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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国回来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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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国回来的悲哀

廖沫沙

一个从外国住了十几年后回来的朋友,近日时常跑来向我诉苦,说中国的生活过不惯。譬如大便,马桶既蹲不来,而寻遍上海打锣也寻不出一个干净的公共厕所。一到上海,起首就一星期不能大便,后来学习了蹲马桶,但也要三天后方能解一次。

于是我告诉他,这是他没有习惯的缘故。但要是有钱,上海也还是可以舒服的,不过不能像外国那么便宜罢了:工人可以乘汽车上工,用抽水马桶大便。因为“中国是苦命的中国,中国人是苦命的中国人”,以大喻小,譬如国难,我们就“要安排吃苦”,不叫唤,也许国难可救,一叫唤,“便有亡国的危险”。所以大便不出,第一义也只有“沉默”,否则也许要“不许大便,如违送捕的”。

那位朋友又向我诉述别的种种苦楚:上电车要争先后,买东西要争价钱,否则常常吃亏。例如:一天,到邮局去发挂号信,因为照外国习惯,自己挨着次序,但别人却抢先去了,结果足足等了一个钟头才把信发掉。又一天乘黄包车,被拉到半途,放下来要加钱……

我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等一等习惯了,自然没有困难。中国同胞,即使军、政、学、商各界在“道德字典”中拣选一百字,叫人奉为信条,“维持道德,挽回人心”,也无办法。倘使和你一道去买邮票的人也和你一样有机会到外国去住十几年,拉黄包车的也和你一样有钱乘车,中国早已由“苦命”变为“好命”了,何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所以如今“苦命是注定了”的,要安排吃苦,不要叫苦。

那位朋友摇摇头,惨然而去。

(选自《廖沫沙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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