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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英国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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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英国人(节选)

储安平

一

著者近撰《英国采风录》一书,业由商务出版。该书所叙述者为该书著者所知之英国,而该书之著者则为中国之公民。以一个中国人叙述英国事,当他行文之际,他之常常不能自已地将他所属的国家和他所叙述的国家作种种比较,亦为人情之常。但这种比较也仅是片断而非全盘的,全盘而有系统的比较固有待于专书,而此非他目前学力之所能逮。

然而纵然是片段的感触,也究不能不有感触的中心。著者常思及两项问题: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无相同相似之处?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而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就后者论,一国强弱的原因诚非一端,但英国的政治社会究为英国人的政治社会,而中国的政治社会又为中国人的政治社会,一个国家的兴衰隆替,究不能说和这一国人民的性格习气一无关系;故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仍可于前一个问题中得之,而著者之感触因之亦得纳为一点,即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及社会的风气究竟有无异同,其间得失又为如何?

二

著者初初感觉中英两国的民性及社会民气,几乎无一相似。但若稍加思索,这个答案显然有欠谨慎。当我们说到英国人时,我们便会想到那为世人盛称的“英吉利典型”——那些英吉利典型的人民。但当我们论及中国人,论述他们的性格、生活及事业时,我们便不得不先辨别我们所论述的中国人究竟是哪一类中国人。现代的中国人实已失去了他们共有的同一的民族典型。在今日的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至少可以大别为两类,一为农民,一为知识分子。这两类中国人在性格上实大相径庭。

英人性格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务实重行。英人不重视抽象的理论,很少幻想,不尚辞令及一切浮面的虚文。政治家策划国家大事,曾不稍涉遐思,他们密切注视现实。他们发言率皆明浅朴实,而其决策和意见总是切合实际,力避好高骛远。他们及一般官吏,总是集中精力于其职分内的工作,很少参加无关的公共集会,很少发表大而无当的演说。社会上华而不实的会议本就不多,会议而动辄发表冗长的宣言者,尤不多见。政府官员就职或新成立一个机关,不一定有隆重的仪式;人民对于一个官吏或一个机关的期望是他实际的工作而非他动人的辞令或辉煌的典礼。政府各部门总是尽量地在沉默中埋头工作,而其工作亦能都按照步骤实事求是。在一般社会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英人也都实实在在。英人治学大都严谨而刻实,他们对于美国人爱编教科书的态度,总不敢苟同。英人经营事业大都脚踏实地,不夸大,不游移,不侥幸,并十分注意工作的效率。他们对于一件事业,孜孜不倦,有始有终,总要得到一个结果,决不半途中废。在人与人之间的往还中,也很少用巧佞的辞令。英人通信总是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所要说的话。见面接洽事务,也不先作寒暄,他们简单扼要,对于数目则力求准确。以舌及权术为资本的职业政客在英国的土壤上殊不易滋生。大多数人都讨厌抽象的理论,视无裨实益的空谈为一种浪费。他们喜欢行动,他们最大的愉快是从实行中实现希望,获得成功。英人因秉性沉默寡言,他们遂得将其精力集中于行动。英人这种务实重行的精神,使整个英国社会蓬勃有朝气,使社会各阶层各方面,都能结结实实,热力充沛,潜有无限坚韧的力量。在承平时,他们虎虎有生气;在危难时,他们能力抗狂澜而不为狂澜所撼。

著者以为中国的农民也颇务实重行,他们也是不长于抽象的理论的。在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他们有时虽因贫穷无告,不能自已地引起一些侥幸之心,但这仅是绝望中的愚念,初非运用想象的结果。他们生活里的唯一要义是工作。农夫的耕耘,农妇的纺织,手艺工人的手艺,他们固无分寒暑,整年地自早至晚,孜孜不息。他们称做工为“做活”或“做生活”,他们生活中除工作之外实无其他。中国古人本有勤俭起家之训,俭为节流,勤为开源;开源之道,唯有茹苦耐劳,勤奋做事。中国农夫的勤劳是世人公认的。无论是大风大雨或者炎日当天,他们做活时从无畏缩懒惰之态。他们在施肥、犁田、插秧、戽水时,无不出心出力,与英人之在工作时既出全部精力(energy)付出全部能力(capacity),实堪媲美。在大旱或大水时,他们诚不免有打醮求神之事,人之在绝望中转而乞求于天,亦为可恕之情理,但他们也并不因此即袖手坐待神助之来临,倘有努力之道,他们固无不尽其最大的努力。乡村中的公共事务如造桥、筑路、筑坝、填堰,以及御盗、防匪、打醮、演戏、敬神、赛会等,也都能出钱出力,一呼百应。所以在中国乡村中,亦尚有说做即做的精神。乡村中人情来往,送猪送布,也都能实实在在,不像城市中人送几个空纸包,送者受者还要扭扭捏捏,推来推去。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在他们的生活中,都务劳务实,克勤克俭。三家村上的长舌巧妇,究为偶有的点缀,而乡绅先生喜欢在镇上的茶馆喝一杯清茶,也决不使他家里的庄稼人觉得喝茶聊天较下田做活为逍遥;何况这些乡绅上茶馆也非一无正经,他们判断曲直,介绍婚姻,接洽善举,也正为农村社会中不可或缺之事。中国一般老百姓的物质主义也殊与英人相去无几,他们的娱乐生活,总是离不开有实体的东西,在农余的阴历年节中,他们演戏、舞灯、赌博,以及打锣打鼓,固无一事要用抽象的思索力。

