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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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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并不会使我们走向没有工作的未来。在未来20年里,工业化国家的职位空缺将超过填补这些空缺的工人人数,而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将在缩小这些差距方面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我们最终将需要更多的技术进步来解决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疾病、贫困和教育不足。

然而,不断进步的机器人、自动化和尚未预见的技术并不一定会惠及所有工人。这些技术与经济激励、政策选择和制度力量相结合,将改变现有的工作岗位、工作质量及其所需的技能。这一系列的变化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不断在创新、增长和公平之间取得平衡。

今天的大多数工作在1940年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创造完成现有工作的新方法、新商业模式和新产业,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新工作的出现。创新带来了新的职业,产生了对新型专业知识的需求,并为高回报的工作创造了机会。一个世纪后人类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尚不可知,但未来的大多数工作都将有别于今天的工作,它们的出现将归功于科技进步带来的创新。

20世纪的经济史表明,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是共同繁荣的基石。精心设计的制度可以创造更多机会、增强经济安全,并推动民主参与。在21世纪,美国必须致力于重建这一基础。它需要加强并建设各类制度,启动新的投资,并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工作仍然是大多数成年人走向繁荣富裕的劳有所获、受人尊重且经济上可行的重要途径。

支持建设这种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有三大基本支柱。

技术创新要求工人既要有扎实的基础技能,又要接受专门培训。然而,特别小组的研究发现,一年中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工人接受了雇主提供的某种培训,而且接受培训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少数族裔。美国现行的劳动力入职培训、在职培训和下岗工人培训体系呈碎片化,质量也参差不齐。不过,该体系具有灵活性,允许工人在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进入或退出该系统。全美各地有许多堪称典范的公共、私人和非营利性培训计划,尽管有些计划不太成功,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经过评估。那些在严格评估基础上被证明是成功的培训模式应该推广,为更多工人提供服务。新技术,包括在线教学、基于人工智能的引导式学习系统和虚拟现实工具,既提供了新颖的方法,也为学生、工人和求职者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提供了更方便、更实惠、更有吸引力的培训。为了增加和改善通往更好工作的途径,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

·促进私人部门在培训方面的投资,尤其是加速工资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少数族裔工人占大多数)向上流动。颁布精心制定的税法条款(见上文)或配套资金计划,鼓励雇主提供培训,以获得公认的、可验证的证书。

·大幅增加联邦政府对培训计划的资助,使没有四年制学位的工人能找到中产阶级工作。应在竞争的基础上向社区学院和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提供支持,这些机构应证明其与雇主密切合作,为参与者提供支持服务(即辅导、咨询、托儿和交通),并投资于包括工作导向的学习在内的创新型培训计划,这些要素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关键。鼓励由雇主、政府、社区学院和社区团体组成的地区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满足雇主需求的技能培养体系。

·支持提高社区学院学位完成率的政策。该政策应包括提供资金和激励措施,以重新设计课程,将补习教育和职业培训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分开并列),开设更短的课程,提供被认可的学位证书,并为短期培训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使成年人在就读期间能够专注于学习而不是工作。

·严格评估培训计划并为此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以衡量这些培训计划在实现就业和收入成果方面的有效性。

·投资于示范计划,以检验对脱产成年工人进行再培训和再就业的创新理念。迄今为止,政策和计划在这一挑战上取得的成功有限。

·改善劳动力市场信息,为求职者和招聘者提供支持。改造并投资于为下岗工人提供服务的传统“一站式”中心,同时创建在线数据库,提供有关工作机会的实时信息。继续开发各种模式,让工人能够轻松获得技能、能力和证书,并牢记求职援助是对有效教育和培训计划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投资于开发和实地测试创新型培训的方法和工具。证据还表明,在线培训与面对面培训相结合效果最佳。支持包括实践学习在内的教学模式,可使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

与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地从事传统低薪服务工作,如餐饮服务、清洁和场地管理、保安、娱乐和休闲以及家庭保健助理。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从事这些职业的美国工人的境况更糟,他们的工资极低,工作时间不固定,几乎没有就业保障。他们很少有机会享受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带薪家庭假或病假,以及假期。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美国低薪工人的工资比加拿大低薪工人低26%。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以下措施将有助于为低薪工人提供适度的经济保障和社会福利。

·将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至少恢复到全美工资中位数的40%及以上,并将这一价值与通胀挂钩。地方政府应能像当前一样设定更高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在提高处于美国收入分布低端的少数族裔工人的收入方面尤为有效。已有的最佳经济证据表明,精心调校的最低工资对就业的不利影响不大,甚至无法被察觉,但它们确实减少了家庭贫困。

