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AI时代的工作 / 正文
点评
第五章 工作质量
发现错别字或排版问题?选中正文中的文字即可提交纠错,审核通过后才会修改原文。 ✍️ 编辑本章

正如第二章所述,在过去40年中,美国并没有将不断提高的生产率转化为大多数工人就业机会和收入的相应改善。缺乏四年制大学学位或专业证书的美国工人所能获得的工作质量低下,就是这种失败的鲜明例证。美国低薪工人的收入远远低于几乎所有其他富裕工业化国家的同行。例如,据经合组织估计,他们的收入比加拿大同行少大约25%。 考虑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许多共同点,包括法律和制度环境、教育体系、产业结构和深入的贸易一体化,这种巨大的收入差异尤其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工人可以享受全民公费医疗。

美国生产率向上的增长路径与大致平缓的工人工资中位数增长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技术、全球化或市场力量的必然结果。相反,美国一系列特有的制度和政策选择不但未能缓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放大了技术和全球化压力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后果。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进行制度和政策改革,使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与美国几十年来通过创新以及对人力与物质资本投资而带来的生产率不断提高和社会财富日益增加的状况相一致。这些改革包括制定和执行公平的劳动标准,制定完善的联邦最低工资政策,扩大失业保险制度的范围并提高其灵活性,以及将美国以雇主为基础的医疗保险制度转变为福利可携带的制度。

美国还需要重新评估其对纯股东资本主义的执着,可以说,这助长了削减低薪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势头。虽然股东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经济的生产活力做出了贡献,但需要更加重视建立一个能够提高所有工人技能和报酬的经济体制以平衡股东资本主义。

解决工作质量问题并非易事。向上流动通道的堵塞和对工人保护的减少是多年来逐渐形成的,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但一些必要的措施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我们将讨论可能对美国的工作质量产生长期影响的三个重要领域所需的政策变化:(1)改革失业保险制度,(2)制定有意义的最低工资法规,以及(3)恢复工人在集体谈判和公司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地位。当然,还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包括找到一种方法,为工人提供独立于其就业状况的医疗保险,但这不是本书要深入探讨的话题。与此相关的是,一些人提倡全民基本收入(UBI),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经济保障。虽然发达国家的初步证据表明,有保障的收入可以改善人们的总体经济福祉 ,但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让工作变得更好的政策。在工业化国家,全民基本收入通常难以实现有保障的收入的目标,但它有其他收益(和成本)值得仔细研究。

失业保险制度是美国防护非自愿失业工人遭受经济损失的第一道防线。新冠疫情凸显了失业保险制度的弱点,该制度根据1935年的《社会安全法案》制定,其运作涉及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复杂的合作关系。

该制度的初衷是在有限时间内提供适度福利。但随着为该制度提供资金而预留的工资税资金的积累,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致且更加慷慨的福利,大约为工人之前工资的一半(最高不超过设定的上限),并至少持续26周。这种结构大致维持了几十年。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反税情绪的增强和许多州公共财政的恶化,工资替代率开始下降。

马里兰大学的凯瑟琳·亚伯拉罕(Katharine Abraham)教授与特别小组咨询委员会成员苏珊·豪斯曼(Susan Houseman)、厄普约翰就业研究所(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的克里斯托弗·奥列阿里合作(Christopher O'Leary),对失业保险制度进行了细致研究。 他们的研究充分表明,在确定失业保险制度应该覆盖的人群,以及名义上被覆盖的人群如何才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福利的规则方面,早该进行修改了。例如,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将自雇者排除在外。这一群体传统上包括拥有自己的企业并雇用他人的人,但现在越来越多地包括许多相对低薪的服务工人,如女佣、保姆和以网络平台或移动应用程序为中介的“零工”。上述三位研究者写道:“未来几年,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使自雇者的比例不断上升,其中许多人可能会面临相当大的收入波动风险。”

现实情况是,公司在如何对员工进行分类方面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正如亚伯拉罕、豪斯曼和奥列阿里指出的,有关员工分类的决定很少受到监管机构的质疑,而且有人担心,许多公司会错误地把工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以避免他们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大型农场通常会给工人贴上承包商的标签。

