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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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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节选)

傅雷

1954年11月23日

你为了俄国钢琴家,兴奋得一晚睡不着觉;我们也常常为了些特殊的事而睡不着觉。神经锐敏的血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常常劝你尽量节制。那钢琴家是和你同一种气质的,有些话只能加增你的偏向。比如说每次练琴都要让整个人的感情激动。我承认在某些romantic性格,这是无可避免的;但“无可避免”并不一定就是艺术方面的理想;相反,有时反而是一个大累!为了艺术的修养,在heart过多的人还需要尽量自制。中国哲学的理想,佛教的理想,都是要能控制感情,而不是让感情控制。假如你能掀动听众的感情,使他们如醉如狂,哭笑无常,而你自己屹如泰山,像调度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样不动声色,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才是到了艺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你该记得贝多芬的故事,有一回他弹完了琴,看见听的人都流着泪,他哈哈大笑道:“嘿!你们都是傻子。”艺术是火,艺术家是不哭的。这当然不能一蹴即成,尤其是你,但不能不把这境界作为你终生努力的目标。罗曼·罗兰心目中的大艺术家,也是这一派。

1955年5月11日

……

你二十九信上说Michelangeli的演奏,至少在“身如rock”一点上使我很向往。这是我对你的期望——最殷切的期望之一!唯其你有着狂热的感情,无穷的变化,我更希望你做到身如rock,像统率三军的主帅一样。这用不着老师讲,只消自己注意,特别在心理上,精神上,多多修养,做到能入能出的程度。你早已是“能入”了,现在需要努力的是“能出”!那我保证你对古典及近代作品的风格及精神,都能掌握得很好。

你来信批评别人弹的肖邦,常说他们cold。我因此又想起了以前的念头:欧洲自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各方面到了高潮以后,先来一个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反动(光指文学与造型艺术言),接着在二十世纪前后更来了一个普遍的反浪漫底克思潮。这个思潮有两个表现:一是非常重感官(sensual),在音乐上的代表是R.Strauss,在绘画上是玛蒂斯;一是非常的intellectual,近代的许多作曲家都如此。绘画上的Picasso亦可归入此类。近代与现代的人一反十九世纪的思潮。另走极端,从过多的感情走到过多的mind的路上去了。演奏家自亦不能例外。肖邦是个半古典半浪漫的人,所以现代青年都弹不好。反之,我们中国人既没有上一世纪像欧洲那样的浪漫狂潮,民族性又是颇有Olympic(希腊艺术的最高理想)精神,同时又有不太过分的浪漫精神,如汉魏的诗人,如李白,如杜甫(李后主算是最romantic的一个,但比起西洋人,还是极含蓄而讲究taste的),所以我们先天的具备表达肖邦相当优越的条件。

我这个分析,你认为如何?

反过来讲,我们和欧洲真正的古典,有时倒反隔离得远一些。真正的古典是讲雍容华贵,讲paceful,elegant,moderate。但我们也极懂得discreet,也极讲中庸之道,一般青年人和传统不亲切,或许不能抓握这些,照理你是不难体会得深刻的。有一点也许你没有十分注意,就是欧洲的古典还多少带些宫廷气味,路易十四式的那种宫廷气味。

