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一）——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吧——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一
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一节一节地斩断了，圆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地拾起来看；含泪地看，微笑地看，口里吹着短歌地看。
难为他装点得一节一节，这般丰满而清丽！
我有一个朋友，常常说：“来生来生！”——但我却如此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第一个厚的圆片是大海；海的西边，山的东边，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吸收着山风海涛。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砾，都是我最初的恋慕，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
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憨嬉的图画，寂寞的图画和泛泛无着的图画。
放下吧，不堪回忆！
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荫：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都是这绿荫烘托出来的。有浓红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绿荫，朝雾的绿荫，繁星下指点着的绿荫，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荫！
感谢这曲曲屏山！它圈住了我许多思想。
第三个厚的圆片，不是大海，不是绿荫，是什吗？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二
黑暗不是阴霾，我恨阴霾，我却爱黑暗。
在光明中，一切都显着了。黑是黑白是白的，也有了树，也有了花，也有了红墙，也有了蓝瓦；便一切崭然，便有人，有我，有世界。
颂美黑暗！讴歌黑暗！只有黑暗能将这一切都消灭调和于虚空混沌之中；没有了人，没有了我，更没有了世界！
黑暗的园里，和华同坐。看不见她，也更看不见我，我们只深深地谈着。说到同心处，竟不知是我说的，还是她说的，入耳都是天乐一般——只在一阵风过，槐花坠落如雨的时候，我因着衣上的感觉和感觉的界限，才觉得“我”不是“她”，才觉得黑暗中仍有“我”的存在。
华在黑暗中递过一朵茉莉，说：“你戴上吧，随着花香，你纵然起立徘徊，我也知道你在何处。”——我无言地接了过来。
华妹呵，你终竟是个小孩子。槐花、茉莉，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东西，在无人我的世界里，要拒绝这个！
三
“只是等着，等着，母亲还不回来呵！”
乳母在灯下睁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说：“莹哥儿！不要尽着问我，你自己上楼去，在栏边望一望，山门内露出两盏红灯时，母亲便快来到了。”
我无疑地开了门出去，黑暗中上了楼——望着，望着，无有消息。
绕过那边栏旁，正对着深黑的大海和闪烁的灯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时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数着灯光明灭的数儿，数到第十八次。我对着未曾想见的命运，自己假定地起了怀疑。
“人生！灯一般的明灭，飘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无知的长太息。
生命之灯燃着了，爱的光从山门边两盏红灯中燃着了！
四
在堂里忘了有雪，并不知有月。
匆匆地走出来，捻灭了灯，原来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地现出扫除了的小径。我一步一步地走，走到墙边，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墙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抬头望月。
雪中的故宫，云中的月，甍瓦上的兽头——我回家去，在车上，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地入到我的眼中、心中。
五
场厅里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齐的椅子，一行行地在阴沉沉的影儿里平列着。
我坐在尽头上近门的那一边，抚着锦衣，抚着绣带和缨冠凝想——心情复杂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边，一刹浓红，一刹深紫，回光到屋顶上——
台上琴声作了。一圈的灯影里，从台侧的小门，走出十几个白衣彩饰，散着头发的安琪儿，慢慢地相随进来，无声地在台上练习着第一场里的跳舞。
我凝然地看着，潇洒极了，温柔极了，上下的轻纱的衣袖，和着鏦铮的琴声，合拍地和着我心弦跳动，怎样的感人呵！
灯灭了，她们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叫我出来疏散休息着的，我却哪里能休息？我想……一会儿这场里便充满了灯彩，充满了人声和笑语，怎知道剧前只为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个造物者，万有都整齐平列着。他凭在高栏，看那些光明使者，歌颂——跳舞。
到了宇宙之中，人类都来了，悲剧也好，喜剧也好，佯悲诡笑地演了几场。剧完了，人散了，灯灭了，……一时沉黑，只有无穷无尽的寂寞！
一会儿要到台上，要说许多的话；憨稚的话，激昂的话，恋别的话……何尝是我要说的？但我既这样地上了台，就必须这样地说。我千辛万苦，冒进了阴惨的夜宫，经过了光明的天国，结果在剧中还是做了一场大梦。
印证到真的——比较的真的——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时间上久暂的分别罢了；但在无限之生里，真的生命的几十年，又何异于台上之一瞬？
我思路沉沉，我觉悟而又惆怅，场里更黑了。
台侧的门开了，射出一道灯光来——我也须下去了，上帝！这也是“为一大事出世”！
我走着台上几小时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地倚着台后的琴站着——幕外的人声，渐渐地远了，人们都来过了；悲剧也罢，喜剧也罢，我的事完了；从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终，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尽了！
看她们洗去铅华，卸去妆饰，无声地忙乱着。
满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杂置着。台上的仇敌，现在也拉着手说话；台上的亲爱的人，却东一个西一个地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终竟是弱者呵！我爱这几小时如梦的生命！我抚着头发，抚着锦衣……“生命只这般的虚幻吗？”
六
涵在廊上吹箫，我也走了出去。
天上只微微的月光，我撩起垂拂的白纱帐子来，坐在廊上的床边。
我的手触了一件蠕动的东西，细看时是一条很长的蜈蚣。我连忙用手绢拂到地上去，又唤涵踩死它。
涵放了箫，只默然地看着。
我又说：“你还不踩死它！”
他抬起头来，严重而温和的目光，使我退缩。他慢慢地说：“姊姊，这也是一个生命呵！”
霎时间，使我有无穷的惭愧和悲感。
七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
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儿小船般散飘在水面。梗上只留下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儿，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欹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地倾侧了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地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地受了感动——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八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
倾斜的土道，缓缓地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地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地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
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得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时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
天色不早了。采了些野花，也有黄的，也有紫的，夹在书里，无聊地走上坡去——华和杰他们却从远远的沙滩上，拾了许多美丽的贝壳和卵石，都收在篮里，我只站在桥边等着……
他们原和我当日一般，再来时，他们也有像我今日的感想吗？
九
只在夜半忽然醒了的时候，半意识的状态之中，那种心情，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婴儿一样的。——每一种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渐渐地、清澈地，侵入光明的意识界里。
一个冬夜，只觉得心灵从渺冥黑暗中渐渐地清醒了来。
雪白的墙上，哪来些粉霞的颜色，那光辉还不住地跳动——是月夜吗？比它清明。是朝阳吗？比它稳定。欠身看时，却是薄帘外熊熊的炉火。是谁临睡时将它添得这样旺！
这时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我另到一个世界里去了，澄澈清明，不可描画，白日的事，一些儿也想不起来了，我只静静的……
回过头来，床边小几上的那盆牡丹，在微光中晕红着脸，好像浅笑着对我说：“睡人呵！我守着你多时了。”水仙却在光影外，自领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又好像和倚在她旁边的梅花对语。
看守我的安琪儿呵！在我无知的浓睡之中，都将你们辜负了！
火光仍是漾着，我仍是静着——我意识的界限，却不只牡丹，不只梅花，渐渐地扩大起来了。但那时神清若水，一切的事，都像剔透玲珑的石子般，浸在水里，历历可数。
一会儿渐渐地又沉到无意识界中去了——我感谢睡神，他用梦的帘儿，将光雾般的一夜和尘嚣的白日分开了，使我能完全地留一个清绝的记忆！
一○
晚餐的时候。灯光之下，母亲看着我半天，忽然想起笑着说：“从前在海边住的时候，我闷极了，午后睡了一觉，醒来遍处找不见你。”
我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我只不言语，我忆起我五岁时的事情了。
弟弟们都问：“往后呢？”
母亲笑着看着我说：“找到大门前，她正呆呆地自己坐在石阶上，对着大海呢！我睡了三点钟，她也坐了三点钟了。可怜的寂寞的小人儿呵！你们看她小时已经是这样的沉默了——我连忙上前去，珍重地将她揽在怀里……”母亲眼里满了欢喜慈怜的珠泪。
父亲也微笑了。——弟弟们更是笑着看我。
母亲的爱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远，都在我的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说的惆怅！
一一
忘记了是哪一个春天的早晨——
手里拿着几朵玫瑰，站在廊上——马莲遍地地开着，玫瑰更是繁星般在绿叶中颤动。
她们两个在院子里缓步，微微地互视地谈着。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涉——朝阳照着她们，和风吹着她们；她们的友情在朝阳下酝酿，她们的衣裙在和风中整齐地飘扬。
春浸透了这一切——浸透了花儿和青草……
上帝呵！独立的人不知道自己也浸在春光中。
一二
闷极，是出游都可散怀。——便和她们出游了半日。
回来了——一路只泛泛的。
震荡的车里，我只向后攀着小圆窗看着。弯曲的道儿，跟着车走来，愈引愈长。树木、村舍和田垄，都向后退曳了去，只有西山峰上的晚霞不动。
车里，她们捉对儿谈话，我也和晚霞谈话。——“晚霞！我不配和你谈心，但你总可容我瞻仰。”
车进到城门里，我偶然想起那园来，她们都说去走一走，我本无聊，只微笑随着她们，车又退出去了。
悄悄地进入园里，天色渐暗了——忆起去年此时，正是出园的时候，那时心绪又如何？
幽凉里，走过小桥，走过层阶，她们又四散了。我一路低首行来，猛抬头见了烈冢。碑下独坐，四望青青，晚霞更红了！
正在神思飞越，忠从后面来了。我们下了台去，在仄径中走着。我说：“我愿意在此过这悠长的夏日，避避尘嚣。”她说：“佳时难再，此游也是纪念。”我无言点首。
鸟儿都休息了，不住地啁啾着——暮色里，匆匆地又走了出来。车进了城了，我仍是向后望着。凉风吹着衣袖和头发——庄严苍古的城楼，浮在晚霞上，竟留了个最浓郁的回忆！
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
一三
小别之后，星来访我——坐在窗下写些字、看些画，晚凉时才出去。
只谈着谈着，篱外的夕阳渐渐地淡了，墙影渐渐地长了，晚霞退了，繁星生了；我们便渐渐浸到黑暗里，只能看见近旁花台里的小白花，在苍茫中闪烁——摇动。
她谈到沿途的经历和感想，便说：“月下宜有清话。群居杂谈，实在无味。”
我说：“夜坐谈话，到底比白日有趣，但各种的夜又不同了。月夜宜清谈，星夜宜深谈，雨夜宜絮谈，风夜宜壮谈……固然也须人地两宜，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趋势……”
那夜树影深深，回顾悄然，却是个星夜！
我们的谈话，并不深到许多，但已觉得和往日的微有不同。
一四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搁笔。
每次和朋友们谈话，谈到风景，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默然，终于无语。
一次和弟弟们在院子里乘凉，仰望天河，又谈到海。我想索性今夜彻底地谈一谈海，看词锋到何时为止，联想至何处为极。
我们说着海潮、海风、海舟……最后便谈到海的女神。
涵说：“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觉笑问：“这话怎讲！”
涵也笑道：“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运用他最丰富的想象力，指点着说：“她……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飙疾转地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一番话，带着画意，又是诗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抚着他，问：“你的话必是更好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他本静静地听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儿，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
我肃然——涵用折扇轻轻地击他的手，笑说：“好一个小哲学家！”
涵道：“姊姊，该你说一说了。”我道：“好的都让你们说尽了——我只希望我们都像海！”
杰笑道：“我们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们都笑了——我也笑说：“不是说做女神，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像涵说的，海是温柔而沉静。杰说的，海是超绝而威严。楫说得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我的话太乏味了，楫的头渐渐地从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轻轻地将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说：“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
从诗人上，他们的谈锋便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只默默地守着楫坐着，刚才的那些话，只在我心中，反复地寻味——思想。
一五
黄昏时下雨，睡得极早，破晓听见钟声断续地敲着。
这钟声不知是哪个寺里的，起得稍早，便能听见——尤其是冬日——但我从来未曾数过，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地披衣整发，还是四无人声，只闻啼鸟。开门出去，立在栏外，润湿的晓风吹来，觉得春寒还重。
地下都潮润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晓烟里笼盖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压得沉沉下垂。
忽然理会得枝头渐绿，墙内外的桃花，一番雨过，都零落了——
忆起断句“落尽桃花澹天地”，临风独立，不觉悠然！
一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许多可记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夜，更有许多可记的梦。
在梦中常常是神志湛然，飞行绝迹，可以解却许多白日的尘机烦虑。更有许多不可能的，意外的遨游，可以突兀实现。
一个春夜：梦见忽然在一个长廊上徐步，一带的花竹栏杆，栏外是水。廊上近水的那一边，不到五步，便放着一张小桌子，用花边的白布罩着，中间一瓶白丁香花，杂着玫瑰，旁边还错落地摆着杯盘。望到廊的尽处，几百张小桌子，都是一样的。好像是有什么大集会，候客未来的光景。
我不敢久驻，轻轻地走过去。廊边一扇绿门，徐徐推开，又换了一番景致，长廊上的事，一概忘了。
门内是一间书室，尽是藤榻竹椅，地上铺着花席。一个女子，近窗写着字，我仿佛认得是在夏令会里相遇的谁家姊妹之一。
我们都没有说什么，我也未曾向她谢擅入的罪，似乎我们又是约下的。这时门外走进她的妹妹来，笑着便带我出去。
走过很长的甬道，两旁柱上挂着许多风景片，也都用竹框嵌着，道旁遮满了马缨花。
出了一个圆门——便是梦中意识的焦点，使我醒后能带挈着以上的景致，都深忆不忘的——到了门外，只见一望无边蔚蓝欲化的水。
这一片水：不是湖也不是海，比湖蔚蓝，比海平静，光艳得不可描画。……不可描画！生平醒时和梦中所见的水，要以此为第一了！
一道柳堤将这水界开了，绿意直伸到水中去。堤上缓步行来。梦中只觉飘然、悠然，而又怃然！
走尽了长堤，到了青翠的小山边，一处层阶之下，听得堂上有人讲书。她家的姊姊忽然又在旁边，问我：“你上去不？”我谢她说，“不去吧，还是到水边好。”
一转身又只剩我自己了，这回却沿着水岸走。风吹着柳叶。附满了绿苔的石头，错杂地在细流里立着。水光浸透了我沉醉的灵魂……
帘子一声响，梦惊碎了！水光在我眼前漾了几漾，便一时散开了，荡化了！
张递过一封信，匆匆地便又出去。
我要留梦，梦已去无痕迹……
朦胧里拿起信来一看，却是琳在西湖寄我的一张明片。
晚上我便寄她几行字：
姊姊！
清福便独享了吧，
何须寄我些春泛的新诗？
心灵里已是烦忙，
又添了未曾相识的湖山，
频来入梦！
——《春水》一五七
一七
我坐在院里，仪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连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仪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
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轻阴。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地往下走。转过高岗，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地走！看道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地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地唤着我。
