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动化和算法高速发展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期望劳动力市场可以维护工人的尊严、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经济保障。我们如何能让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变为现实?经济学、工程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说明了我们如何走到现在,也让我们得以窥探可能的未来。本章将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吸取经验教训,对它们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指出劳动力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技术变革让人类可以胜任以前难以完成的任务,或者更高效地完成传统任务。这些变化帮助人类摆脱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饥饿、疾病、人身危害以及繁重体力劳动的持续威胁。
对于解决威胁人类的最紧迫问题,如气候变化、疾病、贫困、营养不良和教育缺失来说,技术进步是可取的,实际上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技术进步并不一定能使每个人都受益,工人阶级很容易被忽略。工业化国家的多数成年人可以通过从事有偿工作(paid employment)来摆脱贫困。但这种情况并非常态,我们不应该视之为理所当然。 技术革命,尤其是自动化,是否会对市场上的劳动力构成威胁?
“威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动化可以创造出更具生产力的机器,以减少人类的工作量,进而引发大规模失业 ;二是自动化可以重塑就业岗位的技能需求,只有少数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才能获得超额回报,大部分居民则失去就业机会。
第一种可能,即工作岗位的丧失,与现实证据背道而驰。技术进步可以延长人类的预期寿命,使人们的生活更舒适、更惬意,通常还会创造更多新的工作岗位,而不只是摧毁工作岗位。如果自动化(或者其前身机械化)让人类劳动显得多余,那么在20世纪这段堪称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随着自动化迫使工人陆续从农业转向工业,再转向服务业,我们本该看到有偿工作的减少。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1890—2000年,美国成年劳动力从事有偿工作的比例差不多每十年都会上升。 大量有关自动化和就业的研究,并未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表明自动化将导致总就业持续下降。 虽然近些年人们越来越关注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但工业化国家的总就业还在快速增长。
虽然没有任何经济规律表明技术进步创造的新工作一定等于或超过其摧毁的旧工作,但历史表明,这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生。 下一章将详细说明,在我们研究的特定技术的每一种工作效应中,我们都发现,虽然技术变革蕴含着显而易见的巨大潜能,但速度并不如流行叙事中描述的那么快,取代的工作数量也没有那么多。虽然新技术本身通常令人瞩目,但一项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再到进入商业流程、被标准化、被广泛采用,并对工人队伍产生广泛影响,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十年。技术变革的这种演化步伐为制定政策、培育技能和激发投资提供了机会,由此我们可以改变技术变革的轨迹,使之创造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些事实引出了一个悖论。自动化“节约了劳动力”,也就是将工人从特定的劳作或职业(例如收割玉米)中解放出来,那总就业为什么没有减少?最有力的回答是,自动化在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激发了三种创造新工作的“反作用力”。
第一,自动化可提升工人完成非自动化工作任务的劳动效率:屋顶工人用气动卷钉枪更快地安装好顶棚,医护小组借助检测仪器完成诊断,建筑师快速地远程提交设计图,教师可远程授课,电影制片人可利用计算机来模拟想象的动作顺序,长途卡车司机可利用云计算调度平台规划行车路线,确保不会空载。在所有这些场景中,一组子任务的自动化都大幅提高了工人的效率,从而使他们更高效地实现更大的目标任务。
第二,自动化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收入增长。大部分收入可用于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如更宽敞的房子,更安全的汽车,质量更好的食物,更有趣味的娱乐,更频繁和更远的旅行,更优质的教育以及更全面的医疗保健。消费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最终提高就业率。
第三,也可能影响最深刻的是,自动化会让某些工作任务从人类劳动中消失,但同时带来全新的工作模式、商品和服务、行业和职业,提供全新的创收机会。一个世纪以前,计算机、太阳能或电视网络都还没有出现,航空旅行只是人们的幻想,汽车、电气化和家庭电话当时刚开始普及。然而,过去一百年出现的新行业、新产品和新服务催生了大量的新工作,对劳动技能的要求更高,支付的薪酬也高于以前的工作。这些创新改变了整个经济。
图2.1是1940年与2018年工人可从事的职业对比图。图中显示,2018年的职业中有63%在1940年闻所未闻,大量职业在当时并未被“发明”出来。 有些新工作与技术发展直接相关,如信息技术(IT),太阳能和风能,新产品的工程、设计、安装和维修,以及专业医疗服务。
然而,并非所有新工作都是“高科技”工作。有些工作属于个人服务,如心理健康顾问、聊天室主持人、调酒师、家庭健康助理和健身教练。这些工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增长(生产力提高的间接影响)带来的新需求和工业化社会的个人新需要。与此同时,农业和制造业等传统部门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持续减弱,甚至不创造新工作。
不可避免的是,技术进步导致农业这样的传统部门就业萎缩。在其他部门,如制造业,全球化减少了劳动力的国内需求。有时,消费者的品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在计算机、可再生能源和医疗保健等创新型行业出现了新职业。收入提高也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如健身俱乐部。
