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中国旧传统之文评家，往往将诗词中所有关于女性的叙写都混为一谈，因此过去之说词人才会将小词中关于美女与爱情的叙写，或者任意比附于古代之风骚，或者推源于齐梁之宫体，或者等拟为南朝乐府中的西曲及吴歌。然而事实上这些不同的文类中，虽同样有关于美女与爱情的叙写，但其所形成的美学之特质与作用，却显然有着极大的区别。关于这方面，我觉得西方女性文论中对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论述和探讨，似乎颇有可以提供我们反思之处。

在中国诗歌中，关于女性的叙写，当然并不自《花间》词为始，即如为《花间集》写序的欧阳炯，就曾把这一类写美女与爱情的作品，推溯到前代的乐府与宫体诗。而后世之以溯源与尊体为说的词学家，其不惜将小词比附于《诗》《骚》，则更已如前文之所述，他们的这些说法，从表面看来似乎也都有可以成立的理由。因为自《诗经》《楚辞》以下，降而至于南朝乐府中之“吴歌”、“西曲”和齐梁间的宫体诗，以至于唐人的宫怨和闺怨的诗篇，其中本来早就有了大量的对于美女与爱情的叙写，这原是不错的。盖以男女之情既为人性之所同具，爱美而恶丑也为人性之所同然。因此若只从其叙写美女与爱情的表面情事来看，则所有这些作品自然便都有着可以相拟比之处，但值得注意的则是，虽然同样是叙写美女与爱情的作品，但为什么却只有“词”这种文类中特别具有一种引人生言外之想的要眇宜修之特质？我以为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此一问题，私意以为西方女性文论中对作品中女性形象之身份性质的讨论，似乎颇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在中国的文学史中，虽然早自《诗经》开始，就已经有了关于美女与爱情的叙写，但事实上，各种不同时代、不同体式的文学作品中，其所叙写的女性形象之身份性质，以及其所用以叙写之口吻方式，却原有着极大的差别。以下我们就对这些差别稍加论述。

《诗经》中所叙写的女性，大多为具有明确之伦理身份的现实生活中之女性，其叙写之方式亦大多以写实之口吻出之，这是一类女性的形象。《楚辞》中所叙写之女性，则大多为非现实之女性，其叙写之方式，乃大多以喻托之口吻出之，这是又一类女性的形象。南朝乐府之吴歌及西曲中所叙写之女性，则大多为恋爱中之女性，其叙写之方式则大多是以素朴的民间女子自言之口吻出之，这是又一类女性的形象。至于宫体诗中所叙写的女性，则大多为男子目光中所见之女性，其叙写之方式乃大多是以刻画形貌的咏物之口吻出之，这是又一类女性的形象。到了唐人的宫怨和闺怨诗中所叙写的女性，则大多亦为在现实中具有明确之伦理身份的女性，其叙写之方式则大多是以男性诗人为女子代言之口吻出之，则是再一类女性之形象。如果以词中所叙写之女性形象与以上各文类中之不同的女性形象相比较，我们就会有一种奇妙的发现，那就是词中所写的女性乃似乎是一种介乎写实与非写实之间的美色与爱情的化身。我这样说，也许有一些读者不免会对此产生疑问，盖以如我们在前文所言，《花间集》中所选录的作品，既原是“绮筵公子”为“绣幌佳人”而写的“文抽丽锦”的歌词，因此其中所写之女性，自然应该乃是那些当筵侑酒的歌儿酒女之形象。如此说来，则此一类女性形象自当是现实中之女性。可是这一类女性却又并无家庭伦理中之任何身份可以归属，而不过仅只是供男子们寻欢取乐之对象而已。而《花间集》中的作品，就正是出于那些寻欢取乐的男性作家之手，因此其写作之重点乃自然集中于对女性之美色与爱情之叙写，而“美”与“爱”则恰好又是最富于普遍之象喻性的两种品质，因此《花间集》中所写的女性形象，遂以现实之女性而具含了使人可以产生非现实之想的一种潜藏的象喻性。如果以这一类女性形象与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其他文类中的女性相比较，则《诗经》中所写的现实生活中之女性，可以说基本上并不具含什么象喻性，即使后世的说诗人可以据之为美刺讽喻之说，也只是后加的一种比附，而并非其所写之女性形象之本身所具含的特质。这是我们所当注意的第一点区别。

至于《楚辞》中所写的女性，则大多本出于作者有心之托喻，而有心之托喻，则一般皆有较明白之喻旨可以推寻，这与《花间》词中本无托喻之用心，而本身却极富象喻之潜能的女性形象，当然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所当注意的第二点区别。

再就吴歌与西曲中的女性而言，则此类乐府歌辞本出于民间，且观其口吻盖多为女子之自述，如果以之与《花间》词之出于男性文人之手的作品相比较，则前者之所叙写乃大多为现实的女性之情歌，并不具含象喻之色彩，而后者则由于乃是男性作者对其心目中之“美”与“爱”的叙写，因而遂具含了某种象喻之色彩。这是我们所当注意的第三点差别。

更就宫体诗言之，则宫体诗中所写之女性乃大多是被物化了的女性，作者在叙写之时，很少有主观情感之投入，可是《花间》词中所写的女性则正是爱情所投注的主要的对象，因此宫体诗中的女性遂只成为一些美丽的被物化了的形象而已，而《花间》词中的女性则因为有着爱之投注，而具含了一种象喻的潜能。这是我们所当注意到的第四点区别。

再就唐代的宫怨与闺怨之诗言之，则私意以为此类怨诗似可分为两种不同之情况：一种怨诗所写者乃属于现实生活中女性所实有的空虚寂寞之怨情，另一种怨诗所写者则是假托女性之怨情来喻写男性诗人自己不得知遇的悲慨。前者之所写，与《诗经》中的思妇弃妇之性质似乎颇有相近之处；后者之所写，则与《楚辞》中的托喻之性质似乎也颇有相近之处。而此二种情况则与我们前面所言及的《花间》词中所写的现实中之女性而却具含引人生象喻之想的，介乎写实与非写实之间的女性形象都并不相同，这是我们所当注意的第五点区别。

以上是我们透过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之反思，所可能见到的在《花间》词中所叙写的女性形象，与其他文类中所叙写的女性形象的一些重要区别。而这些当然是形成词之特别富于引人生言外之想的象喻之潜能的一项最主要的因素。

（选自《从女性主义文论看〈花间〉词之特质》

《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