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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支持创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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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小组对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和技术现状的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新的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全新的职业和行业中。回想一下,今天的大多数工作岗位在1940年还不存在,而仓储和配送等行业的就业增长则是由电子商务这一互联网创新驱动的。经济通过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来补充因自动化和生产率提高而失去的工作岗位;这些新工作岗位的最大和最可靠的来源就是由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要了解新产业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如何继续鼓励新产业的出现,就必须了解联邦政府在投资于新技术方面扮演的角色。

在美国,大部分新技术都来自联邦政府资助和支持的项目。当今的分析通常集中在1940年以来的时期(见下文),但从美国建国之初,联邦政府就耐心地直接支持创造新产业的技术开发。19世纪,美国第一所工科学校——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带头修建铁路,并维护全国的商业基础设施。联邦政府投资于测量和勘探为西进运动奠定了基础,为飞剪船(clipper ship)开辟了航线,并提议铺设跨大西洋电缆。陆军和海军军械局以及联邦兵工厂开创了可互换零件的生产,为制造南北战争用枪的机床工业播下了种子,并为南北战争后的打字机、自行车和汽车的大规模生产等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人口普查局对制表设备的需求刺激了赫尔曼·何乐礼(Herman Hollerith)的创新,并由此创建了IBM。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前身,提供了重要的测试设施、数据和技术人员,以支持一个全新的行业,该行业是美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堡垒,也是大量就业的来源。

从1940年开始,这种支持变得更加集中、系统和创新。曾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院院长的工程师和发明家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及其后继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成功地吸引了学术界、工业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战争出谋划策。这些努力,如雷达和曼哈顿计划,不仅为战争做出了实质性贡献,而且为战后的工业和技术(从微型电子产品到青霉素)绘制了蓝图。

布什在1945年向罗斯福总统提交的著名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阐述了基础科学如何通过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来增进国家经济福祉的愿景。然而,同样重要的还有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更直接的继承者:海军研究办公室,以及后来在人造卫星事件后成立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一大批新的联邦资助中心,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原子能委员会(后来的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各军种内部的研发工作,还有1958年从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成立的国家航空航天局(以下简称NASA)。在这些有组织的行动中,有些资助了面向特定机构任务的技术开发,有些资助了内部或大学的基础研究,还有些为国家任务创建了大型项目,如阿波罗登月计划或人类基因组计划。即使这些项目未能实现其技术目标,或者技术在实验室和产业化之间的“死亡之谷”徘徊不前,但是也往往创建了基础设施,培养了技术人才,种下了造就现代产业的创意和突破口。

以微电子这一关键领域为例,从1950年到1970年,联邦政府资助了半导体行业近一半的研发经费。在20世纪60年代的数年里,仅阿波罗登月计划就购买了美国生产的一半以上的集成电路,这为一项未经证实的技术带来了商业推动力和技术合法性,而这项技术后来改变了美国经济。“阿波罗11号”登月后的第二年,微处理器被发明出来,并进入众多的消费品和工业产品中,这并非巧合。

同样影响深远的是,联邦政府在当今信息技术的创造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信息技术在诞生一个世纪后仍然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推动力。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为核心网络技术和早期示范网络(即ARPANET)提供支持,该网络后来成为互联网。该机构为自动驾驶汽车的基础研究提供资金,这些研究成为今天自动驾驶汽车的基础,它还召集并资助了直接造就这一行业的“大挑战”比赛。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研究是当今人工智能系统的基础,也是计算机图形学的基础,而计算机图形学后来成为游戏和模拟行业的基础。谷歌公司起步于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苹果公司的许多内部组件最初也是利用国防部和能源部的研究基金开发的,甲骨文公司则发端于军队开发的数据库技术。

从新药到磁共振成像仪,医疗保健和制药行业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由能源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不仅在基因组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还催生了整个基因组技术产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是所有2010—2016年获批的210种新药的基础。一些研究表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获得的回报与股票市场上私人企业的价值比为3∶1,更不用说它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如果没有多年来利用联邦资助建立起来的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开发做出快速反应。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联邦研发也能带来就业市场的繁荣。请看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周边地区的经济成就。1980年,《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使大学能够对利用联邦资金开发的知识产权授予排他性许可,这增强了大学将其内部开发的技术进行商业化的能力。有证据表明,这些政策和相关政策极大地增强了联邦研发资金的商业影响,包括在研发部门以外的影响。

成功的联邦政府资助项目既有任务导向的(解决具体问题,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也有基础型的(探索基本现象)。有时,政府会组织任务导向的大型项目,有时,政府会进行有影响力的采购,购买所需的产品和服务。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三分之一的专利申请来自联邦政府资助,在某些行业这一比例甚至过半。