对近代作品。我们很难和欧洲人一样的浸入机械文明,也许不容易欣赏那种钢铁般的纯粹机械的美,那种“寒光闪闪”的brightness,那是纯理智,纯mind的东西。

1961年2月6日上午

昨天敏自京回沪度寒假,马先生交其带来不少唱片借听。昨晚听了维伐第的两支协奏曲,显然是斯卡拉蒂一类的风格,敏说“非常接近大自然”,倒也说得中肯。情调的愉快、开朗、活泼、轻松,风格之典雅、妩媚,意境之纯净、健康,气息之乐观、天真,和声的柔和、堂皇,甜而不俗:处处显出南国风光与意大利民族的特性,令我回想到罗马的天色之蓝,空气之清冽,阳光的灿烂,更进一步追怀两千年前希腊的风土人情,美丽的地中海与柔媚的山脉,以及当时又文明又自然、又典雅又朴素的风流文采,正如丹纳书中所描写的那些境界——听了这种音乐不禁联想到亨特尔,他倒是北欧人而追求文艺复兴的理想的人,也是北欧人而憧憬南国的快乐气氛的作曲家。你说他humain是不错的,因为他更本色,更多保留人的原有的性格,所以更健康。他有的是异教气息,不像巴哈被基督教精神束缚,常常匍匐在神的脚下呼号,忏悔,诚惶诚恐的祈求。基督教本是历史上某一特殊时代,地理上某一特殊民族,经济政治某一特殊类型所综合产生的东西;时代变了,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也早已变了,民族也大不相同了,不幸旧文化——旧宗教遗留下来,始终统治着两千年来几乎所有的西方民族,造成了西方人至今为止的那种矛盾、畸形,与十九、二十世纪极不调和的精神状态,处处同文艺复兴以来的主要思潮抵触。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基督教思想尤其显得病态。一方面,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是站起来了,到处肯定自己的独立,发展到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进步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显然人类的前途、进步、能力,都是无限的;同时却仍然奉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为主宰,好像人永远逃不出他的掌心,再加上原始罪恶与天堂地狱的恐怖与期望,使近代人的精神永远处于支离破碎,纠结复杂,矛盾百出的状态中,这个情形反映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学术的各个部门,使他们(西方人)格外心情复杂,难以理解。我总觉得从异教变到基督教,就是人从健康变到病态的主要表现与主要关键。——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们的哲学、文学即使是悲观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现代语说,一味地“失败主义”;而是人类一般对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叹,如古乐府及我们全部诗词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类的作品;或者是愤激与反抗的表现,如老子的《道德经》。——就因为此,我们对西方艺术中最喜爱的还是希腊的雕塑,文艺复兴的绘画,十九世纪的风景画,——总而言之是非宗教性非说教类的作品。猜想你近年来愈来愈喜欢莫扎特、斯卡拉蒂、亨特尔,大概也是由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气质。在精神发展的方向上,我认为你这条路线是正常的,健全的。——你的酷好舒伯特,恐怕也反映你爱好中国文艺中的某一类型。亲切,熨帖,温厚,惆怅,凄凉,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思默想;爱人生,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等等的表现,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以来的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吗?而这些因素不是在舒伯特的作品中也具备的吗?——关于上述各点,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关山远阻而你我之间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尝有丝毫间隔,也就象征你这个远方游子永远和产生你的民族,抚养你的祖国,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连,息息相通。

1961年2月7日

从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古代文化,各种不同民族,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大接触之下,造成了近代人的极度复杂的头脑与心情;加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化(如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等等),人的精神状态愈加充满了矛盾。这个矛盾中最尖锐的部分仍然是基督教思想与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与自我扩张的对立。凡是非基督徒的矛盾,仅仅反映经济方面的苦闷,其程度绝没有那么强烈。——在艺术上表现这种矛盾特别显著的,恐怕要算贝多芬了。以贝多芬与歌德作比较研究,大概更可证实我的假定。贝多芬乐曲中两个主题的对立,绝不仅仅从技术要求出发,而主要是反映他内心的双重性。否则,一切sonata form(奏鸣曲式)都以两个对立的motifs(主题)为基础,为何独独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两个不同的主题会从头至尾斗争得那么厉害,那么凶猛呢?他的两个主题,一个往往代表意志,代表力,或者说代表一种自我扩张的个人主义(绝对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个人主义或侵犯别人的自我扩张,想你不致误会);另外一个往往代表犷野的暴力,或者说是命运,或者说是神,都无不可。虽则贝多芬本人决不同意把命运与神混为一谈,但客观分析起来,两者实在是一个东西。斗争的结果总是意志得胜,人得胜。但胜利并不持久,所以每写一个曲子就得重新挣扎一次,斗争一次。到晚年的四重奏中,斗争仍然不断发生,可是结论不是谁胜谁败,而是个人的隐忍与舍弃;这个境界在作者说来,可以美其名曰皈依,曰觉悟,曰解脱,其实是放弃斗争,放弃挣扎,以换取精神上的和平宁静,即所谓幸福,所谓极乐。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挣扎,当然比一开场就奴颜婢膝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说“自我”的确已经大大地扩张了;同时却又证明“自我”不能无限止地扩张下去,而且最后承认“自我”仍然是渺小的,斗争的结果还是一场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个觉悟,觉悟斗争之无益,不如与命运、与神,言归于好,求妥协。当然我把贝多芬的斗争说得简单化了一些,但大致并不错。此处不能作专题研究,有的地方只能笼统说说——你以前信中屡次说到贝多芬最后的解脱仍是不彻底的,是否就是我以上说的那个意思呢?——我相信,要不是基督教思想统治了一千三四百年(从高卢人信奉基督教算起)的西方民族,现代欧洲人的精神状态决不会复杂到这步田地,即使复杂,也将是另外一种性质。比如我们中华民族,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也因为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后而心情变得一天天复杂,尽管对人生的无常从古至今感慨伤叹,但我们的内心矛盾,决不能与宗教信仰与现代精神(自我扩张)的矛盾相比。我们心目中的生死感慨,从无仰慕天堂的极其烦躁的期待与追求,也从无对永堕地狱的恐怖忧虑;所以我们的哀伤只是出于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发热的头脑造出许多极乐与极可怖的幻象来一方面诱惑自己一方面威吓自己。同一苦闷,程度强弱之大有差别,健康与病态的分别,大概就取决于这个因素。