在2020年大选中,工人们输掉了一场重要的战役,当时加州选民支持了一份由DoorDash 、优步和来福车(Lyft)资助的投票提案,规定司机继续被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这是该州历史上最昂贵的选票争夺战,各行各业几乎都能立即感受到它的影响。例如,大型超市迅速宣布解雇送货司机,代之以基于应用程序的送货服务。

即使从事失业保险覆盖的工作,低薪和兼职工人也可能难以符合领取失业保险福利的资格。截至2019年初,亚利桑那、印第安纳、密歇根、俄亥俄和南卡罗来纳这5个州的工人,如果每周按该州最低工资标准工作20个小时,并持续工作6个月,累计收入仍不足以使其符合领取失业保险福利的资格。在其他23个州,即使工人符合其他资格要求,但如果以这些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周工作20个小时并工作3个月,也不足以使其符合领取资格。

这些规定意味着失业保险制度无法为一些从事最不稳定工作的最低收入工人提供保险,尽管这些工人从事的是理论上在保险覆盖范围内的传统直接雇用工作(direct-hire job)。零售业、酒店业和其他服务行业越来越多地使用排班算法助长了这一问题,因为这些行业的工人面临着工时和排班的波动,这使他们特别难以积累所需要的收入记录,以符合领取福利的资格。

在这一限制性制度下,一些州实施了进一步限制参保的政策。例如,佛罗里达州于2011年改用在线系统,该系统仅提供英语版本,并要求申请人完成45个问题的在线技能评估。其中一些要求后来在受到法律质疑后有所改变,但申请过程仍然困难重重。

失业保险制度未能跟上就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指标是,领取失业保险福利的失业者比例不断下降。在过去40年里,这一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只有当经济发展到足以使工人从事全职直接雇用工作时,这一比例才会上升。自2011年以来,领取失业保险福利的失业者比例一直保持在30%以下。此前,领取州定期失业保险福利的失业者比例曾随时间波动,但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低于这一水平,在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期间,该比例上升到40%,但随后急剧下降,至今仍未恢复。

这一下降是由少数几个州领取失业保险福利人数的大幅削减造成的:在8个州(大多数在东南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工人比例已降至10%~15%。另一个极端主要在美国东北部的8个州,那里失业工人领取福利的比例仍然超过40%,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这两个州的失业工人领取福利的比例远远超过50%。亚伯拉罕及其合著者指出:“一些州的政策立场是,失业保险仅被视作一项需要最小化的商业成本,而不是一项支持有效的求职和提高工作匹配效率的计划。”

领取失业保险福利的失业者比例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当时飙升的失业率导致许多州耗尽了其失业保险信托基金,即在经济好的时候为帮助各州渡过经济衰退期而预留的资金。在最近的经济复苏中,一些州并没有寻求重建这些信托基金,而是通过降低福利的慷慨程度或缩短领取福利的最长期限来应对。

获得失业保险福利的工人比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变化。研究人员发现,工人获得失业保险福利的比例与工会组建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亚伯拉罕及其合著者指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工会可以向被解雇的会员提供有关失业保险申请程序的宝贵信息。工会参保率的下降很可能是领取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其他经常被提及的因素包括“非标准”工作安排的增加和就业市场的两极分化,这提高了从事不稳定工作因而可能没有资格获得失业保险福利的工人比例。

这些事实表明,迫切需要更新和加强工人社会安全网的这一关键部分。正如新冠疫情危机突显的,非自愿失业的原因很多,技术革新只是其中之一。值得称赞的是,作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刺激措施之一,联邦政府在2020年春季扩大了失业保险福利的发放范围。

亚伯拉罕及其合著者对失业保险制度提出了四项合理的修改意见,以使该制度更可得且更公平:(1)允许工人将其最近的收入计入资格认定;(2)根据工时而不是收入来确定领取失业保险福利的资格(目前的做法使低工资工人更难获得失业保险福利);(3)取消失业者必须寻找全职工作的要求;以及(4)改革部分失业保险福利,以更好地保护那些没有完全失业但工时或收入被大幅削减的工人。