当然,联邦研究记录并不完美,它也有重复和效率低下的时候:一些政府机构变得臃肿而低效;总体而言,联邦研发体系未能解决20世纪80年代的竞争危机。多年来,将重点更多地转向商业发展、制造业和地区发展的努力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尽管如此,美国联邦研发体系的分散性和重叠性是其优势之一,创新者和好的想法有多种机会获得支持和鼓励。研发基础设施遍布各地,为实现国家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种研发不一定以工业应用或创造就业为目标,尽管这些益处早已有据可查。尽管如此,通过关注基础研究、促进实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创新者以及提供制度支持,联邦研发投资已被证明在解决国家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不用说取得的巨大科学进步。

私人资本和企业研发在将新技术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两者都不具备几十年如一日地培育新技术的一贯性和耐心。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研发杂志》(R&D Magazine)年度创新奖确定的1970—2006年发明的最重要的新产品中,大多数发明都是在商业化的发展过程的某个阶段获得了联邦政府的资助。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丹尼尔·特拉菲孔特(Daniel Traficonte)的研究论证了美国研发体系的诸多优势和劣势,记录了政府和产业界在创建一个能为社会、参与研发的私人公司和大学等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的体系方面的重要互动。 据估计,美国研发体系的社会收益是私人收益的3~4倍,这进一步支持了增加公共研发投资的主张。

然而,正如第二章所述,如果美国的普通工人几乎看不到或体验不到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而生产率提高的部分原因是创新能力的提高,那么我们就无法指望公众会大力支持增加研发支出。如果我们要为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进行充分投资,那么40年前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巨大分歧”就成为问题的关键,需要加以解决。

美国的创新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并促成了无数重要的创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联邦政府的投资(如上所述)。但近年来,这些投资有所减少,令人担忧美国是否有能力继续维持其创新能力,并保持这一至关重要的国家竞争优势。

正如特别小组成员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主持的研究项目概述的,联邦研发支出的下降部分解释了过去十年美国生产率增长乏力的原因。 这一下降的代价是双重的,因为公共和私人研发资金是相辅相成的:当政府增加研发投资时,私人部门的创新就会跟进;而当政府缩减研发投资时,私人部门的创新就会减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特别小组顾问委员会成员罗伯特·索洛早在几十年前就指出,整个20世纪的生产率增长源于技术进步:工具、技术和组织实践的改进使企业、家庭和政府能够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其中许多技术进步反过来又依赖于研发。美国在创新方面的公共投资甚至落后于其他技术先进的国家。

美国的研发支出总体上已从1960年占世界研发支出的69%下降到2018年的28%。 当然,随着其他国家越来越富裕,其受教育程度和技术密集度越来越高,我们预计美国的占比还会下降。但与其他领先国家的投资相比,美国的研发投资至少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下降。 如果将公共和私人研发投资合并计算,德国2015年的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9%,而美国和中国分别为2.7%和2.1%。预计中国在未来几年将超过美国和德国。日本和韩国也超过了美国,其研发支出分别超过了GDP的3%和4%。此外,美国研发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在过去30年里保持相对稳定(尽管没有增长),但公共投资在研发中所占的比重在30年里急剧下降,从1985年的约40%降至2015年的约25%(见图6.1)。

公共研发支出往往集中在基础科学和可能还有几十年才能发挥商业潜力的技术上,而私人研发支出往往集中在更接近市场的技术上。因此,即使研发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私人研发支出的增加也不可能完全抵消公共研发支出下降对创新的不利影响。

正如特别小组成员黄亚生和研究生孙美岑的研究报告指出的,中国政府在促进创新和实现规模化方面采取了举国体制的方法,为全员创新(all-in innovation)提供了另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让人联想到美国在不同时期所青睐的大项目方法,包括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和人类基因组计划,但现在也适用于产业政策。然而,举国体制的方法要求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重大承诺,而这对于联邦政府高度分散的研发系统来说并非易事。

图6.1 1953—2015年不同资助来源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科学委员会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NSB-2018-1, NSF, Alexandria, VA, figure 4.3(https://www.nsf.gov/statistics/indicators)。原始数据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的“国家研发资源模式”(年度系列)。

由于对外国竞争加剧、生产力落后和不平等扩大等现象的担忧,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领导人正在提出政策建议,以重振美国的创新政策,支持更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两党立法提案《无尽的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展示了美国对未来创新的热望和紧迫感。这一提案可追溯到范内瓦·布什于1945年发布的提案,虽然我们没有详细介绍提案的具体内容,但在下文中强调了我们认为美国应采取的几大方向,在这些方向中,创造性的创新政策和制度将有助于创造和形塑未来的工作。