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从来不把人看做高于一切,在哲学文艺方面的表现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与万物占着一个比例较为恰当的地位,而非绝对统治万物、奴役万物的主宰。因此我们的苦闷,基本上比西方人为少为小:因为苦闷的强弱原是随欲望与野心的大小而转移的。农业社会的人比工业社会的人享受差得多,因此欲望也小得多。况中国古代素来以不滞于物,不为物役为最主要的人生哲学。并非我们没有守财奴,但比起莫里哀与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与野心家来,就小巫见大巫了。中国民族多数是性情中正和平,淡泊,朴实,比西方人容易满足。——另一方面,佛教影响虽然很大,但天堂地狱之说只是佛教中的小乘(净土宗)的说法,专为知识较低的大众而设的。真正的佛教教理并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狱;而是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渡;觉悟是悟人世的虚幻,超度是超脱痛苦与烦恼。尽管是出世思想,却不予人以热烈追求幸福的鼓动,或急于逃避地狱的恐怖;主要是劝导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与基督教的信仰成为鲜明的对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的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于偏执与狂热之途。——我们的民族本来提倡智慧,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们只看见古人提到彻悟,从未以信仰坚定为人生乐事(这恰恰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幸福)。你认为韩德尔比巴哈为高,你说前者是智慧的结晶,后者是信仰的结晶:这个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性。故知识分子受到佛教影响并无恶果。即使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极盛,愚夫愚妇的迷信亦未尝在吾国文化史上遗留什么毒素,知识分子亦从未陷于虚无主义。(即使有过一个短时期,但在历史上并无大害)。——相反,在两汉以儒家为唯一正统,罢斥百家,思想入于停滞状态之后,佛教思想的输入倒是给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刺激,令人从麻痹中觉醒过来,从狭隘的一家一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纪元二三世纪的思想情况之下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中国知识分子拘束最大的倒是僵死的礼教,从南宋的理学(程子朱子)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养成了规行矩步,整天反省,唯恐背礼越矩的迂腐头脑,也养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伪君子。其次是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不仅束缚性灵,也使一部分有心胸有能力的人徘徊于功名利禄与真正修心养性,致知格物的矛盾中(反映于《儒林外史》中)。——然而这一类的矛盾也决不像近代西方人的矛盾那么有害身心。我们的社会进步迟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若断若续,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始终存在,封建时代的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以及一切上层建筑,到近百年中还有很大势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情形不致如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人那样混乱、复杂、病态;我们比起欧美人来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也单纯,就是说更健全一些。——从民族特性,传统思想,以及经济制度等等各个方面看,我们和西方人比较之下都有这个双重性。——“五四”以来,情形急转直下,西方文化的输入使我们的头脑受到极大的骚动,正如“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侵入促成我们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一样。我们开始感染到近代西方人的烦恼,幸而时期不久,并且宗教影响在我们思想上并无重大作用(西方宗教只影响到买办阶级以及一部分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而且也并不深刻),故虽有现代式的苦闷,并不太尖锐。我们还是有我们老一套的东方思想与东方哲学,作为批判西方文化的尺度。当然以上所说特别是限于解放以前为止的时期。解放以后情形大不相同,暇时再谈。但即是解放以前我们一代人的思想情况,你也承受下来了,感染得相当深了。我想你对西方艺术、西方思想、西方社会的反应和批评,骨子里都有我们一代(比你早一代)的思想根源,再加上解放以后新社会给你的理想,使你对西欧的旧社会更有另外一种看法,另外一种感觉。——倘能从我这一大段历史分析(不管如何片面如何不正确)来分析你目前的思想感情,也许能大大减少你内心苦闷的尖锐程度,使你的矛盾不致影响你身心的健康与平衡,你说是不是?

