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上，明初的北伐是唯一一次从南方成功地统一北方。南方地区由于缺乏纵深，相对北方一直处于劣势，而这一次成功，得益于当南方逐渐在朱元璋手中捏成团时，北方恰恰陷入军阀混战，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在南方反叛集团中，刘福通利用三路北伐对元朝形成打击，但他选择的汴梁和安丰处于四战之地，缺乏制高权和基地，因而处于绝对的军事劣势，最终失败。

对元朝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占据全国粮仓——江浙地区的张士诚以及控制海运的方国珍。二人虽然被招降，但他们将元朝每年调往北方的粮食总量控制在最少，造成北方的普遍性饥荒，并最终导致北方解体，形成军阀混战。

朱元璋控制的应天府（现江苏南京）和陈友谅控制的武昌（现湖北武汉）地区，是仅有的两个具有战略优势的南方区域，他们之间的战争决定了南方的归属。最终，应天府由于靠近产粮区、资源更加丰富，压倒了武昌。

北方的两个帖木儿之战，以及随后发生的更加碎片化的混战，让北方失去了组织有效防御的最后时机。

群雄的财政策略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总结，历代王朝南渡后没有能够成功北返的，他举了晋朝、宋朝、明朝末年的例子。但他没有提到，明朝从南方向北方的统一，也类似一次成功的北返。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话题，那就是在南北统一战争中，往往是从北方出发的王朝将南方合并。不管是秦汉的统一，还是晋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大都遵循了这种模式，唯一的例外就是明朝取代元朝的北伐战争。那一次，朱元璋领导的南方军队完成了对北方的逆袭，统一了全国。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往往是北方统一南方呢？而明朝又为什么成了例外呢？

.太行山的重要性在于它很高，可以阻挡南方的进攻者；同时又不够高，有足够的通道沟通两侧（太行八陉），让北方的防守者可以协同。


中国古代王朝大都是北方统一南方，其原因藏在南北的地理特征之中。北方具备完整的战略地理系统，在这里，有平坦的华北平原可以充当粮食基地，生产大量的军需粮食，但仅凭华北平原是不行的——平原容易被军队一举扫过，无法防守，还必须有更厚重的纵深；在华北平原之外，就是巍峨的太行山和隐藏在山背后的山西高原。也就是说，华北的守护神是太行山和山西高原，从南方来的军队仅攻占华北平原没用，因为这里一马平川，不利于防守，随时会被从太行山背后下来的军队赶回南方。
南方军队只有将山西一并拿下，才有可能巩固华北。但由于太行山的阻挡，对山西高原的进攻困难重重，加上补给线的延长，南方军队几乎无法越过黄河，在这之前就已经衰竭了。不管是南朝时期，还是南宋的北伐，南方军队往往止步于黄河一线，就是这个原因。

此外，北方还有关中地区作为第二条战略线，以及北方草原作为第三条战略线——南方的进攻因而更加困难。

.元初的灭宋战争，就是利用了这种地理破碎性，占据长江后，除了进攻江浙，还对两湖和赣江谷地分兵进行了扫荡。


与北方地理相比，南方的情况正好相反。南方产粮的平原地带主要在长江中游的两湖盆地（湖南、湖北），加上长江下游的江浙，还有一片小型区域在江西的赣江谷地。但这些地区的整体地形是支离破碎的，缺乏北方的统一感，在面临北方的进攻时，南方的几个区域间无法沟通互保，只能各自为战，所以容易被各个击破。
南方还有两个区域：两广和四川，这两个区域与长江中下游隔着千山万水，无法互助，更无法成为战场的关键因素。

在这种支离破碎和缺乏纵深的地理环境之下，只要北方组织得当，南方几乎必然被各个击破。

但明朝为什么成了特例呢？那是因为，我们前面的假设有一个前提，即假定南、北方各有一个政权，并且这两个政权有着足够的控制力和财政手段。但这个条件偶尔也会有不满足的时候。

