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严谨规则的格律诗成熟定型于初唐后期，极盛于全唐，直至晚清历久不衰。格律诗又称“今体诗”，唐人当时视为本朝诗体，以区别于以往的“古体诗”。不同体裁的唐诗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展现出一个空前光辉繁荣的时代，是和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分不开的，也是与唐太宗本人重视、提倡、支持文学分不开的。前者是物质基础的奠定，后者是精神力量的振发。

从唐太宗到唐中宗、武则天、唐玄宗都爱好文学，吟诗作赋，开办文学馆、弘文馆，实行“声律取士”政策，招揽人才，促使唐代文学全面繁荣发展，唐太宗应推第一人。

唐太宗既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诗人。他身体力行，翰墨垂范，其作品经过古籍整理、搜寻、发掘（包括地下考古发掘），据学者吴云、冀宇《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迄今计有诗110首、赋5篇、论文25篇、文告（诏、制、册文、玺书等）439篇。其中，《帝京篇十首并序》、《饮马长城窟行》、《还陕述怀》、《执契静三边》、《入潼关》、《正日临朝》、《幸武功庆善宫》、《出猎》、《经破薛举战地》、《冬狩》、《春日望海》等诗文，都对唐诗的兴盛有一定影响。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全唐诗》成书，康熙帝在序中称：“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书中的五言律诗有一万五千余首，七言律诗有九千余首，两者相加就占了“半壁江山”，再把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全部归纳起来，那么格律诗之多就远超其他诗体的诗歌了。由此也见证了格律诗在全唐繁荣发展数量之最、速度之快。格律诗是唐诗的主流诗体，已无悬念了。

唐太宗的110首诗作，基本上是五言古诗，这与格律诗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当时尚未完全成熟定型有关，但在这些诗作中已先达到格律诗规范的也有，如《帝京篇十首并序·其一》：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这首诗的内容，与其说是篇首极写帝王居处宫阙的气势雄伟，毋宁说是透露出作者在序中所述的中心思想：“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其中的“咸英之曲”是指传说中古代的“正乐”；“六经”则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著作，这些文章教化难道不都关联到对格律诗的首肯吗？

此诗的形式，属于首句不入韵的平起式五言律诗，隔句韵脚“居”、“余”、“虚”、“疏”，一韵到底，其他平仄、对粘、对仗等也都合乎规则。值得一提的是整首诗八句四对仗，讲究骈偶，很不容易做到。可见要完成这首诗作，对“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的唐太宗来说，得耗费多少心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视此诗是他格律诗之力作，当属公允。

再如《五言咏棋二首·其二》：治兵期制胜，裂地不邀勋。半死围中断，全生节外分。雁行分假翼，阵气本无云。玩此孙吴意，怡神静俗氛。此诗勇气兼备，艺术技巧上也同样合乎格律诗的标准，且是一首除却尾联不对仗的三对仗五言律诗。

以上所举二例，《帝京篇十首并序·其一》约作于贞观二年（628），《五言咏棋二首·其二》在唐太宗全部诗作的后期。这些都比武则天统治时期的沈佺期、宋之问的格律诗完全成熟定型要早出数十年。在唐朝天下初定后的创始阶段，唐太宗亲自带头写格律诗，无疑是鼓励天下臣民写格律诗，为繁荣唐诗，促进文学与文化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加上他领导下的全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崇尚节俭，民族和睦等等的一片繁荣兴旺景象，使得格律诗能顺应历史发展而如鱼得水。

七言诗的诞生要晚于五言诗，唐太宗的全部诗作中，只有三首七言诗：《饯中书侍郎来济》属七言古诗；《两仪殿赋柏梁体》属七言柏梁体；《送魏徵灵座》是唯一的一首七言绝句，诗曰：“劲筱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淹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唐太宗痛失良相魏徵，悲伤不已，“望哭尽哀”，并为之亲书碑文及挽歌词，这首诗写得情真意切，是一首一对仗的七绝，诗中虽有“三平调”诗艺之弊，但在该时当可理解。

“贞观之治”结束后，诗坛上出现了“初唐四杰”，王勃、杨炯擅长五言律诗，卢照邻、骆宾王擅长七言歌行，大诗人杜甫称之为“当时体”，加之日后不断涌现出来的各具风格的大家，绝非偶然，都与唐太宗对诗歌的提倡密切相关，尤其是对武则天时期的沈佺期、宋之问为律诗的完全成熟定型起到了催生作用。