增加并引导联邦政府研究支出用于帮助工人和应对社会挑战

联邦研发的优先事项本身就是形塑未来工作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政府将技术赋能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运行视为值得各类创新者和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和解决的国家级问题,从而表明这是优先事项,并将资金投至典型工人的工作。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一项计划,名为“人类技术前沿的未来工作”,并将其作为未来投资的十大理念之一。该计划的相关原则为更广泛的投资提供了一个模板,包括理解和推进人类与技术的合作关系,以及推广增强人类表现的技术。尚未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是制定国家级研究目标,通过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协作机器人以及学习和教育科学等研究领域,提高人的能力,支持公平的劳动力市场。

同时,应增加联邦研究支出,并用于可能被私人部门忽视的领域。由于回报周期长,收益难以货币化,私人部门没有足够的激励投资长期基础研究或支持那些为解决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而进行的研究。公共投资应重点关注解决气候变化和人类健康等最紧迫的国家级问题所需的技术及其应用。

特别小组成员约翰·范里宁在为汉密尔顿项目 撰写的简报中提出,应设立“大创新基金”以应对“大挑战”,这有点类似于阿波罗登月计划或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举国体制式的努力。正如范里宁概述的,大量证据表明,产业政策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随着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中国等国家在产业政策方面取得相对成功,因此值得为21世纪的“重大挑战”提供新的投入。“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功研制出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这个例子说明将联邦研发资金和精力集中用于解决国家级挑战能够带来的成果。

更宽泛地说,联邦政府需要投资于“高难度技术” ,这些突破性技术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成熟,在开发周期的各个阶段往往需要更多资金。这些技术需要有耐心的投资,特别是在展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方面,需要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而私人部门的投资者通常喜欢这一点。 这类技术的例子包括材料和化学品的先进制造、下一代半导体、清洁能源的生产和储存、量子计算以及合成生物学。其中许多技术涉及硬件组件和独特的生产工艺,与纯软件产品相比,开发这些技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而纯软件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接近于零(尽管不是初版成本)。通过尽早在新兴技术领域掌握全面的专业知识,并实现商业化,美国不仅可以在经济上获益并投资于国家安全,而且美国的发明家、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也能够影响创新的方向,以体现美国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包括增强工人的力量。

最后,新冠疫情的后续影响要求我们重新致力于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率,它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小企业在美国商界占大多数,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安全、创新能力和就业至关重要。正如特别小组顾问委员会成员凯伦·米尔斯率先开展的研究显示的,供应链行业是一个庞大而独特的经济类别,2015年占美国私人部门就业的43%。它既包括制造商,又包括工程、软件和物流等服务业,这些行业在美国经济中也可以提供一些工资最高并且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最相关的工作岗位。

确保中小企业供应商能够在这些前景广阔的行业中竞争和创新,对于创造更多高薪、高科技工作岗位至关重要。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许多制造业供应商并没有大量投资于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机器人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为了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率,我们需要增加技术投资,推动技术升级。为此,联邦政府和各州应该相互合作,补贴新设备投资,或者在一段时期内为关键产品创造有保证的需求,无论这些产品是国防相关产品,还是受全球疫情影响的关键医疗卫生用品。

扩大创新的地域范围

美国的地区经济不平等也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扩大。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速都在趋同,但是此后就出现了稳步的地区分化,造成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持续扩大。这种差距很大程度上与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相关。教育程度高、人口密度大的城市蓬勃发展,而非大都市地区则日渐衰落。然而,即使在这些繁荣的城市中,非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工人的经济状况也几乎没有改善,这意味着地区繁荣并不能保证共同繁荣。研究人员记录了地区衰退对个人乃至几代人造成的长期经济后果,并提出了几项扭转这些趋势或者至少减缓衰退的对策。

正如联邦研发投资对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商业化发展带来了正的溢出效应,它们也为这些联邦资金的受益地区创造了正的地理溢出效应。我们很难计算过去10年波士顿地区的生物技术研究人员每年获得近20亿美元联邦研发资金给该地区带来的溢出效应。

美国的许多创新中心都受益于创新能力的收益递增效应,也就是说,创新带来了更多的创新。硅谷的创新能力多年来不是保持稳定,而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创新产业就业比例高的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吸引更多这样的工作岗位。 虽然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创新中心,如亚特兰大、丹佛和盐湖城,但顶级创新城市和地区的集中度越来越高。这种趋势不利于降低繁荣的集中度或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为了更好地扩展经济机会和创新能力,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建议联邦政府制定一项基于地区情况的研发战略,将研发带来的就业和经济发展收益带到落后地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在近期的研究中提出了一项战略:一些具有培育创新能力所需的重要资产(例如,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较高、有工业)的地区可在数年内获得大量联邦研发投资。 这一战略以及其他可能在较小范围内有效的战略(如产业集群层面)值得投资,并可为某些地方带来重要的经济效益,同时在如何帮助扭转地区经济衰退方面提供宝贵经验。