在元朝，首先，忽必烈建立的制度造成了南北的财政失衡，北方过于倚重南方的财政，而运输的通道又是有限的，只有运河和海路，这就导致了北方政权的脆弱性——一旦财政链条被斩断，北方就很难组织起足够的军需。元朝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中，军事财政的简单以及军事掠夺制的采用，解决了军事财政问题；但到了元朝末年，养兵成本增加后，已经不可能仅靠简单财政来维持军队了。

其次，元朝末年，不仅是南方出现了反叛和割据，朝廷采取的财政新政策导致北方也出现了军阀割据和内斗。在这样的局面下，北方原本统一的军事地理被分割成几个碎片，每一个碎片都无法独自抵御南方的进攻，而碎片之间又不可能协调与联合。最后，等南方完成整合，结合成一个政治体时，北方就只有被南方各个击破这个下场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南方军阀战争的财政状况，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位于应天府（现江苏南京）的朱元璋获得了挑战北方的资格。

在元朝南方的反叛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刘福通。自从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起兵之后，刘福通的根据地一直在淮河中上游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部和安徽中部，并与徐州的芝麻李、濠州的郭子兴等人相呼应。但自从脱脱攻破徐州、杀死芝麻李之后，刘福通进入低潮期，并退缩到以安丰（现安徽寿县）为中心的区域内抵御元朝的进攻。

.这条交通要道即沟通南北的三条战线的东线，关于三条战线的情况，见前文蒙古灭南宋的叙述。


.寿春的开发得益于三国时期邓艾的计策，他开发了芍陂水利工程，解决了排水和灌溉问题。


安丰古称寿春，位于一条交通要道的中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条著名的巢淝通道，也就是从淮河流域经过淝水转入巢湖，再前往长江，这条通道可以说是南北交通的东部通道的一条主动脉。在东晋时期，前秦国君苻坚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进攻南方时被东晋击败的（淝水之战）。而在三国时期，曹魏对寿春的水利开发，让这里有了大量的良田。

安丰位于交通要道上，也有着物资供应，正因如此，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水路纵横，在普通战争中可以做一定的防御，可是一旦面对多方的压迫性攻击，这样的防御体系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它周边只有不高的小山，也无法作为依托，因此，如果元朝从南北方夹击，安丰是无法做出有效防御的。

如果脱脱能够拿下张士诚，那么刘福通必然无法掀起更大的风浪，只能逐渐走向衰亡。可是，脱脱的解职给了刘福通机会，从此元军在南方便无法与反叛者抗衡。就在脱脱解职两个月后，刘福通就拥立朋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定都亳州。与朱元璋向南攻取应天府不同，刘福通选择向北进攻。在安丰、亳州以北，就是广阔的华北平原。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三月，在经过与元朝的拉锯战之后，刘福通兵分三路进行北伐，这次北伐给元朝造成巨大的混乱。

关于这次北伐，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在此，我们先说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五月，刘福通攻占了汴梁，将都城迁到这里，并建立了官僚机构。从定都汴梁这一步可以看出刘福通本人的战略意图。

汴梁曾是北宋的都城，也是南方汉人最思念的地方，定都于此，显然有着巨大的聚拢人心作用。但北宋的汴梁是中国历史上的都城中资质最差的一个，这里四面都是平原，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这也是北宋在北方骑兵的扫荡下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刘福通继续选择定都于此，表明他本人缺乏战略大局观。不管是南方的其他政权，还是北方的元朝，都会对汴梁形成压迫，使其无法稳定。

果然，到了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五月，元军在察罕帖木儿的率领下进攻汴梁，六月攻取外城，八月攻克汴梁。刘福通带领韩林儿逃回安丰，依托这里密布的水网又支撑了数年。但这时刘福通已经不再是重要的势力了，他在安丰只是苦撑。南方的张士诚攻破安丰（这里更容易从南方攻破）之后，他们最后选择投靠朱元璋，但被朱元璋杀害。

