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读书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我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一了场，把书丢下了。
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我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笸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的，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因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迫民反”的《水浒传》尤其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勉勉强强地写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如有所失”的无聊情绪。
到我十一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的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一九八六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榜》，看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无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几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已！
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九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清晨，国际扫盲日、中国教师节前夕
（原载《散文世界》1989年第11期）
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今天，校长同志要我来跟大家讲几句话，我真是诚惶诚恐，因为同志们是在职干部，水平高，生活经验丰富，我感到我是没有资格到这里来讲话的。但是我又想，这不过是这一学期的第一讲，有如戏的开场，好戏还在后头。记得我小时候看戏，头一出戏总是跳加官，唱戏的人穿着红袍子戴着面具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手里拿着一块红缎子，或者是一张纸，上面写着“指日高升”四个大字，亮给大家看。我今天也只是来祝贺大家精神愉快，学业进步，指日高升。我能起的作用也就在此。
我曾经对校长同志诉过苦，说我这个人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没有什么“学”可“讲”。“不学”，就是没有学问，如果大家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是得不到的；“无术”，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如果大家希望听我讲完以后，就能知道怎样写作，而且写得很好，那也是会失望的。那么，我凭什么来的呢？就是凭我有差不多四十多年的写作经验，写得是好、是不好，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既不容许你过分谦虚，也不容许你夸大。今天，我只能把我写作时的甘苦，以及失败的地方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不要照我那样失败下去。假如我还有点成就的话，我也要告诉大家，这成就是怎样得来的。但是就是这样地讲，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所以我请校长同志搜集了一些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在我就照着这些问题来回答，这就好像一个毕业生的答辩似的，答辩得不好，就请大家批评。
第一个问题：几年来，您参加过一些国际活动，在同国际友人接触中，你感受最深的、最突出的事例有哪一些，您怎样写下那些感受？
关于这个问题可讲的话，是几天也讲不完的，现在我只能挑选我最受感动的来讲了。至于问我是怎样把它写成文章的，这就很难说，因为有的东西不能写，也没法子写，原因是或者太感动了，找不出适当的词句来表达；或者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写；有的甚至于是长时期都不能写。这不是我回避，的确是有这种情形。
我所参加的国际活动，都是人民外交活动。人民外交是服从于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这个政策，使我们能够紧紧地和各国人民、各国代表们团结在一起。我们感到中国代表们到处都能够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代表的发言，总是能够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我们在和各国人民、各国代表的接触中，有好多事例可以谈，但是有的真不容易谈。现在我只能举几个我最受感动的事例来谈一下。
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中印友协的代表团，到印度去访问。我们所接触的多半是上层人士，和人民只是在群众大会上见面，没有多谈话，但是即使是短短的接触也使我们很受感动。有一次，印度主人请我们到一个集会上听音乐。印度的音乐和我们的不一样，分时令和时间，有些乐章是应该在早晨听的；有些是中午听的；有些是黄昏听的；有些是夜半听的。这一天，我们已经开过大小七次会了，当他们请听夜半音乐的时候，我们本想婉言辞谢，但是，他们说音乐会的演奏很好，一定要听，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都不懂印度音乐。唯恐因太困而睡着了，结果因为音乐很好听，我们没有睡。但是听完以后，已经是大半夜了，我们在回来的车上就睡着了，睡梦中忽然感到汽车停了，睁眼一看，司机也不在了，深夜荒郊，我们觉得很害怕，但也只好等着。过了一会儿，看见司机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慢慢地走来，而且还扶着两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都穿的白衣服，老头腋下还架着一根拐，司机就通过翻译跟我们讲：这两位是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个残废人，不能去参加群众大会，因此想在你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跟你们见见面，我的父母和我约定，老早就从村子里出来，在这树林里等着你们。这时我们完全醒了，都下了车，老人们手里拿着自己用野花编织的花环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那位老太太走上来一把就把我抱住，抱得很紧，我感到她心里头有多少话想说而说不出啊！这时我心里真是感动，为印度人民对我们的热爱所感动。这一段我把它写出来了，写在《印度之行》里头。
还有一次，也是晚上，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城市去，沿途每到一站，都有人来欢迎，因此我们不敢都睡觉，只能轮流地睡。这一段是该我睡的时候，过不一会儿，他们把我摇醒了，起来一看，车窗外真像摆着一幅壮丽的图画。这是一个乡村小站，谁都没想到会有人来欢迎，更没想到群众中还有妇女。
我看见十几根火把高举着，在火把光中有一面大红旗，拿着红旗的是一位农村妇女——大家都晓得，热带的人喜欢穿深颜色的衣服，大红大绿的——这位妇女身上披的就是一块大红的纱巾，她手里又拿着一面大红旗，在十几根火把的衬托下，真是夺目之极。这天晚上，当我们代表团里其他的人看到这个动人的场面的时候，就非把我摇醒不可，我一下车去，这位妇女也是走上前来把我一把抱住，从她的身上，我可以闻到一股“土气息泥滋味”，我们还是没有讲出一句话。这个场面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我也把它写出过，但是没有写好。
一九五五年我们去日本参加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大会是在东京开的，会后去了长崎和广岛，广岛是第一颗原子弹投下的地方，美国在那里投原子弹的原因是抢夺胜利的果实。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快要被中国人民的军队打垮了，苏联又出兵东北，击败了日本关东军，眼看日本政府就要投降了。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第一颗投在广岛，第二颗投在长崎。广岛是日本陆军的集中地，有八万人。长崎是日本的海军根据地。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的时候，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据说那天死了二十万人，还有许多许多受害未死的人。美国人宣传原子弹的威力非常大，说是原子弹投下的地方，七十年内不会生长草木。我是一九四六年冬天到的日本，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听说这地方就长草了，而且长得很茂盛，足见美国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我们到广岛的时候，曾去医院慰问原子弹受害者。有一位妇女，在原子弹投下的那天早晨，她正背着孩子在做饭，当时她的孩子死了，她没有死，因此在她身上，除了背上孩子遮盖的地方以外，浑身都是伤疤。她对我们说：我就是这样一辈子把我孩子的阴影背在身上！我本来是可以自杀的，但是我除了这个最小的孩子以外，还有三个孩子，我必须为我的这几个孩子活下去，现在我坚持不但为了我的孩子活下去，还要为着日本所有的孩子，将来能够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活下去！这件事也使我十分激动。那天下午，我们开了一个会，请一些原子弹受害者来谈话，来的人中，有很多是年轻的姑娘，有的是走不动坐着推车来的，她们已经残废了。诉苦时讲的话，都是我们在别的诉苦会上所听不到的极其悲愤的话。散会的时候，有一个母亲对我说：我这个女儿，原子弹投下的时候她才十岁，这孩子长得非常好看，爱清洁，喜欢收拾，她自受原子弹的伤害以后，就残废了，脸上和肩背上的肉都扭曲起来，手脚都不能动。十年以来，她不肯出屋子，连窗帘都不让人拉开，她不愿意让人看见她的丑陋形象，她觉得自己没有快乐，没有希望了，她不愿意活着。要不是为我的话，她早就自尽了。这次你们来，给她一个很大的希望和刺激，她说，她要把她的形象给大家看看，让全世界的人民为之惊心，为之痛恨，坚决地一致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防止核战争。这些故事都是使我们很受感动的。