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有矛盾才会逼你解决矛盾,解决一次矛盾即往前迈进一步。到晚年矛盾减少,即是生命将要告终的表现。没有矛盾的一片恬静只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真正实现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凭了修养的功夫所能达到的和平恬静只是极短暂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刹那就要过去的。或者理想的和平恬静乃是微波荡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锐,而且随时能解决的那种精神修养,可绝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么可羡呢?我觉得倘若苦闷而不致陷入悲观厌世,有矛盾而能解决(至少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一个总结),那么苦闷与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闷而导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变做游戏人生的态度。从另一角度看,最伤人的(对己对人,对小我与集体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出发的苦闷与矛盾,例如热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怀着野心而明明不能实现的人,经常忌妒别人、仇恨别人的人,那一类苦闷便是与己与人都有大害的。凡是从自卑感自溺狂等等来的苦闷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对自己也是致命伤。反之,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的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作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但此种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至少在苦闷的时间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训,才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用灰色眼镜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继续在人生中奋斗,——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闷才能转化为一种活泼泼的力量而不仅仅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因为愤世嫉俗并不能解决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迈进一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怕经常苦闷,经常矛盾,但必须不让这苦闷与矛盾妨碍我们愉快的心情。

1961年6月26日晚

亲爱的孩子,6月18日信(邮戳19)今晨收到。虽然花了很多钟点,信写得很好。多写几回就会感到更容易更省力。最高兴的是你的民族性格和特征保持得那么完整,居然还不忘记:“一箪食(读如“嗣”)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唯有如此,才不致被西方的物质文明淹没。你屡次来信说我们的信给你看到和回想到另外一个世界,理想气息那么浓的、豪迈的、真诚的、光明正大的、慈悲的、无我的(即你此次信中说的idealistic、generous、devoted、loyal、kind、selfless)世界。我知道东方西方之间的鸿沟,只有豪杰之士,领悟颖异,感觉敏锐而深刻的极少数人方能体会。换句话说,东方人要理解西方人及其文化和西方人理解东方人及其文化同样不容易。即使理解了,实际生活中也未必真能接受。这是近代人的苦闷:既不能闭关自守,东方与西方各管各的生活,各管各的思想,又不能避免两种精神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冲突和矛盾。当然,除了冲突与矛盾,两种文化也彼此吸引,相互之间有特殊的魅力使人神往。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西方人那种孜孜矻矻,白首穷经,只知为学,不问成败的精神还是存在(现在和克利斯朵夫的时代一样存在),值得我们学习。你我都不是大国主义者,也深恶痛绝大国主义,但你我的民族自觉、民族自豪和爱国热忱并无一星半点的排外意味。相反,这是一个有根有蒂的人应有的感觉与感情。每次看到你有这种表现,我都快活得心儿直跳,觉得你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儿子!妈妈也为之自豪,对你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

分析你岳父的一段大有见地,但愿作为你的鉴戒。你的两点结论,不幸的婚姻和太多与太早的成功是艺术家最大的敌人,说得太中肯了。我过去为你的婚姻问题操心,多半也是从这一点出发。如今弥拉不是有野心的女孩子,至少不会把你拉上热衷名利的路,让你能始终维持艺术的尊严,维持你严肃朴素的人生观,已经是你的大幸。还有你淡于名利的胸怀,与我一样的自我批评精神,对你的艺术都是一种保障。但愿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在人世的时候,你永远能坚持这两点。恬淡的胸怀,在西方世界中特别少见,希望你能树立一个榜样!

我早料到你读了《论希腊雕塑》以后的兴奋。那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正如一个人从童年到少年那个天真可爱的阶段一样。也如同我们的先秦时代、两晋六朝一样。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正在寻一部铅印而篇幅不太笨重的预备寄你),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会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两晋六朝多少野心家,想夺天下、称孤道寡的人,坐下来清谈竟是深通老庄与佛教哲学的哲人!