如果刘福通仅在河南地区活动，那么他对元朝的影响还没有这么大。事实上，即便选择汴梁作为都城，也依然不是必败的格局，但那就要求以汴梁为基地，迅速占领山西的高地和陕西的关中盆地。一旦占领了这两个地区，就有了制高权和纵深，足够与元朝和南方相周旋。刘福通并非没有看到这一步。于是我们就要谈他的分兵策略。

从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开始，刘福通派兵进行了三次军事行动，一次向西，一次向东，一次向北。西路军攻破潼关和陕州、虢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和陕西交界地区，但在进攻黄河以北的安邑、关中地区的长安的战争中败北，未能实现夺取关中的战略目的。

东路军则取得了胜利。这支军队由毛贵率领，他们攻克了山东半岛的胶州、莱州和益都，接着又攻克济南，使得山东成为北伐的基地之一。

而更重要的是北向的进攻。北向的进攻又分为三路，东路由毛贵依托山东基地从济南出发向大都进攻，中路由田丰从济宁出发向大都进攻，这两路军曾经逼近大都，对元朝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但最终没有攻克，不得不退回山东。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毛贵被杀，第二年田丰投降元朝，导致东部的红巾军陷入低潮。但田丰在两年后再次反叛，并刺杀元军主将察罕帖木儿，虽然最后被镇压，但他们的行动加剧了元朝的军阀割据与混乱。

刘福通北伐的西路军更加机动，他们在关先生的率领下进发，目的是攻占山西的高地。关先生从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开始，越太行山北上，焚毁上党，攻破辽州（现山西左权县），兵分两路进攻太原，并继续向北进入大同，造成了整个山西的巨大混乱。如果关先生能够就此拿下山西，他就将与河南地区的刘福通形成很好的策应，但关先生陷入了流寇思维，如同一阵风一样掠过，没有形成有效占领。他率领的军队越来越靠北，甚至于1362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年底攻克了元上都，将那里的宫殿焚毁。之后又转战朝鲜半岛，占领高丽东都，但随后被镇压。关先生如同另一个石达开，不停地打胜仗，却由于没有基地，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中消耗着自己，直至最后毁灭。

为什么没有基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北方无法获得足够的粮草。事实上，北方的社会中坚力量并不支持红巾军，而是更倾向于维持稳定的元朝军队。而元朝北方的军阀化，造成军阀与地方的物资供应紧密连接，即便暂时丢失了城池，占领者也拿不到粮草，最后只能离开，这也是北方的社会中坚们所希望的。

刘福通的大规模北伐加剧了元朝的分裂和军阀割据，但由于缺乏制高权和基地，各路北伐军如同旋风一样掠过之后，留下的依然是无法形成有效防御的河南地区，这造成了刘福通的失败。

灭元者张士诚

除了刘福通，对元朝灭亡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张士诚。事实上，如果没有张士诚的抵抗所导致的脱脱被解职，就不会有刘福通、徐寿辉等人的二次崛起，元朝很可能重新控制局面。

张士诚的优势是巨大的。在抵抗脱脱时，他的活动范围还是以长江以北为主，位于高邮和扬州地区。在脱脱被免职之后，朝廷决定采取招安的态度对待南方的反叛者，派出使节前往朱元璋、张士诚等处。对张士诚，派遣的是翰林待制乌马儿、集贤待制孙撝，但他们被张士诚杀了。之后朝廷再次命令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东道廉访使王也先迭儿招安张士诚，依然没有结果。

.《新元史》定为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但《吴王张士诚载记》定为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