唐太宗虽然“少尚威武，不精学业”，然而他高瞻远瞩，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之际，就将目光转向文化建设方面。据《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载：“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他的《置文馆学士教》如是说：“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优游幕府，是用嘉焉。”上述“风雅”乃泛指诗文，十八学士即指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等人。唐太宗延揽的天下文学之士，不乏带有齐梁诗风的前朝遗老，议论商榷也不限于以往朝代的政治得失，而是“高谈典籍，杂以文咏”，他对文化艺术兴趣愈浓，自己的诗歌创作当然受齐梁余波的影响也愈大。唐太宗曾创作过不少感时应景、吟风咏月的诗歌，或许因为他认为诗歌仅是娱情遣兴而与治道无关。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侍官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唐太宗认为尧舜以仁义治天下，民风则淳厚；桀纣以暴虐治天下，民风则淡薄。他既持有尧舜的准则与周公、孔子的庙堂谋略来治国，写一些跟政教无关的风花雪月的东西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太宗除了亲赋格律诗外，他的论文《陆机论》也是推动唐朝格律诗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对陆机的文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旱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唐太宗对陆机的德才也是推崇备至，曰：“其词深而雅，其意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在唐太宗看来，陆机的文才远超西汉辞赋家枚乘和司马相如，也高于“建安七子”中的王粲与刘桢，“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唐太宗为什么如此高度评价三百多年前的陆机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条理由。

（一）陆机（261-303），字士衡，出身名门，祖陆逊、父陆抗皆三国吴名将。陆机的诗作在内容与形式上曾名重一时，是太康诗风的代表人物，更有“太康之英”的美誉。

陆机讲究对偶，注重修辞，工于意象描绘，能以敏锐的感受增添诗歌的美感。孙绰曾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沈德潜则评：“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沈德潜：《古诗源》）后人对陆机诗作褒贬不一。

陆机《文赋》堪称中国文学史上首篇创作论，提出了与“诗言志”不同的“诗缘情而绮靡”的新观点，强调抒情。他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这是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辞藻虽丰，但要抓住主旨，警句即是体现主旨之处；“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要加强作品的音乐性。南朝梁钟嵘把陆机诗归为上品，《诗品》评曰：“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钟嵘之评，用现代话来说是从“两点论”的角度出发的。

就形式而言，唐太宗诗歌讲究对偶，注重声律，其论文多为骈文，这些确能顺应诗歌历史发展的潮流。他的作品往往能抓住主旨，提纲挈领，突出警句，总揽全局，这与陆机《文赋》理论是一致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比如，《帝京篇十首·其二》：“韦编断仍续，缥帙舒还卷。”形象鲜明地表述了作者暂搁军政要务，在崇文馆勤奋读书；《帝京篇十首·其四》：“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欣赏乐曲主张歌辞典雅纯正，力斥淫靡邪声；《帝京篇十首·其八》：“得志重寸阴，忘怀轻尺璧。”透露出作者得志观宴娱乐时，仍“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李世民马上取天下，并不穷兵黩武，坚持武功文治两不偏废，凸显出“一代英主”的英雄本色。

《执契静三边》：“衣宵寝二难，食旰餐三惧。”在绥靖边疆时作者起早贪黑，食不定时，牢记孔子所言“明王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志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经破薛举战地》：“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作者路过旧战场，追叙战功，心情愉悦而仍坚持要心志高洁，不丧壮志。《入潼关》：“弃怀远志，封泥负壮情。”作者胸怀大志，极言义无反顾，奋力拒敌，以入关成就大业。以上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赐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上句是比喻句，下句虽泛指在社会动荡不安时能识别仁人志士，实际上是对萧瑀的称赞赏识。短短十字，不但是警句，还是流传千古的名句……类似诗例，在唐太宗作品中确实多见，再者，从以上举例中，我们也会发现诗歌音节铿锵、刚劲有力的艺术风格，这与陆机《文赋》所说的“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是相呼应的。

上述即是唐太宗从诗歌形式方面对陆机的肯定与推崇的依据之一。

（二）就诗歌内容而言，后人多认为陆机的诗歌大都内容贫瘠，思想平庸，缺乏空灵矫健之气，因而评价不高。当然，陆机诗歌也有内容充实、情辞并茂、感情真切的佳作。如《赴洛道中作》、《猛虎行》、《招隐诗》、《君子行》、《为顾彦先赠妇》等。唐太宗却见仁见智，认为陆氏于吴亡后离家投归司马氏，原拟施展宏图，未料兵败为司马颖所杀，为陆氏的仕途乖舛，未能在辅佐事业及文学上继续发挥才华而深表惋惜。为此，唐太宗在《陆机论》中评道：“不知世属未通，运钟方否，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并将陆机、陆云兄弟俩遇害比做“穴碎双龙，巢倾两凤”。

另外，唐太宗谅必读过陆机《吊魏武帝文并序》一文，其中“厘三才之阙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纲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涂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译意：厘清古代以天、地、人为三才的典章制度的缺陷，开启天地禁止通行的门闱；重振治国大纲中断了的纲纪，纠正礼乐不正的散乱音调；扫荡群雄割据以还天下清明太平，迫使各方的混乱局势结束而归顺中央；弘扬大德以普覆天地，让日月齐放光辉；完成头等大功于全国，则是举世所推崇的。）这段骈文内容，对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太宗对之颇为赞赏。