图2.1 1940年和2018年主要职业的就业分布
注:2018年有60%以上的工作在1940年时并未被“发明”出来。本图给出了1940年和2018年各主要职业的就业分布,其中区分了1940年已有的职业类别和1940—2018年新增的职业类别。
资料来源:David Autor, Anna Salomons, and Bryan Seegmiller,“New Frontiers:The Origins and Content of New Work, 1940-2018”, mimeo,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21。
过去几十年的投资催生了大量新岗位。20世纪下半叶,美国建立了研发(R&D)体系,使美国能够比其他发达地区更快速、更高效地从事创新。 比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以及当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源于美国国防部专门研究和采用新技术的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这类机构的长期投资。这些投资不仅加快了创新,还为一代代专家提供了培训场所,形成了长达几十年的高科技行业就业集群。
创造工作的轨迹反映了20—21世纪创新的方向。20世纪前几十年,新职业和新行业主要出现在制造业和重工业,二战后的十几年里,新职业和新行业转向科技密集型行业(例如,摄影、冶金、材料化学等)。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革命促使新职业出现在仪器、信息电子行业。 创新促进了工作岗位的创造,同时公共投资不停地催化、资助、形成创新。
但是,这一过程无法让所有人受益。工作结构的变化在让一部分人致富的同时,难免使另一部分人陷入困境。工人、企业和政府必须进行高昂的投资,才能追上产品和技能需求转变的步伐。近几十年来,钢铁、采矿和纺织等行业生产急剧下滑,导致专业化从事这些行业的社区出现了集中和持续失业的现象。 虽然某些类似的转型是必要的,如正在进行的煤炭向清洁能源的转型,但由此带来的净收益可能无法抵消在劳动力需求曲线上处于不利位置的群体所遭遇的困境。
这一情境引出了本书的核心主题:是提高生产率促进民众生活水平提升,还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取决于让生产率转化为收入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将与占经济最大比重的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 美国在这一关键领域的许多方面都表现不佳。
过去40年,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与社会生产率增长相背离。伴随普通工人工资增长乏力的是,这种背离导致劳动力市场弊病丛生,进而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工资水平低下,工作不稳定,劳动参与率低,史无前例的收入不平等,以及种族间收入不平等和就业差距持续恶化,这些情况在过去数十年没有实质性改善。
当然弊病产生的原因并不单一,但有三个因素最为重要:第一,不断进步的工作数字化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具备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受教育不足的群体则更容易被机器取代。第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加速导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激增,美国本土的生产性工作(production work)快速外包,导致制造业就业快速下降。第三,有助于普通工人争取工资与生产率同步提高的制度被削弱,这表现为工会成员急剧减少,联邦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实际上持续下滑,目前正在接近历史低点。
这些不利结果并非技术、全球化或市场力量的必然结果。在其他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如美国这样的收入不平等大幅扩大和普通工人工资严重停滞的情况。
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工作场所的技术不断进步、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推动美国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但生产率提高并未带来居民收入的普遍增加。原因在于,推动工资随之调整的社会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失灵了。美国必须重振并升级这些制度和政策,以恢复生产率提高与工作改善之间的协同效应。本章其余部分内容将对此展开深入讨论。
自20世纪60年代起至80年代初,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无论受教育程度多高,无论男女,他们的收入都在增长(见图2.2)。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即自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收入不仅快速增长,而且分配也较为平等。图2.3显示,按每小时总产出衡量,1948—1978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108%,年均增长2.4%。同一时期,生产工人和非管理人员的平均工资(由于没有这一时期的平均工资数据,所以用工资中位数代替)同步增长95%。
图2.3显示,美国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同步增长到1973年戛然而止。这一急刹车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实施石油禁运,全球油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上涨了三倍,许多工业化经济体因此陷入衰退。 虽然禁运只持续了6个月,但美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停滞了10年。当国际油价于20世纪80年代初回落时,居民收入增速明显慢于之前的30年。
图2.2 1963年以来不同学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变化
资料来源:David H. Autor,“Work of the Past, Work of the Future,”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9(May 2019):1-32。