然而这种务实重行的性格,在中国知识阶级的性格中,极其缺乏;至少就今日我们所见者论是如此。今日中国知识阶级最大的特点,即为醉心于抽象的理论而好表面的虚文。中国知识阶级之好表面的虚文,正如英人之好实际的行动,中国知识阶级之不重视行动,又正如英人之不重视抽象的理论。今日中国政治上的人物好发表演说,并喜欢演说与他职务无关及与他所学无关的题目,而其演说常空泛不着一物,冗长而无一字足以震人的心弦。官吏就职或新机关成立,例有隆重的仪式,这种典礼既费人精力而又无什意义,但竟不可省。新官总不忘记在就职时陈述他所抱持的理想及计划。理想与计划诚属必要,但尚未兑现的诺言,固毫无任何实质上的价值;不幸无实际价值的诺言,又充斥于中国的新闻纸上。带有全国性的会议闭会时总要发表宣言,起草宣言的人参考已往所发的宣言时,又何尝不觉得那些旧宣言大可拿来再发表一下?但总要于变换字句以免文章的雷同后,再发表一篇。政治上的设施举措,遇有改变时,必有一套套头头是道的理由,实则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有些地方长官对于他本省的施政,定出一套理论,并绘成挂图,张挂全省,其所用的名词以及彼此相互关系,其系统的精密周详,实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但实际施政,常与挂图所标榜者相去甚远,有时甚至竟如风马牛之毫不相关。无论什么集合,讨论章程或条文时,则虽一字一句,亦会引起热烈的辩论,经久而无结果。报纸上的新闻记载或读者投书有涉及机关时,那个机关总要备函更正,详述如何如何与事实不符,但对于投读中所提的建议与批评,则缺乏研究的兴趣。甚至强敌压境,讨论协助动员时,据报纸记载:“到会者均感情激动,以致发言盈庭而无结论。”至于一般私人生活之陷入于空浮而不知自拔者,更处处皆是。中国人写信的那套虚文格式,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即常人所称的“八行”。无论写信或面谈,总要先兜很大的圈子,真正的事情放在最后才说。前方大捷常引起诗人墨客的诗兴,使一个最最具有行动性的事实,在中国竟会成了一种最最缺乏行动的呻吟的材料。平心言之,今日中国人(以下言中国人系指知识阶级)中又何尝没有做实际工作的人,否则我们这次战争中种种伟大的艰难的工程和事业焉有今日之成就?他们确能出汗出力埋头工作。但我们从大体着眼,看今日中国社会的通病,究不能不承认大多数国人之好高而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以致我们有多少事,唱了多年而无结果,或仅有外表而无实际,花费了许多金钱、时间、精力,而与实际的民生一无裨益。中国人的抽象能力确是丰富;可惜中国人的生命力在抽象的理论上耗费得太多了,以致在实行时,便不免畏葸软弱,缺乏力量。其结果,遂使我们的社会上只是充满了各种理论、口号、标语、宣言、计划、报告、教规、条文、守则、演说、座谈等等。单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会也是蓬蓬勃勃的,但一究实际,只是一股空气。我们有时也确能振奋一时,但这种一时的振奋常是发乎感情而非出于理知,发于感情的只是“冲动”而非“行动”,“冲动”只能一时,“行动”才能持久。我们社会上各种制度和各种事业之常常更弦改张,也可归之于中国人抽象能力之太强和感情之易于冲动。做事的人已较放言的人为少,再加上制度的时时更改,使社会的基础益更变得游荡飘浮而不着实。中国人的生活也总不够紧张,不够认真,不够严肃。譬如在这次战争中,除了一小部分如与军事有关的工程、工矿、生产的人员及在前线实际作战的部队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依然是非常松弛的;战争仅影响了他们生活的程度,而未尝激动起他们生活的热忱。一般机关里的办事效率也依然如故,甚至有较战前还松懈者。兹举一事言之:有一个时期,在后方许多城市里,地方政府常规定每日上午八时至下午三四时为疏散时间,不论有无警报,迫令人民疏散:强迫商人闭户,强迫居民出城,禁止乡人入城。在这时间中,全城罢市罢课罢工,整个社会陷于停顿的状态(许多人在无聊之余,于是大打麻雀,以发泄其精力)这种政策,美其名曰避免牺牲。假如全中国都是这样“避免牺牲”,则我们的国家社会,无需外敌进攻,也会自趋崩溃!我们看英人,当1940年希特勒对英伦发动空前的空中闪电战时,伦敦的人民依然行其所行,无所畏惧。即使在警报中,工人依然做工,百货公司依然交易,公共汽车、电车、出租汽车依然在街中行驶,医生依然看病,机关职员依然办公;直到敌机已临上空时,始入地下室躲避。薇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在英伦前线》一书里有一段描写伦敦的火车,大足代表英人在战争中的士气:“从伦敦开出去的列车,并没有受警报的阻碍,票房依旧售票,乘客也依旧安坐在车厢里……就在高射炮声隆隆不绝,战斗机正在车站上空盘旋之际,开车的信号笛仍照常吹着,车守照常扬他的信号旗,而驶往海岸的列车也照常开出去……这个火车站,也像英伦,也像被轰炸的民众一般,是决不受威胁的,决不听其业务停顿的。”英国在“不列颠之战”及“伦敦之战”里竟能挺得住,一大半应归功于英人,特别是伦敦人的不屈不挠。著者深信,本文的读者当将这种情形和我们自己的一比,必不胜其惭愧。同时亦必能同意:假如我们平时能实事求是,行重于言的话,我们也许可以避免这次的浩劫,至少必可减少我们这次所受的灾难的程度。