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看见董自己远远地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地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做什么！”我不答，只举着两手笑说：“我也上去！”
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地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地走了。抬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岗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去。
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
渐渐地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只不住地笑，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
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撩开脸上的短发，双手扶着鞍子，笑对父亲说：“我再学骑十年的马，就可以从军去了，像父亲一般，做勇敢的军人！”父亲微笑不答。
马上看海面的黄昏——
董在前牵着，父亲在旁扶着。晚风里上了山，直到门前。母亲和仪，还有许多人，都到马前来接我。
一八
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醒时使人惆怅而烦闷。
无聊地洗了手脸，天色已黄昏了，到门外园院小立，抬头望见了一天金黄色的云彩。——世间只有云霞最难用文字描写，心里融会得到，笔下却写不出。因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云霞却是最灵幻的、最不着迹的，徒唤奈何！
回身进到院里，隔窗唤涵递出一本书来，又到门外去读。云彩又变了，半圆的月，渐惭地没入云里去了。低头看了一会子的书。听得笑声，从圆形的缘满豆叶的棚下望过去，杰和文正并坐在秋千上；往返地荡摇着，好像一幅活动的影片，——光也从圆片上出现了，在后面替他们推送着。光夏天瘦了许多，但短发拂额，仍掩不了她的憨态。
我想随处可写，随时可写，时间和空间里开满了空灵清艳的花，以供慧心人的采撷，可惜慧心人写不出！
天色更暗了，书上的字已经看不见。云色又变了，从金黄色到暗灰色。轻风吹着纱衫，已是太凉了，月儿又不知哪里去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
一九
后楼上伴芳弹琴。忽然大雷雨——
那些日子正是初离母亲过宿舍生活的时期。一连几天，都是好天气，同学们一起读书说笑，不觉把家淡忘了。——但这时我心里突然的郁闷焦躁。
我站在琴旁，低头抚着琴上的花纹说：“我们到前楼去吧！”芳住了琴劝我说：“等止了雨再走，你看这么大的雨，如何走得下去；你先在一旁坐着，听我弹琴，好不好？”我无聊只得坐下。
雷声只管隆隆，雨声只管澎湃。天容如墨，窗内黑暗极了。我替芳开了琴旁的电灯，她依旧弹着琴，只抬头向我微微地笑了一笑。
她不注意我，我也不注意她——我想这时母亲在家里，也不知道做些什吗？也许叫人卷起苇帘，挪开花盆，小弟弟们都在廊上拍手看雨……
想着，目注着芳的琴谱，忽然觉得纸上渐渐地亮起来。回头一看，雨已止了，夕阳又出来了，浮云都散了，奔走得很快。树上更绿了，蝉儿又带着湿声乱叫着。
我十分欢喜，过去唤芳说：“雨住了，我们下去吧！”芳看一看壁上的钟，说：“只剩一刻钟了，再容我弹两遍。”我不依，说：“你不去，我自己去。”说着回头便走。她只得关上琴盖，将琴谱收在小柜子里，一面笑着：“你这孩子真磨人！”
球场边雨水成湖，我们挨着墙边，走来走去。藤萝上的残滴，还不时地落下来，我们并肩站在水边，照见我们在天上云中的影子。
只走来走去地谈着，郁闷已没有了。那晚我竟没有上夜堂去，只坐在秋千板上，芳攀着秋千索子，站在我旁边，两人直谈到深夜。
二○
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和我的通讯里，曾一度提到死后，她说：“我只要一个白石的坟墓，四面矮矮的石栏，墓上一个十字架，再有一个仰天沉思的石像。……这墓要在山间幽静处，丛树荫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么新开的花朵，替我放上一两束，其余的人，就不必到那里去。”
我看完这一段，立时觉得眼前涌现了一幅清幽的图画。但是我想来想去……宛因呵，你还未免太“人间化”了！
何如脚儿赤着，发儿松松地绾着，躯壳用缟白的轻绡裹着，放在一个空明莹澈的水晶棺里，用纱灯和细乐，一叶扁舟，月白风清之夜，将这棺儿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声中，轻轻地系下，葬在海波深处。
想象吊者白衣如雪，几只大舟，首尾相接，耀以红灯，绕以清乐，一簇地停在波心。何等凄清，何等苍凉，又是何等豪迈！
以万顷沧波作墓田，又岂是人迹可到？即使专诚要来瞻礼，也只能下俯清波，遥遥凭吊。
更何必以人间暂时的花朵，来娱悦海中永久的灵魂！看天上的乱星孤月，水面的晚烟朝霞，听海风夜奔，海波夜啸。比新开的花，徐流的水，其壮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
从此穆然，超然，在神灵上下，鱼龙竞逐，珊瑚玉树交枝回绕的渊底，垂目长眠。那真是数千万年来人类所未享过的奇福！
至此搁笔，神志洒然，忽然忆起少作走韵的“集龚”中有：“少年哀乐过于人，消息都妨父老惊；一事避君君匿笑，欲求缥缈反幽深。”——不觉一笑！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原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10期）
往事（二）
她是翩翩的乳燕，
横海飘游，
月明风紧，
不敢停留——
在她频频回顾的
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一
那天大雪，郁郁黄昏之中，送一个朋友出山而去。绒绒的雪上，极整齐分明地镌着我们偕行的足印。独自归来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见洁白匀整的雪花，只这一瞬间，已又轻轻地掩盖了我们去时的踪迹。——白茫茫的大地上，还有谁知道这一片雪下，一刹那前，有个同行，有个送别？
我的心因觉悟而沉沉地浸入悲哀！
苏东坡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
那几句还未曾说到尽头处，岂但鸿飞不复计东西？连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于是人生到处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实在？又何其飘忽？它如迎面吹来的朔风，扑到脸上时，明明觉得砭骨劲寒；它又匆匆吹过，飒飒地散到树林子里，到天空中，渺无来因去果，纵骑着快马，也无处追寻。
原也是无聊，而薄纸存留的时候，或者比时晴的快雪长久些——今日不乐，松涛细响之中，四面风来的山亭上，又提笔来写《往事》。生命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渐渐翻近中叶，页页佳妙，图画的色彩也加倍的鲜明，动摇了我的心灵与眼目。这几幅是造物者的手迹。他轻描淡写了，又展开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两笔点缀。
点缀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经得起追写几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于把笔之顷……
这时青山的春雨已洒到松梢了！
一九二四年三月七日，青山
二
哪有心肠？然而竟被友人约去话别——
回来已是暮色沉沉。今夜没有电光，中堂燃着两支蜡烛，闪闪的光影，从竹帘里透出，觉得凄清。
走到院子里，已听见母亲同涵和杰断断续续地说话。等我进去时，帘子响处，声音都寂。母亲只低着头做针线，涵和杰惘然地站了起来，却没有话说，只扶着椅背，对着闪闪的烛光呆望。
我怀疑着，一面向母亲说着今天饯别的光景，他们两个竟不来搭话，我也不问。
母亲进去了，我才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涵不言语，杰叹了一口气，半晌说：“母亲说……她舍不得你走，你走了她如同……但她又不愿意让你知道……”
几个月来，我们原是彼此心下雪亮，只是手软心酸，不敢揭破这一层纸。然而今夜我听到了这意中的言语，我竟呆了。
忽然涵望着杰沉重地说：“母亲吩咐不对莹哥说，你又来多事做什吗？”
暂时沉默——这时电灯灿然地亮了，明光里照见他们两个的脸都红着。
杰嗫嚅着说：“我想……我想不要紧的……”
涵截住他：“不，我不许你说！”声音更严厉了。
这时杰真急了，觉得过分地受哥哥的呵斥。他也大声地说：“瞒别人，难道要瞒自己的姊姊？”他顽固地抵抗着。
我已丧失了裁判的能力，茫然的，无心地吹灭了蜡烛，正要勉强地说一两句话——
涵的声音凄然了：“正是不瞒别人，只瞒自己的姊姊呢！”
两对辛酸的眼光相触，如同刚卸下的琴弦一般，两个人同时无力地低下头去。
我神魂失据地站在他们中间。
电灯又灭了，感谢这一霎时消失的光明！我们只觉得湿热颤动的手，紧紧地互握着，却看不见彼此盈盈的泪眼！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夜，北京
三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无可比拟！仿佛万一，只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
流动的光辉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浓黑的，天空是莹白的，无边的雪地，竟是浅蓝色的了。这三色衬成的宇宙，充满了凝静，超逸与庄严；中间流溢着满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词文字都丧失了，几乎不容凝视，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绝不宜于将军夜猎——那从骑杂沓，传叫风生，会踏毁了这平整匀纤的雪地；朵朵的火燎和生寒的铁甲，会缭乱了静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燃枝野餐——火光中的喧哗欢笑，杯盘狼藉，会惊起树上稳栖的禽鸟；踏月归去，数里相和的歌声，会叫破了这如怨如慕的诗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爱友话别，叮咛细语——凄意已足，语音已微；而抑郁缠绵，作茧自缚的情绪，总是太“人间的”了，对不上这晶莹的雪月，空阔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纵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寻，有佳音可赏，而一片光雾凄迷之中，只容意念回旋，不容人物点缀。
我倚枕百般回肠凝想，忽然一念回转，黯然神伤……
今夜的青山只宜于这些女孩子，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
假如我能飞身月中下视，依山上下曲折的长廊，雪色侵围栏外，月光浸着雪净的衾裯，逼着玲珑的眉宇。这一带长廊之中：万籁俱绝，万缘俱断，有如水的客愁，有如丝的乡梦，有幽感，有彻悟，有祈祷，有忏悔，有万千种话……
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叠到千百回，世事从头减去，感悟逐渐侵来，已滤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怀。这时纵是顽石钝根，也要思量万事，何况这些思深善怀的女子？
往者如观流水——月下的乡魂旅思，或在罗马故宫，颓垣废柱之旁；或在万里长城，缺堞断阶之上；或在约旦河边，或在麦加城里；或超渡莱茵河，或飞越落基山；有多少魂销目断，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来者如仰高山——久久地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许明日，也许今年，就揭卸病的细网，轻轻地试叩死的铁门！
天国泥犁，任她幻拟：是泛入七宝莲池？是参谒白玉帝座？是欢悦？是惊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间的留恋，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将实而仍虚的愿望；岂但为我？牵及众生，大哉生命！
这一切，融合着无限之生一刹那顷，此时此地的，宇宙中流动的光辉，是幽忧，是彻悟，都已宛宛氤氲，超凡入圣——
万能的上帝，我诚何福？我又何辜？……
一九二四年二月三十日夜，沙穰
四
心血来潮，如听精灵呼唤，从昏迷的睡中，旋风般翻身起坐——
铃声响后，屋门开了，接着床前一阵惨默的忙乱。
狂潮渐退——医生凝立视我无语。护士捧着磁盘，眼光中带着未尽的惊惶。我精神全隳，心里是彻底地死去般的空虚。颊上流着的清泪，只是眼眶里的一种压迫，不是从七情中的任一情来的。
最后仿佛地寻见了我自己是坐着，半缚半围地拥倚在床栏上，胸前系着一个大冰囊。注射过的右臂，麻木隐痛到不能转动，然而我也没有转动的意想。
心血果然凝而不流，飘忽的灵魂，觉出了躯壳的重量。这重量层层下沉，躯壳压在床栏上，床栏压在楼屋上，楼屋又压在大地上。
凝结沉重之中，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人们已退尽。床侧的灯光，是调节到只能看见室内的一切的模糊轮廓为止，——其实这时我自己也只剩一个轮廓！
我连闭目的力量都没有——然而我竟极无端地见了一个梦。
我在层层的殿阁中缓缓行走，却总不得踏着实地，软绵绵地在云雾中行。
不知走了多远，到了最末层；猛抬头看见四个大字的金匾，是“得大自在”，似乎因此觉悟了这是京西卧佛寺的大殿。
不由自主地还是往上走，两庑下忽然加深，黑沉沉的，两边忽然奏起音乐，却看不见一个乐人。那声音如敲繁钟，如吹急管，天风吹送着，十分的错落凄紧！我梦中停足倾耳，自然赞叹：“这是‘十番’，究竟还是东方的古乐动人！”
更向里走，殿中更加沉黑，如漆如墨，摸索着愈走愈深。忽然如同揭开殿顶，射下一道光明来，殿中洞然，不见了那卧佛的大像，后壁上却高高地挂着一幅大白绫子，缀着青绒的大字，明白的是：“只因天上最高枝，开向人……”光梢只闪到“人”字，便砉然地掣了回去。我惊退，如雾、如电，不断的乐音中，我倏然地坠下无底深渊去……
无限的下坠之中，灵魂又寻到了躯壳：耳中还听见“十番”，室中仍只是几堆模糊的轮廓，星辰在窗外清冷灰白色的天空中闪耀着——
我定一定神，我又微笑，周身仍是沉重冰结，心灵中却来了一缕凉意，是知识来复后的第一个感觉。
天还未明，刚在右臂药力消散之后，我挣扎着探身取了铅笔，将梦中所见的十个字，欹斜的写在一张小纸上，塞在浴衣的袋里。
病到不知西东的时候，冻结的心魂，还有能力飞扬！——光影又只砉然地一闪，“开向人……”之下，竟不知是些什么，无论何时回忆起，都觉得有些惋惜。原也只是许多字形在梦中的观念的再现，而上句“只因天上最高枝”这七个字，连缀得已似乎不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圣卜生疗养院
五
“风浪要来了，这一段水程照例是不平稳的！”
这两句话不知甚时，也不知是从哪一个侍者口中说出来的，一瞬时便在这几百个青年中间传播开了。大家不住地记念着，又报告佳音似的彼此谈说着。在这好奇而活泼的心绪里，与其说是防备着，不如说是希望着吧。
于是大家心里先晕眩了，分外地凝注着海洋。依然的无边闪烁的波涛，似乎渐渐地摇荡起来，定神看时，却又不见得。
我——更有无名的喜悦，暗地里从容地笑着——
晚餐的时候，灯光依旧灿然，广厅上杯光衣影，盈盈笑语之中，忽然看见那些白衣的侍者，托着盘子，欹斜地从许多圆桌中间掠走了过来，海洋是在动荡了！大家暂时地停了刀叉，相顾一笑，眼珠都流动着，好像相告说：“风浪来了！”——这时都觉出了船身左右的摇摆。
我没有言语，又满意地一笑。
餐后回到房里——今夜原有一个谈话会——我徐徐地换着衣服，对镜微讴，看见了自己镜中惊喜的神情，如同准备着去赴海的女神召请去对酌的一个夜宴；又如同磨剑赴敌，对手是一个闻名的健者，而自己却有几分胜利的把握。
预定夜深才下舱来，便将睡前一切都安排好了。
出门一笑，厅中几个女伴斜坐在大沙发上，灯光下娇惰地谈笑着，笑声中已带晕意。
一路上去，遇见许多挟着毡子，笑着下舱来的同伴，笑声中也有些晕意。
我微笑着走上舱面去。琴旁坐着站着还围有许多人，我拉过一张椅子，坐在玲的旁边。她笑得倚到我的肩上说：“风浪来了！”
弹琴的人左右倾欹的双腕仍是弹奏着，唱歌的人，手扶着琴台笑着唱着，忽然身不自主一溜地从琴的这端滑到那端去。
大家都笑了，笑声里似都不想再支持，于是渐渐地四散了。
我转入交际室，谈话会的人都已在里面了，大家团团地坐下。屋里似乎很郁闷。我觉得有些人面色很无主，掩着口蹙然地坐着——大家都觉得在同一的高度中，和室内一切，一齐地反侧欹斜。
似乎都很勉强，许多人的精神，都用到晕眩上了！仿佛中谈起爱海来，华问我为何爱海？如何爱海？——我渐渐地觉得快乐充溢，怡然地笑了。并非喜欢这问题，是喜欢我这时心身上直接自海得来的感觉，我笑说：“爱海是这么一点一分地积渐的爱起来的……”
未及说完，一个同伴，掩着口颠顿地走了出去。
大家又都笑了。笑声中，也似乎说：“我们散了吧！”却又都不好意思走，断断续续地仍旧谈着。我心神已完全地飞越，似乎水宫赴宴的时间，已一分一分地临近；比试的对手，已一步一步地仗着剑向着我走来，——但我还天一句地一句地说着“文艺批评”。
又是一个同伴，掩着口颠顿地走了出去——于是两个、三个……
我知道是我说话的时候了，我笑说：“我们散了吧，别为着我大家拘束着！”一面先站了起来。
大家笑着散开了。出到舱外，灯影下竟无一人，栏外只听得涛声。全船想都睡下了，我一笑走上最高层去。
迎着海风，掠一掠鬓发，模糊摇撼之中，我走到栏旁，放倒一个救生圈，抱膝坐在上面，遥对着高竖的烟囱与桅樯。我看见船尾的栏杆，与暗灰色的天末的水平线，互相重叠起落，高度相去有五六尺。
我凝神听着四面的海潮音。仰望高空，桅尖指处，只一两颗大星露见。——我的心魂由激扬而宁静，由快乐而感到庄严。海的母亲，在洪涛上轻轻地簸动这大摇篮。几百个婴儿之中，我也许是个独醒者……
我想到母亲，我想到父亲，忆起行前父亲曾笑对我说：“这番横渡太平洋，你若晕船，不配做我的女儿！”
我寄父亲的信中，曾说了这几句：“我已受了一回风浪的试探。为着要报告父亲，我在海风中，最高层上，坐到中夜。海已证明了我确是父亲的女儿。”
其实这又何足道？这次的航程，海平如镜，天天是轻风习习，那夜仅是五六尺上下的震荡。侍者口中夸说的风浪，和青年心中希冀惊笑的风浪，比海洋中的实况，大得多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夜，太平洋舟中
六
从来未曾感到的，这三夜来感到了，尤其是今夜！——与其说“感”不如说“刺”——今夜感到的，我恳颤的希望这一生再也不感到！
阴历八月十四夜，晚餐后同一位朋友上楼来，从塔窗中，她忽然赞赏地唤我看月。撩开幔子，我看见一轮明月，高悬在远远的塔尖。地上是水银泻地般的月光。我心上如同着了一鞭，但感觉还散漫模糊，只惘然地也赞美了一句，便回到屋里，放下两重帘子来睡了。
早起一边理发，忽又惘惘地忆起昨夜的印象。我想起“……看月多归思，晓起开笼放白鹇”这两句来。如有白鹇可放，我昨夜一定开笼了，然而她纵有双飞翼，也怎生飞渡这浩浩万里的太平洋？我连替白鹇设想的希望都绝了的时候，我觉得到了最无可奈何的境界！
中秋日，居然晴明，我已是心慑，仪又欢笑地告诉我，今夜定在湖上泛舟，我尤其黯然！但这是沿例，旧同学年年此夜请新同学荡舟赏月，我如何敢言语？
黄昏良来召唤我时，天竟阴了，我一边和她走着，说不出心里的感谢。
我们七人，坐了三只小舟，一篙儿点开，缓缓从桥下穿过，已到湖上。
四顾廓然，湖光满眼。环湖的山黯青着，湖水也翠得很凄然。水底看见黑云浮动，湖岸上的秋叶，一丛丛的红意迎人，几座楼台在远处，旋转地次第入望。
我们荡到湖心，又转入水枝低亚处，错落地谈着，不时地仰望云翳的天空。云彩只严遮着，月意杳然。——“千金也买不了她这一刻的隐藏！”我说不出的心里的感谢。
云影只严遮着，月意杳然，夜色渐渐逼人，湖光渐隐。几片黑云，又横曳过湖东的丛树上，大家都怅惘，说：“无望了！我们回去吧！”
归棹中我看见舟尾的秋。她在桨声里，似吟似叹地说：“月呵！怎么不做美呵！”她很轻巧地又笑了，我也报她一笑。——这是“释然”，她哪儿知道我的心绪？
到岸后，还在堤边留连仰望了片晌。——我想：“真可怜——中秋夜居然逃过了！”人人怅惘的归途中，我有说不尽的心里的感谢。
十六夜便不防备，心中很坦然，似乎忘却了。
不知如何，偶然敲了楼东一个朋友的室门，她正灭了灯在窗前坐着。月光满室！我一惊，要缩回也来不及了，只能听她起身拉着我的手，到窗前来。
没有一点缺憾！月儿圆满光明到十二分。我默然，我咬起唇儿，我几乎要迸出一两句诅咒的话！
假如她知道我这时心中的感伤是到了如何程度，她也必不忍这般地用双臂围住我，逼我站在窗前。我惨默无声，我已拼着鼓勇去领略。正如立近万丈的悬崖，下临无际的酸水的海。与其徘徊着惊悸亡魂，不如索性纵身一跃，死心地去感觉那没顶切肤的辛酸的感觉。
我神摇目夺地凝望着：近如方院，远如天文台，以及周围的高高下下的树，都逼射得看出了红、蓝、黄的颜色。三个绿半球针竿高指的圆顶下，不断的白圆穹门，一圈一圈地在地的月影，如墨线画的一般的清晰。十字道四角的青草，青得四片绿绒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没有这样的分明呵，何况这一切都浸透在这万里迷濛的光影里……
我开始的诅咒了！
乡愁麻痹到全身，我掠着头发，发上掠到了乡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乡愁。是实实在在的躯壳上感着的苦痛，不是灵魂上浮泛流动的悲哀！