.这里的细节见《秘阁元龟政要》，转引自《载记》。>


张士诚不仅没有被招安，还表现出了良好的判断力。到了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张士诚向南方发展，跨过长江进入江浙地区。
那年，由于战乱，在淮河地区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饥荒，而长江以南的江阴出了反叛者江宗三和朱英，他们之间的内讧导致朱英逃到江北张士诚处，向他讲述了江南的富裕，于是张士诚从通州（现江苏省南通）渡江，到达福山港，攻克常熟。第二年二月，他围困了平江（现江苏苏州）。苏州是整个江浙最富裕的地区，与曾为南宋都城的杭州不相上下。在平江的元军并不强，大约有两千多人，这时平江的达鲁花赤刚刚去世，由松江府的达鲁花赤兼任。他们列队出城，与张士诚军队的交战，损失了一半，剩下残兵千余。但当他们战败回城时，却被城市抛弃，只好逃往嘉兴和松江。张士诚的军队在他兄弟张士德的率领下占领了平江。元朝的将领和官员有的自杀，有的逃走。张士德进了城，来到城内的承天寺，将佛像推倒，坐在大殿上朝着梁上射了三箭，宣布以这里为官府。之后，张士诚将这里改为隆平郡，设立官僚机构，将士们纷纷占领城内的大宅院作为官邸，完成了对平江的占领，这里也就成了张士诚的都城所在。

之后，张士诚以隆平为基地，攻克松江、常州、湖州等地，并向北拿下淮安。到了七月，张士诚的军队进入杭州，但是没有守住。

就在这时，张士诚与周围的其他势力发生了冲突：在杭州有元朝的行省机构；而在海洋方向，是方国珍；溯江的上游，则是占领了应天府的朱元璋。朱元璋进攻常州时俘虏了张士诚的兄弟张士德，后者绝食而死，这件事让张士诚决定投靠元朝。

.见《新元史·张士诚传》。


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八月，张士诚投降。对于如何对待这位影响最大的反叛者，朝廷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张士诚最初想获得王爵，之后又想要三公，被拒绝后获得太尉头衔。虽然被招安了，但事实上他依然是独立的。

那么，元朝为什么要招安张士诚？原因在于他已经控制了当时最富足的地区。经过唐宋数百年的经营，粮食产量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已是苏杭一带，虽然杭州还在元朝的控制之下，但同样富裕的苏州、湖州等地都已经被张士诚掌控。元朝虽然招降了沿海地区的方国珍，但是只要张士诚不投降，方国珍就必须整顿武备，也就不会允许元朝恢复海运。只要海运不恢复，整个北方地区就会一直处于缺粮之中，不时出现大规模的饥荒。

招降张士诚之后，到了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元朝尝试恢复漕运。朝廷派出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以赐酒的名义前来，要求恢复漕运。但由于张士诚与方国珍关系紧张，双方都不肯先让步，最后在伯颜帖木儿的斡旋下，张士诚同意贡献10万石粮食，由方国珍押运，通过海路运往大都。虽然10万石的粮食规模并不大，但可以缓和北方的饥荒，而这也是元朝能够从南方获得的最多数量的粮食了。

.事实上，这样的摇摆和牵制，让元朝、张士诚和方国珍三方都受到了影响，也是张士诚占据最富庶地区却无法成为最终胜利者的原因。


元朝的国运就在张士诚和方国珍二人手中摇摆着，
1361年（元至正二十一年）九月，由于京师出现饥荒，皇帝派遣兵部尚书彻彻不花等人再次前来商讨增加漕粮，但张士诚依然只允许发运10万石粮食。这样的体系又运转了两年，张士诚与元朝的冲突不时爆发。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诱杀杭州守将杨完者，控制了杭州城，从而获得了整个苏杭一带的控制权。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这一次朝廷派遣户部侍郎孛罗帖木儿前来征缴海运的粮食，被张士诚拒绝。从此，元朝再也无法依靠南方的物资来为北方续命，元朝的命运由此确定。

最后一个问题是，既然张士诚和方国珍能够决定元朝的国运，为什么他们无法统一中国呢？这与他们所处的位置和所采取的策略有关。

方国珍的主要力量在海上，他依托海洋骚扰陆地，却没有依靠陆地攻占全国的野心，这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破坏者，而不是建立者。