中国知识阶级之重言不重行,好虚文而不好实质,是中国社会的可怕的慢性肺结核症。幸而中国的农民务劳务实,克勤克俭,又幸而克勤克俭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假如没有他们的勤劳汗血,我们真不知我们的国家,更要贫穷虚弱到如何程度。但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在国家的治理及国家的进步上,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而统治的权力则操之于华而不实的知识阶级手掌之中。赖有这样的好农民,今日中国虽虚萎衰弱而尚未解体,正因中国士大夫不像农民那样务实重行,所以中国社会总不能弄得结结实实,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三

公共生活中的事业,依赖人人的群策群力。在简单的原始的社会中,以一二人的力量即可举办一件公共事务,而独善其身的人也可“一箪食一瓢饮”地过他独善的生活。但今则时代改变,近代社会的内容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及合作,在公共生活公共幸福中所占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有组织能力合作能力的社会,必定征服无组织能力无合作能力的社会,近代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事实昭彰,不容否认。但“组织”与“合作”却又为中英两国民性的一大异点,亦即两国一弱一强的另一原因。重行的英人有高度的合作能力及组织能力,而其主要原因则应归功于英人的能自我约束(Self-control)。公共事业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集体的行动,而在集体生活集体行动中,必须人人能自我约束。英人都非常真实,都能尽其本分,都有强烈的服务感,并有自省的习惯,所以他们在团体中,都能成为良好的份子,各尽其职,各尽其能,他们不需要他人的监督,他们也不甚有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私意识。同时,英人不长于抽象能力,缺乏抽象能力的英人既重行而不重理论,故人人能以团体为重,而愿牺牲他一己的意见。因为英人缺乏抽象能力,所以他们也缺乏妒忌的心理;妒忌实为公共事业的最大的敌人。英人重行动,只要对方也是行动之人(man of action),彼此即可组织起来。他们的人生观念大体相同,他们的做事传统也大体相同,再加上人人能约束自己的意志和感情,所以做事易于一致。行动一致则效率自然增高,效率高则事业自然蓬勃而能成功发展。