1973年的石油价格冲击,即众所周知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为何会导致工业化国家脱离二战后生产率快速上升的发展轨道? 至今,经济学界对此也没有达成共识。不过,就本书而言,这个故事的核心与其说是经济增长放缓,还不如说是图2.3所示的第二个关键的经济现实: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不同路径。1948—1978年,美国生产率和工资中位数均实现翻番,但此后两者就背道而驰。1978—2016年,美国单位小时总产出(又称生产率)增长了66%,年均增速1.3%。然而在同一时期,生产工人和非管理人员的工资仅提高12%,工资中位数增长11%。与此同时,至少直到21世纪初,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大致跟上了同期的生产率增速(下文将详述)。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停滞不前的工资中位数之间持续扩大的鸿沟,通常被称为“大分化”。
图2.3 1948—2018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
资料来源:Anna M. Stansbury and Lawrence H. Summers,“Productivity and Pay: Is the Link Broke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W24165, December 2017,图2。
在这一大分化中,潜藏着教育、种族、民族、性别及地区等多个方面的不平等。最突出的是,尽管工资中位数整体上实现了温和增长,但其分布更偏向强势群体,尤其是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图2.4)。1979—2018年,白人男性的单位小时工资中位数增长了7%,但黑人男性和拉美裔男性仅分别增长1%和3%。虽然历史上(包括当前)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但女性收入增速更快,这对缩小性别差距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同男性一样,女性内部的种族间不平等依然存在。1979—2018年,白人女性的单位小时工资中位数增长了42%,但黑人女性和拉美裔女性的工资中位数仅分别增长25%和26%。
生产率和工资中位数增长的背离,是不是意味着中位数工人的生产率没有提升,只有高工资、高学历工人的生产率在大幅提高? 这一观点难以检验,因为经济数据测算的是行业和整个经济的平均生产率,而非单个工人的生产率。其他国家也经历了学历工资差异的不断扩大,以及生产率增长与中位数收入增长脱节的情况。这一情况表明,各国共有的技术因素而非制度因素可能是部分原因。但美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指出,1995—2013年美国生产率(年均增长1.8%)与工资中位数增长(年均增长0.5%)之间的差距为1.3%,在可获得数据的24个国家中,美国排第三,仅次于波兰和韩国。 相比之下,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这一差距约为美国的一半(0.7%),而德国、奥地利和挪威的这一差距只有美国的约六分之一(0.2%)。
图2.4 1979年以来美国的工资中位数增长
注:自1979年以来,美国的工资中位数增长幅度不大。工资增长主要集中在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
资料来源: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Data Library,“Median/Average Hourly Wages,”2019, http://www.edpi.org/data/#?subject=wage-avg。
如果生产率提高,但工资中位数并未增加,那么,额外的生产率去了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部分。这里先给出第一部分,本章稍后给出第二部分。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收入增长偏向于收入在工资中位数之上的工人。1980年之后,四年制本科学历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幅增长(见图2.2),硕士学历(如工商管理硕士、医学博士、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幅更大。事实上,大学及以上学历男性的实际工资增幅从1980年的25%提高到2017年的50%。相比之下,无大学学历男性的实际周工资在1980年左右就达到峰值,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下滑。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及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几年的劳动力市场高压时期,工资有所反弹,但是,2017年大学、高中及以下学历男性的周平均工资较1980年下滑了10%~20%。
虽然女性的工资增长比男性更强劲,但同样存在不平等。1980—2017年,大学及以上学历女性的实际工资大幅增长了40%~60%。而大学以下学历女性的工资增幅不到10%。
高学历工人的工资快速上涨,其他人的收入却裹足不前,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平均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工资中位数却陷入停滞。也正是因为不同学历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美国总体的不平等程度才不断攀升。虽然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不平等的扩大,但是,在很多领域美国都是一个极端案例。 传统的供求力量可以部分解释其中的原因。整个20世纪可谓创新浪潮期迭起,从电气化、生产流水线、汽车运输到电信,这些都强化了劳动力市场对正规教育、技能和认知能力的需求。二战及朝鲜战争后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美国大学生数量激增,市场需求得以满足。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校毕业生供需的良性互动才被打破:美国年轻人的大学入学率持平,但男性大学入学率下降,而大学工资溢价激增。进入21世纪,大学毕业生工资溢价更是超过1915年设定的增长上限。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要提高个人和总体生产率,就必须投资于提升教育和技能水平,正如过去一个多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这段历史并没有说明,为何过去40年中虽然中位数工人的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其工资收入与生产率增长却出现了脱节。