在更新失业保险制度的同时,美国还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独立承包商进行分类,以确保他们是真正独立的。美国实际上对就业适用了两套不同的法律法规:一套保障传统的全职直雇员工的失业保险、工伤补偿和一些强制性福利,另一套对“独立”工人提供的保护很少,这类工人包括承包商、家政工人、临时工,以及很多情况下的兼职工人。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就业类别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雇主将雇员重新归类为独立工作者的动机却有增无减。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就业政策和法规显然需要创新才能跟上工作结构变化的步伐。

影响低薪工人工作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最低工资水平,这是美国大多数工人可合法获得的最低小时工资。 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时期,如新冠疫情前的扩张时期,雇主被迫提高工资,即使州或联邦法律并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而只是为了吸引并留下需要的工人。雇主们经常抱怨,他们的低工资员工会因为微小的工资差异而跳槽到不同的雇主那里,这就造成巨大的人员流动损失,因为他们被迫不断雇用和培训新员工。实际上,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雇主提高工资以吸引和留住员工,体现了良性竞争。

直到最近,州或联邦当局施加的提高最低工资的压力还很小。许多州政府官员认为,保持较低的最低工资是吸引雇主在其管辖范围内开设新企业的关键。与此同时,定期提高联邦最低工资以抵消通胀影响的做法经常遭到企业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强烈反对。许多自由市场保守派认为,最低工资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没有任何作用,而企业更倾向于认为联邦政府不应该设定全国最低工资,甚至认为最好由各州来充当这一角色。因为在密西西比等较贫穷、生活成本较低的州,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可能远远低于富裕的马萨诸塞州或纽约州。这种观点有其道理:联邦最低工资法规应设定一个全国工资下线,各州和地方可以在此基础上提高,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979—2016年,各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共发生了138次显著变化。 从逻辑上讲,工资水平高、生活成本高的州,如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往往会比其他州设定更高的最低工资水平。例如,2014年,西雅图是美国第一个规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5美元的城市。此举引发了企业界的广泛担忧,它们认为这将鼓励企业迁出城市地界以规避成本。较高的最低工资是分阶段实施的,允许较小的企业在几年内达到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而2021年是所有雇主被纳入该规定的第一年。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选民批准在六年内分步将该州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超过60%的选民赞成对佛罗里达州宪法进行必要修订。

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多数州都没有制定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而是将这一责任留给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从图5.1中不难看出,各州在过去30年中提高最低工资的原因是,自1980年以来,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呈持续下降态势,仅有短暂的修正。在这几十年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对和商业游说使最低工资的名义价值基本固定,而通胀却无情地侵蚀着它的实际价值。2020年,美国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与1950年(70多年前)的实际价值基本持平,比1979年的实际价值低约35%。

图5.1 美国联邦政府最低时薪

注:最低实际工资采用城市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图中的两项都取美国所有城市的平均值,以2019年12月为100。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现有的最佳证据表明,经过精心调校的最低工资只会对就业产生些许观察不到的不利影响,却可以减少家庭贫困。它们在提高处于美国工资分布底端且占大多数的少数族裔工人的收入方面尤其有效。侵蚀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本身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决定,它放大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延缓了美国低薪工人的收入增长,并可能进一步削弱工会代表其成员进行谈判的能力。虽然各州在根据本州具体情况调校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联邦政府通过设定各州必须遵守的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帮助低薪工人,并清除政治障碍。

最低工资还有提高的空间,它不会扰乱就业,反而会产生积极的地区涟漪效应,从而提高低薪工人的工资。将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恢复到当前全美工资中位数的一个合理比例,将使工人大大受益,而净经济成本很小。 将这一数值与工资中位数挂钩,以抵消通胀的侵蚀作用,将进一步增加其益处。首先,它将阻止实际最低工资水平逐渐被侵蚀的循环,这种侵蚀对低工资工人是有害的。其次,相对于最低工资水平往往因民众的投票行为而断断续续上调的现状,指数化的最低工资将减少企业未来可能面临的工资约束的不确定性。如上所述,地方应保留制定更高法规的权利,正如它们目前所做的那样。