一九五八年，我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到欧洲访问的时候，曾到英国各大学去演讲，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往，谈话的时候，感到他们对中国是在向往，或者是不知不觉地在向往。在英国艾丁堡大学校长举行的午餐招待会上，有一位文学教授坐在我旁边，他问我的专业是什吗？又说客人名单上介绍你是一位儿童文学家，我说我写过儿童文学作品，不过写不好。他说，你们那儿的儿童文学是怎样写法的，我说也没有特别新的写法，不过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创作的目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儿童培养成一个更诚实、更勇敢、更高尚的孩子。用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和建设的接班人。他说，在我们英国正相反，真叫人愤慨，现在我们报纸上好多连载的滑稽画，仿佛总是想尽办法使儿童变成一个压迫人、剥削人的人。比方说，有一段滑稽画上说，有一个孩子，他母亲给他一毛钱，叫他在院子里推草，孩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拿五分钱去买了一根冰棍，拿另外五分钱去雇一个邻居的孩子来推草，当那个邻居的孩子在推草的时候，他就坐在荫凉的地方吃冰棍。这个滑稽画的题目叫“聪明的亨利”。看去好像是笑话，其实就是对孩子说，凡是会剥削人的、会欺骗人的孩子是有办法的。这不过是危害性比较小的一段，你看我们该怎么办？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家长、老师，给日报滑稽画栏，或是儿童书籍出版社提出书面意见，但是都没有用。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来清除这些坏东西，而奖励作家写那些好的东西的？我说，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政府和社会上各方面的人一起来办这件事情的。他沉思地说，是呀，政府跟人民在一起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呵！底下他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想儿童文学能不能健康地发展，有害的儿童书画能不能禁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如何培养新的一代人，他们就感到没有办法。还有一次，几位英国议员请我们在议会里喝茶，有一位女议员陪我谈话。我问她现在她们议会里辩论什么问题，她说，辩论的是禁娼问题，我们多次要求男议员们跟我们合作，但是始终通不过这个议案。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就是禁止娼妓公开地在街上拉客。你们中国人大的女代表们是怎样得到男代表的合作来禁娼的？我说，据我所知，在有人民大会以前，我们已经没有娼妓了。自从解放以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已经得到解放，翻了身，在我们国家里，男子和妇女在一起，政府和人民在一起，把凡是有害的东西都清除掉了。她听了以后很感叹。她说，我想政权在什么人手里还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与国际友人接触的谈话中，像这种故事还多得很。在此我不细说了。
由于参加国际活动所得到的感受，我写过一些文章，《尼罗河上的春天》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原来我们出国的代表团，回来以后都有一个正式的报告，这是公开的，给大家看的东西。但是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也都有自己的感受，在这篇文章里，我想通过一段故事来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结合在一起搞革命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毛主席老早就教导我们说，知识分子不与工农在一起，必将一事无成。但是知识分子，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知识分子，很难一下子做到这一点。我这里提的两位日本女作家，都实有其人，只不过把她俩的名字换过罢了。那位名叫“秀子”的，我是从头一次亚非作家会议起就和她相识，这位女作家是写散文、写评论的。我想秀子去苏联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在这里开会）的目的，不是专为开会，多半是为旅行游览。对于会议讨论的内容并不怎样关心。第二次就是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她还是日本代表团之一员。这次她参加会议的次数就多了。那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开得很成功，非洲作家去日本开会，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日本的知识分子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大都面向西方，对中国就不大注意（在唐朝时受过中国的影响，对中国还是很好的），至于对朝鲜、越南根本不注意，非洲就更不在话下，他们对非洲人简直就是看不起。但是在这一次大会上，非洲代表们讲的话，就像一声惊雷似的，使他们受了震动。第三次亚非作家会议是在阿联首都开罗召开的（这次会议，其实是正式的第二次会议）。秀子也去了，她表现很好，很积极。我俩被分在一组（文化交流组），这个组虽然跟政治组等不一样，但还是有斗争，而且斗争得很激烈。秀子平常是不大发言的，这天她却站起来讲话。她说：我们日本代表团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我们绝不退后一步。这时候，我真激动极了。我想别人起来讲这话并不奇怪，而秀子来讲，表明她的进步的确很大。因此我就写了这篇《尼罗河上的春天》，文章的内容，有的是事实，有的不是事实，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我可以讲一讲。
在阿联开会的时候，我们同苏联、还有一些非洲的代表们住在一个旅馆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住在另外一个旅馆里，我们住的旅馆是比较近代化的，洗澡水很热，日本代表住的旅馆，可能正在修理（原因不大清楚），洗澡水不热。有一次，在开会的休息时间内我和秀子还有一位日本女代表和子谈话，她们说，那天下午她们要到一位日本朋友家去洗澡。我说，我们旅馆里的水很热，到我们那里去洗吧。那天下午她们洗完澡，吃过茶点，匆匆地就走了，我发现秀子丢下一块手巾，白色的，四边有几朵红花，这是事实。在她俩洗澡的前后，我们还谈过不少的话，有的话我写在文章里面了。这篇文章是经过怎样的布局和剪裁的呢？这篇文章开头的一句说：“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户，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这个描写就与事实不符。我住的房间朝西，不是朝东，而且她们来洗澡的时间是下午，不是早晨。那么，我为什么把我的窗户搬过来朝了东的呢？因为朝西就跟我写的那篇文章的气氛不合，我不要它朝西。如果朝西的话，那么射进屋里来的就是夕阳，不是朝阳了。所以我就把我的窗户朝了东。我这样做，只要不影响下面写的事实，读者是不会提出抗议的，而且读者也无从提出抗议，因为他没有到我住的旅馆去过。还有，我们住的旅馆不在尼罗河边上，是在新城和旧城之中，但是我在一九五七年参加亚非国家团结会议的时候，住过尼罗河旁边的旅馆。所以我能够描写出从尼罗河旁边的旅馆窗户里看到的景物。在这篇文章的倒数第四段里这样写着：
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像细瓷烧成似的，玲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我为什么以“尼罗河上的春天”作题目呢？因为会议是在开罗开的，在开罗开会，要是不写尼罗河的话，不拿尼罗河做背景的话，那是个遗憾，所以我又把尼罗河搬来放在我的窗户前面了。在这一段的头一句里，我为什么说“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呢？“开罗塔”是我头一次去开罗以后才盖起来的，“金字塔”大家都知道，一提埃及，谁都知道有“金字塔”。“开罗塔”比“金字塔”还高约十几米。我为什么提这座塔呢？第一，这座塔很好看，就像细瓷雕的一样；第二，“金字塔”是个老塔，“开罗塔”是新的，放进新的开罗塔说明我写的尼罗河畔不是从前的尼罗河畔，而是充满了新的气氛——亚非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气氛。至于那块手巾，我想了半天，是放进去呢，还是不放进去，后来我还是放进去了。为什吗？就是注重在最后那一段：
回来我把床头的电灯关上，在整理茶具的时候，发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
特别是注重在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其实手巾上的小红花不一定是她绣的，很可能这块手绢是买来的。但是我想，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地跟人民走在一起，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不是有这种感情的话，我何必把这么一块小手巾，“紧紧地压在胸前”呢！这种感情，是在我听到秀子站起来说“我们日本代表团绝不后退一步”的时候产生的，我真想把她紧紧地压在胸前。如前所说，写在这篇文章里的事情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假的是可以容许的，因为我不愿意写带有“夕阳”气氛的文章。
第二个问题：写散文必须注意的主要问题是什吗？
散文，为什么叫散文？不是因为它“散”。据我了解，散文不是韵文，不是每句和每几句都押上韵，也不是骈文，像什么“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种文章是骈文，两个句子是对起来的。散文既不是韵文，又不是骈文，所以叫它做散文。我们中国有悠久的散文传统，而体裁非常多，写得非常好，别的国家就不然。记得印度作家泰戈尔给他朋友的信里说：我很喜欢诗，因为诗像一条小河，被两岸夹住，岸上有树林、乡村……走过两岸的时候，风景各有不同，容易写，而且能够写得好。他认为格律就是诗的两岸，把诗意限定住了，使它流的时候流得曲折，流得美。散文像什么呢？散文就像涨大水时候的沼泽两岸被淹没了，一片散漫。散文又像一口袋沙子，拉不拢，又很难提起来。如果叫我写一首诗，我感到是一种快乐，如果叫我写一篇散文，那对我就是痛苦。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这封信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国散文的体裁最多，而且写得最好。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它简练、不散，能够把散文写紧。有什么办法写得简练，怎样才能写得简练呢？据我的体会：⑴你得有个中心思想。你明确地知道你要写什么，不像从前在学校作文，题目是老师出的，你根本不太懂，头一句先写上“人生在世”，底下再谈吧！这样写，那真是所谓“散漫”的散文了；⑵要有剪裁。散文就怕啰哩啰唆地没话找话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最好“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写散文就应该这样。写文章不是为写文章，而是为了要表达你的思想感情。现在我再讲一讲我写的《一只木屐》。这一只木屐在我脑海里漂了十五年，我一直没有把它写出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因为我抓不着中心思想。这件事情发生在十几年以前，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像我在这篇文章里所叙述的那样，就是说看到这一只木屐的不只我一个人，我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女儿都在船边上，是我小女儿先看见的，她说：“娘！