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最近他到北京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就跟一个党员村长闹矛盾,搞不团结。”
“原因何在呢?”“据说是争地位……”
谷新民忽然笑了一下,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站起身,围着写字台走了半圈,又微笑地望着那个收住半句话、略微有点发楞的王友清说:“友清,你这个‘据说’实在欠妥了。争地位是据说,那么,我就可以以此类推,认为你刚才介绍的关于他闹不团结,还有他的不顾政策,有威信,积极等等都是属于‘据说’的范围。我们能靠‘据说’判断一个手下的党员吗?万万不能够。一个做领导工作的人,应当尽力避免这些模梭两可、似是而非的东西。”他说到这里,把话打住了,他体贴自己的干部,了解王友清是个爱面子的人。他有这样一个体会,认为在一些人身上,地位和自尊心是成正比例的,对这样同志的批评如果不适度的话,伤害了别人,影响了感情和信任,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谷县长很有分寸的拿捏,现在可以作为一种官场规则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卷宗,从卷宗里拿出一封信,说:“我找你商量一个问题。你先看信,思考一下,咱们再谈。老孟还没有回来,我得帮小刘给你做吃的去。”
王友清红着脸接过信,眼睛停在信封上,直到谷新民出了屋,他才看清信封上的字,写着:“天门区委请转县委领导同志”;下款是:“芳草地村”他从里边抽出一张信纸,上边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我们是两个共产党员。我们向领导上反映一个最重要的意见,提一个最重要的要求。
村长张金发同志向区领导的汇报,情况不真。芳革地土改以后的第一个春耕搞得没他说的那么好,实际上搞得很糟。地是对对付付地种上了。种上了,能保险收来吗?
跟领导上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尝到“发家竞赛”的甜头:有些人是非常赞成它的,比如富裕中农冯少怀,村长张金发,他们,一个不要爱国主义,一个不宣传爱国主义,鼓动邪劲。他们不顾别人死活,专门奔个人的日子。所以我们倒吃到了他们一点苦头。
照着这样竞赛下去,少数户乐,多数户愁,翻旁户最危险。我们很担心分到的土地保不住;农民支援不了工业,支援不了志愿军,啥年啥月到社会主义呢?
我们没文化,要说的话一肚子,写不出来。说这一点,没说清楚、迫切要求领导上快派人来调查,快帮我们出主意们挖掉穷根子。
万分火急,盼你们回复!
敬礼
高大泉(图章)
朱铁汉(一个很大的红指印)
王友清看完信就火了(踌躇满志,却被浇了一盆凉水,焉能不火?)。他“腾”地站起身,冲到屋门口,立刻听到厨房里传来刀勺声和谷新民跟小刘的说笑声。他又把迈出门坎儿的一只脚收回,不由自主的捏了捏衣兜里那个跟记者谈话的“提纲”。他慌乱地转了个圈子,重新坐在椅子上,把那信又看一遍,心里增添一股说不出来的烦乱感觉。他暗自想:芳草地绝不会像信上说的这样一团糟,张金发绝不会汇报假情况;张金发如果做假,区农业助理亲自到芳草地看过,能跟他一块做假吗?就算农业助理也做了假,那么饮事员范克明跟这件事毫没关系,不断地夸奖芳草地的春耕成绩,也是在做假吗?笑话(人啊,都是承认自己喜欢的“事实”)!他觉着这封信语无伦次,通篇都是胡说八道,都是故意捣乱,真是岂有此理。接着,当他怒冲冲地把这封短信看了第三遍的时候,忽然冷笑起来。
谷新民端着一盘凉菜进来,放下菜盘,点上香烟拉过椅子坐下,用审视的眼光看看王友清,问道:“友清,看过了?咱们研究研究吧。”
王友清这时候已经找到否定这封信的充足的理由了,因此,他平静下来,很老练地对县长说、“我先说说自己的看法,不妥当您再批评。”
谷新民把烟盒递给王友清。他先给王友清看信,既不立刻追问,也不表示任何态度
他是有意识地测验他的下级对事物的分析和认识能力的。他原以为王友清看了信会发火,会激动,会急不可耐地用大堆理由否定这封信来为自己开脱。这会儿,他发觉自己的估计并不正确。光凭王友清这副冷静的神态,就足以博得县长的满意了。
王友清把信托在手掌上另一只手指点着说:“我觉得,这信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谷新民很有兴趣地听着:“说下去,矛盾在什么地方?”
王友清小心地说:“您看,开头说‘芳草地春耕搞得不好,张金发汇报的情况不真’接着又说把地种上了。既然承认种上了,这就不存在虚假。张金发汇报的是春耕进度。至于说‘对对付付’种上的,只能证明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困难不少。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耕,哪能像电影上那样,拖拉机开动就一大片呢?张金发认真执行上级的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春播任务,这不是更应当表扬,而毫无指责他的理由吗?至于信上接着提到收成保险不保险的问题,那是未来的工作,张金发并没向区委具结、划押、递保证书,声明亩产要稳拿多少斤,怎么能现在就先算他的账呢?您说,这不是矛盾百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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