精心设计的最低工资法规在提高工人收入的同时,对招聘的不利影响微乎其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政策是“免费的午餐”。相反,经过精心调校的最低工资可以起到税前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使收入从雇主和消费者的口袋中转移到低薪工人的工资卡上。研究证实,提高最低工资往往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并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刺激企业提高价格。这些较高的成本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德国,2015年全国最低工资的大幅上调导致效率低下的企业萎缩,而效率较高的企业则以前者为代价实现了增长。这一政策变化对工人和大公司都有好处,前者增加了工资,后者扩大了市场份额,但挤走了生产率不足以支付较高劳动力成本的小公司。这种情况以及可能转嫁给消费者的商品成本上升,提醒人们在政策选择时必然需要权衡。

除了最低工资,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就业市场中底层工人的工作质量。这些因素包括带薪病假、家庭医疗假和产假等,但美国雇主都不需要提供这些福利。 这些因素还包括期望每周有稳定的领薪工时、稳定的日程表或提前通知工作安排,但这些都是非强制性的,而且通常没有提供。其他关键的工作属性,包括安全的工作环境、工伤或死亡情况下的经济补偿,以及获得医疗保险的机会。作为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美国主要通过雇主提供医疗保险,而且这一般不提供给低工资工人。无论怎么看,在为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工人提供稳定且有保障的就业方面,美国都落后于其他富裕的工业化国家。

美国医疗保健系统是美国低薪工人面临不稳定状况的一个主要例子。虽然整个医疗保健行业被认为是一个为受教育或培训程度有限的人提供良好机会的行业,但对于那些不直接为医疗保健系统工作的人来说,情况却暗淡得多。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健康和个人护理助理的工资中位数为25280美元(每小时12.15美元),而注册护理助理的工资中位数仅略高于此,为29640美元(每小时14.25美元)。保罗·奥斯特曼指出:“家庭护理助理被视为无技能的陪伴者,或美化了的保姆,其受教育程度不高,潜力也不大。”他还补充道,在这些工人中,女性、移民或少数族裔的比例过高。 虽然这些似乎只是个别例子,但2019年,仅这两种职业就有500多万美国工人,约占美国总就业的1/25,并且预计在随后10年中还将增加125万人。

健康和个人护理工作者以及注册护理助理受到各州“执业范围”规则的限制,不能给病人用药或协助许多常规医疗程序。随着执业范围规则的改变,这些工作者可以获得授权并接受培训,以提供诸如健康状况观察和伤口处理等服务。这将为此类工作扫清障碍,使工人们获得更多收入,他们也将被视为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更多医疗保健服务的组成部分,从而提升地位,预计在未来25年内,这一群体的人数将翻一番。然而,奥斯特曼采访的一些雇主和分析师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工人学习新技能的动机和能力都太有限。也许更重要的是,经过认证的护士不会允许受训练较少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从事护士的许多任务,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工资和薪酬水平会受到影响。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更担心自动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可以说是美国股东至上模式的社会成本之一。 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无法有保障地分享新进步的成果。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美国独一无二地崇尚完全的股东资本主义,即企业的唯一目的是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股东资本主义规定,员工的价值应该像其他无形资产一样,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如果员工对公司的价值低于公司对其负担的成本,则应予以解雇。在这种模式下,裁员和关闭工厂的个人、社会和公共成本不应在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虽然股东资本主义是美国经济富有活力的原因之一,但完全的股东资本主义已到了被重新评估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在进行这种重新评估。2019年8月,由美国许多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发布了一份新的《公司宗旨宣言书》(Statement on 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181名首席执行官签署了该宣言书,承诺带领公司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和股东)谋福利。这是自1997年以来,该组织的原则首次没有宣示公司存在的主要目的是服务股东。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商业圆桌会议主席杰米·戴蒙(Jamie Dimon)当时说:“美国梦还在,但正在破灭。”