张士诚得到苏杭地区，斩断了元朝的财政，他的优势比方国珍更大。但张士诚面临着江南地区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苏杭地区是产粮的好地方，却并非防守要地。这里唯一能够依靠的战略地形就是长江，在杭州的西北与建康之间，只有一个小型关口——独松关，并不足以防止敌人前来。这样的地形使得占据苏杭的张士诚能够成为一代枭雄，却不足以统一全国。

.张士诚在苏杭地区的政策，见《吴王张士诚载记》。


苏杭地区的富裕和文化底蕴也对张士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他开弘文馆，设立学士院，并在1362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和1365年（元至正二十五年）以元朝的名义举行了两次江浙行省的乡试。在经济上也没有横征暴敛，而是通过宽容的统治来获得民心。
这一切对江浙地区是非常有利的，在元末的乱世时期，张士诚的统治区域虽也不免兵灾，但整体上是唯一没有被大规模破坏的区域。这导致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之后，发现江浙地区是唯一能够全面应对财政需求的地区，也让他对这里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不过，张士诚的宽政对他的政权而言却意味着效率低下，加上缺乏战略关隘，最终导致了他的覆灭。

张士诚占据了最富裕的地区也不免灭亡，恰好说明江南地区的最大特点就是只有一座真正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城市——建康。只有占据了这里，才拥有统一江南乃至统一全国的战略可能性，而这座城市落入了朱元璋之手。

长江争霸战

在东晋南朝时期，除了与北方作战，南方地区也进行着激烈的内战。

在三国之前，南方一直是北方的附庸，其原因就在于北方的战略纵深更大，而南方缺乏纵深，只是沿着长江的一个条带而已。另外，在三国之前，南方缺乏开发，经济实力也无法与北方相比。

到了三国时期，吴国占据了建业（现江苏南京），并形成了以建业和长江中下游为中心、试图统一全国的战略，这个战略要求吴国从建业沿着长江逐渐向上游挺进，直到进入四川盆地，统一南方，再进行北伐。另外，当时南北方的三条道路也已经开通，即四川到陕西的蜀道、从襄阳到南阳的南襄隘道，以及东部淮河地区的南北道路。吴国如果能够同时占据这三条道路，就可以利用三条道路的机动性进行北伐。

吴国制定北伐战略的同时，蜀国的诸葛亮也制定了隆中对，即立足于荆州和四川的两条通道（三大通道的西路和中路）进行北伐。

这两个战略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有助于南方摆脱附庸地位。但最终两国的战略还是失败了，这表明南方的地理环境依然有缺陷，无法与北方拼纵深。

.荆州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群，包括从荆州到北方襄阳的重要通道。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安丰的重要性，它恰好位于巢淝通道上，从安丰经过巢淝通道可达马鞍山和南京。>


但吴、蜀的开创性设想，以及南方经济的发展，使南方已经有了战略意义上的资本，即便无法统一北方，也可以在南方建立延续数百年的独立政权。到了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内战频繁，于是在南方内部又摸索出一套战略格局，也就是一个轴心、两个区域、三湖、四江、五城的格局。所谓一个轴心，指的是从荆州
开始的水路（长江）轴心。所谓两个区域，指的是荆州是中部南北通道的南端，也是长江（三峡以东）西部最重要的城市，而建康则是长江东部最重要的城市，这两个城市在南朝时期一直处于争霸态势，建康往往是都城，而荆州往往由一个权臣占领，双方展开激战并决定政权的走向。所谓三湖，指的是洞庭湖、鄱阳湖和巢湖，前两个湖的重要性容易理解，第三个湖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恰好位于东部的南北要道上，也就是从长江经过巢淝通道前往淮河的途中。
至于四江，除了长江，还包括连接了中部通道重要城市襄阳的汉江，以及湘江和赣江，后两条江代表两个谷地，分别诞生了湖南和江西的产粮区域，是长江中下游之外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五城即五座城市：镇江、当涂（现安徽马鞍山）、江州（现湖南九州）、岳州（现湖南岳阳）、武昌（现湖北武汉），它们是长江上最重要的防御点，只有控制了这些城市，才能利用长江的水上优势在南方地区展开军事行动。