亨特尔的神剧固然追求异教精神,但他毕竟不是纪元前四五世纪的希腊人,他的作品只是十八世纪一个意大利化的日耳曼人向往古希腊文化的表现。便是《赛米里》吧,口吻仍不免带点儿浮夸(pompous)。这不是亨特尔个人之过,而是民族与时代不同,绝对勉强不来的。将来你有空闲的时候(我想再过三五年,你音乐会一定可大大减少,多一些从各方面进修的时间),读几部英译的柏拉图、色诺芬一类的作品,你对希腊文化可有更多更深的体会。再不然你一朝去雅典,尽管山陵剥落(如丹纳书中所说)面目全非,但是那种天色水色(我只能从亲自见过的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天光水色去想象),以及巴德农神庙的废墟,一定会给你强烈的激动、狂喜,非言语所能形容,好比四五十年以前邓肯在巴德农废墟上光着脚不由自主地跳起舞来(《邓肯自传》,倘在旧书店中看到,可买来一读)。真正体会古文化,除了从小“泡”过来之外,只有接触那古文化的遗物。我所以不断寄吾国的艺术复制品给你,一方面是满足你思念故国,缅怀我们古老文化的饥渴,一方面也想用具体事物来影响弥拉。从文化上、艺术上认识而爱好异国,才是真正认识和爱好一个异国,而且我认为也是加强你们俩精神契合的最可靠的链锁。

石刻画你喜欢吗?是否感觉到那是真正汉族的艺术品,不像敦煌壁画云岗石刻有外来因素。我觉得光是那种宽袍大袖、简洁有力的线条、浑合的轮廓、古朴的屋宇车辆、强劲雄壮的马匹,已使我看了怦然心动,神游于二千年以前的天地中去了(装了框子看更有效果)。

……

你对Michelangeli的观感大有不同,足见你六年来的进步与成熟。同时,“曾经沧海难为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也是你意见大变的原因。伦敦毕竟是国际性的乐坛,你这两年半的逗留不是没有收获的。

最近在美国的《旅行家杂志》(National Geography)上读到一篇英国人写的爱尔兰游记,文字很长,图片很多。他是三十年中第二次去周游全岛,结论是:“什么是爱尔兰最有意思的东西?——是爱尔兰人。”这句话与你在都伯林匆匆一过的印象完全相同。

吃过晚饭,又读了一遍(第三遍)来信。你自己说写得乱七八糟,其实并不。你有的是真情实感,真正和真实的观察、分析、判断,便是杂乱也乱不到哪里去。中文也并未退步;你爸爸最挑剔文字,我说不退步你可相信是真的不退步。而你那股热情和正义感不知不觉洋溢于字里行间,教我看了安慰、兴奋……有些段落好象是我十几年来和你说的话的回声……你没有辜负园丁!

老好人往往太迁就,迁就世俗,迁就褊狭的家庭愿望,迁就自己内心中不大高明的因素;不幸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物质的幸运也常常毁坏艺术家,可见艺术永远离不开道德——广义的道德,包括正直、刚强、斗争(和自己的斗争以及和社会的斗争)、毅力、意志、信仰……

的确,中国优秀传统的人生哲学,很少西方人能接受,更不用说实践了。比如“富贵于我如浮云”在你我是一条极崇高极可羡的理想准则,但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正好把富贵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他们那股向上爬,求成功的蛮劲与狂热,我个人简直觉得难以理解。也许是气质不同,并非多数中国人全是那么淡泊。我们不能把自己人太理想化。

你提到英国人的抑制(inhibition),其实正表示他们犷野强悍的程度,不能不深自敛抑,一旦决堤而出,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人物,如麦克白斯、奥赛罗等等,岂不wild到极点?

Bath在欧洲亦是鼎鼎大名的风景区和温泉疗养地,无怪你觉得是英国最美的城市。看了你寄来的节目,其中几张风景使我回想起我住过的法国内地古城:那种古色古香,那种幽静与悠闲,至今常在梦寐间出现。——说到这里,希望你七月去维也纳,百忙中买一些美丽的风景片给我。爸爸坐井观天,让我从纸面上也接触一下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住过的名城!