你看，嘎达。”（嘎达就是木屐的声音）我的小女儿到日本的时候只有九岁，她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小孩子都喜欢光脚，在日本一进门就像中国人上炕一样，脱了鞋到“榻榻米”上来，可以非常自由地翻来滚去地玩，一下地就穿上嘎达。在她卧房的窗台上，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嘎达。当她指出一只木屐在海水里漂来漂去的时候，这本来是件小事情，但是我总是忘不了，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对这个东西常常怀念？我抓不住中心思想。有一次，我几乎要把它写出来了，写成诗，但又觉得不对，它不是诗的情绪，怪得很！这里顺便谈谈取材问题，我感到写文章的人应该做个多面手，应该什么都来，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应该试试。的确有时诗的素材跟散文的素材不同，散文的素材跟小说的不同，小说的素材又跟戏曲的不同。我想把“嘎达”写成诗！但写不出来，我就老放着，不是放在纸上，而是放在脑子里。一直等到去年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谈到我在东京时候常常失眠的情景，就忽然想起，这只木屐为什么对我有那么深的印象，因为我在东京失眠的时候总听到木屐的声音，那就是无数日本劳动人民从我窗户前走过的声音，也正是有着这声音的日本劳动者的脚步，给我踏出了一条光明的思路来！因此在我离开日本的时候，我对海上的那只木屐忽然发生了感情，不然的话，码头上什么都有，果皮、桶盖……为什么这只木屐会在我脑中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呢？最后，我把我的中心思想定下来，定下以后，我想从我的女儿怎样喜欢木屐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写，但是我后来感到这样写没意思。因为我的失眠跟我女儿没有关系，她喜欢光脚也跟我喜欢木屐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写我一个人看到了这只木屐。
淡金色的夕阳，像这条轮船一样，懒洋洋地停在这一块长方形的海水上。两边码头上仓库的灰色大门，已经紧紧地关起了。一下午的嘈杂的人声，已经寂静了下来。只有乍起的晚风，在吹卷着码头上零乱的草绳和尘土。
这段里写的“夕阳”是事实，因为时间确是傍晚。这个时候周围的气氛，也确是像我底下所写的“空虚”和“沉重”。在这个时候，就不能有什么“朝阳”或“东风”。我只写了“码头上零乱的草绳和尘土”，这一切都是非常暗淡的。
我默默地倚伏在船栏上，周围是一片的空虚——沉重，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苍茫的夜色，笼盖了下来。
因为“沉重”，所以夜色也就一定要“笼盖”下来，就像扣在我的身上一样。
猛抬头，我看见在离船不远的水面上，漂着一只木屐，它已被海水泡成黑褐色的了。它在摇动的波浪上，摇着、摇着，慢慢地往外移，仿佛要努力地摇到外面大海上去似的！
啊！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
上面这一段，是我那天看见这只木屐时没有想出来的，等到我把中心思想定住之后，才把我的感情定住在这只木屐上，把这只木屐当做有感情的东西。的确，我离开东京时没有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是要回国，所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从岸上跳进海里，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这是我假定它（我的朋友）在船边护送着我回中国来。然后在倒数第二段，就谈到这木屐的声音怎样从我窗前过去。
就这样，这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屐声音，一夜又一夜地、从我的乱石嶙峋的思路上踏过；一声一声，一步一步地替我踏出了一条坚实平坦的大道，把我从黑夜送到黎明！
这段里的“从黑夜送到黎明”是个比喻，就是说把我的漆黑一团的思想，送到光明。这就是这只木屐在我思路上起的作用。在末一段写我们每次去日本开会，有好多同去的朋友回来时总是带些日本的富士山的樱花纪念品。我在日本住过好多年，富士山和樱花我已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日本朋友送我这种纪念品，我总是又转送给别人，我还是买那些小玩具木屐回来，原因一半是我女儿喜欢它，一半是这个东西跟我有了感情。这篇文章写好时有二千多字，后来删掉一千五百字，最后只剩下现在的八百字，不能再短了！我竭力把思想集中在一点上，竭力把文章写简练一些，不过最大的原因，还是我这人不会写长文章。
第三个问题：我们都感到写篇文章开头结尾很重要，但是也很不容易，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体验，最好请您举例说明您的某一篇文章，原来是怎样开头结尾，后来是怎样修改的，为什吗？
这个问题，其实在引用上两篇文章时都讲过了，但是最好的例子还是我写的《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这篇文章写成这样子我是没想到的。下面是它的开头：
这是一个宁静柔和的夜晚。我们在西郊动物园出租汽车站棚下的一条长凳上，坐着等车。
这篇跟前面写的两篇背景都不一样，不是“朝阳”也不是“夕阳”，而是“一个宁静柔和的夜晚”。“我们”是谁呢？就是和我好几年没有见面细谈的一个小朋友，这个孩子从小在我家里，后来她到解放区去了。多年不见，我们有好多话要讲。那天是她休假的头一天，正巧是我的生日，她到我家里来，我们又进城去吃了饭又喝了酒。到了分手的时候，我说你回去吧！她说不，我送你到动物园，到了动物园，我们还舍不得走，于是就坐在出租汽车站窗外的长凳上说话。这篇文章本来可以写到这个孩子身上去，可以写到抗战时期那一段生活中的许多许多事情……但是我没有那样写，因为焰火放起来了，放焰火的时候，正巧有几个坐在那里的外国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也是跟我参加国际活动有关的。西郊有个外国语学院，里面有好多非洲学生，我听他们讲话好像是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的学生，因为非洲有三个白种人的国家，就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而喀麦隆人的皮肤是黑色的。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亚、非、拉等国家的人民，在我国首都北京，就会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连这位汽车站的调度员也对他们特别关怀。记得有一次，我在广东深圳送一位亚洲国家的朋友出境，离别时她哭了，她说：一离开这个车站，人们就不会把我们当人看待。我就想，我国对外政策是多么正确，我们认为国家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而且我们还特别同情他们、关怀他们、支持他们。因此，文章就从这里写起，把前面所想说的话都砍掉了。写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你要给放花预备一个适宜的衬托，焰火是非常光明灿烂的，它需要一个非常宁静的背景，因此我就着力描写周围的那些景物。
这夜是这样的宁静、这样的柔和。右边，动物园墙外的一行葱郁的柳树，笼罩在夜色之中，显得一片墨绿。隐约的灯光里，站着一长排的人，在等公共汽车，他们显然是游过园的，或是看过电影，微风送过他们零星的笑语……
“墨绿”是说天色还不那么漆黑，绿色还看得出来。“站着一长排人，在等公共汽车”，说明我们为什么坐在长凳上等小汽车，是因为等公共汽车的人很多，我们挤不上了。“微风送过他们零星的笑语”，这是衬托，写北京人民快乐的文娱生活，这天有点微风，他们说话都能听到。这些人或许去过动物园，在那里欣赏什么鸟兽，或许看过电影，在那里说笑。这是我们的右边。去过动物园的都晓得，汽车站长凳上坐着等车的人，脸是朝西的。
左边，高大的天文馆，也笼罩在夜色里，那乳白色的门墙倒更加鲜明了。从那幽静的小径上，我们听到清脆的唧唧的虫声。
“虫声”在热闹的时候是听不见的，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才能听见。这里虫声是衬托安静的。
月亮从我们背后上来了。前面的广场上，登时洒上层光影。天末的一线的西山，又从深灰色慢慢地转成淡紫……
“月亮从我们背后上来了。”因为我们面朝西，所以月亮是从背后上来。
这时出租汽车站的窗外，又来了几个人。听到他们说话的口音，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外国学生。两个女的，皮肤白些，那一个男的，皮肤是黑的。他们没有坐下，只倚在窗外，用法语交谈，我猜想他们是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的青年。
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从前都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交谈时只能用法语。
忽然远处西边的树梢上，哗哗地喷出一阵华光，一朵朵红的、绿的，中间还不断爆发着灿白的火星。“放花了！”我们高兴地叫了起来。接着是一阵又一阵，映得天际通明……
试放焰火多半是在石景山那边，我们在西郊看得很清楚。
那一个包着花头巾的女学生走了过来，用很熟练的中国话问：“今天是一个节日吗？”我说：“今天不是节日，我想他们是在试放国庆日晚上的焰火。”她点了点头笑着就走回他们群里去。
我看见那一个穿深色衣裳的女学生，独自走到月光中，抬头看着焰火，又低下头，凝立在那里，半天不动。月影里看到她独立的身形，我自己年轻时候在异国寄居的许多往事，忽然涌上心头。“她在想什吗？在想她的受着帝国主义者践踏的国土？在想她的正在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奋斗着的亲人？她看到我们这一阵阵欢乐的火花，她心里是什么滋味？”我的同情和激感，像一股奔涌的泉水，一直流向这几个在我们“家”里作客的青年……
两道很亮的车灯，从西边大道上向我们直驶而来，在广场上停住了。调度员从屋里出来，走到车边，向着我们微微地笑了一笑，却招呼那三个外国青年说：“车来了，你们走吧。”他们连忙指着我们说：“他们是先来的。”我们连忙说：“我们不忙，你们先请吧！”他们笑着道了谢，上了车，我们目送着这辆飞驰的小车，把他们载到天际发光的方向。
“两道很亮的车灯……把他们载到天际发光的方向”这一段我又把方向改了一点。石景山是在车站的西南方，外国语学院应该是在车站的西北方，但是无论如何这辆车是往西走的，我这样写，是因为我要把他们送到“天际发光”的方向。反正往西走，虽然他们没有上石景山去。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结尾：