由于工资中位数增长停滞,高学历工人的收入上升,所以国民收入中的更大部分流向了这些高收入阶层。1979—2018年,税前国民收入流向顶层10%人群的份额从35%上升到47%,这意味着10%的个人获得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归于顶层1%群体的份额从11%上升到19%,这意味着1%的个人获得了近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与此同时,国民收入中流向底层50%人群的份额从20%下降到14%。
顶层群体的收入增长有很多原因,比如技术带来的“超级明星”效应使一些部门的顶层工人和企业(如谷歌、脸书、埃克森美孚、迪士尼、贝莱德)获得了超大市场份额,下调顶层收入人群的税率(这一税收实际上是对向高管支付高额薪酬的惩罚),以及改变向高管、经理和生产线工人合理支付薪酬的相关社会规范。
在收入集中度及其上升程度方面,美国也是一个异常国家(outlier)。在英语语系的工业化国家、西欧和北欧国家中,无论是国民收入归属顶层1%人群的份额,还是该份额在过去40年的增幅,美国都遥遥领先。 虽然理论上税收和转移支付可以削弱税前收入集中度的上升态势,但是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并没有更努力地通过税收缩小不平等(不过,有趣的是,加拿大和瑞典也没有比美国做得更好)。 最后的结果是,美国税后不平等程度变得更高,而且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幅度也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大。
就业增长流向传统高工资和低工资职业,以牺牲中等工资职业为代价,这种就业两极化既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体现,也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高端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高工资职业提供了极具潜力的职业发展前景、收入增长预期和可靠的就业保障。在另一端,低学历、低工资职业意味着几乎没有经济保障,且收入增长缓慢。制造业、机器操作、文秘和行政助理以及销售员等传统中等工资工作岗位持续萎缩(见图2.5)。
人们对劳动力市场两极化已有充分认识。20世纪以来,经济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再转向服务业,在此过程中,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不断减少,脑力劳动在各行各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被强化。过去40年的计算机化尤其扩大了这一进程的范围,取代工人从事日常可编码的认知工作(如簿记、文秘工作、重复性生产任务),这些工作现在都可以由计算机软件快捷地编写脚本,并由廉价的数字机器来完成。机器替代人类日常劳动的这一持续过程,往往会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生产率,这些工人的工作依赖于信息、计算、解决问题和交流,如医学、市场营销、设计和研究领域的工人。同时,它也取代了在许多情况下提供信息收集、组织和计算任务的中等技能工人。这些人包括销售人员、办公室人员、行政助理和流水线生产工人。
图2.5 1980—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在不同职业类型中的就业份额变动
注:就业增长在高工资和低工资职业之间呈现两极分化。
资料来源:Steven Ruggles, Sarah Flood, Ronald Goeken, et al. 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 Version 8.0 [ datase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8, http://doi.org/10.18128/D010. V8.0; U. S. Census of Population data for 1980,1900, and 2000;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ACS)data for 2014 through 2016; David Dorn,“Essays on Inequality, Spatial Interac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kills,” PhD diss. , Verlag nicht ermittel-ar, 2009。
讽刺的是,低薪手工业者及服务人员,如餐厅服务员、清洁工、物业看门人、园艺师、保安、家庭保健师、司机以及娱乐休闲行业从业人员等,受数字化的冲击最小。 完成此类工作要求劳动者具备身体灵敏度、视觉认知、面对面沟通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而机器的硬件和软件都无法做到这些,但对具备中等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而言则非常容易。随着中等技能职业的萎缩,手工业和服务业已成为中等或更低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首选职业。
就业两极化似乎不会止步。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劳工统计局(BLS)预测指出,2019—2029年美国将新增约600万个工作岗位。 在这600万个岗位中,将有480万个分布于30种职业。预计三分之二新增就业的工资低于工资中位数。
伴随着劳动力市场就业两极化,预期新增工作岗位最多的三种职业都与个性化服务相关:家庭保健和个人护理师(120万个)、快餐和柜台工作人员(46万个)及厨师(23万个)。预期减少工作岗位最多的三种职业分别是收银员、秘书和行政助理、装配工和制造工。 这三种职业的主要职责都包括执行可编码的信息处理和重复性装配任务,这些任务都很容易实现自动化。
然而,我们强调,即便就业两极化正在侵蚀中等技能的生产性工作、机器操作、技工和行政职位,美国也不能停止对此类岗位的投资。随着工人退休或转移到其他就业部门,雇主仍需为这些岗位雇用劳动力。与此同时,医疗保健部门的扩张必然带来大量非传统的中等技能岗位,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服务的供应链企业的发展同样会带来相应的岗位。 呼吸治疗师、牙科医生和临床实验室技术员等工作向拥有相关领域学历的劳动力提供中等收入。 这些领域的定向职业培训也深受投资者青睐。
如果美国低薪职业的工资和福利能够使工人摆脱贫困,有望获得合理的经济保障,那么就业两极化本身就不是问题。然而,工人们并没有获得这一结果。各项衡量工作质量的指标(如工资、工作环境、裁员、带薪休假、病假和探亲假等)显示,低学历、低工资工人在美国的境况远不如在其他发达国家。 图2.6比较了2015年21个OECD国家基于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低技能工人的时薪(税前),为我们提供了基准。
