虽然守旧，但他国学底子厚，英文、德文也好，能教学生真东西，为什么要解聘？北大要‘兼容并包’，新派要留，旧派只要有真本事，也能留。”
辜鸿铭知道后，对蔡元培很感激。有一回，他上课的时候，学生问他：“先生，您留着辫子，是不是赞成前清？” 辜鸿铭说：“我留辫子，是因为这是我的记号，你们剪辫子，是你们的记号，都一样。但我讲国学，是真懂，你们讲新学，要是只懂皮毛，那还不如留辫子。” 学生们听了，都觉得有道理。辜鸿铭的课，总是坐满学生，不仅因为他学问好，还因为他说话幽默，能把枯燥的国学讲得生动。
那会儿北大的教授，要想生存下去，就两条路：要么有真才实学，能教给学生东西；要么能跟上时代，知道学生需要什么。要是既没本事，又不愿意改变，那就只能被淘汰。有个教伦理学的教员，只会讲朱熹的 “存天理，灭人欲”，学生问他 “现在提倡自由恋爱，先生怎么看”，他说 “那是伤风败俗”，学生们不爱听，评议的时候自然通不过，最后也被解聘了。
蔡元培搞的 “特聘研究员”，也不是只聘新派人物。有个叫王国维的学者，研究甲骨文，学问很深，性格却很内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蔡元培听说后，亲自去拜访王国维，请他来北大当特聘研究员，不用上课，只要专心做研究就行。王国维答应了，在北大做了不少关于甲骨文的研究，后来成了国学大师。
那几年，北大的教授们，不管是新派还是旧派，都卯着劲做学问、教学生。陈独秀办《新青年》，胡适搞白话文运动，辜鸿铭讲国学，王国维研究甲骨文，刘半农搞语言学，钱玄同提倡汉字改革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也都在北大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学生们也有了劲头，下课了不只是聊天睡觉，而是凑在一起讨论问题，有的还组织社团，办刊物，整个北大的风气，跟蔡元培刚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有人问蔡元培，为什么北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样。蔡元培说：“没什么秘诀，就是让有本事的人来教学生，让学生学真学问。” 其实他没说的是，他搞的那些规矩 —— 不管是评议教员，还是特聘研究员，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当时没人说 “非升即走”，但大家都知道，在北大混日子是不行的；也没人把 “特聘研究员” 当荣誉头衔，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认可 —— 认可你有真本事，能为北大做贡献。
民国八年的冬天，北平下了场大雪，红楼的屋顶盖了一层白。蔡元培在校长室里，看着窗外的学生们在雪地里打闹，手里拿着刚送来的教员评议表。表上，胡适、陈独秀、辜鸿铭、王国维这些人的评议都是 “优”，还有几个年轻的教员，评议也不错，准备续聘。蔡元培笑了笑，拿起笔，在表上签了字。
那会儿的北大教授们，可能没什么 “生存指南” 的说法，但他们心里都清楚，要在蔡元培的北大活下去，靠的不是关系，不是资历，而是真本事。就像陈独秀说的：“蔡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地方，让我们能放开手脚做事，我们要是没本事，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学生。”
后来，有人回忆起那段日子，说那是北大最好的时光。其实好的不只是北大，还有那些在时代浪潮里，靠着真本事站稳脚跟的教授们。他们没想着要改变历史，只是想教好学生，做好学问，却在不经意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而蔡元培搞的那些制度 —— 不管是类似 “非升即走” 的评议，还是 “特聘研究员” 的聘任，都成了后来大学制度的雏形。
多年后，胡适在美国讲学，还提到蔡元培。他说：“蔡先生不是把北大当成一个衙门，而是当成一个做学问的地方。在他手下当教授，你不用怕被排挤，不用怕没机会，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有你的位置。” 这大概就是《觉醒年代》没讲透的北大教授生存指南 —— 真本事，才是最好的 “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