不重行的中国人组织和合作的能力都非常缺乏。中国人缺乏合作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抽象能力太强。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和办法,而每人的理想和办法又都是那样精细,以致在团体行动中,意见总不易一致。在公共的集会中,总是辩论热烈,有时且不免发生剧烈的争执,人人都要贯彻他自己的意见,人人都不愿牺牲或放弃他自己全部或一部分的意见。意见上的争执又常常影响到私人的情绪,以致在行动时不能获得和谐的精神和一致的步骤。在大多数的情形下,争执的结果使一部分人消极退出,退出的人且会作反对和消极的行为。有者则讨论多时而一无结果,使最初的热情都烟消云散。抽象能力丰富的另一结果是妒忌心理的尖锐,人人不愿他人成功而乐见其失败,领袖欲强烈的人更不甘接受他人的指挥,因此在团体生活中不是明争就是暗斗,这些都易使公共事业受到致命的伤害而常中途夭折。

中国人不能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无论在做人做事各方面都缺乏一种同一的传统(tradition)。包尔温尝言:“一律是一件坏东西”(Uniformity is a bad thing),实则英人在做人做事的基本习惯上,差不多是全国一致的。工业社会中的英人,人人都是积极的、前进的、现实的。说话诚实、做事负责、遵守时间、讲求效率、尊重他人的自由、生活富有规律等等做人做事的基本习惯,是全国普遍的。中国则完全缺乏这种情形。中国人有些做人很认真,有些做人很随便。认真做人的人,他的生洁态度一定很严肃,不苟且;随随便便的人则有酒且醉,得过且过。做人的精神根本不同,做事的方式自然大相径庭。因之有些人讲信义、守诺言、重效率、有热忱,又有些人则有诺不守、有信不复、约时不到、借钱不还,应做的事情一天一天的且推且过,一切马马虎虎。做人做事的根本精神没有最低限度的同一标准,要彼此合作共事,实极苦痛,而事业之不易顺利进行,亦势有必然。中国人的私生活也极不一致。私生活本来无须求其一致,假如人类在私生活上尚不能自由自在,则人生更将缺少乐趣。但在英国,第一,至少在工作、休息、睡眠、饮食等一般生活上有大体相同的习惯;第二,假如参加团体生活时,各人必能约束个人的私人习惯而适合团体的公共习惯。在中国,很少人在公共生活中能约束他个人的意见,约束他个人的感情,约束他个人的习惯与嗜好,想到自己以外的他人及团体。所以在中国,一切关于公共生活的组合如公共食堂、公共宿舍,以及公共厕所等,最难管理,最难得到圆满的成绩。你要睡眠,他偏唱戏,你爱清洁,他偏不顾公共卫生。中国人无论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尽量放纵他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而毫不知有所约束。中国人只知一己而不知他人,只知独行其是而不知与他人协力合作,所以中国的社会散漫而不凝结,松弛而不严密,只有一时的集合而不易有经久的组织,只有小规模的经营而不易树立大规模的企业,人民的能力总是分散而不易集中,不能发挥出庞大的威力。

在中英两国,都有几句谚语,这几句实可充分表示两国的民性。英人有言:

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

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

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

中国的谚语则为: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四

中英两国民性的另一个不同,是理性在两国社会生活中所Z占的地位的异殊。理性是英人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唯一的出发点,若没有英人那种重视理性的性格,则今日之英人固无今日之英国,而今日之英国社会亦必为另一种社会。

英人重视理性的结果,乃有英国的法治。英国的法治,一方面是自君王以至庶民,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无一人得自处于法律以外;另一方面则官吏及人民都须依法行事,重公法而不重私情。就前者言,既自君王以至庶民,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故官吏并无特殊的地位,也无法律以外的权力。官吏的权力由法律所赋予,官吏行使权力而超出法律所赋予的范围,即为滥用权力,滥用权力为违法的行为,违法的行为即应受法律的制裁。官吏既无特殊的地位,故官吏违法时,亦受普通法律的制裁而由普通法院受理,一如平民所受之待遇;自首相以至巡警,法律法院对他们固无所宽假。就后者言,官吏及人民既须依法行事,故官吏行事固不能越出法律,人民的行为也不能违犯法律。这种守法的精神发挥到了极点,于是无论在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中,处处是大公无私,循规蹈矩。官吏既不能滥施权力,故人民亦无须畏惧官吏。官吏的进退升降既悉有序,下级官吏只要无失职违法之事,他们亦即无须趋奉其上峰。人才的选拔既不复依赖私人的援引,而社会各种事务又照章办理,则大家亦即无须钻营奔走,托人干求。人人可以节省许多精力,社会可以减少许多不平。法律原是经过审慎思虑而制订的(所谓“法律不外人情”,指此而言,非谓法律以外另有人情)。但是不仅法律的本身是理性的产物,而要服从法律遵守法律,尤须出之理性。唯有诉诸理性,社会始能在合法的轨道中循序渐进。