我一翻身匆匆地辞了她，回到屋里来。匆匆地用手绢蒙起了桌上嵌着父亲和母亲相片的银框。匆匆地拿起一本很厚的书来，扶着头苦读——茫然地翻了几十页，我实在没有气力再敷衍了，推开书，退到床上，万念俱灰地起了呜咽。
我病了——
那夜的惊和感，如夏空的急电，奔腾闪掣到了最高尖。过后回思，使我怃然叹异，而且不自信！如今反复地感着乡愁的心，已不能再飙起。无数的月夜都过去了，有时竟是整夜地看着，情感方面，却至多也不过“惘然”。
痛定思痛，我觉悟了明月为何千万年来，伤了无数的客心！静夜的无限光明之中，将四围衬映得清晰浮动，使她彻底地知道，一身不是梦，是明明白白的去国客游。一切离愁别恨，都不是淡荡的、犹疑的；是分明的、真切的、急如束湿的。
对于这事，我守了半年的缄默；只在今春与友人通讯之间，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后，我写：“呜呼！赏鉴好文学，领略人生，竟须付若大代价耶？”
至于代价如何，“呜呼”两字之后，藏有若干的伤感，我竟没有提，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曾问起。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夜，闭璧楼
七
我当然喜爱花草！
在国内时，我的屋里虽然不断地供养着香花，而剪叶添水的事，我却不常做。父亲或母亲走了进来，用手指按一按盆土，就啧啧地说：“我看花草供到你的屋里来，就是她们的末日到了！”
假如他二位老人家，说完这话就算了时，我自然不能再懒惰，至少也须敷衍敷衍；然而他们说完之后，提水瓶的提水瓶，拿剪刀的拿剪刀；若供的是水仙花，更是不但花根，连盆连石子都洗了。我乐得笑着站在一旁看。
我绝不是不爱花，也绝不是懒惰。一来我知道我收拾的万不及他们的齐整——我十分相信收拾花卉是一种艺术——二来我每每喜欢得个题目，引得父亲和母亲和我纠缠。但看去国后，我从未忘了替屋里的花添水！我案头的水仙花，在别人和我同时养起的，还未萌茁的时候，就已怒放。一剪一剪繁密的花朵，将花管带得沉沉下垂，我用细绳将她们轻轻地束起。
花未开尽，我已病到医院里去，自此便隔绝了！只在一个朋友的小启中，提了一句：“你的花，我已替你浇水了。”以后再无人提，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但我在病榻上时时想起人去楼空，她自己在室中当然寂静。闭璧楼夜间整齐灿烂的光明中，缺了一点，便是我黑暗的窗户，暗室中再无人看她在光影下的丰神！
入山之后一日，开了朋友们替我收拾了送来的箱子，水仙花的绿盆赫然在内。我知道她在我卧病二十日之中，残落己尽。更无从“托微波以通词”，我怅然——良久！
第三天，得了一个匣子，剪开束绳，白纸外一张片子，写着：
无尽的爱，安娜。
纸内包卷着一束猩红的玫瑰。珍重地插在瓶内，黄昏时浓香袭人。
只过了一夜，我早起进来，看见花朵都低垂了，瓣儿憔悴得黑绒剪成的一般！才惊悟到这屋里太冷，后面瑛的小楼上是有暖炉的，她需要花的慰安，她也配受香花供养，我连忙托人带去赠了她。——听说一夜的工夫，花魂又回转了过来。
此后陆续又得了许多花，玫瑰也有，水仙也有，我都不忍留住。送客走后，便自己捧到瑛的楼里。
想起圣卜生医院室中不断的繁花，我不胜神往。然而到了花我不能两全的时候，我宁可苦了自己。我寂寞清寒地过了六十天，不曾牺牲一个花朵！
二月十六日，又有友人赠我六朵石竹花，三朵红的，三朵白的，间以几枝凤尾草。那天稍暖，送花的友人又站在一旁看我安插，我不好意思就把花送走，插好便放在屋里的玻璃几上。
夜中见着瑛，我说：“又有一瓶花送你了！”她笑着谢了我。
回来欹在枕上，等着出到了廊外之时，忽然看见了几上的几朵石竹花，那三朵白的，倒不觉得怎样，只那三朵红的，红得异样的可怜！
灿然的灯下，红绒般的瓣儿，重叠细碎的光艳照眼，加以花旁几枝凤尾草的细绿的叶围绕着，交辉中竟有殢人的意味。
这时不知是“花”可怜，还是“红”可怜，我心中所起的爱的感觉，很模糊而浓烈……
“我不想再做傻子！周围都是白的，周围都是冷的，看不见一点红艳与生意，这般地过了六十天，何自苦如此？”
我决定留下她！
第二天早起，瑛问我：“花呢？”我笑而不答。
今日风雪。我拥毡坐在廊上，回头看见这几朵花，在门窗洞开的室中，玻璃几上，迎着朔风瑟瑟而动，我不语。
进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又到廊上。翻开书页，觉得连纸张都是冰冻的。我抬起头来望着那几朵寒颤的花——我又不语。
晚上，这几朵已憔悴损伤，瓣边已焦黄了！悼惜已来不及，我已牺牲了她。
偶然拿起笔来，不知是吊慰她，还是为自己文过，写了几行：
……
……
几曾愿挥麾开去？
雪冷风寒——
不忍挽柔弱的花枝，
来陪我禁受。
顾惜了她们
逼得我忘怀自己。
真是何苦来？
石竹花！
无情的朋友，又打发了
秾艳的你们
来依傍冷幽的我！
拼却瓶碎花凝，
也做一回残忍的事吧！
山中两月，
彻骨的清寒，
不能再……
到此意尽，笔儿自然地放下，只扶头看着残花出神。
以后也曾重写了三五次，只是整凑不起来。花已死去，过也不必文，至今那张稿纸，还随便地夹在一本书里。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沙穰
八
是除夜的酒后，在父亲的书室里。父亲看书，我也坐近书几，已是久久的沉默——
我站起，双手支颐，半倚在几上，我唤：“爹爹！”父亲抬起头来。“我想看守灯塔去。”
父亲笑了一笑，说：“也好，整年整月地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说完仍看他的书。
我又说：“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亲放下书说：“真的便怎样？”
这时我反无从说起了！我耸一耸肩，我说：“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
父亲点头说：“这个自然！”他往后靠着椅背，是预备长谈的姿势。这时我们都感着兴味了。
我仍旧站着，我说：“只要是一样地为人群服务，不是独善其身；我们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们也不必‘避世’！”
父亲笑着点头。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为之身，受十方供养？”
父亲只笑着。
我勇敢地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地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除却海上的飞鸥片帆，天上的云涌风起，不能有新的接触。除了骀荡的海风和岛上崖旁转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我抛却‘乐群’，只知‘敬业’……”
父亲说：“和人群大陆隔绝，是怎样的一种牺牲，这情绪，我们航海人真是透彻中边的了！”言次，他微叹。
我连忙说：“否，这在我并不是牺牲！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几多好男子，轻侮别离，弄潮破浪，狎习了海上的腥风，驱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在狂飙浓雾，海水山立之顷，他们却蹙眉低首，捧盘屏息，凝注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一点是警觉、是慰安、是导引，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
父亲沉静的眼光中，似乎忽忽地起了回忆。
“晴明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风雨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
“三五日一来的小艇上，我不断地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书函：似暂离又似永别的景况，使我们永驻在‘的的如水’的情谊之中。我可读一切的新书籍，我可写作，在文化上，我并不曾与世界隔绝。”
父亲笑说：“灯塔生活，固然极其超脱，而你的幻象，也未免过于美丽。倘若病起来，海水拍天之间，你可怎么办？”
我也笑道：“这个容易——一时虑不到这些！”
父亲道：“病只关你一身，误了燃灯，却是关于众生的光明……”
我连忙说：“所以我说这生活是伟大的！”
父亲看我一笑，笑我词支，说：“我知道你会登梯燃灯；但倘若有大风浓雾，触石沉舟的事，你须鸣枪，你须放艇……”
我郑重地说：“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爱的。为着自己，为着众生，我都愿学！”
父亲无言，久久，笑道：“你若是男儿，是我的好儿子！”
我走近一步，说：“假如我要得这种位置，东南沿海一带，爹爹总可为力？”
父亲看着我说：“或者……但你为何说得这般的郑重？”
我肃然道：“我处心积虑已经三年了！”
父亲敛容，沉思地抚着书角，半天，说：“我无有不赞成，我无有不为力。为着去国离家，吸受海上腥风的航海者，我忍心舍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岛山上点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条件，灯台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强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沉默——
父亲站起来，慰安我似的：“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得很！”
我不言语。坐了一会儿，便掀开帘子出去。
弟弟们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抛掷，欢呼声中，偶然有一两支掷到我身上来，我只笑避——实在没有同他们追逐的心绪。
回到卧室，黑沉沉地歪在床上。除夕的梦纵使不灵验，万一能梦见，也是慰情聊胜无。我一念至诚的要入梦，幻想中画出环境，暗灰色的波涛，岿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连个梦都不能做！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后，禁绝思虑，又十年不见灯塔，我心不乱。
这半个月来，海上瞥见了六七次，过眼时只悄然微叹。失望的心情，不愿它再兴起。而今夜浓雾中的独立，我竟极奋迅地起了悲哀！
丝雨濛濛里，我走上最高层，倚着船栏，忽然见天幕下，四塞的雾点之中，夹岸两嶂淡墨画成似的岛山上，各有一点星光闪烁——
船身微微地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地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策策而动！
有多少无情有恨之泪，趁今夜都向这两点星光挥洒！凭吟啸的海风，带这两年前已死的密愿，直到塔前的光下——
从兹了结！拈得起，放得下，愿不再为灯塔动心，也永不作灯塔的梦，无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无悲哀！
愿上帝祝福这两个塔中的燃灯者！——愿上帝祝福有海水处，无数塔中的燃灯者！愿海水向他长绿，愿海山向他长青！愿他们知道自己是这一隅岛国上无冠的帝王，只对他们，我愿致无上的颂扬与羡慕！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平洋舟中
九
只这般昏昏的，匆匆地别去，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白担了这许多日子的心了！
头一天午时，我就没有上桌吃饭，弟弟们唤我，我躺在床上装睡。听见母亲在外间说：“罢了，不要惹她。”
伤了一会子的心——下午弟弟们的几个小朋友来了，玩得闹哄哄的。大家环着院子里一个大莲花缸跑，彼此泼水为戏，连我也弄湿了衣襟。母亲半天不在家，到西院舅母那边去了，却吩咐厨房里替我煮了一碗面。
黄昏时又静了下来，我开了琴旁的灯弹琴，好几年不学琴了，指法都错乱，我只心不在焉地反复地按着。最后不知何时已停了弹，只倚在琴台上，看起琴谱来。
父亲走到琴边，说：“今晚请你的几个朋友来谈谈也好，就请她们来晚餐。”我答应着，想了一想，许多朋友假期中都走了，星虽远些，还在西城。我就走到电话匣旁，摘下耳机来，找到她，请她多带几个弟妹，今夜是越人多越好。她说晚了，如来不及，不必等着晚餐也罢。那时已入夜，平常是星从我家归去的时候了。
舅母走过来，潜也从家里来了。我们都很欢喜，今夜最怕是只有家人相对！潜说着海舟上的故事和留学生的笑话，我们听得很热闹。
厨丁在两个院子之间，不住地走来走去，又自言自语地说：“九点了！”我从帘子里听见，便笑对母亲说：“叫他们开饭吧，厨师父在院子里急得转磨呢！——星一时未必来得了。”母亲说：“你既请了她，何妨再等一会儿？”和我说着，眼却看着父亲。父亲说：“开来也好，就请舅母和潜在这里吃吧。我们家里按时惯了，偶然一两次晚些，就这样的鸡犬不宁！”
我知道父亲和母亲只怕的是我今夜又不吃饭，如今有舅母和潜在这里，和星来一样，于是大家都说好——纷纭语笑之中，我好好吃了一顿晚饭。
饭后好一会儿，星才来到，还同着宪和宜，我同楫迎了出去，就进入客室。
话别最好在行前八九天，临时是“话”不出来的。不是轻重颠倒，就是无话可说。所以我们只是东拉西扯，比平时的更淡漠、更无头绪，我一句也记不得了。
只记得一句，还不是我们说的。
我和星、宜在内间，楫陪着宪在外间，只隔着一层窗纱，小孩子谈得更热闹。
星忽然摇手，听了一会儿，笑对我说：“你听你小弟弟和宪说的是什吗？”我问：“是什吗？”她笑道：“他说，‘我姊姊走了，我们家里，如同丢了一颗明珠一般！’”她说着又笑了，宜也笑了，我不觉脸红起来。
——我们姊弟平日互相封赠的徽号多极了！什么剑客、诗人、哲学家、女神等等，彼此混谥着。哪里是好意？三分亲爱，七分嘲笑，有时竟等于怨谤，一点经纬都没有的！比如说父亲或母亲偶然吩咐传递一件东西，我们争着答应，自然有一个捷足先得，偶然得了夸奖，其余三个怎肯甘休？便大家站在远处，点头赞叹地说：“孝子！真孝顺！‘二十四孝’加上你，二十五孝了！”结果又引起一番争论。
这些事只好在家里通行，而童子无知，每每在大庭广众之间，也弄假成真地说着，总使我不好意思——
我也只好一笑，遮掩开去。
舅母和潜都走了，我们便移到中堂来。时己夜午，我觉得心中烦热，竟剖开了一个大西瓜。
弟弟们零零落落地都进去了，再也不出来。宪没有人陪，也有了倦意。星说：“走吧，远得很呢，明天车站上送你！”说着有些凄然。——岂知明天车站上并没有送着，反是半个月后送到海舟上来，这已是我大梦中的事了！
送走了她们，走入中间，弟弟们都睡了。进入内室，只父亲一人在灯下，我问妈妈呢，父亲说睡下了。然而我听见母亲在床上转侧，又轻轻地咳嗽，我知道她不愿意和我说话，也就不去揭帐。
默然片晌，——父亲先说些闲话，以后慢慢地说：“我十七岁离家的时候，祖父嘱咐我说：‘出外只守着三个字：勤，慎，……’”
没有说完，我低头按着胸口——父亲皱眉看着我，问：“怎么了？”我说：“没有什么，有一点心痛……”
父亲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说：“不早了，你睡去吧，已是一点钟了。”
回到屋里，抚着枕头也起了恋恋，然而一夜睡得很好。
早饭是独自吃的，告诉过母亲到佟府和女青年会几个朋友那里辞行，便出门去了。又似匆匆，又似挨延的，近午才回来。
入门已觉得凄切！在院子里，弟弟们拦住我，替我摄了几张快影。照完我径入己室，扶着书架，泪如雨下。
舅母抱着小因来了，说：“小因来请姑姑了，到我们那边吃饺子去！”我连忙强笑着出来，接过小因，偎着她。就她的肩上，印我的泪眼——便跟着舅母过来。
也没有吃得好：我心中的酸辛，千万倍于蘸饺子的姜醋，父亲踱了过来，一面逗小因说笑，却注意我吃了多少，我更支持不住，泪落在碗里，便放下筷子。舅母和嫂嫂含着泪只管让着，我不顾地站了起来……
回家去，中堂里正撤着午餐。母亲坐在中间屋里，看见我，眼泪便滚了下来。我那时方寸已乱！一会儿恐怕有人来送我，与其左右是禁制不住，有在人前哭的，不如现在哭。我叫了一声“妈妈”，挨坐了下去。我们冰凉颤动的手，紧紧地互握着臂腕，呜咽不成声！——半年来的自欺自慰，相欺相慰，无数的忍泪吞声，都积攒了来，有今日恣情的一恸！
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来劝，恐怕是要劝的人也禁制不住了！
我释了手，卧在床上，泪已流尽，闭目躺了半晌，心中倒觉得廓然。外面人报潜来了，母亲便走了出去。小朋友们也陆续地来了，我起来洗了脸，也出去和他们从容地谈起话来。
外面门环响，说：“马车来了。”小朋友们都手忙脚乱地先推出自行车去，潜拿着帽子，站在堂门边。
我竟微笑了！我说：“走了！”向空中发言似的，这语声又似是从空中来，入耳使我惊慑。我不看着任何一个人，便掀开帘子出去。
极迅疾的！我只一转身，看见涵站在窗前，只在我这一转身之顷，他极酸恻地瞥了我一眼，便回过头去！可怜的孩子！他从昨日起未曾和我说话，他今天连出大门来送我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瞥眼中，有送行，有抱歉，有慰藉，有无限的别话，我都领会了！别离造成了今日异样懂事的一个他！今天还是他的生日呢，无情的姊姊连寿面都不吃，就走了！……
走到门外，只觉得车前人山人海，似乎家中大小上下都出来了。我却不曾看见母亲。不知是我不敢看她，或是她隐在人后，或是她没有出来。我看见舅母、嫂嫂，都含着泪。连站在后面的白和张，说了一声“一路平安”声音都哽咽着，眼圈儿也红了。
坐车、骑车的小孩子，都启行了。我带着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上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马一扬鬣，车轮已经转动。只几个转动，街角的墙影，便将我亲爱的人们和我的，相互的视线隔断了……
我又微笑着向后一倚。自此入梦！此后的都是梦境了！
只这般昏昏地匆匆地一别，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白担了这许多日子的心了！
然而只这昏昏地匆匆地一别，便把我别到如云的梦中来！九个月来悬在云雾里，眼前飞掠的只是梦幻泡影，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很异样，很麻木，很飘浮。我挣扎把握，也撮不到一点真实！
这种感觉不是全然于我无益的，九个月来，不免有时遇到支持不住的事，到了悲哀宛转，无可奈何的时节，我就茫然四顾地说：“不管它吧，这一切原都在梦中呢！”
就是此刻的突起的乡愁，也这样迷迷糊糊地让它过去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北京
十
只是这般昏昏地匆匆地一别，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然而前天我追写的时候，我的眼泪流得比笔尖移动得还快！亭中寂寂，浓密的松枝外，好鸟时鸣，嫣红姹紫开遍；而我除了膝上的纸笔和一方湿透的纱巾外，看不见别的！
我写时不须思索，没有着力，而回忆如大河泛决，奔越四流。我恨不能百管齐下，同时描述了每一段时间，每一个人，每一端思念！
我写时因呜咽而中断了好几次，归结只写了顾一失百的那一篇，而那一篇中的每一小段都是无尽，每一小段都能演绎到千万言！
文艺既凭借着主观的欣赏，我写时如雨的眼泪，未必能普遍地感动了世间一切有情。但因着字字真切的本地风光，在那篇中提名的人，绝不能不起一番真切的回忆，而终于坠泪，第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我远道寄回这几篇去，我不能伴她同读，引动她的伤感后，不能有即时笑语的慰藉，我诚何心？
然而不须感伤，我至爱的母亲！我灵魂是躯壳的主宰，别离之前，虽不知离愁深刻到如斯，而未尝不知别离之苦。我要推却别离，没有别离敢来挽我。为着人生，我曾自愿不住地挥着别泪，作此“弱游”！
别的都不说，只这昏昏地匆匆地一别，先在世上绝对地承认了一个“我”的存在，为幸已多！
乡愁每深一分，“我”的存在就证实了一分，——何以故？因我确有个感受痛苦的心灵与躯壳故！
既承认了“我”，就不能不承认宇宙中无量数的“他”，更不能不承认包罗一切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一切。
我既绝对承认了生命，我便愿低头去领略。我便愿遍尝了人生中之各趣，人生中之各趣我便愿遍尝！——我甘心乐意以别的泪与病的血为贽，推开了生命的宫门。
我曾说：
“别离碎我为微尘，和爱和愁，病又把我团捏起来，还敷上一层智慧。等到病叉手退立，仔细端详，放心走去之后，我已另是一个人！
“她已渐远渐杳，我虽没有留她的意想，望着她的背影，却也觉得有些凄恋。我起来试走，我的躯体轻健；我举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长着萋萋的芳草，我要从此走上远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谢病与别离。二十余年来，我第一次认识了生命。”
所以，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凭着血与泪，我已推开了生命神秘的宫门。因着巨大的代价，我从此要领受人生，享乐人生。
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悲哀只是一霎时，我的青春活泼的心，绝不做悲哀的留滞。日来渐惯了单寒羁旅，离愁已浅，病缘已断；只往事忽忽追忆，难得当日哀乐纵横，贻我以抒写时的洒落与回味！
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往事的追写，绝不会摧耗了我的精神，有把笔的可能，总未到悲哀的极致。母亲寄我的信中曾有：