发布大胆的宣言并不难。至于董事会是否会随之做出有意义的改变,我们拭目以待。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大公司都是将基本工资水平提高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以上的突出例子。当这些企业提高最低工资时,在同一劳动力市场上经营的竞争企业也会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然而,对于企业是否仅仅因为它们承认“工人是利益相关者”就会提高工资,我们应该持怀疑态度。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行为,而且一旦提高工资不能带来更高的生产率,那么管理者能否向董事会或股东证明这些措施是合理的就不得而知了。 一般来说,为工人创造更好的工作岗位需要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和更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如果没有后者,企业可能会发现支付更高的工资无利可图,甚至是不可行的。作为美国最大的两家低薪劳动力雇主,亚马逊和沃尔玛在提高基本工资之前,都曾因其用工方式受到公众的强烈批评。公众压力会增强提高工资的商业理由(即避免负面宣传),但对绝大多数知名度和盈利能力不如亚马逊和沃尔玛的公司来说,这不太可能奏效。显然,政策可以发挥激励作用,使这些措施对雇主有吸引力(或不可避免)。

工会直接与雇主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谈判,为立法机关制定法规或公众施压运动提供了一种传统的替代方式。与其他许多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工人相比,美国工人在提升工会代表权方面的表现要差得多。如图5.2所示,虽然许多国家的工会覆盖率均有所下降,但美国的覆盖率仍远低于其他OECD国家。过去,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在制衡管理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二战后曾有一段时期,工会可以说是过于强大,限制了灵活性,提高了成本,削弱了技术改进的动力。

工会的谈判能力随着会员人数的减少而下降。与此同时,近年来普通民众对工会的支持率实际上在上升,2008—2009年经济衰退后更是急剧上升。盖洛普公司自1940年以来一直跟踪调查公众对工会的看法,根据该公司的数据,65%的美国人现在表示“支持”工会。这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图5.2 1948—2017年OECD国家工会会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

资料来源:OECD Stat: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 ICTWSS database version 6.0(June 2019)。

对工会持有好感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调查显示,美国工人认为自己在工作场所的代表权不足,并希望在工作条件、安全、培训和工作设计等工作属性方面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特别小组成员托马斯·科昌(Thomas Kochan)及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者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对一系列工作场所问题的影响力小于他们应该拥有的影响力,这些问题包括薪酬、工作保障、晋升、尊重和骚扰,还有新技术在他们的工作和工作组织中的应用方式。他们将此定义为“话语权差距”。1/3~1/2的工人表示,他们在其他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上也看到了这种差距,包括雇主的价值观、培训、歧视、组织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以及对工作场所问题的解决方式。同一调查还发现,近年来工人对加入工会的兴趣有所上升。目前,约有半数未加入工会的工人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会加入工会,而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表示会加入工会。在一项后续的全国调查中,研究者采用了实验式调查设计,以确定工人更喜欢哪种形式的代表。公司或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向管理层提出关于雇佣惯例(employment practice)的建议,以及工人在公司董事会中的代表权,都被认为是重要的。

工会的经济学原理虽然微妙,但令人信服。在本科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看到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获得的报酬是他们的“边际产品”,即他们对经济价值的净贡献。与此同时,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利润为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对经济产出的全部贡献),还是企业与工人分享利润(因为没有利润),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从经济理论上讲,在这种理想情况下,集体谈判不可能改善自由市场的结果。

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完善的。它们不是完全竞争的,这意味着工人的工资可能低于他们对产出的贡献,而企业可能获得丰厚的利润。除了这些讨价还价能力的不对称,企业和工人之间还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使得企业可以剥削员工(例如,使他们看不到健康和安全隐患),或阻止员工表达富有见地的想法和合情合理的担忧。最后,企业可能有激励做出对股东而言利润最大化但对工人和社区造成损害的决策,比如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而关闭工厂,由此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将工人置于不必要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中;强迫工人接受剥削性的工作条件(如降低工资或故意违法违规)。许多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些偏离教科书式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现象,即便不是普遍现象,也司空见惯。这些偏离现象为各类工人组织创造了机会,使它们能够代表工人进行真诚谈判,以协商公平的工资和利润分配,减少可能损害工人或企业或两者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并使企业认识到损益表中没有考虑的决策会带来一些社会后果,因而应当将这些后果考虑在内。