英人重视理性的另一结果是一切纠纷用理性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英国的政党制度就是一种合理的政治竞争的制度,用公开的方式,使政治上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他们合理的排泄的轨道;政见不同的各方面,不诉诸武力而诉诸人民的裁判:为人民所拥戴者,上台执政,实现其政策;不为人民所拥戴者,挂冠而去,以顺民意。英国历史上纯粹感情用事之事,除1649年之查利一世被弑外,几不多见;而用流血及武力来解决政治上之冲突者,亦较他国为独少。民主政治本就是一种理性政治。假如人民不善用其理性,他们不会选出好议员,假如议员不善用理性,他们不会组织成健全的国会,假如人民及议员都不能善用其理性,则国家不能产生好的首相及健全的内阁。在君主时代,只要有一个人(君主)开明讲理,也会政治清明,民安国治。但在民主时代,则非人人或大多数人能善用其理性不可,否则即难望有合理的上轨道的政治。依丽萨伯女王虽然在感情上敌视其大臣塞西尔爵士(Sir William Cecil),但关于国家大事,则又无不听从其计。维多利亚女王一生中,虽然憎恶某些大臣,但为了国家,竟不能不请他们出而为相;她和她的首相之间,常常发生争执,但当她的抗议坚不为其首相所接受时,她也不勉强他接受,因为英王在宪法上的权利只止于商议与警告,而最后的决定,其权固操之于首相。爱德华八世既不愿有负其钟爱之女子,亦即唯有自动逊位,以解决因其婚姻问题而引起的宪政危机。近代英国的保守党所以能自存于民主的新世界中,实得力于狄士累利(Disraeli)的激励,狄氏尝变易了保守党的性质,“他要上等阶级诚实地接受国内已变的状况,要他们不再因特权的失却而坐在家中发气,要他们走入通街大道,以爱国的热忱及帝国的利益来博得民众的归从。”英人爱称1688年的革命为“光荣革命”(The Glorius Revolution)者,即因不经流血、内战、屠杀、放逐或报复,即能变换一个朝代,并使多年不能解决的宗教的及政治的纠纷,竟得基于大众的同意而得到圆满的解决。而革命后的最初几月中,“托立”(Tory),“辉格”(Whig)两党,亦无不心平气和,各自让步,各弃宿怨,竭诚合作,以渡过当时外有法兰西之战,内有爱尔兰之失及苏格兰之分裂的危急存亡的局面。大至宫廷国事,小至民间纠纷,英人固无一不诉诸理性,以觅取最好最合理的解决。著者在英时尝目睹两车相撞,两车的车主很安静地下车检视自己的车身,远处的警察也走了过来,抄录汽车的照会号码,肇事的双方都不出一句龃语,又各分头开车而去,静待一二日后警厅的传审。赖有英人这种理性的修养,英人社会始得和平安定,而各种事业亦得蒸蒸日上。

并世各国,论社会的公道,固无有逾于英国者,而公道(fair play)则纯为理性的产物。英人最好直道(love of justice),是非公私,分明清楚。有才有智有德之士,总有人颂扬他、爱戴他、鼓励他、酬劳他,而出卖公共利益的人,则必为众口所不容。所以有能力有抱负的人,不须短气,只要在正道上努力奋斗,不怕不能成功,而且成功之人也无须中途引退,他可效忠国家,死而后已。而想作恶的人总不敢再稍存作恶之念。英人之公道固不只止于有是非,英人的公道精神的最高表现在他们之能容忍异己,尊重对方。赖有这种精神,英人才能保持他们千百年来的种种政治的及公民的自由;赖有这种精神,在政治上才能完成两党制度,在社会上才能和衷共济,融融洽洽。为英人所最喜爱的拳击(boxing),在以力胜之中固带有以德胜的原则,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无不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而胜者败者亦恒能于比赛毕事后握手互敬。1833年国会通过《奴隶解放法案》(Ac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Slaves)废止各殖民地的奴隶制度时,且自动以二千万镑之巨款津贴奴主,以弥补其放奴的损失。在当时为英人天字第一号敌人之拿破仑,被英人拘于厄尔巴岛(Elbe)时,竟有成千成万的英人在伦敦示威,抗议以这样一种待遇加之一个赫赫一世的大英雄,以致百日之战后,英人重将拿翁困居于圣赫伦岛(St.Helena)时,竟不得不保守秘密而不敢重为人民所知。蒙哥马利将军在战地公开对德国隆美尔将军及伦斯德特将军表示倾服,他盛称伦斯德特的知兵善将,甚至说:“我常常想,假如我能够置身在伦斯德特将军头脑中一两分钟,我也将引为终生幸事。”尼赫鲁有一本著作,大不利于英国,然英国的出版家仍为之出版,英政府亦未加以何种干涉。近两三百年来,英国政府在其外交殖民政策中,殊不乏有失自尊的行为,但是也只有英人有不直自己的政府而为被欺侮的人民申冤的雅度。这种公道的精神,实为人类生活中可以大书一笔之事。这样一个社会必然充满了友爱、融和、直道及光明,而一切霸道邪道曲道都在正道的氛围中不易抬头。

