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五年的广州，秋老虎还没退去，码头的石板路被晒得发烫，挑夫阿福扛着两筐茶叶，脚步却不敢慢。这筐里的东西金贵，是十三行伍家要发往英国的武夷岩茶，听说在伦敦，一两茶能换半两银子。他抬头看了眼不远处的商馆，红墙白窗，跟城里的房子不一样，那是洋人的住处，也是广州城里唯一能跟洋人做生意的地方。
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其实也没想着完全关上门。那时候郑成功在台湾，朝廷怕海上有人接济他，才下了海禁，不准片板下海。后来台湾收回来了，康熙爷觉得总关着也不是事儿，老百姓要吃饭，官府也要收税，于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就开了海禁，设了四个海关，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可没几年，又觉得不对劲，洋人越来越多，到处跑，不好管，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干脆就只留了广州一个海关，所有对外贸易，都得通过十三行来办。这十三行，就成了中国跟世界打交道的独一家窗口。
能进十三行做买卖的，都不是一般人。得有官府的许可，还得有足够的本钱，更重要的是，得会跟洋人打交道，还能替官府盯着洋人。这些商人，官府叫他们 “行商”，他们自己也抱团，成立了 “公行”，遇到事儿一起商量，比如外商压价，或者官府要加饷银，都一起扛。最早的时候，十三行也不是固定十三家，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多家，最少的时候就几家，但大家都习惯叫 “十三行”。
行商们的日子，看着风光，其实也不好过。官府对他们管得严，外商来了，得由行商负责接待，不能让外商随便进城，只能住在十三行附近的 “夷馆” 里。外商有什么要求，得通过行商转达给官府；官府有什么命令，也得行商传给外商。要是外商犯了错，行商还得担责任。有一回，一个英国水手跟中国人起了冲突，失手杀了人，官府就把行商叫来，让他负责把凶手交出来，不然就治他的罪。行商没办法，只能跟英国东印度公司交涉，最后把水手交了出去。还有，官府每年还要向行商收 “饷银”，有时候是几十万两，行商们只能从生意里抠，或者一起分摊。
但真正让十三行立住脚的，还是茶叶。洋人来中国，最想要的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是茶叶。一开始，茶叶在欧洲是稀罕物，只有国王、贵族才能喝得起。比如 17 世纪的时候，荷兰人第一次把茶叶运到欧洲，一小罐茶能卖好几十荷兰盾，普通人想都不敢想。可到了 18 世纪，情况变了，喝茶成了欧洲人的习惯，尤其是英国人。早上起来喝早茶，下午喝下午茶，晚上还得喝晚茶，一天不喝就浑身不自在。
英国东印度公司算过账，到了 18 世纪末，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已经超过了两千万磅。这些茶叶，几乎全是通过广州十三行运过去的。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每年都会准时开到广州，船上装的不是别的，全是白银。因为洋人有个头疼的事儿，他们拿不出中国想要的东西。中国地大物博，丝绸自己能织，瓷器自己能烧，粮食也够吃，洋人带来的玻璃镜子、机械玩具，中国人不稀罕；羊毛制品，中国气候暖和，用不上。没办法，只能拿白银来换。
那时候，美洲的墨西哥、秘鲁产白银，西班牙人在美洲开银矿，挖出来的白银，一船一船运到欧洲，然后欧洲商人再运到广州，换茶叶回去。有人算过，从康熙末年到乾隆末年，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流进中国的白银，得有一亿五千万两到两亿两。这些白银，大部分都是通过十三行的贸易进来的。广州也因为这个，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热闹的港口之一，码头上每天都有外国商船，装着白银来，载着茶叶走。
阿福后来也攒了点钱，在码头附近开了个小茶馆，专门卖粗茶。他常跟客人说，当年扛过的茶叶，运到英国能卖大价钱，客人都觉得新鲜。有时候，会有洋人来他的茶馆，虽然语言不通，但比划着也能点杯茶喝。阿福觉得，这些洋人也没那么可怕，就是来买茶叶的。
十三行里最有名的，要数伍秉鉴。伍家是乾隆年间开始做行商的，到了伍秉鉴这一代，生意做到了顶峰。他不仅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还跟美国的商人打交道，甚至在海外投资。有一回，一个美国商人欠了他几十万两白银，还不上，伍秉鉴干脆就把欠条烧了，说不用还了。这事儿在洋人中传开，大家都觉得他讲义气，跟他做生意更放心了。
那时候伍秉鉴有多有钱？有人估算过，他的家产差不多有两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朝一年国库收入的一半，说是世界首富也不为过。他在广州建了大宅院，里面有花园、池塘，还养了戏班，洋人来拜访，都得先递帖子，规矩大得很。但伍秉鉴也没少受官府的气，官府要修水利、办军需，总找他捐钱，有时候一次就要捐几十万两，他不敢不捐。
其实那时候的十三行，已经不是简单的买卖茶叶了，它连接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美洲的白银，通过西班牙、英国的商船，运到广州；广州的茶叶，再通过这些商船，运到欧洲、美洲；欧洲的工业产品，虽然中国不需要，但也通过十三行，少量进入中国。比如英国的棉纺织品，一开始在中国卖不出去，后来也慢慢有了一些销路。
这种贸易，就像是一张网，把美洲、欧洲、亚洲连在了一起。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电话，可通过十三行，远在伦敦的人能喝到中国的茶叶，远在广州的行商能知道欧洲的市场行情。比如伍秉鉴要是觉得今年茶叶收成不好，就会提高价格，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不情愿，但也只能接受，因为除了十三行，他们没地方买茶叶。
乾隆末年的时候，广州十三行达到了最繁荣的时期。商馆一排接一排，外国商船在珠江口排着队，码头上车水马龙，到处都是扛着茶叶、丝绸的挑夫，洋人的马车穿梭其间。那时候的广州，是中国最洋气的城市，街上能看到穿西装的洋人，能听到叽里呱啦的外语，甚至还有专门给洋人做西餐的馆子。
行商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了茶叶，还出口生丝、瓷器、大黄，进口的除了白银，还有香料、象牙、钟表。有个叫潘振承的行商，还把西洋的葡萄引进来，在广州种了一片葡萄园，酿出来的葡萄酒，不仅自己喝，还卖给洋人。
但没人想到，这繁荣背后也藏着危机。欧洲人不愿意一直用白银换茶叶，他们总想找能在中国卖得出去的东西。后来，英国人发现了鸦片，开始偷偷往中国运。可在当时，十三行的行商们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依旧每天忙着算账、跟外商谈判、应付官府的差事，他们的生意，影响着远在千里之外的白银流向和茶叶价格。
阿福的茶馆生意也不错，他的儿子跟着伍家的伙计学做生意，想将来也进十三行。阿福常跟儿子说，好好学，咱们广州的茶叶，能卖到全世界去。那时候的他，不知道几十年后，这一切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当时，十三行用茶叶和白银，悄悄撬动了那个时代的全球化，让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
珠江里的水，日夜不停地流，把广州的茶叶送到远方，也把远方的白银带到广州。这股潮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直没停过。十三行的行商们，有的赚了大钱，有的亏了本，有的被官府治了罪，但他们共同搭建起的这条贸易通道，却成了闭关锁国时代里，中国通向世界的一扇窗。
直到今天，广州还有十三行的遗址，虽然当年的商馆早已不在，但老人们还会跟孩子讲，以前这里有一群商人，用茶叶换来了全世界的白银，让广州成了世界闻名的港口。就像阿福当年扛着的那筐茶叶，虽然早就被喝光了，但它背后的故事，却一直流传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