火花仍在一阵一阵地升起，调度员和我们都站着凝望，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渐渐地焰火下去了，月亮已经升得很高，广场周围，深草里，又听到唧唧的虫声。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就是这样的柔和、这样的宁静，而我的心中，却有着起伏的波涛一般的感动……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了解文章应该如何开头结尾，也可以了解我之所谓剪裁。总之，文章的开头结尾，一定要有关联，过去老师教给我的“起承转合”，我想这种结构方法还是对的。起的时候，如果跑野马似的拉不回来，那就真正成了散文了。你说了半天的话，最后还得把这话头拉到正题上来，还得找一句比较有力的句子把它收煞住。开头和结尾怎样才能扣题？据我的经验，构思的时候要围绕着题目去想，不要跳着想，要是发现思路离开了题目，那就赶紧收回来，我觉得就只有这个办法。比方《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这篇文章，我注重的是写亚非国家的青年学生，在我国怎样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因此与此无关的事情我全去掉，只抱定这个题目不放。至于剪裁，最要紧的一点是去掉与文章的中心思想无关的东西。例如在这篇文章里我前面所说的那一大段我都不要了。至于那几个非洲留学生走了以后，我们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跟我那位小朋友谈到我当时的感想没有，这些也都没有写进去。这篇文章写完了以后还没有题目，后来才从文中找出一句话：“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作为题目。我是不大喜欢用长题目的，我觉得长题目太啰唆，文章那么短，题目这么长，不大相称，但是也没有别的适宜的短题目，就这样用了。
第四个问题：请您谈一谈运用语言（包括选择恰当词汇和句式等等）的经验。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我所能回答的，我愿意回答的，也跟古往今来有写作经验的人差不多，就是“勤学苦练”四个字！至于怎样运用词汇和句式，我感到也没有别的路子，不但是写作，就是绘画、雕塑、表演……一切一切属于文艺的行业，也都只有靠“勤学苦练”。这是各行各业的前辈都讲过的话，我虽然不大愿意重复，但也不能不重复，因为它实在是经验之谈。从我自己的写作经验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捷径可找了。我们“作协”的一些同志，常常收到一些年轻人和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的来信，说我们愿意做一个作家，请您介绍有什么速成的办法，可以使我们很快地掌握写作的技巧。关于这个问题，赵树理同志曾写过好几次的公开信。我看了他写的，也跟我要写的差不多，也就是说关于写作技巧除了勤学苦练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你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先立下一个雄心大志吧！这也是对的，但是不是说你立了雄心大志再想法找个捷径，就能够成为一个作家，我觉得这还有待考虑。古今中外的作家，有好多开始并没有想当一个作家的。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当初就没有想当一个作家，我那时不认为写写文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愿意学理科，并且已在开始学了。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功课理科比文科好，因为我不喜欢作文，这也跟我的老师有关系，他不能引起我作文的兴趣，我的作文老师是前清的秀才，出的题目都是四书五经上的，非常的抽象，叫人不知从何说起。我从小没进过小学，一到北京就考中学（就是现在的女十二中）。考的时候别的科目都没有，只作一篇作文，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论》，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怎么懂得“学然后知不足论”的道理呢？但是我也会勉强作，因为我在家塾里学的就是那一套。我家里请了一位私塾先生，不是为我请的，而是为我的堂哥哥们请的，我没有姊妹，因此从小就跟男孩子们一块儿学习，由于我小时爱看书，据老师说我的文章比堂哥哥们都写得好。像什么“学然后知不足论”“富国强兵论”等等文章我都作过，所以一考就考上了。考进以后，文科都没问题，但是数学什么的就把我难住了。当时我只会二位数的加减乘除，因此就很感苦恼。我觉得理科比文科难多了，什么历史、地理只要是用中国文字写的我都不怕（因为我从小就有背诵的习惯，只要是好的东西我就背下来，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背诵）。我把精力都放在理科方面，什么代数、几何、三角……尤其喜欢几何，因为我父亲是学航海的，他常常告诉我，对于学航海的人，三角、几何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就很喜欢这些学科。谈到作文，我当时还有一些额外负担，我不但自己要作作文，还要帮别人作文，因为那些胡诌的作文，可以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写起来非常快，只要什么“之”“乎”“者”“也”搞对了就行。同学们知道我作得快，就“利诱势迫”，有的给我买点炒栗子，有的给我买根糖葫芦，这些食物对我的诱惑力很大，我有时候同时写它两三篇，老师对我很头痛，可是他还是说我文章作得好，有一次他给我的作文评了一百二十分，卷子送上去，教务处不知如何平均，就对他说分数最高是一百分，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好，我一定要加她二十分。但是对这种作文，我就倒了胃口。当时老师在班上讲的古文，差不多都是我念过或看过的，我根本不好好听，就在班上看小说、做数学。当时我只注重理科，想学医，因此我在大学里，是理预科的毕业生。五四运动起来了，我正巧是学生会的文书，要做宣传工作，写宣传文章。理科的功课是不能缺的，一缺就补不上。我缺课很多，由于经常写文章，在报纸上登载，对于创作慢慢地喜欢起来，就改学了文科。这是我自己的情况。至于别的作家，还可以举许多例子，我相信鲁迅先生当初也不是想做作家的，后来由于经常写文章，也就成了作家了。现在的中学生，要当一个作家，还想找捷径，从我的经验里看，是没有什么捷径可找的。因为无论是脑力或是体力劳动都不是变戏法，就是变戏法，那也得有材料。比方小孩子玩积木，木头越多，摆的花样就多。一块积木摆不出东西来，两块就有了对立面，三块可以搭个过门，四、五、六块就更好，可以摆个比较复杂的东西了。拿词汇来说，你没有积累到相当多的话，就没法挑选，因时因地制宜地把它放在适当的地方。比方“风”，你只知道“狂风暴雨”，当然不能到处都用它，所以要解决词汇和句式问题，首先要多读书，多看点东西。书里面好的句子最好抄下来。例如《三国演义》里面的句子，到现在我有时还把它抄下来，如我刚才举的《尼罗河上的春天》一文里，我就偷了《三国演义》里一句话，大家看出来了没有？《三国演义》在四十九回里七星坛诸葛祭风一段，写得有声有色：
众兵将得令，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风不动。瑜谓鲁肃曰：“孔明之言谬矣，隆冬之时，怎得东南风乎？”肃曰：“吾料孔明必不谬谈。”将近三更时分，忽听风声响，旗幡转动，瑜出帐看时，旗带竟飘西北——霎时间东南风大起。
我十分欣赏这段的有力的描写，就把它偷到这篇文章里了，我说：“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我常常抄袭，就是说模仿别人的好句子。西方有一句话：模仿是最深的爱慕。
刚才休息的时候，大家反映说：我讲时有一种“亲切”之感。老实说，我就是靠这个“亲切”来的，因为我说的都是自己的经验。我小时候看书，是逼上梁山的，哪个小孩子愿意整天坐在家里看书呢？实在是因我小时候太寂寞了，我是两头够不着，我的弟弟们都比我小很多，堂哥哥们都比我大，起码的都是大我五六岁，我就在半空中悬着，他们和我都玩不起来，那时我们住在海边，邻居也不多。去年十月号《人民文学》上不是有我的一篇《海恋》的文章吗？就是描写我小时候的情况的，我为什么爱海，就是因为我一看到海，就想起我小时寂寞中的“朋友”。在海边生活的我，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出去走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只得坐在家里看书，那时又没有专门给小孩看的书，于是我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连黄历之类的东西我也看，而且非常喜欢看，从前黄历后头有什么“万事不求人”，在每一个日子下面还有什么“不宜动土”“不宜出行”之类，从这里头我可以看出很多故事来。直到现在，我写文章时用的句子还有从那些杂书里头来的，所以过去我的老师说我的学问是三教九流式的学问。但是我认为爱看书是有好处的。举个词的例子说吧，比方刮风下雨，我在报上看到有关于十二级风的解说，这十二级风的形容词都是不同的，我没有全记下来，但今天也可以说一些，比方：细风、和风、微风、轻风、凉风、朔风、春风、秋风、狂风、天风、雄风、黄风……你把这些词汇掌握之后，在种种不同的风上面，你就可以写上一个形容词了。有时风很大，但是好的风，就不能用不好的形容词。比方说很大的东风，你能说是狂风、暴风吗？大风一定要有一个很雄壮的形容词，你登上万里长城时，你所受的风，就可以称为“天风”，古文上也有什么“大王之雄风也”等等，所以“风”往好里说有好的字眼，往坏里说有坏的字眼。同时也要看季候的不同，你的心情的不同跟周围环境的不同，而使用种种的词汇。讲雨吧，也有好雨、细雨、大雨、狂雨、骤雨、苦雨、山雨等等，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词来形容雨，你都应该想到。要说捷径的话，这里可以说有个捷径，就是有些工具书是可以拿来当闲书看的。记得我从父亲书架上翻到一部《诗韵合璧》，在风字和雨字底下，有形容各种风和雨的词汇。我到现在还爱看像《辞源》一类的书，没事就拿来消遣。还有就是深入生活，多跟各种人谈话，熟悉人民的语言。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可以发现有的人说话非常俏，有的人说话非常幽默，有的人说话非常简短有力，有的人说话非常清楚有条理，有的人说话非常美，这些都是我们作文时很好的材料，说话的艺术虽然是不大容易学得来的，但是学不来总可以抄得来的。我们要多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经常注意人的谈话，最好身边带一个小本子，看书看报或听人谈话，有一些好的你就赶紧把它记下来，这当然不是现买现卖，而是你所积累的财富，这本子就好像是你的存款折子，存折上的财富愈多，你手头就愈宽裕，用起来就方便了。还有一个很好的看书方法，对我们在职干部来说是有用的，就是在你手边和枕边，常常放几本古典的散文或诗词。为什么说古典的呢？因为今人的一些好的词汇有不少还是从古典书里来的。我前面说过，我国是个有很好的散文传统的国家，在我国最好的文章里头，除了诗、词、歌、赋、戏曲和小说之外，差不多都是用散文体裁写的。我们自己每人天天在那里写散文，比方说书信日记等也都是散文，就是小学生也在那里写散文，如什么游记等等。总之，我们中国的散文是很多的。我们做工作难免有累的时候，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原因睡不着觉，那你看点古典散文或诗词，就非常的合适，这种文章又短，随时可以放下。在这里，我还想说，要想把文章写好，首先要热爱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的确可爱，我常常想假如我不是中国人，看不懂中国的文学作品的话，那真是太遗憾了。我有时陪一些外国朋友出去游览，看见好景忽然想起一句好诗，我就想说我们中国有句好诗，但是因为翻不出来也就把它咽了回去。我想他们要是中国人那该多好。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喜欢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朋友，因为你写出的汉字他们都懂，有的老先生他们对中国文学比我们还熟悉。日本朋友在道别的时候常常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念的虽不是汉语之音，但是他们写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我常常在手头和枕边放些中外的文学短篇，现在看的是《一千零一夜》，这是小时看过的，我们常常和阿拉伯国家朋友来往，他们常常提到《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你要是对于书里的故事一点不了解的话，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了。