“除夕我因你不在，十分难过，就想写信，提起笔来，心中一阵难受，又放下了笔，不能再写……”可知到了悲极，绝无能力把笔！我只洒洒落落写来，写完心释。投笔之后，就让它从此成为“往事”，不予以多一刻的留连！
往事愿都撇在一边！——现在我收了纸笔，要在斜阳中下了山亭。春光真明媚！芊芊无际的山坡上，开了万树不知名的黄的、白的、红的、紫的花，内中我只认得樱花已开，丁香已含苞，杨柳的嫩黄与松枝的深绿，衬以知更雀的红胸，真是异样的鲜明！此行循着紫罗兰路，也许采些野花归去。
愿上帝祝福母亲！
愿上帝祝福母亲！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九日，青山
[附注]
每篇末的日月，是那段“往事”发生的时期与地点和写作的时地，是不相干的——作者原注。
（原载《小说月报》1924年年第15卷第7号）
漫谈过年
我这一辈子，经过几个朝代，也已经过了八十几个“年”了！时代在前进，这过年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和进步。
从我四五岁记事起到十一岁（那是在前清时代）过的是小家庭生活。那时，我父亲是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的校长，每逢年假，都有好几个堂哥哥、表哥哥回家来住。父亲就给他们买些乐器：锣、鼓、二胡、洞箫之类，让他们演奏，也买些鞭炮烟火。我不会演奏，也怕放炮，只捡几根“滴滴金”来放。那是一个小纸捻，里面卷一点火药，拿在手里抡起来，就放出一点点四散的金星。既没有大声音，又很好看。
那时代的风俗，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禁止屠宰的。因此，母亲在过年前，就买些肘子、猪蹄、鸡、鸭之类煮好，用酱油、红糟和许多佐料，腌起来塞在大坛子里，还磨好多糯米水粉，做红白年糕。这些十分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一直吃到元宵节！
除夕夜，我们点起蜡烛烧起香，办一桌很丰盛的酒菜来供祖宗，我们依次磕了头，这两次的供菜撤下来，就是我们的年夜饭了。
初一，我们一早就穿起新衣，对父母亲和长辈磕头拜年，也拿到了包着红纸的压岁钱，里面是锃亮的一块墨西哥“站人”银元！
既不会演奏，又不敢放炮的我，这一天最关心的就是附近几个村落“耍花会”的到来了。这些“花会”都是村里人办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锔大缸”的，扮女人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擦粉描眉，很标致的！锣鼓前导，后面跟着许多小孩子，闹闹嚷嚷的。到了我家门口，自然会围上一大圈人，他们就停下来演唱，唱词很滑稽，四围笑声不断。这时，我们赶紧拿出烟酒点心，来慰劳他们，这一个花会走了，那一个花会又来了。最先来的总是金钩寨的花会。
到了一九一一年，我们回到福建福州去（那时已是中华民国时代了）和祖父、伯叔父母同住在一起。大家庭里的过年是十分热闹的。从祭灶那天起，大家就都忙乎起来。最先是叠“元宝”，那是用金银纸箔，叠成元宝的样子，然后用绳子穿成一串一串的，准备在供神供祖的时候烧；然后就忙扫房，用很长的掸子将屋角的蛛网和尘土，都扫除干净，又擦亮一切铜器，如蜡台、香炉，以及柜子箱子上的铜锁等。大门上贴上新的鲜红的春联。祖父还用红纸在书桌旁边贴上“元旦开笔，新春大吉”等等的吉利话。这些当然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只准备穿新衣服、放花炮、拜年，拿压岁钱。因为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多，祖父的红纸包里，只是一两角的新银币，但因为长辈也多，加上各人外婆家给的压岁钱，我们每人几乎都得到好几块！
新年过后，元宵节又是一个高潮。我们老家在福州市南后街，那条街从来就是灯市。灯节之前，就已是“花市灯如昼”了，灯月交辉，街上的人流彻夜不绝。福州的风俗，元宵节小孩子玩的灯，都是外婆家送的。福州方言，“灯”与“丁”同音。“添丁”是句吉利话，因此，外婆家送给我们姐弟四人的是五盏灯！我的弟弟们比我小得多，他们还不大会玩，我这时就占了便宜，我墙上挂的是“三英战吕布”的走马灯，一手提着一盏眼睛能动的金鱼灯，一手拉着会在地上走的兔儿灯，觉得自己神气得很。但最好玩的还是跟着哥哥姐姐们到大门口去看灯。有许多亲友到我家街上来看灯的，我们都高兴地点起用篾片编成的火把，把他们送走。
一九一三年，我们到了北京，又过起小家庭生活，过年供祖宗也不烧元宝了。给父母和长辈拜年也只鞠躬，不好意思拿压岁钱了。家里没有了大孩子，没有人敲锣打鼓。弟弟们只会放些小炮仗，过年就显得冷清多了。
家庭里过年不热闹，而集体的节日庆祝，却一年一年地扩大了，机关和学校里都有新年团拜，大门口还张灯结彩，也有种种文娱节目。如今呢，过年庆祝活动，更是以集体为中心，真是普天同庆！以近两年来的“地坛文化迎春庙会”为例，会上什么都有，参加的人既饱了眼福、耳福，又饱了口福。去年到过迎春庙会的朋友，回来都十分兴奋，我虽然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但从报纸上的消息里，我已经想象到了那欢腾热闹的盛况，精神上已经参加进去了。
（原载1986年2月9日《工人日报》）
童年杂忆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繁星》
一九八○年的后半年，几乎全在医院中度过，静独时居多。这时，身体休息，思想反而繁忙，回忆的潮水，一层一层地卷来，又一层一层地退去，在退去的时候，平坦而光滑的沙滩上，就留下了许多海藻和贝壳和海潮的痕迹！
这些痕迹里，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我的母亲、父亲、祖父、舅舅、老师以及我周围的人都帮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长。二十岁以后的我，不能说是没有经过风吹雨打，但是我比较是没有受过感情上摧残的人，我就能够禁受身外的一切。有了健康的感情，使我相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在螺旋形上升的路上，是峰回路转的，但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断，来克制外来的侵袭。
八十年里我过着和三代人相处（虽然不是同居）的生活，感谢天，我们的健康空气，并没有被污染。我希望这爱和健康的气息，不但在我们一家中间，还在每一个家庭中延续下去。
话说远了，收回来吧。
读 书
我常想，假如我不识得字，这病中一百八十天的光阴，如何消磨得下去？
感谢我的母亲，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把文字这把钥匙，勉强地塞在我手里。到了我七岁的时候，独游无伴的环境，迫着我带着这把钥匙，打开了书库的大门。
门内是多么使我眼花缭乱的画面呵！我一跨进这个门槛，我就出不来了！
我的文字工具，并不锐利，而我所看到的书，又多半是很难攻破的。但即使我读到的对我是些不熟悉的东西，而“熟能生巧”，一个字形的反复呈现，这个字的意义，也会让我猜到一半。
我记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这里我只谈《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真是一本好书，每一段故事，多的几千字，少的只有几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每个“人”都从字上站起来了！看得我有时欢笑，有时流泪，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不幸的《聊斋志异》，有一次因为我在澡房里偷看，把洗澡水都凉透了，她气得把书抢过去，撕去了一角，从此后我就反复看着这残缺不完的故事，直到十几年后我自己买到一部新书时，才把故事的情节拼全了。
此后无论是什么书，我得到就翻开看。即或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张纸，哪怕是一张极小的纸，只要上面有字，我就都要看看。我记得当我八岁或九岁的时候，我要求我的老师教我作诗。他说作诗要先学对对子，我说我要试试看。他笑着给我写了三个字，是“鸡唱晓”，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对上个“鸟鸣春”，他大为喜悦诧异，以为我自己已经看过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其实“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这四句话，我是在一张香烟画的后面看到的！
再大一点，我又看了两部“传奇”，如《再生缘》、《天雨花》等，都是女作家写的，七字一句的有韵的故事，中间也夹些说白，书中的主要角色，又都是很有才干的女孩子。如《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天雨花》中的左仪贞。故事都很曲折，最后还是大团圆。以后我还看了一些类似的书，如《凤双飞》，看过就没有印象了。
与此同时，我还看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也就是《大卫·考伯菲尔》，我很喜欢这本书！译者林琴南老先生，也说他译书的时候，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动，而“笑啼间作”。我记得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的时候，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那里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我自己是幸福的！有时被母亲看见了，就说：“你这孩子真奇怪，有书看，有东西吃，你还哭！”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
我的另一个名字
我的另一个名字，是和我该爱而不能爱的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我的姑母。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姑母，只从父亲口里听到关于她的一切。她是父亲的姐姐，父亲四岁丧母，一切全由姐姐照料。我记得父亲说过姑母出嫁的那一天，父亲在地上打着滚哭，看来她似乎比我的父亲大得多。
姑母嫁给冯家，我在一九一一年回福州去的时候，曾跟我的父亲到三官堂冯家去看我的姑夫。姑姑生了三男二女，我的二表姐，乳名叫“阿三”的，长得非常的美。坐在镜前梳头，发长委地，一张笑脸红扑扑的！父亲替她做媒，同一位姓陈的海军青年军官——也是父亲的学生——结了婚，她回娘家的时候，就来看我们。我们一大家的孩子都围着她看，舍不得走开。
冯家也是一个大家庭，我记得他们堂兄弟姐妹很多，个个都会吹弹歌唱，墙上挂的都是些箫、笙、月琴、琵琶之类。父亲常说他们家可以成立一个民乐团！
我生下来多病。姑母很爱我的父母，因此也极爱我。据说她出了许多求神许愿的主意，比如说让我拜在吕洞宾名下，作为寄女，并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个名字，叫“珠瑛”，我们还买了一条牛，在吕祖庙放生——其实也就是为道士耕田！每年在我生日那一天，还请道士到家来念经，叫做“过关”。这“关”一直要过到我十六岁，都是在我老家福州过的，我只有在回福州那个时期才得“恭逢其盛”！一个或两个道士一早就来，在厅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坛，围上红缎“桌裙”，点蜡、烧香、念经、上供，一直闹到下午。然后立起一面纸糊的城门似的“关”，让我拉着我们这一大家的孩子，从“关门”里走过，道士××口里就唱着“××关过啦”“××关过啦”，我们哄笑着穿走了好几次，然后把这纸门烧了，道士也就领了酒饭钱，收拾起道具，回去了。
吕祖庙在福州城内乌石山上——福州是山的城市，城内有三座山，乌石山、越王山（屏山）、于山。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欧洲七山之城的罗马的时候，就想到福州！
吕祖庙是什么样子，我已忘得干干净净，但是乌石山上有两大块很光滑的大石头，突兀地倚立在山上，十分奇特。福州人管这两块大石头叫“桃瓣李片”，说出来就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这两块石头给我的印象很深。
和我的这个名字（珠瑛）有联系的东西，我想起了许多，都是些迷信的事，像把我寄在吕祖名下和“过关”等等，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的，只因不忍过拂我姑母的意见，反正这一切都在老家进行，并不麻烦他们自己，也就算了，“珠瑛”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用过，家里人也从不这样称呼我。
在我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一时兴起，曾想以此为笔名，后来终竟因为不喜欢这迷信的联想，又觉得“珠瑛”这两字太女孩子气了，就没有用它。
这名字给了我八十年了，我若是不想起、提起，时至今日就没有人知道了。
父亲的“野”孩子
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男装，连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唇后面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为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瘸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是白的老马，一匹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的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
烟台是我们的
夏天的黄昏，父亲下了班就带我到山下海边散步，他不换便服，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底金线的肩章取了下来，这样，免得走在路上的学生们老远看见了就向他立正行礼。
我们最后就在沙滩上面海坐下，夕阳在我们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红霞满天。对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浓云，那是芝罘岛。岛上的灯塔，已经一会儿一闪地发出强光。
有一天，父亲只管抱膝沉默地坐着，半天没有言语。我就挨过去用头顶着他的手臂，说：“爹，你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吗？烟台海边就是美，不是吗？”这些都是父亲平时常说的话，我想以此来引出他的谈锋。
父亲却摇头慨叹地说：“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就是了。”
我瞪着眼等他说下去。
他用手拂弄着身旁的沙子，接着说：“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好很美的……”
我说：“爹，你哪时也带我去看一看。”父亲捡起一块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面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
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愤激到这个样子。他似乎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个平等的对象，在这海天辽阔、四顾无人的地方，倾吐出他心里郁积的话。
他说：“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海边偏僻的山窝里？我们是被挤到这里来的呵。这里僻静，海滩好，学生们可以练习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现在大家争的是海上霸权呵！”
从这里他又谈到他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他是在威远战舰上的枪炮副。开战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把肠子都打溅在烟囱上！炮火停歇以后，父亲把在烟囱上烤焦的肠子撕下来，放进这位战友的遗体的腔子里。
“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样，永远挂在我的眼前，这仇不报是不行的！我们受着外来强敌的欺凌，死的人，赔的款，割的地还少吗？
“这以后，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我觉得到哪里我都抬不起头来！你不到外国，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她越亲。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呵！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上头腐败得……”
他忽然停住了，注视着我，仿佛要在他眼里把我缩小了似的。他站起身来，拉起我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一般父亲带我出去，活动的时候多，像那天这么长的谈话，还是第一次！在这长长的谈话中，我记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烟台是我们的”这一句。
许多年以后，除了威海卫之外，青岛、大连、我都去过。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的港口，我也到过，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并没有觉得抬不起头来。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的！
但是，“烟台是我们的”，这“我们”二字，除了十亿我们的人民之外，还特别包括我和我的父亲！
一九八一年四月
（原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祖父和灯火管制
一九一一年秋，我们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老家去。在还乡的路上，母亲和父亲一再地嘱咐我：“回到福州住在大家庭里，不能再像野孩子似的了，一切都要小心。对长辈们不能没大没小的。祖父是一家之主，尤其要尊敬……”
到了福州，在大家庭里住了下来，我觉得我在归途中的担心是多余的。祖父、伯父母、叔父母和堂姐妹兄弟，都没有把我当做野孩子，大家也都很亲昵平等，并没有什么“规矩”。我还觉得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几个小家庭的很松散的组合。每个小家庭都是各住各的，各吃各的，各自有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比如说，我们就各自有自己的“外婆家”！
就在这一年，也许是第二年吧，福州有了电灯公司。我们这所大房子里也安上电灯。这在福州也是一件新鲜事，我们这班孩子跟着安装的工人们满房子跑，非常地兴奋欢喜！我记得这电灯是从房顶上吊下来的，每间屋子都有一盏。厅堂上和客室里的是五十支光，卧房里的光小一些，厨房里的就更小了。我们这所大房子里至少也有五六十盏灯，第一夜亮起来时，真是灯火辉煌，我们孩子们都拍手欢呼！
但是总电门是安在祖父的屋里的。祖父起得很早也睡得很早，每晚九点钟就上床了。他上床之前，就把电闸关上，于是整个大家庭就是黑沉沉的一片！
我们刚回老家，父母亲和他们的兄弟妯娌都有许多别情要叙，我们一班弟兄姐妹，也在一起玩得正起劲，都很少在晚九点以前睡的。为了防备这骤然的黑暗，于是每晚在九点以前，每个小家庭都在一两间屋里，点上一盏捻得很暗的煤油灯。一到九点，电灯一下子都灭了，这几盏煤油灯便都捻亮了，大家相视而笑，又都在灯下谈笑玩耍。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整体，而祖父是一家之主！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原载《福建文学》1982年第10期）
我的父母之乡
清晓的江头，
白雾茫茫；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繁星》一五六
福建福州永远是我的故乡，虽然我不在那里生长，但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到今日为止，我这一生中只回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是在冬季。从严冷枯黄的北方归来，看到展现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红花绿叶，使我惊讶而欢喜！我觉得我的生命的风帆，已从蔚蓝的海，驶进了碧绿的江。这天我们在闽江口从大船下到小船，驶到大桥头，来接我们的伯父堂兄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他们用乡音和我的父母热烈地交谈。
