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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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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满载而归

从首都北京回来的那些浑身是劲儿的人们,在高台阶前边的三岔路口上分散了,各自投奔常常想、常常盼的家里去了。他们这种不约而至,突然地推开门,站立在媳妇、孩子和父母面前的时候,会给这些亲人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怎样的欢乐呢?他们的第一句话要说什么?他们的第一件事要办什么?他们怎么能够满足那些没有机会逛逛首都的人们的好奇心,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呢?他们又怎样把自己那么多的见闻和感想,一宗一件地传达给这些人呢?……这一切,实在有意思。

高大泉站在原地,心里这样想着;连他自己也奇怪,为什么要想这些,又是这样很有兴致地想着;同时,他笑嘻嘻地眯着眼,望着四散去的背影,望着有人在跟邻居打招呼,有的人背上的东西被自己的孩子接过去,直到最后一个伙伴进了朝南去的胡同口,他才转身往东走。(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浩然老师的匠心体现在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里。研究《金光大道》就像研究《红楼梦》,很有意思。草蛇灰线的感觉,非在一处。所幸的是《金光大道》有头有尾。不用人们猜想情节。)

芳草地还保留着过春节时候的喜庆气氛。高台阶空场子上那个用四个大车轴辘搭成的戏台还没有拆除,场子上散乱地扔着人们当座位用的砖头石块。贴挂在家家门口的对联,还很鲜艳,新糊的窗户还挺白净,小孩子们身上的新衣服也是整洁的,街道两旁的粪堆和土堆增多了。有两家的破土屋拆掉还有几处搭着脚手架,正在盖新房。虽是吃午饭的时候,远远的还能看到东坑沿有好几伙人,有刨坑泥的,有用筐子往外挑的,都干得很欢。好多人家的院墙、寨笆也都修理过了。……

高大泉看着这个离开两个多月的家乡,想着他翻来复去想了许多遍的问题,计划着等安定下来之后,怎样一点一点地推广实现自己的打算。他走着,看着,忽见冯少怀家的大车门旁边的墙下站着一个穿蓝色棉布大衣的人,一手提着灰桶,一手拿着刷子,弯着腰,往墙壁上刷写大标语。从那细高的个子、大衣下边的两只黑皮鞋、还有那副缓慢文稚的动作(穿戴和气质都不是农民),他立刻认出是小学校的教师于宝宗,就招呼一声:“嗨!于老师嘛!”

于宝宗听到声音,慢慢地转过头,用那只拿着刷子的手背把他的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朝鼻梁上推推。仔细地看了看,才笑着回答:“大泉同志,从北京回来啦?”

高大泉说:“刚到。”

“过年好哇?”

“这个年过得非常有意义呀。”

“传说你们在火车站上长期工作不回来了。”

“不回来还行,农民的任务就是搞好农业生产嘛。”

于宝宗温和地笑笑,随口说了句:“有空到学校玩吧。”

高大泉却认真地回答说:“明天或是后天,我找你们几位老师呆一会儿,咱们一块商量个事儿吧。”说着就一条条地观看刚刷写完的标语。

标语字是用白灰泡水,刷在那些黄土墙和灰砖墙上边的,字写得很大,格外显眼。这边一条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抓紧春耕夺丰收”,那边一条是“努力增产,发家竞赛”,接着是“要发家,种棉花”。

他走着,看着,用这些标语跟他这几个月在首都北京耳闻眼见的一切对照,跟许多老革命同志的教导对照,同时跟自己想的一些问题对照。他觉得这些字刺眼,这些话很别扭,越琢磨越觉着不对味儿。

他急急忙忙地踅(xue-怀疑是“折回来”)回来,焦急地朝已经走到远处刷写的于宝宗喊:“喂,于老师!”

于宝宗一边写着,一边想着什么事儿,被这喊声吓了一跳,手里的小灰桶差一点儿掉到地上。灰水一摇,溅在他的大衣襟上了。

高大泉停在他的跟前,问:“这标语,您写了多少啦?”

于宝宗观察着高大泉的脸色说:“前街、后街都写完了,就剩下西头,下午也就差不多了。”

高大泉使劲一摆手:“这不行啊!”

于宝宗打个楞:“不行,字写错啦?”

“字没有错。”

“那,字体写得不好看吗?”

“标语在内容,不在字好看不好看,”

于宝宗这才缓口气,心里立刻又升起一种蔑视的情绪,暗想:你一个庄稼人,上几天民校,字都不准能认全,还能深究什么内容呢?真是笑话。可是他嘴上说:“我只管照着底稿写,没研究内容。”

高大泉干脆地说:“这标语的内容不太合适。”

于宝宗对这个农民竟品评起这种高不可攀的学问,态度又如此武断,有点吃惊了:“怎么不合适呢?”