我们这样忙里偷闲，随随便便地零零碎碎地看也可以积累很多材料。我们看到有很多好句子和好字眼，可以随手摘写下来，因为经过书写一遍，更可以帮助我们记忆，也可以帮助背诵，我们从背诵文学作品里，可以得到很大的快乐。因为在你生病的时候，或者其他原因不能看书的时候，如果你能背诵点什么，那你会感到很有意义。苏联第二个宇宙飞行员季托夫，在他写的报告里，说上天以后，我看见许多星星，就像嵌在黑绒上的点点光明，我就想起莱蒙托夫的一首诗：星星对着星星在说话。我看报看到这里就想，假如我飞上天空的话，我看到宇宙中的奇景，我会想到中国文学作品中哪一个好的句子，因为当时整个天空就只你一个人，你不能跟谁对面说话，你就可以把这些文学财富都带上天去。我常常想，现在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要是不多读点文学作品的话，将来他去做个宇宙飞行人员，也许会感到寂寞的。以上说的是要看一些短的文章。下面再谈读长的古典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等，说来说去仿佛就是这一些，其实古典小说里面最好的也还是这些。我的朋友郑振铎先生，他有好几百部这样的章回小说，有一年，我生了好几个月的病，病榻无聊就把这几百部书都借来看，浏览一遍以后，感到还是这几部书最好。像这类书，常常放在手边，不怕重看。这一点我们应该跟儿童学，儿童就喜欢你跟他重复地讲一样的故事。我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就爱听“三只小熊”的故事，今天讲，明天还要讲，我说你听过了，她说听过还要听，她不但听，你要说错了她还替你纠正。我说那些书我们应该重看，一来是重看时不用太费脑力；二来因为这些书里面的语言非常生动，重看了记住了以后，对我们写文章就有很大的帮助。就拿《老残游记》上白妞说书那一段来说，作者把白妞出来的那种台风写得多好，白妞衣着朴素，风度非常稳静、大方，写了这些，然后描写她开口唱，一阵高过一阵等等，《老残游记》里有许多糟粕，但是我却挑出这一段看了好几遍。西方作家谈到文章的风格的时候，第一种谈法是“文如其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写出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东西。这句话我们都承认，要不然怎么会百花齐放呢！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柳、欧、苏，每个人的文章风格都不一样，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一切都不一样。关于风格的第二种说法是：最好的词句放在最好的地方，就变成一种风格了。不必说远，就拿近代的人写的散文来说吧，刘白羽的散文就和巴金的不一样，杨朔的又跟秦牧的不一样，郭风的又跟柯蓝的不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风格，用字造句都各有不同。因为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我们就要多看、多读，来扩大我们词汇的领域。有人说你给我介绍一些作品吧，我说这很难，因为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只有多看，才能有个比较，才能看出一篇文章的好处在哪里。中国谚语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多了，就会分辨出好坏来。我还觉得要想写好文章的人，最好能把词句变成你的精兵，用兵的时候，做到指挥若定，使每个字都能听你的指挥，心到笔到，想写什么就能够写得出来，这是不容易的。你的工具若是不熟练的话，它就不听你的调动！谚语又说“熟能生巧”，不熟就不能生巧。但是“巧”是不是做不到呢？我说不，能做到，我自己没做到，至少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做到，我相信能做到，因为文学历史上已经有许多人做到了。
第五个问题：我们阅读作品时，不能深入地真切地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意思，请您举例说明应该如何阅读作品，如何去体会作者的意思。
我们对某一篇作品看不懂，不能体会，有两方面的原因：
⑴作者写不好文章的话，我们就不会看懂，或者这篇文章里没有说清道理，莫名其妙，不知他说些什么东西，你也不会看懂。有的作者的文笔很晦涩，或是文不对题，这种文章我们也看不懂。所以说自己看不懂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的理解力估计得过低。⑵反过来说，那就是我们没有细读。我自己看文章总是先看题目，因为写文章的人总是要发挥与题目有关的内容，按着题目去体会内容是一种办法。再就是要去了解作品的背景，包括作者的创作环境、思想和社会背景等等，看古今人的作品都是这样。为什么同一个题目，这个人写起来是那么欢娱，那个人写起来是那么忧郁，我们想知道原因，就必须了解他的背景，所以我们教课的时候，就常常给学生讲作者的生平和作品的背景。比方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为什么说“无限江山”呢？那时皇帝是坐江山的，他是亡国之君，所以他说“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江山一丢就再也回不来了。别人写“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时候就不会像他这样写法。我们拿过一篇文章来，先看这文章是谁写的，什么时代人写的，他在什么时候写的，有什么背景，能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看懂它。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就只能说到这里。
一九六三年
（原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第二辑）
漫谈『学贯中西』
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茅盾同志对受奖的作家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讲话中，曾鼓励他们要学鲁迅和郭沫若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说：“我们现在要反映四个现代化，不懂些科学知识，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向鲁迅、郭沫若学习，也就要像他们那样，掌握多一些科学知识。”因为他是对那些“我们文学事业将来的接班人”讲话，所以他特别提到了“科学知识”，下面他又强调，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绝不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等等，也提到“我们还没有把该翻译的外国名著都翻译过来。”这些话很引起了我的深思。
也就是在去年，我和几位对外友协的同志，同英国出版界代表团座谈，谈到早年我国翻译出版的工作时，曾提到我对于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都是从当时看到外籍的译文开始的。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吧，在我祖父的书架上，看到林纾（琴南）老先生译的法国名作家仲马写的《茶花女遗事》，以后我自己又去寻来了他翻译的英国名作家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述》和其他。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我看到了严复（幼陵）老先生译的英国名作家斯宾塞写的《群学肄言》，和穆勒写的《群己权界论》等等。严老先生译的都是社会科学的书籍，那时我当然看不懂，大了以后也没有再去翻它，但是我的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们对那几本书还是评价很高。至于林译小说，我就看得多了，我是很喜欢他的文笔的。林老先生自己不懂外文，他可翻译英法名著，都是别人口述，他来笔译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译笔很“传神”，到我自己能够阅读原著的时候，例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就感到林老先生能够把原著中十分鲜明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出来，那就是得力于他对于中国的语文有很深的修养和造诣！
严老先生的译文，也几乎等于意译，他在译文之后，都加以注释。因为我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我也没有去看原著。两位老先生使用的都是文言文，现在的青年人看了，不一定看得懂，而且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的名著，现在差不多都有了今译，不必都去翻阅了。我所要讲的，就是在六七十年以前，当中国人民感到国家危急的时候，像毛主席所说的“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严老先生是到英国学习海军军事科学的，他却自己研读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林老先生为了介绍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他不懂外文，只得请人口述，而自己执笔。这两位老先生，在当时，都起了启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以后，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于这两位老先生的晚节，也不无“微词”。严老先生在晚年成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林老先生在“五四”时代，曾致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大骂过白话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讲话中谈到某些译者时所说的：“但是，对翻译作品来说，不应以人废言。”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要做翻译工夫，必须像他们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外文固然要学好，本国的语文也更要学好，否则就起不了沟通中外科学文化的作用。我们的四个现代化需要借鉴许多工业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我们又有九亿多人口，要每一个人都看懂外文书刊，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起着桥梁作用的翻译工作，就是极其需要的了。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他们的关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译文，是我在青少年时代所最初接触到的，也因为他们恰巧都是福建人（严、林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友，严老先生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很小就离开乡井，已经是东西南北之人，没有太深的乡土观念了，但是当六十年代初期听到福建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北京的教育界也提出向福建学习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自豪与高兴。我希望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风气和传统，能够继续下去。我希望福建的青年人，也能够“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做好现代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工作。“信”、“达”、“雅”的翻译方法，就是严老先生提出的，但要达到这三条标准，就非得把中外语文都学深学透不可。