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收入仅相当于英国的79%,加拿大的74%,德国的57%。虽然,还没有一个综合指标可用于全方位、清晰地进行对比,但图2.6描述的情况已被大量研究证实。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描绘美国低薪工人的悲惨境遇,尤其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同行相比,令人印象深刻。 克里斯托夫指出,丹麦麦当劳餐厅的烤肉师傅起薪约为每小时22美元。这一数字包含补贴,这让印第安纳州、加利福尼亚州或美国任何其他地方的快餐店员工震惊,包括曾经发起“争取15美元”(Fight for 15)运动的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的物价高昂的城市。然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实际薪酬差距超过数据本身。在丹麦,麦当劳工人每年有六周的带薪假期、寿险以及养老金。在美国,这样的福利对刚入职麦当劳的烤肉师傅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
图2.6 主要OECD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时薪(按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
注: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低技能劳动力的时薪更低。资料来源: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82334。
美国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地理区域上。在过去30年中,美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欣欣向荣。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吸引大量高学历群体向这些知识中心汇聚。的确,与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带来的“距离消失”的预言相反,城市地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这导致城市与农村、新兴地区与老旧地区的经济命运日益分化。一些中型城市,如堪萨斯城、哥伦布、夏洛特和纳什维尔利用自身的生活成本优势,从知识经济中获益。而在从密西西比州到密歇根州的许多曾经繁华的大都市,情况更加令人担忧。这些地区经济增长停滞,处于黄金年龄的劳动力失业率高,领取联邦救济福利的人口比例不断增长。
过去,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可以通过迁移到大城市赚取更多的收入,现在却行不通了。美国城市曾经为各种背景的工人提供的经济扶梯已经减速。即使在美国最富有的城市,劳动力也日益分化。一方面,高薪专业人士享受着繁华都市提供的便利设施;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底层服务工人虽然为富人提供看护服务、舒适和便利,但购买力不断下降。
这些趋势对少数族裔工人的就业前景尤为不利,他们在美国城市中的比例过高。 如图2.7所示,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里,中等收入职业的就业率在城市地区比非城市地区低6~8个百分点。黑人和拉美裔的下降幅度是他们的两倍,即12~16个百分点。在所有情况下,中等收入就业人数在减少,而低收入就业人数在增加。数据显示,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工人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此外,尽管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工人中,职业两极分化并不那么明显,但在黑人和拉美裔大学毕业生中,职业两极分化的程度又是白人大学毕业生的两倍多。
图2.7 1980—2015年按教育、性别、种族或族裔划分的城乡就业率差距
注:城市的职业两极分化在少数族裔工人中要大得多。
资料来源:David Autor,“The Faltering Escalator of Urban Opportunity,” MIT Work of the Future Research Brief, July 2020。
由于城市地区就业两极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劳动力工资溢价持续下滑,黑人和拉美裔的下降幅度最大(见图2.8)。未受过大学教育的拉美裔的城市工资溢价下降了5~7个百分点,黑人则下降了12~16个百分点。 反过来,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工资溢价没有下滑。甚至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工资溢价普遍较高,但少数族裔大学毕业生受益并不多。白人男女的工资增幅均大于黑人和拉美裔男女。同时,与上文绘制的不利职业变化相一致,城市黑人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非城市黑人大学生的工资溢价下降,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虽值得深究,但本小节不做讨论。
图2.8 1980—2015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少数族裔的城市工资极化
注:图中显示了1980—2015年城市与非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未按当地生活成本调整),按教育、性别和种族或族裔分类。城市少数族裔工人的工资溢价下降得更多。
资料来源:David Autor,“The Faltering Escalator of Urban Opportunity,” MIT Work of the Future Research Brief, July 2020。
上文提到,“生产率去了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平等扩大,另一部分是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自2000年开始,工资中位数和平均居民收入的增速都滞后于总生产率的增速(见图2.3)。这意味着支付给工人的产出份额(通常所说的“劳动份额”)下降了,相应地,利润和支付给资本的份额在提高。事实上,从2000年至今,美国的劳动份额已经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可谓大幅下滑),虽然较其他发达国家下降幅度小,但这种情况不容忽视。