庾信《哀江南赋序》曾说：“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唐太宗也有类似陆机颂扬祖先功德内容的《皇德颂》，称赞其父辈“勋迈高光”（功勋超越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配尧登唐”（可与帝尧陶唐氏相匹配）。

唐太宗得天下后实行任人唯贤政策来治理国家，尊重前贤，推崇陆机，完全合乎太宗本人古今心灵相通之内在情结，这在《帝范·求贤篇》中说得很清楚：“明君旁求俊，博访英才，搜扬仄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唐太宗列举了历史上地位卑微的伊尹、吕尚、管仲、韩信等人仍被时人重用，陆机乃名将之后，唐太宗当格外重视。

唐太宗的武功文治，一生英雄业绩，绝非往时陆机所能比拟，因此他的诗歌思想内容也远胜其艺术形象。兹举例如下：《帝京篇十首·其十》：“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正日临朝》：“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还陕述怀》：“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春日玄武门宴群臣》：“粤余君万国，还惭抚八埏。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出猎》：“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冬狩》：“禽荒非所乐，抚辔更招忧。”《春日望海》：“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唐太宗虽拥有帝王之尊，仍追慕舜禹功绩，济世也并非为了个人名声；宴群臣时自惭抚恤边防工作尚未做好，只有虚心求贤才能坚守正道；外出打猎是翦灭猛兽为民除害，并非寻求园林之乐；也没有像秦皇、汉武那样观海望山求仙，而是希冀一统天下后能治国安邦成就王业。他为国事忧心，处处不忘施惠于黎民的志愿，充溢于诗歌中的字里行间。其作品内容与其说难免有作秀过誉之处，不如说因“玄武门之变”带来的内心压力促使他进一步励精图治，更何况宫廷权力斗争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后来，唐玄宗再创“开元盛世”，实源于政通人和的“贞观之治”的良好开局。可以引用《全唐诗》对唐太宗如下一段值得关注的评述：“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由于李世民重视、提倡文化建设事业于伊始，大唐近三百年天下的风雅之盛，不正是体现了其厚积薄发吗？

以上是唐太宗从诗文内容方面对陆机为人为文的肯定与推崇的依据之二。

（三）陆机的祖父陆逊，世江东大族，三国吴丞相，六十三岁卒。父陆抗，三国吴大司马、荆州牧，凤凰三年（274）卒，子陆晏、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领父兵。太安二年（303），成都王司马颖等讨伐长沙王司马，任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陆机战败被杀，其弟陆云同时遇害。陆氏家风“忠义刚烈”兼“博学善政”，陆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为人“清厉有风格”，陆云有“当今颜子”之称。

以李渊父子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于公元618年灭隋建唐，并吸取隋亡的教训，调整与改革了许多治国策略。李渊之父李昞仕隋，李渊袭封唐国公，与隋文帝杨坚既是君臣，又是连襟。李渊曾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贵为天子，以儒治国。他尊崇六经，功成设献功之乐，倡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帝范·崇文篇》）；深谙“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同上）；由于他坚持“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人虽有辨别事物是非的本性，但若不勤学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同上）。因而在日理万机之余，勤奋读书，以提高自己的辨慧能力。唐太宗批评秦始皇、周穆王、汉武帝、魏明帝等人的“峻宇雕墙，穷侈极丽”，而欲“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运用致中和之道达到和谐境界，所以他作《帝京篇十首并序》以明其志。

就陆机和唐太宗两人各自的出身门第，家族家风，尊崇儒学等各方面来考察，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自然容易引发心理趋同的共鸣，这就是唐太宗之所以推崇陆机的依据之三。

沈约修撰《宋书·谢灵运传》中曾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意思是说，到了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潘岳、陆机的才能特别高出于当时的文人，其诗文声律不同于班固、贾谊，文体有异于曹植、王粲，繁杂的内容犹如稠密的星辰，华丽的辞藻安排得像有花纹织物那样赏心悦目，既缀合了西汉时的高超辞赋水准，又采摭了建安文学的高雅韵律，承上启下，诗文异同，驰骋纵横于整个西晋文坛。这是沈约对潘岳、陆机的肯定与赞赏，也认定了诗歌发展史的总趋势。

我们虽然无从知悉唐太宗是否读过沈约《宋书》中的这段文字，但从唐太宗推崇陆机的为人为文，以及对待诗文发展观来看，都有共同的地方。唐太宗亲赋格律诗，提倡写诗，追慕陆机，为繁荣发展格律诗，垂范后昆，这是无可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