高大泉说:“起码不全面,写标语,就是对群众发号召、搞宣传,不是随随便便地一涂一写的事情。应当写增产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巩固工农联盟;应当写多产爱国粮,支援志愿军,狠狠打击美帝国主义!

于宝宗听了这片话,倒是真吃惊了。他摘下眼镜,放在嘴边哈哈热气,用手掌擦擦,戴上,又仔细地观察着面前这个讨过饭、逃过荒、打过长活的庄稼人,注意地思考着他的这番议论。

高大泉把自己的想法讲完之后,语气缓和下来说:“于老师,麻烦你一下按着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再编几条新的,往下写,好不好呢?”

于宝宗连忙说:“大泉同志,你刚才说了,标语口号可不是随便往墙上写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编的,我可不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高大泉说:“按我说的意思编写,不会有错。”

于保宗说:“没错也不行。这标语稿子张村长亲自交给我的,嘱咐我一个字也别错,全部照着抄,乱改还行吗?”(官僚机器一贯如此。)

高大泉想了想说:“那你就先休息一会儿,我去找材长商量商量;怎么改,回头我再告诉你。”

于宝宗说:“这倒可以。”

高大泉从肩上卸下背包,放在墙边的一块青石上,求于宝宗照看一下,如果见到东街的人从这儿路过,替他捎到家里去。随后,他就一直往后街走,想到张金发的家里去。他刚迈出几步,远远地看见一个老太太从对面走过来。

这老太太大骨架,满头银丝一样的白发,拄着一根长长的拐仗,穿一件打到膝盖头的蓝布的罩衫,好像要办什么急事儿,又走不动,挪挪擦擦地迈着步子。

高大泉认出是老军属、邓久宽的大娘邓三奶奶,就紧走几步,迎到跟前,伸手扶住了她的胳膊,亲热地说:“三奶奶,您好哇?”

邓三奶奶停住步,仰起脸,把一只粗筋突露的手举到眉头上,遮着中午强烈的阳光,两只眼睛使劲往一块儿挤着,看了半天,忽然咧开缺牙的嘴巴乐了:“大泉,是你呀。没想到你这会儿回来,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有人往我们耳朵里边吹风,说什么高大泉走的是另一条发家的道儿,留在北京当长期工人了。我跟老周忠两个人给大伙开心解说:不会的,眼下芳草地还是这副穷样子,大泉他不会把大伙扔个不上不下就自己走喽。我们猜的不错吧?”

高大泉微笑着说:“要在芳草地搞的大事情还没有开头,更不用说成功,哪能离开这儿呢。”

邓三奶奶点着头:“是呀,是呀,我们信得住你。别人爱编啥瞎话,让他们编去吧。”

高大泉上下打量着老人家,说:“看样子,您的身子骨倒挺结实了。”

邓三奶奶一只手轻轻地拍着高大泉的胸脯子说:“我死不了,又活了,活得更结实了。我想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福,还得亲眼看看芳草地变成个啥样子,那时候死也安心了。说一遭儿,亏了你捎那药灵验,吃下去立地生效,一天比着一天好。你久宽哥硬说他买的那药跟你买的那药是一个牌子,我不信。我活七十岁,走南闯北,谁能骗我?你有人家大泉的精明才份,你能买来这样的灵丹妙药哇。”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

高大泉陪着笑笑,又问:“您晌午没歇着,到北街干什么去啦!”

邓三奶奶左右瞧瞧没人,叹口气:“别提了,我又干一件管闲事落不是的事儿哪。唉,只要见着不合咱们贫雇农心意的事儿,不管就受不了哇。告诉你,还是为金发。如今是咱们共产党掌大权的天下,咱芳草地,就你们三个眼珠儿似的党员,大事小事都得朝你们说哪,怎么不叫人心疼珍贵呀!”

她缓口气,说:“还是年头里的事儿,我听朱荣媳妇说,金发要盖房,买了歪嘴子房后边的砖墙……,

高大泉听到这儿打个楞:“他要买歪嘴子的后砖墙?这是怎么回事?”