要重视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劳动以工资和报酬的形式,资本以租金和利润的形式,在国民收入中分得的份额非常稳定。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归劳动,三分之一归资本,这基本被视为经济法则。 然而,在过去20年中,这一法则不断被打破,甚至可以说被废除。这对工人造成了损害,他们现在从一块缓慢增长的“经济蛋糕”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虽然经济学家对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没有形成共识,但了解可能的成因有助于认清影响收入分配的许多力量。
监管失灵是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尤其是在防止大公司占据行业主导地位,在互联网搜索、社交网络、计算机、电子产品和移动设备、宽带和无线服务、航空运输、医疗保险和家电等领域压制竞争方面,反垄断机构过于松懈。 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利用其市场势力制定远高于自由竞争时的价格,高价格必然带来超额利润。早期,工会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这些利润会在普通工人、经理和公司所有者(包括股东)之间分配。然而现在,工会正处于历史上最弱的时期(后面将进一步讨论),利润则以高股价、股息支付和税后利润的方式流向公司所有者。其结果就是,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垄断地位不断增强,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持续缩小。
这种解释存在一定的缺陷,从世界各国的表现来看,劳动份额的下降几乎都在发生。因为不可能大多数国家同时放松反垄断执法,这一观察结果表明,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同时侵蚀了许多国家的劳动份额。 这个可能的共同原因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迅速获得类似人类的能力。当机器替代了现有工作任务中的工人,且不生成新的使用劳动力的工作任务时,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自然就会下降。这一论点的一条关键证据是,在自动化/机器人密集型行业,如采矿、石油和煤炭生产、汽车制造和电子行业,劳动份额下降得更快。 研究还发现,各个企业一旦采用机器人,收入中支付给劳动的份额就会减少。 虽然除了重要但有限的工业机器人领域,我们尚不清楚这一证据还能适用于多大范围,但它是有说服力的。事实上,最近一些研究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在大多数行业中,典型企业的(中位数)劳动份额并未下降,但如果自动化广泛取代了工人,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大多数企业的劳动份额没有下降,但整个经济的劳动份额却下降了?如果劳动份额低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经济中的比例持续走高,就会出现这种结果。这一假说有时被称为“超级明星公司”现象,它强调技术变革如何以微妙但影响深远的方式重塑广泛的经济结果。下面来看看技术变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大量资料显示,大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和自动化程度高于一般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它们的生产率通常更高,利润也更高,收入中支付给资本和利润的份额也较大,但支付给劳动力的份额较小。日益成熟的在线和国际市场可能会给有些微生产率或成本优势的公司带来越来越多的好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线市场的价格竞争非常激烈,企业只要有些微成本优势,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另外,大公司能够大规模生产复杂产品,如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搜索服务、社交网络、医疗保险计划,而小公司无法仿制这些产品并从中获利。无论哪种情形,技术进步最终都会导致经济活动不断向明星企业集中,而这些企业支付给劳动的份额较小,资本所得和利润的份额较大。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在很多行业,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那些劳动密集度高、资本密集度低的小企业被挤出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也在萎缩。
当生产率增长减速时,生产率与薪酬增长脱节的现象就会更加明显,这也正是美国和许多工业化国家在2005年左右出现的情况:与过去几十年相比,不仅经济增速在放缓,经济蛋糕中的劳动份额也在缩小。最终的结果是,工人们自然就想知道他们应得的报酬到底去了哪里。
过去40年,美国是否本该在改善普通工人的处境方面做得更好?对大多数读者而言,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是,以自由放任的视角看待美国经济的人也许对此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极端不平等是保持美国经济活力、经济流动性和超常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也可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根据这种逻辑,美国不可能在不牺牲其他理想结果的情况下做得更好。
这种说法准确吗?对于不平等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国别研究并没有给出定论。 尽管如此,对于美国的情况,数据给出了一个更明确的结论:美国从不平等中得到的是低“回报”。
在美国,不平等的不利回报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考虑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一个常见的经济假说是,一个国家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越高,该国的就业率越低,因为生产率低的工人会被最低工资“挤出”劳动力市场,从而导致失业。根据这一逻辑,几乎没有最低工资的美国应该比其他同等国家更接近充分就业。但是,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断。虽然美国男性和女性的就业率明显处于中等水平,但与其他同等国家(如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典)相比,这一数字在过去20年中急剧下滑。