我还要提醒青年人，“博览群书”绝不等于“闭门读书”，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把我们的学习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我们的学习和努力就没有了目标，我们自己就成了空头的学问家。还有，身体健康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健康的心身，就不能健康地学习。德、智、体三者本来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对立的，相防相克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
（原载《福建青年》1979年第10期）
话说文化交流
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开罗的那一天，是二月七日早晨四时。春寒料峭之中，我们紧紧地裹着大衣，走下飞机，走向拥上前来的欢迎的人群。把一大束鲜花送到我臂里的是一位年轻的妇女，长眉秀目之间，蕴含着一股幽娴静雅之气，她一开口，说的是十分纯粹流利的北京话。她说她的名字叫杜玛德，她和她的丈夫黑白，都是北京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北京住了五年。她又指着人群里忙着和中国客人寒暄的一位阿联青年，说：“那就是黑白。”候机室中，热情洋溢，笑语纷纭，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被打断了……在开罗的几天中，我常常想起这一对画家夫妇，但是总没有机会见到。
亚非作家会议开幕的那一天，我们被邀到“现代艺术馆”去参观阿联的“绘画与雕刻作品竞赛展览”。在艺术馆的丛树浓荫之下，我忽然看到一个抱在保姆怀里的小女孩，穿着一身浅色的衣裳，颈上挂着一个坠着赤金的“福”字的项链。我走出人流，过去拉着那小女孩的手。她一点也不怕生，转着黑溜溜的眼睛，望着我笑。保姆笑说：“她是画家黑白和杜玛德的女儿，你看，那边彩棚里不是她父母的画展？”我连忙赶上人流，走进那座彩棚里去。这里面挂着满壁的水彩画，都是中国的风光，有梳着双辫挑着水桶的姑娘，也有在灌满水的梯田里俯身插秧的农民……真是琳琅满目，若不是我身边站满了亚非各国的客人，耳中听到的尽是我所不懂的各种亚非的语言的话，我真以为是在北海或是中山公园观赏中国画家的画展了！这时杜玛德陪着一班客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好容易挤上去，只说了一句：“我看见你的小女儿了，真好玩……”她也只匆匆地笑着说一句：“她是在中国生的，名叫小红……”说着她就被人群簇拥到一个陈列着中国画具的大玻璃柜边上，去作解释。我听见旁人在赞叹说，他们的绘画，是融合了中国古典绘画和埃及古画的特点，创造出了独特的风格。我必须承认我对绘画是外行，但是我喜欢他们的画，它们给我一种极其温暖亲切的感受！
大会闭幕之后，我们一班人挤出时间去参观开罗博物馆。陪我们去的是一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这位青年，一脸的书卷气，戴着很厚的眼镜，从一上车就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埃及的古代文化，那种热烈陶醉的神情，竟不像对人讲述，而像温理自己脑中的一幅一幅的辉煌灿烂古埃及文化的画图！偏偏那天博物馆又提早关门，算来我们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浏览这个世界上最古的六千年的文化！失望之余，我们只好加快脚步，在一座座矗立的大石门，横放的大石棺，排列的大石像前面，匆匆走过。这位青年，却以恳求的眼光，摩挲着几乎每一块石头，向着我们讲解：“在纪元前三三一二年……”后面跟着的是大声呼唤的博物馆看守员：“请大家快一点，再有五分钟就关门了！”这一天，谁也没有看得痛快，出门上车的时候，人人发出惋惜的叹声，尤其是那位青年，一路上只呆呆望着车窗外，好像在说：“真是白来了一趟！”
我却是满心欢喜！文化交流，就得由这种热爱友邦文化的青年们来做。埃及、中国、印度……都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给我们开出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道。在推翻阻碍亚非文化交流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同时，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阿联的画家杜玛德夫妇和这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的青年人，来“继往开来”，做出前人所未做出的伟大事业！
（原载1962年3月25日《北京晚报》）
论『文学批评』
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充满了情绪的。作者写了，读者看了，在他们精神接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生出种种的了解和批评。
精神接触，能生同情，同时也更能生出不同情。“不同情的同情”，就是完全地翻转作品的全面，从忧郁转到欢愉，从欢愉转到忧郁，只对于我们眼中的文字，大表同情；虽然也是一般的称扬赞叹，然而在作者一方面，已经完全地失了那作品的原意和价值。
我深深地感到，在我们读者生出种种的了解和批评的时候，对于作者几乎是丝毫不负责任的。缘故是作者的遗传和环境，和作者的人生哲学，我们不能详细地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他写那文字时候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也更不能知道。此外我们在读阅的时候，还有自己的，一面的心境和成见；抱定这个心境和成见，不假思索地向前走，去批评文学作品，如同戴蓝眼镜一般，天地异色。——结果不必我多说，只可怜作者受了无限的同情的冤枉！
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承认，在我们不明白了解作者自己以前，作品的批评是正和作品的原意相反的。“不同情的同情”的赞扬，毁坏创作的程度，是更高于同情的攻击的。——最不幸的是我们好意地赞扬，在不自觉里或者便要消灭了几个胆怯的作家！
作者只能有一个，读者同时便可以有千万。千万种的心境和成见底下，浮现出来的作品，便可以有千万的化身。作品的原意，已经片片地撕碎了。
作者——不灰心的作者——要避开这种危险，只有在他的作品底下，加上百千万字的注释。——我个人方面万不愿陷作者于加注释的地步。使他活泼泼的作品成为典故式的诗文。这样，便是要从世界上，根本地消灭了真正的“文学”！
在世界的作家面前，我是读者之一。我要承认，我要谢罪，我更要深深地应许。他的星儿射出来的光，他的花儿发出来的香，在我未十分明白了解以前，自我这一方面反映出来时，绝不使他们受我丝毫的影响。我只有静默，只有瞻望，只有这漠漠的至诚，来敬礼我现在所不能明了，不能探索的神圣文学！
（原载1922年1月22日《晨报副镌》）
中国新诗的将来
旧诗歌的声韵格律都打破了以后，新诗就出来了。许多的人作着，许多的人看着，许多的人讨论研究着——新诗的种子，撒在一班青年人的心底里，只要是不落在幽荫处，或是石田上，它便如同春草，随处乱生。两三年来的新诗，各时各地散见于报章杂志上的，不在万首以下，即此可见新诗是合于时代的精神，而有存在和生长的可能性的。
诗在唐代，词在宋代，曲在元代，都有它们最光荣的地位了，新诗如何呢？我个人相信：它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占它的领地的。它不但有蓬勃的现在，还有灿烂的将来！
虽然如此，有人却在极热闹之中，为新诗的前途抱悲观。他们说：“新诗太容易了，太‘频’了；人人都可充诗人，出口成章地随便乱写，作来作去，恐怕新诗要与‘平话’和‘弹词’同一价值，同一命运。”——这话很使我思索！
固然说：诗是不可遏抑的，无心流露的情绪表现，不容任何裁制来侵犯它的自由的；然而从客观上看起来，诗的界说，虽每人有他自己的意见，极不容易定准，而诗和非诗的界限，在人们脑中，却有时极其清晰，如：
风沙卷了，
先驱者远了！
——朱自清作
插在门上的柳枝下，
仿佛地看见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冯雪峰作
有风时白杨树萧萧着，
没风时白杨树也萧萧着——
萧萧外园里更不听见什么，
野花悄悄地发了，
野花悄悄地谢了——
悄悄外园里更没有什么。
——朱湘作
一看便承认它是诗。而——
“南通的文明，
（与的对齐）只是生活程度的增高，”
“日里做事夜间睡觉，
实在太平板了！
把它颠倒起来，
夜间做事日里睡觉，
岂不有趣？”
“上码头几分钟之后，
我们觉得这里是欧化地住华化人！
适者生存的公例，
在辫子上成问题！”
这几首便不能一看立刻承认它是诗。至于：
不解放的行为，
造就了自由的思想。
（这一首是《春水》里的。为作这篇论文，又取出《繁星》和《春水》来，看了一遍，觉得里面格言式的句子太多，无聊的更是不少，可称为诗的，几乎没有！）
却是一看便不能承认它是诗！
从以上几首的意思，综合起来——为抄录省事起见，因选些短的——或者可以说诗是偏于情感的；深入浅出的；言尽而意不尽，诗意常是仿佛要从句后涌溢出来的。反之，偏于理智判断的；言尽而意索然，一览无余的；日记式、格言式的句子，只可以叫做散文，不能叫做诗。
或有人说，前几首是抽象的描写、抒情的，后几首则近乎具体的、叙事的，不过少用象征的字眼，仍不能不是诗。然而诗不止有意境，还有艺术，要有图画般逼真的描写，音乐般和谐的声调的，叙事之中，仍不失其最深的情感。朱自清的《星火》全篇叙事，而他用：
我的光荣呵，
我若有光荣呵！
……
我的悲哀——
虽然是天鹅绒样的悲哀呵！
便觉得异常生动。刘延陵的《水手》，末几句：
但他却想到了，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
那人儿正架竹子，
晒他的青布衣裳。
真是一幅图画呵！一个乡庄的少妇，浮在纸上了！
旧诗有声韵，格律难做得上而容易做得像。新诗没有声韵格律容易做上而难得像。凭借愈少，自己的努力愈多。但人们以其容易做上，便肆无忌惮地做；近来小诗又流行开了，于是偶然有些可以独立的短句子，都也错杂拼上，都叫做诗，万首的新诗，模仿的去其大半，非诗的又去其大半；真正能表现自己情绪，而又经过艺术的组织的，也就所余无几了！这般中空的，容易激起反动的进步，怎怪留心文学的人，不为新诗的将来，抱隐忧呢？我以为要补救这乱做的弊病，只要在批评和创作这两方面注意。
有研究有见识的批评家，在今日是极其需要的。要他们在这春草般的新诗上，加以适当的培芟。我绝对不是说批评家可以干涉人作诗的自由，或说他们的鉴别力一定是精确的。但是有一班人，以作新诗为时髦之一种，东抄西袭，不住地作，不住地发表，来扰乱诗界的空气。又有一班真为表现自己情感而作的人，又苦于没有艺术上的指导，只得自己摸索前进，或致走入歧路。——我个人总不信批评能使作家受多大的打击或兴奋；但多少总可以使作家明了自己的作品，在别人方面所生的影响。因此作家和批评家尽可两不相识两不相妨地静悄悄地各做自己的工作。
再一说：批评能引起讨论，各种不同的见地和眼光，更能予作家以莫大的辅助。——在此又引起攻击和袒护问题。所以我主张作家和批评家尽可两不相识。固然不相识能起误解，而太相识又易徇情。不如面生些，各尽忠于艺术，为艺术而作，为艺术而批评。没有偏袒，也无意气。