南朝时期开创的南方军事地理直到宋朝依然是成立的。虽然南宋将都城设在临安，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荆州—襄阳城市群，以及建康、镇江等长江防线城市，一旦这些城市被攻破，那么临安就是不可守的。

在轴心所代表的两个城市中，建康的重要性压倒了荆州和襄阳，因为建康所在地区（靠近江浙和淮河）的富裕程度要远远地超过荆州所代表的区域（两湖盆地），战略资源也丰富得多。

因此，历代南方王朝往往会选择在南京建都，利用江浙富裕的同时，又可依靠其周边丰富的战略地形（长江、紫金山等山区），进可攻退可守。在北方，各个城市的战略重要性还可以争论，但在南方，除了建康，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与之匹敌。

到了元朝末年，位于集庆路（南京）上游的荆州和襄阳地区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汉江和赣江与长江交叉的地段，也就是从今天的武汉到九江之间，特别是武汉地区，围绕着它形成了庞大的城市群，包括荆州、岳州、江州等城市。由于两湖地区的开发，这里的经济虽然不足与江浙一带相抗衡，但也是一个主要区域。

元朝末年南方的竞争就发生在集庆路和武昌（现湖北武汉）之间。这里产生了两个军事集团，一个从徐寿辉集团逐渐演化为陈友谅集团，而另一个从郭子兴集团逐渐演化为朱元璋集团。

.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陈友谅杀死徐寿辉。


在反叛的早期，徐寿辉曾经是南方最强大的反叛集团，从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起，徐寿辉建立了天完政权，并攻城略地，兵分东西两路，对元朝的南方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但到了1353年（元至正十三年），元朝逐渐占了上风，并陆续将反叛集团攻克的城池收复。直到脱脱被解职之后，徐寿辉集团获得新生，并获得中兴路（江陵）和襄阳，占据长江轴心的西部，之后徐寿辉集团定都于汉阳。但在这个过程中，徐寿辉的指挥权已经旁落到了手下倪文俊手中，又从倪文俊落到了大将陈友谅手中，最终形成陈友谅集团。

此外，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徐寿辉集团还分裂出明玉珍集团，这个小集团进入四川盆地，占领了重庆和成都。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明玉珍集团只能盘踞四川，无力左右全局，真正的胜负手依然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1353年（元至正十三年）起兵的郭子兴集团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化。一方面，由于元朝宰相脱脱打败了徐州的另一个小集团芝麻李，芝麻李的手下赵均用、彭大投奔郭子兴，并鸠占鹊巢地排挤郭子兴，最后集团本部又因为元军的围困而逐渐萎缩。另一方面，从郭子兴集团分化出的朱元璋集团选择向南渡过长江，占领集庆路（后被朱元璋改名为“应天府”，即现江苏南京），并成长为巨头，长江争霸战的格局由此形成。

长江争霸战的具体过程并不是本书的重点，但事实证明，建康的战略地理位置依然要优于武昌，这一方面是由于建康距离江浙经济发达地区更近，得到补给更容易；另一方面是由于武汉所代表的两湖盆地的经济依然不如长江下游发达。北方陷入军阀割据，元朝已经无暇南顾，这时的南方战争就成了建康与武汉之间的争夺，并最终以朱元璋集团的胜出而告终。

北方的分裂

.此时在长江流域，尚有上游的明玉珍占据四川，下游的张士诚占据江浙，方国珍占据沿海。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自立为“吴王”。二月，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投降朱元璋，结束了长江轴心的争霸战，江南地区从一片混沌走向有序。

对于南方局面的明朗化，元朝的北方本应该更加警醒，进行统一的部署，以应对潜在的来自南方的攻击。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北方不仅没有统一指挥权，两个月后还爆发了一次极具破坏性的内战。在这次战争中，孛罗帖木儿率领军队进攻大都，击败太子，并控制了元顺帝。另一个将军扩廓帖木儿则起兵反对孛罗帖木儿。两个帖木儿之战为元朝的灭亡增加了一丝滑稽的色彩。事后，人们总是从人心和团结的角度来解读元朝灭亡前的这一幕，并给两位统帅编排了许多不堪入目的情节。但事实上，两个帖木儿之战只是北方地区军阀割据的必然结果，而军阀割据又只不过是元朝财政崩溃的另一面罢了。

