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一方面连年战争,灾荒不断; 另一方面商业和交通日渐发达,传染病频繁流行,危害严重。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前后,由于明政府的政治腐败,加上清兵袭扰,人民生活困难,疫病流行,遍及山东、浙江、河北等地。 用吴有性的话是:「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 一门十口,无一口仅存。」 可见当时温疫是多么猖獗,老百姓的疾苦是何等严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医学家们在继承《内经》《伤寒论》及之前医学精华的基础上又一次实现了理论上的创造性的突破,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诊治当时发现的各种传染病的理法方药—温病学。
(一)流行病唤出新理论,卫气营血领风骚
温病是多种热性病的总称,包括各种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热性病。 温病学派认为外感热病的原因是由于「六淫」「戾气」「杂气」所致,发病和气候变化有关,具有季节性特点。 冬季有伤寒,春季有风温和春温,夏季有暑瘟和湿温病,秋季有秋燥和伏暑病等。 特别强调六淫之邪所以能致人于病,是由于人体「正气不足以抗邪」,并认为反常的气候往往是产生疫癘等流行病的一个重要条件。 到了清代中后期温病学说已经成熟,在江浙一带出现了一批以善于治疗温病而著称的学者。 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框框,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
叶天士着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 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 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 这就好比人穿的衣服,一层加上一层。 疾病在卫最浅,在气次之,到营加重,入血危重。 现在的《传染病学》对传染病大致分为潜伏期(自病原体侵入人体起,直到最初症状出现以前)、前驱期(病原体生长繁殖后产生的毒性物质常可使患者出现头痛、发热、乏力等轻度全身反应)、症状明显期(逐渐表现出传染病特有的症状,如肝炎病人出现黄疸,麻疹病人出现疹子,白喉病人喉咙中出现假膜等,此时病情最为危重)、恢复期(此时热度已下降至正常, 主要症状亦已大部消失)。 虽然叶天士的划分方法与此所指未必完全相同,但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卫、气、营、血不仅起到了划分疾病阶段的意义,而且是治疗温热病的准则。 在卫阶段,可以用发汗的方法; 在气阶段,可以用清气的方法; 到营可以用透热转气清营的方法; 入血可以用凉血散血的方法。 这些原则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二)争论之中留佳话,推动新知大发展
在当时还有一位差不多和叶天士齐名的医生,叫薛雪,号生白。 叶、薛二位既是同乡,又是好朋友,两家住得也很近。 薛雪对温病的研究着重于湿热病,他突出了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 在治疗上,虽然有温化、清泻、清热祛湿诸大法,同时又有补阳、益气、养阴、生津诸法的配伍,然其用药时时注意到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扶正不碍祛邪,祛邪当注意扶正等方面。 治疗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这两位温病学派的大师同乡,在医学史上因一场误会还留下了一段有趣传说。 乾隆年间,苏州流行大瘟疫,官府在此设立医局,救治老百姓,规定名医轮流参加义诊。 这一天,医局里来了一名更夫,全身浮肿,皮肤肿成了黄白色,等候医生给他治病。
薛雪先到医局,给这更夫诊脉后挥手让他出去,对他说:「你的病很重,没法治了,回去吧。」 出了医局的大门,正好碰上叶天士来医局。 叶天士在轿子里看到了更夫,便说:「这不是更夫吗,看你这病是由于烧蚊香中毒引起的,你跟我进来吧!」 进到医局,叶天士给更夫开了两剂药,对他说:「不用害怕,吃了这两剂药就会好的。」 薛雪在一边恰恰听到看到了这一切,认为叶天士是有意弄他的难堪,心中又恼又恨,回家后就把自己的书房改名为扫叶庄。
叶天士听说后也非常生气,就把自己的书房改为「踏雪斋」,至此两人不再往来。
后来,叶天士的母亲得了伤寒,叶天士小心翼翼地开了处方,可母亲吃了不见好转。 这事传到薛雪那里,薛雪笑笑说:「这种病要是放在别的病人身上,叶天士早就用白虎汤了,而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就没办法了。」 薛的一个弟子插话说:「白虎汤性重,他是怕老人受不了。」 薛雪说:「她这病有里热,正是白虎汤证,药性虽重,非用不可。」 这些话传到叶天士耳边以后,叶很佩服薛雪的见解。 他确实想到了白虎汤,也确实是担心母亲年高承受不了。 听了薛雪的话后,就给母亲用了白虎汤,果然病很快好了。 这件事教育了叶天士,觉得名医更应心胸宽阔,互相学习,就主动地去薛雪家登门拜访,于是两人重归于好。
(三)木工钻眼已九分,自谦吴塘作圆满
叶天士的《温热论》问世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温病学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使得温病学说成为专门的学科。 吴瑭,字鞠通,江苏淮阴人(1758—1863),清代著名医家。 他对叶天士极为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在继承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 「三焦辨证」法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部分。 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 此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 书中同时还确立了三焦的正常传变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顺传」途径,指出:「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 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 始上焦,终下焦“。 传变方式决定了治疗原则:「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 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 治下焦如沤,非重不沉“。
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则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实用性强的方剂,如至今仍在使用的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 后人评论吴氏,认为他「上为吴又可之诤臣,下导王孟英之先路」。 然而吴鞠通自谦地说:「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 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 非敢谓高过前贤也。」
(四)聪慧勤学采众长,荟萃诸家说经纬
「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这是王孟英秉承家训的自撰文联。 王孟英,名士雄(1808—1867)。 14岁习医,一生南北奔走,广搜效方,遇瘟疫危疾,毫不畏惧,竭力图治,勇于负责; 著书立说,传播医学知识,所论言近旨远,医理渊深; 研究学问,既不守古,亦弗徇于今。 他采集《内经》和仲景的理论为经,取叶天士、薛生白等诸家之说为纬,结合自身实际诊病体会着成代表作《温热经纬》,成为荟萃诸家学说之典范,书中对温热有独到见识。 他明确提出「新感」「伏邪」(有潜伏期的热病)两大辨证纲领,重视审同察异,灵活施治,充实并发挥了温病的发病机制和辨证施治理论。 王氏以精深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他的著作里创造了很多理论新见解和突出的治案。
《温热经纬》甘露消毒丹是他创制的名方,滑石、茵陈、淡黄芩、石菖蒲、川贝母、木通、藿香、射干、连翘、薄荷、白豆蔻十一味药研末成丸。 每丸9克。 王氏原为治湿温时疫主方。 凡湿温疫癘见发热倦怠、胸闷腹胀、肢重、咽肿、发黄、斑疹、颐肿口渴、便闭溱赤、吐泻疟痢等症。 凡舌苔淡白或厚腻或干黄者,暑湿时邪尚在气分,本方极为有效。 现药理证明,本品有保肝、利胆、调整免疫功能、促进消化、抗病原微生物、解热等作用。 临床上可用于传染性肝炎、乙肝、腮腺炎、流感、咽炎,眼、耳、鼻、喉炎、尿感、急性肠胃炎、肠伤寒等。
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20世纪4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之后各种抗生素相继产生并发展很快,从根本上解决了相当一大部分传染病。 毋庸置疑,现代西医治疗细菌性传染病的技术大大优于传统的温病学,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温病学在历史上的贡献及实效性。 现在温病学的一整套理法方药仍然继续发挥实效性,特别是对大多数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譬如SARS)的治疗仍然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对相当多的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患者更是首选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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