1962年4月21日下午

读来信,感触万端。年轻的民族活力固然旺盛,幼稚的性情脾气少接触还觉天真可爱,相处久了恐怕也要吃不消的。我们中国人总爱静穆、沉着、含蓄、讲taste,遇到silly的表现往往会作恶。生命力旺盛也会带咄咄逼人的意味,令人难堪。我们朋友中即有此等性格的,我常有此感觉。也许我自己的dogmatic气味,人家背后已在怨受不了呢。我往往想,像美国人这样来源复杂的民族究竟什么是他的定型,什么时候才算成熟。他们二百年前的祖先不是在欧洲被迫出亡的宗教难民(新旧教都有,看欧洲哪个国家而定,大多数是新教徒——来自英法。旧教徒则来自荷兰及北欧),便是在事业上栽了筋斗的人,不是年轻的淘金者便是真正的强盗和杀人犯。这些人的后代,反抗与斗争性特别强是不足为奇的,但传统文化的熏陶欠缺,甚至于绝无仅有也是想象得到的。只顾往前直冲,不问成败,什么都可以孤注一掷,一切只问眼前,冒起危险来绝不考虑值不值得,不管什么场合都不难视生命如鸿毛:这一等民族能创业,能革新,但缺乏远见和明智,难于守成,也不容易成熟;自信太强,不免流于骄傲,看事太轻易,未免幼稚狂妄。难怪资本主义到了他们手里会发展得这样快,畸形得这样厉害。我觉得他们的社会好像长着一个癌:少数细胞无限止的扩张,把其他千千万万的细胞吞掉了;而千千万万的细胞在未被完全吞掉以前,还自以为健康得很,“自由”“民主”得很呢!

可是社会的发展毕竟太复杂了,变化太多了,不能凭任何理论“一以蔽之”的推断。比如说,关于美国钢琴的问题,在我们爱好音乐的人听来竟可说是象征音乐文化在美国的低落;但好些乐队水准比西欧高,又怎么解释呢?经理人及其他音乐界的不合理的事实,垄断、压制、扼杀个性等等令人为之发指,可是有才能的艺术家在青年中还是连续不断地冒出来。难道就是新生的与落后的斗争吗?还是新生力量也已到了强弩之末呢?美国音乐创作究竟是在健康的路上前进呢,还是总的说来是趋向于消沉,以至于腐烂呢?人民到处是善良正直的,分得出是非美丑的,反动统治到处都是牛鬼蛇神;但在无线电、TV、报刊等等的麻痹宣传之下,大多数人民的头脑能保得住清醒多久呢?我没领教过极端的物质文明,但三十年前已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欧洲文化界从第一次大战以后曾经几次三番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是真正的答案只有未来的历史。是不是不穷不白就闹不起革命呢,还是有家私的国家闹出革命来永远不会彻底?就是彻底了,穷与白的病症又要多少时间治好呢?有时我也像服尔德小说中写的一样,假想自己在另一个星球上,是另一种比人更高等的动物,来看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那时不仅要失笑,也要感到茫茫然一片,连生死问题都不知该不该肯定了。当然,我不过告诉你不时有这种空想,事实上我受着“人”的生理限制,不会真的虚无寂灭到那个田地的,而痛苦烦恼也就不可能摆脱干净,只有靠工作来麻醉自己了。

1964年4月12日

近几月老是研究巴尔扎克,他的一部分哲学味特别浓的小说,在西方公认为极重要,我却花了很大的劲才勉强读完,也花了很大的耐性读了几部研究这些作品的论著。总觉得神秘气息玄学气息不容易接受,至多是了解而已,谈不上欣赏和共鸣。中国人不是不讲形而上学,但不像西方人抽象,而往往用诗化的意境把形而上学的理论说得很空灵,真正的意义固然不易捉摸,却不至于像西方形而上学那么枯燥,也没那种刻舟求剑的宗教味儿叫人厌烦。西方人对万有的本原,无论如何要归结到一个神,所谓God,似乎除了God,不能解释宇宙,不能说明人生,所以非肯定一个造物主不可。好在谁也提不出证明God是没有的,只好由他们去说;可是他们的正面论证也牵强得很,没有说服力。他们首先肯定人生必有意义,灵魂必然不死,从此推论下去,就归纳出一个有计划有意志的神!可是为什么人生必有意义呢?灵魂必然不死呢?他们认为这是不辩自明之理,我认为欧洲人比我们更骄傲,更狂妄,更ambitious,把人这个生物看做天下第一,所以千方百计要造出一套哲学和形而上学来,证明这个“人为万物之灵”的看法,仿佛我们真是负有神的使命,执行神的意志一般。在我个人看来,这都是vanity作祟。东方的哲学家玄学家要比他们谦虚得多。除了程朱一派理学家dogmatic很厉害之外,别人就是讲什么阴阳太极,也不像西方人讲God那么绝对,凿凿有据,咄咄逼人,也许骨子里我们多少是怀疑派,接受不了太强的insist,太过分的certainty。

(选自《傅雷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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