考虑经济表现的第二个衡量标准:向上的代际流动。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因其极端的贫富差距而引人注目。事实上,要找到另一个更不平等的大国,我们就必须将范围扩大到中国或巴西等相对欠发达国家。如果美国的高度不平等和与之相伴的经济活力能够为儿童提供更好的攀登经济阶梯的机会,那么美国不平等程度虽高,但在促进代际流动上值得赞赏。图2.9描述的现实情况却相反。在富裕的民主国家中,美国代际流动性最低,远低于法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或加拿大。正如皮凯蒂和他的同事指出的 ,当父母处于收入分组中的最低20%时,其子女成年后进入最高20%收入组的可能性在加拿大是13.5%,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向上流动性并不是美国因不平等程度过高而获得的红利。
图2.9 国别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
资料来源:Miles Corak, “Inequali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ison,” in 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ty, Poverty,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ed. Robert Rycroft(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13)。
代际流动性高并不一定表示劳动力市场强劲,反之亦然,但两者确实紧密相关。研究表明,美国代际绝对流动性的下降几乎完全可以用各代年轻人实际工资中位数的增长来预测。 当各代年轻人的工资中位数强劲增长时,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绝对代际流动性就高。当各代年轻人的工资中位数增长平缓时,绝对代际流动性也随之下降。
考虑美国从不平等中获得“回报”的第三个方面是较快的经济增长。通常情况下,穷国比富国增长得更快(当然也有重要的例外),因为它们搭上了来自富国的重要创新(如电气化、通信、医药等)的“便车”。而富国没有“便车”可搭,因此,它们的增长往往更慢。这种追赶现象解释了图2.10所示的1960年各国的初始GDP与1960—2011年的GDP增长之间呈L形关系的原因。1960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与欧洲、亚洲和北美等地的所有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美国在1960—2011年的总体增长率却是最慢的。那些在1960年时比美国远为贫穷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要快得多。如果与这一逻辑相反,人们曾预期美国会凭借其经济活力,实现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快的增长,那么,增长率数据丝毫没有证明美国达到了这一预期。
在近期,美国曾有过比欧洲国家更快的增长,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互联网繁荣。 但从最近半个世纪的经济数据看,美国在同类国家中并不突出。此外,自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以来,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率明显放缓,其原因仍鲜为人知。 不幸的是,美国也未能幸免:其生产率增速和其他发达国家同步放缓。
图2.10 1960—2011年各国年均GDP增速
注:1960年时的富国在过去40年中经济增速放缓。
资料来源:Robert C. Feenstra, Robert Inlaar, and Marcel B. Timmer,“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no. 10(2015):3150-3182; Penn World Tables 9.1, Population(Gapminder, HYDE [2016] and UN[2019])。
近几十年来,虽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给普通工人带来什么好处,但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势不容忽视。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的确,鼓励企业家精神和敢于冒险的美国商业文化与我们在美国收入分配顶层看到的极端不平等相关。 创新文化在历史上造福了美国,今天仍让美国受益。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美国劳动人口面临着经济上严重不利和不安全的状况,这肯定会减少他们的机会,阻碍他们的流动性,进而阻碍个人、家庭和社区对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健康和安全进行投资。
美国是否必须放弃其创新文化,以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能够惠及普通工人,使他们的薪酬、工作条件和经济安全都能得到提高和改善?没有证据表明美国需要面临这样的权衡取舍。 美国在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由来已久:在整个20世纪,美国都在引领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这种领先地位甚至更加确定无疑。相反,上文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弊病,如低质工作岗位、工资增长乏力、生产率与工资增长脱节等,都是最近才出现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失败是创新的必然结果,或者是为了获得创新带来的其他经济收益而值得付出的代价。
过去40年,美国为什么没能将不断提高的生产率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改善和大多数工人收入的提高?三股力量至关重要:技术变革、全球化压力和制度变革。