邓三奶奶说,“是呀,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他急着盖房,也不能急得什么都不顾哇。有钱哪儿买不出砖来,何必沾地主?他过去跟歪嘴子不清不浑,后来裂开了,这多好。这回要是办了这事儿,旁人看着,没私也有弊,好说不好听。我开始没敢露面,我知道他烦我。我先找铁汉。这孩子,还是不往心上放事,硬说这没啥了不起,让我给骂了一顿。他没办法,勉勉强强地去找金发说,大概是三言两语给顶回来了。我又找老周忠,他是老年人,是有头有脸说话占地方的,让他出面,劝一劝,总得听吧?没想到也碰了个软钉子。过几天,我又让孩子把秦恺叫到家,跟他说说,托他劝劝金发退了这个买卖。人家秦恺是心里有坎面上平,明知说也不顶用,也不去找这种没趣儿。这个门不行了,我想起范克明。他跟金发对劲儿,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好朋友,他劝劝保险顶用。我还没动身,又听万淑华说买墙的钱就是范克明借给金发的。你瞧,他住大北头子,我要是去了,不也照样白走一趟吗?”

高大泉听了这番话,心里想:范克明是个精细人,在区里工作,受的教育多,同时对张金发也很要好,张金发对他更不错,怎么能够支持张金发干这号事儿呢?张金发过去跟歪嘴子的关系,他没有亲眼见到,总不会没有听说过吧?

邓三奶奶拍拍蓝布褂子大襟,接着说:“万般无奈,我只好亲自出马了。早起我好歹吃口东西,就出了门。我下了个决心,打算今个跟金发掏心窝子说,哪怕是求求他,也得求他听我的话。我好不容易挪到他家。陈秀花说,他上村公所了。我又挪到村公所,那儿锁着门,根本没有一个人影子。我还不死心,接着又把金发常串门的几家,都找遍了,还是没见着。没想到这个可恶的东西,安心耍我这个老太太,哼!”(是不是有人认为老人家是小题大做啊,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事啊。对这个我没有发言权。但我想,如果真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家,而且他们的意见能够反映上去,可能当今的农村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三农问题、空心化等等。)

高大泉听着老人的述诉,心里很受感动。他的脑海立刻出现了一幕动人的情景。白发苍苍的老人,怀着满肚子热情,冒着初春寒风,踏着残留着冰雪的道路,在芳草地的大街小巷艰难地奔走。……同时,他想起去年冬天,当冯少怀买了骡子搞示威,老人家抱着病,大黑天找他,给他提醒的那件事。他的心里泛起一股热流,通遍周身。他想到这里,两只大手一齐扳着老人的两条胳膊,深情地望着老人家那皱纹纵横的脸,好久才说:“我全明白了。我送您回家吧。我马上代表您和大家去找金发。我把您的心意告诉他,把我的心意告诉他;无论怎么样,我要劝他把砖墙退掉,他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他。”

邓三奶奶说:“我找到他了。”

高大泉心里一亮:“您把他劝好了?”

邓三奶奶摇摇头:“不行啦……”

“不行也得行。我去找他!”

“你去也晚了。”

“怎么?”

“生米做成了熟饭,金发这会儿正领着人拆墙哪!”

高大泉感到胸口一阵难忍的绞痛(对张金发极度的失望,刚充电回来,就遭遇了短路);他转过脸去,两眼发呆地望着对面的墙壁。土墙壁上的白字,像针一徉刺他的眼睛。路的另一边是一家门口,里边有一盘露天的石碾台,几个妇女正在那儿轧粮食。他们一会儿嘁嘁喳喳,一会儿又大说大笑,同时捧子粒儿在碾盘上响着“僻僻啪啪”的爆裂声。

隔壁的短墙上出现一个女人的头,那是朱荣的媳妇万淑华。她朝妇女们喊:“喂,谁在最后边,给我占个地方,你轧完了,我轧点儿。”

妇女们叫她“过来呀。”

“我还忙着收拾家伙哪。”

“这么晚吃饭?”

“串门去啦。”

“又有啥新闻哪?”

“上北京做小工的都回来了。”

“是吗?”

“一个个肥头大耳,威威武武,都练得能说了,一套一套的。都发财了。老吕家买了猪,老周家牵来了牛,真不得了。高大泉也回来了,挣回一大包子洋钱票!”

妇女们都看见高大泉就在门口站着跟邓三奶奶说话儿,没听她报告完,就都大笑起来。

万淑华被笑得莫名其妙,大声喊:“笑什么,一点没错,他们是满载回来的嘛。”

高大泉振作一下搭腔嚷着:“嫂子,你这回的电报可没报准哪。我是满载回来的,可不是金银财宝洋钱票,这些比那个宝贵,将来大伙——一块儿用。……”(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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