在创作一方面：新诗出产，不求其多，只求其少。不是说不做，是说少做。要情绪来寻纸笔，不要劳纸笔去寻情绪。写的时候，要为“不得不写”而写，不要为“写给人看”而写。在诗的质上，要注重：修养感情，这修养不必限于道德问题：诗底目的，不仅是教训，专为教训的，不一定便是好诗。若说人格，则曹操枭雄，一般的也会作出：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委婉缠绵的句子来。不过诗歌是最表现作者的人格的，有的诗虽无教训之名，而有教训之实，那是因著作者的最高最浓挚的感情，在他不自觉中、无意中，感动了读者，如：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读之使人深思泪下！——总之，教训也好，不教训也好，感情总有修养的必要。诗思要酝酿在光明活泼的天性里和“自然”有相通和人类有甚深的同情的交感。此外更宜以美术的鉴赏自娱乐，以陶冶感情，使之澄静而优美。
在诗的形上要注重：
多看多读，中外和古今的好的诗歌，都带有最浓厚的时代的精神和特具的国民性，能予作者以极大的观感。多看能比较了许多意境，多读更能熟练了许多修辞。对于本国的特长要保守，对于外国特长要采取。至此我又想起些诗句：
他的心受了被夜风吹绉了以湖水与水面上反映着的自己身上射出来的青白色的萤光的感动。
玫瑰花，红的白的互相依傍着，他们与他们的邻人们同发出优婉的清香，互相安慰着。
我们虽不能说因着修辞的不妥，或是句子太长，便失了诗的意味，但如有更好的句法我们是不应当拒绝的。这等句法太欧化了。“中国的新诗”，不应以神似译品为止境。明了清楚，本是新诗的长处，我们要小心不要使它反成为空泛拖沓，成了它的短处。
一个朋友说：“新诗内容不是没有好的，不过读完不易记住，介字和形容字太多了。”这话十分的有意思。介字和形容字太多，和声调很有关系。旧诗词里有些词句，是可减却许多介字，而并不难索解的。“中国的新诗”，在这一点上，不可不注意。
总而言之，我想新诗的将来，是上升不是下坠的，“好诗太少”，不足为病。三年历史的新诗，确已有了相当的贡献，将来更不能不趋向光明。只要作诗的人慎重地做，批评的人忠实地引导批评。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原载《燕大周刊》1923年第1期）
论文学复古
新文学运动的声浪，到了今日，沉寂了许多；译作的出品，到今日也少许多。正值近来坊间又发现了几种“反新文学”的出版物，一班关心新文学的青年人，以为新潮已到了狂澜将倒的时代，都为新文学的前途抱了无限的隐忧。
我要安慰青年人说：时代流水似的向前走了，民族思想绝不能石子似的停在中流。无论如何防阻，如何挽留，总不能使二十世纪的人物，仍去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无论如何复古，也不能使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人，仍去守那尊奉君王和一夫多妻的制度。新思想一日不能灭，新文学一日不消沉！
新旧文学的最大的分别，绝不在于形式上的语体和文言，乃在于文字中所包含的思想，某一时代特具的精神。人们既不能上下更易时代，便也绝不能来和时代的文学占夺位置。
拿起那些“反新文学”的出版物来看一看罢，它们果可算为新文学的劲敌吗？我每每不解，以为似这般无聊的作品，何致使一班新文学的热爱者，不惜奋其全力，天天对它们下攻击！
论到思想一方面：摊上流行的各种小杂志，尽是些流氓口吻的滑稽文字和滥调的英雄儿女文章，无思想之足言，不必说了。就是稍大些的也是对于国内的文学，没有提倡；对于国外的文学，没有介绍。除了琐谈笔记以外，就是俗调滥套的小说，竟难有几篇向上的、建设的文字。我推测着说一句，似乎其中的作者，不尽是明了文学的人，不尽是已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的人。他们描写宗教、法庭，以及社会主义，等等，都取同一的态度，意思模糊，不是极端攻击，不是极端赞成，也更未有自己的建议和判断。以文学为消遣的，为不足轻重的人，本来不推求这个，看完掩卷欠伸而起，自然也没有什么。而一班以文学为神圣，要它引导，要它提醒，要它来替他们解决各种问题的人，对于这般麻木不仁的文学作品，是绝不能满意的。时代渐渐地旋转过去，这种出版物的领土，当然是要渐渐缩小的，无可讳言！
论到艺术一方面：他们很少在前人未走过的文学田地，开辟自己的新途径。人物相似，背景相似，开端和收局也相似。是为作文字而作文字，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可遏抑的情感和问题，而作文字。对于西文学的研究，似乎也见限于坊间流行的言情或侦探小说，转来转去地沿袭模仿。看完意兴索然，不留印象，似乎书中的人和读者还隔着万重烟雾。这样感人不深，趣味又少，几乎失了文学的效用。而且他们无条件地反对新文学，同时也拒绝了新式标点，一字一点，一句一圈，层层斩断，神气不完，未免是个缺点。
反新文学的作品，既是在思想艺术两方面，都难得立足的地位，为何它们又有了复兴机会呢？至此我不得不向新文学家说：“是谁之过？”
新文学不能普遍地得国人的欢迎，固然是因为国人不了解新思想，但如果介绍得得法，中外人民的头脑构造，原是一样的，绝不至于瞠目结舌，像听天书一般。无奈一班介绍者，太令读者为难了，一知半解，漫无头绪，佶屈聱牙地说下去，弄得人莫名其妙。不解就生厌烦，愈烦厌就愈不解。结果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同时国人又需要些文学的慰藉，就不得不返求于这些无聊的出版物了。
我以为“反新文学”作品的流行，是新文学进行中最可看的现象，是新文学家的当头棒和兴奋剂。如果一班读者对于所谓新文学的作品，糊里糊涂地领受了去，没有一毫的反抗和怀疑，新文学就真是不幸了。因为他如何糊涂地接受了去，也要如何糊涂地倾吐了出来。像这般无根基的建筑，新文学的前途，真是危险到不堪设想。而这种不自安，自寻活路的态度，却可以见出国人对于新的物事，不能强以不了解无条件的盲从！这真可促一班新文学者的反省和奋斗！
新文学者中不犯“反新文学”者的毛病的又有几人？新文学的作品，又有几篇是真建设、真向上、真有自己的哲学，不追逐时尚，拾人牙慧的？滥调的“资本家万恶”“妇女解放”、“心弦”“爱人”等等的句子，和“怜我怜卿”“成仙成佛”不个性的作品，相去又几何？只满纸的“呵，么，呀，的”和“！？：——”这种堆砌白话字眼，乱点新式标号的假新文学作品，不必反新文学者，一班新文学者，先须起而廓清扫灭！
我相信除了建设，没有破坏。我们既认定：新思想是有介绍的必要的；时代的精神除了新文学，是无处寄托的；便当抖擞精神，折回原路，来寻找向上的建设的途径！
第一我们要永远拒绝：不明了原作，而以介绍为时髦的事，三天脱稿，四天出版的译述。
第二我们要永远拒绝：思想没有系统，对于艺术没有习练，对于物事没有观察，随波逐流，西抄东袭的假新文学作品。
第三我们要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至此便牵连到文法问题，中外的文法，几乎是绝不相同。介绍者图省一点整理的手续，便文不加点地，和盘托将过来。因此语气颠倒，文义拖沓，意思暗昧，此等例举不胜举！而且许多新文学不但译文直得过火，连作品都是以外国人的口气说中国话，令读者很难了解他说的是什么。托尔斯泰说：“假如不令大多数民众了解，这艺术就是坏艺术，或者竟不是艺术。”这话虽然太偏，却也有他的真理。意思好了，工具如不好，在作者一方面真是心力枉费。文学既不是专为一班新文学者互相读阅的，还请把民众放在心上，用中国人的语气来叙述描写，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
我素来不关心，而且不喜欢讨论这些事，不过教员方面既愿意我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将我的意见说一说。转以为对于这些无聊的出版物，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太过注意，反动更大。——而且理论是无用的，强有力的后盾，还是真正的新文学作品，真正的新文学发扬光大起来，时代自会把它们驱走的。新文学家呵！四面重敌之中，突围而出的，必不是摇旗呐喊的人，沉默的创作吧！
乘客呼唤着说：
“舵工！
小心雾里的暗礁吧。”
舵工宁静地微笑说：
“我知道那当行的水路，
这就够了！”
——《春水》五九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
（原载《燕大周刊》1923年第8期）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
我看到一九八二年“红领巾读书奖章”活动的消息，从心底为小读者们感到幸福，你们真是生在好时代啊！
我小的时候（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没有进过小学。而且那时的小学里也没有少先队的组织，更谈不上什么“读书奖章”了，但是我的确从读书上得到极大的快乐和益处，从书上得到的思想教育影响了我一生。
我从小是个独游无伴的孩子，我又住在山边海角，白天还可以出去跑跑，晚上或刮风下雨的日子，我就只好待在家里了。感谢我的母亲，她从我三岁起，就教我识字，她将这把打开“知识之宫”的钥匙交给我，我的生活就变得无比丰富。
那时候还没有专为儿童写的书，我所能得到的，只是大人书架上的那些小说。我看到的第一部书是《三国演义》。这部书引起了我对于中国历史的兴趣和对于古代英雄人物的向往。我接着又看《水浒传》《精忠说岳》和大人枕头底下藏着的“禁书”。那时正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我读到邹容写的《革命军》和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的刊物，如《天讨》之类，都是抨击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警惕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危险，等等。读了使我悲愤激昂，使我从小就认为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大好河山，必须牢牢保住，而且要使它富强起来。
从书中给我的这一点爱祖国的热情，又从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里，我深深体会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两句话里所包含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使我为自己能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并愿尽我所能，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辅导员》1982年第4期）
文学家的造就
文学家在人群里，好比朗耀的星辰，明丽的花草，神幻的图画，微妙的音乐。这空洞洞的世界，要他们来点缀，要他们来描写。这干燥的空气，要他们来调和。这机械的生活，要他们来慰藉。他们是人群的需要！
假如人群中不产生出若干的文学家，我们可以断定我们的生活，是没有趣味的。我们的感情，是不能融合的。我们的前途，是得不着光明的。然而人群中的确已产生出若干的文学家，零零落落地点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看：人类对于他们，是怎样的惊慕、赞美、崇拜！
“天才，天才”“得天独厚”“异才天赋”，我们往往将这等的名词，加在他们身上。现在呢？这等迷信的话，已经过去了。我们对于文学的天才，只有同情的崇拜，没有神秘的崇拜；我们只信天才是在生理心理两方面，比较地适合于他的艺术；并不是所谓“文曲下凡”等等鄙俚的说法。
然而是否人人都可以成为文学家，这也是一个疑问。
细细地研究起来，这文学家的造就，原因很复杂，关系也很长远；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包括过来的。现在姑且以文学家的本身做根据地，纵剖面是遗传，横剖面是环境，怎样的遗传和怎样的环境，是容易造就出文学家的，我们大概可以胪举如下：