我的五岁的大弟弟悄悄地用山东话问我说：“他们怎么都会说福州话？”因为从来在我们姐弟心里，福州话是最难懂难说的！
这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就过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元宵、端午、中秋……岁时节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丰富而有趣。特别是灯节，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后街，那里是灯市的街，元宵前后，“花市灯如昼”，灯影下人流潮涌，那光明绚丽的情景就说不尽了。
第二次回去，是在一九五六年，也是在冬季。那时还没有鹰厦铁路，我们人大代表团是从江西坐汽车进去的。一路上红土公路，道滑如拭，我还没有看见过土铺的公路，维修得这样平整的！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还到了漳州、泉州、厦门、鼓浪屿……那是祖国的南疆了。在厦门前线，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了金门岛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
回忆中的情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描写了。总之，我很喜欢我的父母之乡。那边是南国风光，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见底！院里四季都有花开。水果是从枇杷、荔枝、龙眼，一直吃到福桔！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呢？
我在故乡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迹、侨乡，到处可见，福建华侨，遍于天下。我所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都见到辛苦创业的福建侨民，握手之余，情溢言表。在他们家里、店里，吃着福州菜，喝着茉莉花茶，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我的父母之乡是可爱的。有人从故乡来，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过，我都向他们问起福建的近况。他们说：福建比起二十多年前，进步得不可辨认了。最近呢，农业科学化了，又在植树造林，山岭田地更加郁郁葱葱了。他们都动员我回去看看，我何尝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愿和故乡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侨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质文明方面，把故乡建设得更美好！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原载《福建画报》1983年第1期）
我的故乡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銮恩（子修）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原原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儿，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账、要账。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儿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待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地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
海阔天高气象
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花花相对叶相当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副对联，是：
有子才如不羁马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军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作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
×××××××，
此身何事学牵牛，
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海战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
筵已散，堂中寂寞恐难堪，
若要重欢，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吧——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松多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
（原载《福建文艺》1979年第4、5期合刊）
我的母亲
谈到女人，第一个涌上我的心头的，就是我的母亲，因在我的生命中，她是第一个对我失望的女人。
在我以前，我有两个哥哥，都是生下几天就夭折的，算命的对她说：“太太，你的命里是要先开花后结果的，最好能先生下一个姑娘，庇护以后的少爷。”因此，在她怀我的时候，她总希望是一个女儿。她喜欢头生的是一个姑娘，会帮妈妈看顾弟妹、温柔、体贴、分担忧愁。不料生下我来，又是一个儿子。在合家欢腾之中，母亲只是默然地躺在床上。祖父同我的姑母说：“三嫂真怪，生个儿子还不高兴！”
母亲究竟是母亲，她仍然是不折不扣地爱我，只是常常念道：“你是儿子兼女儿的，你应当有女儿的好处才行。”我生后三天，祖父拿着我的八字去算命。算命的还一口咬定这是女孩的命，叹息着说：“可惜是个女孩子，否则准做翰林。”母亲也常常拿我取笑说：“如今你是一个男子，就应当真做个翰林了。”幸而我是生在科举久废的新时代，否则，以我的才具而论，哪有三元及第荣宗耀祖的把握呢？
在我底下，一连串地又来了三个弟弟，这使母亲更加失望。然而这三个弟弟倒是个个留住了。当她抱怨那个算命的不灵的时候，我们总笑着说，我们是“无花果”，不必开花而即累累结实的。
母亲对于我的第二个失望，就是我总不想娶亲。直至去世时为止，她总认为我的一切，都能使她满意，所差的就是我竟没有替她娶回一位，有德有才而又有貌的媳妇。其实，关于这点，我更比她着急，只是时运不济，没有法子。在此情形之下，我只有竭力鼓励我的弟弟们先我而娶，替他们介绍“朋友”，造就机会。结果，我的二弟，在二十一岁大学刚毕业时就结了婚。母亲跟前，居然有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媳妇，不久又看见了一个孙女的诞生，于是她才相当满足地离开了人世。
如今我的三个弟弟都已结过婚了，他们的小家庭生活，似乎都很快乐。我的三个弟妇，对于我这老兄，也都极其关切与恭敬。只有我的二弟妇常常笑着同我说：“大哥，我们做了你的替死鬼，你看在这兵荒马乱米珠薪桂的年头，我们这五个女孩子怎么办？你要代替我们养一两个才行。”她怜惜地抚摩着那些黑如鸦羽的小头。她哪里舍得给我养呢！那五个女孩子围在我的膝头，一齐抬首的时候，明艳得如同一束朝露下的红玫瑰花。
母亲死去整整十年了。去年父亲又已逝世。我在各地漂泊，依然是个孤身汉子。弟弟们的家，就是我的家，那里有欢笑，有温情，有人照应我的起居饮食，有人给我缝衣服补袜子。我出去的时候，回来总在店里买些糖果，因为我知道在那栏杆上，有几个小头伸着望我。去年我刚到重庆，就犯了那不可避免的伤风，头痛得七八天睁不开眼，把一切都忘了。一天早晨，航空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包裹，是几个小孩子寄来的，其中的小包裹是从各地方送到，在香港集中的。上面有一个卡片，写着：“大伯伯，好些日子不见信了，圣诞节你也许忘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忘了你！”我的头痛立刻好了，漆黑的床前，似乎竖起了一棵烛光辉煌的圣诞树！
回来再说我的母亲吧。自然，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地接受现代的一切。她热烈地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她希望我早点娶亲，目的就在愿意看见我把自己的身心，早点安置在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里面。然而，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
我们的家，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父亲喜欢栽花养狗；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息。学伴们到了我们家里，自然而然地就会低下声来说话。然而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外院里总有秋千、杠子等等设备。我们学武术、学音乐（除了我以外，弟弟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接待父亲和我们的朋友。朋友们来了，玩得好，吃得好，总是欢喜满足地回去。却也有人带着眼泪回家，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或是他的母亲，同他不曾发生什么情感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兄弟姊妹很多，多半是不成材的，于是他们的子女的教养，就都堆在父亲的肩上。对于这些，母亲充分地帮了父亲的忙，父亲付与了一份的财力，母亲贴上了全副的精神。我们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母亲以孱弱的身体，来应付支持这一切，无论多忙多乱，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她的床侧，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哥！
母亲又有知人之明，看到了一个人，就能知道这人的性格。故对于父亲和我们的朋友的选择，她都有极大的帮助。她又有极高的鉴赏力，无论屋内的陈设，园亭的布置，或是衣饰的颜色和式样等，经她一调动，就显得新异不俗。我记得有一位表妹，在赴茶会之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到了我们的家里，母亲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一遍，笑说：“元元，你打扮得太和别人一样了。人家抹红嘴唇，你也抹红嘴唇，人家涂红指甲，你也涂红指甲，这岂非反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你要懂得‘万朵红莲礼白莲’的道理。”我们都笑了，赞同母亲的意见。表妹立刻在母亲妆台前洗净铅华，换了衣饰出去；后来听说她是那晚茶会中，被人称为最漂亮的一个。
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息，收发信件，都由母亲出名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地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我说：“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地捏了我一把，附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
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那两纸收条，我曾珍重地藏着，抗战起来以后不知丢在哪里了。
“五四”以后，她对新文化运动又感了兴趣。她看书看报，不让时代把她丢下。她不反对自由恋爱，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我的一个女同学，同人“私奔”了，当她的母亲走到我们家里“垂涕而道”的时候，父亲还很气愤，母亲却不做声。客人去后，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
诸如此类，她的一言一动，成了她的儿子们的南针。她对我的弟弟们的择偶，从不直接说什么话，总说：“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但是我们的性格品位已经造成了，妈妈不喜爱的，我们也绝不会喜爱。
她已死去十年了。抗战期间，母亲若还健在，我不知道她将做些什么事情，但我至少还能看见她那永远微笑的面容，她那沉静温柔的态度，她将以卷《天讨》的手，卷起她的每一个儿子的畏惧懦弱的心！
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至少母亲对于我们解释贤妻良母的时候，她以为贤妻良母，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
（原载1941年3月7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14期）
我的教师
第二个女人，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教师。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然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塾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裕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吧。“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地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材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的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地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当我下堂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地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数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她就软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地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
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曾学过的，很有退班的可能；而且她很忙，每天匀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地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地询问T女士的一切，她觉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教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以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泪眼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T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功夫地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T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学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算术以后，母亲觉得对于T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T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算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地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了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课室里，嘴里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
因着补习算术，我和她对面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稳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的眼光正和我的相对，出神地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
从校长到同学，没有一个愿意听到有人向T女士求婚的消息。校长固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同事，我们也不愿意失去一位好教师，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私意，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男子，配做T女士的丈夫，然而向T女士求婚的男子，那时总在十个以上，有的是我们的男教师，有的是校外的人士。我们对于T女士的追求者，一律地取一种讥笑鄙夷的态度。对于男教师们，我们不敢怎么样，只在背地里替他们起上种种的绰号，如“癞蛤蟆”、“双料癞蛤蟆”之类。对于校外的人士，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看见他们坐在会议室里或是在校门口徘徊，我们总是大声咳嗽，或是从他们背后投些很小的石子，他们回头看时，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哄哄笑着，昂然走过。
T女士自己对于追求者的态度，总是很庄重很大方。对于讨厌一点的人，就在他们的情书上，打红叉子退了回去。对于不大讨厌的，她也不取积极的态度，仿佛对于婚姻问题不感着兴趣。她很孝，因为没有弟兄，她便和她的父亲守在一起，下课后常常看见她扶着老人，出来散步，白发红颜，相映如画。
在这里，我要供招一件很可笑的事实，虽然在当时并不可笑。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T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地写下叠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那时我们都用很厚的牛皮纸包书面，我便把这十几篇尊贵的作品，折存在两层书皮之间。有一天被一位同学翻了出来，当众诵读，大家都以为我是对于隔壁女校的女生发生了恋爱，大家哄笑。我又不便说出实话，只好涨红着脸，赶过去抢来撕掉。从此连雅歌也不敢写了，那年我是十五岁。
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T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地方做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如翻译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将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不肯耽误她的事情。
她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殓她的，有几万人。我是在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我的奶娘