运用税收政策鼓励对劳动力的投资

本书的大部分讨论围绕着人类和计算机是合作从事还是相互竞争未来的工作岗位而展开。但几十年来,在某个经济领域,机器一直比人类同行有明显的优势,这个领域就是税收。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和安德里亚·马内拉(Andrea Manera)与波士顿大学的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合作撰写了一份特别小组简报,以鲜明的比例说明了这一情况:“过去40年,劳动力的平均税率约为25%,而设备、软件和建筑物等被归类为资本的东西税率较低,而且近年来这一税率持续下降。” 20世纪90年代,软件和设备的平均税率仅为15%,现在已经降至5%左右。这种差别意味着工人的工资每增加1美元,雇主就要多缴25美分的税。对公司来说,如果能有效利用这些资金来扩大产出,那么以较低税率将同样1美元投资于资本将是一笔更好的交易。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从仓库和工厂到医院和保险公司,整个经济中的工作自动化变得更加容易和成本更低,资本替代劳动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为了纠正这种极端的不平衡,美国应该重新平衡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征税方式,以消除这种有利于资本的内在倾向。

正如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早期的研究所示,对传统税收政策的这种反思恰逢其时。 采取税收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投资的传统观点认为,虽然这可能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同时也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形成创造财富的良性循环,最终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这就是技术投资往往不会减少净工作岗位的原因之一。投资新机器的工厂可能需要更少的工人来生产产品,但新机器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往往会刺激对更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但本书认为,这些政策可能会鼓励企业投资,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不会相应提高生产率。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将这些技术称为“一般技术”。零售店的自助结账机就是一个例子。这些机器减少了对收银员的需求,但几乎无助于提高生产率。事实上,由于普通购物者结账的技巧可能不如训练有素的店员,因此机器很可能会减慢结账速度。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减少对生产性机械的投资,而是让我们杜绝仅仅因为税收制度补贴机器,就用自动化取代工人。

要制定一项能够找出哪些技术会带来普遍结果的税收政策是极其困难的。制定可以区分资本和劳动的政策甚至更难,因为聪明的税务会计很容易找到方法来模糊两者的界限。如果能够获得更好的税收待遇,企业往往会想方设法将劳动回报重新归类为资本回报。因此,统一劳动和资本的税收待遇的另一个有力论据是,由于税收制度难以区分劳动和资本,以截然不同的税率对劳动和资本征税只会鼓励减少税收的博弈(同时使博弈者致富)。

要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制度,最直接的方式是削减给予公司的折旧免税额(depreciation allowance)。这些减税措施使公司几乎可以立即从税单中扣除资本投资支出,而这些支出本应在资本投资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扣除。这些快速折旧免税额原本是在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的短期工具,但近几十年来,折旧免税额变得更加慷慨和持久,企业也大力游说延长和提高折旧免税额。

公司玩弄税收制度的另一种方式是将自己重新分类为S类公司,而不是传统的C类公司 。最近的研究表明,S类公司能够更有效地将劳动收入重新归类为资本收入,这使它们能够享受较低的实际税率。 通过对S类公司实施更严格的控制,同时协调资本税和劳动税,减少税收不对称,将有助于解决税收扭曲问题。阿西莫格鲁、马内拉和雷斯特雷波写道:“这些政策措施将扩大资本收入的基础,并使资本和劳动所得税趋于一致。”

政府还为研发支出提供税收减免,以鼓励对新技术的投资。鉴于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应继续保持。对相关文献的仔细研究表明,研发税后价格每下降1%,研发活动至少会增加1%,这一回报率仅略低于联邦政府对研究的直接资助。 在保留研发税收抵免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实施雇主培训税收抵免来改进这一制度。与研发税收抵免一样,这种培训税收抵免将暗含政府分担雇主在工人培训方面的投资成本。与所有减税措施一样,这种减税措施也需要严格监管,以防止滥用。我们强烈建议,这种减税措施只适用于经认证可获得外部认可证书的培训。

众所周知,在联邦研发投资的推动下,美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以发展基础科学和新技术,从而引领科学发展和新兴产业。然而,人们较少认识到,这些新兴产业与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必然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之间存在重要的互补关系。现有产业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提高了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与此同时,欣欣向荣的创新生态体系会创造新公司和新应用,催生新产业。然而,我们却让这些重要的研发投资滞后,并有可能大规模缩减,从而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相应影响。通过增加有针对性的研发投资,以及将工人和社会挑战放在首位的税收政策,与几十年前的情形相比,美国的创新体系可以给更多的人和地区带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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