与这一原因相一致的是,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工会能改善其成员的经济状况。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加布里埃尔·纳米亚斯(Gabriel Nahmias)指出的,据估计,加入工会可使美国工人的工资提高15~20个百分点,同时工会会员更有可能享受带薪家庭假和医疗假等福利,而且工会商店也有助于缩小种族工资的差距。 研究表明,工会代表权的弱化是导致工资无法与生产率同步增长的原因之一,这不同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曾经历的情况。黑人工人在工会中的比例也过高,因此,与最低工资一样,他们在工会工资谈判中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 雇主对工会的热情不如工会所代表的工人,这一点不足为奇。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工会是阻碍还是促进了雇主生产率的提高,但毫无疑问的是,工会限制了管理的灵活性(管理者从来都不喜欢这一点),而且如果工会取得成功,就会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转用于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

工人追求代表权是合理的,事实上,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这种追求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要想找到改善工人代表权的方法,就需要创新。虽然重建代表权有助于确保从技术和其他生产率增长中获得的收益能够用于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但很可能没有一种理想的(或得到广泛认同的)模式或机制来重建工人在工作场所的代表权。

对1935年《全国劳资关系法案》(NLRA)进行改革是一个富有挑战但又十分重要的创新领域。《全国劳资关系法案》关于企业与工人互动的框架中条条框框过多,限制了工人和雇主代表之间合作谈判的机会。德国等国家规定工人在某些公司董事会中拥有代表权,并设立了代表工人更广泛利益的工作委员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劳资关系法案》禁止由公司主导工会,规定工作委员会在美国非工会企业中属于非法。对于工人能否进入公司董事会的问题,《全国劳资关系法案》只字未提。该法案还将农业工人和家政工人排除在外,这是新政期间种族主义的遗留问题,当时南方的国会议员成功地将黑人工人排除在政府规定的新保护和福利之外(当时黑人占南方农业工人和家政工人的绝大多数)。尽管有这段历史,而且有别于其他同样将黑人公民排除在社会保护之外的新政立法,《全国劳资关系法案》自实施以来,除了因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通过限制某些工会活动和权力而遭到削弱,未曾得到实质性修订。

一些工会正在推进重大创新。例如,代表酒店、赌场和餐饮服务业员工的工会“团结起来”(UNITE HERE)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谈判案例,专门用于应对新技术的引入。从2018年开始,“团结起来”与其会员的主要雇主谈判并达成协议,规定在引进新技术时最多提前6个月发出通知,它有权与雇主就技术问题进行谈判,并为因新技术而被解雇的工人提供再培训、遣散费和新职位的优先考虑权。然而,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未能保护工人免受一个更基本问题的困扰,即缺乏工作保障。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旅游和休闲业的大规模衰退引发了大规模裁员。

为了让工人在工作中拥有更多发言权而进行的各种尝试正在兴起。“争取15美元”运动成功迫使亚马逊和沃尔玛等大公司提高了起薪,尽管这些公司没有工会来协调为此而做的各种努力。这些团体的策略通常是吸引消费者关注大公司的恶劣工作条件或低薪资。2021年初,谷歌公司的员工宣布成立了一个代表四百多名工程师和其他工人的秘密工会,这在以白领工人为主的公司中实属罕见。与传统工会不同,该工会是“少数人工会”,代表公司26万名全职工人和承包商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不会为签订合同进行谈判,而是在与工作场所有关的关键问题上推动改革。

麻省理工学院的纳米亚斯研究了劳工运动如何尝试新型集体行动,他指出,一些被挡在传统劳工保护之外的团体利用“二级劳工行动”,在他们处于弱势的方面向雇主施压。这些团体制定了自己的激励机制,以招募和维持成员,并“将各种策略组合在一起,帮助善意的雇主做到公平,同时制裁那些拒绝公平的雇主,他们将全面运动与罢工行动结合在一起”。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农场工人联合会(UFW)。农业工人被明确排除在《全国劳资关系法案》的保护范围之外,但农场工人联合会想方设法将数以万计的工人组织起来,尽管它无法强制收取工会会费。农场工人联合会经常利用二级抵制(secondary boycott)来迫使大型农场企业接受谈判。例如,1966年,美国工人联盟协同抵制一些商店,这些商店出售农场工人联合会正在罢工的农场酿造的酒。根据《全国劳资关系法案》,工人以其雇主的客户为抵制目标是非法的,因此这是一个团体使用组织工具的例子,否则他们的行动就会被否决。