（一）文学家的父母——稍远些可以说祖先——要有些近于文学的嗜好。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的父母，也一定要是小说家，诗人的父母，也一定要是诗人——要是这样，这文学家竟成世袭的、门阀的，还有什么造就可言？——只要他们有些近于文学性质的嗜好，如喜欢花木、禽鱼、音乐、图画，有绵密沉远的心胸，纯正高尚的信仰，或是他们的思想，很带有诗情画意的。这样，他们的子女，成为文学家，就比较的容易些。这就是所谓“得天独厚”，“异才天赋”了。
（二）文学家要生在气候适宜，山川秀美，或是雄壮的地方。文学家的作品，和他生长的地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同小说家的小说，诗家的诗，戏剧家的戏剧，都浓厚地含着本地风光——他文学的特质，有时可以完全由地理造成。这样，文学家要是生在适宜的地方，受了无形中的陶冶熔铸，可以使他的作品，特别的温柔敦厚，或是豪壮悱恻。与他的人格和艺术的价值，是很有关系的。
（三）文学家要生在中流社会的家庭——就是不贫不富的家庭。克鲁泡特金说：“物质的欲望，既然已经满足了，艺术的欲望，自然要激涌而出。”自然生在富豪之家，有时夺于豪侈禄利，酒食征逐，他的理智，都被禁锢蒙蔽住了，不容易有机会去发挥他的天才。但是生在贫寒家里，又须忙于谋求生计，不能受完美的教育。即或是他的文学，已经有了根基，假如他一日不作小说，一日不编戏剧，就一日没有饭吃，这样，他的作品，只是仓促急就，以糊口为目的，不是以贡献艺术为目的，结果必致愈趋愈下。俄国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固然是不如屠格涅夫（也是俄国的文豪，和他同时的），然而并不是我真不如他，我何尝不愿意精心结撰，和他争胜……无奈贫乏逼我，不得不急求完工得钱，结果我的作品，就一天劣似一天。”又有尼司璧作的两首诗的断句，如下：全诗见《社会主义的歌谣与抒情诗》（照录《少年中国》译语）：
那手民现在就等着我的稿，
我连下星期的酬金都到了手，
但是我若不作便一文都没有，
上帝呵，叫我如何作？
我不会再作了，
咳，上帝，使一家嗷嗷的，
全靠着我一支笔，
偏生我又一行都不能写，
这也像是神圣的爱吗？
于此可知以文学为职业的人的景况，是如何的艰苦，于他的艺术上，是如何的受亏损。虽然是说穷愁之词易工，然而主观的穷愁，易陷于抑郁牢骚，不能得性情之正。虽可以博得读者的眼泪和同情，究竟不是促进文学的一种工具。所以最适宜于产生文学家的家庭，就是中流社会的家庭。既然不必顾虑到衣食谋求到生计，他自己又可以受完全的教育。他的著作，是“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自然就比较的浓厚活泼了。
此外家庭里的空气，也很有关系。文学家生在清静和美的家庭，他的脑筋永远是温美平淡的，不至于受什么重大的刺激扰乱，使他的心思有所偏倚。自然在他的艺术上，要添上多少的“真”和“美”。
（四）文学家要多读古今中外属于文学的作品。这就是造成文学家的第一步了，他既有了偏于文学的嗜好，也必须多读属于文学的作品。读得愈多，机局愈精熟，材料愈方便，思想愈活泼。久而久之，必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以蚕蛾作比喻，在它成蚕的时候，整天里沙沙的只顾食叶，时候到了，身体透明了，便将几十天内所食的叶子，牵成有条不紊的长丝，也将他自己隐在里面，好比雏形的文学家，读破万卷，心中光明透澈，将百家之说，融化成有系统的思想，也将他自己濡浸在里面；然而他是不能永久拘囚在里面的，也要和蚕蛾一般，白衣如雪，咬破茧丝，飞了出去。我们可以看假如蚕儿当初不肯食叶，不但以后不能抽丝，不能作茧，不能成蛾，而且要立刻僵死的。所以即或是个人有偏于文学的嗜好，若不肯多研究属于文学的书籍，他的思想终久是要破产，终久不能勉强造成一个文学家。
（五）文学家要常和自然界接近。自然的美，是普遍的，是永久的，在文学的材料上，要占极重要的位置的。文学家要迎合它、联络它、利用它，请它定格在自己的思想中，溶化在自己的文字里。若只花花绿绿地堆字叠句，便变成呆板笨滞，无神采、无生气的文字。这种和自然界隔绝的文字，我们绝不能承认它是文学。因此文学家要常和自然静对，也常以乐器画具等等怡情淑性的物品做他的伴侣。这样，他的作品里，便满含着可爱的天籁人籁。
（六）文学家要多研究哲学社会学。我们现在承认文学是可以立身的，然而此外至少要专攻一两种的学问，作他文学的辅助——按理说，文学家要会描写各种人的生活，他自己也是要“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然而这不过是“通”，若认真地去研究各种学问，然后取来应用于文学，事实上是绝对做不到的。——文学是要取材于人生的；要描写人生，就必须深知人的生活，也必须研究人的生活的意义，作他著作的标准。照此看去，哲学和社会学便是文学家在文学以外，所应攻读的功课。
（七）文学家要少和社会有纷繁的交际。文学家的生活，无妨稍偏于静，不必常常征逐于热闹场中，纷扰他的脑筋——若考察社会的情形，不是交际，自然又当别论——务要置身于第三者的位置，然后以冷静的脑筋，精确的眼力，去观察它、描写它、批评它。对于各方面既都是客观的态度和根据，便好似明镜一般，表里莹澈，照进去和反映出来的都是明鉴毫发。否则太接近了，自己也有分；“当局者浑”，脑筋不免昏乱，眼光不免蒙蔽，心思不免偏倚，便不能尽情地描写批评，也不敢尽情地描写批评了。
（八）文学家要多做旅行的工夫。这条是和以上的二、四、五诸条都有关系的。天下的美景，不能都萃在一个地方。天下的名人，也不能都生在一个地方。文学的资料也不能都取用于一个地方。文学家因此便须多做旅行的工夫了。看遍天下的美景，交遍天下的名人，观察遍天下的民情风俗；他的文学的资料，便日新月异，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而且于他的思想、学问、经验，也更有极大的裨益的。
以上几条，以我看去，似乎可算是造成文学家最普通的径路；如同中学校里的普通课程一般。至于忧郁性，或是乐天性，或是他一生的境遇，都和文学极有关系；但是范围太广——参阅古今中外各文学家的历史，是个个不同的——难以细说，只得从略了。
我想的时候，写的时候，对于自己所说的，都有无限的犹豫，无限的怀疑。但是犹豫、怀疑，终竟是没有结果的。姑且武断着说了，欢迎阅者的评驳。
（原载《燕大季刊》1920年第1卷第4期）
写作文要有科学态度——给小朋友们的一封信
亲爱的小朋友：
近来，常常得到你们的来信，问我怎样才能把作文写好。我想借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这个机会，和小朋友们谈谈五四运动中的一个要求——科学。我要说的是写作文也要有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认真诚实、实事求是，没有科学的态度，一定写不出真挚感人的文章。
就我自己看过的古今中外的文章来说，凡是感情诚挚，写景真实的作品，总使我感到写得入情入理，如见其景，如闻其声。否则，给读者的印象就适得其反。
例如，有一篇描写夜景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走出门来，抬头一看，呵，月圆如镜，繁星满天，这光明灿烂的夜景，使我发生了无穷的喜悦……”
“月圆如镜”“繁星满天”，这两句话分开来说，都是很好的形容夜景的句子，但是一连起来写，就成了“荒唐言”。我怎么敢这样说呢？因为我从前也写过这样荒唐的句子，后来我因病到医院疗养，躺在床上看了许许多多夜晚的月亮和星星，我才体会到曹操的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写景是多么真实！因为“月”一“明”了，“星”自然就“稀”了，甚至看不到了。我从前写的什么“星月交辉”，是一句荒唐无知的话。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篇描写国庆节游园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国庆节的公园，是多么丰富多彩呵，迎面的花坛上的菊花和牡丹，争妍斗艳，我的心花也随之而怒放……”这几句话，如果描写的是春节广州的花市，也还有可能，但是在国庆节的北京，菊花和牡丹是不可能在花坛上争妍斗艳的，因为牡丹不是在北方十月开放的花朵。
文章写景不真实，就使得读者对作者的“无穷的喜悦”和“心花怒放”的感情的真实性，也起了怀疑。
小朋友，写文章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古今中外，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是经过千千万万读者评定的，群众是不会忘掉一篇写情诚挚、写景真实的好文章的。对小朋友来说，说老实话不是最容易的事吗？写真情实景不是比扶头苦想、拼凑抄袭容易得多吗？
关于怎样才能写好作文的经验和教训，我能说的只是这些。祝你们快乐、进步！
你们忠实的朋友 冰心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
（原载1979年5月2日《中国少年报》）
关于散文
散文是我最喜爱的文学形式。但是若追问我散文是什么，我却说不好。如同人家向我打听一个我很熟悉的朋友，他有什么特征？有什么好处？我倒一时无从说起了。
我想，我可以说它不是什么；比如说它不是诗词，不是小说，不是歌曲，不是戏剧，不是洋洋数万言的充满了数字的报告……
我也可以说，散文的范围包括得很宽，比如说通讯、特写、游记、杂文、小品文等等，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我们所熟读、所喜爱的《秋声赋》《前后赤壁赋》《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岳阳楼记》《陈情表》《李陵答苏武书》《吊古战场文》《卖柑者言》……不管它是“赋”、是“铭”、是“传”、是“记”、是“表”、是“书”、是“文”、是“言”……其实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我们的前辈作家，拿散文来抒情，来说理，来歌颂，来讽刺，在短小的篇幅之中，有时“大题小做”，纳须弥于芥子，有时“小题大做”，从一粒砂来看一个世界，真是从心所欲，丰富多彩！
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迅速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顷，迅速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得无处追寻。
因此，要捉往“灵感”，写散文就比作诗容易多了，诗究竟是“作”的，少不得要注意些格律声韵，流畅的诗情，一下子在声韵格律上涩住了！“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这一歇也许要歇上几天——几十天，也许歇得只剩下些断句。
但是，散文却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尖利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的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情感，他的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袭的语言，乃是代表他自己的情感的独特的语言。这语言乃是他从多读书、善融化得来的鲜明、生动、有力、甚至有音乐性的语言。
我认为我们近代的散文不是没有成绩的，特别是解放后，全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不但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也在写散文，报刊上还有许多特写、通讯式的文章，以崭新的面貌与气息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有风格的散文作者，也不算太少，我自己所最爱看的（以写作篇幅的长短为序），就有刘白羽、魏巍与郭风。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
（原载1959年7月26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