张士诚和方国珍控制了海运和漕粮，朝廷每年只能从南方获得10万石的漕粮，这点粮食甚至不够供养大都，就更谈不上养兵了。漕粮的减量决定了北方将不时面临巨大的饥荒危机。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河南地区的兵灾导致当地大饥荒。1361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山东和京师地区受到山东战乱的影响，又出现了饥荒。

.在此之前，只有边疆地区有节度使，而边疆节度使的设立和扩权，则是唐玄宗开元和天宝时代财政不足的产物。


这一次次大饥荒和永久性缺粮，导致元朝已经没有能力再组织庞大的军队了。这就像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局面。在“安史之乱”中，随着唐朝财政的解体，皇帝只能在国家内部任命大量的节度使，
允许他们自己寻找税源来养兵。而朝廷这样做的结果，是统一的行政和军事权力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主要的军阀。

在这些军阀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帖木儿。两个帖木儿的成长史和元朝政府军队的崩溃、地方势力的兴起有关。

我们先看扩廓帖木儿（以及他的养父察罕帖木儿）。据《新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记载，察罕帖木儿是乃蛮人，在战乱之前毫无名气，曾经参加元朝的科举考试但没有及第。红巾军兴起之后，察罕帖木儿于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与朋友李思齐一起起兵，帮助元朝政府打击反叛势力。随着元朝军队的崩溃，这种各地自己组织的义兵成了元朝军队的主要来源之一，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都受到重视，并成长为两大军阀。

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察罕帖木儿已经升任兵部尚书。当年九月，刘福通的军队攻克陕州和虢州，察罕帖木儿将两地重新夺回。第二年，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又支援陕西，政府以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左丞，李思齐为四川行省右丞，二人都成长为地方大员。当年十月，红巾军首领白不信、李喜喜等率领西路红巾军攻克了兴元，进攻凤翔，又是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击败红巾军，将他们逼入四川，使得红巾军不再对西部构成威胁。在这个过程中，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也成为陕西地区的军阀势力。

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东部和中部的红巾军联合北伐，进攻元朝大都，皇帝派遣察罕帖木儿离开他在关中地区的基地，前往河北、山西地区保卫朝廷。察罕帖木儿在山西击败关先生的部队，让他们无法在山西立足，逼着其进入北方草原，这才有了关先生进军上都之战。虽然上都遭到了毁坏，但红巾军在北方的危害是有限的，失去了山西高原，也就失去了控制全局的可能性。在战争中，察罕帖木儿又在山西地区树立了权威，以一个陕西军阀的身份，兼任河南行枢密院事。

但这还不是察罕帖木儿的巅峰。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察罕帖木儿调集兵马进攻刘福通的都城汴梁，最终夺取了汴梁，将刘福通逼入其军事生涯的黄昏。察罕帖木儿又被授予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还兼理河南行枢密院事，同时担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掌握了河南的民政和军事大权，同时还以监察官的身份控制着陕西地区的官员。到这时，察罕帖木儿已经将邻接南方反叛区的所有北方区域都纳入自己的控制，拥有了对陕西所在的西路、襄阳荆州所在的中路以及江淮所在的东路的控制权。

此时，北方地区唯一被红巾军控制的区域是山东。于是，1361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儿又大举进攻山东，经过战争，只剩下益都一座孤城尚未攻克。到此时，察罕帖木儿已经担任中书平章政事，成为元朝的宰执级官员，同时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还兼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权力到达巅峰。

但在即将攻克益都时，察罕帖木儿被一个投降将领田丰刺杀了。

察罕帖木儿死后，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的权力，担任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但这时的任命已经有了两个变化，一是扩廓帖木儿不再担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对陕西的直接管理权，而在陕西的军阀李思齐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第二个变化是扩廓帖木儿担任同知詹事院事，这是一个为太子服务的机构，也就是将扩廓帖木儿与太子绑定了。