技术变革是支付给正规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工资溢价不断上升的主要驱动力。通过工作数字化,计算机和互联网提高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生产率,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则更容易被机器取代。这不足为奇,因为信息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术,其目的就是抢夺工人手中的控制权,转而交给抽象的程序。数字化虽然并不是收入向顶层群体集中的唯一原因,但可能是促成因素之一。通过迅速推广有创意的想法(例如在软件、金融、娱乐以及亚马逊或脸书等独特的商业模式中),数字化让企业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样重要的是,网络世界的乘数效应为医学、法律、设计、金融和娱乐等许多行业的顶尖人才带来了超额回报。
国际贸易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导致美国制造业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损失了至少100万个工作岗位,如果将制造业之外的影响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将更大。在美国,损失的工作岗位高度集中在地方劳动力市场,许多分布在美国的南大西洋和中南部地区。在这些受贸易影响的劳动力市场,中国贸易冲击对就业率、家庭收入和其他衡量人口困境的指标产生了持续的不利影响。这进一步助推目前在美国各级政府中出现的政治两极分化。 因此,尽管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其崛起是由其内部发展改革驱动的,但与数字化的影响不同,中国贸易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冲击的速度和规模是美国政策的直接结果。
数字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相似压力,影响了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美国为何与众不同?美国独有的制度变革和政策选择未能缓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放大了——这些压力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第一,工会代表人数持续急剧下降,削弱了普通工人为匹配生产率增长而开展工资谈判的能力。1979—2017年,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美国工人比例从26%降至12%。在私人部门,这一比例降幅更大,从1979年的21%降到2019年的6%。 尽管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工会代表权普遍呈现走弱态势,但除了同样经历不平等大幅上升的英国,其他国家工会覆盖率的下降幅度都不如美国那么大,或者降到如此低的水平。这种下降背后有很多原因:就业从传统上工会分量很重的制造业中转出;雇主越来越抵制工会组织的工作,这部分源于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对集体谈判的执行力在减弱;二战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使美国工人和外国工人的竞争更加白热化;同时,存在了约90年的集体谈判框架——1935年颁布的《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导致美国工会和其他工人代表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服务业不断增长的经济。
第二,最低工资没有跟上通胀的步伐。面对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的强大阻力,美国历届国会都允许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不断萎缩,只有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有过短暂的上涨。截至2020年,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基本同70多年前的1950年处于同一水平,比1979年的实际价值低约35%。现有的最佳证据显示,经过精心调整的最低工资只会对就业产生些许观察不到的负面影响,不仅可以减少家庭贫困,而且可以非常有效地提升在美国工资分布低端占多数的少数族裔工人的收入。 降低美国联邦最低工资制度本身就是一项有意而为之的政策决定,它放大了美国收入不平等,延缓了美国低薪工人的收入增长,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工会代表其成员进行谈判的能力。
第三,现行的美国劳工政策是上一个时代的遗产。首先,国会未能革新劳工政策和社会政策以扩大传统保护措施,如对直接雇佣雇员、日益增多的合同工、兼职人员和临时工。其次,国会没有为那些非全职工人提供灵活可得的失业保险福利。最后,国会也没能确保所有工人都能获得可随时随地使用的健康保险,以及医疗、家庭和育儿假等福利。由此形成的政策真空导致了研究劳资关系的学者戴维·威尔(David Weil)所说的劳动队伍“裂解”。 用特别小组成员克里斯蒂娜·沃利(Christine Walley)的话说,“雇员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外包、分包、兼职或按需工作,影响力越来越小,对工人的保护也越来越少”。
美国劳动力市场压力的第四个来源是毫无防护地扩大自由贸易。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都通过政策支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却没有制定补充性的贸易调整政策,以缓冲收入和就业损失,满足工人和社区因面临政策引致的竞争环境突然变化而产生的各种再培训需求。我们崇尚贸易扩张能够降低消费者价格、为生产者开辟新市场、促进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创造这一核心经济观点,而这些集体利益的价值则为援助受到贸易政策严重伤害的工人和社区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美国未能提供此类政策援助而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损失,大于美国本该制定这些政策所需付出的合理代价。
鉴于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分化,以及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加剧这种分化方面的作用,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和先进制造业等新技术的担忧变得更加突出。这些技术会缓解还是加剧当今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或者,正如人们向特别小组提出的问题:“机器人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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