我的奶娘也是我常常怀念的一个女人，一想到她，我童年时代最亲切的琐事，都活跃到眼前来了。
奶娘是我们故乡的乡下人，大脚，圆脸，一对笑眼（一笑眼睛便闭成两道缝），皮肤微黑，鼻子很扁。记得我小的时候很胖，人家说我长的像奶娘，我已觉得那不是句恭维的话。母亲生我之后，病了一场，没有乳水，祖父很着急地四处寻找奶妈，试了几个，都不合适，最后她来了，据说是和她的婆婆呕气出来的，她新死了一个三个月的女儿，乳汁很好。祖父说我一到她的怀里就笑，吃了奶便安稳地睡着。祖父很欢喜说：“胡嫂，你住下吧，荣官和你有缘。”她也就很高兴地住下了。
世上叫我“荣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祖父，一个便是我的奶娘。我总记得她说：“荣官呀，你要好好读书，大了中举人，中进士，做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妇，儿孙满堂，那时你别忘了你是吃了谁的奶长大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总是在玩着，觉得她粗糙的手，摸在我脖子上，怪解痒的，她一双笑眼看着我，我便满口答允了。如今回想，除了我还没有忘记“是吃了谁的奶长大的”之外，既未做大官，又未挣大钱，至于“娶个好媳妇”这一段，更恐怕是下辈子的事了！
我们一家人，除了佣人之外，都欢喜她，祖父因为宠我，更是宠她。奶娘一定要吃好的，为的是使乳水充足；要穿新的，为的是要干净。父亲不常回来，回来时看见我肥胖有趣，也觉得这奶妈不错。母亲对谁都好，对她更是格外的宽厚。奶娘常和我说：“你妈妈是个菩萨，做好人没有错处，修了个好丈夫，好儿子。就是一样，这班下人都让她惯坏了，个个作恶营私，这些没良心的人，老天爷总有一天睁开眼！”
那时我母亲主持一个大家庭，上下有三十多口，奶娘既以半主自居，又非常地爱护我母亲，便成了一般婢仆所憎畏的人。她常常拿着秤，到厨房里去称厨师傅买的菜和肉，夜里拍我睡了以后，就出去巡视灯火，察看门户。母亲常常婉告她说：“你只看管荣官好了，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何苦来叫人家讨厌你。”她起先也只笑笑，说多了就发急。记得有一次，她哭了，说：“这些还不是都为你！你是一位菩萨，连高声说话都没说过，眼看这一场家私都让人搬空了，我看不过，才来帮你一点忙，你还怪我。”她一边数落，一边擦眼泪。母亲反而笑了，不说什么。父亲忍着笑，正色说：“我们知道你是好心，不过你和太太说话，不必这样发急，‘你’呀‘我’的，没了规矩！”我只以为她是同我母亲拌嘴，便在后面使劲地捶她的腿，她回头看看，一把拉起我来，背着就走。
说也奇怪，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大约是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位堂哥哥带我出去逛街，看见一家日本的御料理，他说要请我吃“鸡素烧”，我欣然答应。脱鞋进门，地板光滑，我们两人拉着手溜走，我已是很高兴。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和堂哥对跪在矮几的两边，上下首跪着两个日本侍女，搽着满脸满脖子的怪粉，梳着高高的髻，油香逼人。她们手忙脚乱，烧鸡调味，殷勤劝进，还不住地和我们说笑。吃完饭回来，我觉得印象很深，一进门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的奶娘。她素来是爱听我的游玩报告的，这次却睁大了眼睛，沉着脸，说：“你哥哥就不是好人，单拉你往那些地方跑！下次再去，我就告诉你的父亲打你！”我吓得不敢再说。过了许多日子，偶然同母亲提起，母亲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还向奶娘解释，说：“侄少爷不是一个荒唐人，他带荣官去的地方是日本饭馆子，日本的规矩，是侍女和客人坐在一起的。”奶娘扭过头去说：“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太太，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哪里知道这些事呀！告诉您听吧，东洋人就没有一个好的：开馆子的、开洋行的、卖仁丹的，没有一个安着好心，连他们的领事都是他们一伙，而且就是贼头。他们的饭馆侍女，就是窑姐，客人去吃一次，下次还要去。洋行里卖胃药，一吃就上瘾。卖仁丹的，就是眼线，往常到我们村里，一次、两次、三次，头一次画下了图，第二次再来察看，第三次就竖起了仁丹的大板牌子。他们画图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偷偷看过，哪地方有树，哪地方有井……都记得清清楚楚。您记着我的话，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父亲在旁边听着，连连点头，说：“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奶娘因为父亲赞成她，更加高兴了，说：“是不是？老爷也知道，我们那几亩地，那一间杂货铺，还不是让日本人强占去的？到东洋领事那里打了一场官司，我们孩子的爸爸回来就气死了，临死还叫了一夜：‘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您看，若不是……我还不至于……”她激动得脸也红了，嘴唇哆嗦着，眼里也充满了泪光。母亲眼眶也红了。父亲站了起来，说：“荣官，你带奶娘回屋歇一歇吧。”我那时只觉得又愤激又抱愧，听见父亲的话，连忙拉她回到屋里。这一段话，从来没听见她说过，等她安静下来，我又问她一番。她叹口气抚摩着我说：“你看我的命多苦，只生了一个女儿，还长不大。只因我没有儿子，我的婆婆整天哭她的儿子，还诅咒我，说她儿子的仇，一辈子没人报了。我一赌气，便出来当奶娘。我想奶一个大人家的少爷，将来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堵了我婆婆的嘴，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你大了……”我赶紧搂着她的脖子说：“你放心，我大了一定去跨海征东，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眼泪滚下了她的笑脸，她也紧紧地搂着我，轻轻地摇晃着，说：“这才是我的好宝贝！”
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互搀着的手，都不由得捏紧了起来。我从来不肯买日本玩具，也不肯接受日货的礼物。朋友们送给我的日俄战争图画，我把上面的日本旗帜，都用小刀刺穿。稍大以后，我很用心地读日本地理，看东洋地图，因为我知道奶娘所厚望于我的，除了“做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妇”以外，还有“跨海征东”这一件事。
我的奶娘，有气喘的病，不服北方的水土，所以我们搬到北平的时候，她没有跟去。不过从祖父的信里，常常听到她的消息，她常来看祖父，也有时在祖父那里做些短工。她自己也常常请人写信来，每信都问荣官功课如何，订婚了没有。也问北方的佣人勤谨否。又劝我母亲驭下要恩威并济，不要太容纵了他们。母亲常常对我笑说：“你奶娘到如今还管着我，比你祖父还仔细。”
母亲按月寄钱给她零用，到了我经济独立以后，便由我来供给她。我们在家里，常常要想到她、提到她，尤其是在国难期间，她的恨声和眼泪，总悬在我的眼前。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五四”那年，学生游行示威的时候，同学们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却心里在喊“打死东洋鬼”。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
抗战的前两年，我有一个学生到故乡去做调查工作，我托他带一笔款子送给我的奶娘，并托他去访问。替她照一张相片。学生回来时，带来一封书信，一张相片和一只九成金的戒指。相片上的奶娘是老得多了，那一双老眼却还是笑成两道缝。信上是些不满意于我的话，她觉得弟弟们都结婚了，而我将近四十岁还是单身，不是一个孝顺的长子。因此她寄来一只戒指，是预备送给我将来的太太的。这只戒指和一只母亲送给我的手表，是我仅有的贵重物品，我有时也戴上它，希望可以做一个“娶媳妇”的灵感！
抗战后，死生流转，奶娘的消息便隔绝了。也许是已死去了吧，我辗转都得不到一点信息。我的故乡在两月以前沦陷了，听说焚杀得很惨，不知那许多牺牲者之中，有没有我那良善的奶娘？我倒希望她在故乡沦陷以前死去。否则她没有看得见她的荣官“跨海征东”，却赶上了“东洋人造反”，我不能想象我的亲爱的奶娘那种深悲狂怒的神情……
安息吧，这良善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跨海征东之期，不在远了！
（原载1941年9月15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34期）
我的童年
我生下来七个月，也就是一九○一年的五月，就离开我的故乡福州，到了上海。
那时我的父亲是“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舰长是萨镇冰先生。巡洋舰“海”字号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筹”、“海琛”、“海容”，这几艘军舰我都跟着父亲上去过。听说还有一艘叫做“海天”的，因为舰长驾驶失误，触礁沉没了。
上海是个大港口，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这里停泊几天，因此我们这一家便搬到上海来，住在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区，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亲所讲的关子我很小时候的故事，例如我写在《寄小读者·通讯十》里面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寿里为背景的。我关于上海的记忆，只有两张相片作为根据，一张是父亲自己照的：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坐在一张有床架和帐楣的床边上，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我就站在她的身旁，头上是一顶青绒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亲很喜欢玩些新鲜的东西，例如照相，我记得他的那个照相机，就有现在卫生员背的药箱那么大！他还有许多冲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还保存有一个玻璃的漏斗，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张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两边，茶几上摆着花盆、盖碗茶杯和水烟筒，祖父穿着夏天的长衫，手里拿着扇子；老姨太穿着沿着阔边的上衣，下面是青纱裙子。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茶几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头上梳着两个丫角，身上穿的是浅色衣裤，两手按在膝头，手腕和脚踝上都戴有银镯子，看样子不过有两三岁，至少是会走了吧。
父亲四岁丧母，祖父一直没有再续弦，这位老姨太大概是祖父老了以后才娶的。我在一九一一年回到福州时，也没有听见家里人谈到她的事，可见她在我们家里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记得我们住在山东烟台的时期内，祖父来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当我们后来拿起这张相片谈起她时，母亲就夸她的活计好，她说上海夏天很热，可是老姨太总不让我光着膀子，说我背上的那块蓝“记”是我的前生父母给涂上的，让他们看见了就来讨人了。她又知道我母亲不喜欢红红绿绿的，就给我做白洋纱的衣裤或背心，沿着黑色烤绸的边，看去既凉爽又醒目，母亲说她太费心了，她说费事倒没有什么，就是太素淡了。的确，我母亲不喜欢浓艳的颜色，我又因为从小男装，所以我从来没有扎过红头绳。现在，这两张相片也找不到了。
在上海那两三年中，父亲隔几个月就可以回来一次。母亲谈到夏天夜里，父亲有时和她坐马车到黄浦滩上去兜风，她认为那是她在福州时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亲回到家来，很少在白天出去探亲访友，因为舰长萨镇冰先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水手来叫他。萨镇冰先生是父亲在海军中最敬仰的上级，总是亲昵地称他为“萨统”（“统”就是“统领”的意思，我想这也和现在人称的“朱总”、“彭总”、“贺总”差不多）。我对萨统的印象也极深。记得有一次，我拉着一个来召唤我父亲的水手，不让他走，他笑说：“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我问：“谁叫打？用什么打？”他说：“军官叫打就打，用绳子打，打起来就是‘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说：“绳子打不疼吧？”他用手指比划着说：“喝！你试试看，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浸透了水，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我着急地问：“我父亲若不回去，萨统会打他吧？”他摇头笑说：“不会的，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萨统很少很少打人，你父亲也不打人，打起来也只打‘半打’，还叫用干索子。”我问：“那就不疼了吧？”他说：“那就好多了……”这时父亲已换好军装出来，他就笑着跟在后面走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母亲生了一个妹妹，不几天就夭折了。头几天我还搬过一张凳子，爬上床上去亲她的小脸，后来床上就没有她了。我问妹妹哪里去了，祖父说妹妹逛大马路去了，但她始终就没有回来！
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之间，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我们搬到烟台，祖父和老姨太又回到福州去了。
我们到了烟台，先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所长叶茂蕃先生让出一间北屋给我们住。南屋是一排三间的客厅，就成了父亲会客和办公的地方。我记得这客厅里有一副长联是：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我提到这一副对联，因为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本课文！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方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问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副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于是我就也拿起一支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几本古书。
不久，我们又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这时来帮我父亲做文书工作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也把家从福州搬来了，我们两家就住在这所医院的三间正房里。
这所医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盖的，正房比较阴冷，但是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国养病的时候，曾写信到国内请人写一副“集龚”的对联，是：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谢天谢地，因为这副很短小的对联，当时是卷起压在一只大书箱的箱底的，“四人帮”横行，我家被抄的时候，它竟没有和我的其他珍藏的字画一起被抄走！
现在再回来说这所海军医院。它的东厢房是病房，西厢房是诊室，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夫，病人不多。门房里还住着一位修理枪支的师傅，大概是退伍军人吧！我常常去蹲在他的炭炉旁边和他攀谈。西厢房的后面有个大院子，有许多花果树，还种着满地的花，还养着好几箱的蜜蜂，花放时热闹得很。我就因为常去摘花，被蜜蜂蛰了好几次，每次都是那位老大夫给我上的药，他还告诫我：花是蜜蜂的粮食，好孩子是不抢人的粮食的。
这时，认字读书已成了我的日课，母亲和舅舅都是我的老师，母亲教我认“字片”，舅舅教我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从“天地日月”学起。有了海和山作我的活动场地，我对于认字，就没有了兴趣，我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冰心选集》自序中，曾有过这一段，就是以海军医院为背景的：
……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地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我的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习吓唬回去……
不久，我们又翻过山坡，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边新盖好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盖在山坡挖出来的一块平地上，是个四合院，住着筹备海军学校的职员们。这座练营里已住进了一批新招来的海军学生，但也住有一营的练勇（大概那时父亲也兼任练营的营长。）我常常跑到营门口去和站岗的练勇谈话。他们不像兵舰上的水兵那样穿白色军装。他们的军装是蓝布包头，身上穿的也是蓝色衣裤，胸前有白线绣的“海军练勇”字样。当我跟着父亲走到营门口，他们举枪立正之后，父亲进去了就挥手叫我回去。我等父亲走远了，却拉那位练勇蹲了下来，一面摸他的枪，一面问：“你也打过海战吧？”他摇头说：“没有。”我说：“我父亲就打过，可是他打输了！”他站了起来，扛起枪，用手拍着枪托子，说：“我知道，你父亲打仗的时候，我还没当兵呢。你等着，总有一天你的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你信不信？”这几句带着很浓厚山东口音的誓言，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回想起来，住在海军练营旁边的时候，是我在烟台八年之中，离海最近的一段。这房子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是和海上军舰通旗语的地方。旗台的西边有一条山坡路通到海边的炮台，炮台上装有三门大炮，炮台下面的地下室里还有几个鱼雷，说是“海天”舰沉后捞上来的。这里还驻有一支穿白衣军装的军乐队，我常常跟父亲去听他们演习，我非常尊敬而且羡慕那位乐队指挥！炮台的西边有一个小码头。父亲的舰长朋友们来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这码头边上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渐渐地进入了角色！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我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夜曾写过一篇叫做《海恋》的散文，里面有：
……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从不更换布景……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透了诸天……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层层一道道的由浓黑而银灰渐渐地漾成光明闪烁的一片……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就在这个期间，一九○六年，我的大弟谢为涵出世了。他比我小得多，在家塾里的表哥哥和堂哥哥们又比我大得多；他们和我玩不到一块儿，这就造成了我在山巅水涯独往独来的性格。这时我和父亲同在的时间特别多。白天我开始在家塾里附学，念一点书，学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学父亲也从营里回来，他就教我打枪、骑马、划船，夜里就指点我看星星。逢年过节，他也带我到烟台市上去，参加天后宫里海军军人的聚会演戏，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里去吃葡萄，更多的时候，就是带我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