1362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十一月，扩廓帖木儿攻克益都，杀死田丰等人，之后又占领了莒州，得到整个山东地区。但就在这时，扩廓帖木儿与另一个军阀孛罗帖木儿发生了冲突。

与察罕帖木儿起于微末不同，孛罗帖木儿出身世家，据《新元史·孛罗帖木儿传》记载，孛罗帖木儿的父亲达失巴都鲁担任过河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枢密院事。父亲死后，孛罗帖木儿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因此他是从河南起家的。

到红巾军北伐时，察罕帖木儿在陕西地区活动，而孛罗帖木儿在河南地区更加活跃。毛贵等人进攻大都时，皇帝调察罕帖木儿守山西，孛罗帖木儿则被调往北方的大同。关先生被察罕帖木儿逼出山西北上，而从关先生手中收复上都并最终击败关先生的，就是孛罗帖木儿。

.石岭关是忻州与太原的分界点，在北方还有雁门关隔开了忻州所在的盆地与大同盆地。


当察罕帖木儿的势力从陕西进入河南和山东时，孛罗帖木儿的势力却从河南迁往北方。到了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孛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由此起了第一次冲突。最终，双方以大同和太原之间的石岭关为界划分了势力范围。
之后，双方又发生了数次冲突，这些冲突导致元朝虽然平定了北方的反叛，却迟迟无法挥师南下对付朱元璋等势力。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元朝已经分为两大势力集团，其中一派以位于山西的孛罗帖木儿为核心，另一派以位于河南的扩廓帖木儿为核心。两派的成分非常复杂，由于此时元顺帝与他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也有了冲突，元顺帝与孛罗帖木儿构成一派，而扩廓帖木儿则加入了太子一派。在陕西地区除了李思齐，还有军阀张良弼、孔兴和脱列伯。其中李思齐由于与察罕帖木儿的关系，属于扩廓帖木儿一党，张良弼则属于孛罗帖木儿派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的冲突不断升级，直至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爆发内战。在内战中，扩廓帖木儿选择直捣对方的山西老巢，并控制了山西；孛罗帖木儿则选择进军大都，控制了朝廷。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内战最后的结果，是实力更强的扩廓帖木儿与太子进攻大都，而元顺帝不得不杀死孛罗帖木儿，封扩廓帖木儿为中书左丞相。

按照正常思维，扩廓帖木儿赢得内战后，就应该组织军队南下对付朱元璋等势力了。但在军阀制下，他依然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虽然朝廷授予他统兵权，封他为河南王，统管南方兵马进攻四川、两湖和江淮地区，但陕西的四大军阀不听他调遣，这导致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反目，并与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四人开始另一场内战。此时已经是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距离元朝退出大都只有一年时间了。

.还有一个倾向不清的山东军阀王兴固守山东。


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元顺帝见各路军阀无法达成共识，便派太子总制天下兵马，将扩廓帖木儿降职为东路军司令，只负责潼关以东，而李思齐担任西路军司令，负责凤翔以西，又派少保秃鲁担任中路军司令（实际职务为陕西行省左丞相），率领张良弼、孔兴、脱列伯进攻两湖。
但这一次不听指挥的是扩廓帖木儿，他的抗命让南进行动再次陷入僵局。

这次拒命让元顺帝抓住机会削弱了扩廓帖木儿的权力，将他逼往山西，而河南地区依然控制在他的弟弟脱因帖木儿手中。

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军压境时，元顺帝终于与扩廓帖木儿和解，与此同时，关中四将也选择停止内战。但此时，明军已经从南方进攻，拿下山东，并击败了在河南的扩廓帖木儿的弟弟脱因帖木儿。当明军进入大都时，扩廓帖木儿在山西目睹了元朝的北撤，但拥有高地优势的他已经没有时间解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