各类农场工人协会继续使用二级抵制手段。伊莫卡利工人联盟(Coalition of Immokalee Workers)为佛罗里达州的农场工人代言,该组织已成功地向出售农产品的零售公司施压,要求这些公司每磅多支付几美分,以支持提高农场工人的工资和福利。

在这些新的组织形式中,有许多涉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因此并不寻求复制传统工会的模式。成立于2007年的全美家政工人联盟(NDWA)并不致力于和雇主开展集体谈判。相反,它侧重于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并倡导工人权利。该组织拥有75个附属组织和分会,成员超过25万人。2010年,全美家政工人联盟与其他组织合作,促使纽约通过了首部《家政工人权利法案》。纳米亚斯指出:“截至2020年10月,全美家政工人联盟已为九个州和两个城市的家政工人赢得了新的权利。”家政工人通常有多个雇主,这使他们很难就各种工作条件进行谈判。全美家政工人联盟为他们提供工具,帮助他们起草协议。

自由职业者工会(Freelancers Union)是一个同样不收取会费,也不与雇主谈判以达成集体谈判协议的例子。相反,该工会代表其会员为争取价格更优惠的健康、牙科和责任保险而谈判。与农场工人联合会和全美家政工人联盟一样,自由职业者工会也倡导制定有利于其成员的法律。例如,它在纽约市颁布的一部法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律通过强制签订合同、规定付款条件和制定处罚措施,保护会员免受客户拒绝付费的影响。

“工作与正义”(Jobs with Justice)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在各社区设有分支机构,致力于教育、研究、交流、政治行动和促进工人权利的项目。华盛顿州工作组织是一个州级组织,为该州的工人代言,包括倡导更高的最低工资和带薪病假。

迄今为止,这些代表模式都没有达到全国性规模,没有通过集体谈判获得与工会全盛时期相当的权力,没有与主要工会相匹配的财政资源,也没有发展出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它们中的许多机构都依靠某种形式的基金会来覆盖其费用。

虽然这些另类代表模式正在经历快速演变,但劳动法也需要更新,以使这些模式在与其他模式竞争时能够蓬勃发展。随着新技术和其他结构性创新的兴起,如将更多工人重新归类为承包商,以及基于应用程序的业务(如拼车),“雇主”的定义变得模糊不清,劳动法的更新显得尤为重要。

显然,美国需要多种形式的工人话语权和代表权,以更好地满足不同行业、职业群体和雇佣关系的特点和需求。 与本书立足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体系现有特点的总体思路相一致,我们的结论是,要加强工人的谈判能力,既需要加强现有的劳动法,也需要对劳动法进行改革,使其更有效地涵盖正在改变工作场所和工作文化的技术和经济变革。举例来说,美国的家政工人不属于《全国劳资关系法案》的适用范围。但是,即使《全国劳资关系法案》的一般条款适用于家政工人,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些条款旨在促进单一雇主与众多雇员之间的谈判。然而,在家政工作安排中,这种关系恰恰相反:每个家政工人都为多个家庭服务,因此雇主比雇员多得多。 类似的问题也延伸到“零工经济”类工作、独立承包、临时救助机构的就业,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任何过于分散而无法使用传统手段进行集体谈判的工人群体。

与其他国家一样,传统低薪服务工作,如保洁和场地管理、餐饮服务、保安、娱乐和休闲以及家庭保健助理,在美国就业中的占比越来越高。然而,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从事这些职业的美国工人的工资极低,而且很少有机会享受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家庭假、病假或工人休假。经合组织估计,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美国低工资工人的工资比从事类似职业的加拿大工人低26%。然而,美国工人的生产率不可能低26%。相反,法定最低工资偏低、极为有限的工人代表权,以及在政策制定和公司治理中股东至上的强烈倾向,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市场最底层的工人无法获得足够的薪酬、适度的经济保障和基本的社会福利。

目录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