一九○八年，我的二弟谢为杰出世了，我们又搬到海军学校后面的新房子里来。
这所房子有东西两个院子，西院一排五间是我们和舅舅一家合住的。我们住的一边，父亲又在尽东头面海的一间屋子上添盖了一间楼房，上楼就望见大海。我在《海恋》中有过这么一段描写，就是在这楼上所望见的一切：
右边是一座屏障似的连绵不断的南山，左边是一带围抱过来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在沙滩与我之间，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
在这时期，我上学的时间长了，看书的时间也多了，主要的还是因为离海远些了，父亲也忙些了，我好些日子才到海滩上去一次，我记得这海滩上有一座小小的龙王庙，庙门上的对联是：
群生被泽
四海安澜
因为少到海滩上去，那间望海的楼房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这房间算是客房，但是客人很少来住，父亲和母亲想要安静的时候就到那里去。我最喜欢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那灯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强光，它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感觉！
这时，我们家塾里来了一位女同学，也是我的第一个女伴，她是父亲同事李毓丞先生的女儿名叫李梅修的，她比我只大两岁，母亲说她比我稳静得多。她的书桌和我的摆在一起，我们十分要好。这时，我开始学会了“过家家”，我们轮流在自己“家”里“做饭”，互相邀请，吃些小糖小饼之类。一九一一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父亲得到李伯伯从上海的来信，说是李梅修病故了，我们都很难过，我还写了一篇《祭亡友李梅修文》寄到上海去。
我和李梅修谈话或做游戏的地方，就在楼房的廊上，一来可以免受表哥哥和堂哥哥们的干扰，二来可以赏玩海景和园景。从楼廊上往前看是大海，往下看就是东院那个客厅和书斋的五彩缤纷的大院子。父亲公余喜欢栽树种花，这院子里种有许多果树和各种的花。花畦是父亲自己画的种种几何形的图案，花径是从海滩上挑来的大卵石铺成的。我们清晨起来，常常在这里活动。我记得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他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那时正在唐山路矿学堂肄业，夏天就到我们这里来度假。他从烟台回校后，曾寄来一首长诗，头几句我忘了，后几句是：
……
……
忆昔夏日来芝罘
照眼繁花簇小楼
清晨微步惬情赏
向晚琼筵勤劝酬
欢娱苦短不逾月
别来倏忽惊残秋
花自凋零吾不见
共怜福分几生修
小舅舅是我们这一代最欢迎的人，他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他还拉我的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们组织赛诗会，就是：在开会时大家议定了题目，限了韵，各人分头作诗，传观后评定等次，也预备了一些奖品，如扇子、笺纸之类。赛诗会总是晚上在我们书斋里举行，我们都坐在一边旁听。现在我只记得父亲作的《咏蟋蟀》一首，还不完全：
庭前……正花黄
床下高吟际小阳
笑尔专寻同种斗
争来名誉亦何香
还有《咏茅屋》一首，也只记得两句：
……
……
久处不须忧瓦解
雨余还得草根香
我记住了这些句子，还是因为小舅舅和我父亲开玩笑，说他作诗也解脱不了军人的本色。父亲也笑说：“诗言志嘛，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当然用词赶不上你们那么文雅了。”但是我体会到小舅舅的确很喜欢父亲的“军人本色”，我的舅舅们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们在赛诗会后，往往还谈到深夜。那时我们都睡觉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谈些什么。
小舅舅每次来过暑假，都带来一些书，有些书是不让我们看的，越是不让看，我们就越想看，哥哥们就怂恿我去偷，偷来看时，原来都是“天讨”之类的“同盟会”的宣传册子。我们偷偷地看了之后，又偷偷地赶紧送回原处。
一九一○年我的三弟谢为楫出世了。就在这之后不久，海军学校发生了风潮！
大概在这一年之前，那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到烟台海军学校视察过一次，回到北京，便从北京贵胄学堂派来了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学习。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着争夺一项锦标，一两年中蕴积的满汉学生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这一场风潮闹得很凶，北京就派来了一个调查员郑汝成，来查办这个案件。他也是父亲的同学。他背地里告诉父亲，说是这几年来一直有人在北京告我父亲是“乱党”，并举海校学生中有许多同盟会员——其中就有萨镇冰老先生的侄子萨福昌……而且学校图书室订阅的，都是《民呼报》之类，替同盟会宣传的报纸为证等等，他劝我父亲立即辞职，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父亲同意了，他的几位同事也和他一起递了辞呈。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所创办的海军学校和来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我也告别了我的耳鬓厮磨的大海，离开烟台，回到我的故乡福州去了！
这里，应该写上一段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心潮澎湃的插曲。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在这年的十月十日发生了！我们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在抢着等着看报。报上以黎元洪将军（他也是父亲的同班同学，不过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署名从湖北武昌拍出的起义的电报（据说是饶汉祥先生的手笔），写得慷慨激昂，篇末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这时大家都纷纷捐款劳军，我记得我也把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去捐献，收条的上款还写有“幼女谢婉莹君”字样。我把这张小小的收条，珍藏了好多年，现在，它当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清晨
我入了贝满中斋
我在北京闲居了半年，家里的大人们都没有提起我入学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适应这陌生而古老的环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学。那时他除了在家里教我的弟弟们读书以外，也十分无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么正当的娱乐场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打球，和青年会干事们交上朋友（他还让我的大弟谢为涵和他自己的儿子杨建辰到青年会夜校去读英文）。当我舅舅向他的青年会干事朋友打听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的时候，他们就介绍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我的父母并不反对我入教会学校，因为我的二伯父谢葆珪（穆如）先生，就在福州仓前山的英华书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会学校，二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兄谢为枢，就在那里读书。仿佛除了教学和上学之外，并没有勉强他们入教。英华书院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也到我们福州家里来过。还因为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没有经过消毒，他们都得了脐带疯而夭折了。于是在我和三个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请教会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我还记得给我弟弟们接生的美国女医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国式的上衣和裙子，不过头上戴着帽子，脚下穿着皮鞋。在弟弟们满月以前，她们还自动来看望过，都是从山下走上来的。因此父母亲对她们的印象很好。父亲说：教会学校的教学是认真的，英文的口语也纯正，你去上学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带我到贝满女子中学去报名。
那时的贝满女中是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的转折处，东南面的楼壁上，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公理会就有培元蒙学（六年）、贝满中斋（四年）、协和女子书院（四年），因为在通县还有一所男子协和书院，女子书院才加上“女子”二字。这所贝满中斋是美国人姓Bridgeman的捐款建立的，“贝满”是Bridgeman的译音——走上十级左右的台阶，便进到楼道左边的一间办公室。有位中年的美国女教士，就是校长吧，把我领到一间课室里，递给我一道中文老师出的论说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这题目是我在家塾中做过的，于是我不费思索，一挥而就。校长斐教士十分惊奇叹赏，对我舅舅说：“她可以插入一年级，明天就交费上学吧。”考试和入学的手续是那样的简单，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是又高兴而又不安。
第二天我就带着一学期的学费（十六元）去上学了。到校后检查书包，那十六元钱不见了，在校长室里我窘得几乎落下泪来。斐教士安慰我说：“不要紧的，丢了就不必交了。”我说：“那不好，我明天一定来补交。”这时斐教士按了电铃，对进来的一位老太太说：“叫陶玲来。”不久门外便进来一个二年级的同学——一个能说会道、大大咧咧的满族女孩子，也就是这个陶玲，一直叫我“小谢”，叫到了我八十二岁——她把我带进楼上的大课堂，这大堂上面有讲台，下面有好几排两人同桌的座位，是全校学生自修和开会的地方。我被引到一年级的座位上坐下。这大堂里坐着许多这时不上课的同学，都在低首用功，静默得没有一点声息。上了一两堂课，到了午饭时间，我仍是羞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学们都走了，我也不敢自动跟了去。下午放了学，就赶紧抱起书包回家。上学的第一天就不顺利，既丢了学费，又没有吃到午饭，心里十分抑郁，回到家里就哭了一场！
第二天我补交了学费。特意来送我上学的、我的二弟的奶娘，还找到学校传达室那位老太太说了昨天我没吃到午饭的事。她笑了，于是到了午饭时间，仍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斋二同学陶玲，带我到楼下一个大餐厅的内间，那是走读生们用饭的地方。伙食不错，米饭，四菜一汤，算是“小灶”吧。这时外面大餐厅里响起了“谢饭”的歌声，住校的同学们几乎都在那里用饭。她们站着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馒头、窝头，饭菜也很简单。
同学们慢慢地和我熟了，我发现她们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从保定、通县和北京或外省的公理会女子小学升上来的，也几乎都是住校。她们都很拘谨、严肃，衣着都是蓝衣青裙，十分朴素。刚上学的一个月，我感到很拘束、很郁闷。圣经课对我本来是陌生的，那时候读的又是《列王纪》，是犹太国古王朝的历史，枯燥无味。算术学的又是代数，我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只学到加减乘除，中间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只得62分，不及格！这“不及格”是从我读书以来未曾有过的，给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写在《关于女人》中《我的教师》一段里。这位教师是丁淑静，她教过我历史、地理、地质等课。但她不是我的代数教师，也没有给我补过课，其他的描写，还都是事实。以后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里，由培元蒙学的一位数学教师，给我补了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课目，连圣经、英文我的分数几乎都不在95分以下，作文老师还给过我100加20的分数。
慢慢地高班的同学们也和我熟悉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们也很淘气，很爱开玩笑。她们叫我“小碗儿”，因为学名是谢婉莹；叫我“侉子”，因为我开始在班里回答问题的时候，用的是道地的烟台话，教师听不懂，就叫我在黑板上写出答案。同学中间到了能开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们之间已经亲密无间。我不但喜爱她们，也更学习她们的刻苦用功。我们用的课本，都是教会学校系统自己编的，大半是从英文课本翻译过来的，比如在代数的习题里就有“四开银角”的名词，我们都算不出来。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国留学，用过quarter，那是两角五分的银币，一元钱的四分之一，中国没有这种币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从《资治通鉴》摘编的“鉴史辑要”。只有英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也是从A Boy A Peach开始，教师是美国人芬教士，她很年轻，刚从美国来，汉语不太娴熟，常用简单的英语和我们谈笑，因此我们的英文进步得比较快。
我们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聚会，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师或公理会的牧师来给我“讲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经班”，把校里的非基督徒学生，不分班次地编在一起，在到公理会教堂做礼拜以前，由协和女子书院的校长麦教士，给我们讲半小时的圣经故事。查经班和做大礼拜对我都是负担，因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亲和弟弟们整天在一起，或帮母亲做些家务，我就常常托故不去。但在查经班里有许多我喜欢的同学，如斋二的陶玲、斋三的陈克俊等，我尤其喜欢陈克俊。在贝满中斋和以后在协和女子大学同学时期，我们常常一起参加表演，我在《关于女人》里写的《我的同学》，就是陈克俊。
在贝满还有一个集体活动，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学会”，是同学们练习演讲辩论的集会。这会是在大课堂里开的。讲台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节目；还有书记，记录开会过程；台下有记时员，她的桌上放一只记时钟，讲话的人过了时间，她就叩钟催她下台。节目有读报、演说、辩论等。辩论是四个人来辩论一个题目，正反面各有两人，交替着上台辩论。大会结束后，主席就请坐在台旁旁听的教师讲几句评论的话。我开始非常害怕这个集会。第一次是让我读报，我走上台去，看见台下有上百对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报读完，就跑回位上去，用双手把通红的脸捂了起来，同学们都看着我笑。一年下来，我逐渐磨炼出来了，而且还喜欢有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觉得这训练很好，使我以后在群众的场合，敢于从容地作即席发言。
我入学不久，就遇到贝满中斋建校五十年的纪念，我是个小班学生，又是走读，别的庆祝活动，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一天有许多来宾和校友来观看我们班的体操表演。体育教师是一个美国人，她叫我们做下肢运动的口令是：“左脚往左撇，回来！右脚往右撇，回来！”我们大家使劲忍着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学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军国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那时袁世凯正密谋称帝，想换取日帝对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我们也是群情愤激，和全北京的学生在一起，冲出校门，由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斋四同学李德全带领着，排队游行到了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在万人如海的讲台上，李德全同学慷慨陈词，我记得她愤怒地说：“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还会把日本兵淹死呢！”我们纷纷交上了爱国捐，还宣誓不买日货。我满怀悲愤地回到家来，正看见父亲沉默地在书房墙上贴上一张白纸，是用岳飞笔迹横写的“五月七日之事”六个大字。父亲和我都含着泪，久久地站在这幅横披的下面，我们互相勉励永远不忘这个国耻纪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我在斋二这年的上半季，袁世凯公然称帝了，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他还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黎元洪和我父亲是紫竹林水师学堂的同级生，不过我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来往。民国成立后，他当了副总统，住东厂胡同，他曾请我父亲去玩，父亲都没有去。这时他住进了瀛台，父亲倒有时去看他，说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从来不知道父亲会下棋——每次去看他以前，父亲都在制服呢裤下面多穿一条绒布裤子，说是那里房内很冷。
这时全国又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破灭了。校园内暂时恢复了平静。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
贝满中斋的课外活动，本来很少，在我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女青年会在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会。我们坐洋车到了西直门，改骑小驴去西山。这是我到北京以后的第一次郊游，我感到十分兴奋。忆起童年骑马的快事，便把小驴当成大马，在土路上扬鞭驰骋，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在会上我们除开会之外还游了山景，结识了许多其他女校的同学，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学生。她们的衣着比我们讲究。我记得当女青年会干事们让陈克俊和我在一个节目里表演“天使”的时候，白绸子衣裙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学借的。
开完会回家，北京市面已是乱哄哄的了。谣言很多，说是南北军阀之间正在酝酿什么大事，张勋的辫子军要进京调停。辫子军纪律极坏，来了就会到人家里骚扰。父亲考虑后就让母亲带我们姐弟，到烟台去暂避一时。
我最喜欢海行，可是这次从塘沽到烟台的船上，竟拥挤得使我们只买到货舱的票。下到沉黑的货舱，里面摆的是满舱的大木桶。我们只好在凸凹不平的桶面上铺上席子。母亲一边挥汗，一边还替我们打扇。过了黑暗、炎热、窒息、饥渴的几十小时，好容易船停了，钻出舱来，呼吸着迎面的海风，举目四望，童年的海山，又罗列在我面前，心里真不知是悲是喜！