·革新失业保险福利,将其覆盖面扩大到传统上未被覆盖的工人。

♦ 允许工人将最近的收入用于资格核定:2019年初,有37个州允许那些按传统核算方式不符合领取福利标准的工人使用更近时期的收入来证明其获取福利的资格。这一政策应在全美范围内推广。

♦ 根据工时而不是收入来确定失业保险资格:目前,低工资工人的工作小时数必须高于高工资工人才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福利。华盛顿州已经实施了这一规定,所有州都应要求工人通过最低工时数而不是最低收入水平来获得领取失业保险福利的资格。

♦ 取消要求失业者寻找全职工作的规定:无论是因为家庭责任还是工作性质,许多工人都从事兼职工作。任何失业工人,只要每周从事20小时或更长时间的兼职工作,并在其他方面符合领取失业保险福利的条件,都应被允许领取失业保险福利。

♦ 改革部分失业保险福利:应当要求各州重新评估其部分失业保险福利的发放公式,以更好地保护失去大部分工时的工人,包括因失去第二份工作而失去工时的情况。在大多数州,收入减半的低薪工人目前无法获得任何失业保险福利。

·加强和调整劳动法,并更好地执行这些法律。随着私人部门工会的萎缩,普通工人失去了为工资增长讨价还价的能力,无法实现与生产率增长相匹配的工资增长。工人代表制亟须创新,但与德国等国的情况不同,美国劳动法的规定阻碍了另类方法的发展。比如,在美国,工人在非工会企业中成立工作委员会是非法的,工人是否可以合法地进入企业董事会也尚不清楚。

劳动力的关键部分,特别是家政工人和农业工人,被排除在集体谈判之外,这是新政时期种族政治的遗留问题。《全国劳资关系法案》自通过以来只修改过一次,而且还是被削弱,因此需要新的修订。美国需要在不削弱现有工会力量的情况下,建立新的集体谈判机构。为此,需要在三方面采取行动。

♦ 开放劳动法,允许在工作场所、企业决策和管理中创立新的代表形式。

♦ 制定法律保护措施,允许传统上不受保护的工人,如家政和家庭护理工人、农场工人和独立承包商组织起来,而不会面临遭到报复的风险。

♦ 加强法律,更有力地执行对工人的保护和程序,以获得集体谈判的机会。

创新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关键,也是应对来自国外不断升级的竞争挑战的关键。美国需要制定一份创新议程,以创造社会效益,并以增强而非取代工人为目标。

如今,创新驱动增长带来的收益很少流向工人。我们应该引导创新,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事实清晰地表明,联邦政策在推动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打造优质教育和研究以及推动新工作的创造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是相对于公共研发投资的历史水平,还是与德国和中国等国家相比,美国对创新的公共投入都在减少。

影响企业对工人和机器投资的税法也需要重新平衡。过去40年来的税法改革,使美国税收制度越来越倾向于补贴机器采购,而不是投资于工人。税收政策激励企业实现任务自动化,而如果没有税法的扭曲,这些任务本可以由工人完成。美国应该重新平衡税法,以调整技能发展、资本形成和研发投资方面的创新激励机制。以下是我们的具体建议。

·增加联邦研发支出,并将其用于私人部门忽视的领域。私人部门在投资长期基础研究和追求解决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的创新方面缺乏动力。公共投资应重点关注技术和应用,以解决我们最紧迫的国家级问题,包括气候变化、人类健康和减贫问题。

·制定国家级研究目标,通过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协作机器人以及学习和教育科学等研究领域,提高人的能力,支持公平的劳动力市场。

·为中小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提供定向援助。探索联邦计划或部门(如国防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协助中小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升级的方式,也许可以借鉴“制造业拓展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和“美国制造业网络”计划(Manufacturing USA Network)。

·扩大美国的创新地域。创新在地理上越来越集中。然而,美国的大学、企业家和工人等重要资产分散在全美各地。美国的创新议程应着眼于利用相对较少的资金和现有资产,将创新的好处扩散到更多的工人和地区。

·通过改变目前税法过分偏向资本投资的各种方式,重新平衡资本税和劳动税。取消加剧这种不平衡的折旧免税额。

·对包括S类公司在内的所有公司一视同仁地实施公司所得税。C类公司和S类公司不同的税收待遇导致了大量的税收套利行为,将劳动收入改头换面为可享受税收优惠的资本收入。扩大税基始终是提高税收最有效的方式。

·在保留联邦研发税收抵免的同时,颁布一项与研发税收抵免类似的雇主培训税收抵免,专门投资于能获得外部认可证书的工人培训。

太多美国人担心,技术进步虽然会让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但会威胁到他们的生计。

美国非凡的创新历史不是由恐惧或宿命论驱动的,而是由强烈的可能性意识(sense of possibility)驱动的。这些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认为,在提高工人的经济安全与拥抱持续的技术变革和创新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可以说,要实现后者,就必须确保前者。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既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制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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