回观中国,中国人非无理性,但中国人的理性,至少在今日是如此,大都仅见之于文字及辞令之中,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理性的痕迹极其微弱。有一个高级党政的负责人曾亲对著者说,人世间有三件事没有理性,其一为恋爱,其二为宗教,其三为政治。这种从事政治而可以不讲理性的论调,至少可以代表目前中国一部分人的作风。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实以强力为核心。我们即使不能说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是建筑于人民出于衷心的支持以上的,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中国,当政者若无足够的武力,其政权必不易稳定存在,依赖强力而不依赖理性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团体之间,及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社会上实到处皆是。一般说来,兵士对于老百姓的态度总是很强横的。他打了老百姓,他还要傲然说:“打了你又怎么样?”我们在邮局寄信、银行取款、车站买票、海关报单、去衙门接洽公事,在水陆码头受军警的检查……我们除默默地忍受他们的蔑视、没有礼貌、欺侮、侮辱,甚至虐待外,我们竟无法可想。因为普通的无告的人民之无法对抗他们,其理由正如一个单身汉之不能同时抵御十人或十二人同样简单。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冲突也悉凭彼此势力的大小,所以在中国,军人及军队到处都是有势有力。中国内战之多,实开现代国家之最高纪录,而真正的“政党政治”在最近将来的中国也似乎很少希望。无能力使用刀剑以解决冲突者,至少也必拍桌大骂;受过高等教育的或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在冲突中所表现的解决冲突的态度,殆无太大的不同。

中国人不以理性而以感情驾驭一切的另一个现象即为好讲私情。英人的社会以法为中心,中国人的社会以人为中心,大如国家的制度,常常以一人为转移,小至买一张车票,也视有无人事关系而决定买到之先后或有无。中国实是一个人情的社会,无论大事小事,若有人的关系,总会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所以即使是一封八行或一张名片,在中国社会上无不有它的效用。在中国,既无事不讲人事关系,能钻营的人总要比不能钻营的人多占些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奔走、趋奉上用功夫,大部分时间耗费于应付人事,而份内的事务反无充分的精力去照顾。一般说来,顾私总不免要损公,所以我们的社会遂到处充满着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一个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会,自然是一个不健全的病态的社会。

人人重私的结果是社会无是非,无公道。利害已成为今日中国社会判别是非的最大出发点;是非而跟着利害走,则所谓是非者亦早就不是真是非。在中国社会上,越是有才气的人,越容易见忌招祸;事业越成功,所受的灾难风险越大,有时竟会使生命的安全也将因事业的发展而终至不保。至于尊重异己的雅度,在中国更缺乏,一个重私情重利害而缺乏理性的人,焉能希望他能容纳与他相反的敌人!中国社会从不积极鼓励人继续向善,所以我们民间乃有“功成身退”、“得意不宜再往”一类的戒条,而事实亦恒能证明这些戒条不失为金玉之言。中国人未必都无良知,但有良心的人也殊不易不敢或不愿出头说话,因为不法之徒总不免要互相勾结以作恶,而政府及一般社会都不能给主张公道的规矩人物以有效的保障,所以规矩人只得独善其身,不能出而领导发生一种正论的作用,而道义也就日见湮没而不复申昌。苏三起解中那个解子的几句开场白:

我说我公道,

你说你公道。

公道不公道,

自有天知道。

很可代表中国社会上的公道观。无是非无公道的社会必是一个黑暗的混沌的退步的社会,所以我们的人心总是不能振奋,而我们的国家社会遂亦总是停滞而不能前进。

(选自《英国采风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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