父亲的朋友、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伯伯，来接我们。让我们住在从前房子的西半边。在烟台这一段短短时间里，我还带弟弟们到海边去玩了几次，在《往事（一）》中也描写过我当时的心境。人大了些，海似乎也小些了，但对面芝罘岛上灯塔的灯光，却和以前一样，一闪一闪地在我心上跳跃！
复辟的丑剧，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起，只演了十二天，我们很快就回到北京，准备上学。
贝满中斋扎扎实实的四个年头过去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们毕业时全班只有十八个人。我以最高的分数，按照学校的传统，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我的同班从各教会中学升上来的，从此多半都回到母校去教书，风流云散了！只有我和吴搂梅、邝淑贞和她的妹妹，我们这些没有教学的义务的，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
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写这四年认真严肃的生活。这训练的确约束了我的“野性”，使我在进入大学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前，准备好一个比较稳静的起步。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原载《收获》1984年第4期）
我的大学生涯
这是我自传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乡；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贝满中斋），每段都只有几千字，因为我不惯于写叙述性的文章，而且回忆时都是些零碎的细节，拼在一起又太繁琐了。但是在我的短文里，关于这一段时期的叙述是比较少的，而这一段却是我一生中最热闹、最活跃、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从贝满中斋毕了业，就直接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我选的是理预科，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对于数、理、化的功课十分用功，成绩也好。至于中文呢，因为那时教会学校请的中文老师，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举人，讲的都是我在家塾里或自己读过的古文，他们讲书时也不会旁征侧引，十分无趣。我入了理科，就埋头苦学，学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的静寂，只有一件事，使我永志不忘！
我是在夏末秋初，进了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门的，这协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门前抬头就看见当时女书法家吴芝瑛女士写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金字蓝底花边的匾额。走进二门，忽然看见了由王府前三间大厅改成的大礼堂的长廊下，开满了长长的一大片猩红的大玫瑰花！打这些玫瑰花第一次进了我的眼帘，从此我就一辈子爱上了这我认为是艳冠群芳、又有风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开了我生命中最绚烂的一页。
理科的功课是严紧的，新的同学们更是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数比我大好几岁。除了从贝满女中升上来的同学以外，我又结识了许多同学。那时我弟弟们也都上学了。在大学我仍是走读，每天晚餐后，和弟弟们在饭桌旁各据一方，一面自己温课，一面帮助他们学习，看到他们困倦了时，就立起来同他们做些游戏。早起我自己一面梳头的时候，一面还督促他们“背书”。现在回忆起来，在这些最单调的日子里，我只记得在此期间有一次的大风沙，那时北京本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谚语，春天风多风大，不必说了。而街道又完全是黄土铺的，每天放学回来总得先洗脸，洗脖子。我记得这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实验室里，由一位美国女教师带领着，解剖死猫，忽然狂风大作，尘沙蔽天，电灯也不亮了，连注射过红药水的猫的神经，都看不出来了。教师只得皱眉说：“先把死猫盖上布，收在橱子里吧，明天晴了再说。”这时住校的同学都跑回到自己屋里去了。我包上很厚的头巾，在扑面的尘沙中抱肩低头、昏天黑地地走回家里，看见家里廊上窗台上的沙土，至少有两寸厚！
其实这种大风沙的日子，在当时的北京并不罕见，只因后来我的学校生活忽然热闹而繁忙了起来，也就记不得天气的变迁了！
在理预科学习的紧张而严肃的日子，只过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了，我虽然是个班次很低的“大学生”，也一下子被卷进了这兴奋而伟大的运动。关于这一段我写过不少，在此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就是我因为参加运动又开始写些东西，耽误了许许多多理科实验的功课，幸而理科老师们还能体谅我，我敷敷衍衍地读完了两年理科，就转入文科，还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后，功课就轻松多了！就是这一年——一九二○年，协和女子大学，同通州潞河大学和北京的协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我们协和女子大学就改称“燕大女校”。有的功课是在男校上课，如“哲学”、“教育学”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在男校上课时，我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厂去。当时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我们都很拘谨，在到男校上课以前，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我们都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但当坐在我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我们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我们就使劲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我们自然没有回头，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但是我们几个在全校的学生会里有职务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触，如校刊编辑部、班会等。我们常常开会，那时女校还有“监护人”制度，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我们的会场座后，总会有一位老师，多半是女教师，她自己拿着一本书在静静地看。这一切，连老师带学生都觉得又无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们同在惯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后胜利”，回到家里，往往有我弟弟们的同学十几个男孩子围着我转。只是我的女同学们都很谦退，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后来熟了以后，男同学们当面都说我“厉害”，说这些话的，就是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熊佛西这些人，他们同我后来也成了好朋友。
这时我在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里，任务也多得很！自治会里有许多委员会——甚至有伙食委员会！因为我没有住校，自然不会叫我参加，但是其他的委员会，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时我们最热心的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而每兴办一项福利工作，都得“自治会”自己筹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戏卖票！我记得我们演过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时我们英文班里正读着“莎士比亚”，美国女老师们都十分热心地帮助我们排练，设计服装、道具等等，我们演得也很认真卖力，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我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演的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能“看”出戏的好坏？我和鲁迅先生只谈过一次话，还是很短的，因为我负责请名人演讲，我记得请过鲁迅先生、胡适先生，还有吴贻芳先生……我主持演讲会，向听众同学介绍了主讲人以后，就只坐在讲台上听讲了——我和鲁迅先生的接触，就这么一次，我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是从哪一位同学手里买到戏票的。
这次演剧筹款似乎是我们要为学校附近佟府夹道的不识字的妇女们，义务开办一个“注音字母”学习班。自治会派我去当校长。我自己就没有学过注音字母，但是被委为校长，就意味着把找“校舍”——其实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间空屋——招生、请老师——也就是请一个会教注音字母的同学——都由我包办下来。这一切，居然都很顺利。开学那一天，我去“训话”，看到讲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妇女，只前排右首坐着一个十分聪明俊俏的姑娘。听课后我过去和她搭话，她说：“我叫佟志云，十八岁，我识得字，只不过也想学学注音字母。”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她问我：“校长，您多大年纪了？”我笑着说：“反正比你大几岁！”
这时燕大女校已经和美国威尔斯利（Wellesley College）女子大学结成“姐妹学校”。我们女校里有好几位教师，都是威校的毕业生。忘了是哪一年，总在二十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长来到我们校里访问，住了几天，受到盛大的欢迎。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礼仪式，女校主任就让学生们表演一次，给她开开眼。这事自然又落到我们自治会委员身上，除了不坐轿子以外，其他服装如凤冠霞帔、靴子、马褂之类，也都很容易地借来了，只是在演员的分配上，谁都不肯当新娘。我又是主管这个任务的人，我就急了，我说：“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你们都不当，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当了！”于是我扮演了新娘。凌淑浩——凌叔华的妹妹，当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陈克俊和谢兰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张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学生，至今我还记得她们的面庞。她们以后在演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剧《青鸟》中，还是当了我的爷爷和奶奶，可是她们的名字，我苦忆了半天也想不起来！
那夜在女校教职员宿舍院里，大大热闹了一阵，又放鞭炮，又奏鼓乐。我们磕了不少的头！演到坐床撒帐的时候，我和淑浩在帐子里面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急得克俊和兰蕙直捂着我们的嘴！
我演的这些戏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青鸟》，剧本是我从英文译的，演员也是我挑的，还到培元女子小学，请了几个小学生，都是我在西山夏令会里认识的小朋友。我在《关于女人》那本书内写的“我的同学”里，就写了和陈克俊在“光明宫”对话的那一段。这出剧里还有一只小狗，我就把我家养的北京长毛狗“狮子”也带上台了。我的小弟弟冰季，还怕我们会把“狮子”用绳子拴起，他就亲自跟来，抱着它悄悄地在后台坐着，等到它被放到台上，看见了我，它就高兴得围着我又蹦又跳，引得台下一片笑声。
总之，我的大学生涯是够忙碌热闹的，但我却没有因此而耽误了学习和写作。我的老师们对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师鲍贵思（Grace Bognton）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对我说：“威尔斯利女大已决定给我两年的奖学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学、宿、膳费，让我读硕士学位。”她自己就是威尔斯利的毕业生，她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妹妹也都是毕业于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对于母校感情很深，盛赞校园之美、校风之好，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愿意。但我想一去两年，不知这两年之中，我的体弱多病的母亲，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对家里什么人都没有讲过我的忧虑，只悄悄地问过我们最熟悉的医生孙彦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的挚友，小舅舅介绍他来给母亲看过病。后来因为孙大夫每次到别处出诊路过我家，也必进来探望，我们熟极了。他称我父亲为“三哥”，母亲为“三嫂”，有时只有我们孩子们在家，他也坐下和我们说笑。我问他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能否离家两年之久？他笑了说：“当然可以，你母亲的身体不算太坏，凡事有我负责。”同时鲍女士还给我父亲写了信，问他让不让我去？父亲很客气地回了她一封信，说只要她认为我不会辜负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国的。这一切当时我还不好意思向同学们公开，依旧忙我的课外社会福利工作。
那几年也是家庭中多事之秋，记得就是在我上中学的末一年，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逝世了。他是我母亲唯一的亲哥哥。兄妹二人感情极好。我父亲被召到北京来时，母亲也请舅舅来京教我的三个弟弟，作为家庭教师。不过舅舅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离中剪子巷不远的铁狮子胡同。忽然有一天早晨，舅家的白妈，气急败坏地来对我母亲说，从昨天下午起舅舅肚子痛得厉害，呕吐了一夜，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我想这病可能是急性盲肠炎。——那时父亲正不在家，他回到福州，去庆祝祖父的八十大寿了。——等母亲和我们赶到时，舅舅已经断气了。这事故真像晴天霹雳一般，我们都哭得泪干声咽！母亲还能勉强镇定地办着后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死人入殓！我的大弟弟为涵，还悄悄地对我说：“装舅舅的那个大匣子，靠头那一边，最好开一个窟窿，省得他在那里头出不了气。”我哭得更伤心了，我说：“他要是还能喘气，就不用装进棺材里去了！”
记得父亲回福州的时候，我还写了几首祝贺祖父大寿的诗，请他带回去，现在只记得一首：
浮踪万里客幽燕
恰值太公八秩年
自笑菲才惭咏絮
也裁诗句谱新篇
反正都是歪诗，写出来以助一笑。
等到父亲从福州回来，舅母和表弟妹们已搬进我家的三间西厢房，从前舅舅教弟弟们读书的屋子里。从此弟弟也都进入了小学校。
此后，大约是我在大学的时期，福州家里忽然来了一封电报说是祖父逝世了，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父亲星夜奔丧，我忽然记起在一九一二年我离开故乡的时候，祖父曾悄悄地将他写的几副自挽联句，交给我收着，说“谁也不让看，将来有用时，再拿出来”。我真的就严密地收起，连父母亲都不知道。这时我才拿出来交给父亲带回，这挽联有好几对。有一联大意是说他死后不要僧道唪经，因为他不信神道，而且相信自己生平也没有造过什么冤孽，怎么写的我不记得了。有一联我却记得很清楚，是：
有子万事足，有子有孙又有曾孙，足，足，足。
无官一身轻，无官无累更无债累，轻，轻，轻。
父亲办完丧事，回来和我们说：祖父真可算是“无疾而终”。那一天是清明，他还带着伯叔父和堂兄们步行到城外去扫墓，但当他向坟台上捧献祭品时，双手忽然颤抖起来，二伯父赶紧上前接过去。跪拜行礼时也还镇定自如，回来也坚持不坐轿子，说是走动着好。回到家后，他说似乎觉得累了一点，要安静躺一会子，他自己上了床，脸向里躺下，叫大家都出去。过不了一会儿，伯父们悄悄进去看时祖父已经没有呼吸了，脸上还带着安静的微笑！我记得他的终年是八十六岁。
这时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该忙我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讲到我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我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需写毕业论文，我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文的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我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我，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了上去。
就在这时我的吐血的病又发作了。我母亲也有这个病，每当身体累了或是心绪不好，她就会吐血。我这次的病不消说，是我即将离家的留恋之情的表现。老师们和父母都十分着急，带我到协和医院去检查。结果从透视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状。医生断定是肺气支涨大，不算什么大病症。那时我的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同学们和林巧稚大夫——她也还是学生，都半开玩笑地和我说：“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乱想，心绪稳定下来就好。”
于是我一面预备行装，一面结束学业。在毕业典礼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张学士文凭之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把荣誉奖的金钥匙。这一年的八月三日，我离开北京到上海准备去美。临行以前，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再三要求我常给他们写信，我答应了。这就是我写那本《寄小读者》的“灵感”！
八月十七日，美国邮船杰克逊总统号就把带着满腔离愁的我，从“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载走了！我写过一首诗：
她是翩翩的乳燕，
横海飘游，
月明风紧，
不敢停留——
在她频频回顾的
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我在国内的大学生涯，从此结束。在我的短文里，写得最少的，就是这一段，而在我的回忆中，最惬意的也就是这一段，提起笔来，就说个没完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八日
（原载《收获》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